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余華《活著》持久暢銷廣受歡迎的關鍵，就是寫中國人“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在中國當代文學中，“苦難”是取之不盡的故事源泉，“善良” 是作家、讀者和體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間。模擬農民的角度看共和國史，雖然無數災禍、很多危難，但是家人沒有背叛，道德沒有崩潰。凡是人民自覺而且長久喜歡的作品，總有其正能量。

關鍵詞：很苦 很善良 余華 《活著》

一

重讀近百部20世紀中國小說，忍不住在想：這一個世紀的文學，有沒有一個總標題？

首先想到魯迅的《藥》，因為幾十上百位最出色的中國小說家，幾乎都以描寫批判拯救苦難中國為己任，都覺得中國社會“病”了，雖然病癥病因病源不同。李伯元、劉鶚覺得官場是病源，魯迅覺得國民性是病根，延安作家覺得反動派是病毒，1980年代作家覺得“文革”是病體，但總之社會生病了，作家的工作就是看病治病。民主、科學、自由、戀愛、革命、實業、科幻、國學等等，都是不同藥方。作家希望文學也是一種“藥”。

《家》也是一個很有象征性的書名，中國人的故事大部分都發生在家里，圍繞著“家”的人倫關系，都試圖保衛、延續、挑戰或叛逆廣義狹義的“家”。 《家》的近千萬銷量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廣大民眾的認可。

2019年中國最暢銷圖書，非虛構類是《習近平在正定》，虛構類是《活著》。而且虛構類和非虛構類對比，前者銷量更高。為什么《活著》能夠成為新時期的《家》或者《紅巖》呢？

文學總是人學，晚清小說依據“人倫” 批判“怪現狀”，五四注重“人生”—— 人首先要生存生活生命，延安以后講“人民”，強調階級。當代文學再次回歸“人生” ，首先是“活著”。1930年代斯諾編的中國小說英譯選，書名就叫《活的中國》。

余華出生于1960年，幾年之隔，他和“50后”知青作家群明顯不同。余華不像莫言、賈平凹、張承志、史鐵生、韓少功等，在從事文學前先有一段刻骨銘心的鄉村苦難記憶。莫言的創作總是銘記兒時饑餓痛苦，張承志始終守望紅衛兵理想主義，史鐵生是用殘缺的生命寫作，知青農村背景也一直是阿城的靈感源泉。相比之下，余華更接近于職業小說家。如果說與余華齊名的這批作家，好像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寫，余華卻有更多技巧、風格的選擇，所以他能寫幾種很不一樣的小說。從早年殘酷拷打人性暴力的《現實一種》，到中國古代酷刑傳統的當代展覽《一九八六年》；從同情底層的寫實轉向——《許三觀賣血記》，到將“文革”與“文革后”兩個時代對比的《兄弟》。《兄弟》里，“兄是假胸”，“弟是真諦”。善良的哥哥，后來淪落到賣女人假胸的地步，而粗俗暴發的弟弟（“弟弟”）成了新時代發展的“真諦”。

在余華不同階段、不同方向的小說實驗中，從影響、銷量來看《活著》最為成功。小說描述了福貴一家人歷經國共內戰、土改、“大躍進”、自然災害、“文革”和改革開放整整六個歷史階段。這六個歷史階段其實也存在于過去幾十年的不同小說里，從《小二黑結婚》《財主底兒女們》開始，整個當代文學一直都在講這六個階段的中國故事。在某種意義上，《活著》好像是一部當代小說的精簡縮寫本，將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各種中國故事簡明扼要再說一遍。有些地方是呼應，是證明，有些地方是補充，是提問，整體來說很少顛覆，互不否定。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學現象。

二

小說的敘事者是兩個“我”：一個是下鄉采風的文青，另一個是向文青講故事的老農民。文青當然代表了對農民命運的一種觀照和感慨，但是他很少打斷，很少議論。

老農民的第一人稱其實比較難寫，又要有點戲劇性，又要有點農民腔。從農民腔角度，余華的語言不如《秦腔》《古爐》。但是余華也盡量避免文藝腔。故事生動，情節緊湊，節奏很快，尤其是細節精彩，讀者很快就忘了，或者說原諒了這個福貴的第一人稱，到底是不是老農民語言。讀者自然而然進入了他的，也是很多中國人的40年人生。

在考察福貴經歷的六個歷史時期和其他同類小說之間的互文關系時，本文想討論一個問題：為什么是《活著》，而不是別人或余華別的小說，至今仍然這樣受到民眾歡迎？

在解放前，或者說舊社會，福貴是一個地主的敗家子。家有百多畝地，而福貴只熱衷于嫖和賭，“這個嫖和賭，就像是胳膊和肩膀連在一起，怎么都分不開。后來我更喜歡賭博了，嫖妓只是為了輕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樣，說白了就是撒尿。賭博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又痛快又緊張，特別是那個緊張，有一股叫我說不出來的舒坦”①。

作家顯然在小心尋找一種農民能夠說的文藝腔，比如“撒尿”這個比較農民，“又痛快又緊張”，稍稍有點文藝。

福貴當時很離譜，父親管教也不聽，甚至帶了妓女去向他的丈人——一個米行的老板請安，完全是惡作劇。作為地主兒子，福貴既不像“財主底兒女們”那樣在時代大潮當中掙扎沉浮，也不如《古船》里的抱樸，受很多迫害還苦讀《共產黨宣言》。福貴的少爺形象，接近吳組緗《官官的補品》，也是第一人稱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惡行。因為是作家比較陌生的一段歷史，就像王安憶《長恨歌》寫舊上海選美，主要都是依靠第二手材料，依靠左翼文學的公眾想象。

最后一次賭博時，年輕的妻子家珍懷著七八個月的兒子，找到青樓賭臺，勸老公停手。福貴繼續賭，家珍又拉他衣服，又跪下。“我給了她兩巴掌，家珍的腦袋像是撥郎鼓那樣搖晃了幾下。挨了我的打，她還是跪在那里，說：‘你不回去，我就不站起來。’現在想起來叫我心疼啊，我年輕時真是個烏龜王八蛋。這么好的女人，我對她又打又踢。”“后來我問她，她那時是不是恨死我了，她搖搖頭說：‘沒有。’”

女人走后，賭運轉了。其實是對手龍二作弊，福貴把全部家產都輸掉了。

福貴父親很生氣，但也替兒子認賬，把地和房子都賣了，以兩大筐的銅錢，叫兒子挑著進城還賭債。賣房時他父親說：“我還以為會死在這屋子里。”后來他爹死在糞坑旁。丈人看女婿太不像話，把家珍接走了。女兒鳳霞留在福貴這里，新出生的男孩就在女家。一個地主人家就此衰敗。

到這里為止，余華的舊社會的故事，和吳組緗、蕭紅、茅盾等左翼文學基本吻合。除了賢妻家珍，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

龍二成了地主，福貴反過來向龍二租地，自己學習農耕。因母親得病，福貴到城里去請大夫，莫名其妙被國民黨軍隊拉了壯丁。福貴于是參加了解放戰爭，不過身在國民黨軍隊陣中。這時福貴認識了老兵老全，還有少年兵春生。抓來的壯丁當然不肯認真打仗，連兇狠的連長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活著》里的內戰故事，又可以和十七年文學如吳強《紅日》呼應對照。福貴的隊伍很快投降了，他戰戰兢兢，選擇拿路費回家，證明解放軍確是文明之師。

接下來就進入第二個歷史階段——土改。“離村口不遠的地方，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帶著個三歲的男孩在割草。我一看到那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女孩就認出來了，那是我的鳳霞。鳳霞拉著有慶的手，有慶走路還磕磕絆絆。”

當然，小兒子不認識爹，沒見過。鳳霞認識，但是聾啞了，說不出話。“這時有一個女人向我們這里跑來，哇哇叫著我的名字，我認出來是家珍，家珍跑得跌跌撞撞，跑到跟前喊了一聲：‘福貴。’就坐在地上大聲哭起來，我對家珍說：‘哭什么，哭什么。’這么一說，我也嗚嗚地哭了。”《活著》無數次寫到哭。

土改時福貴已是窮人，結果分到五畝地，就是原先租龍二的五畝地。“龍二是倒大楣了，他做上地主，神氣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產黨沒收了他的田產，分給了從前的佃戶。他還死不認帳，去嚇唬那些佃戶，也有不買帳的，他就動手去打人家。龍二也是自找倒楣，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說他是惡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龍二還是不識時務，那張嘴比石頭都硬，最后就給斃掉了。”槍斃那天，龍二還見到福貴，說：“福貴，我是替你去死啊。”

對當代作家來說，怎么寫土改，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難題和考驗。《創業史》里地主已經殺完，但有富農蒙混過關，一直給社會主義添亂；張煒《古船》里地主活活被嚇死，他兒子靠了《共產黨宣言》，后來成為當地經濟的救星；莫言《生死疲勞》里地主死了以后不甘心，變牛、變馬、變豬，一直活躍在那片土地上……

相比之下，余華的《活著》選擇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敘事策略：首先強調龍二槍斃活該，這就符合了關于土改的主流政治定論。但是龍二本來不是個地主，就是投機取巧。租地給福貴，也沒有特別苛刻。富人被剝奪財產，是否還應處死？讓讀者存疑。本來地主是福貴，因禍得福，輸掉了地主帽子，換來了貧窮新生，世事難料，世事荒誕。

世事難料是《活著》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福貴一家的悲慘經歷，都是“世事難料”。但在“世事難料”中，小說又有兩個情節規律：只有厄運，沒有惡行；只有美德，沒有英雄。

三

正當梁生寶要帶著貧苦農戶走向金光大道的時候，大概也是在1950年代中期，福貴一家的生活卻出現了實際的困難。為了省錢讓兒子讀書，福貴跟家珍商量，想把鳳霞去送人。在兒女間做選擇，犧牲女兒也是農村常態。

小說寫將鳳霞送人時，女兒的眼淚在臉上嘩嘩地流。到了別人家，鳳霞要伺候兩個老人。這邊兒子有慶也不干了，說：“我不上學，我要姐姐。”福貴就打，打得兒子上學以后，屁股都沒法坐在椅子上了。

過了幾個月，女兒鳳霞跑回來了，福貴還是要送她回去。“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難受，我不讓自己去看鳳霞，一直往前走，走著走著天黑了，風颼颼地吹在我臉上，又灌到脖子里去。鳳霞雙手捏住我的袖管，一點聲音也沒有。”

因為女兒走路腳痛了，福貴又揉揉她的腳，最后就背起女兒走。“看看離那戶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燈下把鳳霞放下來，把她看了又看，鳳霞是個好孩子，到了那時候也沒哭，只是睜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臉，她也伸過手來摸我的臉。”

這段父女互相摸臉的文字，簡單樸素，筆力千斤。余華很能把握平淡和煽情之間的分寸。

她的手在我臉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那戶人家去了。背起鳳霞就往回走，鳳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緊緊抱住了我，她知道我是帶她回家了。

《活著》就是由幾十個這樣用故事抒情的細節連貫而成。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們怔住了，我說：“就是全家都餓死，也不送鳳霞回去。”

可見在中國人的宗教里，“活著”從來不是個人選擇，而是一家人的事。

小說里寫兒子有慶的鞋，可以單獨成一短篇。有慶10歲光景，又要割草喂羊，又要趕上學，每天來回幾十里，他的鞋底很快穿了。福貴罵他：你這是穿的還是啃的？孩子不敢哭，以后走路，鞋就套在脖子上，光腳丫跑，到了學校里或者回到家才穿鞋——這樣無意當中練就了快跑能力，后來在學校體育課大出風頭，再后來又搶著去輸血……《活著》就是連環禍福，世事難料。

小說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人民公社來了。五畝地歸公，鄉親們都吃共產主義食堂。這時候余華其實還沒出生，當然還是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來想象“大躍進”。 但《活著》這時主要和《李順大造屋》《剪輯錯了的故事》等“新時期主流” 同步。但是沒有《古船》那么夸張，因為敘事要保持福貴的麻木、無知狀態。高曉聲寫到萬畝地、土高爐，有段非常精彩的議論：“后來是沒有本錢再玩下去了，才回過頭來重新搞社會主義。自家人拆爛污，說多了也沒意思。”②可是在余華（或者說福貴）這里，只有事實表象，沒有政治議論，只有荒誕細節，沒有復雜背景。

小說寫大家牲口都入社，之后牲口常常挨餓。兒子有慶偷偷割草，半夜去喂他以前養的兩只羊。福貴就罵他：“這羊早歸了公社，管你屁事。”有慶還找機會去抱抱那兩只羊。

公社要建煮鋼鐵的爐子——余華不用“大煉鋼鐵”之類的話語，就用農民的語氣“煮”，不是煮豆腐，是煮鋼鐵。村里人找了一個放汽油的桶，還問煮的時候要不要加水。所有事情都是隊長指揮，大家聽話，都不覺得隊長有錯。隊長聽上面的話。小說里沒有一點對隊長或者上面懷疑的意思，隊長做了很多蠢事，但一點都不像壞人。小說描寫1950年代，只寫現象不找背景，只列細節不尋原因——《活著》的故事很苦，至今可以暢銷。

“大躍進” 期間，任勞任怨的家珍得了軟骨病。“看著家珍瘦得都沒肉的臉，我想她嫁給我后沒過上一天好日子。”這時鄉親們慶祝鋼鐵煮出來了。“隊長拍拍我的肩膀說：‘這鋼鐵能造三顆炮彈，全部打到臺灣去，一顆打在蔣介石床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吃飯的桌上，一顆打在蔣介石家的羊棚里。’”可見羊棚很重要。但是公社食堂最后一餐，把村里的羊全給宰了吃了。有慶像掉了魂一樣。福貴后來就給兒子買了一個羊羔——當然，“大躍進”以后才能買的。有慶就非常高興，在學校里跑步又跑第一名。

沒過多久，饑餓的浪潮來了，小說悄悄地轉入第四個歷史時期——“三年自然災害”。“自然災害”里邊多少天災，多少人禍，這不是《活著》要回答的問題。“那一年，稻子還沒黃的時候，稻穗青青的剛長出來，就下起了沒完沒了的雨，下了差不多有一個來月，中間雖說天氣晴朗過，沒出兩天又陰了，又下上了雨。我們是看著水在田里積起來，雨水往上長，稻子就往下垂，到頭來一大片一大片的稻子全淹沒到了水里。村里上了年紀的人都哭了，都說：‘往后的日了怎么過呀？’” “自然災害” 后等國家救濟。“隊長去了三次公社，一次縣里，他什么都沒拿回來，只是帶回來幾句話：‘大伙放心吧，縣長說了，只要他不餓死，大伙也都餓不死。’”

但幾個月以后，再節省，存糧都快完了，福貴、家珍就商量要賣羊換米，可是羊已經被有慶喂得肥肥的，像寶貝一樣。福貴很艱難地跟兒子說這事，“有慶點點頭，有慶是長大了，他比過去懂事多了”。但是有慶有個要求，“爹，你別把它賣給宰羊的好嗎？”明知不可能，福貴還是先答應了。

賣羊的路上，父子同行，這又可以成為一個短篇，令人想起《生死場》里王婆賣馬——二三十年過去了，農民還是一樣，忙著生，忙著死。從煮鋼鐵、父子賣羊起，《活著》就越來越回歸五四的人生主題，“人”首先是要“生” ，要“活著”。

換了幾十斤小米，不到三個月又吃完了，之后就挖野菜。挖地瓜時，福貴跟王四打架，差點出人命。人為了一個地瓜，能冒著死的風險。山窮水盡時，還是家珍好，已經生病了，但硬撐著進城，從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帶回來。但是一煮粥，煙囪冒煙，村民都看見，餓極了的隊長也上來要分上一口。

從人民公社到“自然災害”，農民無窮無盡地受苦，但是小說里沒有一個壞人——多厄運，少惡行。

四

《活著》的特點不僅是多厄運，少惡行，而且多美德，少英雄。

余華早期寫《現實一種》，解剖人性之惡十分殘酷。但實際上，余華又是同輩作家當中最擅長寫老百姓的善良美德的。福貴的妻子家珍就是一個百分百的好人，傳統道德的當代樣板，幾乎令人相信這樣的好人真的可以存在。

小說開始時，她跪求敗家子戒賭，被打耳光也不怨恨，既是女人的常態，也是圣人的境界。之后丈夫被抓了壯丁，幾年內她獨自帶大兒女，多少艱辛。后來女兒聾啞被人欺，兒子養羊又歸公。一會兒煮鋼鐵，一會兒挖野菜。就像福貴自己說過的，她本來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后，沒有一天好日子，可是從來不抱怨。到“三年自然災害”，家珍病倒了，但還要去掙工分，到娘家去求救，最后摔倒，起不來了。福貴說：“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種時候也不叫一聲苦。”

她還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給兒女做衣服，說：“我是不會穿它們了，可不能跟著我糟蹋了。”衣服沒有做成，連針都拿不起了，家珍又說：“我死后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結，我到了陰間解不開，拿一塊干凈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在《活著》這本小說里，在家珍身上，讀者幾乎找不到缺點。照理說，這樣寫人物，不大能夠令人信服。余華，或者說福貴，用很多世事難料的細節，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讀者期待。

某天有慶學校的校長，她是縣長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師就集中學生在操場上要他們去獻血。學生們很踴躍，跑去醫院。有慶跑第一，但老師說他不遵守紀律，不讓他獻血。但是其他同學血型不對，有慶又乖乖地認錯，所以就被允許抽血。“抽一點血就抽一點，醫院里的人為了救縣長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兒子的血就不停了。抽著抽著有慶的臉就白了，他還硬挺著不說，后來連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著說：‘我頭暈。’抽血的人對他說：‘抽血都頭暈。結果有慶腦袋一歪摔在地上，醫生才發現心跳都沒了。”

大概是多年后的回述，老漢也沒有多少感慨用語，只說他到醫院，找來找去總算找到一個醫生，問清了名字，醫生說：你有幾個兒子？然后說：“你為什么只生一個兒子？”不僅老婆家珍，兒子有慶也是一個沒有缺點的、善良至極的人物。

福貴昏過去了，醒來再找醫生算賬，被人阻止。《活著》一直只述厄運，不查原因，只見苦難，不見惡人，這時突然出現一個坑害百姓的符號——縣長和縣長女人。干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問責了？不會。

原來，福貴怒火朝天找到了縣長，發現縣長就是當年一起在戰壕里的國民黨兵小戰士春生——于是，本來可能激化的百姓和政府的矛盾（官民沖突）馬上又淡化了。

同樣的矛盾在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里，點到要害：靠了這些民眾支持打下江山，今天不讓老百姓吃飯，你們（我們）到底是面對著誰而革命？但余華是不會這樣提問題的。

既然是當年共生死的戰友，小說馬上寫他們回憶往事：“說著我們兩個人都笑了，笑著笑著我想起了死去的兒子，我抹著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說：‘春生，我兒子死了，我只有一個兒子。’春生嘆口氣說：‘怎么會是你的兒子？’”這個潛臺詞很奇怪，要不是你的兒子，事情就不嚴重嗎？

福貴說：“春生，你欠了我一條命，你下輩子再還給我吧。”

這類細節，一個連一個，多而且慘。敘事節奏推進很快，所以人物性格雖然刻畫得不太完美，人們還是很容易被感動。

接下來福貴背著兒子尸體回村，埋在父母墳頭。他想瞞家珍，但瞞不了。所以就背著老婆去上墳。回家的路上，家珍哭著說：“有慶不會在這條路上跑來了。”孩子之前不穿鞋子跑步。福貴說：“我看著那條彎曲著通向城里的小路，聽不到我兒子赤腳跑來的聲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滿了鹽。”

有次請余華來嶺南大學演講，特別解釋最后這句話。把月光寫成“像是灑滿了鹽”， 作家頗費心思，反復推敲。怎么讓一個農民在這樣極度悲傷的情況下看月亮呢？古今中外，寫月光千萬種，說是像鹽，真是特別——要寫出農民心理，又要讓作家抒情。

《活著》的情節框架就是一連串世事難料：賭輸家產，逃過了土改；壯丁難友，卻做了縣長；兒子跑步獻血，丟了性命；老婆病入膏肓，卻突然有了好轉。

五

接下來就是聾啞女兒鳳霞的故事了。

女兒大了，羨慕人家婚嫁戀愛。隊長介紹了一個偏頭萬二喜。初次上門也不多看鳳霞，也不講其他婚嫁條件，只在福貴家里的屋前屋后轉，然后就走了。福貴以為這男人嫌棄他家窮，不料過幾天，二喜帶了一幫伙計上門，直接幫福貴家修屋頂，刷墻，整家具，還帶來了豬頭、白酒。

雖說高尚的愛情不應該物質化，但中國故事里也有馬纓花拿饃饃表達愛意，芙蓉姐用米豆腐關心男人。像二喜這種話不多說（反正鳳霞聾啞）直接就幫女家修房子，也是一種求婚方式，令人感動。

他問：“爹，娘，我什么時候把鳳霞娶過去？”福貴只有一個要求：“鳳霞命苦，你娶鳳霞那天多叫些人來，熱鬧熱鬧，也好叫村里人看看。”

史鐵生、路遙寫鄉土婚俗都是同情或批判，到余華筆下卻變得無比浪漫。辦事那天，來了很多人，又派煙，又送糖，土里土氣，敲鑼打鼓。

就在鄉村農民掙扎活著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小說進入了第五個階段。“文革”和鄉下人有什么關系？“城里的文化大革命是越鬧越兇，滿街都是大字報……連鳳霞、二喜他們屋門上都貼了標語，屋里臉盆什么的也印上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話，鳳霞他們的枕巾上印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床單上的字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二喜和鳳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話上面。

枕頭上是“斗爭”，床單上是“大風大浪”，男女兩人睡在話上面。“話”當然有別的意思，不知道作家是有意還是無心。

村里來了紅衛兵，十六七歲，先找地主，大家看著福貴，把他嚇得兩腿哆嗦。結果隊長說了：地主早就斃了，富農前兩年也死了。那怎么辦？找走資派。走資派是誰？就是隊長，就抓隊長，村民也不敢救。福貴進城，看到了縣長春生被人批斗，掛了牌，任人踢打。有天晚上，春生逃到福貴家，跟福貴說他不想活了。家珍之前不原諒春生，不讓他進門——因為兒子為春生女人抽血才死。但這時她也和福貴一起講了很多要“活著”的理由：“死人都還想活過來，你一個大活人可不能去死。”“你的命是爹娘給的，你不要命了也得先去問問他們。”“你走南闖北打了那么多仗，你活下來容易嗎？”“你還欠我們一條命，你就拿自己的命來還吧。”“春生，你要答應我活著。”

余華堅持用一個不懂政治的農民角度來寫“文革”之亂，《活著》的細節遠不如《古船》《玫瑰門》那么血腥，反而像王蒙的《蝴蝶》，或韋君宜、茹志鵑一樣，借干部落難的機會來緩和干群矛盾、調整官民關系。

答應了福貴這么多“活著”的請求，縣長春生不久還是自殺了。小說對“好死不如賴活” 的主題有申張也有懷疑。在象征意義上，也意味著干群矛盾、官民關系，即使有“文革”這樣的教訓，也未必能夠修復調和。

對福貴一家來說，世事繼續難料。鳳霞懷孕了，全家興奮流淚，但到醫院生產時，醫生問：要大還是要小？女婿說要保鳳霞。結果卻是鳳霞難產死去。鳳霞死去三個月以后，家珍也病死了。

小說寫“文革”結束包產到戶反而輕描淡寫。對老人來說，做社員還可以偷懶，單干了好像更累了。留下的孩子叫苦根，跟他爹二喜形影不離。但是苦根四歲時，二喜工傷，被兩大塊水泥板夾死。

余下來，就只有福貴帶著小外孫，老人、小孩形影不離，還有很多可愛的細節。可是作家寫到這里還不停手，某天小孩病了，老人關心，煮了很多新鮮豆子，小孩吃多了，撐死了。

從福貴的父親、龍二到有慶，再到鳳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貴眼看著跟他生命有關系的人七八個先后死去。“八死一生”，老人最后買了一頭牛，孤苦伶仃地“活著”。

六

現在來回顧一下：這部小說為什么持久暢銷？《活著》到底怎么樣簡化縮寫了當代文學幾十部作品中的中國故事？而《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活著》的情節，第一個特點是多厄運，少惡人。小說的確寫了一個家庭經歷了內戰、土改、“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文革”和包產到戶各個歷史階段，他一家人受的苦難，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說都還要多。但是作家并不特別強調這些苦難的社會背景，也沒有突出的壞人惡行。多荒誕，少議論，多細節，少分析，多流淚，少問責。所以苦難等同于厄運，好像充滿偶然性。一個人、一個家庭的苦難就和社會、政治、歷史的背景拉開了距離。

第二個特點是贊美德，無英雄。像家珍、有慶、鳳霞，甚至苦根，福貴身邊的家人、窮人，全都是道德完美，善良無瑕，厄運不斷，仍然心靈美。大量動人細節、語言尺寸的把握，敘事節奏一氣呵成。他們道德高尚，但是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們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所以說到底，余華的《活著》最受歡迎的關鍵兩點，就是“很苦很善良”。“很苦”，是記憶積累，又是宣泄需求。“很善良”，是道德信念，又是安全策略。至少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學中（甚至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苦難”是個取之不盡的故事源泉，“善良” 也是作家、讀者和體制“用之不竭”的道德共享空間。對苦難的共鳴，使國人幾乎忘卻了主角地主兒子的身份。對美德的期盼，使得小說里的心靈美形象，好象也不虛假。雖然沒有誰家里會真的有那么多親人連續遭厄運，但是誰的家里在這幾十年風雨中，都可能會經受各種各樣的災禍病難？誰都需要咬咬牙，抓住親人的手活著。

模擬農民的角度看共和國史，雖然無數災禍、很多危難，但是家人沒有背叛，道德沒有崩潰。凡是人民自覺而且持久喜歡的作品，總有其正能量。

從藝術上來講，《活著》是對很多其他小說的成功縮寫。“成功”是令人羨慕的，“縮寫” 又總是令人不滿，之后余華也想過更復雜地描寫厄運和美德。在長篇《兄弟》里，兄長堅持美德善良，弟弟展現物欲人性，不過細節和語言都不如《活著》這么清潔節制。《第七天》則有點困惑于網絡比小說更現實，新聞比文學更荒誕。

余華是一個專業小說家，有比較超然冷靜的相對主義視野，又有相當廣泛的社會、政治，甚至經濟興趣。期待他還會寫出令人吃驚的小說，進一步分析厄運與美德的歷史關系，在藝術上超過他的《活著》。

注釋：

①余華：《活著》，《收獲》1992年第6期。以下小說引文同。

②高曉聲：《李順大造屋》，《雨花》1979年第7期。

[作者單位： 華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