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余華的小說創作，從先鋒開始，幾經轉換，到《兄弟》出版，最終心甘情愿地向商業寫作舉起了白旗。余華對創作中的弊病，從來就是諱疾忌醫，其對文學批評的鄙視，堪稱當下文壇極有代表性的一種文學現象。一些作家在獲得一定名氣之后，動輒對文學批評家翻“白眼”，甚至公開譏諷，早已成為家常便飯，這種輕薄傲慢，漠視文學批評的創作病象，尤其值得認真探討，深入研究。

關鍵詞：文學批評 先鋒作家 商業寫作 余華

1998年6月8日，《書評周刊》記者在采訪余華時問道：“有評論家認為《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只是‘長中篇’，而不（是）真正的‘長篇’。您覺得這種看法成立嗎？您是否會為了回應這種說法而在今后把小說寫長一點，比如寫一百萬字的或者再長一點——兩百萬字？”余華告訴記者說：“小說的長度是由作家寫作的題材與他選擇的敘述角度所決定的，當然也是作家的想象力和他的才華所決定的，他不是想寫長就寫長。”1余華斬釘截鐵地說：“我可以告訴你，我這輩子不會寫一部書超過50萬字。我感覺我沒有這方面的能力，也沒有這樣的必要。”2在余華看來，一部大部頭的小說是很恐懼的。

2005年8月，2006年3月，余華以一部長達50多萬字的《兄弟》上下部，毅然顛覆了其之前信誓旦旦的說法。《兄弟》上部的印數為25萬冊，下部為30萬冊，如此巨大的印數，或許才是余華“覺今是而昨非”，顛覆自己的真正理由。《兄弟》的出版，讓我們徹底看到了一個與真正的文學寫作做最后的告別，心甘情愿地向商業寫作舉白旗的余華。一時之間，評論家們對這位曾經的“先鋒”作家，居然寫出如此不可思議的作品，痛心疾首，扼腕嘆息，并紛紛撰文，對《兄弟》進行一針見血的批評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文學批評家李敬澤指出：“《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據說余華立志要‘正面強攻’我們的時代，但結果卻是，過去40年來中國人百感交集的復雜經驗，被簡化成了一場善與惡的斗爭、一套人性的迷失與復歸的龐大隱喻，余華頭一次采用和復述并非由他發明的模式，它聽起來像順口溜一樣熟悉和智慧，也像順口溜一樣空洞無物。”3

與此相反的是，對于《兄弟》中暴露出來的種種病象，余華始終是諱疾忌醫，根本就不認為是病。余華在他的文學隨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對批評《兄弟》的批評家們進行了尖酸刻薄，綿里藏針的狠狠還擊：“《兄弟》的出版，讓我經受了寫作生涯里最為猛烈的嘲諷，認真一想這是很正常的。很多年前，文學界的一些人常以自己的狹隘為榮……”4言下之意，那些與他較真的批評家們，對現實的真相根本就不了解，對作家的寫作更是一竅不通。余華說：“十多年前我剛剛發表《活著》時，有些朋友很吃驚，因為我出乎他們的意料，一個他們眼中的先鋒作家突然寫下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小說，他們很不理解。當時我用一句話回答他們：‘沒有一個作家會為一個流派寫作。’現在十多年過去了，我越來越清楚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5余華自我表揚說，《兄弟》是他“迄今為止最好的小說”6。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在余華看來，批評家們的確是吃得太飽了，純屬瞎操心。他們希望余華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但余華希望的卻是寫出更多如《兄弟》，乃至后來的《第七天》這樣與出版商們一起集體狂歡、皆大歡喜的暢銷作品。批評家與余華，雞同鴨講，完全就像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這就像余華所說的：“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用文學的標準來要求熱衷于商業寫作的余華，只能是煞費苦心，最終迎來的，只能是余華的強烈反感。

事實上，許多當紅作家，從寫作一開始都并非是懷著一顆對文學的敬畏之心，而是懷著一顆把文學當“敲門磚”，通過文學改變命運，急功近利之心走上文壇的。如莫言就多次說到自己的寫作動因，是為了天天有餃子吃，乃至是為了娶到那位漂亮的本村石匠的女兒；閻連科更是直言，使他的命運發生改變，是因為他偶然看到了張抗抗的小說《分界線》，得知她因為寫了這本小說，就從下鄉的農村調到了省城去工作，才知道寫東西是可以作為改變命運的一種方法。同樣，余華最初寫作的動因，完全是因為對作為一個小鎮“牙齒店”的牙醫這份職業的強烈不滿，對“文化館羨慕得一塌糊涂”。在當時，余華這樣的“牙醫”，屬于集體性質，不但沒有編制，而且拿著普通工人一樣的工資，要想進入有正式編制的文化館，“一是學會作曲；二是學會繪畫；三是學會寫作”7。面對這三條道路，經過再三權衡，余華發現，作曲和繪畫太難了，只有寫作還算是自己的一項愛好。于是，他決定通過寫作來改變自己的牙醫命運。這樣的寫作動因，并非有什么不光彩，但對于莫言、閻連科、余華這樣一些文化根底較淺，急于通過寫作改變命運的作家們來說，他們首先考慮的，就是寫作的終南捷徑，怎樣的小說好發表，而不是怎樣寫出好的小說。為此，他們甚至不惜采取移花接木、大量仿制的方式來進行“創作”，以獲取寫作的“成功”。

如余華被出版商們飆捧為“比《活著》更絕望，比《兄弟》更荒誕”的長篇小說《第七天》，在寫作手法上，只不過是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小說的“克隆”。這樣的克隆，從小說一開篇就已經開始：

濃霧彌漫之時，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虛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殯儀館，這是它現在的名字，它過去的名字叫火葬場。我得到一個通知，讓我早晨九點之前趕到殯儀館，我的火化時間預約在九點半。8

——余華《第七天》

如今我已是一個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盡管我已經死了很久，心臟也早已停止了跳動，但除了那個卑鄙的兇手之外沒人知道我發生了什么事。9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在當代作家中，究竟有多少人從寫作一開始，就在進行這種投機取巧、瞞天過海的“山寨”寫作，這恐怕是一個難以統計的數字，但這樣的寫作，在當下文壇的確不在少數。想當年，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那個天外來石一樣的開頭，不知驚呆過多少當代作家，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他們競相模仿。博爾赫斯的“迷宮”，卡夫卡的“城堡”，福克納的“傻子”，一度成為被“先鋒”作家們大量“山寨”的重災區。昔日那些所謂的“先鋒”作家，為了博人眼球，清一色地玩起了林林總總讓人摸頭不知腦的文字雜耍。多年之后，每當想起那些夢囈一樣，一地雞毛的先鋒小說，人們都會不禁感慨，正是這些“先鋒”作家，和當代文壇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他們的那些所謂的“先鋒小說”，連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寫的是什么。“馬原的敘述圈套”也好，格非的《迷舟》《青黃》《追憶烏攸先生》也好，孫甘露的《信使之函》也好，以及余華筆下那些汩汩而出，火速炮制出來的洋古董、偽先鋒小說也好，與其說是文學的創新，倒不如說是文學的守舊，守的是外國作家們的舊。如今，數十年過去了，先鋒小說，早已成為文學江湖上的一個傳說，無論是馬原當年紅極一時的《虛構》，還是孫甘露一度被批評家們高度贊美的《我是少年酒壇子》，乃至余華那些打著“先鋒”旗號，云里霧里的蹊蹺之作，無一不像天上的流云，隨風飄逝。先鋒作家們怪異跟風的寫作，最終遭到了讀者的集體冷遇和徹底遺忘。

在余華的寫作生涯中，古今中外許多大作家的作品，都被其仿制過。如像《在細雨中呼喊》中的這段描寫：

孫有元背上我曾祖母撒腿就逃以后，他便很難終止自己的奔跑了。他就像我祖母一樣，躋身于逃亡的人流之中，有那么幾次他都清晰地聽到了身后日本人的槍炮聲。我祖父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孝子，他不忍心看著我曾祖母扭著小腳在路上艱難行走……自己走遠去找水后，他才不用再背著母親奔走了。連日的奔波讓我虛弱不堪的曾祖母，在那棵樹下一躺倒就昏昏睡去了。我曾祖母在那個月光清冷的夜晚，睡著后被一條野狗吃了。10

只要讀過施耐庵《水滸傳》的讀者，都一定會覺得這段描寫眼熟。在小說第四十二回中，李逵原本打算背著老娘跟自己去享福，在路過沂嶺時，因為雙眼不明的母親“日中吃了些干飯，口渴得當不得”，想要喝水，李逵便去找水，將娘安置在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不料回來時，娘已被老虎吃掉。在《古典愛情》中，余華又對王實甫《西廂記》的故事進行了大面積的“移植”，所不同的僅僅是結局，其中菜人市場血肉橫飛，宰人做菜的描寫，不禁讓人想起《水滸傳》中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娘，夫妻二人在十字坡開店，專賣人肉包子。

余華說：“魯迅可以說是我讀到過的作家中敘述最簡潔的一位，可是他的作品卻是異常的豐厚，我覺得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方面魯迅在敘述的時候從來不會放過那些關鍵之處，也就是說對細部的敏感。要知道，細部不是靠堆積來顯示自己的，而是在一些關鍵的時候，又在一些關鍵的位置上恰如其分地出現。”11余華慨然感嘆說：“魯迅是我至今為止閱讀中最大的遺憾，我覺得，如果我更早幾年讀魯迅的話，我的寫作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狀態。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雖然我在小學和中學時就讀過。”12我不知道，如果余華早幾年就讀魯迅的話，究竟會是什么樣子，但照余華慣于移花接木的手段來推測，恐怕會有更多魯迅的作品，被余華悄然“山寨”，當作自己的創作。

學者胡河清說余華的《鮮血梅花》：“在情節上不過是對魯迅的《鑄劍》的一次簡單的仿寫，而在氛圍的營造上則吸取了金庸小說的某些韻味，缺乏藝術上的獨創性。而在對中國文化總體氣韻的呼吸領會上，又遠不能望魯迅和金庸的項背。”13

比如余華的“先鋒”小說《一九八六年》，簡直就像是《狂人日記》的盜版。魯迅小說中的“狂人”，是深受家族制度和封建禮教迫害，從而時時疑神疑鬼，以為自己隨時都將會被大街上的路人，甚至自己的大哥與人合伙吃掉的精神病患者。這位狂人神經錯亂地認為，自己死去的妹子，也是被大哥吃掉的。《狂人日記》的深刻性在于，揭露了數千年來中國歷史吃人的本質。人人都有可能“被吃”，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參與了“吃人”。就像狂人所說：“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里，暗暗給我們吃。”14在余華的這篇小說中，魯迅筆下的狂人，被移花接木成了一個遭到抄家、關押，迫害至狂，突然失蹤的中學歷史教師。他扔下了年輕的妻子和三歲的女兒，從此銷聲匿跡。經過了動蕩不安的幾年，他妻子的內心已經逐漸風平浪靜，并且改嫁他人，但突然有一天，隨著一個一瘸一拐的人走進小鎮，他的妻子才在驚恐中發現，這位歷史教師猶如幽靈般地又重新回來了。于是，這位歷史教師的妻子，在一夜之間也成為“女狂人”，她時刻都生活在驚恐萬狀的恐怖和幻覺之中。那個人間蒸發多年，又夢幻般地回到小鎮的丈夫，從此成了與她糾纏不斷的噩夢。那幾個夜晚，每當聽到那種她曾經熟悉的腳步聲時，她就總是心驚肉跳，撕心裂肺地喊叫起來。在《四月三日事件》中，我們又再一次看到了《狂人日記》的影子。

在余華早期的許多小說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別的作家小說的影子。余華在小說創作上的“第一桶金”，可說就是靠“山寨”發的家。在《現實一種》中，山峰和山崗是一對同室操戈的親兄弟，山崗在殺死山峰之后，最終被判處了死刑：

一個月以后，山崗被押上了一輛卡車，一伙荷槍的武警像是保護似的站在他的周圍。他看到四周的人像麻雀一樣匯集過來，他們仰起腦袋看著他。而他則低下頭去看他們，他感到他們的臉是畫出來似的。這時前面那輛警車發出了西北風一樣的呼叫后往前開了，可卡車只是放屁似的響了幾聲竟然不動了。那時候山崗心里已經明白。自從他在那幢建筑里被人叫醒后，他就在等著這一刻來到。現在終于來了。于是他就轉過臉去對一個武警說：“班長，請手腳干凈點。”15

現在他想起來了，想起先前他常來這里。幾乎每一次槍斃犯人他都擠在前排觀瞧。可是站在這個位置上倒是第一次，所以現在的處境使他感到十分新奇。他用眼睛尋找他以前常站的位置，但是他竟然找不到了。而這時候他又突然想小便，他就對身旁的武警說：“班長，我要尿尿了。”16

在這段描寫中，余華公開“山寨”了魯迅先生的小說《阿Q正傳》，且看阿Q被行刑前的這段描寫：

阿Q被抬上了一輛沒有蓬的車，幾個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即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著洋炮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著嘴的看客，后面怎樣，阿Q沒有看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么？他一急，兩眼發黑，耳朵里喤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著急，有時卻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

他醒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嚓”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著螞蟻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現了一個吳媽。17

吊詭的是，這種邯鄲學步的“描紅”之作，居然被稱之為先鋒作家的代表作，長期以來受到文學批評家和學術界的過度吹捧。文學批評家鑒賞力的低下和學術界的盲目崇拜可說是由來已久。

在閱讀余華的小說時，我常常為余華對暴力的迷戀感到吃驚。余華坦言說：“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寫《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時，總是無法回避現實世界給予我的混亂。那一段時間就像張頤武所說的‘余華好像迷上了暴力’。確實如此，暴力因為其形式充滿激情，他的力量源自于人內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18基于這種對暴力畸形的迷戀，在余華的小說中，形形色色，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可說就像地溝油一樣，無處不在。余華在寫小說時，仿佛就像電子游戲生產商開發“殺人游戲”軟件一樣，開發出的“產品”，一款比一款駭人聽聞，一篇比一篇讓人心驚膽戰。余華小說中的人物，一律是冷血殘暴，而又十分荒唐的。美國作家辛格說：“文學當然可以描述荒誕，但文學本身絕不能成為荒誕。”19但在余華的筆下，文學不僅是荒誕，而且是接二連三的荒誕。余華早已經把寫作等同于闖關殺人的電子游戲，小說中的人物，無緣無故就可以荒誕不經地大肆殺人。在《一九八六年》中，余華的連環“殺人游戲”則是這樣“編程”的：

一、山崗和山峰是一對骨肉兄弟，他們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起。山崗四歲的兒子皮皮對堂弟哭泣時的聲音感到莫名的喜悅。隨后對著堂弟的臉打了一個耳光，因為他看到父親經常以這樣的方式揍母親。挨打之后的堂弟大哭起來，皮皮又伸手去卡堂弟的喉管，堂弟便在他的手背上亂抓起來。面對抓皮皮的堂弟，皮皮采取了卡喉管的方式來制服幼小的堂弟，不料卻將堂弟卡死。

二、堂弟的父親山峰得知是皮皮卡死自己的兒子之后，一怒之下，要皮皮舔干堂弟留在地下的血跡。當皮皮去舔地上的血跡時，山峰飛起往皮皮的胯里就是一腳，皮皮的身體騰空而起，隨即腦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當即死亡。

三、皮皮死亡后，山崗立即開始了更為殘忍的報復計劃。他用繩子將山峰綁在大樹上，讓狗去舔山峰的腳底，使其大笑而死。

四、山峰的妻子獲悉丈夫死亡的真相后，向公安機關報案，以正義的名義，最終將山崗送上了刑場。但僅僅如此，仍然不能熄滅山峰妻子心中對上崗的仇恨。她自稱是山崗的妻子，謊稱愿意將山崗的尸體無私獻給國家，使山崗即便是在被槍斃之后，也不可能保持完好的尸體。他所有的器官都被徹底肢解，遭到各科醫生的“瓜分”。

除了《一九八六年》這樣的“殺人游戲”之外，《活著》可說是余華開發出的又一款“死亡游戲”。在這部小說中，主人公福貴曾經是一個富貴之家的浪蕩子弟。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最終輸掉了父輩所有的土地和家中所有的財產，以致一貧如洗。但即便是如此，老天爺似乎并沒有打算就此饒過福貴，在福貴輸光家產之后，他的父親被活活氣死，母親跟著福貴一家受盡了想象不到的苦難，最終悲慘而死。緊接著，他的兒子又因為獻血過多而死，妻子多病久治不愈而死，女兒難產而死，小外孫吃豆子窒息而死，女婿在建筑工地因意外事故而死。面對死亡，福貴的心早已經徹底麻木，他甚至還為這樣的死亡感到“因禍得福”，有點“欣慰”：“有時候想想又很踏實，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親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擔心誰了。我也想通了，輪到自己死時，安安心心死就是，不用盼著收尸的人……”20余華說：“面對所有逆境苦難，包括最殘忍的，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高興地、愉快地去嘗試克服、度過它。”21在我看來，如果一個人真的就像福貴這樣，家里的人都離他而去，死得精光，不但不難過，反而還很高興，并且帶著愉快的心情去嘗試克服、度過這樣的日子，這樣的人豈不就是神經病？難道余華是要把《活著》寫成一部麻醉讀者的“雞湯小說”？

在別人的作品里找思想，找創意，可說是當下一些當紅作家的多發病和傳染病。余華的《活著》，其實就是美國民歌《老黑奴》的中文小說版。這首民歌的作者是美國音樂家福斯特。1860年，福斯特的妻子瓊家的一個老黑奴不幸去世。這位老黑奴生前曾經請求福斯特為他寫一首歌，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黑奴的哀思，福斯特特意創作了這首民歌：

快樂童年，如今一去不復返，親愛朋友，都已離開家園，離開塵世到那天上的樂園，我聽見他們輕聲把我呼喚，我來了，我來了，我已年老背又彎，我聽見他們輕聲把我呼喚。

……

幸福伴侶，如今東飄西散，懷中愛兒，早已離我去遠方，他們已到我所渴望的樂園。我聽見他們輕聲把我呼喚，我來了，我來了，我已年老背又彎，我聽見他們輕聲把我呼喚。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余華在進行小說創作時的思想和故事，往往都是別人的，而只有那些填裝進去的文字才是他自己的。對于這樣的“創作”，難道我們還能指望余華代表中國當代作家的最高寫作水平，與世界文學進行對話？

通過大量的模仿獲得“成功”，這是當下許多當紅作家迅速登上文壇的終南捷徑和不二法門，也是他們秘而不宣的創作秘笈。在這支模仿“大軍中”，賈平凹、莫言、閻連科、馬原、格非等無不一一赫然在目，并且將會有一張長長的清單。余華小說中呈現出的病象，其實也是賈平凹和莫言等當代作家共同的病象。他們迷戀于暴力與血腥，對于污穢之物，有一種如蠅逐臭，奇特的喜愛。這樣一種畸形的，把示丑、露丑、窺丑當成一種嗜好的寫作，長期以來不但沒有受到批評家們應有的批評，反而受到許多摧眉折腰的批評家低首下心的吹捧。根據筆者多年的大量閱讀和對當下文壇的觀察，基本可以為這些作家列出一個“排行榜”。迷戀暴力的前三甲分別是余華、莫言、賈平凹；醉心于惡心污穢描寫的前三甲依然是余華、賈平凹、莫言。他們的寫作，就像是進行比賽一樣，一個比一個寫得恐怖和殘暴；一個比一個寫得骯臟污穢。賈平凹筆下的土匪，殺人之后將死者的頭砍下來，在城門前梟首示眾，并且將死者的生殖器割下來，放進口中，要不就是將人皮割下來做成鼓，點天燈。莫言的小說，照樣是剝人皮，割生殖器。至于那些令人作嘔的污穢描寫，筆者不想在此一一舉例，以免污染了讀者的眼睛。

余華的《一九八六年》和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的殘暴描寫，掀起了當代“暴力文學”的新高潮。從莫言在《檀香刑》中對殺人的玩賞性描寫，我們清楚地看到，當代某些作家的內心是多么的冷酷，簡直就像裝滿了冰渣子，冷酷到底。小說能不能寫殺人和殘暴，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問題，關鍵是看作家怎樣去寫。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像余華們這樣，把殺人當成是盛大的節日，讓“看客們”集體狂歡，像趕集一樣，爭相前往觀看，更不能把描寫殺人當成是寫詩，讓讀者去欣賞和迷戀。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余華不僅自己戀污成癖，而且還要公開為莫言小說中那種骯臟污穢的描寫進行無理的辯護。莫言在小說《歡樂》中，寫跳蚤在老鼠的身上跳，在母親的肚臍眼、乳房、陰毛上、陰道里爬。當這樣的描寫遭到眾多批評家的強烈批評之后，余華就像文學江湖上的一條好漢，毅然“挺身而出”。余華反擊批評家們說：“現在他們就像是挖出少女的眼睛一樣，將這個段落從《歡樂》的敘述里挖了出來。”22正常的文學批評被余華稱之為是“來自語言的暴力”“粗暴地確立了莫言褻瀆的罪名”23。

余華對污穢描寫的癡迷，集中體現在對廁所的描寫。《活著》中福貴的父親，因為福貴嫖賭成性，輸光家財，經受不住巨大的打擊，氣得掉進廁所的糞缸里而死。《一個地主的死》中的地主王子清，因為兒子王香火慘遭日本鬼子殺害，同樣氣死在糞缸里。《在細雨中呼喊》中的父親孫廣才，同樣也是淹死在糞坑里。《兄弟》中李光頭的父親，因為偷看女廁所，最終不慎也是掉進茅坑被糞便淹死。這些如出一轍，令人惡心的描寫，幾乎都是一樣，復制、粘貼似的描寫。余華的小說，多讀幾部之后，往往就會讓人感到雷同，其自我重復和公式化的描寫，常常就像走馬燈似的不斷出現，貫穿于余華數十年的創作中。《在細雨中呼喊》里的父親孫廣才，與寡婦公開偷情，其性欲之亢奮，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其“荷爾蒙亢奮癥”，仿佛有遺傳似的，以致發展到他的兩個兒子成天欲火中燒，甚至翻窗與父親偷情的寡婦“聚麀”亂倫。《兄弟》中的李光頭，完全遺傳了他父親的流氓成性。從小就管不住自己的褲襠，欲火燃燒時就去蹭電線桿子。即使其父親因為偷看女廁所掉進茅坑淹死，也絲毫不能阻止小小年紀的李光頭偷看女廁所這樣的畸形“愛好”。不僅如此，李光頭還懂得繪聲繪色地將偷看牛鎮美女林紅的細節當作“資本”，講給有相同愛好的人聽，換成三鮮面和陽春面大飽口福。從這些荒唐的描寫中，我們根本就看不出，余華小說中的人物何以如此心理變態的邏輯依據。我們知道，王小波在《黃金時代》中也曾大量寫到過性，甚至比余華小說中的許多性描寫更加“露骨”，但我們并沒有感到王小波小說中的“我”與“破鞋”陳清揚之間的性描寫變態和荒唐。

就像李敬澤所說：“余華終究還是暴露了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軟肋，他從來就不是一個善于處理復雜的人類經驗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純粹，當他在《活著》中讓人物隨波逐流時，他成功了，但當他在《兄弟》中讓人物行動起來，東奔西跑，做出一個又一個選擇時，他表明，他對人在復雜境遇下的復雜動機不敏感，他無法細致有力地論證人物為何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他只好像一個通俗影視編劇那樣粗暴地驅使人物：沒有道理，也無須講道理……”24

美國作家辛格說：“我認為把一個故事寫好是講故事的人的責任。要盡他的能力把故事講好。我所謂好就是把結構寫好，描寫寫好，在形式與內容之間要有平衡，如此等等。”25按此標準來分析和評價余華的小說，我以為余華的確還算不上一個對文學創作擁有敬畏之心的優秀作家。余華對于文學批評的態度和不屑，突顯出其狹小的胸懷和自以為是的狂妄。許多批評家曾經為余華寫出《兄弟》這樣的“爛”小說而感到惋惜，甚至憤怒，以為余華顛覆了自己，毀掉了作為先鋒作家和數十年來樹立起的文學“大師”形象。但在我看來，余華的寫作從來就是一以貫之的，就像童年的余華和老年的余華，看來不是一個模樣，但這恰恰都是真實的余華。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難理解余華在寫出《兄弟》，遭到批評家們的一陣猛批之后，仍然要我行我素，從而寫出被文學界認為比《兄弟》更“爛”，“新聞串燒”扎堆，大失余華水準的《第七天》。余華的小說，從來就是一種商業寫作，只不過在此之前用的是文學的包裝。

在談到為什么寫作時，余華更是石破天驚：“我不是為故事好看而編故事，而是為書好賣而編故事，我十年沒出書了，這部《兄弟》上冊，2005年8月出版時，首印才20萬冊，少了點。2006年3月《兄弟》下部出版時，就改印30萬冊，而且還沒有盜版出現，說明好賣，同時還說明我這個李光頭的原型有經濟頭腦，預測事物非常準確。上下冊的《兄弟》，23個印張，720頁，合計定價43元，按照30萬冊計算，出版社給我12%名人版稅，每冊5塊1，就是150多萬，再扣除為國家做貢獻的個人所得稅，我想百萬進賬已經不是問題了。”26余華自鳴得意、喜形于色，直接回答了那個曾經寫過《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以及后來寫出《兄弟》的余華，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他的寫作理想究竟是什么？懂得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知道，余華為什么要對文學批評家們毫不客氣地翻“白眼”。

注釋：

1 2 7 11 12 18 21 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221、191、254、253、162、224頁。

3 24李敬澤：《〈兄弟〉頂多也就是兩行淚水——我讀〈兄弟〉》，《給余華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4 5 余華：《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10、56頁。

6 王曉漁：《〈兄弟〉：余華的一次“華麗轉身”》，《給余華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頁。

8 余華：《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

9 [土耳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沈志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

10 余華：《在細雨中呼喊》，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160頁。

13 胡河清：《反諷缺乏癥》，《胡河清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8頁。

14 17 吳中杰：《吳中杰評點魯迅小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16-117頁。

15 16 余華：《四月三日事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206、207頁。

19 [美]辛格：《辛格自選集》，韓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

20 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頁。

22 23 余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頁。

25 [美]辛格：《我的創作方式》，《“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崔道怡、朱偉等編，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頁。

26 明夏科：《〈兄弟〉背后的余華真相》，《給余華拔牙》，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頁。

[作者單位：深圳市寶安區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