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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北上》在歷史與現時的交錯敘事中，運用紀實、虛構、他者視角，將大運河百余年 前的輝煌繁華與百余年后的衰落破敗呈現出來，實現了對大運河全面、深刻的審視。在審視的過 程中，小說通過大運河的古今對照及交織在大運河上的歷史與戰爭，不僅反思了大運河的命運， 更對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及戰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時，《北上》試圖喚醒大運河及運河文化， 與綿延幾千年的中華優秀文化傳統，以及在現代化發展中人們對現代觀念的認識。

關鍵詞：徐則臣 《北上》 大運河 歷史文化 反思

談及徐則臣的小說創作時，大運河是一個繞不開的關鍵詞。在以花街為背景的故鄉系列小說中，大運河作為重要元素，或多或少地參與了故事建構。多年大運河邊的生活體驗與長久以大運河作為背景的小說創作經驗，使得大運河逐漸成為徐則臣重點考察的對象及可能變成的故事主角。“寫作就這樣，某個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長的意志，暗地里緩慢地豐滿、立體，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個新主角誕生了。”1徐則臣在《北上》中將大運河從背景推到了前臺，以宏闊的筆調書寫了大運河的前世今生、文化文明。《北上》是一部成功的小說，斬獲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且受到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可能是受出版社在圖書腰封上“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2這句話的影響，許多評論者都從歷史的角度對《北上》進行評析。這一視角的選擇自然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小說中確實較多地觸及了歷史。但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現實關懷與問題意識的作家，徐則臣對歷史的處理有明顯的文化指向與現實指向。就像徐則臣自己所說：“從功能上講，運河的確在衰減。之前我對運河的認識也停留在功能性的層面，后來研究、了解后發現，整個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包括中國人的人格構造、思維方式都與運河有著很大關系。我當時覺得，這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值得從文化的層面上好好挖掘。這才是我寫運河的最大原因……”3在《北上》中，徐則臣是要把大運河寫透，讓人們從更全面的視角、更深刻的層次來了解大運河，通過對大運河百余年間的滄桑巨變及發生在大運河上的歷史、革命等的觀照，實現對大運河及中國歷史文化的反思。繼而希冀真正地喚醒運河，喚醒運河文化及國人的文化自信，喚醒一種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的現代觀念。

一、紀實與虛構：大運河世界的全景審視

徐則臣曾坦言：“以為自己寫運河寫了很多年，對運河的了解已經很深入了，但真到寫的時候，面臨的困難遠超我的預料。我過去對這條運河的熟悉只是宏觀上的，就像拿著望遠鏡看運河的輪廓，它的起伏、轉折都能看得很清楚，但小說不能只寫輪廓，得一段段、一環環地落實到細部。除了望遠鏡，還需要放大鏡，甚至是顯微鏡。”4大運河作為一條千年大河，綿延上千里，想要將其“和盤托出”，表現其歷史與現實、人文與地理等，需要作者更為深入的了解和更為精巧的構思。對徐則臣來說，重要的不是寫不寫大運河，而是如何能更為準確、全面地審視大運河。大運河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不是作者虛構出來的；大運河是《北上》的主角，不單單是為人事提供活動的空間背景。因此，不能像寫普通的虛構的河流一樣，作者寫大運河必須要紀實。徐則臣在審視大運河時，確實非常注重相關的史實。他進行了廣泛的田野調查、實證走訪、案頭閱讀工作，對大運河做了一次實際的、廣泛的考察。“小說中涉及歷史的部分我都做過仔細研究，重大節點完全忠于史實，義和團的、八國聯軍的、運河的過往和改道，都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對應。”5不僅僅是歷史事實與重大節點，小說中運河在各個河段的著名景點、運河在某個河段是上行還是下行等，也都是符合實際的。但是，通過小說的形式處理這樣的現實題材，僅有紀實無法呈現出大運河的真正肌理。百余年間，大運河的衰落頹敗已然明顯，歷史現場已不能實實在在地回去，現實環境也提供不了小說所需要的場景故事，唯有虛構才是重回歷史現場、審視運河古今的最佳途徑。正如徐則臣自己所言：“大運河的故事必須通過與它相關的人與事呈現出來，大運河的歷史與滄桑也必須通過與它相關的人與事的歷史與滄桑呈現出來。”6有人才有了大運河，有人在大運河上穿梭往來，大運河才是真正的大運河。徐則臣在《北上》中通過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虛構了幾個獨立的、片段式的故事，避免了對大運河流于表面的觀察，實現了精細入微的審視，刻畫了一個有血有肉、立體豐富、蘊意深刻的大運河世界。

小說從1901年的一次大運河之行寫起。意大利人保羅?迪馬克以考察運河為名來到中國，雇傭了翻譯謝平遙、挑夫兼廚子邵常來、保鏢孫過程等沿運河北上。在他們的游歷過程中，大運河的百態盡顯：河上的林立帆船與氤氳水汽、沿途的風景名勝與人生狀態、兩岸的特色建筑與著名美食、船閘的氣勢宏偉與鬼斧神工……隨著北上行程的推進，大運河見證了北中國的種種苦難歷史：大運河上辛苦不幸的纖夫，河邊破敗的鄉村與飽受戰爭摧殘的民眾，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戰爭……后來因義和團拳民的搶劫，保羅?迪馬克身負重傷，最終死在通州運河的一艘船上。北上行程結束的十一天后，光緒帝頒廢漕令。小說在歷史線索的敘事中，以知識分子謝平遙、保羅?迪馬克、費德爾?迪馬克為主要視角，描繪了一個繁華富麗的運河王國，一段別開生面的煙火人生。在當下線索中，《北上》主要以歷史線索中重要人物的后代邵秉義與邵星池父子、謝望和、孫宴臨、周海闊、胡念之等的故事為主，抒寫了漕運廢除百余年之后，大運河的現狀及命運。邵家父子是大運河上最后的船民代表。邵秉義跑了一輩子船，見證了運河水運的衰落與生態的惡化。邵星池離船上岸，創業失敗后重新操起已過了黃金時代的跑船事業。謝望和、孫宴臨、周海闊都有揮之不去的運河情結。在他們看來，大運河雖然在航運功能上衰退已久，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化價值。不管是謝望和精心打造的《大河譚》節目，還是孫宴臨與大運河人事相關的攝影，以及周海闊開設在大運河邊上的連鎖民俗客棧，都意在指明大運河曾經的美好與留存的必要。《北上》中的當下敘事雖然有一種“挽歌”情調，但更多的是對大運河及其文化的自信與肯定。

大運河是世界文化遺產，即是說，它不僅屬于中國，更是世界的。將大運河作為故事敘述主體，徐則臣所要描寫的不是大運河的某一部分，而是大運河的整體。因此，僅僅回溯大運河的歷史場景，展示大運河的當下狀態是遠遠不夠的，徐則臣還有更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將大運河置于世界格局中進行審視。這種審視的實現，主要得益于域外視角的使用。1900年前后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作為一只民間航船，載有外國友人會使航船得到極大的便利，方便北上的行程，也有利于作者展開敘事，如過邵伯閘時可優先通行，在山東境內能得到官府的庇護。敘事上的便利顯然不是徐則臣安排兩位意大利人作為主人公的唯一原因，更為重要的考慮是通過域外人的視角，拉開距離對大運河進行審視，達到一種“間離效果”。黑格爾曾說過：“一般說來，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有一種最習以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認識的時候先假定某種東西是自己已經熟知了的，因而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了。”7大運河在中國大地上已流淌千年之久，中國人世世代代面對它，可能早就有了“久居蘭室而不聞其香”的感覺。對于意大利人保羅?迪馬克、費德爾?迪馬克來說，他們熱愛運河，更向往中國的大運河，但并不熟悉大運河。在他們眼中，大運河是一條“嶄新”的河流，因此，他們對大運河的看法更為客觀真實。《北上》正是通過“他者”視角的融入，實現了對大運河的陌生化審視，寫出了大運河在世人眼中的模樣，也彰顯出一個中國人可能熟悉但不是真正了解的大運河形象。徐則臣的小說有一個普遍的主題：出走與到世界去。《夜火車》中的陳木年、《耶路撒冷》里的初平陽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踐行著自己出走與到世界去的夢想。《北上》中的保羅?迪馬克、費德爾?迪馬克先后從意大利奔赴中國的大運河，延續了“出走與到世界去”這一主題內涵。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出走與到世界去”的是兩位意大利人，大運河及中國成了他們要到達的世界。即是說，在徐則臣以前的小說中，大運河“是個指南針，指示出世界的方向”，而在《北上》中，大運河就是世界。這樣，域外人物的引入不僅通過“間離”作用將大運河的魅力彰顯出來，而且將大運河與世界聯系起來，增強了大運河的格局與氣魄。

二、辯證與融合：大運河與歷史文化之思

徐則臣是一位注重小說結構的作家。《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小說除了內涵的豐富性之外，文本結構也非常獨特。而且，這兩部作品正是因為小說結構才使得文本內容更為深刻、廣闊。《北上》出版后，其結構上的技巧也被學界廣泛關注。岳慶云、李曉偉在《徐則臣〈北上〉敘事結構分析》中指出，徐則臣的《北上》“打破了長篇小說‘完整性’的慣例，也并未沿用這種史詩性的呈現方式”，而是“由‘點’入手，對故事或人物進行片段式呈現”8。這樣的評價無疑是中肯的。但一個值得注意的宏觀結構問題是，《北上》在使用片段式的、交錯分散的敘事結構的同時，還將這些片段故事分為三部，其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都容納了多個時間節點的故事，而且是古今交錯。“許多結構都是具有語義性的；小說中的時間結構也具有語義性。將不同時態的單元敘述疊加在一起，就能產生單一時態的敘述所不能表達的語義性來。”9徐則臣在《北上》中將不同時態的片段故事以“部”進行凝結，在兼顧各個節點、節省小說篇幅之外，還生出了超越結構之上的更深層次的蘊意。正像曹文軒所說的：“《北上》的構架很特別，但正是這種別出心裁的構架，讓我們讀出了歷史的千回百折，人世間永恒的悲歡離合。作者猶如騎在馬上，而這匹馬并非是朝著一個方向、并非是抱緊一條直線一路向前奔梭著，而是在這樣一個狀態里頭，不時地調轉馬頭，在從前與現在兩個時間里頭來回奔馳。”10即是說，作者通過這種結構，不僅展現了大運河的古今風貌，更通過一種對照與反差，將人們導向更深層次的對運河及中國歷史文化的反思。

《北上》第一部中四個片段故事的時間點分別是1901年、2012年和2014年。1901年正值晚清時期，大運河的漕運功能雖然式微，但價值依然不容忽視。大運河上仍然是帆船林立，熱鬧非凡，宛若一幅真實的“清明上河圖”。1901年8月15日光緒帝頒廢漕令后，大運河實質性的衰落開始。經過百余年的時間淘洗，2012年的大運河不再是曾經那個仿若人間仙境的大運河了，人們看到的是一種蕭條破敗的景象：濟寧往北的許多河段已經斷流，有水的河段水質污染嚴重，船民風俗逐漸消逝，世代以運河與船為生為家的人陸續離河上岸……盡管大運河已漸漸被人遺忘，但在2014年的兩個片段故事中，自認為是“運河子孫”的謝望和與鐘情于運河的周海闊，仍然做著與大運河息息相關的工作。對中華民族而言，大運河不僅僅是一條河流，更是流動的文化。在千年的流淌中，它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南北文化交流等，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所以說，大運河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華優秀文化的衰退。通過大運河在不同時間節點的截面展示和對照，小說在讓人體味到歷史滄桑變幻的同時，更會讓人生發出一種思考。是什么導致了大運河的衰落？難道僅僅是因為廢漕的影響和現代化的沖擊？作為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凝聚中華文化精髓的一條千年大河，大運河的衰落是不是更應該從人自身尋找原因？更具諷刺意味和需要反思的是，一個本不喜愛大運河的外國人，在與大運河短短幾個月的相處中，就愛上了這條河，愿意傾聽它，并將自己的靈魂永遠埋藏在河邊。而祖祖輩輩與大運河生活在一起的人，卻忽視它、要離開它,對其不聞不問。徐則臣對此顯然做過思考，更想通過這種結構方式，通過大運河古今形象的對比，讓所有讀者直面這一問題，并對大運河的命運作出有益的反思。在《北上》中，作者想要表達的一種思考是：在現代社會中，大運河的某些功能確實可以退出歷史舞臺，但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象征，大運河永遠需要人們的重視。

如果說《北上》第一部通過對大運河百余年前的繁榮、廢漕百余年后的衰敗的對照式描寫，展現了大運河在時間長河中的滄桑巨變，引導人們對運河及運河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那在第二部中，小說更多地觸及了歷史，經由運河上的故事反映晚清至民國的歷史，將反思引向更廣闊的歷史文化空間。正像有的學者所說的，“北上是以運河史折射民族秘史”11。其實，在第一部的描寫中，這種超越運河本身的對整個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反思就已有涉及。相比于大運河，保羅?迪馬克更喜歡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小說開頭就通過面館和茶館這兩個具有“中國意味”的場景，表現了他對中國古文化的偏愛。“一個意大利人，吃點面就行了，他不，非要吃中國米飯和燒餅，還得頓頓辣椒。筷子都夾不穩，但堅持不用刀叉，說中國人才文明，吃飯用的是竹木，不像他們歐美人，上飯桌就手持一堆兇器。”小說更是直接通過人物之口，對中西文明進行了一次比較。在第二部中，隨著北上行程的推進及費德爾?迪馬克這一敘事線索的引出，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義和團與傳教士及普通洋人、清政府與八國聯軍、普通中國人之間等各種歷史的文化的沖突逐漸顯現。徐則臣并未將歷史文化處理為絕對的沖突與對立，而是一種充滿辯證的反思。在講述晚清到新中國成立前這段歷史時，人們總是習慣于從落后、腐朽、僵化、封閉等角度進行審視和反思。《北上》中雖然也有對中國劣根文化的批判，如短袖汗衫沒來由的自大，妓院中瓜皮帽和絲綢馬褂的封建保守等，但徐則臣顯然有自己更為深刻的認識。他摒棄了二元對立的觀念，在看到中國歷史文化阻礙當時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充分肯定了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清政府被列強侵略仍自詡天朝大國、維護洋人安全，在給人盲目自大、不知羞恥的感覺時，也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氣度；義和團雖然充滿封建迷信思想、盲目排外，但那種視死如歸、忠心不二的優良品質仍值得肯定。小說在處理中西文化、中國人與洋人的關系時，還體現出一種融合觀。保羅?迪馬克與同船的中國人在幾個月的相處中，結成了極為親密、和諧的關系。費德爾?迪馬克與中國女人秦如玉結婚生子，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人”。在辯證融合觀下展開對歷史文化的反思，《北上》顯示出一種難能可貴的視野與價值。而且，徐則臣跳出了常見的受害者視角，從侵略者的角度來觀照這段歷史。小說在反思中國喪權辱國、民不聊生的悲痛歷史時，通過費德爾?迪馬克和大衛兩個人的視點，描寫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士兵們的非人生活和生命的朝不保夕，反思了戰爭的不文明、不正義，傳達了無論是對中國民眾還是侵略者，戰爭帶來的都是苦難這樣一種歷史觀和戰爭觀。

三、舊邦與新命：大運河與現代觀念之醒

徐勇在評論《北上》時指出：“這部小說雖然側重歷史，但其落腳點卻在現實：現實意識，應該說是貫穿這部小說始終的。”12即是說，小說雖然在運河史與民族史的描寫上頗下功夫，但最終還是想通過歷史與現下的比照，來喚醒人們對運河、歷史文化及一些觀念的重新認識。審視和反思只是過程，最終指向的目的是喚醒，抑或說是某種改變。這種“喚醒”首先指向大運河本身。如果說在歷史線索中主要講述的是對大運河的審視與反思的話，那當下線索中更為側重大運河的保護與喚醒。在“2012，鸕鶿與羅盤”這一承上啟下的片段中，作者直接借助人物之口，提及了如何喚醒大運河。當夾克姑娘（即孫宴臨）說將運河留作景觀時，跑了一輩子船的船民邵秉義說：“讓一條河‘醒’，就是讓這條河你來我往的動起來。‘醒’了不動，叫‘醒’嗎？‘醒’了不動，‘醒’又有什么意義。”大運河在當下的航運功能岌岌可危，但是作為一條千年大河其仍有價值，需要給予重視。徐則臣就曾在采訪中說到過：“漕運廢止一百年后，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大運河。申遺成功是一個不容再回避的契機：是‘喚醒’大運河的時候了。”13小說中發生在2014年的兩個片段故事講述的就是如何重新發掘、喚醒大運河。“2014，大河譚”中的謝望和做了一檔名叫“大河譚”的節目，想“把京杭大運河的歷史、當下和未來，政治、經濟、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進來”，讓現代人能更好地了解大運河，從情感、文化等各方面喚醒人們對大運河的認識。“2014，小博物館之歌”中的周海闊因為對大運河的喜愛，做起了與大運河保護相關的工作，收集運河的歷史遺跡，在運河邊開了一家連鎖民俗客棧，讓人們能從各種古老的物件中，窺視大運河的人文之美。但是，就像邵秉義所說的：“運河運河，有‘運’才有河，不‘運’它就是條死水。”在講究速度的現代社會，通過運河進行貨物運輸顯然沒有太大前景，想讓運河重新有“運”，必須尋求他法。對大運河如何能“運”起來，一直關注大運河的徐則臣也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在小說中給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如邵星池重新投入大運河的懷抱后，“在適宜船運的范圍內找到最佳貨物，在所有路線中找到最佳路線”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在“1901，北上”的兩個片段故事中，以保羅?迪馬克與謝平遙為首的一群人的北上之行可以看成是一次旅行，這也提供了一種喚醒大運河使其能重新“動”起來的重要途徑，那就是走文化旅游路線。現代化交通工具的使用致使大運河的貨運功能幾近喪失。但作為歷史遺產，大運河有著豐富的人文景觀、深厚的文化內涵，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依托與大運河相關的各種資源，開發深度體驗游，不僅能使大運河“運”起來、“活”起來，而且有利于大運河文化價值的發揮。大運河文化是中國優秀文化的代表。《北上》中除了大運河文化之外，還涉及其他一些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徐則臣本人對這些文化顯然持認同態度。以中醫文化為例，徐則臣在《北上》中寫道：“他是融會貫通的天才，改變了我對中醫的偏見。”借助萊恩醫生之口，徐則臣表達了對中醫文化的贊譽。小說中深邃博大的茶文化、氣派有范兒的毛筆字、風姿神韻的楊柳青年畫等，都有豐富的內涵和迷人的魅力。基于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認同，徐則臣采用喜愛這些文化的兩位意大利人視角來觀照，展現了燦爛輝煌的中國優秀文化所具有的美感和意蘊，體現出一種文化上的自信，有助于喚醒國人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認同感與自信心。

大運河是前現代中國的代表物，在現代社會中淡出人們視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可以理解。畢竟不管是官方的漕運，還是民間的貨運，大運河雖然在以前作用巨大，但與現代化的公路鐵路運輸相比，速度是相當慢的。長久以來，經濟至上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現代人所共有的。因此，想要喚醒大運河，需要的是人們對前現代與現代的認知觀念的喚醒與更新。雖然現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如火如荼，但是，中國的社會形態并不是純粹的現代社會，而是處于像丁帆所說的“前現代、現代、后現代（也即前工業、工業、后工業）這三種文化模態的共時性”14中。那在現代化的發展中，如何看待大運河這樣具有巨大歷史文化價值的前現代之物，處理好現代與前現代的關系？徐則臣在《北上》中借助對大運河命運的審視，對這一問題給予了關注。周海闊與邵星池關于“快與慢”的討論其實就是對現代與前現代關系的探討。現代化追求的是快速度，而大運河等前現代的東西相對來說是慢速度的。但是，“快怎么就能成為這個世界唯一的指標了呢？”“慢，也可能成為快。”顯然，在徐則臣的觀念里，快與慢是辯證關系，都有自己的優勢與局限。“一個東西有一個東西的特點，有局限性的同時也有它的優勢，我要做的不應該是一棒子打死，而是要在正視局限性的前提下，發揚和擴展它的優勢。”徐則臣沒有對現代和前現代持徹底的否定或肯定的姿態，在現代觀念上他主張的仍是一種辯證與融合。即是說，像大運河這樣的前現代之物在現代社會也可以變慢為快，發揮屬于自己的價值。徐則臣在這里想要喚醒的不僅是大運河，更是人們的一種觀念：不能以犧牲作為人們精神力量的歷史文化之物和作為人們生存環境的自然生態之物為代價，來追求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在《北上》中，無論是謝望和、孫宴臨還是周海闊、邵星池，他們在認同現代生活的同時，都對前現代的文明有一種偏愛，都認識到了這些東西對人類的未來有著重要的作用。就像孫宴臨所說：“希望有一天，發現這世上還有那么多比GDP更重要的指標時，我們還可以后悔，也還有回頭路可走。”徐則臣是一位很有問題意識的作家，他曾說：“一部小說更大的責任在于提出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15但在《北上》中，我們確實可以感受到他在如何喚醒大運河及人們純正健康的現代觀念等問題上的努力。在中華文化與生態環境越來越被重視的今天，大運河及現代文化觀念的喚醒有巨大的價值和示范意義。

早在十幾年前，邵燕君評論徐則臣的創作時曾說：“作為一個極具潛力的新銳作家，徐則臣精于感覺、長于敘述，敏于求新，如果能在歷史文化上有更深刻有力的把握，并與對現實的經驗和思考貫通，將會有一個更大的氣象。”16《北上》無疑是這種大氣象的代表。徐則臣立足于對大運河過去、現在、未來的思考，將小說故事回溯到晚清時期，整體考察了百年運河史與中國近現代史。小說在精巧新穎的結構藝術、舒緩明快的語言風格之外，實現了對歷史文化的深度開掘與反思，改善了此前小說中歷史意蘊不足的缺陷，標志著徐則臣的小說創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運河成就了徐則臣。與此同時，徐則臣也讓大運河煥發出耀眼的光彩。《北上》這部以大運河為主角的小說，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審視、反思與喚醒大運河及中國文化、現代觀念的契機，充滿歷史韻味與現實關懷。

注釋：

1 4 5 6 舒晉瑜、徐則臣：《徐則臣：大運河對我來說是個私事》，《中華讀書報》2019年11月27日。

2 徐則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小說引文皆出自于此。

3 13 15 陳夢溪、徐則臣：《徐則臣：這回把大運河當主角》，《北京日報》2019年1月4日。

7 [德]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賀麟、王玖興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0頁。

8 岳慶云、李曉偉：《徐則臣 〈北上〉 敘事結構分析》，《棗莊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9 馬少華：《時間結構的意義——對近年幾部長篇小說的感悟》，《文藝評論》1991年第4期。

10 參見曹文軒在“我們的歷史寫在這條河流上——著名作家徐則臣《北上》新書發布會”上的講話。

11 高永剛、甘露：《史詩氣質與世界格局——評徐則臣新作〈北上〉》，《出版廣角》2019年第9期。

12 徐勇：《物的關系美學與“主體間性” ——徐則臣〈北上〉論》，《南方文壇》2019年第3期。

14 丁帆：《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鄉土小說轉型》，《文學教育》2015年第5期。

16 邵燕君：《徐步向前——徐則臣小說簡論》，《當代文壇》2007年第6期。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