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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詩探索》從1980年創刊至今經歷了數次文化環境和詩歌生態的變化，也通過大量的詩學論文和詩歌理論爭鳴為新時期以來的詩歌史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檔案編年。而從創刊開始，《詩探索》就對以“朦朧詩”為代表的詩歌思潮進行了長期的關注，而“朦朧詩”前史的發現、詩人認定、史料甄別以及詩歌史位置的變化都使得相應的詩歌史敘事發生了非常大的調整。《詩探索》40年間對“朦朧詩”的持續關注和歷史敘述變化也正對應了中國當代詩歌文化的整體場域和研究新變。

關鍵詞：《詩探索》 朦朧詩 食指 白洋淀詩群 詩歌史敘事

探索的精神永存

——《詩探索》發刊詞

《詩探索》創刊于1980年12月，至今已40年，其間因為經費原因經歷過八年半之久（1985年7月—1994年1月）的停刊1以及七次更換出版社的艱難時刻2。這印證了一份詩學刊物極其艱難的生存境遇、經濟壓力以及復雜多變的文化生態。3

作為第一份全國性的以詩歌理論與批評為辦刊方向的刊物，《詩探索》已然通過一系列譜系話語塑型出了詩學史的檔案編年，“為當代詩歌史留下了一座活生生的詩歌博物館”4。《詩探索》并非“學院化”或“知識分子化”的圈子刊物，而是如其發刊詞所標明的一樣，一直秉承了“自由爭論、多樣化、獨創性”的主張，堅持了獨立、開放、探索和爭鳴的方向，“探索之無止境，正與前進相同。這是已為生活發展的歷史，也是新詩發展的歷史所昭示了的。要是有一天，我們的詩人和詩評家竟然停止了探索，詩，也就停滯不前了”5。《詩探索》創刊30周年之際謝冕再次強調“三十年來，它以非凡的堅定和毅力，始終堅持學術的、公益的、非營利的、同時也是非官方而不含貶義的‘知識分子’的和‘民間’的立場”6。

1980年前后的詩學爭論形成的詩歌生態和文化場域使得《詩探索》從創辦伊始就對重要的詩學問題和詩歌現象予以了格外關注。如果從創刊背景、直接動因以及專題史的角度考量，這40年間最值得我們重讀和關注的正是《詩探索》與“朦朧詩”話語譜系及詩歌史敘事所發生的互動、共生關系。40年間，“朦朧詩”的發生、邊界、譜系、“前史”構造（包括“地下詩歌”、食指以及白洋淀詩群）以及詩人定位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自然影響到了相應的研究、選本文化以及詩歌史敘事。

1980年：新的時代課題或精神詞源

公劉在1979年3月14日這天完成了一篇關于青年詩人顧城的文章《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此后逐漸擴大、加深甚至產生重大分歧的“古怪詩”“朦朧詩”“新詩潮”的論爭構成了新的時代課題。

1980年成為《詩探索》的起點、詩學原點和精神詞源，而關鍵詞就是“探索”。這一聚焦于“探索”的辦刊宗旨和方向實則是與那一時期的“思想解放”“撥亂反正”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深入互動的結果7。“探索”確實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時代主題——比如于1979年1月8日創辦的民刊《探索》，但是極其難得的是在40年的創刊過程中《詩探索》一直將“探索”作為宗旨和標準，而“探索”就必須對時代和詩學的禁區予以突破。

《詩探索》之所以“選擇”在1980年創刊，是有著深層的文化背景和動因的，尤其是與“朦朧詩”的論爭直接相關。1980年4月7日至22日“全國當代詩歌討論會”（史稱“南寧詩會”）在廣西南寧、桂林召開，謝冕、孫紹振、洪子誠、劉登翰等“朦朧詩”支持派（當時被反對方指認為是“古怪詩”理論家）對“傳統派”集體發難，將論爭予以擴散并輻射到全國。孫紹振在后來提到自己的激烈發言是因為會議組織者張炯讓他“放一炮”8。盡管時為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生的徐敬亞并未參會，但是其論文《復蘇的繆斯——1976至1979中國詩壇三年回顧》在會上被傳閱、討論。

“南寧會議”直接推動了《詩探索》的創刊，“《詩探索》是‘南寧詩會’的副產品和‘可持續發展’的學術平臺”9。《詩探索》于1980年7月召開籌備會并成立編委會10，12月宣布創刊。11謝冕強調《詩探索》之所以急匆匆地要趕在1980年代的第一年問世，“是要為那個夢想和激情的年代作證，為中國文學藝術的撥亂反正作證，為中國新詩的再生和崛起作證。《詩探索》和‘朦朧詩’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新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報春燕”12。這一起點和文化環境決定了《詩探索》此后的辦刊方向。

“南寧會議”一個月之后，“三個崛起”的開篇之作《在新的崛起面前》首發于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報》，而往往被忽略的是這篇文章還刊發在《詩探索》的創刊號上，而謝冕正是該刊主編。從1980年的下半年開始，關于詩歌的“朦朧”“不懂”“晦澀”“古怪”“傳統”以及“朦朧詩”“崛起”成為了激烈討論的關鍵詞。與此同時，詩歌理論和評論工作的重要性就被空前地凸顯出來，而長期以來詩歌批評和研究隊伍積貧積弱的狀況以及詩歌批評專業平臺長期缺乏的歷史必須予以撥正和改觀。

從刊物的文化機制來看，1980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刊物和報紙參與到“朦朧詩”的討論中來。1980年8月號的《詩刊》刊發了在當時引發巨大爭議和連鎖反應的《令人氣悶的“朦朧”》。《詩刊》社在1980年9月20—27日召開了全國詩歌理論座談會，史稱“定福莊會議”。在這次“熱烈而冷靜的交鋒”中，北京和外地的詩歌理論工作者以及《文藝報》《星星》《海韻》《詩探索》的代表共20人參會。《詩探索》的主編謝冕、副主編丁力、楊匡漢以及孫紹振、吳思敬等參加了此次會議。“定福莊會議”正處于《詩探索》創刊號的緊張編稿階段，作為編委之一的孫紹振從福建被緊急叫來編稿，當時住在北京前門附近的一個小旅館里，所以孫紹振也參加了這個詩會。

1981年3月號的《詩刊》推出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13，1983年《當代文藝思潮》第1期刊發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通過謝冕、孫紹振和徐敬亞后來的回憶文章以及口述資料，我們發現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和引發的爭議都是與此相關的三個報刊事先“謀劃”好的，即文本的“異質性”已經引起關注并且要以此為“靶子”來“正本清源”。實際上，當時很多刊物以及研討會對“古怪詩”“朦朧詩”的討論大體是出自批判目的。14圍繞著“三個崛起”多種聲音共存甚至相互齟齬，而具有現代性意味的詩論主張卻并不是那一時期的“主流”聲音。“朦朧詩”所引發的聲勢浩大且長時間持續的論爭以及一些保守人物的反對也使得這一時期的詩壇充滿了歧見和博弈。15而在此過程中，《詩探索》陸續推出關于“朦朧詩”爭鳴的文章，從而維護了詩歌實踐以及詩歌批評作為一種“問題”和“探索”的有效方式。那一時期圍繞著“朦朧詩”的論爭不可能取得廣泛或深度的共識，而是在不斷深化、擴散又不斷予以校正的“話語場”中加深了詩歌的現代性、現代主義的討論和探索詩的寫作實踐。

《詩探索》創刊號專門開辟“新詩發展問題探討”欄目，刊發了謝冕、劉湛秋等五人的討論文章以及王光明整理的“探索新詩發展問題的意見綜述”。這也是對“南寧會議”和“定福莊會議”的進一步呼應。創刊號還在“新探索”欄目中推出楊煉的詩《鑄》以及評點文章。劉登瀚在評價舒婷的詩作時已經注意到了詩人的“自我形象”以及抒寫方式與以往詩歌的重大區別，而“朦朧詩”以及現代性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正是從“尋找自我”開始的。這是“人”與“詩”的時代行動，“她的抒情主人公——詩歌中的‘自我’形象的獨特性不僅表現在她不是從外部行動展開描寫，而是從人的內心領域進行開拓，而且還表現在她所抒寫的‘自我形象’，不是相當長時間以來我們新詩中流行的那種充滿豪言壯語的‘高、大、全’英雄，而是一個普通的、甚至明顯帶有某些局限的年青人的精神典型”16。這一代年輕詩人的“自我形象”帶有懷疑論者的色彩，尤其是北島發在《詩刊》1979年3月號的《回答》更是宣告了“懷疑一代”的誕生，而這一“懷疑”成分又是與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糅合在一起的。創刊號還刊發了舒婷、江河、張學夢、徐敬亞、顧城、梁小斌、王小妮、高伐林等八位青年詩人的筆談《請聽聽我們的聲音》。1980年8月，在《詩探索》創刊籌備期間，舒婷、梁小斌等8位首屆“青春詩會”的詩人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二樓會議室參加《詩探索》編輯部召集的小型座談會，這是作為“新的崛起”的集體呼聲。而那一時期具有探索特征的青年詩人顯然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影響力17，也是不同詩學立場的各種力量要“爭取”的特殊群體，甚至涉及詩壇話語權的爭奪，“事后有人告訴我：‘《詩刊》內部有人說，好不容易把他們引導過來了，《詩探索》又把他們引導回去了。’我笑曰：‘但愿這是流言。大路朝天，各走半邊。難道連青年人的聲音也不能聽嗎？’”18

《詩探索》創刊號確實體現了“探索”精神，“探索”的途徑也是多方面的，而與“探索”相對應的則是“傳統”和“保守”，這也要求一份刊物要具有容納各種“探索”以及不同聲音的襟懷和開放視角。《詩探索》創刊號不僅重新刊發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而且允許各種聲音的爭論，比如同期刊發的丁概然、單占生與謝冕的商榷文章《“新的崛起”及其他》《新詩的道路越走越窄嗎？》。即使從《詩探索》內部來看，主編、副主編以及編委之間的詩學觀念就有很大差異，“謝冕、丁力在學術觀點上‘求異’，有時為了一、兩篇準備發表的文章，我只好‘兩頭跑’，以溝通‘求同’”19。作為早期《詩探索》副主編的丁力就是“古怪詩”的反對者，比如他在《新詩的發展和古怪詩》《古怪詩論質疑》等文章中就認為這些詩是“反現實主義”的、“脫離現實、脫離生活，脫離時代、脫離人民”的。

關于“古怪詩”“朦朧詩”“讀不懂的詩”“思索派”“現代派”“現代詩”等新詩問題的論爭涉及新詩傳統、新詩的藝術形式（音樂化、散文化）、民族化、大眾化以及詩歌中的“自我”形象等諸多問題。在時代和詩學的雙重轉捩點上，各種“新老”意見的碰撞、博弈甚至交鋒不僅不可避免，而且有時趨于白熱化。那一時期的論爭更多帶有社會學批評的特征。從艾青回答《詩探索》編者提問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注意到了當時的各種論爭，并著重對詩歌的“懂”與“不懂”、詩歌的現代派、詩壇新人、探索詩美學等問題發表了看法。這些看法顯然已不再是個人觀點而是具有代表性甚至影響效應，這也是《詩探索》將其作為開篇的原因，“中國人，有些年青人中間，學外國看不懂的詩。看不懂怎么學？學外國的看不懂。這個傾向，我以為是應該排斥的”20。艾青在這里提到的“年青人”學習外國“看不懂的詩”顯然包括了北島、顧城等人，也是針對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一批新詩人在崛起，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寫出了一些‘古怪’的詩篇。越來越多的‘背離’詩歌傳統的跡象”21。在1981年《文匯報》組織的“朦朧詩”系列討論中艾青又發出了否定的聲音。22

從“探討”“爭鳴”到“評論員文章”

《詩探索》的“新詩發展問題探討”欄目對于那一時期“朦朧詩”的爭鳴起到了推動作用，如此高密度地推出大量爭論文章23也印證了這份詩學理論刊物的重要性。

《詩探索》1981年第1期盡管容納了“新舊”“左中右”的各種聲音24，但是顯然強化了對北島、舒婷等青年詩人的關注，比如“新探索”欄目分別推出了關于北島《回答》以及舒婷《暴風過去之后》的評點文章。這些評點文章已經涉及年輕詩人在藝術上嶄新的追求——比如隱喻、象征以及曲折的暗示，但更為重要的是注意到“一代人”特異的心理活動、精神世界以及詩人的主體形象，而詩歌中的“話語角色”或“角色意識”一直是當時和后來關于“朦朧詩”或“新詩潮”詩歌史敘事中格外倚重和強化的部分，“它來自一代被‘史無前例’的現代迷信所愚弄、欺騙、踐踏、損害的心靈。偶像的崩塌，宗教彩漆的剝落，一時的無所適從，一時的迷惘昏暈，失望、悲慨、懷疑，乃至把對什么都‘不相信’的戒備心理當作防身自衛的盾和進攻的矛，是一代青年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段心靈歷程的寫照。《回答》的主人公是迷惘群中的早醒者，他已經從頂禮膜拜、盲從茍合、隨波逐流和渾渾噩噩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25。同期還刊發了楊煉的創作談《從臨摹到創造——同友人談詩》，文中提到的友人恰是另一位朦朧詩人江河。楊煉在文中談到了作為語言創造出來的詩歌世界的特殊性以及隱喻、象征和“變形”化的修辭，而這對應于一個詩人真切地理解生活真相的能力以及深度的精神透視能力。在1980年代語境中具有現代性特征的修辭往往被視為是“反傳統、反現實、反生活”的，而《新詩的真假現實主義》（1981年第2期）則認為北島《回答》一詩突破了對現實的摹擬，而以象征等新穎的手法寫出鮮有的感受正是代表了真正的現實主義。值得注意的是《詩探索》1981年第1期刊發了長達24頁的《法國象征主義詩歌概觀》（張英倫）。盡管作者提出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個人自由主義和非社會政治傾向于今“毫無意義”，但是藝術上的成功經驗卻值得借鑒。這實則是從現代主義詩歌“傳統”和“世界視野”的角度肯定了“朦朧詩”一代人的藝術探索。趙毅衡對“意象”“語象”“比喻的老化與活化”“象征”“私立象征”的詳細介紹實則在“詩學”的層面呼應了那一時期探索詩歌的真正寫作動因和“現代性傳統”的機制。26北島則強調“詩歌面臨著形式的危機，許多陳舊的表現手段已經遠不夠用了，隱喻、象征、通感、改變視角和透視關系、打破時空秩序等手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前景。我試圖把電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詩中，造成意象的撞擊和迅速轉換，激發人們的想象力來填補大幅度跳躍留下的空白。另外，我還十分注重詩歌的容納量，潛意識和瞬間感受的捕捉”27。“新詩發展問題探討”“新詩發展問題論壇”作為《詩探索》的長設欄目關注新詩問題尤其是“朦朧詩”的爭論，而其他的欄目“詩窗”“詩人詩作研究”“詩藝” “詩通訊”等也盡可能地以多側面的形式參與了那一時期的爭鳴。

“詩窗”欄目多為譯介文論或者關于外國詩歌的研究文章，而它們恰恰從“世界視角”給青年詩人的探索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論依據和作為“西方傳統”的寫作事實。裘小龍選譯的拖?斯艾略特的《觀點》從“詩的意象”“‘難懂的’詩歌”“聽覺想象”等幾個方面精準對應了當時詩學論爭的核心問題，也回到了詩歌本體的創作規律，“還有一種難懂的詩歌，那是因為著者省略了一些讀者慣于讀到的東西，故而，讀者就莫名其妙，摸索著找那不在的東西，絞盡腦汁想要發現其實是沒有的那層‘意義’，也是詩人本不想有的意義”。1981年第3期鄭敏的《英美詩創作中的物我關系》就是從當時的詩歌論爭來切入的，“最近關于新詩創作的討論觸及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這就是詩創作中的物我的關系，或主客觀關系。對于詩應當反映客觀，沒有人提出疑問。但對詩可不可以寫‘我’，能不能以‘我’為主要表達對象，以及詩人的‘我’對他或她的創作活動有什么關系，則有爭論”。

《詩探索》1981年第3期對“朦朧詩”論爭的關注度空前加大，不僅“新詩發展問題探討”集中推出六篇文章，而且楊匡漢的《歌唱的八十年代第一個春天——評一九八〇年詩歌創作》和吳嘉的《思索?嘗試?前進——詩林漫步》年度詩歌綜論文章都提到了青年詩人創作的新趨向。劉湛秋則在看似與新詩問題爭論不太具有關聯的《新詩出版發行令人憂慮》中開門見山地對青年和中年詩歌作者的不斷崛起予以了肯定。卞之琳在《今日新詩面臨的藝術問題》為“難懂的詩”予以了一定程度的維護，同時也指出詩歌的創新和探索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比如廢除標點而任意排列詩行的做法。針對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卞之琳也予以了回應，“新詩經過多年的停滯以至退化，近兩年（嚴格說是從1978年下半年或1979年初算起）也涌現了一些并非‘穿了制服’的新詩，爭取到刊物上一角的位置。于是不少有地位的詩人和批評家馬上齊聲非議。反對的唯一理由是‘難懂’。長久以來，在國內，‘難懂’二字，對于一位詩人壓力很大，所以不要因為易用而隨便濫用”。這一期“新詩發展問題探討”集中圍繞著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展開爭鳴。李元洛《是什么“新的美學原則”？——與孫紹振同志商榷》28從“社會主義詩歌”和“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根本性問題的角度質疑了“排斥時代精神和人民情感”的“自我變現”“表現自我”的詩歌實踐及創作觀念。其時，爭論時所涉及的“自我”“個人”“小我”是與“人民”“大眾”“大我”極其復雜地纏繞在一起的，甚至由此形成的觀點是不相容的。此時，一些文章已經注意到了以北島、舒婷為代表的青年詩人不只是通過象征和隱喻指向了現實和自我，而且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背景，即“文革”動亂十年對他們形成的整體壓抑，其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是顧城的《一代人》。29

“新詩發展問題探討”在延續了四期之后，在1981年第4期臨時調整為“新詩的爭鳴”，從“探討”到“爭鳴”證明了大規模論爭的激烈程度以及引發的越來越高的社會關注度。這一期刊發了吳思敬關于江河的《讓我們一起奔騰吧——獻給變革者的歌》的評點。這篇文章實則是以江河為代表分析了這些年輕詩人在表現內心世界方面的探索精神和寫法的意義，是一篇態度鮮明而又言說有據的支持“朦朧詩”的學理文章。這一期的“百家詩論小札”出現了北島和江河的聲音。尤其是北島對詩歌作為獨特的人性、正義和正直世界的強調以及對傳統和固化的詩歌形式進行突破的意識都具有“詩學宣言”的意味，北島還提及詩歌的民族化并非是簡單的戳記而是復雜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塑造。

總第10期（1984年7月）用“新詩發展問題論壇”替換“新詩發展問題探討”。這一期“新詩發展問題論壇”刊發四篇文章，而“新時期詩歌研究”刊發了三篇，這七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圍繞“朦朧詩”問題展開的。此時，對“朦朧詩”問題的關注已經不再局限于“大方向”的整體討論，而是開始聚焦詩人的個體研究，比如吳思敬《追求詩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詩》以及王光明、唐曉渡合寫的《舒婷詩的抒情藝術》。吳思敬的這篇文章揭示了江河詩歌的重要特質，比如“男子漢的詩”“英雄氣質”“理性”“自我和人民的混合”“抒情主體的多義性”“史詩性追求”。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舒蒂奇?德拉加娜在《我這樣看中國當代詩歌》的短論中重點肯定了舒婷和顧城的詩，因為這些詩歌代表了“人”的聲音，因為他們與外國人眼中的慣常意義上的“當代詩歌”不同，“和外國詩人相比，中國詩人筆下的形象是高大的、負責的，因為這不是一個詩人，而往往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在說話。因此我們必須先放棄一般的藝術分析方法，才能深入中國當代詩歌的境界”。

這一時期的詩歌討論持續成為熱點，成為了時代緊迫的命題。今天已經成為常識的詩學問題在當時卻處于膠著的境地。《詩探索》刊發的那些支持“古怪詩”“朦朧詩”的文章在當時是冒著不小的風險的。“朦朧詩”的“自我表現”“思想的迷惘”以及“現代修辭技巧”在當時流行的社會學解讀和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批評中是不為主流語調所接受的，而被認為是與時代的發展格格不入的。

《詩探索》1982年第3期（總第8期）開篇推出“本刊評論員”文章《加強時代內容的時代性》。這與《詩探索》一貫的話語風格和辦刊宗旨不太一致，其背后是宣傳部門以及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參與的結果，“《詩探索》創辦以后，也每期送賀敬之同志，他專門約見過張炯（仲呈祥作陪并記錄），對刊物提出了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心的要求。張炯隨后執筆寫了《加強詩歌內容的時代性》的專論，以‘本刊評論員’的名義于第八期上發表”30。這篇“評論員文章”的“出爐”正是相關領導約談然后進行整改的結果。31

“評論員文章”屬于“匿名文本”，這樣的文本往往在重要的時間節點出現，可以借助各種名義來代表“權威”和“大多數意見”，其目的更多是“撥亂反正”。《加強時代內容的時代性》提到的“灰暗”“低沉”“片面”“狹小”顯然是指向了“朦朧詩”。一份理論刊物的創辦和發展在那一時期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壓力和約束的，而要繼續進行詩學“探索”就不只是“勇氣”這樣簡單了。

食指的“發現”與“朦朧詩”前史

隨著史料的發掘、累積以及認識的深入，“朦朧詩”的邊界和研究發生位移，漸漸產生了“朦朧詩”的“前史”構造，“前朦朧詩”的詩歌史敘事逐漸呈現出來。1994年，陳超對“朦朧詩”的時間邊界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看法，“隨著歷史時針沉重的掃過，有一些問題得以水落石出。現在，我們知道，對中國當代詩歌探索的歷史而言，更需要提醒人們記住的年代，是60年代末——比1980年要早十余年”32。

尤其通過《詩探索》組織的“整理”“發掘”“發現”和“打撈”等歷史考古學工作，食指作為“朦朧詩”的“先驅”和“小小的傳統”的歷史敘事架構不斷被強化。

《詩探索》1994年第2輯推出食指關于兩首代表作《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魚兒三部曲》的創作談，顯然當事人的說法更具有歷史的現場感和文學史的可信度，“1968年底，上山下鄉的高潮興起。在去山西插隊的火車上（火車四點零八分開），我開始寫這首詩。當時去山西的人和送行的人都很多。再有，火車開動前‘咣當’一下，我的心也跟著一顫，然后就看到車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為戶口也跟著落在山西）”33。食指的自述以及林莽撰寫的《并未被埋葬的詩人——食指》一起揭開了“食指研究熱”的序幕。不僅林莽提到的《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命運》《瘋狗》《熱愛生命》《海洋三部曲》《魚兒三部曲》在后來成為“經典”文本，而且這篇文章對食指進行了較早的詩歌史定位，“食指的作品處處回響著那個時代的聲音，他曾是一代人的代言人。正因為如此，在現當代詩歌史上他的歷史地位是不容忽視的。在那個沒有詩歌的年代，他寫出了影響一代詩人的詩歌作品，稱食指為新詩潮詩歌第一人是恰如其分的”。食指作為“新詩潮詩歌第一人”的定位甚至影響到了此后“文革詩歌”“地下詩歌”“知青寫作”“潛在寫作”“‘朦朧詩’前史”的相關研究、詩歌選本文化以及詩歌史敘事。加之當時食指作為精神分裂病人在北京第三社會福利院（位于昌平）已達四年之久，這一特殊的“精神病人”作為時代受害者的形象得以樹立和凸顯，“在這種環境中他依然以堅忍不拔的毅力生存著，寫作著”34。

《詩探索》對食指的“發掘”分為1994、1998、2006和2015等四個時間節點，對食指作為“新詩潮”的“源頭”“傳統”的文學史定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8年成為名副其實的“食指年”35。

繼1994年第2輯推出“關于食指”小輯之后，《詩探索》1998年第1輯又推出“食指研究”，刊發《食指論》（林莽）、《食指：朦朧詩人的“一個小小的傳統”》（李憲瑜）、《食指生平年表》（林莽整理，刊發時使用了筆名“建中”）。尤其是收錄的24張照片、手跡進一步推動了食指在“新詩潮”以及“地下寫作”中為一代人立言的“先驅者”“啟蒙者”的角色。值得提及的是1997年11月21日食指49歲生日當天，林莽、葦岸、徐曉、田曉青、王立雄、李恒久、姜詩元、魏革等到福利院看望食指。沒過多久，即1998年元旦，在1968年曾和食指一同插隊山西杏花村的知青一行12人到昌平的北京第三福利院看望食指，照片中的食指穿著病服。杏花村、“文革”、知青和食指恰好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歷史線索。1998年第1輯《詩探索》還單獨刊發了一個書訊《〈詩探索詩歌金庫-食指卷〉即將出版》：“本書擬于上半年出版。書中選入詩人食指代表作81首、歷年創作一覽、生平照片24幅、手跡及本期發表的食指論、食指（郭路生）生平年表。是一本集資料和作品為一體的作品集。本書裝幀、印刷精美。定購可與編輯部林莽聯系。地址與186頁相同。”《詩探索》1998年第2輯又再次刊發了這一書訊。

林莽的《食指論》在此前《并未被埋葬的詩人——食指》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食指作為“天才詩人”“先驅”“啟蒙”“傳統”“劃時代”“開創”“新詩潮第一人”的文學史地位，“新詩潮的重要成員們都曾宣稱，食指是開辟一代詩風的先驅者。那是比1978年要早十個年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這位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天才詩人，已寫出了數十首具有歷史價值的光輝詩篇。他以獨特的風格填補了那個特殊年代詩歌的空白，以人的自由意志與獨立精神再現了藝術的尊嚴與光榮。而他的后繼者們正是在這種人格力量的啟示下，開創了中國詩歌藝術的新篇章”36。食指已經被提升到文學史和詩歌“傳統”的高度，比如“70年代以來為新詩歌運動趴在地下的第一人”（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文革新詩歌第一人”（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新詩潮詩歌第一人”（林莽《未被埋葬的詩人——食指》）。多多還說過一句話，“郭路生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傳統”。這一說法后來被廣泛援引，比如崔衛平的《郭路生》以及李憲瑜的《食指：朦朧詩人的“一個小小的傳統”》。《詩探索金庫?食指卷》的出版旨向正是“詩歌史敘事”，“《詩探索》編輯部選編的系列叢書，以個人卷和匯編卷的形式推出新詩史上的重要詩人和作品”（見該書封底）。1998年第4輯《詩探索》開篇推出錢理群在《詩探索金庫?食指卷》發行座談會上的發言《“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峽谷”的自由歌唱》。錢理群很少談論當代新詩，這次的“破例”顯然是出于食指極其特殊的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史的重大意義，這篇文章也正是從政治文化視角指出了食指作為“民主寫作”的重要價值，“幸虧有了食指（和他的伙伴），否則中國的詩人真要愧對自己的時代了”37。

此前基本都是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的“朦朧五詩人”譜系38，1993年10月出版的《在黎明的銅鏡中?朦朧詩卷》盡管收入了食指的詩作10首，但是在“朦朧詩”的認定中其仍然處于邊緣的位置，“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出了第一本‘朦朧詩人’作品合集《新詩潮詩選》，將新時期以來的‘朦朧詩’的主要詩人以及第三代詩人基本囊括其中。但這本選集對郭路生還缺乏應有的了解，書中只選了他的一首詩”39。隨著不斷“發現”“打撈”“發掘”，食指的文學史地位有了很大調整。尤其1994年和1998年《詩探索》對食指的“發掘”起到了歷史化的效果。食指的“出現”也使得當代新詩史的秩序、選本構成以及文學史定位和敘述重心都發生了變化。40尤其是1998年之后，相關的文學史研究、回憶錄、訪談以及詩歌選本都不斷強化了食指在“地下沙龍”“白洋淀詩群”“朦朧詩”這一當代先鋒詩歌史上的“前驅者”形象41。謝冕就將新詩巨變的準備階段提至“文革”時期的“地下閱讀”和非主流詩歌，尤其對食指的創作溝通了傳統與現代、歷史與未來及其“橋梁”式的歷史意義予以了重點描述和深入評析，“食指是這類詩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詩在‘文革’標語口號泛濫中悄悄地在上山下鄉的知青群中傳抄。他屬于熱情投入‘文革’的那一代人，但卻是這一代中最早表達出對于這一革命運動失望情緒的先行者”42。在謝冕看來，食指的文學史意義顯然是與“朦朧詩”和“新詩潮”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已不是謝冕的個人觀感，而是漸漸成為了從那一時期延續、擴散甚至固定化下了的“文學史常識”。“朦朧詩”和“新詩潮”在以往都是圍繞“三個崛起”以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背景來予以描述或爭鳴的，而此時以謝冕為代表的研究者已將“新詩潮”文學史的敘事重心轉移至食指、北島、芒克、多多等人及“白洋淀詩群”和“今天”的傳統上，“幾乎與1978年底的那個決定開放政策的會議召開的同一個時刻，北京的一個民間的刊物《今天》終于宣告出版”。

與此同時，作為“朦朧詩”“前史”的“食指現象”也引發了一些爭議，“《食指生平年表》的作者顯然意識到了‘發掘’對于一個詩人如何走進‘公共空間’的重要性。作者更懂得，將一個詩人的個人‘苦難’列為年表的‘重點’，容易刺激起大眾文化背景中讀者的‘好奇心’和‘窺私癖’”43。程光煒甚至對自己撰寫的《中國當代詩歌史》過于突出食指的做法予以了反思，“在這本2003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詩歌史’中，筆者曾給食指以朦朧詩運動的‘先行者’的顯赫篇幅，并把他指認為七十年代以來新詩潮‘唯一’的精神‘傳統’和‘源流’。今天看，這樣的‘結論’未免有些唐突和冒險”44。

尤其是在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地下詩歌”的系年問題極其重要。食指、芒克和北島這種“先知先覺”地近乎“超時代”的寫作行為給包括唐曉渡等年輕一代讀者帶來的不只是神秘、震撼和敬畏，還有相形之下的“好奇”“自我審視”乃至“自我懷疑”，“我覺得1973年就寫出《天空》那種詩的人真是不可思議：它的冷峻，它的激憤，它深沉的慨嘆和成熟的憂思，尤其是它空谷足音般的獨白語氣。我詫異于多年的‘正統’教育和集體的主流話語在其中居然沒有留下多少可供辨認的痕跡（哪怕是從反面），這在當時怎么可能？莫非這個人真是先知先覺不成？”45在唐曉渡看來，芒克寫出“超前的詩”并非有作假的嫌疑，而是出自一個詩人的獨特才能。1992年前后，謝冕曾同唐曉渡就芒克和多多的早年寫作交換過意見，而唐曉渡的對作品“系年”的好奇以及認知、解讀在1995年開始的“重寫詩歌史”46的驅動下被一些學者予以了強化和反轉。文學史及其敘述中最基礎的就是材料，材料的變動必然引起相應的文學史話語的調整。一些文本的“寫作年代”顯然在政治文化顯豁的時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歷史價值。這些相關作品的“系年”問題至今仍然成為圍繞著“地下寫作”“今天”詩群以及“朦朧詩人”繞不開的核心話題和疑問重重的所在。這印證了重要的不是作品“發表”的年代而是“寫作”的年代。洪子誠則對“地下”詩歌的系年、挖掘以及食指的文學史定位等問題持極其謹慎的態度，“‘地下’詩歌作品只是到了‘文革’結束之后，才陸續發表（在‘正式’出版物上，或在詩人自辦的詩報、詩刊上）。因為這種特殊情況，當時詩歌活動和作品的‘真實’面貌，在歷史研究中始終是個問題”47。

《詩探索》于2006年第4輯（作品卷）在“新詩圖文志”推出《食指生平創作年表》（林莽、翟寒樂整理），刊發了食指的24張不同時期的照片。《詩探索》2015年第4輯（理論卷）又推出了“2005—2015食指十年作品輯”以及孫紹振詩學思想研究專輯，它們剛好互相支撐地呈現了“朦朧詩”的創作以及研究的成果。這給食指以及“朦朧詩”的新詩史定位予以了一個近乎“歷史檔案”式的總結和展示。

白洋淀詩群：“我們沒有預料到這是一個搖籃”

經由《詩探索》1994年組織的“白洋淀詩群”尋訪活動以及相關文章的推出，“白洋淀詩群”的文學史效應迅速擴大并趨于認知和評價的穩定結構，而多多等當事人當初也沒有預料到白洋淀會成為“朦朧詩”的一個搖籃……

“朦朧詩”的命名與很多文學概念一樣，都是來自于戲劇化的歷史誤解，而“朦朧詩”的說法也在后來遭遇到了包括當事人在內的越來越多的抵制，比如芒克從來都不承認“朦朧詩”這個概念，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朦朧詩人”，因為“朦朧詩”的發生、詩學觀念以及主要成員構成都更為清晰地指向了白洋淀詩群、《今天》雜志以及“今天詩群”。《詩探索》1994年第4輯刊發了荷蘭漢學家柯雷的《瘸子跑馬拉松》，從“世界視角”考察了中國當代詩歌，尤其強調了1978至1984年間的“朦朧詩”以及食指、黃翔的重要性，“他們的詩作給我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必須強調這點：考慮到他們創作的時代和時代精神才如此”。

作為歷史化和譜系化的詩歌現象，“朦朧詩”和《今天》繼續向歷史深處追根溯源，以 “地下寫作”、詩歌沙龍以及以白洋淀詩群為代表的青年詩人群體則與“朦朧詩”發生了歷史效應，甚至食指被指認為是“朦朧詩人”的一員而入選了重要的詩歌選本，并成為詩歌史敘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詩歌史的關注也正是《詩探索》從創辦之初就予以強調的，即“我們將加強對于詩歌史的研究以增進詩歌發展的知識”48。

《詩探索》1994年第3輯刊發了一則“簡訊”，編輯部在1994年5月6日至9日組織了“白洋淀詩歌群落”的尋訪活動，牛漢、吳思敬、芒克、林莽、宋海泉、甘鐵生、史保嘉、陳超、白青、劉福春、張洪波、仲微光、谷地、程瑋東等參加了此次活動。此次尋訪活動顯然是出于對一段被忽視而又非常重要的史實的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以白洋淀為中心聚集了一批詩歌創作者，他們大多是下鄉到此地的知識青年，其創作以手抄形式流傳。這些詩歌創作活動，對后來‘新詩潮’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和奠基作用。這一特殊的文學現象，近幾年來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新詩研究者的重視”49。而早在1988年，作為白洋淀詩群重要成員的多多就這一特殊的寫作群體給出了歷史性的評價，“芒克是個自然詩人，我們十六歲同乘一輛馬車來到白洋淀。白洋淀是個藏龍臥虎之地，歷來有強悍人性之稱，我在那里度過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們沒有預料到這是一個搖籃。當時白洋淀還有不少寫詩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島、江河、甘鐵生等許多詩人也都前往那里游歷”50。

《詩探索》1994年第4輯“當代詩歌群落”以超大篇幅刊發了關于白洋淀詩群的六篇文章。這些文章涉及食指（郭路生）、北島（趙振開）、江河（余友澤）、芒克（姜世偉）、多多（栗士征）、根子（岳重）、方含（孫康）、林莽（張建中）、史保嘉、潘青萍（喬伊）、戎雪蘭、陶雒誦等，顯然這份名單的文學史意義是不容低估的。林莽撰寫的“主持人的話”則對“白洋淀詩群”的概念、時間定位、形成緣起、詩歌特征和研究意義進行了總體性概括。此后，這些文章成為了“參考書”級的權威資料，成為了此后被反復援引的“歷史話語”。洪子誠則認為這種由“當事人”提供文學史證據的做法在新詩史上并不多見。“白洋淀詩群”的尋訪活動和歷史梳理是成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這些文章如今都已成為各種文學史教材頻繁引用的經典文獻，90年代末期以來的新詩史和當代文學史也都將‘白洋淀詩群’作為重要的內容加以論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詩探索》的史家眼光和獨特的貢獻”51。

《詩探索》組織的“白洋淀詩群”的尋訪、研究以及新詩史的定位并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處于文學史場域之中，彼此關聯且相互影響。早在1986年貝嶺就寫出了《作為運動的中國新詩潮》，此后又有多多的《1972—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尤其是1993年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52作為專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產生了重大影響，該書對“新詩歌第一人”的食指、地下沙龍以及“白洋淀詩派”予以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和文學史定位。在2013年再版時楊健已經不再使用“白洋淀詩派”的提法而是改為“白洋淀詩群”——刊載了北島、芒克、多多以及白洋淀的照片，并且將“白洋淀詩群”視為“黃金時期”（1972—1974）的“產床”。

《詩探索》組織的“白洋淀詩群”尋訪活動以及研究成果產生了極其強大的后續效應，打破了以往新詩史慣性敘述的重心，甚至改寫了詩歌史，從而直接啟動了文學史敘事的新的話語模式，即食指、“白洋淀詩群”、《今天》詩派以及“朦朧詩”構成了越來越清晰的歷史脈絡，比如張清華在《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第一階段”就提到《詩探索》組織的“白洋淀詩群”的尋訪活動并援引了陳超、宋海泉、齊簡、白青等人的相關觀點。張清華還專門提及北島、江河等人的作品和影響要晚于“白洋淀詩群”，而他們加入“白洋淀詩群”的時間也略晚。53質言之，“食指（包括黃翔）—白洋淀詩群—朦朧詩群”的當代新詩史譜系和序列已經成型，“‘白洋淀詩群’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食指等前驅的詩風，使具有現代主義藝術傾向的詩歌在一代青年人中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而且它們本身當中就成長出了后來朦朧詩群體中的多數骨干，如芒克、多多、北島、江河等”54。尤其是1994年之后，相關的文學史研究、回憶錄、訪談以及詩歌選本都不斷強化了食指在“地下沙龍”“白洋淀詩群”“朦朧詩”這一當代先鋒詩歌史上的“前驅者”形象55。謝冕在論述“新詩潮”時也不再是以往固化的北島、舒婷、顧城、江河和楊煉的“五人模式”，而是拓展到了食指、芒克、多多、嚴力、林莽等。56顯然，這與《詩探索》所挖掘的“白洋淀詩群”有內在關聯，比如《20世紀中國新詩：1978—1989》涉及的14個注釋中有5個引自《詩探索》1994年第4輯。以至在2005年，北京大學召開的第六屆未名詩歌節“三十風雨話朦朧”大型論壇活動中，包括謝冕、芒克、舒婷、林莽、田曉青、徐曉、劉福春等在內的與會詩人、史料學家以及評論家將“朦朧詩”的發生史定位在1975年。57

《詩探索》在2008年第2輯（理論卷）又再次推出“白洋淀詩群”的研究專輯，此時的研究已經轉到了深度的文化闡釋上，并具有視野擴大化的趨向，比如對白洋淀詩群的女詩人、濕地文化的關注。58

時間差、文化事件與敘述重心的位移

謝冕在評價老木編選的《新詩潮詩集》中提到了“朦朧詩”論爭時的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這一論戰的一般形態表現為不同詩歌觀念的深刻沖突，在某些時期也產生過變異。最嚴重的一次產生在一九八三年秋季至一九八四年春季的那場不是政治運動的政治運動中，藝術上的分歧被試圖解釋為政治性的。”59“朦朧詩”論爭前后持續了五年時間，最終因為謝冕提到的那場政治運動的干涉而導致正常詩學論爭的結束，而徐敬亞的檢討文章《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關于“崛起的詩群”的自我批評》60也標志著這一曠日持久的關于時代“新的課題”的大規模論爭宣告結束。

因為《詩探索》改為“叢刊”形式的不定期出版，延遲期使得一些文章的寫作時間和發表時間之間出現了過大的距離，而其“時效性”就會打上折扣。比如吳思敬《追求詩的力度——江河和他的詩》一文寫于1982年8月，而發表時已經過去了近兩年時間，這一間隔中批評家的觀感、認知以及整個詩學批評現場和生態都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1985年7月總第十二期《詩探索》出刊后即停刊，一直到1994年才復刊。

《詩探索》在復刊之際卻趕上了“朦朧詩”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文化事件。

1993年10月8日，遠在新西蘭激流島的顧城在自殺前重傷妻子謝燁并致死……

從1980年代初開始，吳思敬就與顧城有著交往。1986年，顧城此時尚在北京,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提到了吳思敬61。而吳思敬早在1983年就寫出了深入、系統研究顧城的文章《他尋找“純凈的心靈美”——讀顧城的詩》。1986年，顧城詩集《黑眼睛》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贈送給吳思敬的那本扉頁上顧城寫下：“人?類也 敬請吳思敬老師指正。”

1993年的10月9日奧克蘭警方向新聞界發布消息：中國著名詩人37歲的顧城于星期五（10月8日）吊死在奧克蘭附近希基島的一棵樹上，其妻謝燁頭部遭斧砍，急救無效死亡。據警方重案組調查，懷疑顧城用斧擊斃妻子后吊頸自縊……消息傳到國內的時候,吳思敬正在八大處的北京軍區招待所開會。當時顧城的好友文昕也在場，登時痛哭不止。

顧城的突然辭世以及“殺妻事件”使得“詩人之死”“詩人形象”作為文化事件被推到風口浪尖，甚至此間也存在著大量的誤解、偏見，所以需要及時還原和澄清。為此，吳思敬決定《詩探索》組織一個專輯。這就是《詩探索》1994年第1輯推出的“關于顧城”，刊發顧城、謝燁的書信以及《最后的顧城》（文昕）、《顧城謝燁尋求靜川》（姜娜）、《顧城之死》（唐曉渡）。這一期還刊發了一則詩訊，《倫敦大學舉辦顧城、謝燁紀念展覽》。

遺憾的是，因為停刊，《詩探索》錯過了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關于“朦朧詩”“第三代詩歌”“實驗詩”以及“后新詩潮”的重要現象及討論。62因為停刊的時間差，《詩探索》只能在復刊之后予以“補課”或“后續式的描述”。《詩探索》復刊之際，學界談論最多的已不再是“新時期”“朦朧詩”“新詩潮”，而是“‘朦朧詩’后”“后新詩潮”“后新時期”以及“世紀末文化”。63

隨著“第三代”詩歌運動轟轟烈烈的展開，“朦朧詩”已不再是詩壇的“中心”，而只是成為整體場域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比如《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中，盡管“朦朧詩派”被放在了首位但是其重要性和影響力顯然已經被其他60多個詩歌流派和社團給瓜分和撕裂了。尤其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朦朧詩”“新詩潮”往往是作為“第三代詩歌”或“新生代詩歌”“后新詩潮”的發生背景來予以提及的，越來多的研究者將目光聚集在更為年輕也更為復雜的另一代詩人身上，所以謝冕指認“新生代”或“第三代”給中國詩壇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亂”，“這一場‘美麗的混亂’，是自有新詩歷史以來最散漫、也最放縱的一次充滿游戲精神的詩性智慧的大展示”64。

“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之間的差異越來越成為文學史“知識”，“較之朦朧詩人集團意識、歷史使命感、好普度眾生的愿望，后新詩潮的理論代表則更加強調個體生命的價值”65，“如果說‘朦朧詩’和‘第三代詩’同樣經歷了某種隱蔽的、‘地下’（即在公共視野之外）的‘個人化’階段的話，那么前者是被時代拘囿的，后者則是被時代解散的。被解散的個人乃是更純粹、更徹底的個人”66。不久之后，陳超在編選《以夢為馬——新生代詩卷》時強調：“1985年之后，新生代詩人成為詩壇新銳。作為詩歌發展持續性巖層的新斷面，他們體現出自己的質素（以及擺脫‘朦朧詩’影響的努力）。隨著紅色選本文化的崩潰，和翻譯界‘日日新’的速度，這些更年輕的詩人，親睹了一個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文化景觀。”67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詩探索》關于“第三代詩”的討論次數和篇幅明顯多于“朦朧詩”68，尤其是1980年代末期以來的社會文化轉型使得“第三代詩”和“朦朧詩”之間的“斷裂”越來越深。陳旭光為了給“后新詩潮”辯護就將“朦朧詩”的權威發言人之一孫紹振拿過來予以批評，顯然“朦朧詩”和“后新詩潮”是兩種近乎不相容的美學話語，“我大惑不解的是：孫紹振先生當年曾極為難能可貴‘先鋒’地理解了‘朦朧詩’與帶著巨大的慣性力而依然盛行的主流詩歌的重要區別”，“然而，為什么今天就不能再跨出一步從而理解‘后新詩潮’與已獲得正統地位成為主流詩歌的‘朦朧詩’的不同，理解后者對前者的類似的‘不馴服的姿態’呢？”69陳旭光的這一反問是具有代表性的，因為即使是當年支持“朦朧詩”的謝冕、孫紹振、劉登翰和洪子誠等“老一代”批評家內部也出現了矛盾和分化的聲音，“北京大學的洪子誠教授首先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說，《詩刊》1997年第1期選載了謝冕先生的《有些詩正離我們遠去》，由于謝冕的文章很久以來不在《詩刊》上出現，這次選載說明了什么問題？緊接著福建社科院的劉登翰先生發表評論。他說，當年（1980年）在南寧詩會上，謝冕和孫紹振對于別人‘看不懂’的‘朦朧詩’搖旗吶喊。歷史已經過去，事實證明‘朦朧詩’不因某些人‘看不懂’而失去價值。而今，謝冕和孫紹振對現在的新詩表示‘看不懂’，是否也會重蹈歷史的覆轍？”70歷史確實有著“循環”現象，當年“朦朧詩”論爭的焦點正是“自我”與“人民”，而到了“后新詩潮”時期又再次出現了這一話題。而富有戲劇性的則是當年站在“朦朧詩”“表現自我”一方的孫紹振被更為年輕的學者們指責為是反“后新詩潮”的代表。71

余 論

盡管詩歌史的敘述重心已經發生了位移，但是在“后新詩潮”“第三代詩歌”“女性詩歌”以及“90年代詩歌”的討論中《詩探索》仍然對“朦朧詩”歷史譜系的詩人、群體以及現象予以了重點關注。72

尤其是《詩探索》推出的“食指”“北島”“芒克”“根子”“楊煉”“梁小斌”“林莽”“田曉青”等“朦朧詩人”專輯把文學史敘事重新拉回到了當年的歷史現場。在這些文章中我們感受到了強烈的時間焦慮以及“朦朧詩”一代人“今不如昔”的慨嘆，對往昔的懷念以及對一個逝去的詩歌年代的追憶又都是在盛極一時、喧囂一時的“新生代”詩歌大潮的裹挾和推搡之下生發出來的——

1987年的某一天，我到久未見面的芒克那兒小坐。那些年正值中國新潮詩歌如火如荼的翻涌之際，詩社林立，流派紛呈，似乎詩歌到底是什么也早已被一片喧囂所淹沒了。此時芒克正關起門來撰寫他的長詩《沒有時間的時間》。一向爽朗、熱情的芒克以沉靜的心境說：真想再回到白洋淀那些冷清而憂傷的日子里去，真想一個人靜靜地坐一會兒。這真摯的生命的渴求使我們眼中都浸滿了淚水。73

隨著“朦朧詩”“今天”認知視野的拓邊和認識的深入，相應的詩歌史敘事重心也發生位移，74尚德蘭（法國）、柯雷（荷蘭）、米娜（英國）、島由子（日本）等漢學家的加入以及國際詩人阿多尼斯的參與使得“漂泊主題”“海外寫作”等話題被強調。柯雷對多多早期詩歌（1972—1982）的研究以及對朦朧詩的譯介顯然代表了“國際視野”，即更多強化了政治性、中國性與那一時期中國詩人的特殊關系，“現在我稱一首詩多少有點是‘政治的’，是依賴于那首詩表現現實世界、尤其是文革中的社會政治現實的突出性而言；我稱一首詩多少有點是‘中國的’，依據的是它的讀者需要以當代中國的知識作為閱讀前提”75。

《詩探索》2016年第3輯（理論卷）推出北島詩歌創作研討會論文輯具有強烈的文化象征意義，如此超大篇幅地對“朦朧詩人”的專題研究在晚近的《詩探索》辦刊過程中非常少見。由此可見，這仍然是當代詩歌經典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不再是“詩學爭鳴”意義上的討論，“相對于北島詩歌創作的成就與影響， 這是一個遲來的研討會；時間拉開了距離，卻也可以讓詩人與學者對北島做出較為客觀的文學史評價”76。

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在不斷通過口述史、訪談、歷史尋訪和文化批評所搭建的“重讀八十年代”“重返八十年代”的歷史景觀中，“八十年代”甚至帶有了“思想解放”和“黃金時代”的時間神話色彩，而其中的一層重要光環仍然離不開“朦朧詩”。圍繞著40年間《詩探索》與“朦朧詩”的歷史敘事——包括因為停刊而出現的8年半空白期，我們看到中國當代詩歌理論與批評正是在不斷的論爭、糾正、反撥和創造中向前發展的，而詩學和社會學的博弈從來都沒有停止過。隨著文化場域和文學史敘述的調整和變化，“朦朧詩”的挖掘、邊界、定位以及詩歌史敘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朦朧詩”與“第三代詩歌”“新生代詩歌”以及“90年代詩歌”的比較與評估中，不僅“朦朧詩”越來越成為“保守”“傳統”“正統”“主流”“過時”的代名詞，而且“第三代詩歌”“新生代詩歌”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不信任和反撥的聲音。

注釋：

1 當時沒有停刊啟事，按謝冕的說法是“《詩探索》放假”。

2 創刊時為四川人民出版社，此后更換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時代文藝出版社、漓江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3 1982年第1期標注印數為25500，第二期印數為25400，第三期印數22000，第4期印數22000。1984年7月出版總第10期的時候印數已經大幅縮減為15000冊。1984年11月出刊總第11期的時候印數已經急劇下降到了9800冊，到了1985年7月的總第12期印數更是跌落到5700冊。1994年復刊后《詩探索》更是面臨著發行壓力和經濟壓力，不得不在各地成立代銷站。《詩探索》1996年第2輯在顯著位置標注“四川矛盾實業有限公司資助”“畫家石虎先生資助”，這代表了純“詩學”刊物維持運營的窘迫與尷尬境地。

4 程光煒：《吳思敬先生印象》，《南方文壇》2013年第4期。

5 《我們需要探索》，《詩探索》1980年第1期。

6 12謝冕：《為夢想和激情的時代作證——紀念〈詩探索〉創刊30周年》，《詩探索》2011年第2輯理論卷。

7 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沒過多久，1979年1月《詩刊》社召集了全國詩歌創作座談會。

8 王堯：《“三個崛起”前后——新時期文學口述史之二》，《文藝爭鳴》2009年第6期。

9 18 19 30 楊匡漢：《〈詩探索〉草創期的流光疏影》，《詩探索》2011年第2輯理論卷。

10 雷業洪、樓肇明、王光明、劉士杰等參與協助編輯工作和組稿工作，吳思敬從第11輯開始負責具體的編輯工作（該期在版權頁單獨標出吳思敬為責任編輯）。

11 《詩探索》創刊號并未公布整個編輯部的構成，而是在第二期（1981年第一期）才公布了主編（謝冕）、副主編（丁力、楊匡漢）以及16人組成的編委會。吳思敬、王士強：《詩路紀程三十年——詩評家吳思敬訪談》，《星星》（理論刊）2011年第3期。

13 原題為《歡呼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發表時《詩刊》編輯做了修改。

14 比如《福建文藝》1980年第2期推出的“關于新詩創作問題的討論”就是為了批判舒婷，且會前專門油印了舒婷的詩歌小冊子以供“討論”（實則是“批判”）之用。

15 1981年，舒婷《致橡樹》和梁小斌《雪白的墻》獲得1979—1980年全國中、青年詩人優秀新詩獲獎作品，這顯然代表了主流詩歌界對具有探索傾向的年輕詩人的有限度認可，比如這份名單就沒有北島、顧城、江河、楊煉等人。

16 劉登瀚：《從尋找自己開始——舒婷和她的詩》，《詩探索》1980年第1期。

17 比如1979年9月9日《今天》編輯部在紫竹院公園召集的作者、編輯、讀者漫談會，北島、芒克、江河、史康成、黃銳、徐曉、鄂復明、劉念春、黑大春、趙振先、劉建平、甘鐵生、周郿英、王捷、萬之等參會，他們已然在讀者和“群眾”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甚至沖擊波。

20 艾青：《答〈詩探索〉編者問》，《詩探索》1980年第1期。

21 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報》1980年5月7日，《詩探索》創刊號再次刊發此文。

22 艾青：《從朦朧詩談起》，《文匯報》1981年5月12日。

23 創刊號推出6篇，1981年推出17篇（其中3篇是“新詩的爭鳴”），1982年推出19篇。總第10期（1984年7月）開始“新詩發展問題探討”被替換為“新詩發展問題論壇”（推出3篇），總第11期（1984年11月）推出3篇。

24 比如嚴辰的《給青年作者的信》對1940年代的象征派、現代派以及連詩人自己都不懂的詩提出了批評。

25 樓肇明：《〈回答〉評點》，《詩探索》1981年第1期。

26 趙毅衡：《詩歌語言研究中的幾個基本概念》，《詩探索》1981年第4期。

27 北島：《百家詩論小札》，《詩探索》1981年第4期。

28 該文誤認為孫紹振這篇文章發表于《詩刊》4月號。1981年3月號《詩刊》推出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是“有意為之”，即將之作為討論的靶的使用——同期刊發了程代熙的批評文章《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孫紹振曾托關系試圖將此文從《詩刊》撤回，因為他已經知道了刊發此文的目的以及可能引發的后果。

29 《目前新詩的美學突破》（鹿國治）則以北島、舒婷、顧城、江河和楊煉、梁小斌為例提出“人”“人道主義”“人性”“自我”“內心世界”以及“人的異化”等重要問題，并意識到這些詩歌作為現代性美學的突破。

31 整個過程如下：1983年1月22日《詩探索》編輯部召開編委會擴大會議，對創刊以來的編輯工作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檢查并形成《關于〈詩探索〉刊物檢查的報告》；1983年3月，《詩探索》1982年第3期出版時刊發了這篇由張炯執筆的“評論員文章”。《詩探索》1982年第4期（總第9期）的版權頁卻標明出版時間為1982年9月，系勘誤，應為1983年9月。

32 陳超（陳默）：《堅冰下的溪流——談“白洋淀詩群”》，《詩探索》1994年第4輯。

33 食指：《〈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魚兒三部曲〉寫作點滴》，《詩探索》1994年第2輯。

34 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詩人——食指》，《詩探索》1994年第2輯。

35 1998年2月，郝海彥主編的《中國知青詩抄》收入包括《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內的食指詩作6首且排在首位，謝冕和林莽分別為該詩選作序《記憶是永恒的財富》《以青春作證》。1998年6月，林莽和劉福春編選的《詩探索金庫?食指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外，9月份的“一代詩魂、朦朧詩先驅——詩歌朗誦會”暨簽名售書和11月的“相信未來，熱愛生命——詩歌朗誦演唱會”（《詩探索》編輯部均為主辦方）都推動了食指的新詩史地位。

36 林莽：《食指論》，《詩探索》1998年第1輯。

37 時隔不久，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食指的詩》（“藍星詩庫”），這進一步奠定了食指的文學史地位。

38 1985年1月老木編選的《新詩潮詩集》中只選了食指的一首詩《憤怒》，而北島、舒婷、江河、芒克、顧城、楊煉、多多、梁小斌都是作為“第一梯隊”的“重要詩人”予以收入。較之食指極其可憐的1首，北島則高達48首且占據了整整55個頁碼（舒婷入選37首）。

39 林莽、翟寒樂：《食指生平創作年表》，《詩探索》2006年第4輯作品卷。

40 霍俊明：《變動中的當代新詩史敘述——以〈中國當代新詩史〉出版與修訂版為例》，《詩探索》2006年第1輯理論卷。

41 55 比如《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張清華，1997）、《旁觀者》（鐘鳴，1998）、《中國知青詩潮》（郝海彥編，1998）、《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廖亦武編，1999）、《持燈的使者》（劉禾編選，2001）、《中國知青文學史》（楊健，2002）、《瞧！這些人》（芒克，2003）、《打開詩的漂流瓶——現代詩研究論集》（陳超，2003）、《朦朧詩新編》（洪子誠、程光煒編，2004，此時的食指已經排在了前三的位置）、《半生為人》（徐曉，2005）、《我們這一代》（肖全，2006）、《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柏樺，2009）、《被放逐的詩神》（李潤霞編選，2006，食指排在這本詩選的第一位）、《中國先鋒詩歌論》（陳超，2007）以及《往事與〈今天〉》（芒克，2018）等等。

42 56 64 謝冕：《20世紀中國新詩：1978—1989》，《詩探索》1995年第2輯。

43 44 程光煒：《一個被“發掘”的詩人——〈詩探索〉和〈沉淪的圣殿〉“再敘述”中的食指》，《中國新詩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輯》，2005年版，第410、417頁。

45 唐曉渡：《芒克：一個人和他的詩》，《詩探索》1995年第3輯。

46 北京大學發起重讀重要詩歌文本的“批評家周末”活動，《詩探索》在1996年第1輯開設“經典重讀”欄目。

47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1頁。

48 《詩探索》創刊號的發刊詞。

49 劉福春：《“白洋淀詩歌群落”尋訪活動》，《詩探索》1994年第3輯。

50 多多：《1972—1978被埋葬的中國詩人》，《開拓》1988年第3期。此文在1991年刊發于《今天》時更名為《1970—1978北京的地下詩壇》。

51 吳思敬、王士強：《詩路紀程三十年——詩評家吳思敬訪談》，《星星》（理論刊）2011年第3期。

52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版。當時是作為“首次披露文革地下文學內幕、真實記錄鮮為人知的珍貴史實以及填補我國當代文學史的斷檔”的“長篇紀實報告”出版的。該書在2013年3月改名為《1966—1976的地下文學》由中共黨史出版社修訂再版。

53 54 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1-42頁。

57 劉景榮：《三十年風雨話“朦朧”》，《詩探索》2005年第3輯理論卷。

58 參見該期楊樺《白洋淀的回憶》、霍俊明《隱匿的光輝：白洋淀詩群女詩人論》、路也《白洋淀詩群的濕地背景》。

59 謝冕：《新詩潮的檢閱——〈新詩潮詩集〉序》，《新詩潮詩集》，老木編選，內部交流，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未名湖叢書編委會。

60 《人民日報》1984年3月5日。

61 “巫猛：你好，《春臺》四本收到，謝謝！等稿費收到我一并交吳思敬兩本。多快，86年了，不寧不令，人都不在了。寄上一些近作及評論。我正在設想一種半隱居生活，平淡、潔凈。祝長在詩中！ 顧城”。

62 比如1985年11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閻月君、高巖、梁云、顧芳聯合編選的《朦朧詩選》，1986年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影響巨大的北島、舒婷、顧城、江河、楊煉的《五人詩選》，1987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唐曉渡、王家新編選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1992年7月唐曉渡編選了《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后朦朧詩選粹》，1993年10月北師大出版社則整體性推出《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在黎明的銅鏡中——朦朧詩卷》《以夢為馬——新生代詩選》《蘋果上的豹——女性詩卷》《與死亡對稱——長詩、組詩卷》等。

63 比如1993年9月18日由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中心與《詩探索》編輯部在北京舉辦的“’93中國現代詩學討論會”就聚焦于“朦朧詩”之后的詩壇現狀和前景，而謝冕則提出了著名的“美麗的混亂”一說。

65 吳思敬：《編選者序》，《磁場與魔方——新潮詩論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

66 唐曉渡：《編選者序》，《燈芯絨幸福的舞蹈——后朦朧詩選粹》，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頁。

67 陳超：《編選者序》，《以夢為馬——新生代詩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68 比如1994年第1輯的“他們”，1994年第2輯的西川，1994年第3輯的海子，1994年第4輯的王家新，1996年第2輯的“莽漢”，1995年第2輯的于堅研究小輯，1995年第4輯陳仲義、陳旭光、羅振亞和汪劍釗關于“第三代”詩歌的研究文章，1995年第1輯和第3輯推出的12篇“女性詩歌研究”，1996年第1輯“第三代詩歌研究”，1996年第3輯的韓東，1998年第2輯“后新詩潮”研究（6篇），1998年第3輯“后新詩潮”研究（3篇）。

69 陳旭光：《先鋒的使命與意義——為“后新詩潮”一辯》，《詩探索》1998年第2輯。

70 郜積意：《“后新詩潮”的論爭及其理論問題》，《詩探索》1998年第3輯。

71 孫紹振在《后新詩潮的反思》一文批評了90年代以來先鋒詩歌圖解西方文化哲學而形成的新的概念化傾向，“但是，我并沒有說他們脫離人民，脫離群眾，我所批評的是，他們脫離了自我，活生生的個體，活生生的自我。他們的毛病是虛假，是在做作出一種與真實的自我不同的樣子，墓地是為了生吞活剝地圖解某種西方文化學說，而不是脫離了抽象的人民”。

72 1995年第3輯推出“關于芒克”的專輯[刊發《芒克印象》（林莽）、《芒克創作簡歷》（林莽整理）以及長達21頁的《芒克：一個人和他的詩》（唐曉渡）]，1995年第4輯推出“關于林莽”的專輯[《尋求寂靜中的火焰》（林莽）、《林莽的方式》（陳超）以及《林莽創作簡歷》（劉福春）]，1997年第2輯的“關于王小妮”，1997年第4輯關于陳仲義的《中國朦朧詩人論》和《詩的嘩變》的評介文章以及伍方斐的《顧城后期詩與詩學心理分析》，1998年第1輯“食指研究”，1998年第4輯“關于田曉青”，1999年第2輯柯雷的文章《多多的早期詩歌》（谷力譯），2003年第1-2輯“關于楊煉”，2003年第3-4輯“關于北島”，2004年春夏卷阿多尼斯和楊煉的對話“詩歌將拯救我們”，2005年第1輯“關于根子”，2005年第3輯《三十風雨話“朦朧”》（劉景榮），2008年第2輯“梁小斌”專輯，2010年第4輯《〈今天〉的創辦與詩歌型構》（張志國），2013年第1輯《試論顧城的〈滴的里滴〉》（島由子），2013年第3輯《在茫茫黑夜中閃爍的生命靈光——啞默“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創作及其精神》（蘇文健）和《問道》（啞默），2016年第1輯《八十年代，被詩浸泡的青春——徐敬亞訪談錄》（姜紅偉）。

73 林莽：《芒克印象》，《詩探索》1995年第3輯。

74 參見《顧城后期詩與詩學心理分析》，《詩探索》1997年第4輯。

75 [荷蘭]柯雷：《多多的早期詩歌》，谷力譯，《詩探索》1999年第2輯。

76 《編者的話》，《詩探索》2016年第3輯理論卷。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詩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