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小康與廣東精神的壯麗華章 ——評《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
內容提要:《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是國內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記錄小康工程的壯麗華章,也是廣東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小康“創業史”。作品采用紀實與文學相結合的方式,首次全面地敘寫了廣東人民追夢中國、追夢小康、實現小康的輝煌歷程。
關鍵詞:《奮斗與輝煌》 廣東精神 小康
在中國社會向著現代性、全球化大步邁進,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中國夢”已成為最為激動人心,響徹中國和影響世界的時代強音;而“小康夢”作為“中國夢”的具體實踐和最引人奮進的動力,作為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時代主題,經過40年的篳路藍縷,現已基本建成了“全面小康社會”。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中更是濃墨重彩,先人一步實現了“小康夢”。由張培忠任總撰稿、廣東12位作家參與撰寫、花城出版社近期隆重推出的四卷本、百萬字的《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是國內第一部全景式、史志式記錄小康工程的壯麗華章,也是廣東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小康“創業史”。作品采用紀實與文學相結合的方式,首次全面地敘寫了廣東人民追夢中國、追夢小康、實現小康的輝煌歷程。
一、逐夢小康與廣東精神
要全景式地記錄、展現廣東人民追夢中國、逐夢小康的全過程,就必須對“小康”概念有全面的認識,只有厘清了“小康”概念,才能準確、客觀地進行“小康敘事”。
《奮斗與輝煌——廣東小康敘事》(以下統一稱“《廣東小康敘事》”)在“序言”中,首先對“小康”概念進行了梳理和闡釋。這一概念,是1976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的,它是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更為生動、更形象化的描述。“小康”是一個既充滿傳統文化色彩,又富于社會主義特色的概念。早在《詩經?大雅?民勞》中,就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生活訴求與向往。在儒家學說中,小康是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的必由之路。可見,“小康”既是社會的初級生活狀態,也是大同高階社會的愿景;既是物質上的小康,也是政治的、經濟的、科技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小康。小康與大同,共同筑構了中國夢和人類之夢。
《廣東小康敘事》不僅闡釋了“小康”這一詞語的豐富內涵,而且回顧了“小康”的歷史進程。在黨的十二大,首次把“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納入報告內容。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提出“總體小康”的目標。2012年11月,在十八大一中全會后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一連用了10個“更”,不但描繪了中國小康的藍圖,而且指明了小康的進階之路。至此,從“建設小康”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小康”概念在不斷豐富和拓展,并與“中國夢”互補共振,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廣東小康敘事》在“序言”里對“小康”概念的闡釋和回顧,可謂提綱契領,綱舉目張,十分必要。它既為全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確定了全書的敘述邊界和敘述線索,也使得《廣東小康敘事》“史”中有“論”,感性中有理性,更具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
明確了邏輯前提,下來便是謀篇布局,確定體例和結構。《廣東小康敘事》整部作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主線,全書分為四卷。第一卷“百端待舉”(1978—1991);第二卷“風生水起”(1992—2001);第三卷“攻堅克難”(2002—2011);第四卷“逐夢飛揚”(2012—2020)。各卷的內容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圍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方面展開。全書點面結合,重點突出,結構均衡,體例統一。特別是借鑒了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編年史”敘事方式,將廣東小康發展史置于上升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大背景下加以敘述。如此,《廣東小康敘事》便不僅僅描述出1978—2020年這一時期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與輝煌”,而且將這種“小康敘事”上升到“史”的高度,使其有濃厚的“史味”。
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廣東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并在這種結合中突出廣東特色。這是《廣東小康敘事》的一大亮點,也是它有別于這一類作品的獨特之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突出廣東特色的同時,《廣東小康敘事》還重新闡釋,概括凝煉出一種“廣東精神”。關于廣東精神,以往也有一些廣東學者試圖加以闡釋,但這些闡釋要么不夠精準,要么過于分散零碎,不夠集中和概括。相較之下,《廣東小康敘事》對“廣東精神”的概括就全面得多,精準得多,且在闡釋中富于新意。概括來說,《廣東小康敘事》主要從以下幾個層面來闡釋“廣東精神”。
一是敢為人先。因有敢為人先精神,所以孕育出以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為代表的近代中國的先驅。再如中國第一個外向型經濟開發區蛇口,也是敢為人先的產物。還有廣東流行音樂的興起,港臺地區通俗文學的引進,率先舉辦“美在花城”選美大賽,等等,無不打上敢為人先精神的烙印。
二是開放兼容,務實進取。廣東精神一方面是開放的、多元的、兼容的,各種文化,都可以在廣東這片土地碰撞激蕩,并形成一種具有向心力的新的文化形態;各種老的、新的“客家人”,盡管來自不同的地域和族群,但在這里都能安居樂業,其樂融融,沒有任何不適感。這皆因廣東人既低調務實,腳踏實地,又胸懷開闊,不畫地為牢,也不會與鄰為壑。
三是不安于現狀,不愿意小富即安,而是敢于冒險,勇于不斷開拓。近代以來大量廣東人漂洋過海,大舉向海外移民拓殖,致使今日全球華人華僑的祖籍地,竟然有六成以上都在廣東。這充分說明了廣東人天然地具有一種不安于現狀和敢于冒險的基因。
四是用創新贏得未來,用創新引領小康。這是廣東精神的核心和精華,也是廣東人為什么總是“先人一步”的內在秘密。從馬化騰癡迷那只呆萌的小企鵝,從大疆的遙控無人機,到動漫產業的崛起,“瞪羚”獨角獸的登場,智慧城市的普及……每一項都離不開創新精神的推動,離不開想象力與創造力。
上述四個方面,盡管不是“廣東精神”的全部,卻是廣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思想引領,同時也是廣東在小康路上“奮斗與輝煌”的根本保證。這正如本書“序言”結尾所概括:
40多年來,廣東大地的小康之路,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開闊,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高遠。精神的力量支撐著奮斗,創造了輝煌。那是“敢為人先”的冒險精神,敢于觸及未知的探索精神,在特殊語境中只做不說的務實精神,有好政策時用足政策,在政策的模糊地帶不觀望不等待,適時選擇最優選項的靈活精神,不排外、不排他的包容精神,講規矩、守規矩的契約精神,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
這一段話,可以視為廣東精神的注腳與總結,也是理解與把握全書的一把鑰匙。有了這把鑰匙,我們不僅能更好地融入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能從更高的站位來理解這個選題的理論價值和重大現實意義:為什么廣東的“小康敘事”在全國是不可取代的;又為什么廣東的“小康建成史”,或者說廣東經驗既是廣東的,更是中國的,甚至是世界的。這些重要問題,我們都可在書中找到答案。
二、小康路上的“廣東溫度”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踐中,鄉村的小康建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鄉村既是重點,也是難點。鄉村能否建成小康,這是考量廣東是否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試金石。對此,《廣東小康敘事》的撰寫者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們收集了大量材料,做了不少田野調查,走訪采訪當事人,并在吃透材料的基礎上,用大量的篇幅記錄下當下鄉村物質和精神上的深刻變化。
在第一卷“百端待舉”開篇,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暮色四合、月黑風高之夜,寶安縣布吉公社南嶺村村民集體逃港,這是發生于1970年代末的事情。《廣東小康敘事》從大逃港寫起,是大有深意的。其一,窮則思逃。因為盡管只隔著一條小河,但界河那邊的“另一個世界”早已進入小康,農民一天的勞動收入是70港元,而南嶺村村民年收入不足100元,近在咫尺,勞動報酬相差近百倍。這是“大逃港”的根本原因。其二,觀念的轉變。因為窮,所以要逃港;同樣因為窮,所以思變,思改革,并且敢于沖破樊籬,勇往直行。所以,當“堅冰已經打破”,航路一旦打通,廣東率先啟航,也就順理成章了。接下來,寫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帶領廣東有關部門負責人,親自到清遠調研,充分肯定了“記分計獎”和大膽“改制”的“清遠經驗”,這是改革開放的最初實踐,同時是廣東工業改制與農村變革的先聲。其后,“包、聯、通、創、學”的五字方針便在南粵大地乃至全國推廣。
《廣東小康敘事》既寫了廣東率先進行工業改制與農村變革,更濃墨重彩敘寫了農民物質生活的豐富以及生活質量的提高。在“先行一步”這一章中,有一節叫“民以食為天”。作品從“吃”入手,通過每年的“慶富賀富”村民大聚餐,講述了“奔小康”給南海縣農民生活上帶來的變化。在這里,“賀富餐”是一種鄉俗,一種符號的象征,更是農民思想觀念轉變的見證。因為在此之前,老百姓信奉的是“窮光榮,富可恥”的思想觀念,而現在,在奔小康的路上,這個觀念被顛倒了過來,變成了“富光榮,窮可恥”。《廣東小康敘事》的撰寫者以高度的責任感和飽滿的激情來書寫當代,書寫廣東逐夢小康的全部歷程和種種事件。由于他們既是廣東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見證者,又是小康路上的助力者和有心人。因此,他們能以一種發展的、辯證的眼光去看待廣東農村的變化:一方面從整體上折射出大時代的波光云影,揭示出歷史浩蕩向前的趨勢;一方面客觀記錄下小康路上農民從不適應到適應,從懷疑、掙扎到堅持、奮斗的心路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廣東小康敘事》既是廣東小康的敘事史,也是新時代農民的心靈史。
“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頭戲,要完整地記錄中國社會的進程和鄉村的振興,就必須大書特書“脫貧攻堅”這一偉大戰役。《廣東小康敘事》在“精準幫扶”“把農民裝在心里”“天下第一是蒼生”“田園交響曲”等章中,用了大量的筆墨來寫廣東的“脫貧攻堅”。特別是2018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粵北連樟村脫貧情況后,南粵大地更是掀起了“精準幫扶”的熱潮,從藏匿于粵北大山褶皺里的連樟村產業聯動,建立5G基站,到汕尾螺洞村成立了養蜂專業合作社;從汕頭陳橋村打響了“汕金橋”系列農產品品牌,到云浮河口寨村打造出“金煌芒”示范基地……扶貧遍布全省的每個角落,扶貧的內容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同時,還塑造了一批“第一書記”——共產黨員人物群像。僅2016年,這樣的“第一書記”就有2277名。他們從省里、市里、縣里各機關、各部門一頭扎進“我們村”,帶領全省4.4萬名扶貧戰士,日夜奮戰在扶貧第一線,為廣東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收官之戰攻城拔寨,克服了扶貧路上一個又一個的困難。《廣東小康敘事》以浸著心血的真切文字,以大量的細節化敘述,把“脫貧攻堅”的重大主題與國家行動,與老百姓的故事,與日常生活的煙火氣建立起一種必然的、緊密的聯系,讓我們真正領略到什么叫真扶貧、真致富,什么叫扶貧路上的情懷與奉獻精神。
廣東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有一條經驗或模式令人矚目,這就是少凌虛蹈空,多做實事,少高調張揚,多低調內修。也就是說,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既要從宏觀和總體層面著眼,更要從“宏大敘事”轉向“噓寒問暖”,要堅持“普惠”原則,切實解決“民生”問題,讓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應該說,在“噓寒問暖”這一方面,《廣東小康敘事》有著相當充分的描述。舉例說,千百年來,如廁一直是困擾鄉村的一大難題。但在“新鄉土文明”這一章里,我們看到,廣東不管是城市還是邊遠山村,基本上已告別了往日破敗不堪、蒼蠅成群、臭氣熏天的旱廁和水廁。如今,經過大規模的“廁所革命”后,廣東城鄉的廁所,特別是珠三角一帶發達地區的廁所不僅煥然一新,而且講究美感。比如東莞麻涌鎮的公廁,過去是出了名的難找、難看、難聞、難用的“四難”公廁,現在改建成一座古色古香的瓦樓建筑,頂上是坡形黃色琉璃瓦,洗手臺邊鑲嵌著玻璃天窗。走進廁所,衛生間里沒有異味,還有淡淡的熏香。如廁后,還可以對著明晃晃的大鏡子整裝。不僅如此,廣東不少地方還把文化元素植入廁所。比如被評為全國10個“廁所革命優秀城市”之一的潮州市,在廁所改造建設過程中,設計人員別具創意地融入潮州傳統文化。
小廁所連系著大民生,小廁所體現大智慧。正如《廣東小康敘事》所說:“‘廁所革命’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廣東多措并舉打響‘廁所革命’第一槍,推進締造了‘廁所+’‘電商+’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廣東模式。”通過“廁所”這只“麻雀”,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廣東奔小康的決心和成效,看到廣東決策者和各級干部的大智慧;另一方面還感受到一種情懷,一種“廣東溫度”。
“廣東溫度”當然不僅僅體現在“廁所革命”,在環境治理、農村污水處理、增添體育文化設施,打造綠色鄉村等方面,我們都能感受到以“普惠”原則為引領,以“噓寒問暖”為切入點的“廣東溫度”。尤其在關注底層,扶幫弱勢群體這一方面,“廣東溫度”更是無處不在,溫暖人心。廣東奔小康的實踐昭示了這樣一個原理:無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是奔小康,一切都要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科學的發展觀不僅僅是科技的發展,現代性的發展,更是人的全面健全的發展,是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并盡量讓社會中的每個人活出尊嚴。由于《廣東小康敘事》緊貼民生,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題,緊緊圍繞“普惠”原則,寫出了老百姓生活的暖意,因而同時也就寫出了廣東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新意,寫出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深意。
三、文化賦能“全面小康”
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不能僅僅停留于物質小康的層面,停留于“薄有家財,安居度日”的基本生活形態。所謂“全面”,意味著小康既是物質的小康,更是精神的小康,文化的小康。特別是“文化的小康”,關乎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成敗:沒有“文化小康”的支撐,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基礎不牢,其高度也十分有限。這是從民生角度講,如果從治國理政層面看,文化建設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基石。沒有文化的繁榮發展,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現代化,更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廣東小康敘事》對“文化小康”的重大價值和作用有著十分自覺的、明晰的認識。撰寫者既從講述老百姓故事的角度來書寫“文化小康”,更在“藝海拾貝”“美在花城”“奮進新時代”等章中,集中記錄40年來,廣東在流行音樂、影視、報紙雜志、時尚審美,以及讀書驛站、圖書館建設、文博會、南國書香節等方面的成就。廣東在文化建設的實踐,生動而有說服力地詮釋了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離不開文化;同時還表明:廣東不但在經濟建設方面是全國的領頭羊,廣東的文化在不少方面走在全國的前列,有的甚至是中國文化“航母”的風向標甚至是發動機。
廣東的音樂尤其是流行音樂,一直引領著全國流行音樂的潮流。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也是廣東流行音樂發展的40年。這40年來,廣東為中國流行音樂提供了許多新的思維和新廣東流行音樂的實踐,是其他省市所無法比擬的。在整個中國流行音樂發展過程中,廣東流行音樂扮演著一個發動機和橋頭堡的角色。許多新鮮的音樂念頭,許多傳唱大江南北的歌曲(如《濤聲依舊》《彎彎的月亮》《真的好想你》,等等),都是在廣東流行樂壇產生的,這些新鮮的念頭和歌曲影響著中國流行音樂的進程,引導著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廣東小康敘事》既敘寫了1980年代廣東流行音樂的盛況,又探討了廣東流行音樂風靡全國的原因:一是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經濟特區的天時;二是廣東毗鄰港澳地區的地利;三是嶺南文化的人和。《廣東小康敘事》還借助當事人的回憶,通過陳小奇、李廣平、李春波、李進等人的口述和生活細節,以及特定語境的還原,再現了《濤聲依舊》《小芳》《你在他鄉還好嗎》《一封家書》《我不想說》等曾經紅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的創作過程,讀之倍感親切、令人神往。雖然,廣東流行歌壇的黃金時代已經不再,但那些優美抒情的旋律,依然在人們心中久久回蕩。
廣東流行音樂引領著中國的流行樂壇,廣東制造的影視劇,同樣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掀起了收視浪潮。從1983年引進日劇和港臺劇《排球女將》、《射雕英雄傳》到《霍元甲》播出時的萬人空巷;從《公關小姐》《雅馬哈漁檔》《外來妹》到《商界》《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再到新世紀的《潮起南方》《騾子與金子》《長征大會師》,在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大背景下, 廣東影視劇一方面高揚主旋律,一方面又突出多樣性,并在主旋律與多樣性的統一中注重對底層百姓生活,或對“外來工”生活的反映,同時融入廣東的文化和審美元素,從而形成了南派影視的品格和特色,在中國當代影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廣東的報紙雜志,在推動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些報刊,無論是辦刊理念、規模、裝幀、印刷,還是發行量和影響力,在全國都負有盛名。比如《家庭》《家庭醫生》《廣東第三課堂》《黃金時代》,鼎盛時發行量都達到三四百萬冊。即便面向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隨筆》雜志,至今仍有四萬左右的發行量。大型純文學刊物《花城》,則以觀念的開放和意識的先鋒著稱,并因此與《收獲》《當代》《十月》并稱為中國文學期刊的“四大名旦”。還有《南風窗》,在中國大陸首次鮮明提出“政經雜志”的理念,并采用全彩色輕涂紙印刷。2001年,《南風窗》月發行量突破80萬份。至于創刊于1996年的《新周刊》,始終保持對社會潮流和時尚變遷的高度敏感,彰顯其犀利解構的風格。再從報紙看,廣東在新世紀之初就有“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深圳日報報業集團”四大報業集團,它們貼近民生,關注弱勢群體,風格生動活潑(如《羊城晚報》微音的“街談巷議”),其發行量和影響力,在全國同類報紙中都是佼佼者。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最早獲得改革開放紅利的廣東,也最早從物質層面向精神層面升華。務實的廣東人在追求精神升華時也是務實的——表現出實實在在、眼見為實的平民情懷。《廣東小康敘事》以大眾化、平民化的視角,講述了流行音樂、影視劇、報紙雜志與普通百姓血肉相連的關系,以及平民文化的潮起潮落。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實現中國夢,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發展,相互補充和促進的結果。沒有文化的繁榮與興盛,沒有讓人民在過上殷實物質生活的同時,享有健康豐富的文化生活,就沒有中國夢的實現,也談不上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廣東小康敘事》的可貴處,在于全書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文化的自信和自覺,并且能夠站在全球化、國家文化戰略和民族文化復興的高度,以時間為經,以人物和事件為緯,全面呈現廣東在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中文化的力量,以及文化的繁榮是如何讓人民逐步向著精神的小康邁進。正是文化賦能小康,多方面的融合互補、相互促進,形成廣東社會全面奔小康的合力。
四、科技創新贏得未來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重要論斷,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理。廣東人對這一發展理念有著深刻的體會。從1992年珠海市吃“第一只螃蟹”,在全國首開先河,重獎四位科技人才111萬元,讓科研人員“科技致富”,到華為、中興、騰訊、比亞迪、大疆創新、華大基因等一批進入世界500強科技公司,再到電子視聽產業、電子信息產業、互聯網、生物工程、人工智能、遙控無人飛機,大數據,“獨角獸”等等,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科技創新公司和產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可以說,在“入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不但在廣東真正落地并得到強有力的貫徹,同時它是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風向標和助推器。
《廣東小康敘事》以昂揚的基調,飽含感情的筆觸,講敘了廣東的廣大科技人員在決勝小康,踐行中國夢的道路上逐夢飛揚,通過銳意創新贏得未來的故事。而騰訊的馬化騰,大疆的汪滔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以小企鵝為標志的騰訊QQ,在“入世”前幾年一直處于蹣跚學步、嗷嗷待哺的狀態中。由于缺少運營資金,這只小企鵝幾次差點被賣掉。但即便賣,也只能賤賣。因當時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只小企鵝,更少人能預知它的價值。但“入世”后,這一切都改變了。騰訊創辦人馬化騰和他的團隊抓住了第一波機會,使其全球QQ用戶呈幾何級增長。而隨著全球移動通信系統不斷飛躍,從2G、3G到4G,這只企鵝也在一次次展翅騰飛。《廣東小康敘事》充分發揮了文學的表現手法,細膩而深情地刻畫了創業者馬化騰這一人物。他務實低調,不善言辭,但頭腦清醒,胸有謀略;他擁有“地球級”的眼光,尤其是他善于演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科技創新的信徒。《廣東小康敘事》還細致具體地記述了騰訊“反制”對手微軟MSN的“四招法”:第一招是立足本土用戶多的優勢,貼近QQMSN用戶,堅持“中國風味”。第二招是快速切入電信增值業務,并進一步提升騰訊郵箱的綜合功能,使其更簡潔,更有效率。第三招是采用合縱連橫戰略,與谷歌合作,以此抵抗微軟MSN的“抗QQ聯盟”。第四招是借助本土化力量,利用自己占據即時通信的優勢,率先制定行業標準。以上四招,可謂見招拆招,刀刀見血。騰訊之所以沒有被微軟MSN打垮收購,而且只用了十多年時間,就從一只奄奄一息的小企鵝成長為世界上的帝企鵝,既靠“集體的戰略智慧、執行力以及自發的危機感”,更靠冷靜清醒的判斷與果斷的決策,以及科學技術上的不斷創新。正是技術創新,使騰訊贏得了未來。
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掌門人汪滔,同樣是一個科技奇跡的創造者。汪滔是一個喬布斯式的工作狂。他的性格特征一是認真、摳細節、不怕麻煩;二是追求完美。《廣東小康敘事》在“用創新贏得未來”這一節里,用生動具體的細節,集中寫了汪滔認真、摳細節、追求完美的性格。比如,對一顆螺絲擰的松緊程度,他都嚴格要求,反復示范。他還將他曾經的坐騎——一輛紅色的杜迪摩托車放在研發部門口,讓研發人員用手一寸一寸地撫摸摩托車,用心感受摩托車從用料、烤漆、結構到外型的極致之美,進而體會到藝術的風格和生命的溫度。再比如為了克服無人機在飛行中抖動的毛病,汪滔帶著研發人員進行了四五十次試驗,最后終于解決了這一難題。正是這種注重細節、追求完美與不斷創新的性格和氣質,使大疆從2006年成立于車公廟小倉庫里一家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小型科技公司,到2009年產出每臺賣兩萬元的第一代XP3.1型無人機,再到2010年推出第二代自動懸停的無人直升飛機AceOne。然后是被稱為有“天鵝般的脖子”,加裝了“云臺”的無人機,在當時堪稱領先世界的第一代電機直驅云臺。但大疆并未停止科技創新的腳步,他們又創研出不需要加裝“云臺”,就能實現完美空中拍照的無人機,從而將大疆無人機推向俯瞰世界的高度。汪滔和大疆無人機的創新故事,近乎完美地詮釋了“深圳,為什么奇跡總在深圳產生”這一問題。這是深圳科技創新的一個注腳,也是為什么深圳是先行地的最好答案。
馬化騰、汪滔只是深圳千千萬萬以科技創新實現中國夢,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的領跑者和追夢人。正因有這樣一批科技創新領跑者和追夢人的奮斗,深圳才創造出了科技的輝煌,涌現出一批科技領軍企業,有的還是著名的世界級企業。
在電子信息產業和互聯網領域,深圳擁有華為、中興、騰訊、創維等一批行業翅楚;在無人機領域,大疆如創世神話,在全球無人機市場份額提升至五成多;在生物科技方面,華大基因先后完成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中國部分”“炎黃一號”亞洲人基因組圖譜等重大項目,是中國第一,世界領先的基因組測序機構;在新能源領域的比亞迪發展迅猛,王傳福從一個舊車間起步,發展到全世界每三塊手機電池就有一塊來自比亞迪;在智能科技領域,研祥智能科技公司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特種計算機研究、開發、制造、銷售和系統整合于一體的高科技企業;在超材料技術領域,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已掌握了世界前沿的超材料技術、新型空間技術和智能光子技術等核心自主知識產權;在石墨稀、柔性顯示等領域,柔宇科技等一批創新型企業,在深圳生根開花、蓬勃發展,其中有不少已成為行業小巨頭……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全球知名財經雜志、美國的《商業周刊》,稱深圳是“中國最具硅谷氣質的城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托弗?皮里得斯則斷言:“深圳的發明發現正在影響中國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國。”
余 論
除了上述幾方面,《廣東小康敘事》還講述了廣東的生態文明建設,這其中包括治理珠江、粵西的小東江,粵東的練江,深圳的茅洲河等母親河;啟動綠化廣東大行動,讓綠色“成為中國第一經濟大省的發展底色”:在經濟發達地區全面鋪設“綠道”,將游憩、康體、休閑等多重功能賦予“綠道”。為了更快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廣東基本上實現了高速公路全面貫通,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更是形成了一個高速公路網。《廣東小康敘事》的筆墨還涉及教育、體育、衛生,以及廣交會、亞運會、援藏、“非典”抗疫、庚子抗擊“新冠”等方面,特別是突出了廣東的法治建設,從而保證了社會的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筑牢了廣東走向全面小康之基。
《廣東小康敘事》之所以值得稱道,還在于它沒有一味唱贊歌,而是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理性看待廣東奔小康途中企業的陣痛和一些群眾的不滿抱怨。比如,它用一章專門寫腐敗,用一章寫改革過程中的“資本兇猛”,還寫了勞資糾紛、工廠倒閉、工人罷工等等“負面”事件。筆者以為,敢于直面現實,用發展的、辯證的眼光,真實地記錄廣東奔小康途中的各種矛盾,正是《廣東小康敘事》的可貴之處。作為時代的文體,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一方面必須具有豐富鮮活的時代生活、引人奮進的主題和令人心動的旋律;另一方面它又必須是真實的、客觀的、科學的。唯此它才有可能成為“信史”。從這樣的高度來要求,《廣東小康敘事》是完全達標的。
《廣東小康敘事》是盛世中國在珠江畔敲響的黃鐘大呂,是廣東文學在新時代誕生的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扛鼎之作,也是廣東作家自覺傳播先進文化,自覺為改革開放大業著書立傳奉獻的一份文學厚禮。廣東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在全國具有示范意義,其地位、作用和價值是不可取代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廣東小康建成史既是廣東的,更是中國的,世界的。這樣重大的題材,確實需要一部大作品來反映,需要大手筆、大氣魄、大情懷來濃墨重彩地呈現和聚焦。《廣東小康敘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應運而生。張培忠和他的創作團隊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大手筆、大氣魄、大情懷來展示廣東奔小康的全部歷程,講述中國最好的故事,并呈現出史詩性歷史寫作的文學追求。我們相信,廣東的優秀作家一定會牢記文學的神圣使命,繼續譜寫書寫時代、書寫中國、書寫中華民族奔小康的“奮斗與輝煌”。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