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一次，邵麗借《金枝》，再次寫到了“父親”。書寫父輩的罪與罰，是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一個傳統，父與子的沖突是情節的主線，在父親支配和命名的世界里，兒子通過抵抗完成權力關系的重構，并對世界進行新的命名。這其中隱含著現代性或者說文明進化論的主題，雖然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所謂的進化其實大值得懷疑。現在，在邵麗筆下，罪與罰的陳陳相因被悄然地置換成恩與怨的冤冤相報，進化論至少不再是最重要的主題，它只是歷史決定論的模糊背景。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其中的沖突會有所削減。當幕布拉開，恩與怨中的世情百態，日常倫理中的無奈無助無辜，簡直稱得上扯不斷理還亂，離愁萬種。

你可以直觀辨認出小說的敘述人周語同與作者有著近似的經歷、類似的氣質、相似的感受，這使得小說幾乎成為一種自白，一種被公開的隱秘傾訴。在小說的上部，作者仿佛是要對家族史做出掙脫式的了斷，而在小說的下部，第三代人無意中又重復了祖輩的經歷，似乎預示著不同的階層將再次形成，當然，在一個日益世俗化的社會里，它并不是通過祖輩的革命途徑來完成這種變化。應當承認，小說的上部寫得相當真切，作者一吐為快，敘述的跳躍和兩條線的切換稱得上紊而不亂，急管繁弦，嘈嘈切切，充分顯示了作者駕馭故事的功力，讀者可以由此輕易地進入敘述人所設置的敘事軌道，并對周語同的處境一灑同情之淚。不過，敏感的讀者實際上有理由提出一個疑問：這是不是敘事人享有特殊權力所致。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對作者并不是沒有構成困擾，在小說第二節的講述中，我幾乎要相信作者要通過另一個視角，對敘述人所構筑的情感指向作出校正。但是隨后，強烈地自我傾訴淹沒了這個空間。

有意味的是，在這里邵麗找到了自己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在小說的下部，在一個日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會里，邵麗誠懇、客觀地描述使小說獲得了新的能量，人物的命運溢出了上部所預示的敘事邏輯。我的意思是說，當第三代人無意中有可能出現階級分化，有可能重復祖輩的道路，上部中出現的底層人物擁有了上升通道的時候，對生活邏輯的客觀呈現使小說具有了另一種解讀的可能。換句話說，在敘事學的意義上，小說的下部對上部進行了糾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的辯證意味悄然出現了。對于《金枝》這部小說來說，這顯然是極為必要的。對于邵麗本人而言，這或許顯示了一個重要變化，即在小說中完成自我傾訴和自我反省的融合。

以家族倫理關系來結構故事，以親情的演變為支點，來展示歷史與時代之變，無疑是中國作家的一種相對便利方式，這當然可以看成儒家文化傳統和豐富的農耕經驗給中國敘事的饋贈。當倫理和親情遭遇到革命的暴風驟雨，戲劇性的命運便降落到每個人頭上。具有不同的知識背景和思維習慣的作家，會從中分離出不同的主題，做出不同的表達。邵麗多年來所積累的敘事經驗，使她可以深入日常生活的內部，深入倫理關系的褶皺之中，更多地以“非歷史化”的方式展開敘事。在邵麗的筆下，父輩是在懵懂狀態中受到了革命浪潮的裹挾，而子孫輩則在世俗化浪潮中隨波逐浪。在這個意義上，邵麗筆下的人物無疑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無法忽視的人間煙火，這煙火中的堅持與放棄、守護和背離，本來就是我們大多數人每天都耳聞目睹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