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集外集拾遺補編》《古籍序跋集》的責任編輯徐斯年曾撰文回憶從“紅皮本”到發排的整個流程：

首先，對“征求意見本”（即社內印行的、作為原注釋組定稿的“紅皮本”——原注釋組的未定稿本則是各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進行加工，包括統一格式體例，核對每一條注文的原始資料，決定注文取舍，進行文字加工，補寫應注而未加注的條目。《集外集拾遺補編》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編的，還要最終決定入編篇目和編輯體例。《補編》此類問題的決策，就是林默涵同志親自前來聽取匯報并且最終“拍板”的。

責編的加工結果形成打印稿后進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組對打印稿進行逐條、逐字、逐標點的討論。這種討論不僅十分認真，而且非常熱鬧，往往爭得面紅耳赤；涉及資料問題，責編或原注釋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確證，是很難“過關”的。第三步，責編根據定稿組討論結果，修改、剪貼打印稿（包括查補資料，重寫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幾卷是送胡喬木）審閱。他的審讀細致到了連標點問題都不放過的地步，批示也很具體。第四步，責編根據他的意見再做修訂，由編輯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親切地叫他“王仰”）簽字發排。付型之前，王仰還要對每一卷的終校樣逐字逐句做印前審讀（后來似乎李文兵也分擔過此項工作）。

文中提及的定稿組最早成立于1978年秋、冬間，包括“領導小組成員、各該單行本原注釋單位的骨干力量及編輯室指定的責任編輯”。起初只有一個，主要成員為林默涵、王仰晨、李文兵、林辰、秦牧、陳涌、周振甫等。至1979年底，為加快速度，以便順利完成1981年出齊《魯迅全集》的任務，定稿組擴張為五個。然而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即如何定稿？定稿的原則是什么？從定稿中能窺見何種變化？這些問題單靠徐斯年的回憶無法解決，需要結合具體的案例進行細致深入的分析。

一、篇目的甄別

定稿首先面臨的仍是篇目的甄別。我們以《集外集拾遺補編》為例，通過對校兩本“紅皮本”和1981年版第八卷目錄來還原這一過程。

《集外集拾遺補編》篇目的變動分為三種情況——增、刪、改，數量依次遞增：增加篇目14篇，刪除篇目23篇，更改篇目42篇。更改篇目又可細分為更改標題、調整順序、調整篇目位置。更改標題25篇，如《南齊〈呂超墓志〉跋》改為《〈呂超墓志銘〉跋》，這是編注者代擬標題的情況。另一種則是恢復原有的標題。如將一九二七年的《關于“樂聞于斯”的通信》改為原名《補救世道文件四種》。調整順序6篇，根據發表時間重新排列篇目順序，如將《〈走到出版界〉的“戰略”》《新的世故》從一九二六年移到一九二七年名下。

調整篇目位置14篇（其中3篇同時改名），指將文章在正文與附錄一之間對調，數量雖少，卻頗具討論空間。其中從正文轉為附錄一的4篇，從附錄一轉為正文的10篇。結合篇名與文章內容，大致可以判斷對調的原因。由正文轉為附錄一的多是應用文體，包括宣言、編目、廣告、啟事等。附錄轉為正文則更強調文學性，需要“相對成文”。10篇中有7篇都是題記，盡管短小，卻很雋永，自成一體。如《題〈陶元慶的出品〉》睹物思人，寄托哀思懷念，感情真摯強烈。《題〈淞隱漫錄〉》等四篇介紹古籍版本源流、考訂異同，已形同書話。其他三篇，《聞小林同志之死》近似于悼念詞和聲明的復合體。《〈遠方〉按語》《〈中國杰作小說〉小引》兩篇則實際是序跋。

被刪除的23篇文章中有4篇收入其他集中：《〈寰宇貞石圖〉整理后記》《〈俟堂專文雜集〉題記》收入1981年版第九卷之《古籍序跋集》，《教授雜詠（其四）》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拾遺》，《〈奔流〉編校后記（十二）》收入第七卷之《集外集》。剩下19篇被刪主要受制于兩大原則：

一是“認真鑒別是否確實出于魯迅手筆”，即要確定魯迅的著作權，因為“當時規定合擬稿是不入全集的”。如《維持小學之意見》《〈蛻龕印存〉序》《〈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評語》《〈北平箋譜〉廣告》《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中國礦產志〉征求資料廣告》被刪去都是因為魯迅獨立著作權存在爭議。前三篇文章涉及周作人。《維持小學之意見》與《〈蛻龕印存〉序》都系周作人起草，魯迅改定。《〈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評語》較為復雜，周作人1949年3月20日《魯迅與周瘦鵑》一文中稱是魯迅“擬定了那一則審查意見書”，但到1957年3月出版的《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周作人又稱是魯迅“與我會擬了一條稱贊的評語，用部的名義發表了出去”。此后，“會擬”說在學界和社會上進一步發酵，演變成為“合擬”說，后者“流傳甚廣，以致當1981年版本卷編注時，沒有來得及進一步考證而將《評語》擱置未收”。《〈北平箋譜〉廣告》由鄭振鐸擬訂初稿，魯迅改定，與《維持小學之意見》《〈蛻龕印存〉序》情況相同，此后也都未再收入人文社《魯迅全集》。《致國務院國徽擬圖說明書》則因為1981年版尚未看到錢稻孫的回憶材料而誤以為是魯迅、許壽裳、錢稻孫合擬稿。《〈中國礦產志〉征求資料廣告》被誤刪也是因為當時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出自魯迅手筆。

二是所收佚文應該“相對成文”“表達一定思想內涵”。這一標準當時執行嚴格，被刪23篇文章中有13篇都屬此類。刪除的大部分篇目問題不大，例如《〈哀范君三章〉稿后附言》《〈孔乙己〉篇末附記》《〈幸福的家庭〉篇末附記》等附記類文字，后來都放在篇目注釋中。但也有少數幾篇存在異議，如《兩幅手繪土偶等圖的說明》《挽丁耀卿聯》，2005年版又重新收入。

1981年版篇目甄別從緊，寧缺毋濫，這雖然首先是人文社的官方政策，但也與定稿組“主心骨”——林辰的個人傾向有關。林老德高望重，專業功底深厚，又是定稿組中唯一參加過兩版《魯迅全集》的編輯，林默涵、李文兵、陳早春都很尊敬他，因此他的意見左右著篇目的取舍去留。林辰“評論人物最重品格，對周作人就是這樣。談到某位國學專家和某位唐宋詞專家，林老也總是嘆一口氣說：學問真好，可惜氣節有所缺欠！”1982年12月28日，林辰在北師大發表演講《關于周作人問題》，肯定了周作人早年對于新文學的貢獻，但貶斥其抗戰時期的投敵行徑，認為“他的抗戰時的身份是清楚的。過去不出他的東西是應該的”。這一態度影響到他對于篇目的判斷。徐斯年就指出：“《〈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評語》《〈蛻龕印存〉序》和《維持小學之意見》，就是林老堅持剔除的，因為起草者是周作人。”

二、一般注釋的定稿

篇目甄別之后，定稿進入主體部分，也就是注釋的定稿。借助于一份新近浮出水面的《兩地書》注釋打印稿，我們可以了解到注釋定稿的更多細節。與篇目甄別相似，按照其修改類型，注釋的定稿可分為刪、增、改、按四種情況。

打印稿是在“紅皮本”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紅皮本”的注釋，因此定稿首先面臨的是刪汰冗余。這種刪除又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一是刪除常識性注釋。如打印稿上《兩地書》信四五刪去注釋2:

學監舊時學校中負責監察學生學習紀律的人員。

二是刪除不必要的注釋。例如打印稿信三六注釋2:

三層樓上指當時廈門大學生物學院大樓的最高一層。魯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在這里居住。這座樓房建于海邊的小山崗上，背海面山，樓前地面比樓后地面高出一層，前后看去樓層不一，因而魯迅在下文四八信中又稱“我住在四層樓上”。

“三層樓上”這種讀者一望便知的信息，不需要大費周章地解釋，故定稿刪去。

刪除體現出從“紅皮本”到定稿注釋原則的演變。“紅皮本”由于啟動于“文革”時期，從注釋者隊伍到讀者對象都最大限度地實踐了“普及”的原則。注釋者采取“文革”期間風行的“三結合”組織方式，在成分上實行“工農兵”三結合。這從《兩地書》“紅皮本”的編印說明也可看出，其署名是“本書注釋者：三七五一四部隊理論組、廈門大學中文系”。讀者對象上，“紅皮本”的普及范圍最為廣泛，注釋的通俗性最高。例如，“紅皮本”是至今以來《魯迅全集》中唯一注音注義的版本。《兩地書》“紅皮本”信三一注釋5：“無噍（jiào音叫）類語出《漢書?高帝紀（上）》：‘襄城無噍類’。意思是沒有活著的人了。噍，嚼。”這類注音注義的注文到打印稿已經消失，上引《兩地書》信三一同條注釋，打印稿作：“語出《漢書?高帝紀（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顏師古引如淳注云：‘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孑遺為無噍類。’”定稿進一步精簡注釋，刪汰冗余，顯示出注釋難度的提升與普及程度的收縮。以普及程度而言，“紅皮本”至定稿是一個不斷遞減的過程，“紅皮本”最高，定稿最低。

較之刪汰冗余的大刀闊斧，定稿中注釋的增加則謹小慎微。這從數量上可見一斑：打印稿共刪除各類注釋61條，增加注釋卻只有15條。有意思的是，15條中有3條是恢復自“紅皮本”。如打印稿第43頁旁注：“增加六十三信征求意見本注（1）（照抄）”，定稿在六三信件中果然增加了注釋1:

廣大從新開始一九二六年十月，廣東國民政府公布訓令：“中山大學為中央最高學府，……責成委員會努力前途，徹底改革。一切規章制度重新厘定，先行停課，切實建設，以下學期為新規之始業。全體學生一律復試，分別去取。所有教職亦一律停職另任。”新成立的中山大學據此進行整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國立中山大學校報》第一期）

對校“紅皮本”，定稿只刪除了原注釋中最后一句“信中說的就是這一情況”，并增加了文字出處，基本是“照抄”。這種對于“紅皮本”注釋的重新啟用，可見定稿組并未因它是“文革”期間成果就一味排斥，而是審慎對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注釋的修改是定稿工作中的重點。修改可細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訂正、增補史實的錯訛與不足。例如打印稿信十四注釋5:

培良即向培良，湖南黔陽人。狂飆社社員，《莽原》投稿者，后來墮落成為“民族主義文學”的走卒。

王永昌在向培良后面加上生卒年（1905—1961），將“社員”改為“主要成員之一”，“民族主義文學”改為“國民黨反動派”。增加生卒年看似簡單，實際上背后做了大量的外調工作。人文社魯編室曾為此專門發公函詢問湖南省公安局、黔陽縣第一中學，后者查閱向培良的檔案后回函告知，向培良的生卒年才得以確認。

又如打印稿信六五注釋3:

《醒獅》國家主義派的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在上海創刊，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編輯。

注文開頭增加“即《醒獅周報》”，在“國家主義派”后增加“（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出版的刊物”，刪去“的刊物”，刪去“李璜”“等編輯”，在“左舜生”后加上“陳啟天等主辦。一九二七年九月停刊”，王永昌并在旁批注：“據辭海。”《辭海》與檔案顯示出定稿對于權威工具書與第一手材料的重視，佐證了徐斯年回憶中所說“涉及資料問題，責編或原注釋組代表若拿不出第一手的確證，是很難‘過關’的”。當年魯迅日記注釋組中包子衍和陳漱渝都自帶資料卡片，每到爭論激烈時就各自抽出卡片尋找依據，蔣錫金戲稱之為“打撲克”，也是重視第一手資料的形象說明。

二是削弱階級論色彩，追求客觀化表述。如打印稿信二四注釋1:

西瀅，即陳源（1895—1973），江蘇無錫人，買辦資產階級文人，曾留學英國，時任北京大學英文系主任。一九二四年與胡適、徐志摩寫合編《現代評論》，為“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替北洋軍閥政府效勞，一九二七年后投靠國民黨反動派。

王永昌將1895改為1896，1973改為1970，生卒年后增加“字通伯，筆名西瀅”，將“買辦資產階級文人”改為“現代評論派的主要成員”，“時任”前加“當”字，刪去最后一句話。定稿在訂正史實的同時，也刪去了“征求意見本”遺留下來的階級論色彩的字句，盡量追求“公正、客觀”的歷史表述。

三是斟酌字句。這一常規動作筆者在討論林默涵把關的文章中涉及較多，這里僅舉一例。打印稿信一一六注釋1初始注文為：

妙峰山香市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舊俗，此地每年夏初有廟會，廟會期間，前門市面上多賣紙吊香燭，稱妙峰山香市。

經過兩次修改、劃掉，王永昌又重抄一份，寫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箋紙上，附在打印稿后面：

妙峰山香市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舊俗，每年夏歷四月初一至十五例開廟會，遠近朝山進香者很多。

一條簡單的注釋，僅定稿環節就前后修改過三次，形成四個版本，足見注釋者為達到注文“簡練、準確、干凈”的用心與辛勞。

打印稿中有46條注釋旁邊都標注“按定稿”或“抄某某稿”字樣，這是“改”的特殊形式。魯迅的書信、日記注釋難度大，定稿排在最后，因此《兩地書》需要與其他卷統一。如打印稿信件四七注釋9：“豈明，即周作人。時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校任教。一九三七年日軍占領北京后，投降日寇，成為漢奸文人。祖正，即徐祖正，江蘇昆山人，時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校任教。”王永昌旁注：兩人注按書信稿。

最后1981年版定稿為：

豈明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授，語絲社成員之一。抗日戰爭時期墮落為漢奸。祖正，即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蘇昆山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教授。

經比對，周作人、徐祖正注文正是分別與1981年版第11卷信190419注釋1、信270110注釋1保持一致。

三、“攔路虎”的定稿

一般注釋之外，1981年版《魯迅全集》中有幾條注釋難度很大，牽扯復雜，一直無法定稿，被稱為“攔路虎”。1976年“紅皮本”階段就曾試圖處理，但“幾番起落，總是難以解決”。1977年，人文社召集專家、學者集中解剖《二心集》，仍因某些問題（主要是“左聯”的評價）過于敏感，最終擱淺。同年11月，中央任命胡喬木主持《魯迅全集》注釋事務。12月20日，胡喬木同林默涵等談話，就注釋工作做指示，首先就提出要趁許多當事人還健在，趕快核對事實，擬出注釋稿。

“攔路虎”最主要是指以下三條：關于“革命文學論爭”的注釋，見《三閑集?“醉眼”中的朦朧》注1；關于“左聯”的注釋，見《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注2；關于“兩個口號論爭”的注釋，見《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注1。為此，1978年6月，林默涵親自召集領導小組成員、專家和部分編輯骨干，共十余人，在其好友裝甲兵政委莫文驊提供的白廣路招待所，調來有關資料，進行專題研究。大家閉門閱讀后，開了三天半的討論會，最后由林默涵做近四小時的講話，確定了注釋的基調。然后由李文兵起草前兩條注釋初稿，經林默涵、胡喬木審改，終于定稿。《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題注難度最大，當時沒有結果，拖到1979年初仍無下文，最后仍是由李文兵擬出初稿，經林默涵修改送胡喬木，但這條注釋經歷曲折，乃至最后魯編室上書胡喬木，方才定稿，當另文討論。這里先分析前兩條注釋。

1958年版《三閑集?“醉眼”中的朦朧》注釋1:

按本篇是魯迅因為1928年初創造社等對他的批評而寫的。當時創造社等對魯迅的批評以及魯迅的反駁，曾形成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這次論爭，在客觀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它擴大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促進了運動的發展。在性質上，特別從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之間的關系說，是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論爭；它的最大的一個教訓，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人們在當時的“左”傾宗派主義錯誤的影響之下，對于魯迅作了錯誤的分析，對他采取了排斥態度，甚至加以完全無原則的謾罵和敵視的攻擊，這是同正確的批評和團結的精神相違背的。這個錯誤后來逐步地有所改正，這種改正是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條件之一。對于魯迅，這次論爭也成為他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促進力之一。

1981年版同篇注釋1:

本篇是魯迅針對一九二八年初創造社、太陽社對他的批評而寫的。當時創造社等的批評和魯迅的反駁，曾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這次論爭擴大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促進了文化界對革命文學問題的注意。但創造社、太陽社的某些成員，在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文藝領域時，出現過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對魯迅作了錯誤的分析，對他采取了排斥以至無原則的攻擊的態度。后來他們改變了排斥魯迅的立場，與魯迅共同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對于錯誤性質，1958年版表述為“在當時的‘左’傾宗派主義錯誤的影響之下”，應是將其與瞿秋白“左”傾錯誤路線相聯系，因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1927年“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路線就是定義為“政治上的冒險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1981年版注釋則吸收當時學界的研究成果，認為創造社、太陽社等人的文藝觀點并非直接來自瞿秋白，而是受到國外文藝派別的影響，因此“不把這些文藝方面的問題同黨內的政治路線直接掛鉤，可能更妥當一些”。表述上改為“在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于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文藝領域時，出現過嚴重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更為準確。

1958年版在開頭和結尾都用了不少筆墨來反復強調“革命文學”論爭的積極作用，稱其“在客觀上有很重要的意義”，擴大了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促進了運動的發展”，后期錯誤的改正成為“左聯”成立的條件之一。甚至強調對于魯迅，論爭也成為他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促進力之一。1981年版則對此做了弱化處理，刪去了“在客觀上有很重要的意義”一句，將“促進了運動的發展”改為“促進了文化界對革命文學問題的注意”，將論爭與“左聯”的成立關系表述為“后來他們改變了排斥魯迅的立場，與魯迅共同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并刪去了論爭對魯迅的積極影響一句。究其原因，應該與兩版在敏感政治問題上對魯迅的微妙態度有關，1958年版更為突出黨的正確性，同時也夾雜著對當事人的開脫；作為回撥，1981年版則更維護魯迅。2005年版原封不動地襲用1981年版這條注釋，但筆者以為，仍有修改空間。“革命文學論爭”對魯迅確有積極作用，這點魯迅自己也承認，將來注文加上1958年版注釋最末一句也未嘗不可。

再看另一條，1958年版《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注2: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是在中國共產黨支持和領導之下，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革命文學團體。魯迅是這個革命文學團體的發起人之一和最主要的領導者。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標幟著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它存在和活動的6年間（1930年3月至1936年初），對于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和激烈的斗爭，在粉碎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并把革命文學事業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這篇演說，曾經成為“左聯”在活動期間的實際戰斗綱領。

1981年版同篇注釋2:

左翼作家聯盟即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東京設立分會），領導成員有魯迅、夏衍、馮雪峰、馮乃超、周揚等。“左聯”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文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曾有組織有計劃地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宣傳和研究，批判各種錯誤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提倡革命文學創作，進行文藝大眾化的探討，培養了一批革命文藝工作者，促進了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它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領導革命文學工作者和進步作家，對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在粉碎這種“圍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當時黨內“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的一些領導人在工作中有過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傾向，對此，魯迅曾進行過原則性的批評。他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這個講話，是當時左翼文藝運動有重要意義的文件。“左聯”由于受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殘壓迫，也由于領導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影響，始終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團體。一九三五年底，為了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左聯”自行解散。

兩版注釋很直觀的感受是篇幅的明顯增加，1958年版注釋238字，1981年版463字。1981年版增加的篇幅主要在兩處：一方面，對于“左聯”的基本情況及功績給予更為細致的描述。如補充了分會的史實。對于魯迅在“左聯”的地位，1958年版“最重要的領導者”這個表述不準確，因此1981年版改為列舉領導成員，更為妥帖。1981年版加寫了一長句，對“左聯”的工作與成績做了全面的概括與評價，并在關鍵表述上做了提升：將“左聯”反“圍剿”的作用由“很大”改為“重大”。另一方面，新增了對“左聯”錯誤與不足的表達。由此揣測，注釋前半部增加對“左聯”的正面評價或許也是為了平衡后半部對“左聯”的批評，防止“頭輕腳重”。

1958年版將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定義為“實際戰斗綱領”，并不準確。由于“左聯”后期領導人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也由于認識水平的差距，他們并不能完全理解并執行魯迅的講話。魯迅講完之后，夏衍等人就表示“還是老一套”。據林淡秋回憶，當時“左聯”的青年成員對左翼作家容易變成右翼作家的說法“不理解，而且不以為然”，即使經過柔石解釋，他依舊“不理解，有意見”。因此1981年版將魯迅講話降格為“有重要意義的文件”更符合實際。

1981年版最后還加了一句：“‘左聯’由于受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殘壓迫，也由于領導工作中宗派主義的影響，始終是一個比較狹小的團體。”這一評價較為中肯，既批評“左聯”由于宗派主義而實行的“關門主義”，又指出“左聯”戰斗環境的惡劣。“左聯”并未像魯迅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反而是“共產黨員越來越多，群眾越來越少……像有的同志所說的那樣，‘左聯’成了個第二黨”，成為“一個比較狹小的團體”。這是胡喬木的手筆，也確實只有胡喬木能夠做此評價。

結語

1981年版定稿可分為三個環節：篇目的甄別、一般注釋的定稿、“攔路虎”的定稿。篇目的甄別中，刪除與調整篇目昭示出《魯迅全集》對于篇目定稿的原則：一是要求確定魯迅的著作權。二是要“相對成文”，能夠“表達一定思想內涵”。1981年版篇目甄別從緊，與定稿組的核心人物林辰有很大關系。一般注釋的定稿分為增、刪、改、按四種情況，既彰顯注釋者的專業、認真，也可窺見從“紅皮本”到定稿注釋原則的流變。最后，重點注釋——“攔路虎”的定稿經過專題討論，甚至需要意識形態主管官員直接介入、定奪，足見《魯迅全集》的特殊性。梳理之后發現，個別注文依然存在可修改的空間，而1981年版定稿總的流程與原則對于未來《魯迅全集》的編纂仍有鏡鑒意義。

（注釋詳見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