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小鎮做題家”“985廢物”等詞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他們通過考試一路披荊斬棘從小鎮來到大城市，卻悲哀地發現，曾經引以為傲的做題能力在生存面前變得束手無策。社會將目光聚焦到他們身上，卻忽略了其背后數量更為龐大的、非重點院校的普通二本學生群體。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只有少數幸運者能進入幾十所重點大學，更多的則只能走進數量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在新書《我的二本學生》序言中，作者黃燈這樣說。她從教15年，教過4500余名學生，在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的一所普通二本院校里，見證了“中國最為多數的普通年輕人”——二本學生的個體命運。

在書中，她將跨越十多年的觀察，結合具體的學生經歷，用對照的手法，記錄了“原生家庭，性格，教育經歷，個人奮斗，時代和運氣，是如何影響我們的人生的”。

10月31日，新世相live第22期、和開眼共同舉辦的“從電影語境到個體命運：二本學生的人生浮沉”活動在京舉行。作家、《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和導演賈樟柯參加活動，就小鎮青年、二本學生，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的關系，故土的出走和回歸等話題交流心得。

活動現場

對談實錄

“教育投入是性價比最高的事情”

黃燈：我對二本學生群體的關注從大學教書的時候開始。一個女學生在作文中講到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很艱難，這對我觸動很大。沒想到在廣州這樣富裕的地方，還會有比自己小十幾歲的孩子為生計發愁。從那以后，我看待學生的目光完全改變了，開始有意識的多關心自己的學生。5年前，我開始萌發寫二本學生題材作品的想法。書中的內容并非刻意寫出來的，而是在學生的互動交流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賈樟柯：這些學生在這樣的年齡、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下，想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但生活究竟能給他們多少機遇，這些值得探討。這本書對于像我這樣有著小城市、小鄉村生活經驗的人而言非常矛盾，這個矛盾在于人們怎么看待教育對人的影響。這本書開篇立意廣闊，不單從教育入手，還涉及到城市的發展、擴張，以及當地人的居住環境等。廣東是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但依然存在生活困難群體，所以以書中這所廣東高校為背景擴展出來的二本學生群體所面臨的問題具有全國普遍性，不但廣東有，山西也有。從2008年開始，隨著高校的擴招，教育愈發產業化，隨之而來的還有“格式化、模式化”，很多高校越來越像一個巨型工業機制，這些在書里都有細節性的呈現。

作為一個女性寫作者，黃燈既很細膩，又有學者的視野，通過宏觀經濟、城市發展、教育的整體現狀等對二本學生群體進行綜合觀察，很具有當代性。通過這本書，我們能夠對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如何被塑造改變這件事有所觸動和思考。

黃燈：我在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還真有電影的感覺，鏡頭感特別強。我教過四五千個學生，在我腦子里，他們都“走來走去”，但真正能寫在筆下的人物只占1%。并不是每個素材都可以用文字表達出來。我知道很多讀者反饋這本書太傷人了，好多年輕人的整體狀態不是這樣。我的這種基調并不意味著我對年輕人的處境持一種特別悲觀的態度。之所以關注更多生活不如意的學生，是因為一個老師對待學生的態度類似于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我當班主任的時候，班上有50個學生，其中45個學生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5個孩子過得不好，對我來說過得不如意的學生在內心的比重占到60%、70%，這是特別真實的感覺。這本書的整體基調稍微暗淡一點，并不意味著我對這個群體判斷是悲觀的。此外，寫二本學生并不意味著我只想表達二本學生，而是想在中國青年群體中找到一個抓手或者關鍵點，像我的學生和所在的學校，包括所在城市都是抓手。這個群體特別復雜，地區差異也很大，整個社會變動充滿了偶然性，無法得出真正有效的結論。

對于普通孩子而言，教育是性價比特別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沒有比教育更值得付出的事情。我每付出一點都會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和改變，他們的進步是看得見的。教育可以改變一個家庭，甚至改變幾代人。

賈樟柯：大學畢竟給學生一個選擇的空間，一個保護。當你對未來職業的規劃，或者即將從事的工作不是很滿意的時候，該怎么辦呢？你是進入很嚴酷的社會競爭機制里從事不喜歡的工作，還是在大學里面通過繼續受教育，比如考研，用時間換取空間呢？很多時候大學教育對于那些需要重新選擇、重新理解自己，認清人生目標的人是至關重要的。

黃燈

“自由的過程就是抗拒標簽的過程”

黃燈：聽到“小鎮作題家”這個詞，我覺得沒有反諷的意味，而是特別辛酸。但是我又覺得這些孩子特別勇敢，他們是在確定自我身份，這就是自我覺醒的第一步，他們開始考慮自己在社會上能做什么，這就是成長的開始。我倒沒有像社會上渲染的那樣悲觀，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一段時間自我價值認同特別低，覺得自己一點用都沒有。那么怎么走過這個坎兒呢？還是要跟社會接觸。我了解的另一個問題是當下年輕人很容易逃避。在信息化時代，青年面對世界的方式以及處理問題的方式跟“70后”有很大差別。

賈樟柯：我有一個在上海做制片人的朋友，他的團隊有幾個年輕人特別優秀，他和其中一位說想培養他當導演，沒想到被婉拒，說不想當導演，太累了。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給年輕人賦予重任，給他更重要的實現價值的崗位，這是表達對他的關心，可能一些年輕人不想承擔這樣的壓力，他覺得對自己是很大的負擔，這是群體性現象。每一代人的性格不一樣， 60年代出生或者70年代出生的人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輕一代，比如他們對于自我的要求、自我的標準。但是更主要的是個人對自我的認定和塑造，不只是社會告訴你要成為什么樣的人，而是自己希望成為什么樣的人，這當中自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覺得標簽化不太好，當然大家都有后現代精神，也有很多減壓的方法，但實際上這個世界和人都具有多種可能性。在成長過程中，我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標簽化。當被標簽化，或者接受標簽的時候，自我就被簡單化了，潛能也被限制了。“二本學生”就是一個標簽，社會給你安插一個小鎮青年、都市青年之類的“草標”，這個“草標”對當事人而言其實不需要。如果你是一個有意志力或者有創造力的人，那么最重要的是能創造什么，發明什么。我覺得自由的過程就是抗拒標簽的過程。

黃燈：一個人獲得真正的創造力和生命力的動力就是反抗標簽化，這也是難度特別大的事情。人一旦被標簽化，就意味著阻力就來了，別人看待你都是單向的，比如我現在很怕別人提《二本學生》，就是怕被標簽化。

賈樟柯

理解真實是理解非虛構精神的第一步

黃燈：賈樟柯導演的兩部電影《小武》《站臺》我都看了十遍以上，電影的畫面感對我沖擊特別大。其實電影所展現的內容就是典型的褶皺（黃燈曾提出一個詞叫“課堂褶皺”，即一個課堂可以折射出社會百態）。我在寫《我的二本學生》的時候盡量不用大手筆，而是細膩一點。這本書就像田野調查，里面的每一句話都有依據，每一個畫面都有照片。有讀者批評我亂煽情，比如書中寫到一個媽媽在紅薯地里面想著跟兒子談論廣州房價時候的那種迷茫。事實上真的有這個場景，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把夕陽西下媽媽在紅薯地種紅薯、她的兒子在旁邊抖動紅薯藤的照片給他看。

二十年后再回首看《小武》《站臺》，我特別感謝賈樟柯導演把上世紀90年代轉型時候的歌曲、豬飼料的廣告、大喇叭的聲音，迷茫的青年在社區里面串來串去等等的鏡頭拍下了。現在看來是特別好的檔案資料，也是時代最忠實的記憶，這就是最典型的非虛構精神。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非虛構文學，其實非虛構最需要被討論的是其精神特質，即保證所有的內容都是真實的，不能虛偽矯飾。非虛構精神才是最值得探討的，這其中有很多內容值得研究。

賈樟柯：我覺得上世紀90年代末呈現出整個國民對文化的需要，曾經我們面對過太多不真實的東西，90年代讓我們學會理解真實。而且，當面對真實世界的時候，我們常常忽略了作者，因為書中的人物都真實存在，所以沒有創作經驗的人往往認為真實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實不然。即便是事實，如果沒有藝術家、作家對真實的發現，以及轉換成視覺、轉換成文字，那么事實就是不存在的，因為沒有形成意識。從這個角度來講，90年代以后，大眾逐漸可以接受真實背后的創造性，這是文化上的巨大進步，我們也更加靠近寫作的秘密和創作的靈感。

現場熱情的觀眾

沒有什么可以替代故鄉

黃燈：我覺得故鄉就是故鄉，現在對故鄉的標簽化太厲害了，它沒那么神秘。在成長過程中，當你的內心受到了很大的折磨且無法疏解的時候，故鄉是世界上最寬容的一片土地，無論你是誰，永遠是它的孩子，這種情感無法用任何事物替代。

賈樟柯：故鄉是很具體的事物。首先是人際關系，我經常回故鄉去參加婚禮，給人祝壽，我生活在血緣關系之中，這種血緣的感情只有故鄉才能給予。而生活在城市里，只能收獲后天的友情或者事業帶來的情感聯系。其次是語言，語言非常重要，我們坐在這里，所表達的思維都是普通話式，當我回了故鄉之后會無意識地運用母語思維。我會用母語表達對所有事物的情感，人在這樣的語言環境里會很放松，對所有信息的辨認也是非常靈敏、準確。還有就是味道。或許沒有人能說出故鄉的土地的味道是什么，但在聞到那種泥土氣味的一剎那就知道自己回家了。比如讓我形容山西汾陽土地的味道我形容不出來，但當聞到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到家了。故鄉是你第一次睜開眼睛看到的那束光。（中國作家網李菁）（圖片由新世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