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0年，葉圣陶在對建國以來文學出版事業的回顧中，特別提到通俗讀物和少年兒童讀物，并指出，“通過適當的形式，在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方針之下，就量與質兩方面，更多地滿足工農兵大眾的新要求，在今天已經大有必要了”。其中，根據翻譯文學“改寫”/“縮寫”/“譯寫”而成的通俗本，頗為醒豁，“將外國名著縮寫，使它通俗化、中國化的工作，漸漸受人注意。在通俗讀物和兒童少年讀物方面，已有若干的縮寫本和改寫本，采取了為讀者對象比較易于接受的篇幅與表達形式，在讀者群眾中已經起了相當的影響”[1]。與此同時，翻譯家如羅大岡者在《翻譯也應走群眾路線》等文章中，號召著“將有價值的翻譯小說和小人書一樣地爭取到廣泛的讀者群眾”，“要寫精心著意、態度嚴肅、手段高超的通俗本（或普及本）”[2]，且提出一系列詳實的將譯本通俗化的要領。此后，翻譯文學的通俗本浪潮持續升溫，乃至成泛濫之勢。出版總署不得不出手整頓：一方面不滿于部分通俗本歪曲原本的庸俗化改寫；另一方面則意在指責私營出版社大量出版、發行通俗本，造成了對國營公有出版業的擠壓。建國初期翻譯文學通俗本的譯寫、出版和銷行，便內在于公私共存的出版格局中，亦擺蕩在改寫者的通俗化踐行與出版總署的政策流變之間。

一、建國初期蘇聯文學通俗本舉隅

共和國初年，私營出版業的實力遠遠勝于國營出版力量。就通俗書籍的出版情況來看，在出版數量上，“地方出的多，私營出的多，中央國營出的少”[3]，據1953年上半年的統計：在1948種通俗書籍中，地方國營出版社出版的占50.2%，私營出版社出版的占42%，公私合營出版社出版的占3.5%，中央國營出版社出版的僅占4.3%”[4]。具體到翻譯文學通俗本，同是以私營出版社為最大宗。這里就幾套翻譯文學通俗本叢書的出版，略作概覽。

下文的通俗本書目：在輯錄翻譯文學通俗本的同時，一并注明該作的原譯本；依次標明作者、原書名/通俗本書名、譯者/改寫者（或縮寫者）、出版社、出版時間、版次；如有校對者，也注明校閱人。原譯本只列出改寫者所參照的譯本（原書的譯本，往往多于此處所列的各譯本）。沒有中譯本或由改寫者直接根據外文原本編成的通俗本，根據編譯者的記述，標出其所據原本。若不能判斷其所依據的原本或原譯本，則不標注。如遇版權頁無出版時間（或版權頁脫落、字跡不清等），即不注明出版時間或版次。所注版次，只列出論者所實見的版本版次；未見到的各版次，暫闕如。

元昌印書館、錦章書局、大明書局、新文化書社、新魯書店、吼聲書局、育才書局等出版社出版了“蘇聯小說通俗本”叢書，由通聯書店發行。該叢書包括：

通俗本：安格林娜：《集體農場的生活》，陸梅林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0年1月初版、1952年8月再版。

原譯本：安格林娜：《在集體農莊田野上》，陸梅林譯，洪濤校，三聯書店，1950年1月（大連）初版，1951年3月第二版。

安奇林娜：《我的集體農場生活》，海觀譯，時代出版社，1949年5月初版。

通俗本：梭羅維約夫：《俄羅斯的水兵》，金人譯，海天改寫，儲菊人校，元昌印書館，1951年2月。

原譯本：梭羅維約夫：《伊凡·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金人譯，時代出版社，1945年上海初版、1951年北京修訂重排、1954年2月第一次印刷。

通俗本：愛·亞弗勤哥：《工人之家》，孟虞人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A·亞弗勤哥：《我愛》，孟虞人譯，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新群出版社，1951年8月。

通俗本：愛·岡察爾：《打到柏林去》，袁水拍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A·岡察爾：《旗手》，袁水拍譯，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新群出版社，1949年5月初版（港）、1949年12月再版（滬）、1950年12月三版（滬）、1951年5月四版（滬）、1951年12月五版（滬）。

通俗本: 開·賽狄克：《草原上的紅旗》，高清岳譯，海天改寫，張大椿校，元昌印書館，1952年7月初版、1953年1月七版。

原譯本: K·賽狄克《道里亞》，高清岳譯，文藝翻譯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塞荻克：《陀里亞》，吳道生、夏祖煃合譯，時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通俗本：伊里亞·愛倫堡：《暴風雨》，王佐良、姜桂儂、吳景榮、周玨良、許國璋、朱樹揚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2年11月初版

原譯本：I·愛倫堡：《暴風雨》，王佐良、姜桂儂、吳景榮、周玨良、許國璋、朱樹揚中譯，J·芬納貝英英譯，文化工作社，1951年12月初版。

愛倫堡：《暴風雨》，高清岳、淡文合譯，文光書店，1951年6月。

通俗本：別克：《恐懼與無畏》，鐵弦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別克：《恐懼與無畏》，鐵弦譯，文化工作社，1949年3月初版、1952年2月。

通俗本：愛·岡察爾：《藍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寫，張大椿校，元昌印書館，1952年7月初版、1952年8月再版、1953年2月七版。

原本：“本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8年出版英文譯本改寫。”

通俗本：愛·沃依諾夫：《瓦杜丁將軍》，佟軻譯，海天改寫。

原譯本：A·沃依諾夫：《瓦杜丁將軍》，佟軻譯，文化翻譯出版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4月三版、1953年10月修訂增一版。

通俗本：柯歇伐雅：《我的兒子》，左海譯，海天改寫，陸君平校，元昌印書館，1952年9月四版。

原譯本：柯歇伐雅：《我的兒子》，左海譯，時代出版社，1949年3月初版、1949年6月再版、1951年5月三版、1952年5月四版、1952年7月五版、1952年7月六版。

通俗本：尼基丁：《北方的曙光》，史善揚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尼基丁：《北方的曙光》，史善揚譯，文化工作社，1952年12月。

通俗本：依萬·柯茲洛夫：《在克里米亞地下》，羅焚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依萬·柯茲洛夫：《在克里米亞地下》，羅焚譯，三聯書店，1950年9月第一版。

通俗本：《第九個浪頭》，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第九個浪頭》，施蟄存、王仲年、王科一譯，文化工作社，1953年1月初版。

通俗本：特·塞摩希金：《阿里泰到山里去》，楊立平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1年11月初版、1952年11月再版。

原譯本：塞摩希金：《阿里泰到山里去》，楊立平譯，華東人民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梅赫基·古塞英：《生產英雄》蜀碧譯，海天改寫，陸君平校，元昌印書館，1951年7月初版。

原譯本：梅赫基·古塞英：《巴庫油田》，蜀碧譯，新群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

通俗本：A·托爾斯泰：《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海天改寫，陸君平校，元昌印書館，1951年5月初版、1951年12月再版。

原譯本：阿·托爾斯泰：《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三聯書店，1950年1月。

通俗本：斐定：《城與年》，曹靖華譯，施瑛改寫，元昌印書館，1952年12月三版。

原譯本：斐定：《城與年》，曹靖華譯，三聯書店，1950年4月一版。

通俗本：西蒙諾夫：《日日夜夜》，蒼木、繼純合譯，桑弛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西蒙諾夫：《日日夜夜》，蒼木、繼純合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通俗本：弗拉易爾曼：《初戀》，桑弛改寫，元昌印書館。

原譯本：弗拉易爾曼：《初戀》，穆俊譯，海燕書店，1941年6月出版、1946年4月新一版；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9月新三版。

通俗本：李昂諾夫：《打擊侵略者》，曹靜華[5]譯，心真編寫，張大椿校，元昌印書館，1952年7月初版。

原譯本：李昂諾夫：《侵略》，曹靖華譯，生活書店，1946年5月。

通俗本：B·維什涅夫斯基等：《難忘的一九一九》，雪崗改寫，元昌印書館，1953年。

原譯本：B·維什涅夫斯基等：《難忘的一九一九》，趙明譯，中華書局，1952年11月初版。

原譯本：茹爾巴：《普通一兵 亞歷山大·馬特洛索夫》，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2年11月初版。

通俗本：克雷莫夫：《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桑弛改寫，上海錦章書局，1952年11月二版。

原譯本：克雷莫夫：《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光華書店，1942年重慶出版、1946年大連出版、1948年哈爾濱印造。

通俗本：奧斯特洛夫斯基：《好兒女》，劉錦濤改寫，上海錦章書局，1952年8月初版。

原譯本：奧斯特洛夫斯基：《暴風雨所誕生的》，王語今譯，三聯書店，1950年。

通俗本：阿萊克西·穆薩托夫：《農莊小英雄》，桑弛改寫，錦章書局，1953年1月五版。

原譯本：Alexi Musatov：《斯托沙里農莊》，西夷譯，中華書局，1951年。

通俗本：列別立赫特：《庫爾地之光》，鄭懷之譯，褚光明改寫，大明書局，1953年2月初版。

原譯本：列別立赫特：《庫爾地之光》，鄭懷之譯，新文藝出版社，1951年上海第一版、1954年上海第二版。

通俗本：魯克尼茨基：《妮索》，柳曉改寫，大明書局，1953年2月初版。

通俗本：西蒙諾夫：《誰要戰爭》，施瑛改寫，新文化書社，1953年2月修訂新一版。

原譯本：西蒙諾夫：《俄羅斯問題》，茅盾譯，世界知識社，1950年。

通俗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長虹》，曹靖華譯，施瑛改寫，百新書店，1953年2月修訂第一版。

原譯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長虹》，曹靖華譯，重慶新知書店，1943年10月初版。

通俗本：尼柯萊·維爾塔：《保衛斯大林格勒》，藍谷編寫，百新書店，1952年12月二版。

原譯本：恩·維爾塔：《斯大林格勒血戰記》，金人譯，新華書店，1950年9月初版。

通俗本：莫斯達凡：《晴朗的日子》，施瑛改寫，百新書店，1953年2月修訂新一版。

通俗本：喬奇·古里亞：《山野的春天》，施瑛改寫，上海育才書局，1953年4月四版。

原譯本：喬奇·古里亞：《薩根的春天》，成時譯，平明出版社，1950年3月初版，1953年11月五版。

通俗本：斯米爾諾娃：《鄉村女教師》，施瑛改寫，育才書局，1952年二版。

通俗本：布賓諾夫：《戰斗到勝利》，柳曉改寫，育才書局，1953年。

通俗本：A·岡察爾：《黃金的布拉格》，張健改寫，上海育才·吼聲·聯合出版。

原譯本：岡察爾：《黃金的布拉格》，徐克剛譯，新群出版社，1951年6月；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

通俗本：V·奧弗契金：《和平戰士》，王寶康改寫，上海吼聲書局、育才書局。

通俗本：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譯，施瑛改寫，上海新文化書社，1953年1月三版。

原譯本：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譯，中華書局，1952年。

通俗本：阿·蘇洛夫：《曙光照耀著莫斯科》，施瑛改寫，新文化書社，1953年1月初版。

原譯本：A·蘇洛夫：《莫斯科的黎明》，侍桁譯，國際文化服務社，1951年10月初版。

蘇洛夫：《曙光照耀著莫斯科》，藍馥心譯，東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

通俗本：蓋逹爾：《勇敢的少年》，桑弛改寫，上海新文化書社。

原譯本：蓋逹爾：《學校》，葉至美譯，新華書店。

通俗本：蓋達爾：《克雷木夏令營》，桑弛改寫，新文化書社，1952年12月四版。

原譯本：蓋達爾：《軍事秘密》，桴鳴譯，三聯書店，1951年4月第一版。

通俗本：綏拉菲摩維支：《鐵流》，桑弛改寫，上海新文化書社，1953年3月初版。

原譯本：綏拉菲摩維支：《鐵流》，曹靖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格羅斯曼：《人民是不朽的》，陸君平改寫，新魯書店，1953年2月初版。

原譯本：格洛斯曼：《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譯，大連中蘇友好協會，1946年。

通俗本：西蒙諾夫：《愛與仇》，耿藹改寫，上海新文化書社 ，1953年。

原譯本：西蒙諾夫：《在布拉格栗樹下》，朱惠譯，時代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通俗本：畢爾文采夫：《保衛飛機場》，張健改寫，上海元昌·育才·百新·新文化·吼聲·錦章聯合出版，1951年。

原譯本：畢爾文采夫：《試煉》，白寒譯，時代出版社，1945年1月初版；1950年4月再版。

通俗本：馬克里雅爾斯基：《在濱海城中》，秦嶺改寫，普及書店，1953年5月初版。

原譯本：馬克里雅爾斯基：《在濱海城中》，洪濤譯，時代出版社，1952年11月初版。

這里的元昌印書館、錦章書局、大明書局、新文化書社、新魯書店、吼聲書局、育才書局等，均是上海的私營出版社，它們的出版方向為文藝及通俗讀物。

元昌印書館[6]的負責人張大椿還多次承擔通俗本的校閱工作。通聯書店，即通俗出版業聯合書店。據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關于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綜合報告，為了出版分工專業化，成立了通聯（通俗出版業聯合書店）、連聯（連環畫出版業聯合書店）和童聯，并促使三聯書店、開明書店傾向于社會科學、文史和中級讀物。元昌、新魯、大明等書店，均是通聯書店的股東單位。1949年后，出版、印刷、發行逐漸三分，因而，這套“蘇聯小說通俗本”叢書，由元昌、錦章、育才、吼聲等書店出版，而由通聯書店擔任發行，如錦章書局者時而兼任印刷。

此外，何公超、蕭亦五主編的“通俗書”系列，則全由通聯書店出版、發行。該“通俗書”既包括《金日成將軍》（鼓詞集）、《千古奇丐》（章回小說）、《美帝侵華演義》（章回小說）等形式的文本，也有不少蘇聯小說通俗本。其翻譯文學通俗本書目如下：

通俗本：波列伏依：《無腳飛將軍》（通俗書第二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0年12月三版。

原譯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譯，時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奧斯特洛夫斯基：《百煉成鋼》（通俗書第四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0年12月出版、1951年5月三版。

原譯本：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三聯書店，1949年。

通俗本：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苦海變樂園》（通俗書第七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3月二版。

原譯本：帕斯托夫斯基：《卡臘-布迦日海灣》，海觀譯，時代出版社，1950年7月初版。

通俗本：瓦西列夫斯卡：《雪地長虹》（通俗書第八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

原譯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長虹》，曹靖華譯，重慶新知書店，1943年10月初版。

通俗本：西蒙諾夫：《誰要戰爭》（通俗書第十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4月。

原譯本：西蒙諾夫：《俄羅斯問題》，茅盾譯，世界知識社，1950年。

通俗本：斐定：《城與年》（通俗書第十四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

原譯本：斐定：《城與年》，曹靖華譯，三聯書店，1950年4月一版。

通聯書店發行的另一套通俗本叢書由廣益書局出版，即“《蘇聯名著通俗本》譯叢”。在該叢書的“譯叢例言”中，編者有言：“從蘇聯文學名著翻譯本，改寫成通俗本出版，我國出版界在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這是有其一定的作用和意義的。這套小叢書的主要對象是工農兵大眾，所以選譯的范圍，都以適合目前工農兵大眾的閱讀能力和需要為標準。其中有短篇杰作，有從長篇名著的節本，但都以短小通俗為主。因此定名為‘蘇聯名著通俗本’譯叢。”[7]這套通俗本全部由春雷操刀改譯，共收有：

通俗本：奧斯特洛夫斯基：《汽笛》，春雷編譯，廣益書局，1953年3月初版。

通俗本：波格達諾夫：《戰斗的友誼》，春雷編譯，廣益書局，1953年。

通俗本：波格達諾夫：《政治委員盧加興》，春雷編譯，廣益書局，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通俗本：法捷也夫：《偵察員》，春雷譯，廣益書局，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2月三版。

通俗本：波列伏依：《功績》，春雷譯，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通俗本：柯日杜布：《空戰》，春雷編譯，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元昌印書館、錦章書局等出版社，以通聯書店為陣地，有著施瑛、桑弛等共同的作者群體。而永祥印書館以范泉為核心，民國時期已多有縮寫本文學書籍的出版。《格列佛游記》《格林童話集》《金表》的縮寫本均被列入永祥印書館“少年文學故事叢書”。1949年前后，范泉及永祥印書館的眼光，逐漸從世界各國名著與經典兒童文學挪移至蘇聯當代作家作品。永祥印書館在出版《蘇聯工人生產戰斗和生活情況》《蘇聯的職工會》等作品之余，也推出了蘇聯文學“通俗本”叢書（其中范泉縮寫的高爾基《我的童年》有兩個版本；且初版時間在建國以前），計有：

通俗本：M·高爾基：《我的童年》，范泉縮寫，永祥印書館，1949年6月初版，1949年6月再版。

通俗本：M·高爾基：《童年》，范泉縮寫，永祥印書館，1949年6月初版，1950年10月四版。

通俗本：法捷耶夫：《毀滅》，金樹改寫，永祥印書館，1952年12月三版。

通俗本：高爾基：《母親》，金樹改寫，永祥印書館，1952年11月四版。

通俗本：郭爾巴托夫：《寧死不屈》，徐莊改寫，永祥印書館，1950年。

原譯本：郭爾巴托夫：《寧死不屈》，蒼木譯，外文書籍出版局，1944年。

通俗本：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謝瑩真縮寫，永祥印書館，1950年11月初版。

原譯本：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水夫譯，時代書報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1948年6月再版。

通俗本：西蒙諾夫：《兩個美國》，沙里改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4月初版。

原譯本：西蒙諾夫：《俄羅斯問題》，茅盾譯，世界知識社，1950年。

通俗本：奇爾斯科夫：《扭轉乾坤》，沙里改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

原譯本：奇爾斯科夫：《偉大的轉折》，朱葆光譯，時代出版社，1951年3月初版。

通俗本：柯諾諾夫：《列寧的故事》，李俊縮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

原譯本：柯諾諾夫：《列寧的故事》，任溶溶譯，時代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

通俗本：索福羅諾夫：《人的性格》，沙里改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7月初版。

原譯本：A·梭福羅諾夫：《莫斯科性格》，陳原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49年。

通俗本：華西里葉夫：《美國的正反面》，辛康縮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6月初版。

原譯本：華西里葉夫：《從后門看美國》，史岱譯，時代出版社，1951 年1月初版。

通俗本：拉甫列尼約夫：《美國人民的聲音》，徐莊、竹葉縮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5月初版。

原譯本：拉夫列烏夫：《美國之音》，禾金譯，潮鋒出版社，1950年3月。

以上通俗本，均由位居上海的出版社出版、印刷、發行。這也昭顯出上海私營出版業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雄厚實力和重要地位。1950年，將上海總管理處和編譯所遷至北京西總布胡同的開明書店，也出版了“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由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即中華書局、三聯書店、開明書店、商務印書館、聯營書店五家單位組成的聯合發行公司）。不過，部分書目的印刷，仍由上海的國光印書局承擔；此外，則大都由北京的華義印刷廠印制。開明書店的“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包括：

通俗本：克雷莫夫：《運油船》，顏浩改寫，開明書店，1948年9月光華書店初版；1951年12月開明書店修訂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原譯本：克雷莫夫：《油船“德賓特”號》，曹靖華譯，光華書店，1942年重慶出版、1946年大連出版、1948年哈爾濱印造。

通俗本：A·托爾斯泰:《糧食》，朱光輝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阿·托爾斯泰：《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三聯書店，1950年1月。

A·托爾斯泰:《面包》，俞荻、葉菡合譯，神州國光社，1950年。

通俗本：格拉特珂夫：《水門汀》，秦淑文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初版。

原譯本：華拉特珂夫：《士敏土》，董秋斯譯，志凱堂，1947年。

通俗本：蕭洛霍夫：《墾荒》，孫煌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立波譯，三聯書店，1936年11月上海生活初版、1950年1月三聯（滬）第一版、1950年11月三聯第二版。

碩洛霍夫：《被開墾的荒地》，鍾蒲譯，中華書局，1945年11月初版。

通俗本：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孟凡改寫，開明書店，1947年光華初版；1951年開明修訂初版。

原譯本：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立波譯，三聯書店，1936年11月上海生活初版、1950年1月三聯（滬）第一版、1950年11月三聯第二版。

碩洛霍夫：《被開墾的荒地》，鍾蒲譯，中華書局，1945年11月初版。

通俗本：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方丹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法捷耶夫：《青年近衛軍》，水夫譯，時代書報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1948年6月再版。

通俗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屠文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1952年12月六版。

原譯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譯，時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卡達耶夫：《時間，前進呀!》，薛昶改寫，開明書店 ,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卡泰耶夫：《時間呀前進！》，林淡秋譯，新中國書局，1949年。

通俗本：高爾基：《一個家庭的興衰》，閔君立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一版，1951年3月二版。

原譯本：高爾基：《沒落》，賀非譯，神州國光社，1936年。

M·高爾基：《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樹華譯，生活知識社，1937年1月出版。

高爾基：《阿托莫諾夫一家》，汝龍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

高爾基：《頹廢》，趙璜譯，商務印書館，1934年3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

高爾基：《高爾基選集 家事》，耿濟之譯，上海雜志公司，1950年3月第一版、1951年3月第二版。

通俗本：綏拉菲摩維支：《鐵流》，章愷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A·綏拉菲摩維支：《鐵流》，曹靖華譯，生活書店，1938年。

通俗本：列昂諾夫：《索特河邊》，陶鈞改寫，開明書店 , 1951年1月初版、1951年4月二版。

原譯本：列昂諾夫：《索特》，董秋斯譯，三聯書店，195年1月初版。

通俗本：戈爾巴朵夫：《寧死不屈》，方林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8月初版。

原譯本：郭爾巴托夫：《寧死不屈》，蒼木譯，外文書籍出版局，1944年。

戈爾巴朵夫：《不屈的人們》，水夫譯，時代出版社，1949年。

通俗本：卡達耶夫：《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滕以韡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2月初版。

原譯本：卡達耶夫：《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曹靖華譯，東北書店，1947。

通俗本：尼·阿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練成的》，吳昭江、李晴改寫，開明書店，1952年8月初版、1952年11月再版。

原譯本：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梅益譯，三聯書店，1949年。

通俗本：畢爾文采夫：《考驗》，錢家標改寫，開明書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譯本：畢爾文采夫：《試煉》，白寒譯，時代出版社，1945年1月初版；1950年4月再版。

畢爾文采夫：《考驗》，汪浩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5年。

除了這幾套蘇聯文學通俗本叢書，不少出版社如勞動出版社、通俗文化出版社其實都零星地出過蘇聯文學的通俗本；廣益書局在其“《蘇聯名著通俗本》譯叢”外，仍有通俗本的出版。凡此，集腋為裘，匯成通俗本的大行其道。此類零散的通俗本包括：

通俗本：古塞英：《巴庫油田英雄們》，李金波改寫，勞動出版社，1951年2月初版、1951年4月二版。

通俗本：奧斯特洛夫斯基：《保爾》，菡子改寫，勞動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波列伏依：《煉鋼英雄》，王火改寫，勞動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1951年5月三版。

通俗本：伊凡·柯魯包夫：《鼓風爐旁四十年》，中耀改寫，勞動出版社，1950年11月。

通俗本：波列伏依：《真實人的奇跡》，林冬白改寫，廣益書局，1951年7月初版、1952年6月三版。

原譯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譯，時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依·安·柯茲洛夫：《克里米亞地下工作》，于籃改寫，廣益書局，1952年2月一版、1953年1月二版。

原譯本：依萬·柯茲洛夫：《在克里米亞地下》，羅焚譯，三聯書店，1950年9月第一版。

通俗本：A托爾斯泰：《彼得大帝》，屠文改寫，通俗文化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

二、通俗本的動機、策略與功效

私營出版社緣何不約而同地鐘情于蘇聯文學通俗本，眾口一詞的說法是為了大眾（包括工農兵和學生群體）閱讀的便利。其中包含著對翻譯文學的拒斥以及通俗本的優勢兩個層面。《中學生》雜志“書刊介紹”專欄曾登載《兩本改寫的蘇聯小說：通俗本<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運油船>》一文，便將原汁原味的翻譯文學與通俗本相對立。前者外國語氣太重，故事也非有頭有尾，讀者自然不接受；而通俗本“敘述語法平易，故事線索分明，文字比較生動活潑，而且注意保留了原著的精神”[8]。菡子改寫《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為通俗本《保爾》，準備做到“使粗通文字的人能讀，而且讀出來能讓不識字的人也能聽懂”[9]。永祥印書館將縮寫本《童年》的讀者對象定位為工農兵和中小學生，希冀“在不妨礙原著人物的發展范圍內，概括地，通俗地介紹給讀者，目的是要做到（一）擴大讀者群，（二）減輕讀者的負擔，（三）節約讀者的時間”[10]。廣益書局編輯部在通俗本《真實人的奇跡》的“本書提要”中指出，本書“改寫目的是以連隊干部，初中學生及一般不習慣讀譯文的讀者為對象，企圖用通俗易解的語文，來傳達原著的精神，使大家都能夠讀一讀這部好書”[11]。為了適應軍隊讀者的口味，改寫者還特意使用了解放軍中的流行口語。

當然，閱讀通俗本，絕不只是為了親近外國文學，改寫者們更是從中申發出重要的教育價值與實踐意義。通俗本《藍色的多瑙河》“前記”就有言：“我們讀蘇聯小說，絕不是拿來消閑的。我們要細心體會，明確了解它的教育性和政治意義”，“提高我們的政治認識和階級覺悟。讀過蘇聯小說，再來閱看資產階級的消閑文藝，真是味同嚼蠟，厭惡之心油然而生”[12]。通俗本所選擇的原本包括沙皇時代的革命斗爭、十月革命、二戰等題材，也多涉及集體農場、石油生產、五年計劃、紡織工廠勞動、抗旱、墾荒、工人競賽等內容，夠迅疾地配合國內外局勢。海天認為，在抗美援朝中，《俄羅斯的水兵》“這本書應該通俗化，使得廣大的工農讀者和習慣于讀章回小說的一般人民，都有機會，很容易了解的來讀蘇聯的英勇衛國的抗戰名著”[13]。張健改寫《黃金的布拉格》，認為該書“對美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更多了進一步的認識”[14]。顏浩的改寫也是類似的目的，“翻看《油船德賓特號》，覺得假使能改寫通俗本，讓更多的工人同志或在工廠工作的同志們能夠看，也許對組織勞動競賽會有幫助，就抽了半個月的晚上寫成”，“目前，各地正在展開愛國主義的勞動競賽，這本書可能有些作用”[15]。

為了達成通俗化的目標，改寫者們以各色策略加工原譯本。從出版社和通俗本操刀者的自我指認來看，大致可區分為“改寫”、“譯寫”、“縮寫”幾種形式[16]。就底本的擇取而言，僅有少數通俗本直接從外文原本“譯寫”而成。如海天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8年出版英文譯本改寫愛·岡察爾的《藍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寫《暴風雨》參考了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英譯本，以及廣益書局的個別通俗本譯自外文原本。可以說，絕大多數通俗本均以中文譯本為底本。永祥印書館出版的通俗本，接續著范泉“縮寫”世界名著的路徑，繼而縮寫蘇聯文學，多多少少保留著原著的基本骨架。通聯書店的“蘇聯小說通俗本”大刀闊斧地“改寫”中譯本，不僅傷其筋骨，甚或將原著“脫胎換骨”。開明書店的“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算是中規中矩，稍稍靠近永祥印書館的“縮寫”模式。出版者們所謂的“保留了原著的精神”云云，不過是一種宣傳策略罷了。

就具體改寫手法而言，首先，原書若是長篇巨制，則壓縮原本篇幅。譯本字數太多，常常被當做讀者拒絕翻譯文學的理由。據此，通俗本的容量大都只有原作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上下，多則一百余頁，少則三、四十頁足矣。大部分通俗本不外是長篇蘇聯文學的縮微形式，另有廣益書局使用采掘精華的方式，或摘錄長篇原著中的精彩章節，或匯集多個短篇杰作，編譯成通俗本[17]。其編者認為，“長篇的節本，對于保存原著的精神方面，也許較為可靠，不致太改變了原著的面貌”[18]。其次，置換書名。海天覺得《旗手》《阿爾卑斯山》的名稱都不通俗，進而改成《打到柏林去》。又如《我愛》被改為《工人之家》，《伊凡·尼古林——俄羅斯的水兵》被改為《俄羅斯的水兵》，《卡臘-布迦日海灣》被改為《苦海變樂園》……都盡可能剔除書名中的外國因素與抽象意蘊，以直接明了的詞組替代之。再次，在敘述方式上，大刀闊斧地增刪、重組情節，強行將原作變為有頭有尾的線性敘事。劉錦濤改寫《暴風雨所誕生的》，“為使本書眉目清楚，易于閱讀，于改寫的時候，擅把原作的敘述程序，略予倒置，并在若干地方，有所增刪，但俱有出處，絕非杜撰，而對于德國兵車之處理，也略有不同，因為原作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杰作，故事的敘述，隨處都在展開，非稍加移易，好像不能結束全書，所以大膽這樣做了”[19]。對于原書中的心理描寫，改寫者們也以一般讀者難于領會為由，明目張膽地刪除之。此外，尚有多種輔助手段，幫助讀者閱讀。幾乎每本通俗本都有內容提要（或有專門的“本書故事提要”，或由改寫者在“序”、“前記”中介紹本書情節內容），另附有本書主要人物表。原譯本沒有章節標題的，改寫者也自擬標題。個別通俗本加有少量注釋，如菡子“為盡量避免讀者發生疑問，書中超出一般讀者知識范圍的用語，都設法在敘述中或注解中說清楚（主要根據聯共黨史和詞典）”。《保衛察里津》還特意為“布爾什維克”加了注解[20]。又如沙里改寫《扭轉乾坤》，想保持原書的嚴肅性，不使通俗本流于趣味化，“特地邀請了好多位少年讀者，如青年團員徐黎璋、陳子萬、少年兒童隊員瞿文等等，在她們的語文教師徐守緯同志的指導下，組成一個以衡量作品的通俗程度為主要任務的研究小組，聽取了我的朗誦，章逐句地討論了這本書的原稿，對于若干部分的情節敘述方法，乃至個別的句子。語法、詞匯和用字，做了很多次縝密的斟酌和修改”[21]。沙里作為改寫者，可謂是直接聽取學生讀者的意見進行縮寫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通俗本給人的印象通常是“連書名和書中的人名也改了”[22]。書名的更改確乎如此，可在人名上，各家做法并不一致。永祥印書館的通俗本“為了易讀和易記，把人物的姓名都加以‘中國化’了”，“俄文姓名的復雜難記，還不光只本身譯文的冗長，另外有些變化的稱呼，更是使讀者傷腦筋，這里也一概依照我們的習慣改過了”[23]，比如將安娜·賽爾該葉夫娜·庫魯什科娃改為顧安娜、尼娜·伊凡諾夫娜·玻洛索娃改為羅素宜等。菡子的改寫本《保爾》也將所謂麻煩的外國人名、地名縮減成不超出三個字。除此之外，如通聯書店的大部分通俗本對原作的人名一般都不加改易。其目的在于為接觸過通俗本的讀者進而繼續閱讀原本提供便利，避免引起讀者在人名上的混淆。這也呼應著《中學生》對通俗本橋梁作用的定位：“希望不習慣讀翻譯小說的同學們，看過通俗本后，再去看看原譯本，逐漸養成直接閱讀原譯本的興趣和能力。”[24]

盡管改寫者們都使用了上述通俗化的策略，但呈現出的文體樣貌卻迥然有別。大致可區分為兩類：其一是以“蘇聯小說通俗本”和“通俗書”系列為代表的章回小說樣式；其二是其它通俗本的非章回小說形式。后者的“簡”寫，在對原作進行壓縮處理時，雖說也“把各種小說重寫了一遍，使文句盡量中國化，同時刪節了一部分”[25]，至少在語言方式、文體風格上，還多少保留著外國文學和現代小說的味道。而前者則是名副其實的“改”寫，直接將外國小說改頭換面為章回小說，除了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在是類通俗本中其實已然難尋翻譯小說的跡象。這可以說是極度歸化的改述方式。

將蘇聯小說改寫成章回體，自不待言。對于《在集體農莊田野上》《我愛》《我的兒子》等自傳、回憶錄，抑或《在布拉格栗樹下》《俄羅斯問題》等劇本，改寫者們也都能“隨物賦形”，以章回體式重寫之。章回體的通俗本滿溢著“話說”、“且說”、“看官們預知詳情，請看下回”等聲口。在《苦海變樂園》的“序”中，施瑛甚或也忍不住以說書人口吻來幾句“看官們大概都聽到過”、“閑話表過，請看正文”[26]。章回體通俗本拆散了原書情節，擇要重組，并以對仗的回目呈現之。《雪地長虹》的兩種章回體通俗本，就有如“賊高密，袁林娜被審兆吉祥，村子里出虹”或“長林豐草慈母暫歸 雪地冰天彩虹初現”的兩種回目樣式。《俄羅斯的水兵》原譯本的三十二節被改作二十回。章回體的前三回“好醫生起死回生 大力士再上前線”、“遇德窛空拳應戰 偵敵蹤山谷藏兵”、“尼古林迎頭擊坦克 克雷甫拼命炸飛機”即對應著原作的前七小節，即：“一 在醫院中”、“二 干大事去！”、“三 路上”、“四 到前方去！到前方去！”、“五 第一次戰斗”、“六 山谷內”、“七 從西方來的‘容克’式”。

相較于張恨水等通俗文學作家在當代的邊緣境遇，以及章回文類所受到的指斥，章回體卻吊詭地在與蘇聯翻譯文學的嫁接中得到重用。應當說，章回小說的特質完全籠罩以至扭曲了原譯本的風貌。章回體通俗本一貫以時間、地點、人物、故事背景的逐項交代為起始，如海天改寫的《集體農場的生活》，第一回“集體農場科學化 鄉村出現女英雄”即是：“話說一九二八年，蘇聯烏克蘭斯太洛·佰什福村中，有一家姓安格林的農民家里，出現了一個十六歲的女英雄，名叫巴莎，她家里人口很多……”[27]某些章回體中，說書人（即改寫者）直接登場，介入到敘述中。施瑛改寫的《城與年》便是這般：“在這開宗明義的第一回里，讓在下先來講一件帶有‘神秘色彩’的事情，作為本書的開場——不，不，這第一件事情，其實不是開場；恰恰相反，它正是本書的收場。請列位把本書讀完之后，再把第一回的前半截看一遍，便可分曉。”[28]更有甚者，為了“讓工農大眾和一般讀者讀起來，就像讀舊式的中國章回小說一樣”[29]，施瑛還在通俗本中用上了定場詩：

“希魔背信動刀兵，錦繡河山滿血腥，

衛國保家齊奮起，獻身游記到叢林。

網羅誤落受奇刑，忍看狂寇殺幼嬰，

尸陷冰河心不屈，千秋萬古垂英明。

列位，你道上面這八句新詩，說的究竟是那一件事跡，且聽作者慢慢道來。”[30]

三、蘇聯文學通俗本的當代遭際

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由于部分通俗本的改寫，過于偏離原本，過分迎合“通俗”，在讀者和原譯本之間起了“離間”之用，才使得出版總署不得不展開整治。陳克寒在檢查華東、中南出版工作時，有如是描述：“有些書確實縮編和改寫得還好，但有些書卻被弄得一塌糊涂。例如《在布拉格的栗樹下》一書，被改寫為章回小說，以《愛與仇》名義出版，用的完全是鴛鴦蝴蝶的筆調，談愛情有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等語，令人望而生厭。”[31]的確，假如看到《無腳飛將軍》的書名，以及“小試牛刀將軍無腳”、“美滿姻緣有情眷屬”等回目，恐怕絕大多數讀者會以為是一部武俠小說，不會料想到這原來是蘇聯小說的改寫本吧。羅大岡為改寫通俗本制定了數種基本條件，如“合乎規格通俗本必須忠實保存原著的內容主旨”；“絕不應自作聰明，添加新的枝葉”；從英文或日文轉譯的重譯本不得作為通俗的藍本；如用外國文的版本作藍本，必須用原文，不得用譯文等。揆諸當代通俗本，似乎都達不到羅氏的要求和期待。對于改寫者們來說，內容上的隨意增刪是家常便飯。通俗本的主要幾位操刀者，施瑛、海天、桑弛等人，應當是不懂俄文，英語方面也未見出有所擅。他們選擇改寫的藍本，往往是從英文轉譯的，如《草原上的紅旗》《活命的水》等，均由原譯者譯自《蘇聯文學》英譯本。

換言之，通俗本的改寫者并不是以文學翻譯的姿態改寫蘇聯文學，他們大都自居為“改寫”、“改編”，較少譯改或翻譯。羅大岡將其與林譯小說相提并論，確乎道出了二者間的共同之處。林紓和桑弛們都不是從原本入手，前者依賴轉述，后者依托他人譯本。桑弛、施瑛們的文學手腕、文字功夫遠不及林琴南。時移世易，通俗本的大多數已無人問津，不像林譯小說至今仍有其光華與魅力。由是，翻譯家羅大岡所提要求，對于施瑛們來說，便略顯嚴苛。從另一方面來看，桑弛、海天、施瑛等人也非專事翻譯文學通俗本的改寫，通俗文學、曲藝、兒童文學、普及讀物等，方是他們的擅場。翻譯文學的改寫，只是以通俗化為旨歸的文藝實踐方式之一。許多通俗本的改寫者（尤其是開明書店通俗本的改寫者群體），不過是“客串”式地在外國文學領域偶一為之，之后立馬轉戰其它領域。即使是施瑛、桑弛等在通俗本上用力較勤，他們仍有大量的翻譯文學改寫以外的通俗化實踐。何公超在五十年代有兒童文學創作。蕭亦五在整理、保存揚州評話和山東快書方面貢獻卓著。施瑛作為通聯書店編輯，編寫有《洪楊金田起義》《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等章回小說以及《左傳故事選》《戰國策故事選》等普及本。桑弛還曾將傅鐸的歌劇《王秀鸞》、田漢的新編京劇《江漢漁歌》改為章回體的《勞動英雄王秀鸞》《江漢漁歌》[32]。可以說，桑弛、施瑛們不斷嘗試著將各種形式和文本納入通俗化的演繹。從出版社角度來看，元昌印書館、吼聲書局、育才書局、新魯書店等[33]，多以出版朱貞木、鄭證因、王度廬、馮玉奇等各類的武俠、偵探、言情通俗小說為主，蘇聯文學通俗本只是其業務之一。職是，在文藝大眾化和通俗化的脈絡中，施瑛們自有其貢獻。而將這種“改寫”放置于文學譯場中考量，其諸多弊病也就暴露無遺。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及的通俗本，幾乎清一色地集中于蘇聯文學。風行一時的改寫、出版和閱讀風潮，自是折射著時代氛圍與風氣，卻也刺激著趨之若鶩的投機行徑。永祥印書館由縮寫世界文學轉戰蘇聯文學，可為一例。廣益書局介入通俗本的出版較晚，在前有諸多通俗本的情況下，仍“不遺余力”，聲辯道：“關于《真正的人》通俗譯本，坊間已有兩種出版，但我們覺得林同志的改寫本，比較更能傳達原著底思想性及藝術性，仍有出版的價值與需要。”[34]改寫者們盡可再三強調通俗本給讀者閱讀帶來的便利，其中不便明說的因素也包括蘇聯文學通俗本易于銷行。“上海一些私營出版社發覺此事有利可圖，現在竟搞蘇聯文學名著的縮編和改寫工作，一書之出，往往再版數版，發行數萬、數十萬”。不少通俗本在極短時間內輕易地再版六、七次，可見其影響范圍和輻射力。于是，搶譯的投機行為大肆展開。“一些文藝翻譯者到國際書店搶購樣本。搶得以后立即向私營出版社登記，登廣告，確定專譯權。那個私營出版社實際成為文藝翻譯的統制者”[35]。搶譯也帶來了浪費的重譯/改寫、復譯/改寫。對于暢銷的蘇聯作品，改寫者們常常一哄而上。斯大林獎金獲獎作品更是搶手。《被開墾的處女地》，僅在開明書店的“通俗本蘇聯文學譯叢”中，就有兩種不同的通俗本。《真正的人》《城與年》等作品都是有多種改寫本。

蘇聯文學通俗本還存有版權糾紛。“這些蘇聯文學名著改寫本、通俗本的出版，絕大多數事前并未征得原出版者和原著者或原譯者的同意。自然也未予原出版者和原著者或原譯者以應有的報酬，因而又是一種侵犯他人版權、盜竊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為”[36]。在“蘇聯小說通俗本”叢書中，封面或版權頁常印有原譯者的名字，“前記”或“序”中也有改寫者向原譯者表示感謝的話。單方面的致謝卻無法遮掩侵占原作者和原譯者版權的事實[37]。諷刺的是，改寫者們的“前記”和“序”，經常“化用”原譯本的譯者序或譯后記，這無疑是赤裸裸的抄襲行徑。陸梅林譯本前附有譯自《真理報》的奧波葉得柯夫的《<在集體農莊田野上>：論安格林娜的紀事》一文，文中有這樣的話：“雖則是巴莎的自傳，但決非個人的故事。它在內容上反映出蘇聯新典型的農民面貌。”海天順手照搬之：“安格林娜的紀事帶有自傳的性質。但是，它的意義卻遠遠超過了自傳的范圍。在這里面反映了全蘇聯農民的命運。”[38]周煦良在《活命的水》的“譯者前言”中指出，“活命的水”取材于俄國神話，并言，“向我指出這一點的是施梅溪先生，順帶在這里表示感謝”。而施瑛在改寫本“序”中，開首第一句話即是“‘活命的水’出典于俄國神話”云云，并未注明出處[39]。此外，育才書局、吼聲書局、新文化書社等[40]，既無版權意識，其編輯人員又幾近于無，可見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學譯場與出版領域的混亂和無序狀態。

1953年，葉圣陶為出版總署審讀各類通俗本。葉氏日記也有記載：“夜間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節縮本。此類節縮本頗多，以其易于銷行，出版界競相出版，工力自有高低，品類恐不大齊。出版管理局因而托人分別看之，希望得出一總印象。”[41]身為兒童文學作家和語文教育者的葉圣陶，最初對通俗本現象持溫和的支持、鼓勵態度，而在出版總署預備整治、禁止通俗本時，葉圣陶也盡量避免一概否定，而試圖具體分析。1954年初，《出版總署關于停止出版文學名著的改寫本或通俗本的規定》（1954年1月15日）下發，決定“今后除個別書籍，確有改編的必要和可能”，“一般地不得出蘇聯文學名著通俗本、改寫本及其他篡改文學名著的書籍”，“所有已出版的各種蘇聯文學作品的改寫本或通俗本一律不準再行出版”，“國營及公私合營發行機構，一律停止批購此類出版物，存貨售完為止”[42]。蘇聯文學通俗本的熱銷至此暫告一段落。

注釋：

[1]葉圣陶：《一年以來的出版工作》，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第623頁。

[2]羅大岡：《翻譯也應走群眾路線》，《文藝學習》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50年10月1日。該期為“天津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特刊”。

[3]《通俗書籍的需要和出版情況》，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481頁。

[4]《出版總署黨組小組關于成立通俗讀物出版社的請示報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474頁。

[5]“曹靜華”即“曹靖華”。《打擊侵略者》版權頁署“曹靜華 中譯”，改寫者心真在“序”中提及原著《侵略》由“曹靖華先生譯成中文”。

[6]元昌印書館成立于1920年。在1952的《全國出版社簡明一覽表》中，元昌印書館的創立年月標為1948年，此說不確（見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第462頁）。

[7]波列伏依：《功績》，春雷譯，1952年12月。

[8]《兩本改寫的蘇聯小說：通俗本<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運油船>》，《中學生》一九五二年四月號，1952年4月1日。

[9]菡子：《關于原書的介紹》，奧斯特洛夫斯基：《保爾》，菡子改寫，勞動出版社，1953年，第6頁。

[10]M·高爾基：《童年》，范泉縮寫，永祥印書館，1950年10月。

[11]波列伏依：《真實人的奇跡》，林冬白改寫，廣益書局，1952年6月。

[12]海天：《前記》，愛·岡察爾：《藍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3年，第2頁。

[13]海天：《前記》，梭羅維約夫：《俄羅斯的水兵》，金人譯，海天改寫，儲菊人校，元昌印書館，1951年，第1頁。

[14]張健：《前記》，A·岡察爾：《黃金的布拉格》，張健改寫，上海育才·吼聲·聯合出版。

[15]顏浩：《后記》，克雷莫夫：《運油船》，顏浩改寫，開明書店1952年，第77頁。

[16]從各通俗本封面和版權頁的標注來看，其多為“改寫”和“縮寫”。施蟄存曾在《“五四”翻譯筆談》中認為，翻譯書籍應該分別注明“譯”的方式，而不得籠統地用一個“譯”字，施蟄存進而區分了譯、重譯、節譯、譯節本、編譯（或選譯）、節述等方式。按此說法，直接以原本為藍本的通俗本，可稱之為“節譯”、“編譯”或“選譯”；以中譯本為底本的通俗本，接近于“節述”，即“那是用別人的譯本節寫的，其實不是他自己翻譯的”（參見施蟄存：《“五四”翻譯筆談》，《翻譯通報》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5月15日）。本文依循通俗本改寫者的自我指認，約略分為“改寫”、“譯寫”、“縮寫”三種方式。

[17]部分論者認為通俗本只是“將長篇巨制改編成文字淺易、部頭較小的讀本”（見周發祥等：《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年），此說不確。

[18]波列伏依：《功績》，春雷譯，1952年12月。

[19]劉錦濤：《后記》，奧斯特洛夫斯基：《好兒女》，劉錦濤改寫，上海錦章書局，1952年8月，第69頁。

[20]該書對“布爾什維克”的注為：“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政黨，在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后開始形成。在這次會上，多數代表都贊成了列寧建黨的主張，這一派就稱為“布爾什維克”（即“多數派”的意思），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底組織者和領導者。參見A·托爾斯泰：《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海天改寫，陸君平校，元昌印書館， 1951年。

[21]沙里：《附記》，奇爾斯科夫：《扭轉乾坤》，沙里改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第101頁。

[22]俞子林：《中保坊——廢墟上建起的書店弄》，《書林歲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324頁。

[23]沙里：《附記》，索福羅諾夫：《人的性格》，沙里改寫，永祥印書館，1951年，第104-105頁。

[24] 《兩本改寫的蘇聯小說：通俗本<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運油船>》，《中學生》一九五二年四月號，1952年4月1日。

[25]參見《開明少年》1951年12月16日，“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廣告頁。

[26]施瑛：《序》，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苦海變樂園》（通俗書第七種），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第1頁。

[27]安格林娜：《集體農場的生活》，陸梅林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2年，第1頁。

[28]斐定：《城與年》，曹靖華譯，施瑛改寫，通聯書店，1951年，第1頁。

[29]海天：《前記》，梭羅維約夫：《俄羅斯的水兵》，金人譯，海天改寫，儲菊人校，元昌印書館，1951年，第2頁。

[30]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長虹》，曹靖華譯，施瑛改寫，百新書店，1953年，第1頁。

[31]《陳克寒檢查華東、中南出版工作致有關部門及負責人的信》，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160頁。

[32]參見桑弛改寫：《勞動英雄王秀鸞》，新文化書社，1952年。桑弛改寫：《江漢漁歌》，通聯書店，1951年。

[33]新魯書店成立于1946年，其負責人是董受之。董曾于二十年代主持、運營上海書報流通處。錦章書局成立于1901年，許錦明、俞益卿等人先后為負責人，出版有大量的中醫、古典文學領域的著作。

[34]波列伏依：《真實人的奇跡》，林冬白改寫，廣益書局，1952年。

[35]《陳克寒檢查華東、中南出版工作致有關部門及負責人的信》，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頁。

[36]《出版總署關于停止出版文學名著的改寫本或通俗本的規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50頁。

[37]1957年《保障出版物著作權暫行規定（草案）》的附件二“目前出版物中侵害著作權情況”，特別提出，“抄襲和篡改的情況廣泛存在于蘇聯文學名著的改寫本或通俗本中”。錦章書局、廣益書局更是侵犯版權的反面典型之一。如：“在私商方面，最近還出現了任意翻印古籍及一些喪失了著作權的舊小說的情況”，“尚古山房、普及書店、兒童出版社、錦章書局等私商大量翻印了一些惡劣的舊小說”；“拼湊別人的著作纂為己有”，“上海廣益書局出版的兩套通俗讀物——《工農兵故事叢書》、《中朝人民戰斗英雄故事叢書》——共九十本，其中材料全部是拼湊了報刊上發表過的《朝鮮通訊》及有關戰斗英雄、勞動模范事跡的報道而成，有些只在字句上稍加改動，而以‘編寫’的名義出版，并且在版權頁上聲明‘有著作權’”，“廣益書局出版的另外兩套書——《新人新事新唱本》、《民間文藝叢書》，也是抄襲篡改的典型”……參見何勤華、李秀清、陳頤編：《新中國民法典草案總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38]參見安格林娜：《集體農場的生活》，陸梅林譯，海天改寫，元昌印書館，1952年；安格林娜：《在集體農莊田野上》，陸梅林譯，洪濤校，三聯書店，1951年。

[39]參見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譯，施瑛改寫，上海新文化書社，1953年1月三版；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譯，中華書局，1952年。

[40]新文化書社由樊景華于1918年創立，“專出無版權的古典文學和通俗小說，加上新式標點，粗制濫造，以提高定價減低折扣，引誘販賣書商和小市民讀者，成為上海經營一折八扣標點書之始作俑者，獲利頗多”（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3頁）。育才書局、吼聲書局則于1954年自動歇業。其歇業原因，不外是“沒有編譯力量，亦無職工，見到專出投機書已無出路”（參見《整頓上海私營出版業方案》，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83頁）。

[41]葉圣陶：《葉圣陶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459頁。

[42]《出版總署關于停止出版文學名著的改寫本或通俗本的規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