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編者按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經(jīng)40歲了。

他們從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轉(zhuǎn)型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并逐漸擁有穩(wěn)定的形態(tài)和鮮明的特征，一路走來，猶疑與執(zhí)著并舉，迷惘與堅定并在。值此節(jié)點，中國作家網(wǎng)特推出“‘80后’作家對話錄：個體·代際·經(jīng)驗”專題，通過與八位知名“80后”作家、評論家、詩人的深入交流，力圖展現(xiàn)他們的新風貌，以及他們對生活、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思考。此外，專題亦約請相關(guān)評論家關(guān)于“80后”文學的評論文章，多角度闡釋“80后”作家群體的創(chuàng)作。希望在本次專題中，我們能夠?qū)Α?0后”文學群體有更多新的發(fā)現(xiàn)與思考。 讓我們在回望中細致梳理，在展望中奮力前行。

張二棍：砰！好詩人應(yīng)該是一個狙擊手

文丨中國作家網(wǎng)李菁

我最后的一點榮光，在詩里。最后所有的恥辱，也在詩里。

——張二棍

見過張二棍的人對他總有一種“人如其名”的感覺，和“詩意”不僅毫不搭邊，簡直相反。如果這個黑臉膛、小眼睛、淺眉毛、深眼眶的北方漢子走在大街上，沒有人相信這是一位詩人，還以為他剛從工地、煤窯或者莊稼地里干活回來。詩人、好友劉年在《致張二棍》中有過絕妙的比喻：“你白眼青天，蹲在石頭上 / 像八大山人畫的一只苦斑鳩”。詩人余秀華直言：“唉，怎么說呢，說外貌和才華成反比吧，好像打了自己的耳光，說外貌和才華成正比吧，肯定打了張二棍的耳光。”

對于自己“接地氣”的長相，張二棍具有超強的幽默感，并不以為意。他說：“當一個人的長相被無數(shù)次挑剔，只能說明此人除了面孔之外已無其它任何缺憾了吧。這個人肯定靈魂飽滿，人格健美，萬事俱備只欠窈窕了。而我恰恰是被無數(shù)次挑剔過的……我一點兒也不盼望自己長的多好了，我害怕別人嫉妒。”

這樣一位怎么看都與“詩意”毫不沾邊的地質(zhì)隊鉆工，在荒郊野嶺的經(jīng)年行走，在至少見過二十次春暖花開，二十次黃葉漫卷，以及無數(shù)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人們后，以“二棍”這個怎么聽都帶有一絲不屈和反抗的名字，將看到的喜樂歡愁、苦難困頓以及曙光絕望化入詩中。他的詩猶如一根木棍，狠狠地擊打在泥土上，濺起灰土，在空中飄蕩。

大山與老羊倌

此時的山谷里，正彌散著無法描述的草木的清香。鉆探隊棲身這座峽谷已經(jīng)一個多月了，如今鉆探設(shè)備壞了，工作也停了下來。鉆探隊的頭兒一次次往大山頂上爬，尋找少得可憐的手機信號，希望能聯(lián)系到廠家發(fā)幾個配件；工人們則像四散的羊群，有的去樹林里撿蘑菇，有的光著膀子在草地上想老婆，有的沒事找事互相罵娘。在這渺無人煙的荒野里，時間不是金錢，人生也不需要什么意義。張常春更習慣用在漫山遍野閑逛打發(fā)無所事事的一天。

大約用了兩個小時，他爬到一座山的山頂上，忽然望見某個山谷里，有一縷煙火升起。這樣山大溝深的地方，有幾戶人家著實不易。張常春想去看看一生都在群峰中度過的人是什么樣子。在深谷中，他看到一座廢棄的寺廟，房屋倒塌滿目瘡痍，曾經(jīng)的莊嚴肅穆痕跡全無。寺廟外的墻邊，圍了兩個不太規(guī)則的柵欄。這座殘寺已經(jīng)成了牧羊人的圈舍，兩個灰頭土臉的人，正在羊圈旁的山石上，背對背，一言不發(fā)地坐著。原來剛才在山頂看到的煙火，是這兩個人攏起的一堆柴火，柴火上架著幾個土豆，已經(jīng)被燒得面目全非。

從攀談中，張常春得知，早在十多年前，方圓十幾里的小山村就集體挪到更遠的平原上了，只剩下這兩個羊倌沒搬，因為他們只能以放羊為生，又沒有其他親人。年輕一點的羊倌是一個英俊的啞巴，因為爹媽也都是啞巴，所以沒有名字。老羊倌有名字，但是他自己不會寫。老羊倌每天的事，就是在清晨把羊從柵欄里一鞭子攆出去，到傍晚的時候在守候在柵欄邊，等羊群歸來。當年幾個小村莊還沒搬走的時候，他是這一帶最有辦法的羊倌，誰家的羊丟了，誰家的羊病了，都來找他。他的妻子是另一個牧羊人的小女兒，他們后來有了一個兒子，兒子長大了，去外面打工后再也沒回來，連一把骨灰都沒回來。妻子想不開，喝藥歿了。這已經(jīng)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談起這些的時候，老羊倌的目光如黑洞一般。他說：都是命。人有人的命，羊有羊的命，啞巴有啞巴的命。

很多年后，地質(zhì)隊鉆探工張常春成為了詩人張二棍，他寫下短詩《聽，羊群咀嚼的聲音》：

沒有比這更緩慢的時光了

它們青黃不接的一生

在山羊的唇齒間

第一次，有了咔咔的聲音

草啊，那些尚在生長的草

聽，你們一寸寸爬高

又一寸寸斷裂

被羊群吃掉是草一輩子逃不開的宿命，默默無聞的野草爬高又斷裂的過程就像人“更緩慢的時光”，“青黃不接”的草仿佛是大千世界里無數(shù)無名“無名之人”的象征。寫下這首詩的一刻，他或許想起那次在深谷中與老羊倌的對話，這都是命。

老羊倌的命運只是張二棍行走二十余年遇到的無數(shù)底層人物的縮影。從十八歲進入地質(zhì)隊當一名鉆工，到十年后開始寫詩，這十年間，他看到普通民眾的良善和幸福，也目睹了他們的掙扎與污濁。他害怕無法捕捉那么多年自己的經(jīng)歷，害怕在時光流逝中一無所獲。為了抵御恐懼，他要抓住每一點記憶，努力把它們放在紙上。

“我曾經(jīng)長久經(jīng)歷著這一切，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像極了一根根稻草，往一個叫做“張常春”的人身上壓迫著，越來越重，我感到越來越害怕，希望尋找到一個“張二棍”和我一起背負這些要命的東西。我希望這個“張二棍”能夠用字句把這些稻草運送到紙上，這樣我會輕松些……”

在某一天，他開始記錄生活，起初是一些小散文、小日記，再后來，他把這些文字分行，變成了詩。詩歌可以快進快出，單刀直入，不需要太多時間構(gòu)思前因后果、起承轉(zhuǎn)合，張二棍更習慣這種文體創(chuàng)作。他無意書寫那些具有宏大、深奧主題的作品，而是聽從內(nèi)心的召喚和那一瞬間被觸發(fā)的情感。

自從開始寫詩，張二棍便背負起“地質(zhì)隊員”和“詩人”雙重身份。拿起筆，他是站在世界的對立面，逆流而上的張二棍；放下筆，他是習慣和生活妥協(xié)、隨波逐流的張常春。這種在外人眼中“破圈”的跨界在張二棍看來只是尋常。他覺得詩人和個人身份完全是兩回事，詩人不應(yīng)該被定義，坐在辦公室里寫詩才叫跨界，走遍千山萬水就應(yīng)該寫詩。“可能一個醫(yī)生詩人，會說寫詩像望聞問切，而一個農(nóng)民詩人會說寫詩如同春種秋收，可能一個出租車司機會說寫詩就是蹬剎車踩油門……應(yīng)該把寫作的事情交給寫作，把詩歌還原到現(xiàn)場，才更為妥帖。”

另一方面，這兩種狀態(tài)的拉扯使得張二棍經(jīng)常陷入矛盾與擰巴的狀態(tài)。他形容寫詩像“兩小兒辯日”，是一個滯后的“我”和一個想要超越的“我”在爭吵。但是這種身體和魂靈的不合拍，造就了詩。張二棍多年來重復幻想有一匹白馬在漫天大雪中奔跑著，四蹄翻飛。這匹白馬只有他能看見，也只有他才能描摹出它的樣子。可他不得不一邊活在現(xiàn)實的世界里，一邊陪伴著想象中這匹任性的白馬。在張二棍心里，有多需要這個色香味俱全的世界，就有多需要這匹只在腦海里靠意念奔跑的白馬。更多的時候，他是彷徨的，卑怯的，懦弱的，用詩歌不斷的反對自己，喚醒自己。

人的下場，不必是詩的下場 / 但詩的下場，終究是一個詩人的下場

——《元神》

長期跋山涉水，游走在荒涼與清貧的底層，張二棍形容這就像“奔赴一場冥冥中永無期限的約會”。他的對象或許是一個素不相識的老鰥夫，或者是一只病倒的即將被宰的驢子，也或者是那落日下投射在崖壁上的自己巨大扁平的影子。這種孤獨單調(diào)的生活，讓他有更多時間捫心、靜思、追究。

張二棍

把苦釀成詩

“二棍”原本是小時候村里人給起的“諢號”，后來被村里人叫慣了，索性就以此作為筆名。“二棍”也是他詩觀的表現(xiàn)，就像往臉上涂抹的大紅大綠的油彩，讓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暫時游離肉身的“張常春”，塑造一個幻境中的“張二棍”。人們驚詫于“張二棍”這個名字與“詩人”這一身份之間的割裂和悖謬，然而從古詩的審美來看，現(xiàn)代詩主動背棄了結(jié)構(gòu)與音韻，獨自找尋反詩意的詩意，與“江梅伴幽獨”“吳鉤霜月明”相比，“張二棍”恰恰是反詩意的。

這種“反詩意的詩意”不僅貫穿于張二棍的形象與名字，也成為他詩歌作品的最佳注腳。這么多年來，他遇到無數(shù)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人們，石匠、羊倌、流浪者、瘋子都是他關(guān)注的對象，這些日常所見的情景大部分都毫無美感可言。在張二棍看來，創(chuàng)作詩歌就是由實到虛的過程，詩人要做的就是把日常所見進行藝術(shù)加工，賦以美感，從生活中找尋詩意，這并非易事。他始終對生活保持敏感的秘訣就是，作為詩人不要喚醒什么，而是等待被喚醒。

張二棍的寫作和生活從來都是并行不悖的，這位終年行走在大山深處的地質(zhì)鉆探工，將創(chuàng)作主題集中在“苦難敘事”上。隨著《娘說，這就是命》《原諒》《穿墻術(shù)》《曠野》等作品發(fā)表，“苦難詩人”成為張二棍的標簽。他的詩歌如腳踏的大地一樣，始終帶著厚重、悲憫、苦澀的氣質(zhì)。

在大山中，張二棍經(jīng)常會看到很多廢棄的村莊。他喜歡沿著荒草叢生的街巷漫無目的地行走，至今依然記得有一個村莊叫上花轎村，還有一個村莊叫塌窯莊。他至少記得五百個饒有意味的村莊名字。“這些村莊里，住著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每個人都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故事。你要是有勇氣講出他們所有的故事，你就能夠管轄這些村莊，并成為這些村莊里，唯一一個能夠無中生有的魔法師。”

村莊消失的時代也是鄉(xiāng)愁坍塌的年代。人口的遷徙，通訊的發(fā)達，交通的快捷，也讓“鄉(xiāng)愁”變得越來越陌生。張二棍認為，如今人們的鄉(xiāng)愁并不會減少，而是轉(zhuǎn)移、變異了，鄉(xiāng)愁里的“鄉(xiāng)”變得更加不可言說。也許鄉(xiāng)愁擴大成了“縣愁，省愁，星球之愁”，也許鄉(xiāng)愁萎縮成了對一間舊房子，一個土瓷碗的“房愁，碗愁”，但“愁”仍然折磨著人們，每個人都是尋覓歸宿的游子。

經(jīng)常行走在鄉(xiāng)間，張二棍常常能看到很多香火甚旺、引得眾人虔誠跪拜的神廟。比如在黃土高原的犄角旮旯里隱藏許多龍王廟。收成好了，村民會跪地謝恩，收成不好了，會跪地祈禱。張二棍的詩歌中經(jīng)常寫到神靈。然而，他沒有扮演“通靈者”，或者對神明謳歌頌揚，而是陷入反思。在詩作《黃石匠》中，佛因石匠的雕琢才能享受世人的跪拜，石匠也因此得以養(yǎng)家糊口，神明與生命是相互救贖的關(guān)系。

在我的鄉(xiāng)下，神仙們坐在窮人的

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飯。有年冬天

他們圍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著幾瓣烤紅薯

而我小腳的祖母，不管他們是否樂意

就端來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張瓷質(zhì)的臉

然后，又為我揩凈烏黑的唇角

呃，他們像是一群比我更小

更木訥的孩子，不懂得喊甜

也不懂喊冷。在鄉(xiāng)下

神，如此樸素。

——《在鄉(xiāng)下，神是樸素的》

在《在鄉(xiāng)下，神是樸素的》中，神明與“我”都是祖母的孩子，接受粗茶淡飯、不懂得喊甜、也不懂得喊冷，有的只是生命對生命的呵護。這些渺小、瑣碎的場景本是日常所見，張二棍卻從中看到它們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就像評論家杜學文所言，“張二棍關(guān)注更多的是生命的存在狀態(tài)，力圖揭示生命存在的某種超越具體的個體，以及建立其上的普遍性。” 他對苦難的描摹即是對卑微生命的解釋和探求。生命無法與詩歌分離，寫詩讓人絕望，也讓人更加熱愛生命。

這種帶有哲學意味的思考讓張二棍具有“悲劇”的氣場和“悲憫”的情懷。評論家郭道榮說，張二棍身上具有那種特有的、生鮮的“悲憫”氣度，為他再造底層生活現(xiàn)場提供了條件。他總能俯下身子將目光集斂于生活的日常，在細碎之生活情景中發(fā)現(xiàn)題材，從文字里摳出血淚。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孩子

摁著自己的頭，往墻上磕

我見過。在縣醫(yī)院

咚，咚，咚

他母親說，讓他磕吧

似乎墻疼了

他就不疼了

似乎疼痛，可以穿墻而過

我不知道他腦袋里裝著

什么病。也不知道一面墻

吸納了多少苦痛

才變得如此蒼白

——《穿墻術(shù)》

“生活中我并沒有見過一個孩子去撞墻，但我見過孩子被他母親帶著去醫(yī)院，這就足夠了。”看遍“眾生皆苦”，張二棍更愿意將詩歌當做一個拐杖、一瓶去痛片，或者一把傘。當他意識到生活中的殘酷與苦難不可避免，他選擇將激憤的詞語化作悲憫和寬恕。

面對生活的重壓，張二棍是隱忍的，他把無名者、殘缺者、悲苦者的群像活生生地呈現(xiàn)出來。為何他能夠面對如此多的苦難？他覺得，一個人的欲望和他內(nèi)心的承受力成反比。想通了就能承受一些東西，想不通，一個白眼就會斃命。太多的欲望只會讓一個人的心靈變得更加脆弱。

也有人很不理解，生活也有很多美好之處，為何總是重復書寫苦難？張二棍坦承，他在寫作的時候會屏蔽幸福、自私的一面，這和個人選擇有關(guān)，主要看作者想呈現(xiàn)什么。他想用詩歌的方式提醒自己，生活并不總是一帆風順。此外，他也并不十分認可外界對他“悲憫”和“濟世”這類字眼的評價：“這樣的詞太壓抑了，我寧愿置換成另外的表述，比如愛、關(guān)心、分擔、同情。”

一方面，作為底層生活的旁觀者與親歷者，張二棍有著樸素、純粹、隱忍、悲憫的一面；另一方面，常年櫛風沐雨在曠野中的經(jīng)歷又為他的生命賦予野性的曠達與不羈。2017年5月，張二棍與劉年騎馬向北，“打算耗時一月，從林西縣，經(jīng)東烏珠穆沁旗、阿爾山、呼倫貝爾，到額爾古納河右岸。未必成功，但已成行。”這次騎行只是源于幾句簡短的溝通：走不走？走！啥時候？明天或者后天！去哪里？出發(fā)前再說！怎么走？有馬騎馬，無馬騎驢。在現(xiàn)在的時代，這種行為就像“提劍與風車大戰(zhàn)的孤獨騎士堂?吉訶德”，是特例。

張二棍覺得，野是一個詩人必須保持的精神狀態(tài)。這種野性，是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豁達，是野田人稀秋草綠的孤曠，也可以是野心勃勃。在詩歌中，野不野甚至決定一個詩人是否能夠成立。野，容易犯錯誤，而詩歌恰恰需要不斷冒犯慣常的語言、思維，“詩歌就要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野味兒。”

而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魏天無看來，張二棍想要談?wù)摰牟粌H僅是底層與苦難本身，而是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tài)：孤獨與荒謬。最出色的詩人張二棍，出現(xiàn)在用孤獨抵抗孤獨、用荒謬消解荒謬的時刻。

張二棍在埃塞俄比亞

文字里的蜘蛛俠

這兩年，張二棍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創(chuàng)作上，很少再出去走了。從2010年到現(xiàn)在，他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曾獲《詩刊》年度青年詩人獎、華文青年詩人獎、李杜青年詩人獎、 《詩歌周刊》年度詩人等榮譽，是頗具潛力的“80后”詩人。但相比于“80后”詩人的身份，他更在意自己寫了什么作品，未來是否會在更廣闊的范圍內(nèi)被討論而非局限在“80后”的范圍。他不希望很多年后自己身上僅僅只有“80后”這一個標簽。

張二棍一直都不是高產(chǎn)的人。他說自己很懶，從不設(shè)目標，最近大概四個多月沒寫詩了，雖然內(nèi)心會不時閃過一陣恐慌，尤其看到同齡的詩人都在寫，感覺自己每天都在荒廢度日，但同時，他會安慰自己，寫詩是一輩子的事情，寫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思考如何觀察這個世界。他害怕寫多了會變成一個匠人，作品看不到心情、情意、血肉，只有熟練的技巧和文雅無趣的語言。“要杜絕每天鉆在這里面，把詩歌寫的太像詩歌，散文太像散文，這其實是壞事情。寫詩歌，本身就要不斷突破邊界。”

作為第一批“80后”，在慢慢進入中年后，張二棍寫詩的心態(tài)也在發(fā)生變化。早期寫詩往往源于有感而發(fā)，像散打一樣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沒有人關(guān)注自己在寫什么；如今讀者、詩人朋友等等會在無形中督促他應(yīng)該怎樣去寫，他也在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認為這時需要給自己“貼標簽”，通過強化某一點，讓大眾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有更清晰的認知。

但同時，人們一提到張二棍，第一反應(yīng)是“苦難詩人”“底層詩歌”，這種模式化的定義又不時地困擾著他。他曾寫過文章，要在詩歌里“與自己恩斷義絕”。“我從網(wǎng)絡(luò)一路寫來，并沒有發(fā)現(xiàn)太多具備真正帶有原創(chuàng)標識和個人圖騰化的作品。大多數(shù)詩歌都是在不斷地重復自己，甚至重復別人。我們必須努力掙脫這種注定無效的，可恥的寫作方式。我給自己的建議是，率性地寫，往絕路上寫，往破了寫。但這還遠遠不夠，但我無能為力了。只好等著哪一天突然的頓悟吧。”

在張二棍看來，詩歌是一個自證的過程。一個嚴肅的寫作者，應(yīng)該不斷主動放棄自己的身份、名譽、過往的作品。“底層”、“深淵”、“苦難”、“卑微”也許是某些詩歌的要義，但不是寫作者的符號。如果有可能，自己也可以寫天使、殿堂、發(fā)動機、大學。“我覺得，可能因為我生活在山野中太久，睜眼閉眼就是窮鄉(xiāng)、野店、泥濘小徑，所以我寫了一批那樣的東西。我不關(guān)心是誰在寫下那些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作品寫了什么，寫的如何。詩歌說到底，不必附加什么題材、流派、年代、區(qū)域，只有好或者壞。”

“詩歌其實不是學問，而是一種反學問的東西，詩人也不是先知，而是一個無知的孩子” “好詩人應(yīng)該是個狙擊手。隱忍，冷靜，有一擊必殺，然后迅速抽身的本能”……關(guān)于詩歌，他的比喻自帶一種靈氣，巧妙、精準。十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讓張二棍對詩歌有著豐富的感悟和感知，也隨著寫作的積累而產(chǎn)生很多困惑。他說：用詩歌發(fā)聲的人，不免會生出在文字里做個蜘蛛俠的感覺，不免拿自己和李白杜甫比較，不免拿自己和同時代的優(yōu)秀詩人比較。我是渺小的，能記錄的那些人呢？他們可能是更加沉默、無助的那些。我什么都沒有，只有筆寫下來。這大概就是我的動力，也是我的無力。我的困惑大概就是我寫作時，如何擺脫無力感。

伴隨著年輕時“暴烈之氣”的銳減，曾經(jīng)喜歡在創(chuàng)作中速戰(zhàn)速決的張二棍開始注重詩歌的綿延、浩瀚、悠長。他坦承，這一直是自己個人的局限。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十年了，他的困惑也越來越多，比如有技而無巧，象動而意滯，情郁而詞浮等等都是暫時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留給時間。但是，張二棍并不很在意技巧，他更愿意少一點表演，將自己原本的生活坦誠給世人，用真誠感動更多的讀者。

采訪當中，能感受到張二棍對講述自己生活的一絲抵觸，作為詩人，他更愿意讓世人看到他的作品，而非通過“跨界”“打工”這樣的標簽被大眾關(guān)注。“不細讀文本，先把身份弄清楚然后粗暴下定義”的行為在他看來是一種偷懶的方法。就像他認為礦工詩人陳年喜的走紅，大家多是抱著“看故事”的心態(tài)來關(guān)注，真正細讀文本的人寥寥無幾。張二棍并不認可“打工詩歌”這樣的叫法，如果以詩人的身份定義，那是否還會有“教師詩歌，法官詩歌、病人詩歌”？打工者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詩歌，留下的是真正的“詩歌”。無論中外詩人，職業(yè)身份都是有無窮盡的差別的。詩歌文化在當下需要通過“貼標簽”來快速被人所認知和關(guān)注，原屬無可奈何之事，但張二棍認為，詩歌的本質(zhì)，其實是與流行元素背道而馳的，甚至是決絕抵抗的。詩人是與網(wǎng)紅甚至世俗決裂的人。

很多人把張二棍當做“底層敘事”者，但在評論家杜學文看來，卻與張二棍詩歌的本質(zhì)離了十萬八千里遠。“底層敘事”只是張二棍詩歌的表象，在他這種表面的柔弱、渺小、微不足道中所執(zhí)著表現(xiàn)出來的正是生命的堅韌、超越、智慧，以及由此而來的無可忽略的價值。張二棍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不是一個厭世主義者，不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而是一個對生命充滿了溫情與希望，對生活表現(xiàn)出執(zhí)著的愛意的歌者。

原諒少女。原諒洗頭房里十八歲的夏天的呻吟

就是原諒她田地間佝僂的父母

和被流水線扭斷胳膊的弟弟

原諒嫖客。原諒他的禿頂和舊皮鞋

就是原諒出租屋的一地煙頭

和被老板斥責后的唯唯諾諾

也是原諒五金廠失業(yè)女工提前到來的

更年期。以及她在菜市場嘶啞的大嗓門

原諒窗外越擦越多的小廣告

還要原諒紙上那些潰瘍糜爛的字眼

這等于原諒一個三流大學的畢業(yè)生

在一個汗流浹背的下午，

靠在城管的車里，冷冷的顫抖

也等于原諒，凌晨的廉價旅館里，

他狠狠地撕去，一頁去年寫下的日記

——節(jié)選自《原諒》

隨著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的發(fā)展，許多“草根詩人”如雨后春筍般進入大眾的視野。其中雖然不乏得力之作，但更多的詩歌矯揉做作且煽情，只一味攫取生活中的苦難作為吸引眼球的“獵奇”之舉，缺少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深切反思和對蒼生的悲憫情懷。這些詩除了能給讀者帶來片刻且廉價的感動外，并不能真正喚醒人們內(nèi)心深處五味雜陳的情感。

霍俊明曾說，張二棍為了挽留母親的生命賣掉了房子。在一次酒桌上，他看到二棍趴在了桌子上無比的疲累。張二棍太需要一個精神支撐了。如今這個支撐正是詩歌。也只有真正用自己一生來寫詩的人才能在苦難中看到愛與希望、悲憫與救贖。評論家譚五昌評價其創(chuàng)作“字里行間充滿著生命的痛感與靈魂的哀傷，拒絕著膚淺的歡樂與所謂溫馨的田園情調(diào)的展示，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展現(xiàn)底層人民悲劇性的生存圖景與精神面貌。”

那個曾在山谷里與張二棍聊過天的老羊倌背著一只半大的羊找到鉆探隊，想要賣掉。羊的背被山上滾下的石頭砸斷了，眼看要活不成了。羊在默默流淚，老羊倌快哭了。小羊就這樣寸步難移的臥在那里，等待死亡的降臨。張二棍覺得，許多時候，人也是這樣。

后來在《六言》中，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詩：因為蒼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