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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具體剖析了《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包含的多重話語張力，指出小說在揭示男權文化性別差等的內在實質的同時，以令人觸目驚心的方式凸顯了男權社會規范對個體戕害、異化的主題，窺探到了世界背后的真相。

關鍵詞：林奕含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性禁忌 羞恥感 修辭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一問世，就以其題材的敏感性引發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而作者林奕含兩個月后的自殺身亡及其房思琪式遭遇的暴露，則使該作直接演化為“房思琪事件”而成為2017年度臺灣地區文壇的熱點并迅速傳播開來。①如今，該熱潮漸已趨冷，對其藝術文本的解讀也理應超越聲討“狼師”的情緒化層面而進入文學研究所在的話語領域。其“初戀樂園”的書名與靈魂撕裂內容之間的對立共存已構成為最具張力的統一；具體而言，作品一方面將房思琪的遭遇（因遭受補習班老師長期性侵而終致瘋癲）敘述為令人發指的“屠殺”，作者明確指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是房思琪式的強暴”。另一方面又細致描寫了房思琪在“愛還是不愛”之間的游走糾結，林奕含也強調這是一個關于“女孩子愛上了誘奸犯”的故事，②“強暴”和“愛戀”兩種性質差異、距離遙遠的感情竟然就此扭結為難分的一團，成了以愛為名的強奸——房思琪式強暴。這種吊詭式情感來自于作者對幽微人性與男權文化機制的洞悉，其多重交錯的話語意蘊已凝聚為文本的吸引力，召喚著讀者去探究內在的理路。問題是，簡單明了的性侵究竟為什么會被滲入“愛”的意味？面對并不存在的“愛”，郭曉奇、餅干、房思琪等受害少女都甘愿違心相信的根源又何在？本文以細讀文本為基礎，從房思琪沉浸“初戀樂園”的行為選擇入手，具體剖析這一畸形情感——被侵少女欲愛強奸犯而不得——的詭異內涵，以思維之光映照出性別差等在當下社會的顯現形態，指出男權文化所造成的社會群體選擇性瞬盲是“房思琪式強暴”的癥結點。

《房》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主要講述了少女房思琪與補習班老師李國華的畸形關系——房思琪式強暴——始末，并輻射了由父母、鄰居、學校等構成的社會環境。房思琪和劉怡婷既是鄰居又是同學，她們單純美好，自幼受文學浸染而被稱為精神的雙胞胎。李國華是補習班的老師，他第一次在電梯里見到房思琪，就萌生了占有那初生少女之美的邪惡念頭；年滿50歲的他，就像以前常做的那樣，以免費給房思琪、劉怡婷補課為名，利用與房思琪合理獨處的時間，乘機強暴了她，并借“愛”之名，維持五年之久，這就是房思琪式強暴，其核心特征是：房思琪在遭到老師的強暴后，非但沒有在第一時間告知父母，說出被性侵的真相，利用法律懲處施暴者，反而采用“愛上”強奸犯的方式掩蓋受害的事實，讓自己沉浸于這種“初戀樂園”，以致客觀上迎合了施暴者，延長了受害時間。

受害者房思琪為何非要讓自己“愛上”施暴者李國華？對此，不少讀者也一直存在著“為什么不報警”的疑問，其實這根本不是房思琪單方面選擇的問題，而是雙向交互角力的結果；需要從受害者與施暴者的身份、情感的錯位對接入手進行分析。在社會身份層面，房思琪與李國華的關系，可概括為信奉文學的少年女學生與教授中文的中年男教師，其中包含三重等級關系：長幼等級關系、性別等級關系和師生等級關系，三重等級關系意味著他們在心智、地位、知識上的懸殊，這種懸殊既容易在交往中形成主從不對等的態勢，弱勢者常被主位者掌控，也使他們在對待社會倫理規范、個人內心需求、語言表達方面存在著態度的錯位、情感的真偽、修辭的虛實等不同，具體表現在對待性禁忌、羞恥感、修辭美的情感態度上。

一

房思琪被李國華強暴之后，曾在日記中寫下自我心靈的慘叫：“其實我第一次想到死的時候就已經死了。人生如衣物，如此容易被剝奪。”③但她始終未向親友發出明確的救援信號，直到瘋癲后劉怡婷才看到她的日記，這當然不是她年幼不知呼救，而是男權社會的性禁忌使其根本無法發聲。

房思琪所生活的當下臺灣地區，人們依然遵循著男女貞節標準的雙重化，即女性要“從一”而“貞節”，男性不僅不受限制，反而以“貞節”為不利。雙重化貞節標準的內在實質是男尊女卑的男權倫理規范，這種倫理規范所孕育的性禁忌以其強大的擠壓力量逼迫少女愛上強奸犯。對此，小說有著充分的描寫：一方面是男權倫理規范對女性貞節的嚴苛要求，這集中體現在人們的態度上。為擺脫強暴者的控制，房思琪曾旁敲側擊地向母親透露自己的困境：“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一面用一種天真的口吻對媽媽說：‘聽說學校有個同學跟老師在一起。’‘誰？’‘不認識。’‘這么小年紀就這么騷。’思琪不說話了。”所有的故作輕松、幽微希望都被母親的話一下子給逼了回去，從此只好避而不談。房媽媽的“歸罪于女性”的反應并非個例，而是帶有極大的普遍性；如郭曉奇父母在得知女兒和李國華的關系后，“郭爸爸的聲音如土石流，淹埋了整個家：你以為做這種事你以后還嫁得出去……媽媽把喉嚨都吼出來，你跑去傷害別人的家庭，我們沒有你這種女兒！”最關心女兒身心健康的父母，在性侵傷害發生后，不是譴責施害者，而是指責女兒丟臉。這種“譴責受害者”的現象看似荒謬，其實正是男權文化觀念占據主導地位的有力證明；正如統治階級的思想總是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一樣，在性別領域，男權文化思想又何嘗不是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男權文化觀念的長期熏染，使沾染了性的女性被認為帶有著原罪色彩，人們對待被性侵女性持有一種直覺式反應，即不假思索地覺得受害人不潔、惡心，如劉怡婷得知靈魂的雙胞胎思琪與老師的關系后，竟也說出“你真的好惡心，我沒辦法跟你說話了”。另有一種分析式反應，即人們傾向于相信善惡有報，個人受傷害是自己招惹來的，無辜者不會受到傷害。面對涉及性的事件，周圍人們（無論男女、親疏）都將過錯歸罪于女性，造成了社會群體的選擇性瞬盲，猶如《皇帝的新裝》中人們對虛假新裝的同聲贊美一樣。唯一與房思琪相知的許伊紋，自身也正承受男權社會的壓迫，婚后一直被家庭暴力折磨，思琪不忍再加重她的負擔。房思琪的個人遭遇成了始終無法說出的傷痛，只能在她內心不斷發酵，偶爾溢出只好寫為日記。

另一方面，男權倫理規范對男性權力的維護又無限制地縱容了男性欲望。如果說將女性貞操與個人價值捆綁在一起是男權社會套在女性身上的思想枷鎖，那么將性征服與男性成就混為一談的觀念則不僅為男性盡情滿足個人欲望掃除了心理障礙，而且提供了合理依據。在男權文化規范中，男性處于尊主位置，女性被認為處于從屬地位，必須端莊貞節。幾千年的男權社會，在創造了悠久文化傳統的同時，也滋生了畸形觀念的病原體，“這個病原體，就是封建大一統王朝的極端權力對于女性身體的無條件征用……因此，每一個中國男人都有‘皇帝夢’，這個夢沒有辦法通過現實政治的途徑實現，但是可以通過‘性的政治’、通過男性對女性的侵犯、剝奪、凌辱、壓迫的形式，曲折地得到滿足”④。李國華就是肆意征用女性身體的當代男性代表；小說運用敘述視角的靈活轉換剝開了他的內心褶皺，作為老師，他不以“傳道受業解惑”為己任，反而像一件件地收集皇家舊衣一樣，將不斷占有女學生作為獲取自我身份認同的途徑，以沉迷于自造的皇帝迷夢之中，“皇后的明黃不喜歡，那妃的金黃呢？妃的金黃不喜歡，那嬪的香色呢？”而且，他看身邊的女性，不是將她們作為你——我式的關系主體，而是看成可利用的物；如他眼里的房思琪：“鏡子里她的臉頰是明黃色，像他搜集的龍袍，只有帝王可以用的顏色，天生貴重的顏色。”女性被當作器具而可使用。

男權社會雙重化的貞節標準使得強迫性的性行為被看成男性的力量象征與個人榮耀，對女性則是身體的不潔和人格的恥辱：“強迫也許并不直接發生在個體身上，強迫是在社會結構、意識形態、教育、日常生活等每個方面同時進行的，是看不見的，不被意識的，不被感覺的，就像習慣成自然一樣，強迫也成了自然。”⑤房思琪日記里的這句：“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整起事件很可以化約為這第一幕：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一針見血地指出男權意識形態的悖謬所在。獨自承受強暴的房思琪，不愿再為此背負社會輿論的沉重十字架，為避免男權觀念所裹挾的又一輪言語與心靈的傷害風暴，她甘愿選擇“愛上”強奸犯。

二

如果說男權社會倫理規范下的性禁忌是迫使房思琪不得不“愛”上李國華的外在必要條件，那么這種倫理規范逐漸被內化所產生的羞恥感則為其行為選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內在可能性。正是房思琪身上強烈的羞恥感，成為她日益封閉自我的枷鎖，同時也為李國華的長期施暴打開了方便之門。

羞惡之心是中國倫理道德體系賴以構建的基礎，“羞，恥己之不善。惡，憎人之不善也”⑥。羞恥感并非單純的羞于被他人批評的他律性道德感，而是自律與他律的對立統一，“恥感其實是罪感及羞感的雙重疊加，并已經表示自律之人格，且與他律道德交融一起”。⑦房思琪在被李國華強暴后，雖表面上仍裝著與以往一樣，其實內心早已被羞恥感占據而無法正常生活，如面對男生的追求，她每次都說這句：“對不起，我真的沒辦法喜歡你。”因執念于內心的羞恥而無法接納別人，“她沒有辦法說出口：其實是我配不上你們。我是餿掉的柳丁汁和濃湯，我是爬滿蟲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個燈火流麗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卻沒有人看得到也沒有人需要的北極星”。多個遭玷污的美好事物排列在一起，集中體現了房思琪對個人處境的自況，這種自況既突出了自身美好被無端破壞的痛惜哀婉之情，又暴露了其意識深處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他者”境遇的男權觀念，即站在男性立場上自我物化、自我審視。正如波伏娃所說：“她是附庸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對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是他者……”⑧房思琪的這種“他者”的境遇定位，是男權意識形態編造的貌似客觀化的文化慣例長期熏染、規約、同化的結果，也是女性將其內化為自我認知、自我評價標準的表征，“此刻的她是從前的她的贗品”的念頭始終揮之不去就此得到了解釋。

那么，讓房思琪感到羞恥的究竟是什么？她曾在日記中寫道：“劉墉和剪報本是不能收服我的。可惜來不及了。我已經臟了。臟有臟的快樂。要去想干凈就太苦了。”因感覺自己“臟”而懷有羞恥感，這里的“臟”是指什么？小說中房思琪對待性可謂坦蕩而充滿向往，因而讓她羞恥的東西不是性行為本身，而是暴力之下的性行為，這種性不是出自于個人的愛之意愿，而是源于對暴力的屈從；在身體已不能為自己所控的情形下，個人的人生選擇權也被迫放棄。由此，房思琪陷入了二難選擇的境地，要么相信這是老師的愛而愛上老師，要么不愛老師而承認自己屈從于暴力，而且這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愛老師與否”的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維持自身同一性的抉擇，因為否認老師的愛就等于徹底否定自己的存在意義，而讓自己“愛上”老師則至少可以暫時維持現有生活的同一性。于是，她只好待在原地——與李國華的“初戀樂園”中——而不能逃離。倫理規范內化所帶來的羞恥感就這樣堵死了房思琪直面真相、抗爭自救的可能通道。

與受控于自身羞恥感的房思琪相對照，施害者李國華則是無以復加地利用他人的羞恥感來滿足自我，“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整個社會對性的羞恥感內化于女性的心靈深處，李國華深知少女們的羞恥感并屢次借此為自己的長期性侵提供便利，且洋洋自得，“李國華心想，他喜歡她的羞惡之心，喜歡她身上沖不掉的倫理……她的羞恥心，正是他不知羞恥的快樂的淵藪”。利用職業之便強暴女學生的李國華，非但沒有絲毫的罪過感和羞恥意識，反而以此為樂，與房思琪的羞恥態度構成一種錯位、對接，錯位在于二者如此差異，對接則是二者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李國華的無恥與房思琪的羞恥恰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施暴者通過受害者心理的隱形機制——羞恥感——完全掌控了受害者，“她現在還感覺到那食指在她的身體里既像一個搖桿也像馬達。遙控她，宰制她，快樂地咬下她的宿痣”。李國華雖不在場，卻已成為宰制房思琪言行的遙控器，而使其遙控得以完成的則是男權觀念在房思琪心里內化的羞恥感。內在化的男權意識形態是女性羞恥感的來源，也使她們不自覺地成了男權社會壓制女性的幫兇，這注定了房思琪在與李國華的角力中的必敗結局。

《房》的敘述重心并非強暴事件本身，而是當事人雙方在后續的、長期的精神較量過程中的心理狀態：房思琪被難以言說的羞恥感所掌控，李國華則明目張膽地利用這一羞恥感得寸進尺，復雜而隱秘的人物內心得以彰顯，這也構成了小說最具張力、也最令人揪心的一面。周曉楓曾說：“我們不敢面對，我們包庇，我們在黑暗上刷涂明亮的油漆以自欺欺人。”⑨對于現實生活中的不堪與恥辱，人常傾向于選擇逃避或修飾；為逃避黑暗的侵襲，房思琪的辦法也是“愛上”老師，這是一種修飾，更是自我欺騙。“想了這幾天，我想出唯一的解決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你愛的人要對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嗎？思想是一種多么偉大的東西！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為彌合男權意識形態內化所產生的羞恥感對自己的生硬撕裂，少女只能“愛上”強奸犯，小說借此悖謬式情感挖掘出了世界背后隱藏的真相。

三

在“房思琪式強暴”中，文學修辭美是不可忽視的主角，甚至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是《房》異于類似題材作品之處。李國華之所以決定將房思琪列為狩獵目標，除了她有一張犢羊似的美貌面孔外，更因她的文學素養，“房思琪的書架就是她想要跳下蘿莉塔之島卻被海給吐回沙灘的記錄簿”。因此，他的狩獵計劃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如何利用話語修辭來遮蔽強暴事實，“告訴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個瑩白的希望，先讓她粉碎在話語里，男生還不懂的詞匯之海里，讓她在話語里感到長大，再讓她的靈魂欺騙她的身體”。使房思琪陷入話語與現實的糾結中難以認知真相，況且他又是老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于是，在第一次強暴得逞后，李國華就開始運用話語修辭來美化，“這是老師愛你的方式”，后來每次都用預先演練好的謊言加以掩蓋，“這是兩個互相喜歡的人能做的最極致的事情，你不可以生我的氣……第一次見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小天使……但是你能責備我的愛嗎？你能責備自己的美嗎……你是全世界最好的教師節禮物”。“我跟你在一起，好像喜怒哀樂都沒有名字”等，其修辭技法實在高明，以致我只能引用原文，這種修辭使話語的美妙和身體的強暴像麻花一樣扭結在一起而無法掰直，“性暴力與話語誘奸僅一線之隔，話語與性一樣均可構成以‘愛’粉飾的權力強暴”。⑩李國華用繁復的修辭彌合著自我行為與價值體系之間的裂隙，羅織出一個巧言令色的文學之網，將思琪囚禁在自己構建的權力話語體系中，“李國華那些成功的巧言令色，揭示了權力和知識結合的后果”。11而在牽引了古今文人為其背書的話語權力的威壓下，房思琪毫無招架之力，被其話語體系迷惑而陷入無盡的撕裂中。

與李國華運用修辭美來掩蓋強暴之實不同，房思琪相信修辭與表達對象的同一性。作為被文學喂養大的女孩，房思琪所接觸的全部愛情都來自于文學世界，“愛的人對你做什么都可以”是她所理解的愛情，因為她認為一個懂得文學之美的人必是形式與內在統一的，所以面對李國華用文學修辭遮蓋、美化自身欲望時，她根本就想不到其所謂的愛只是一場語言騙局，竟產生了些許愛意，“我突然想道：‘老師是真愛我的。’而我將因為愛他而永永遠遠地看起來待在七樓而實際上處在六樓”。對房思琪而言，一邊是自己從文學中領會到的風花雪月，一邊是李國華以整個五千年文學語境為支撐、以愛為名的性侵傷害，其中，真正使思琪迷戀的不只是其美妙言辭，更是其文辭背后的整個古典文學體系語境，“以前和怡婷說喜歡老師，因為我們覺得老師是‘看得到’的人。不知道，反正我們相信一個可以整篇地背長恨歌的人”。只因信奉文學、尊敬師長，房思琪、劉怡婷才甘愿相信熟讀文學作品的老師。

如果說，在性暴力所蘊含的施暴——抗爭的沖突力量向外釋放的通道上，性禁忌、羞恥感設置了層層難以破除的壁障，堵死了房思琪由個人的自我力量向社會的外在力量求救的門路，那么修辭美則敞開了用語言文字書寫靈魂撕裂以維護個人心理平衡的內向型窗口，使房思琪得以在日記中采用超離的姿態，審視并記錄下自己經歷的一切，“不是她愛慕文字，不想想別的，實在太痛苦了。她腦中開始自動生產譬喻句子”。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修辭美的迷惑既促成了她的延宕，也推遲了她的瘋癲。

“少女愛上強奸犯”看似荒誕不經，其實是外在生存環境的逼迫、內在羞恥感的引導、文學話語修辭的迷惑等幾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房》借助房思琪努力去“愛上”老師的行為選擇，洞微燭幽地揭示了女性長期被男權文化觀念控制的程度及其自我內化的實際影響，即在男權社會中，男性壓制女性的多重形態及女性反抗行為的可能方式與限度，從而以令人觸目驚心的方式凸顯了男權社會規范對個體戕害、異化的主題，還原了被過度破損的真相。然而，盡管有男權社會的強力支撐、個人權力的極端不對等與甜蜜美妙的話語修辭等作為“愛上”老師的多重理由，盡管房思琪也一直運用多種方式勸導自己去愛老師，但“少女愛上強奸犯”這一淡化強暴的對抗性、彌合其間對立沖突的包容性選擇，最終非但未能以柔克剛，喚醒施暴者的良知，反而使其變本加厲地施展自己的淫威，所有的比喻、修辭都無法改變被強暴的這一事實，她徹底放逐了自己的靈魂，再也不想回到意識的世界。房思琪在確認這一真相后而精神崩潰。而她在努力的妥協中、在以卑微的姿態討得一點自尊和理解的過程中所記下的日記，卻成為她靈魂歷難的見證，留下了她欲掙脫男權文化規范而終不敢跨出關鍵一步的印記，構成為對男權文化最為珍貴而獨特的書寫。

注釋：

①朱立立、劉小新：《臺灣文學熱點觀察》，《華文文學》2018年第1期。

②林奕含：《這是一個關于“女孩子愛上誘奸犯的故事”——林奕含生前最后獨白》，臺灣Readmoo閱讀最前線，2017年4月19日發布的林奕含專訪視頻。

③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本文的作品引文皆出自該版本，不再一一加注。

④劉堃：《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三重罪》，《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10期。

⑤[美]安德麗安·里奇： 《強迫的異性愛和萊斯繽的存在》，見荒林主編《兩性視野》，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頁。

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7頁。

⑦姚育松：《羞惡之心辨析——恥感、羞感和罪感》，《孔子研究》2019年第2期。

⑧[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譯本），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⑨周曉楓：《與姜廣平先生對話》，《周曉楓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 年版，第297頁。

⑩何謙：《非暴力虛構：〈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及其他》，《中國圖書評論》2017年第10期。

11韓智淺：《有關“房思琪”的話語權斗爭》，《華文文學》2018年第5期。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