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青年寫作的新古典時刻
青年寫作者完全可以從科幻敘事等等一些有強大號召力的類型文學中獲得啟發，以此重構我們的文學價值認知，以更宏大的視野來理解和建構屬于這一轉型時代的歷史、現實和未來。
一
對于青年寫作如何面對這個大變局時代，我之前的一篇文章曾使用“新古典”來回應。所謂的“新古典”是指文學需要重建敘事的宏大性和重構文學價值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是汲取古典文學的敘事或抒情資源的問題。后者對于中國當代很多作家而言，早已開始并且已經成了基本常識。比如當年的先鋒作家格非、蘇童、莫言、賈平凹等等，他們完成的敘事轉型，背后都有著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資源。部分青年作家也在多年前就開始提說和實踐一種“新古典”創作，如趙志明就嘗試過志怪體，田耳、雙雪濤等人的小說也使用了明顯的類型敘事，葛亮、蔡東等人的小說則賡續著古典文學的語言和情調。評論家李敬澤一系列亦議論亦敘事的文章，也帶著清晰的古典筆記小說特征，復興的是傳統的文章筆法。這些創作實踐，自然是青年作家思考和實踐“新古典”轉型的重要參考。但當前階段內青年寫作者的“新古典”，除繼續在敘事藝術和文體筆法上挖掘古典資源外，還可以在文學觀念上重拾古典時代的宏大精神和價值理解。
過去很長時間里，青年寫作者對古典文學的精神價值判斷是比較曖昧的，多數青年始終把獲得精神滋養和思想啟發的源頭放在二十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學作品或理論著作上，至今很多青年作家談論自己最喜歡或者說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作家時，談及的依然是現代西方作家，或者是受西方文學影響深刻的中國現當代作家。2019年《中華文學選刊》曾邀請一百多位青年作家做問卷調查，其中一個問題是“有哪些作家對你的寫作產生過深刻影響”，從作家們的回答中可以總結出一些基本情況：“在52位85后青年作家的問卷中，對他們的寫作產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作家有64位，中國作家33位；在中國作家中，現當代作家31位，古代作家2位。在65位90后青年作家的問卷中，對他們的寫作產生重要影響的外國作家有71位，中國作家50位；在中國作家中，現當代作家42位，古代作家8位。”這些數據可以說明，當下青年作家主要的文學資源依然是西方的、現代的。這種狀況很好理解，也有其必然性——畢竟西方文學和相關理論在書寫現代生活和思考當代社會方面，明顯比古典著作有著更為清晰、更為銳利的思想特質。青年作家對西方當代文學和思想著作的閱讀熱情，背后的心理并非簡單的追新逐異，更多時候還是因為閱讀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共鳴。如此我們思考青年作家的精神資源問題時，并不能簡單地、喊口號式地呼吁青年重返古典或如何更具民族文化特征。問題還是在于古典資源如何能夠適用于當代生活、當前世界，這自然也是二十世紀以來無數學者曾探討過的“傳統如何現代”的問題。
西方如何中國，古典如何現代，中西之爭抑或古今之爭，這些宏大問題并非簡單地作出某種姿態和立場的選擇就會完成，更核心的目標還是面對當下我們所遭遇的具體問題時如何征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要素和思想資源。就當前這個“大變局”時刻的青年寫作而言，問題也就轉移到青年如何理解和書寫當前時代，內在是青年人對歷史變局的敏銳感知，以及對民族前途和世界未來的理性估判。也就是說，青年寫作者如今要直面的其實是時代生活的精神診斷和人類歷史的價值判斷，這是極為宏大的生命觀和歷史觀問題。問題如此宏大，我們的寫作又如何能夠不去直面這種宏大？如此，我們提倡青年寫作的“新古典”，并非局限于語言特征和敘事技巧層面的借鑒，而是要對我們關于文學的價值觀念和時代位置進行重新思考。
二
在文學的價值觀念層面，現代以來的文學觀念基本是強調自我表現、注重個體表達，對于宏大的、普遍性的問題始終有一種拒斥感，也羞于去言說文學的道德教化等公共性價值。尤其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有著二十世紀中葉過度宏大化這一段歷史，今天再談宏大敘事再講文學政治、文學道德問題總會被質疑為一種倒退。另外，西方當代思想的強勢影響，更多的作家把先鋒寫作等同于絕對的個體化敘事，熱衷于技術層面的文本嬉戲。類似于青年學者馮慶在其《古典與青年》一著序言中所指出的青年學人問題：“我的一些同齡人往往會把打破‘宏大敘事’、走向‘多元解釋’視為什么了不得的重大發現。他們往往以看似激進、實則迂腐的姿態‘解構’人文學術，尤其是傳統古典學術，以此凸顯一份‘革命者’的姿態；與此同時，他們又要求時代給予他們尊重，要求體制給予他們崇高的地位。他們似乎從來未曾意識到自己生存處境的窘迫正來自于他們對自身從事的職業的不尊重。”這雖然是指向青年學人的學術研究，換成青年作家的文學創作似乎也能成立。
古典文學、古典學術特別注重文明教化，與現代文學、現代思想所強調的啟蒙教育，它們并不對立。尤其在中國文化傳統里，梁啟超等人所開啟的現代啟蒙，更是攜帶著中國傳統“啟蒙”的思維特征，重視的是針對民眾的知識教化，背后更是對于民族國家命運的焦慮。即便是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啟蒙，也并不排斥公共性的道德教育，無論是英法啟蒙還是德式啟蒙，都離不開德性問題思考。比如盧梭會強調共同體的作用來防止人的道德敗壞，赫爾德要訴諸審美趣味教育來培養公民德性。為此，我們所謂重拾古典文學的宏大精神，意思是重視文藝的文明教化作用，關注文藝對公民生活德性的培育，突顯文藝的社會文化價值和政治倫理意義。對于很多寫作者而言，唯有在認準了文學的宏大價值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逐漸走出自我化、個體化的偏狹之路，主動調整敘事策略，形成更明確的思想特質，以追求更廣闊的受眾群體，獲得更理想的文化效果。
重拾古典精神，強調文學的社會價值和倫理效用，并不是為文學鼓勁或者幻想喚回文學的古典榮光，而是焦慮于如今的文化現實和文學創作狀況。比如啟蒙，今天的啟蒙已經成了一種純粹知識層面的可能性探討，與實踐無關。或者說啟蒙已完全淪為知識者個人層面的自我辯駁，不再與教化、教育相關。而民眾層面，則滿足于從各自所接觸到的快餐文化和零碎信息中汲取一些最淺層次的現代、后現代觀念，把以德性為基礎的主體性要求和多元主義觀念變異成了只追求個人價值、維護個人功利化目的的理由。缺失了反思特征和公共德性的多元化和主體性，必然會導致功利主義化和自我崇高化，走向啟蒙的背面。
三
啟蒙教化之外，強調復歸古典時代的文學觀念，還針對今天的文學創作狀況。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主導著歷史發展，文學迅速退居邊緣。幾十年的邊緣化特征，已經讓很多創作者都習慣性地認同了這種邊緣化的社會角色。我們不能小看這種對“邊緣化”的默認或承認心理，它直接影響的其實是作家的文學抱負和時代理想。在價值上，文學藝術這些文化事業完全可以和科技和經濟等事業共享同等的重要性。文化藝術要完成的是文化傳承和思想創造，但傳承文化和創造思想本身并非終極目的，它依舊要指向社會影響和歷史效果。文學藝術作品潛移默化地影響并塑造著接受者的價值觀、世界觀，這些思想觀念的形成，影響的不僅是平時的生活方式，更會在一些重要的歷史時刻起到決定性作用。這種情況最近幾年表現得特別突出，近來又因為新冠疫情的緣故而愈發普遍，這些現象直接促使著很多人開始反思我們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響力問題。“中國文學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等等相關文化政策和文藝思想的全面倡導，也可以理解成這一歷史背景下的文化政治需求。如此時刻，文學如果繼續滿足于在邊緣處躊躇，不主動直面一些時代性話題，文學的生存空間必然越來越窄。
在當前這個世界歷史大變局時代，文學能作為何種獨特的角色介入其中嗎？祭出古典時代的文學理念又如何生效？除開激起一種介入時代的歷史沖動之外，重啟古典時代關于文學的價值期許，更是期望青年創作者可以擺脫自我設限的狀態，走出曾經相信的邊緣角色，培養一種致力于從邊緣走向新的中心的雄心壯志。這種“雄心壯志”是文學意義上的，但它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或踐行“興觀群怨”，或成為“經國之大業”，或求“彪炳史冊”……這些古典話語看似陳舊，但與現代文論話語中的很多時髦說法并不沖突，不過是說得更為直白而已。當然，對于這些宏大化的文學價值理解，內里要填充的依舊是作家們關于當代世界的文學表達。
什么樣的當代文學才能填充到這些古典話語當中？這是需要寫作者通過創作來回應的，不會有什么標準答案，但這類寫作必然是對這個時代、對他人生活世界有真誠關注的，即便是書寫自我，也是把“自我”放到一個大時代、大歷史背景之下來完成。甚至，在這個科技高度發達的網絡時代，“宏大寫作”往往還是有世界視野的、能夠作用于人類文明發展、但同時又能真正深入到粗糲的生活世界的寫作。其實這些年已經出現很多令人矚目的文學探索，其中最典型的是科幻寫作。科幻敘事的宏大感和命運感從何而來？除開故事層面的類型化通俗化特征，還有它們能夠輕易地把握到這個時代的普遍性問題。青年寫作者完全可以從科幻敘事等等一些有強大號召力的類型文學中獲得啟發，以此重構我們的文學價值認知，以更宏大的視野來理解和建構屬于這一轉型時代的歷史、現實和未來。
在這個歷史劇變時代，青年既要把握現代，也要胸懷古典，要有能蟄居邊緣也能回到中心的無限潛能。作為同代人的青年馮慶說：“‘古典’與‘青年’的辯證關系就在于，青年的革命動力驅使古典傳統永遠發生著輪回復返的轉變與更新，而古典的強大克制力與凝聚力則回過頭來保證青年人能‘發而皆中節’，能‘無征不信’，能‘任重而道遠’，使得改變中國乃至改變世界的能量不至于渙散、早衰。”身處當前這個歷史轉型時代，我深以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