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李檣試圖以極其“形而下”的生活場景和氛圍，暗示、隱喻、凸現某種“形而上”的關于現實和人性的思辨，在敘事里彌散開來，許多飄忽不定的精神、心理元素，不時地閃爍其間。他的一系列小說文本構成20世紀末、21世紀初當代青年的俗世生活，演繹出年輕一代的心靈秘史。文本所呈現出的現實的“喧囂”和精神的“迷惘”，青春的孤獨和幻想，情感和倫理，既復雜又尖銳的情感、人性，“原始的”、鮮活的欲望和青澀的愛情，仿佛一代人生活的基本真相和令人憂慮的靈魂圖譜。

關鍵詞：李檣 短篇小說 青年 心靈秘史 精神圖譜

一

李檣是一位有自己清晰的小說理念、小說理想和追求的作家。他的作品能夠讓我看見它后面站著的那個人——一位十分真切的青年作家李檣，體會著他是怎樣異常冷靜地處理經驗、虛構和意義的關系。而且，他耐心地試探著自己的敘述，盡可能地接近心理和靈魂所抵達的邊界。我感興趣的還有，這位老牌青年文學雜志——《青春》的主編，他自己竟然滿懷激情地、執著地寫著大量的“青春小說”。在這些文本中，他試圖以極其“形而下”的生活場景和氛圍，暗示、隱喻、凸現某種“形而上”的關于現實和人性的思辨。正像他的一些小說的題目，都隱隱約約透露著那種奇特的氤氳和氣息，在敘事里彌散開來，許多飄忽不定的精神、心理元素，不時地閃爍其間。他的一系列小說文本，構成20世紀末、21世紀初當代青年的俗世生活，那些充滿個人命運的生活現場和情境，演繹出年輕一代的心靈秘史。文本所呈現出的現實的“喧囂”和精神的“迷惘”，青春的孤獨和幻想，情感和倫理，既復雜又尖銳的情感、人性，“原始的”、鮮活的欲望和青澀的愛情，都讓我們感受到李檣小說敘事所蘊藉的人們最堅硬或最柔軟的外殼和內核，這仿佛一代人生活的基本真相和令人憂慮的靈魂圖譜。這些，都實實在在敲擊著我們尚未完全麻木的意識和靈魂，青春的自豪、自嘲、炫耀式的自我肯定、自我懷疑，怯懦、放縱、收縮，世界的精彩和不完美，生活的悖謬，都在某種精神或靈魂或心理的殘缺中，激情而本然地釋放出來，要么在其中沉迷，要么在思考后蘇醒，因此，這樣的“生活”和人生狀態，就可能是荒謬和無序。李檣以他的小說，悉心地對生活進行著傾心的思辨。這些人物，這個群落，都沒有牢固深厚的心理和精神根基，而沒有根基的生活就會呈現出“無磁”的“懸浮”狀態，而沒有根基和“不踏實”的生活就是“飄浮”“自由無羈”和快樂的，確鑿、清晰而虛空；那么，這里也就因此缺少了謹慎、自律、嚴肅、深沉和穩定。在這里，我感到李檣找到了一個進入青春和生命狀態情境的視角。

我并不想以“青春小說”來限定李檣小說的題材表現視域，這樣就會使得我們對李檣的閱讀陷入某種“逼仄”。盡管他此前的大多數文本，也都在書寫“青春”。我覺得，青春并非只是僅僅充盈著時間性和階段性的詞語，它應該還飽含一種生命狀態，它可以越出年齡的邊界，指代一種情緒、激情和活力，甚至憂傷和脆弱，沖動和虛妄，都成為“青春的證明”。所以，李檣的“青春”是延伸的，有張力的,自足而開放的。

二

李檣的中短篇小說《喧囂日》《愛情如此飄渺》《柔軟下來》《東民回過頭》《大雪之夜》《星期五晚上干什么》《烏城在別處》等，文本中的人物似乎早已經過精心的編排和考量，每一個都不時地在大致相近的場景，以大致相同的身份，反復出現在其中任何一篇小說的敘事中。這些人物，大多以大學同窗為主體，敘述他們畢業之后若干年的人生軌跡，描述他們如何“迷失”在茫茫人海，各自奔波，各自過活的存在狀態和靈魂居所，他們的奮斗、“活著”、困惑和“疼痛”。也有“另類”的人群，李檣悉心地去呈現他們及其更多存在的“柔軟”“疼痛”和堅執。

《喧囂日》讓我們看到這一群當代青年出發時的“準備時態”。這篇小說似乎是李檣這類小說敘述的“出發地”和“去遠方”的起始點。大學畢業，人生開始新的行程，如何描述這樣的人生節點和狀態，能否出新，這其實是一個“老題材”，也是敘事的難題。這些“在生活的常規上消耗著自己青春”的人，走進真正的生活激流之前并沒有太多的準備，無論是心理的、精神的，還是經驗和俗世生活的歷練，只有近似“原生態”的身體的、欲望的騷動和茫然。以往我們對“莘莘學子”的熱切期待，很輕易地都在一場畢業晚餐上陡化失望。現場的“喧囂”和話別時的無聊，就是他們即將出發時的狀態，這些都呈現出年輕一代的先天不足和夢想缺失，讓人憂慮。唯一令人略感欣慰的是，他們的內心情緒和情感的釋放，都是真實和純粹的。謝東民、武藝秋、翁小麥、余浩、劉倩等一直“貫穿”在李檣青春系列小說中的人物，都在這篇小說里初露端倪。我想，李檣將他們的“出發地”選擇在“烏城”，也別有意味。后面一些小說里“烏城”也曾是他們其中許多人生活的城市。

短篇小說《烏城在別處》，似乎是對一個經典理念“生活在別處”的精神模擬，或者隱喻和意象，也是對《喧囂日》的理性延伸思考。小說寫一對情侶對一座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的“向往”和尋找，這更像是一代人尋找青春安放之所、擺脫空虛而踏上的“烏托邦”之徑，但那座渴望的“烏托邦之城”則是最容易幻滅的虛妄。這個烏托邦之所，似曾相識，或許就是曾經讀大學、青春開始的地方，或許就是未來生活于斯、身在其中又不以為然的所在。一直以來，主人公“我”只認為“去烏城”是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和李小艾完全沒有關系。李小艾是李小艾，烏城是烏城，一個是和我同居了三年的女子，一個是我好像的歸宿之地，這二者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嗎？”①唯有在“我”的個人感知中，存在一個似真似幻、若有若無的所在。與自己最近的人，可能心靈相去甚遠，自己萬分渴望的向往的所在，卻在縹緲的遠方。這里的“我”，可能是謝東民，還可能是余浩，也可能是馬曉陽，“烏城”，曾經是他們的第二故鄉，如今卻存留于他們各自的夢中。

李小艾并沒有意識到，在她接觸過的地理名詞中，并沒有烏城這樣一個地方。她的意識是被我一遍一遍地嘮叨烏城這件事覆蓋了。李小艾說，你又沒去過烏城，怎么會對它知道那么多，甚至太平洋舞廳和長青藤茶樓所在的街道你都說得出來。我說是夢，是夢讓我到達烏城的。就別再說你的那些夢了，每次醒來都嘮叨個沒完，我夢見了烏城，我夢見了烏城，你什么時候夢見過我。李小艾說她不喜歡烏城那樣的地方，我問她為什么，她說烏城的天氣總是陰沉沉的，叫人透不過氣來。她還說烏城人不切實際。她的這些關于對烏城的了解，當然都是從我一遍遍地嘮叨中獲得的。②

這是現實與夢想，或者說人生對終極目標的一種強烈的意念。這個念想，生成人生滿懷惆悵的耽溺，無奈自身走進無限的尷尬和窘境。這個小說讓我想到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維洛尼卡的雙重生命》。影片講述了波蘭和法國兩個名叫維洛妮卡的女孩子，她們擁有同樣面容、同樣名字、同樣的美麗和善良，同樣喜愛音樂。她們同樣患有心臟病，就像同一靈魂的賦形。有一天，巴黎的維洛妮卡說：“世上還有一個人，我不知道他是誰，但我不孤獨了。”兩個維洛妮卡互不相識卻相互感應，相互映照，相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波蘭的維洛妮卡在圣歌詠唱中心臟病突發逝去，巴黎的維洛妮卡在那一刻感到了莫名的憂傷，她說：“如同同一場喪禮。”這里的“我”，執意要去那個“我”魂牽夢繞的“烏城”，那可能是一個理想的夢幻之地，也可能就是一個人。此地或此人的存在方式，也許就是一個人內在精神和靈魂的期待之所，這也可能是自身對孤獨的現實處境的對峙方式。所謂尋找真正的自己，就是在尋找一個靈魂的“邊界”，那么，如何能越過若干障礙抵達邊界？就像希臘電影導演安哲普羅斯所言：“對我而言，要找到一個地方，讓我能跟自己、跟環境和諧相處，那就是我的家。家不是一間房屋，不是一個國度。然而這樣的地方，并不存在。最后的答案是：當我回來，就是再度出發的時候。”③所以，“我”對“烏城”的尋找，就像是要尋求一個人內心最終的永恒歸宿。

李檣通過這樣的敘述，主要是要表現人是如何從精神上超越自身的自卑，尋求本身的心理和靈魂的解放。其實，每一個作家都想在文本里實現或完成自己對存在世界和生活的重新編碼，訴諸文本也是借助文本，用自己的哲學，悉心地勾勒出它所發現的世界的真實圖像。李檣更想寫出世界和人的自然性，也想寫出人與世界之間的神秘性。他選擇表現年輕一代的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況，呈現人性和情感的單薄、局促、焦慮、浮躁和不安分、不和諧的窘境。

言及對“疼痛”的表達，李檣最近剛剛發表的短篇《我們能忍受多少疼痛》這篇小說，與前面提及的那些“青春劇”相比，屬于一篇“另類”。這是一篇沒辦法“歸類”的文本，勉強算是那種被稱為“底層敘事”的小說。我在想，在現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下寫作這樣一篇小說，倒是可能“窺見”李檣敘事的價值趨向和寫作格局。作者顯然并不是僅僅想呈現一對夫婦為維持生活、生計而進行的艱難創業，以及重現他們苦澀的生存狀態，而是要寫出雙腿萎縮的殘疾女企業家秋燕和她的丈夫方平，試探他們在俗世的生活中是否在堅持一種對生活的理解和信念，以此求證在我們的時代生活里究竟還有沒有一種能夠擁有并堅持的信念，來抵抗艱澀的人生。看得出，普通人、殘疾人的俗世生活和存在感，在李檣不經過“粉飾”的敘事中，成為激發小說的敘述力量。現在的問題是，秋燕的生命狀態是容易令人信服的，而方平這樣的人物，是否真正有其存在的現實依據，并且令人信服。這也許已經并不重要了，方平的境界即使是作為一位理想人物，他身上的一切“不現實”的選擇，都會成為超越生活和個人雙重期待的楷模。也許，小說的責任就是要建立產生“可能性”的能力，希望正是由此而生，這也是文學會令人永不絕望的理由。

那么，說這篇小說是“人生小說”，更為確切。在這里，李檣向我們揭示了一種“疼痛”和“隱忍”的人生經驗，也凸顯出生活和時代的尖銳與堅硬。這里的“疼痛”，并不僅僅是身體的、手術臺和病床上的，而是心理、精神和靈魂的。殘疾的秋燕總是想扔掉雙拐站起來，這是做人應有的力量，但是，懷疑宿命的確需要巨大的勇氣，更切實的選擇還是“隱忍”。另一方面，“活著”需要支撐點或理由，秋燕的力量來自人的最基本的信念，而非源于某種抽象的意識本質。

許多病友紛紛死去了，大多是因為精神崩潰死去的，秋燕卻一直活著。以為她早就死了呢，或者就是躺在臟兮兮的病床上，在黯淡的光線里茍延殘喘，沒想到她活得那么光鮮，還是像年輕時那么漂亮，真不可思議呀。一個二十年前的熟人說。

在許多人眼里，我這種人的世界就應該是那樣的，可那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呀，我不喜歡站在那邊，那就站到這邊唄，很簡單的事情。秋燕笑著說。

多次的專家會診已經證實，秋燕的雙腿是不可能治好的了，能站在那兒，能獨立走上幾步已經算是個奇跡了。于是她就堅守著這個奇跡，無論如何也不愿意使用拐杖。疼痛來時，在她這里，就是剪斷一根頭發那么回事。她捋起衣袖，把纖瘦的胳膊伸到我面前說，你現在拿把刀割我的肉，我連眼睛都不會眨一下。④

看到這里，我們或許會在敘述里強烈地感受到堅硬、堅強在對峙一種蒼涼、清冷、壓抑和無奈的傷懷。這是一種充滿生命激情的成熟，它消解了“生命之不能承受之輕”的慨嘆。在充滿了壓迫感的生命體驗里，肉體、心理、靈魂多重撞擊的傷懷和“隱忍”，秋燕的信念很簡單，就是“自己扛”，這種“隱忍美學”，雖然無法構成美感的力量，卻令人震撼和欣慰。李檣竭力讓人物從雨水一樣暗積的灰色、憂傷、沮喪的時光中走出來，沒有逃避，進入一種明亮的境界，讓人物的內在精神消解酷烈和慘淡，流溢出光澤來。推動這篇小說敘述的底氣究竟在哪兒？一種敘述的節奏，或一種強者倫理，主導著漫漫人生的起伏跌宕和不屈不撓。此時，我們會想起老子的話：“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⑤。”同時，在這篇小說里，小說敘事的理想主義基調不斷地潛滋暗長，顯而易見。李檣的目的，就是讓人物從面對世俗的無奈走向直面俗世的無羈，在這里，同樣需要作家的勇氣，需要作家憑借心力擺脫令人筋疲力竭的引力。或許，李檣終究是想在這對夫妻身上錘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骨感”。雖然，他并沒有在小說中流露出自己任何看法、判斷，但是，隱藏在故事背后的酸楚的同情心，在冷靜的敘述中毫發畢現，小說看似平淡的場景卻意味深長。小說中描述的故事、人物和場景，樸實、細膩，喧囂下的冷漠，荒寒中的堅執和韌性，絲絲縷縷地在字里行間蔓延開來，最終，這條淺灰色的生活之流，在流淌的途中形成許多不透明的大大小小的冰碴，而秋燕面對生活和自身，沒有頹廢和懈怠，反而生發出令人生畏的骨氣。

“我們兩個是世上呆在一起時間最長的夫妻，就差沒長在一塊兒了”⑥，這是一句熟悉的“陌生”話，方平的擔當和自我犧牲，這位“一直以來幾乎不發出自己聲音的男人，眼里依然充滿那感恩般的愛意”⑦，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生活世界已不多見，在我們的虛構世界里也不多見。小說抉隱發微地描述夫妻之間的復雜而簡單的關系，真切的微笑、淚水和煩惱，沒有任何算計的樸素的甚至“笨拙的”憨厚，讓我們體味到焦慮之后的從容。

顯然，李檣的表達，并沒有停留在一般性的現實表達與現實經驗的層面，而是憑借其敘事向人性滲透的能力，寫出具有濃厚精神質感的樸素文字，創造出大于呈現經驗、復制經驗并“虛擬”某種具有深刻現實感的新經驗。擺脫甚囂塵上的“新世俗”，對生活多些寬容和肯定，這些，正是審美意義上理應具有的深厚書寫生命真味的理念、精神和信心。當代作家如何才能讓敘述本身超越故事，超越人物自身，在一個更高的維度上再現生命的優秀品質，在我們時代已經成為一個莫大的難題，或者說，這是否已經算是闖入了難以自拔的誤區？所以，若想真正避免文學敘述可能產生庸俗社會學的功利性價值取向，作家必須首先辨析清楚，哪些是支配我們判斷生活的種種錯謬。

短篇小說究竟能有多少敘述空間，留給細節或細部？細節是否可以構成短篇小說敘述的豐厚的主體或推進器，強有力地推動敘述的進行并帶出故事、人物、意蘊，包括語言等的變化？而在一個篇幅極為有限的敘事空間里，發現或開掘生活的生機和玄機，呈現可能性，都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我在李檣的文本里，總是不斷地看到觸及我們時代生活中最敏感和最令人心悸的人性、精神、心理的人生世相，當然也不曾料想，他表現得竟如此細膩，無孔不入，悉力進入生活的肌理，自由而隨心所欲。

《柔軟下來》與那篇《我們能忍受多少疼痛》不同，雖然兩者都是呈現家庭生活中夫妻倆的情感糾葛和擔當，但是，前者的敘事重心更在于呈現夫婦之間主導生活和愛情的主要因素，如何在歲月和“日子”的銷蝕中重新“發酵”，以及出現種種變故和心理“逆轉”的微妙和可能性。《柔軟下來》傾心描述的謝東民和李小艾兩個人世界中的某種不平衡和“平衡”，小說似乎在不斷地幫助他們試探、尋找決定家庭平衡和穩定的支撐點，日漸加深男女雙方的磨合。謝東民竭力地以“柔軟”的策略尋求和解，他總采取自我克制、壓制自身的方式，讓李小艾在一絲憂傷里獲得溫暖，這一點接近《我們能忍受多少疼痛》里的方平。而謝東民的同齡人崔燦和簡如意夫婦，與他們面臨相同的問題，他們夫妻的家庭“潛暴力”不斷升級，以致妻和子雙雙“出走”、失蹤。老托爾斯泰關于家庭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的不幸言中。崔燦沒有謝東民的“柔軟”的性格基因，他的“外貿”事業，確切地說是職業日益衰微、萎縮，收入、生活水準大幅下滑，物質決定情感，心理錯位，演變成酒徒難以自拔。可以說，這篇小說更像是在講述青年夫婦如何“學習生活”的故事，不再矯揉造作，冷漠或放縱，而是如何安居，如何沉靜下來。記得戴來寫過一篇小說《練習生活練習愛》，其實，必須學會生活和創造家庭的和睦，這是多么簡單的“硬道理”，但生活不會是一個整體，它永遠是碎片式本質地張揚著存在的各種機鋒。在“改革開放”的社會轉型期，這一代人大多沒能處理好與自己最近的倫理關系，也沒有很好地與所處的時代深入磨合。他們與自己的人文環境總是發生不可思議的齟齬，一旦遭遇現實的窘迫，內心便呈現出彎曲的心理曲線。

其實，這里的“柔軟”，也是一種“冷暖”，一種世故。一切都像是“幾乎無事的悲劇”，靜悄悄地來臨和發生。李檣看見了人性的弱點，也洞悉到人性里向上、向好的“正能”。謝東民“柔軟”的力量和謙卑的退讓，尤其他在許多關鍵時刻反省自己的“虧欠”，與崔燦在遭遇現實困境時的頹靡、“下滑”的人生姿態，形成強烈反差。李檣的小說，盡管沒有正面書寫這一代青年的勵志歌，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對他們生活熱情和激情的真切期待。

李檣的小說，正是通過呈現當代青年若干個駁雜萬端的“生存一隅”，折射出社會、人性和生存的基本境況的多極性，既讓人忍俊不禁，又引人深思。但這些小說最令我們驚異的，還是這些“青春小劇場”背后所隱喻的世道人心、社會倫理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生活能力”是一回事，選擇“何種生活”則是另外一回事，這一代人，或者說，這一個人群的精神癥候令人心悸和惶惑。只是他們沒有徹底失去生命能力或信仰，吃喝拉撒睡，油鹽醬醋茶，還在竭力讓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漸趨失衡，以避免精神世界的干旱枯竭。

三

我一直欣賞卡佛的小說理論，究竟是什么東西可能創造出一篇小說的張力？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體的語句連接在一起的方式，這組成了小說的可見部分。但同樣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靜光滑的表面下的風景。我把不必要的運動剔除出去，我希望寫那種‘能見度’低的小說。”⑧在這里，“能見度”低，主要是強調作家呈現生活世界的含蓄、多義性和復雜性，也就是強調文本敘述的內在張力。它不僅是考察讀者的審美能力，更是測量作家的表現力的標高之一。唯有呈現出生活和人性的復雜性和必要的深度，才可能建立像“冰山理論”所比喻的、海平面上下那“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文本結構關聯。李檣小說敘述中的張力，既產生于小說文本內部自身潛在的哲性力量，以及戲劇性的吊詭和荒謬，也存在于不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人物、意蘊、玄思彼此呼應、唱和、補充。1980年代以來，曾有許多作家的中短篇文本，在人物、題材甚至敘事意蘊上，都喜歡寫成內容既有關聯又各自獨立的“系列”。無論是高曉聲、莫言、阿來還是李洱，在他們的作品中，讓我們意識到生活本身的內在完成性和碎片化之間，存在著可以調和卻無法彌合的銳利。

《愛情如此飄渺》看似像一篇很“好玩兒”的小說。從文體色彩和風格上，可以用“玄”“油”和“痞”來形容，也更是一篇富有敘事“張力”的文本。這還是一篇以“謝東民”為男主角的小說，是一對年輕人的戀愛故事。我在這里特意使用“戀愛故事”而非“愛情故事”，主要是為了刻意地區別“戀愛”和“愛情”這兩個詞語的差異性。這篇小說在精神層面上，它與《烏城在別處》和《柔軟下來》兩篇，在主題和寫作旨意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精神聯系。謝東民與李小艾，“變”成了謝東民和翁小麥。李小艾和翁小麥，讀起來兩個音頻相近的名字，在兩個文本里，雖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那種“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覺，簡直就是一次重演。

沒錯，我和翁小麥戀愛了四年。這不能說明什么，也不能沉淀出什么。我們的戀愛猶如一次短暫的旅行，有限的過程足以說明我們在一起的所有時間，就這么回事。它像許多帶有神秘意味的茍合一樣，有時候其實也非常簡單……你不去想它，她對你也就沒有吸引力了。火車緩緩駛出烏城火車站的站臺。⑨

《烏城在別處》中，“一個是和我同居了三年的女子”李小艾，與《愛情如此飄渺》中這位“戀愛了四年”的翁小麥，情感和命運遭際仿佛異曲同工。這像是一種自嘲或自我懷疑，看起來，李檣仍糾結于自己刻意“追蹤”和潛心的敘事理念，那“硬核”般的類似“罪與罰”式的靈魂拷問，無時無刻不纏繞著他。

《大雪之夜》《星期五晚上干什么》《柔軟下來》，都是典型的“李檣式”具有情感懸疑意味的“心理小說”。《大雪之夜》里的余浩和許紅萼之間，發生的仍然是一個“幾乎無事”的故事。表現兩個畢業后因為會議重逢在“烏城”的男女同學，若即若離、纏綿卻忸怩的曖昧相聚。男女兩性的欲望、沖動，莫名地被極其微弱的理智、理性所鉗制，又像是被一種空洞或虛無所裹挾，雙方都掙扎在無邊的情感懸浮里不能自拔，但是，某種莫名其妙的堅硬的隔閡，令陰陽兩極保持著“延宕”的撕扯。富于喜劇性的吊詭之處在于，兩個人之間殘存無幾的浪漫因子，像大雪之夜街邊迷離的路燈一樣，忽隱忽現，混沌模糊。兩性之間，一旦有一堵無形之墻，便會使沒有方向感的情感不能成為情愛或性愛，尤其在個人理想主義業已終結的時代。

無形的空氣猶如一堵有力的墻壁，余浩當然想一下子撞碎那堵墻壁，但力量頃刻間就化為烏有，這從他眼神里忽隱忽現的意志不難看出來。在余浩看來，他和許紅萼就像地底兩條不同樹身上的樹根，在漆黑的地底，他們觸碰到一起。他們藏在黑暗和安靜中，談論著生活和生長的秘密。他們將沿著同一方向甚至不同方向延伸而去──有什么力量能讓他們彼此黏連呢。⑩

實際上，兩者已經無力讓欲望掙脫身體的界限，真正控制他們的理性“枷鎖”則是不可逾越的自尊。

李檣始終在探究人性必須面對的精神之“難”和現實之“難”。“既然這個世界的崩潰是從外部和內部同時開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沒有意義的。”11由此看來，人性深處的失落，如果是由于精神、信念的失守，靈魂的無所寄寓，那么，就不該將一切都歸咎于時代和現實。這里，可能存在著強烈的悲觀主義的基礎，固然，時代與現實，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們的心理、精神、人性帶來了負累、沉重與惶惑，但是，若是從另一種尋求靈魂安妥的向度看，它們也為人們的內心擔負起太多本不屬于它們的“罪名”和責任。所以，人的幸福并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必須要經常地捫心自問。或許，現代人類社會發展至此，我們又要重新追問“我是誰？”的終極問題，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尋找生活和存在的精神“上游”，都要解決“為什么存在”的最根本的問題。

《星期五晚上干什么》呈現了青春期稍縱即逝之后的孤獨，心理空間的日漸逼仄引發出精神的虛空。一代人的焦灼，依然不斷萌生出現實碾壓下靈魂無處安放的錯覺。周末到來的時候，現代生活情境下，究竟應該有一種怎樣的休憩，或一種短暫的心境的調整？而“他”只能在以往的慣性和“套路”里，與同居女友約會不成之后，幻覺和空虛蜂擁而至，蕪雜混亂的生活情趣，無法撿拾起曾有的舊夢：“那個冬天的晚上，他沒感覺到過孤獨。那時他還有一點愛情，有一點幻想。五年后的冬天，他已變得一無所有，愛情早已逝去，幻想已被庸俗的生活擠兌得跌入深淵。現在他變成了一個像冬夜的風一樣的人，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蕩。12”當“他”約到昔日的女友翁小麥的時候，共同的無奈和重新面對困惑，都無法獲得絲毫情感和心理的補充與寬慰，一絲回憶立刻引發兩者的無限感慨：愛情和婚姻為什么竟然可以肆意地隨風飄散？也許，生活中哪怕一點點錯位，都可能在脆弱的心靈上制造偌大的毀損。也許我們會替他們重新思考，決定他們存在價值和意義的是信仰，而不是擺脫當下的孤獨。

我到現在都弄不明白，我們在一起好好的，從沒拌過嘴，你說分手就分手，好像一點也不傷心，一點也不眷戀。

“有什么好傷心、眷戀的。一天早上醒來，冥冥中好像有個聲音對我說，我們的緣分已盡，于是就決定和你分手了。我很信命的，我們的一切，在前生就都已經決定好了。”13

如果一個人在周末感到無聊至極，極為尷尬，特別是“聆聽”前女友如此坦然的、充滿宿命論的表白，我們對生活應該作出怎樣的判斷和理解？消極的、向下的、低調的生命情境和氛圍，滋生出無可掩飾的蒼涼。而且，他們講起這樣的境遇時，竟然是如此輕松，不以為然。其實，李檣小說有意無意間，揭示出生活中隱藏的人性的幽暗，洞悉出人生關鍵期可能面臨的危險地帶。

我始終認為，“自傳性”并非某種流行的小說理念的繁衍，更不是為了迎合商品的、欲望的和娛樂化閱讀而次生出的寫作取向。當然，作家所要呈現的人性和生活世界，難免具有作家“個人性”的烙印，依然脫不掉自我、自信、“自以為是”的任性的干系。但這個“個人性”，應該是作家自我“隱身”“忘我”的異質性經驗之體現，因為我們無法確認個人性經驗，就是人類經驗中的具有超越性的美學經驗。縱觀李檣這些中短篇小說，雖然我們無法回避其中作家個性傾向的“隱形”存在，但李檣的小說有著奇異的寬闊，其中蘊藉著人性和生活的精微與豐富。因為一己的經驗，只有在嵌入另一種個性、人性的時候，滋生出“忘我”性的生活重構，才能夠進入超越自我的層面。李檣的小說在敘述層面上，并不細密、細膩，但它依靠整體性的合力和個體的沖擊力，獲得對生活和人性的穿透力。《喧囂日》結尾的那段敘述，似乎能夠隱喻出李檣小說創作中人物、故事、記憶、時間和人性諸多層面在哲性思辨基礎上的精神品質：

尖叫猶如夜空的流星，照亮了謝東民腦海深處的許多幕情節。這一幕幕情節就是一枚枚感光底片，謝東民的腦海則是一間暗房。那些底片堆砌在一起，在東民的腦海里就那么一閃，很難讓他理出一個事件上的或情節上的順序。他只能憑借記憶，下意識的憑空抓一把，將一些難以忘懷的東西簡單迅速的回憶一番。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些類似底片的回憶中，東民看到的是白色的毛發、白色的眼球，黢黑的面孔。原初的事實一旦跌入回憶，便會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著一個對立面。14

特別是最后一句“原初的事實一旦跌入回憶，便會和它本身既有同一性，又保持著一個對立面”，這像是對李檣小說寫作所作的一種宿命般的描述和判斷。“原初的事實”，成為他中、短篇小說的整體體貌里的飄忽不定的因子，雖無法聚斂，但可以成為敘事中結實的硬核。我尚未讀過李檣的長篇小說，李檣在這許多短篇小說里執意選擇回憶、重溫往事的“戀舊模式”，“覆蓋”或者重構情感框架，追問欲望、人性的畸變，在這里，“宿命”或命運起到一個結構性的作用，也成為制衡人物關系和事物發展的本質性力量。我感覺，李檣是一個懷疑論者，是一位充滿浪漫情懷的、境界不俗的小說家，他敢于敏銳地將精神體驗的極端意緒表現出來，也沒有太多凡俗的顧忌，我堅信那些故事里一定有他自己曾經沉浸其間的青春“底片”。雖然，文本呈現出的情趣、意趣和審視現實的“精準度”，不免會時有偏差，但李檣的格局絕不偏狹，他有自己的想象方式，也有敘述耐心、耐力，他不會遮蔽生活、現實和人性底部的隱秘，而能夠將“跌入回憶”的往事過濾、沉思并“打撈”上來。

注釋：

①②李檣：《烏城在別處》，《芙蓉》2020年第3期。

③安哲普洛斯：《歐盟電影展：西奧·安哲羅普洛斯——永恒的流浪者》，https://www.sohu.com/a/352336360_100048878。

④⑥⑦李檣 ：《我們能忍受多少疼痛》，《海燕》2020年第6期。

⑤參見陳鼓應《老子注釋及評介》（第六十七章），中華書局2009年版。

⑧[美]卡佛：《大教堂》，肖鐵譯，譯林出版社內2009年版，第237-238頁。

⑨李檣：《愛情如此縹緲》，《青春》2009年第9期。

⑩李檣：《大雪之夜》待刊。

11格非：《博爾赫斯的面孔》，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頁。

1213李檣：《星期五晚上我們干什么》《芙蓉》2000年第6期。

14李檣：《喧囂日》，《芙蓉》2000年第6期。

[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