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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要：柳建偉在20世紀90年代的長篇小說創作實踐，表現了現實主義文學在當代文化語境中的復雜命運。這些作品，突破了主旋律、軍旅文藝等概念的限制，表現了現實主義的強大生命力，也為重寫當代文學史提供了新的思考契機。

關鍵詞：柳建偉 1990年代 現實主義文學

柳建偉是20世紀90年代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說以現實主義方法為標準，往往被歸于“軍旅作家”“主旋律作家”行列。但就實際情況而言，柳建偉在1990年代創作的長篇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分別在鄉土、軍旅、改革三個題材實現了突破。特別是《北方城郭》，被出版界譽為能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并稱的現實主義巨著：“《北方城郭》在40多年的時間跨度內，對中國城鄉現實生活進行了全方位、多層面的描繪小說直面政治、經濟、感情道德和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深刻地描述了社會轉型期中國人的生存境況……顯示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強大生命力①。”然而，盡管《英雄時代》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但柳建偉也被貼上“主旋律作家”標簽，《北方城郭》處境更為尷尬。小說曾獲《人民文學》獎，但銷售并不好，因性愛描寫還遭到非議。柳建偉將之總結為“酸甜苦辣咸”②。

柳建偉的際遇，可看作1990年代文化語境中現實主義文學的宿命隱喻。一方面，官方主流繼續提倡現實主義書寫，主旋律寫作、新現實主義小說，直至新世紀初的底層寫作，都被看作“現實主義不死”的證明；另一方面，現實主義創作源流甚多，成分駁雜，經典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識規訓的主旋律文藝，都影響到1990年代現實主義創作的面目和評價。即便“主旋律文藝”內部，具體作家作品的成就和創作品格，也有很大差異性。1990年代文學是“多元喧嘩”共名時代，現實主義書寫，由于其與十七年文學的隱秘關系，在西方文學“同步比較”中，被貼上“陳舊”“非現代性”“官方文學”等標簽，處于被忽略和遮蔽狀態，更遑論具體分析現實主義文本的復雜性了。

一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有一個引介傳統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再到主旋律文學的“歷時性發展”脈絡，然而，三者在1990年代也存在“共時性并存”狀況。而這也取決于時代的復雜訴求。如溫儒敏所說，現實主義在新文學主流地位，根本是由時代決定的。或者說，主要是非文學因素，如政治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成為現實主義發展的契機③。新時期文學發端到1990年代初，是現實主義神圣地位不斷遭到現代主義挑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先鋒文學的出現。1990年代，現實主義依然被賦予擴大了的“主流”地位，卻在文學史實踐中被現代主義所遮蔽。當代文學內在悖論邏輯之一，就是“非主流作家和作品一旦參與歷史敘事獲得主流地位，漸漸也會不自覺地分離出壓抑性力量，對非主流作家作品采取不應該有的敵視態度④”。

然而，現實主義對于中國文學的合法性，依然存在。中國社會大變革，呼喚現實主義文學的再次出擊。現實主義敘事之所以不斷被提及，即來自中國現實語境中發展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訴求。對于社會轉型過程現實問題的關注，是公民主體意識和和歷史意識發育的必然結果。柳建偉對現實主義受到冷落憤憤不平：“現實題材文藝作品創作，特別是主旋律作品的創作，常遭人誤解、誤讀，甚至是攻擊和謾罵。在專業評判體系，現實題材主旋律作品不是被冷落，便是被劃入藝術含量低的范疇進行照顧性評說。對現實題材主旋律作品的深度研究，和對所謂純藝術作品深度研究相比，前者還處在中學時代，后者已進入了博士后時期。⑤”我們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寫作，更多關注現代主義思潮。對文學先鋒性的尋找，成為中國文壇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焦慮。對現實主義的忽視，直接導致中國文學遠離豐富復雜的文化現場，也影響了中國文學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形成更獨特、也更具有文化主體性的文學經典。

同時，從藝術特質上講，現實主義對于中國文學的合法性，還在于其“混沌”與“凈化”的雙重功能。由于后發現代的歷史境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充滿了代際、地域、文化之間的不平衡性，也充滿了極為豐富復雜的信息，這與進入高度發達的，均質化的西方主流社會，有著很大區別。“混沌”是現實主義表現復雜社會形態的文化優勢所在，而“凈化”則能提供一種整合民族國家宏大性敘事思維的道德優勢。安敏成認為，現實主義否定作品虛構性與作家主體性，強調文本對理想的對應性，但恰是作品在真實臨界線上的含混位置，才帶來閱讀愉悅：“現實主義在表面上只關注外部世界，但隨后的創作并非如此純真。⑥”二月河就曾說：“我喜歡《北方城郭》呈現出的濃烈的混沌感⑦”。這種混沌感是現實主義反映現實真實生活的獨特魅力。這種不透明性，使得我們接受小說再現的世界真實：“這種非神秘力量，有條不紊地抗拒對虛構世界的沉迷，它的闖入揭示了無序、偶然和混亂——它們挫敗想象力對世界的凌駕，可以看作現實主義小說非神秘力量的根本所在。⑧”相對而言，現實主義對現實的認識功能，歷史意識及教育功能，又來自文學的“凈化性”。它與“混沌性”，形成相生相克，又相輔相成的張力結構要素。現實主義包容大量非情節性細節，文本利用修辭捕獲真實，將其包容或馴服：“真實被塑造成想象性產品，借助這種放逐，文本重新激活內心的想象世界與真實外部世界及其沖力間的差異。⑨”由此，現實主義有強烈的，類似悲劇的凈化效果。人與世界的實踐性聯系，也被巧妙在文本中建構出來。

但是，1990年代文學史表述，現實主義文學往往與主旋律文學相聯系，一同被文學史所遺忘。洪子誠版《中國當代文學史》1990年代文學部分，也只是寫道：“由于寫作與社會的行進保持著同步，并在不同程度上呼應消遣性閱讀的需求，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現實主義理論和方法整合，它們的取材和內涵，表現為兩個不同的方向，一是繼續維持某種整體性的意識形態經驗，來表現現實政治、經濟、社會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達到虛構性地彌合‘發展主義’的現代化目標與傳統社會主義政治遺產之間的裂痕。⑩”

1990年代現實主義創作，不能用主旋律文藝來概括，即便在主旋律命名之下，也有著藝術水平高，現實批判意識強的現實主義優秀之作。正如劉復生所說：“人們對主旋律文學還存在某種普遍誤解。事實上，主旋律文學在近年來的發展已經極大超越了早期的單調格局，在內容表現上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在藝術形態與技巧上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取得了思想上、藝術上的重要成就與巨大突破。它與所謂‘純文學’在總體藝術水平上的差距也正在趨于消失。11”

新時期文學是在對“十七年”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反撥基礎上發展起來，“現代主義”的美學趣味，貫穿了先鋒、尋根等文學思潮。即便1980年代中期以“寫實”為風格的“新寫實主義”小說，也要掛上“零度寫作”的后現代主義標簽。類似《古船》《浮躁》這類具有強烈現實主義風格與批判性的作品逐漸退隱，作家們轉而從“現實主義史詩”進入“文化史詩”的寫作序列，“現實矛盾沖突”“現實政治反思”不再是一流的純文學作家關注的主要問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則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現實主義創作的一次大爆發。1990年代主旋律文藝，既是對“十七年”現實主義文學原則的繼承，又有著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文學經濟效益的呼喚。然而，精英/通俗的二元格局，主旋律文藝被“類比于”通俗文學，且是在審美否定意義上被認為是通俗文學（mass culture），因為它們代表了雙重墮落12。這也使得很多從事現實主義創作的作家，否認自己是主旋律作家，以純文學作家自居。他們大多承認自己的創作是現實主義偉大傳統之下的創作，但又不自覺地將創作與“十七年”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區隔。有的作家還會暗示自己更注重現實主義“主觀性”13。

某種角度而言，一方面，主旋律文藝，彌補了現實主義傳統的空白；另一方面，它的問題也在于，它是“被規定”的現實主義。很多主旋律小說不能深刻處理人性與政治的關系，只能在道德領域尋找貪腐因果。然而，受到諸多限制的同時，主旋律文藝也表現出現實主義創作對改革中國的反映的深度與廣度。在主旋律文藝內部，也有著能夠脫穎而出，接續經典現實主義傳統，并創造性地轉化十七年文學傳統的優秀之作。

柳建偉1990年代的長篇三部曲創作，有的符合主旋律文藝規定性，有的則溢出主旋律文學，比如《北方城郭》，顯示了經典現實主義的強大力量，也成為復雜當代中國現實的文本參照。

二

描寫紛繁復雜的文化現實，給轉型中國以“民族秘史”般宏大書寫，是柳建偉的創作野心。柳建偉秉承時代使命感，將1990年代社會轉型，視為一個“偉大時代”開端，并認為目前社會發展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14。柳建偉在創作之初，就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希望以現實主義為“民族立史”：“一個23歲青年，在大邑縣梁坪山軍營筒子樓里一口氣讀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后，開始滋生出一個大膽的夢想：今生今世要做一個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15 ”柳建偉1990年代創作的三部曲《英雄時代》《突出重圍》《北方城郭》分別在國企改革、軍隊建設與鄉土文化三個方面展開，試圖全方位地反映1990年代初期中國現實狀況。他既想在歷史理性的眼光之下，真實再現改革中國的混沌復雜性，又試圖以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與對人性美的贊頌，凈化這混沌的現實。由此，對現實主義的對抗性美學元素，就在他的作品之中展開了。

小說《突出重圍》描述老牌甲種師A師和乙種師D師之間的三次軍事演習，該小說類似改革小說“軍隊版”，貫穿現代化意識對建軍觀念的沖擊。該小說也有1990年代的鮮明特色，即經濟思維和個性化追求對軍事文學的滲透。小說也暴露了1990年代很多問題，小說極力將金錢作為積極的資本力量，卻在不自覺之處流露出了道德批判。《英雄時代》描述黨內高級干部陸震天“紅色家族”在1990年代的變異，反映現實的深廣度超過《突出重圍》。陸的侄子是危機四伏的國有企業紅太陽集團總經理，二兒子陸承偉是善于投機鉆營的“官二代”，女兒路小藝也熱衷投機。小說主線是陸震天養子史天雄與陸承偉之間的矛盾斗爭。史天雄是一個失敗英雄形象，他與陸承偉的斗爭，充滿了正/邪、光明/黑暗的道德隱喻，也深刻地表現了官僚資本對國有資產侵奪的嚴峻現實。

柳建偉小說三部曲，成就最高的當推《北方城郭》。《北方城郭》以“文革”末期一場大洪水為引子，將龍泉縣的歷史與今天聯系，描述199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基層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形勢。“北方城郭”以獨特空間隱喻，成為歷史維度之下新改革時代中國社會的寫照。小說沒有一般主旋律小說“敘事潛規則”，而是以更開闊理性的歷史意識，將權力斗爭、民間宗法、腐敗弄權、違法亂紀、情欲沖突，都放入改革開放的歷史轉型去考量。他揭示了很多縣級中國行政單位權力微觀運作的真實情況。比如，建設新城、發展私營經濟，如何在新舊交替政治格局中實現縣級政權機關的政治生態。小說真實再現李金堂從一個有理想的黨員，蛻變成冷酷政客的真實過程。這種對于政治生態的再現，賦予了小說真實感。而對于欲望與政治的關系的揭示，也使得作家揭示了歷史主體的真實肉身感。

小說沒有將人物簡單臉譜化，而是在具體環境中，既鮮明地刻畫人物性格特征，又將其歷史化，賦予其深刻真實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內涵。這也很好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混沌”與“凈化”的雙重功效。小說出場人物達百余人，卻栩栩如生，即使戲份不多的小人物，都有著鮮明性格特點。白劍是中央通訊社的記者，也是中央某部長的乘龍快婿。他才華橫溢，文采斐然。他有良心，有操守，也善于斗爭，被申玉豹指使的黑社會打傷，也能隱忍，專門收集證據。為了打倒李金堂，他也違心地使用美男計，策反歐陽洪梅。又比如，次要人物林茍生，他被陷害入獄，無奈逃獄，九死一生，后來做古董生意發財，一心報仇雪恨。他的恨與愛，世故與天真，真情與冷酷，他對廟堂與江湖生存法則的熟悉，都讓“中國基督山伯爵”擁有巨大而矛盾的人格魅力與歷史動能。還有諸如宣傳部長朱新泉，干事夏仁，電視臺的連錦，招待所服務員妙清等，都非常有特點。

由此，《北方城郭》突破官場小說、反腐小說、新鄉土小說等主旋律文學類型，從“現代中國與權力意識”的角度，再現了1990年代初期中國“混沌”的基層政治生態，也對此進行了峻急的批判。小說對于市場經濟與權力的關系也有深刻揭示。改革開放并沒有給龍泉縣帶來真正的幸福和人性解放，卻在原有的宗法與個人權力控制之下，裂開了一條抗爭途徑，被迫害的林茍生成為富豪，成為李金堂的威脅者，申玉豹憑借著經濟權力，向龍泉的實際統治者李金堂發起挑戰。李金堂貪污賑洪救災款，為自己埋下禍患，申玉豹在大洪水之后發家，白劍因為大洪水父母雙亡。1990年代初白劍、劉青松與李金堂的殊死斗爭，也是圍繞大洪水賑災款貪污案展開。作家的目光沒有簡單地放在1990年代，而是聯系整個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時期。白劍的文章《從護商符看商品經濟》，揭示市場經濟外衣之下，官商勾結，權力與金錢結盟的觸目驚心的現實。

作家將批判的目光延伸至整個社會結構和歷史結構之中。白劍的爺爺白明德的葬禮，是全書的高潮之一。作家客觀地揭示了人情與權力、金錢交織的大網，對公平正義與良知的扼殺。族長九爺決定大肆操辦葬禮，向每個族人攤派費用。最令人震撼的，還是八廟村白家世仇高家族人的反應。高家和白家是數百年大家族，彼此之間是世仇。但為了完成李金堂對白劍的人情攻勢，高家族長不惜舉全族力量為白劍的爺爺送葬。權力的力量如此之大，不僅能支配物質，甚至操弄人心與人性，正如林茍生意味深長地說：“一缸又一缸的人情叫你洗來叫你泡，硬的泡軟了，軟的泡化了，甜的整酸了，不夠咸，加把鹽，不夠甜，弄包糖精，像一個風月老手般伺候你，看你招安不招安。16”

《北方城郭》擺脫一般主旋律作品的傾向，在對中國傳統社會心理的權力意識揭示上，《北方城郭》超過了《白鹿原》，展現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表現出作家純正深厚的文學素養和敏銳深刻的社會洞察力。他沒有將改革的腐敗現象作為經濟發展副產品，而是深刻揭示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尤其是權力與情欲的關系，權力與經濟的關系。這一切，都導致人被困厄于由宗法、人際等因素編織的羅網。羅網背后，是權力與金錢的原則。小說觸目驚心地寫出理想主義褪色，權力與性欲之間的糾葛，及權力羅網之下人性的變異。

情欲與政治、歷史的混沌關系，也是該小說的一大看點。很多主旋律小說，情欲往往被處理成道德的試金石。暴發戶、腐敗分子往往道德敗壞，沉溺于情欲不可自拔，如《分享艱難》的洪塔山；即使女性官員，也常成為畸形情欲的犧牲品，比如《絕對權力》的女市長趙芬芳。好官員大多是道德意義上的好人，如《分享艱難》的孔四平。即使因為權力而飛揚跋扈，但在生活作風上卻無可挑剔，比如《絕對權力》中的市委書記齊全盛。這種潛在原則，有著左翼文學、“十七年”文學有關情感與道德的關系的表述禁忌，也有著新時期改革小說有關現代化敘事的“絕對真理”的加成。《北方城郭》，每個人都深陷情感或欲望漩渦。情欲成為歷史破壞力，也成為歷史推動力。情欲與權力、金錢的欲望糾葛，構成了歷史躁動不休的張力感。這種對歷史與情欲的理解，出現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巴爾扎克的經典小說之中，也是經典現實主義敘事內涵之一，柳建偉將之放置于1990年代改革大背景之下，就有著鮮明的現實批判性。林茍生歷經人世滄桑，對三妞一片癡情。白劍在政治前途、新聞正義與女性情感中輾轉困頓。李金堂相貌堂堂，富于男性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歐陽洪梅的母親、曹改煥等諸多女性。女性成為李權力奮斗的動力之一，也是他最真實和最富于激情的情感。對于申玉豹來說，因為相貌丑陋，女性是他人生成功的證明，是他和李金堂斗爭的砝碼，也是他走向失敗的禍根。

小說的幾個主人公，仿佛置身于轉型社會躁動不安的大熔爐，燃燒著政治野心，情欲與經濟奮斗的動力。正是因為情欲，也使得他們彼此之間的經濟、政治與倫理糾葛，更真實可信，也更富于歷史雄奇闊大、矛盾深刻的張力效果。這些欲望，不僅有高尚的犧牲，也有狠毒的占有，變態畸形的情欲。這種對于經濟、政治與情欲的理解，這種對于轉型社會深刻的社會邏輯的洞察，既有著經典現實主義書寫的傳統，也有著中國社會真實情況的寫照。小說結尾也頗有意味，李金堂光榮退居二線，林茍生與三妞有情人成眷屬，而白劍則離婚后遠走法國當駐外記者：“白劍走過安檢門，又慢慢地扭過頭道：我得走!斗斗斗，一切都在繼續，恐怖！恐怖！悲苦無奈之情溢于言表。17”作家意味深長地以此作結，無疑預示著中國惡性爭斗的傳統，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并沒有緩解，而是在暗暗地延續。

該小說對于基層權力結構的描述也頗有意味。李金堂和縣委書記的爭斗，作家的道德態度卻曖昧含混，或者說，更加復雜化。他既還原了權力斗爭的真實殘酷和無情冷漠，也看到了作為“具體的人”的縣委書記和副書記之間斗爭的復雜因素，他們在權謀與正義，私欲與公心，英雄夢與惡人心之間的沖突掙扎。

三

典型環境之中，典型英雄主體形象的塑造，也是柳建偉現實主義小說的一大特點。柳建偉從不諱言英雄主義對于1990年代文學和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異常艱難的歷史時期，這種時期需要全民族都有犧牲、忍耐、不屈、互助的英雄主義精神和自覺的行為……18”但是，柳建偉的小說之中，他塑造的英雄形象，有著鮮明辨識度，表現出“混沌悖論”的悲劇人格沖突與“堅定的道德肯定”并存的現象。

“十七年”期間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具有道德色彩的英雄形象，也是其獨特的史詩性追求的表現：“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史詩性的表現，揭示歷史本質的目標，在結構上的宏闊時空跨度與規模，重大歷史事實對藝術虛構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創作與英雄主義的基調……19”“十七年”小說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宏大敘事中，英雄成為進步歷史的主導，但往往又有很強的道德規范性，比如，《創業史》的梁生寶。這些英雄首先是道德英雄，其次才是歷史英雄。新時期文學經歷了一個“英雄消逝，畸人凸顯”的過程。王德威指出，“四人幫”以后的傷痕反思文學呈現出一個不相同的視景，作家對政治人生現狀的體認控訴，無疑改變了以往敘述模式，由傅瑞也（FRYE）所謂高模仿拉到了低模仿乃至反諷的層次。浩劫后的英雄個個傷痕累累，一切事跡只能以追認或再發現的形式演述，難掩事過境遷的滄桑20。畸人敘事，不但擁有了現代主義的懷疑批判色彩，也意味著現實主義英雄敘事的衰落。這種情況，到1990年代之后，莫言的《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賈平凹《秦腔》中的瘋子引生等當代文學人物形象，都有所體現。

柳建偉1990年代小說創作，有很多“英雄書寫”痕跡，這也是其承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的重要特點。但這些英雄形象，和1990年代大多數主旋律小說有著差異性。在很多主旋律小說之中，英雄人物表現為兩種極端，一種是老成謀國、成熟理性的政治強人，如《省委書記》和《中國制造》中的地方高官，他們對于經濟建設的熱情要大于意識形態的熱情；另一類人物，則是悲壯的反腐敗道德英雄形象，比如，《抉擇》中的李高成。他們往往面對的是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雖然失敗卻九死不悔。出身軍隊的柳建偉，善于塑造英雄人物，比如，《突出重圍》中性格迥異的雙雄“范英明與朱海鵬”。在《一個老兵的黃昏情緒》《蒼茫冬日》《煞莊亡靈》等系列戰爭歷史小說之中，柳建偉也試圖在歷史與人性的糾葛之中，為我們描述更多有人情味的英雄。比如《一個老兵的黃昏情緒》中的八爺，在朝鮮戰場上，為了與順姬的愛情，喪失了升遷的機會，《煞莊亡靈》的秋雪，為了取得情報，忍受恥辱委身于日本軍人曹秀雄。但《英雄時代》的史天雄與《北方城郭》的李金堂，卻呈現出復雜面貌。簡而言之，史天雄是一個試圖結合“社會主義品質”與“市場經濟”于一體的悲劇英雄，具有很強的1990年代文化語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探索的政治痕跡，李金堂則是一個正邪集于一身的“反英雄”的梟雄形象。

通過對史天雄的刻畫，小說揭示了社會轉型期仍然不乏具有崇高理想和堅貞操守的“圣徒型人物”。史天雄這個人物身上，我們既能看到“十七年”文學對于英雄塑造的一些道德內在規定性，又能看到1990年代文學對英雄內在復雜性的挖掘。1980年代改革小說，英雄人物總是要在與保守派的斗爭之中找到自身價值，他們往往代表著現代化的樂觀進步力量。他們的價值往往在于“破舊立新”。比如，《喬廠長上任記》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史天雄身上，我們則能看到1990年代全球化，特別是一體化市場經濟對中國的擠壓，在史天雄身上表現為迫切的危機感和焦慮感，不是進步的樂觀自豪。與之相對，史天雄與很多主旋律小說的正面人物不同，在于他是一個橫跨“市場精神”與“革命精神”的雙重英雄。所謂市場英雄，指他敢打敢拼，敢于冒險，從副司長位置上去經營虧損的超市，又勇敢地學習現代管理經驗，試圖將之建成世界聞名的連鎖集團。所謂革命英雄，是指他的身上，有著共產黨人的美好理想主義大局觀與犧牲奉獻精神。他出身戰斗英雄，養父母是高官，親生父母是烈士。但無論經營都得利，還是接受紅太陽集團，無論與妻子陸小藝的關系，還是他對袁慧的感情，他都是一個忍辱負重，樂于犧牲的形象。他不是一個道德失敗者，而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市場圣人”的形象。史天雄寄托著作家的期望，將“十七年”時期的，乃至廣義革命文學的理想主義，與當下市場經濟發展結合的期望。作者通過政治元老陸震天之口，表達了在市場經濟環境之下，共產黨人的內在危機：“中國不缺乏忠誠而稱職的官員，最缺乏的是忠于政權的各種企業家。十五大后，私營經濟會進入一個大發展時期。這一領域，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人。21”

比史天雄更復雜的是《北方城郭》中的李金堂。李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歷史是善與惡的合力”的觀念，也展現了權力、市場與人性的博弈。他有些類似《英雄時代》中的野心家陸承偉。有評論家稱陸承偉為“撒旦式”英雄22。作家一方面譴責這些反英雄人物的惡，另一個方面，也承認他們的復雜人性與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李金堂是一個英武不凡的魅力男人，是愿意為公共事業獻身的黨員，又是一個性欲與權力欲極強的冷酷政客。李金堂也想做秉公為民好干部，但權力的誘惑，讓他利用土改職務之便，與不少女人有了曖昧關系，還霸占了歐陽家族的歐陽洪梅。“文革”期間，李金堂被關入獄。失落權力的滋味，也讓他變得更冷酷無情。在權力秩序下，他可以毫不留情地犧牲任何人。小說沒有簡單對李金堂進行道德針砭，而是將之放置于新中國建立后社會主義歷史轉型的大背景下進行考量。李金堂有很強的工作能力，一出場就平定了白家對抗拆遷的行為。他為被欺壓的老實村民張老拐伸冤，鎮壓在大洪水中搶劫強奸的惡人。生病期間，他將所收禮物統計造冊，自己象征性拿一點，其余都退還或分給身邊的人。然而，正如李對歐陽洪梅所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古今皆然……拿了那么多錢為啥？還是一個怕字。23”理想主義褪色之后，經歷了“文革”政治風雨的李金堂，再也不想失去權力，金錢也成為他保證權力的方式。權力無疑是他證明自我價值的最后的一塊壓艙石。柳建偉對李金堂這個人物的塑造，無疑非常具有真實性與歷史深度。

四

對于1990年代的當代文學史書寫策略，有一個承接自1980年代的潛在規則，即“當代文學”左翼美學體系退隱，“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美學原則凸顯。這個過程，恰與1949年之后，“現代/當代”重訂文學史分期，取代“新文學”概念，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這個過程的詭異在于，一方面，無論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核心的當代文學的審美原則，還是所謂重新“恢復五四”的現代性美學，都存在強烈“一體化”的壓抑機制。如李楊指出，20世紀“50-70年代文學”與20世紀“80年代文學”的關系不是一體與多元的關系，而是一種“一體化”與另外一種“一體化”之間的關系24；另一方面，1980年代文學史的形態沖突，延續到1990年代文學史形態，形成了更激進的先鋒文學與主旋律文學的對峙，市場經濟規則，則直接作用于兩種文學形態，更具消費娛樂性的通俗文學，卻沒有得到長足發展（通俗文學崛起，要等到新世紀網絡文學）。文學史形態繼續推進精英化先鋒文學，被文學史忽視的主旋律文學則在市場加持下，形成了龐大的受眾與官方支持。然而，1990年代的文學先鋒傾向，卻以形式主義為代價，導致意識形態現實指涉性的匱乏。類似《古船》《浮躁》《平凡的世界》這樣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退隱，《白鹿原》《塵埃落定》《長恨歌》等為代表的文化史詩型長篇小說崛起文壇。這類1990年代文化史詩型長篇小說，放棄對社會生活直接的干預與批判，轉向“現代民族國家想象”的宏大敘事，這也與“文化復興文明古國”的官方民族主義表述存在某種內在邏輯一致性。

由此而言，《北方城郭》“不合時宜”的獨特性就彰顯出來了。二月河稱贊：“以現實主義手段創作的反映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從分量和水準上考量，能跟《北方城郭》相當的，也就是《白鹿原》《古船》《平凡的世界》幾部。25”《北方城郭》溢出1990年代主旋律文學規則，真實反映新中國建立后的歷史變遷與1990年代初期社會形態。柳建偉更好地繼承了19世紀現實主義優良傳統。他的小說，不能用官場小說、反腐敗小說、主旋律小說來涵蓋，但又包括這些元素。這些作品既是1990年代文化語境的產物，又超越1990年代的制囿。馬克思認為，歷史往往是復雜力量的合力，而非抽象既定目標的結果：“歷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6。”在巴爾扎克、司湯達、福樓拜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洋溢著一種強大的歷史理性力量。善惡、美丑，都被當成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內在矛盾性力量，歷史往往是這些充滿張力的矛盾的合力。長篇小說之中，這種對整體、廣闊的宏大追求，是無法阻止的內在審美需求：“任何宏大敘事的根本要素都在于提供了一種大一統表現形式，只有依據這種形式提供的廣闊性和統一性，人們才能將世界歷史的原始經驗通過審美判斷納入理解的框架，由此可以見，對宏大敘事的追求不是邏輯質疑可以阻止的，它也內在于人性的審美需求之中27。”柳建偉1990年代的創作，讓我們看到現代性宏大敘事在當代中國文學審美訴求中的發展。

進而言之，柳建偉式“1990年代中國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表明了1990年代文學形態的復雜性，絕非一句“多元發展”可概括。正如有學者指出，“文學史最需要反對的就是千篇一律。簡單統一的文學史觀念，掩蓋文學的個性，掩蓋文學的豐富解讀空間，正是對文學本質的一種消解。”281990年代的文學成就，文學豐富性，更遠超1980年代。1990年代由于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化探索過程，思想爭鳴，經濟發展，也導致了文學形態沖突、融合與再造的可能性。這個過程中，經典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旋律文學的創作法則之間，存在歷時性聯系，也存在共時性可能。柳建偉追求的，英雄主義式的強大歷史理性，有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宏大背書，也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旋律文學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顯示著現實主義代表的歷史精神在中國當代審美變革中的可能性。

當然，在建構性原則之下，柳建偉的小說創作整合各類現實主義創作思維，也存在內在的沖突與抵牾，特別是當“主旋律”意識形態規定性大于現實主義的“混沌”與“凈化”的原則時，也會出現創作上的困境與沖突。這也是周梅森、陸天明等很多秉承現實主義圭臬的作家都要面對的問題。很顯然，這種困境與沖突，也有著非常強的“語境癥候性”。

注釋：

① 紅耘：《 柳建偉和他的〈北方城郭〉》，《中國出版》1998年第10期。

②“三十三歲，在皇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達五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處女作，可理解為一個甜字，書中版權頁遺漏編目數據，可解為一個酸字，圈里圈外一片叫好聲，大家都認為它是我寫得最精彩的小說，可十年間它只賣了區區及萬冊，無法望《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發行量之項背，可解為一個咸字，十年里，都說它的故事可改成幾十集非常精彩的影視劇，可它就是無法觸電，可解為一個辣字。身患絕癥的母親生前應該看到它，可惜出版拖期，書出來后母親的墳頭上已經長出了半尺高的荒草，可解為一個苦字。選自柳建偉，《北方城郭.后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頁。

③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流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頁。

④程光煒：《文學史研究的興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頁。

⑤柳建偉：《讓現實題材創作成為文藝的主潮》，《文藝報》2006年7月20日。

⑥⑧⑨安敏成：《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姜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9、20頁。

⑦二月河：《北方城郭·序言》，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

⑩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35頁。

11劉復生：《主旋律文學的現狀與前景展望》，《中國藝術報》2009年2月17日。

12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的主旋律小說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頁。

13如劉醒龍認為，“如果將現實主義只是理解為單純的再現，而不是研究對現實的寫作，其實更是對作者心性的張揚，就永遠不能理解現實主義”。見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的主旋律小說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

14柳建偉，《正確認識和描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中國電影報》2010年10月14日。

15蔡海澤、張忠誠：《柳建偉和〈時代三部曲〉》，《解放軍報》2002年9月16日。

1623柳建偉：《北方城郭》，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458頁。

17柳建偉：《北方城郭·后記》，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524頁。

18柳建偉：《英雄主義是我們應永遠高揚的主旋律》，《森林與人類》1998年5期。

19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20王德威：《眾聲喧嘩——三零與八零年代的中國小說》，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11頁。

21柳建偉：《英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頁。

22廖四平：《陸承偉:撒旦式的“英雄”—柳建偉的〈英雄時代〉人物叢論之二》，《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

24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3期。

25二月河：《柳建偉和他的〈北方城郭〉》，《北方城郭》，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馬恩全集》，中央編譯局翻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頁。

27陳新：《西方歷史敘述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 頁。

28賀仲明：《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 ——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建設的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