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更進一步、更細致的文本特征的比較表明，陳望道是同時參照英日兩個譯本完成《共產黨宣言》首譯本翻譯的，很難說日譯本和英譯本中哪個譯本更重要。

今年是陳望道先生翻譯《共產黨宣言》100周年。陳望道是一代學術名家，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國內第一個全文采用白話文的完整譯本，被公認為“中文首譯本”（以下或簡作“首譯本”）。限于當時條件，陳望道的翻譯并沒能參照德文本，而是通過其他語言的譯本轉譯而來。翻譯到底參照了哪些底本？多年以來一直困擾翻譯學、黨史等多個領域。不少學者根據對漢譯本和日譯本的用詞對比統計，認為“陳譯本依據1906年日文本是不爭的事實”。（陳力衛：《〈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問題——由版本的變遷看譯詞的尖銳化》，《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陳望道的翻譯參照了日譯本儼然已成定論，而有沒有參照英文本、多大程度上參照英文本，學術界卻仍存在不小分歧。

爭論的緣起及展開

爭論緣起于陳望道在不同場合的回憶。陳望道晚年曾回憶：“從日文本轉譯的，書是戴季陶供給我的。譯好后，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設法出版?！保▽帢浞?、丁淦林整理：《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陳望道同志生前談話記錄》，《復旦學報》1980年第3期）該回憶未提到英文版，所以有學者據此懷疑甚至否認英文本為翻譯底本。如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說：“由于陳望道自己的回憶沒有談到英文版，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參考了英文版也不清楚。筆者對陳望道翻譯時參照了英文版的說法存有疑問。我認為，即使參照了也非常有限。”（石川禎浩：《關于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趙英譯、童斌校，《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他在專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表達了相似看法。

僅僅依據陳望道晚年的一次回憶，并不可靠，而且這次回憶經過了訪談者的二次加工，發表于陳望道去世之后，并不一定完全忠實于陳望道的本意。其實，陳望道早先在其他場合曾多次提到英文本。1959年1月，他在一次訪談中就說：“《共產黨宣言》是在一九二〇年三、四月間從日文本參照英文本譯出的（初版本在張靜廬處可能有）?！保愅溃骸饵h的建立時期情況》，《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1輯）周恩來去世后，陳望道親自撰寫悼念文章，其中寫道：“有一次，周總理親切地問我：《共產黨宣言》你是參考哪一國的版本翻譯的？我回答說：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陳望道：《深切的懷念》，《文匯報》1977年1月15日）尤其后者，出自本人手筆，可信度顯然更高。陳望道如此回憶，絕非一時心血來潮。據陳望道學生陳光磊說，陳望道生前曾多次提及這次與周總理的交談。陳光磊還曾告訴葉永烈（1990年3月8日），陳望道生前與他談及，周恩來在五十年代問及《共產黨宣言》最初依據什么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據英譯本翻譯。（葉永烈：《紅色的起點》，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其次，爭論也涉及陳望道的教育經歷和語言能力。陳望道是留日學生，過去不少學者因此認為日譯本是當然的底本。殊不知陳望道原本計劃留學的目的地是歐美而非日本，他的英語也很好。近年學界雖然逐漸認識到這個事實，但仍有學者根據陳望道的教育經歷，推測他的日語好過英語，因此日譯本在翻譯中更為重要：“陳望道的日語水平明顯高于英語水平（其早年曾欲留學歐美而補習及進修英語，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成行，而是去了日本留學，在日學習四年半左右并獲學士學位），加之當時時間緊迫，所以陳望道以日譯本為底本的可能性更大?！保ǚ郊t、王克非：《〈共產黨宣言〉中日首個全譯本比較研究》，《中國翻譯》2014年第6期）這顯然有失偏頗。其他也有學者根據陳望道在《深切的懷念》中的表述，贊同英譯本為主要底本，但在關于陳望道語言能力的表述上仍然存在錯誤。如：“文獻顯示，陳望道的翻譯主要依據的是英譯本，同時參考了日譯本。他譯本中大量的英文術語夾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他的翻譯對英譯本的依賴，但就語言能力而言，他的日語能力一定要高出其通過自學而習得的英語水平，因此他在翻譯時對日譯本的依賴程度顯然不能忽略?！保ㄍ鯑|風、李寧：《譯本的歷史記憶: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解讀》，《中國翻譯》2012年第3期）實際上，陳望道的英語并非通過自學，而是在國內經過系統的正規學習。他在上海一所補習學校學英語，后來又入浙江之江大學專攻英語和數學。（鄧明以：《陳望道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據陳光磊先生告訴筆者，陳望道英語極好，和日語一樣流利，難分伯仲。他曾在病房里陪護陳望道，老師手不釋卷，看的都是英語文獻，閱讀速度極快。

是否參照英譯本，最可靠的依據還得從文本本身挖掘。過去學者僅根據一些對詞語的簡單統計，憑直觀印象得出結論。石川禎浩、陳力衛等學者實際上就是根據用詞的高度一致這些表面現象提出“底本唯日譯本”的論點。日本學者大村泉對此結論并不以為然，他指出陳望道譯文糾正了日譯本存在的多處錯誤，從而初步得出“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是以日譯為藍本，適當參考了英譯而完成的?！保ù蟠迦骸丁垂伯a黨宣言〉的傳播·翻譯史概觀》，《經濟學動態》2008年第6期）

要考察首譯本的底本，一定要結合《共產黨宣言》的英譯本和日譯本，進行三個譯本的共時、對齊分析。陳望道譯本不少名詞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標注，因此過去有學者以此為據，說明其在翻譯中主要參照英譯本。如上引王東風、李寧一文就說：“譯文中不少名詞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標注，這是譯本所據語言的一個最直接的證據。”顯然，這個結論忽略了日譯本中也有英文標注、而且標注的詞語高度一致的事實?！耙驗槿兆g本也有英文標注，存在將日譯本中英文注釋直接平移到中文譯本之可能?！薄坝⑽臉俗⒌母叨纫恢轮荒苷f明，陳望道在翻譯中將原來日譯本中的英文標注原封不動移到了漢譯本中，略去了一些國內知識分子已經熟識不需要再標注的詞匯?！保惣t娟：《版本源流與底本甄別：陳望道〈共產黨宣言〉文本考辨》，《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3期）

英譯本重要性不能抹煞

只有立足語言的多個層面（從詞語、句子結構到段落等，而不是單一的詞語層面），對中、日、英三個譯本的語言特征進行綜合比較，才能全面客觀地評估英譯本作為重要翻譯底本的地位。正是基于這種范式的研究，目前學界基本上都認同陳望道的“從日文本參照英文本譯出”的說法，這成為黨史和翻譯學研究共同接受的觀點，是十分可喜的。

英文本在翻譯中是極為重要的。日文本有不少漏譯的地方，但在中文首譯本中都被補出來了。如《共產黨宣言》正文第169段[序號參韋正翔《〈共產黨宣言〉探究（對照中、德、英、法、俄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的英譯和中譯比較：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philosophical phrases at the back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criticisms,they dubbed“Philosophy of Action”,“True Socialism”,“German Science of Soci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m”,and so on.（Samuel Moore英譯，下同）

在法蘭西歷史的評論上面，他們加上些“行為底哲學”“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底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底哲學的基礎”等稱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陳望道中文首譯本，下同）

這一段日文本漏譯，而陳望道譯本將其譯出，和第168段合為一段。這充分說明了英文本在陳望道翻譯中的重要作用。

漏譯的段落在中譯本被補出的還有一些，如第193段的英譯、日譯和中譯比較：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antagonism keeps even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the economic situation,as they find it,does not as yet offer to them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They therefore search after a new social science,after new social laws,that are to create these conditions.

爾後、階級對立の發達は產業の發達と其步を並べたりと雖も、彼等が看取したる經濟上の形勢は、猶ほ未だ平民の解放を望むべき實力を彼等に示さざりき。（幸德秋水、堺利彥1906年日譯，下同）

后來階級對抗，雖然和產業同時發達，按經濟的形勢，在他們看來，物質上的狀況還沒有到可以解放勞動階級的地步。于是他們想找出新的社會科學，新的社會法律，好造出這種狀況。

這一段充分說明了中文首譯本參考了英文本。第一，the material conditions在日譯本中為 “經濟上の形勢” （堺利彥、幸德秋水1921年的口語譯本改譯作“物質的條件”），而陳望道首譯本譯作“物質上的狀況”，顯然更為準確。第二，也是更關鍵的是，英譯本第二句話日文本漏譯了。（參《幸德秋水選集》第二卷，世界評論社1950年版）但陳望道譯本將其完整譯出來。堺利彥、幸德秋水1921年的口語本補譯出來作：“ただ何らかの社會的の學問により、社會的の法則によつて、その條件をつくらうと試みた?！?/p>

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最終也是參照英文本決定譯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文本中的翻譯錯誤之處都一一得到了糾正，茲舉一例：

to be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French,German,Italian,Flemish and Danish languages.

英，仏，獨，伊，Flemish，和蘭の諸語を以て茲に公けにす。

用英，法，德，意，佛蘭德，丹麥各國底語言，公布于世界。日文本中將Danish誤譯為“和蘭”，而陳望道譯為“丹麥”。如果沒有參照英文本，不可能會發現并糾正這個錯誤。日文本錯譯誤譯的地方，都一一得到糾正。這在過去的研究有不少都被指出來。如方紅、王克非《〈共產黨宣言〉中日首個全譯本比較研究》：

中譯本糾正了日譯本中個別英文單詞的拼寫錯誤（如:生來的長上“Natural Superiors”），尤其保留了英譯本中《哲學的貧困》一書的法語譯名“Philosophie de la Misere”，但是該書的漢譯名《貧困底哲學》明顯受到了日譯本的影響，盡管沒有照搬日譯本中的英文書名“Philosophy of Misery”。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譯本是以日譯本為底稿、同時也認真地參考了《宣言》的英譯本而譯出。

同時參照，美美與共

翻譯是個復雜的再創作過程，很難對參照哪個底本作量化估算?！叭∮钑r適，去就有方”，在整個翻譯過程中，陳望道是同時參照英譯本和日譯本兩個底本的。其實已經有不少學者都闡明了這個立場。如王東風、李寧的文章說：“陳望道畢竟是一個學者，為了翻譯的準確起見，也為了充分利用他精通日語的特點，他在實際翻譯時是把英譯本和日本翻譯家幸德秋水和堺利彥1906年的日譯本《共產黨宣言》進行對照之后才慎重下筆的?！备鶕氖悄姆N底本，參照的是哪種譯本，陳望道確實前后說法不一，這并不奇怪。陳望道之子陳振新的表述中也反映了這點矛盾：一是“我父親跟我講了，他是根據《共產黨宣言》的日文版，再參照英文版來翻譯的?！保ā队兴肌袊厣鐣髁x縱橫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又是“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底，陳望道主要根據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再參考日文版，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保愓裥拢骸蛾愅琅c翻譯〈共產黨宣言〉》，載《〈共產黨宣言〉漢譯紀念版》，中華書局2011年版）不盡一致也很好理解，因為確實很難衡量哪種底本更為重要。

為什么沒參照德文本卻仍然保證了較高的翻譯質量，成為經典名譯？這是因為陳望道先生參照的兩個底本都是非常優秀的，同時參照，相映生輝，集中了兩個譯本的長處，做到了“美美與共”。

陳望道先生翻譯所依據的英文底本是1888年由恩格斯指定的賽米爾·穆爾（Samuel Moore，1838—1912）完成的。穆爾譯本的特點是其權威性。恩格斯在1867年6月24日致馬克思的信中說：“我解決了由誰把你的書譯成英文的問題：這就是穆爾。他現在的德文水平能夠毫不費勁地閱讀海涅的作品，并且會很快地熟悉你的風格（價值形式和術語除外，這我必須大力給以幫助）?！?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指出：“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只有一個人能完成這項任務，“就是賽米爾·穆爾”，他在致弗·阿·左爾格的一封信中還補充說：“他也正在做這件工作。第一節的譯稿已經在我這里?！?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陳望道所依據的日文本《共產黨宣言》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他們兩人是日本最早介紹和研究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家。1904年11月13日，兩人在《平民新聞》周刊（第53號）發表了從穆爾的英文本轉譯的日文《共產黨宣言》（第三章未譯）。1906年3月15日，堺利彥在他主編的《社會主義研究》創刊號上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刊登了《共產黨宣言》全譯文。當時幸德秋水在美國，由堺利彥以一人之力補譯了早先略去未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三章。這就是陳望道首譯所參照的日文底本。

日譯本的最大特點是嚴謹?？紤]到《共產黨宣言》是世界性經典作品，兩人首先是要確保意思的準確傳達，因此在字句上較為拘泥，措辭十分嚴密；在語言風格上，也使用了當時在翻譯西方典籍時常采用的漢文訓讀體，呈現出和經典相稱的莊重風格。因為漢文調的風格生硬，和口語脫節，所以幸德秋水后來說《共產黨宣言》譯文佶屈聱牙，晦澀難懂，連自己都看不下去，認為這次翻譯是一次失敗。（幸德秋水《翻訳の苦心》，《幸德秋水集》，改造社1929年版）但這是他謙虛的說法。實際上，日譯本中的精彩之處俯拾皆是，可以見出兩位譯者當時的深思熟慮。如《共產黨宣言》中“Bourgeoisie”一詞，日本當時和中國一樣，都還沒有這個階級。如果用現成的“中等市民”、“資本家”、“富豪”、“紳商”等譯法，都難以確切表達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所謂“Bourgeoisie”之意。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共產黨宣言》時，經過反復磋商，將其譯為“紳士閥”?！凹澥俊痹谌照Z中并不對等于“gentlemen”，其意思是“老爺”，可以代表與工農（日語中稱“勞動者”）相對的中產以上階級。“閥”則和“財閥”“軍閥”平行，而且和法語詞“Bourgeoisie”中的“oi”音節發音類似，可見是煞費苦心的。其實幸德秋水的大部分作品也都用訓讀文寫成，十分便于中國、朝鮮等東亞國家的讀者閱讀。

正是因為有這兩個優秀底本的互相參照，雖然不是對德文原本的直譯，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仍然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自1920年8月出版至今，中文首譯本已歷經了一個世紀的風雨洗禮，但其思想的光輝、語言的魅力并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減卻絲毫。首譯本忠實傳達了《共產黨宣言》的精義，把本真的馬克思主義帶到了渴盼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為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