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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烽（1955~），教授，作家。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現任浙江農林大學文法學院名譽院長，浙江省茶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理事等。1980年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共發表作品1000多萬字。著有《中國茶謠的創意與文化呈現》《品飲中國——茶文化通論》等。其長篇小說《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

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從1990年開始創作，到2000年出版第三部《筑草為城》，歷時10年之久。因第三部出版時間超過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年限（1995~1998），所以僅以第一、二部即《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獲獎。但這兩部其實已是一個完整的、可以獨立的史詩性的創作，沒有第三部也不影響其獨特的思想藝術價值。

《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都經歷了一個嚴細擘畫、精雕細刻的創作過程，其成書也筆勢健舉，一氣呵成，給人渾和勻整的感覺；而其措筆則披閱十載，增刪修潤，各經四稿才底定于成。藝術家嘔心瀝血、研磨技藝的痕跡在書中灼然可見。作者卓然不群的創作天分與錙銖必較的創作態度相互疊加，使作品在問世、獲獎后的漫長歲月里，一直持續長銷于讀者群中，助益世道人心之建設。其流播史說明，這確是一部具有幽深綿長的藝術魅力，經得起反復翻讀的作品。

“三部曲”前兩部描寫了江南茶都杭州城里一個經營茶葉的儒商家庭三代人近百年的變遷史。故事背景起自19世紀60年代，終于20世紀40年代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小說以大規模描寫社會現象、大跨度展現歷史風云的藝術魄力，把中國近現代史的波濤、杭州城歷史的縮影，以杭天醉、杭嘉和為代表的杭氏家族史的脈絡，渾然一體地交織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經典茶人形象。小說筆觸遠及中國幾千年茶史之賾隱幾微，探究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茶性、茶風、茶韻交融沾溉之底蘊，在中國茶業的興衰起落中，展示了中國茶人不屈不撓為振興茶業、強盛國力而苦心孤詣的卓絕努力。作品不避諱中國封建社會的遺毒和外來帝國主義侵略“奴化”百姓的歷史陰影，著重表現有血性、有毅力，維護民族尊嚴、具有強烈民族責任感的中國茶人的柔韌靈魂。杭天醉的軟弱和杭嘉和由軟弱而堅毅的變化就表現了作家于這兩方面的立意。小說對林藕初、沈綠愛等識見遠大、才稟過人、情懷深長而又剛烈明決的女性的描繪，尤其悲壯感人。這種狀繪巾幗英魂的筆墨，往往又別具一種深邃和犀利，與大膽揭示女性在愛情和婚姻中的苦悶積郁的筆觸渾融在一起。在世紀之交，中國作家中曾有不少人試圖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對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作出藝術概括，一大批歷史跨度長、社會場面大，情節復雜、細節豐富、人物眾多、篇幅浩大的作品，形成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潮流。《茶人三部曲》便是這其中后起的佼佼者。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程中所形成的自有格局和傳統的家族小說中，也可獨樹一幟。

如此成功的創作有哪些可供回味和沉思的藝術經驗呢？

小說的主要故事情節是：在杭州西子湖畔，杭氏家庭創辦的忘憂茶莊在國家舉步維艱，憂患日深的近百年間，開創并持續傳承，茶莊三代傳人及其家族戚友之間演繹出了生死恩怨、離合聚散、浮沉歌哭的人生故事。這些交織著復雜關系的獨特的“茶人”故事，也牽系著中華民族近代以降的抗爭、復興的歷史行程，昭示著東方茶人們立人興邦的初心和遠志。小說以浩博而嚴謹的藝術結構，把世紀風云、杭州史影、茶人茶事巧妙渾和地熔于一爐；在從容展開、宛曲有致的生活長卷中，凝重展現的是中華民族求生存、謀發展、圖富強的強韌意志和酷愛自由、雅好文明的莊重形象。

作家首先具備了湛深明達的史識。小說毫不含糊躲閃地把忘憂茶莊的人物故事置于中國近現代史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漩渦之中。從太平天國起義、百日維新、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到抗日戰爭，順流而下，清晰準確，且有她獨特的反映角度和深邃警策的思考。在小說的前臺演出的并不是站在歷史潮頭的革命者的英雄故事，而是被歷史潮頭摔打、裹挾的帶著天然的“軟弱性”的茶人們，他們的行動是搖擺的，眼光是迷茫的，靈魂是哀傷的，因襲是沉重的。但是，在他們的身旁和身后，看得見、聽得到奔騰激蕩、呼嘯前行的歷史血流，讀得出中國人民用鮮血寫就的革命史詩之鏗鏘。即使是離革命很遠的茶莊里的人們，在沖淡清雅的茶人生涯中也難免會被革命的風潮波及，或隱或顯地織入了歷史運行的主線之中。志士的血痕、搏戰的鐵光；民族的節操、自由的精魂……這一切同茶與茶人的命運交融在一起，顯示著小說主題之深與史觀之正。這種透視歷史的智識，顯然與唯物史觀的浸潤，及作家多年潛心專攻近現代史的研究有關。因此小說才能以嚴謹朗潤、百川同赴的筆力，成功地表現出作家意識到的歷史深度和時代趨向。

其次是作家對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學習、繼承和發展。小說傾注筆墨于具有典型意義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上。在對人物靈魂深層、多角度的挖掘方面，人物與環境（社會、家庭等諸多復雜關系交織而成的）緊密關系的剖示方面，反映人物的文化氣質、生活習尚、個性特征的文學語言的提煉方面，王旭烽都表現出了過人的才能和功力。在小說紛繁眾多的人物隊列里，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評論者分析研究、探其底蘊的人物，不僅有杭九齋、杭天醉、杭嘉平、杭漢這樣的江湖俠士、革命者、血性男兒；也有沈綠村、李飛黃、杭嘉喬、小崛一郎這樣的人間蝥賊、歷史敗類。林林總總的人物之中，分置于小說第一、二部生活畫面中心的人物杭天醉，是塑造得尤為成功的。杭天醉那種在特定歷史契機中蓬勃的激情、浪漫和勇氣與他陷入茶莊、家庭的負累之中無所作為的迷離惝怳；他那“不是我要‘這樣活’而是‘這樣活’找上了我的門”的無奈嗟嘆；他表面的灑脫恬淡和靈魂里的創痕隱痛；他在巨大的歷史風暴襲來時的凜然氣節，在革命退潮期中的沉淪與自戕等，所有這一切矛盾交纏的性格發展曲線，都被作家顯幽燭隱地和盤托出，使這個集民族資產者與茶人身份于一體的人物，栩栩如生。如此準確地把握住了杭天醉身上的革命性、反抗性與動搖性、妥協性并存的多重性；又如此精微地捕捉住了人物獨特的血緣特征、文化特征及心理特征；并將兩者藝術地融成一體，達成了普遍性和特殊性、藝術概括與藝術個性彰顯的完美統一，不能不說是王旭烽在典型人物塑造藝術方面的一個貢獻。杭天醉這個人物常使我想起王蒙《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倪吾誠雖然是一個大學教授，是一個在病態的婚姻關系中煎熬、掙扎的自虐者，一個比杭天醉更敏感，精神上的苦痛也更飄浮的處于社會生活邊緣的零余者，但其作為歷史進程和革命風暴中無所作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余人”的形象，卻是和杭天醉有著某種共同的精神血緣的。王旭烽和王蒙創作的時代背景不同，藝術個性也迥異，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凝視著并開掘了這類為歷史風濤所激活、又為其所傷害的邊緣人物的性格內涵——這大概是因為此類人物的悲劇命運最能體現出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生動性、豐富性與復雜性，最能折射出中國社會變革之深刻、曲折與迂回的緣故吧。

“三部曲”中寫得最為渾和勻凈的第二部《不夜之侯》，展開的乃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時代生活。

這部小說的中心人物杭嘉和也是一個塑造得頗為成功的典型形象。他身上秉承了其父輩和家族固有的革命性、動搖性，但他又是更切近地被卷入“五四”運動及其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風暴的，經受了國破家亡民族巨創的新一代茶人。他的性格更多地是由日寇侵襲下的杭州城內斑斑血淚現實造就而成的。他內斂、忍辱負重、平和溫厚的品性，與其復歸于忘憂茶莊后表現出的從容練達、沉潛嚴謹、外清明內直方的茶人風骨，更是被刻畫得神清氣朗。這個家族長子形象被作家賦予了更鮮明也更勁健的內力，獲得了更強烈感人的藝術魅力和更廣遠的社會意義。

作者塑造人物手段之高超，即使在吳升這樣一個極次要的人物身上也是卓然可見的。吳升攘奪杭家家產的心機、劣跡，其暴發戶的聲口、動作，繪狀得窮形盡相，使人驚嘆作者剝皮剔骨的犀利與嫉惡如仇；但這個反派角色在“清黨”血跡中的清醒，面對逆子嘉喬和日寇暴行時振起的民族良知與義憤，還有他對小茶的那種萌發自童年、貫穿于一生的復雜感情——“愛而不遂乃摧之，推之溺水復拯之”的矛盾彷徨的心態和行徑的刻畫，則更使人感到作家對人物“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的謹嚴態度。

第三是流注并脹滿了小說字里行間的那種從歷史深處、民族血脈里升騰勃發出的純潔峻烈的道德感和倫理熱情。王旭烽在綜括這一幅以茶人事業、茶人命運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巨畫的諸要素時，發揮了嚴肅的歷史研究者特有的客觀理性，冷靜地揭示歷史運行的客觀規律，同時又發揮其作為茶文化研究者的獨特優勢，優雅地展開了茶文化內涵和外觀的豐富知識；但這些還不是小說最激動人心、出類拔萃之處。小說最動人的是作家藉血肉豐盈的現實主義生活畫卷傳遞出的那種對人生、對民族、對歷史的熾熱的正義感，鮮明的是非觀和純潔的道德觀念。這才是撼人魂魄、怡人情性、凈化人心靈、提升人素質的巨大的感染力量。以小說第二部而論，作者全面地展開了日寇統治下杭州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錯綜復雜的現實關系。在那些有著復雜血緣關系、家庭關系、情感關系的人物的對立、碰撞中，作者深刻地寫出了階級的對立、民族的斗爭，情操、氣節的對比，偉大和渺小、高尚和卑怯的道德分際等。例如，對文化漢奸李飛黃的描寫，真是使其張口即見肺肝，把他那種從茍活到為虎作倀的附逆思路活靈活現地剝露出來。其現實的鑒戒作用，大約作家落筆時也未曾預見到。又如趙寄客與小崛一郎在太廟的對峙場面，他們之間的對話寫得真是驚心動魄，話里有話、弦外有音，不能不使人聯想到《雷雨》《日出》中那些同樣精彩的臺詞。還有，在小說結尾處，杭嘉和與小崛一郎在西湖茶樓里下棋對決的場面，也寫得波詭云譎、扣人心弦，在人物言行的交鋒碰撞中，突顯了小說峻立的主題，為小說長劇的落幕完成了具有深沉歷史感的藝術定格。作家色彩繁富而又意蘊深遠、優雅流麗而又勁道內斂的語言也被發揮到了極致，堪稱神來之筆。總之，作者在這幅現實主義的歷史畫卷中，不僅揭示了歷史的客觀鐵則，納入了茶文化的豐富知識和意蘊，還傾注了作家的主觀熱情、理想信念與倫理的激情，以此形成了全書澎湃激越的感情波濤。

還有一點令人激賞之處，即作家那柔婉清麗而又沉潛嚴謹的筆下所流瀉出來的西湖的四時絕色、杭城人的“鐵頭”硬語和茶人們精致從容的生活方式等等，顯示著作者的氣質、心性與其文學語言間的血脈聯系。作者猶如指法高妙的琴師調柱理弦，輕捻重撥，奏出音色繁麗多變的樂章，驅遣著各路語言的兵馬，縱橫馳騁，演出了有聲有色、倏忽萬變的文學陣圖，令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只要你開卷展觀，便能看到精潔的清詞麗句與詼諧俚俗的鄉謠口語的交織，利颼勁爽的敘事和含蓄沉著的對話齊驅，動人心魄的心靈傾訴與沁人心脾的淡淡詩意相融。作者的筆觸于尖細微妙處，幾乎像刺繡般地挑出了人類心靈秘卷中絲絲縷縷；濃墨重筆處又如巨幅油畫般地涂抹出了色彩凝重又具飛動之勢的歷史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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