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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德不孤，必有鄰——《論語》在海外

“德不孤，必有鄰。”比孔子晚生400余年的司馬遷，讀了《論語》，曾掩卷而感喟：“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在閎中肆外的《史記》中，司馬遷為數百位古今人物作傳，只有兩位是司馬遷讀了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是孔子，一是屈原——今天令我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兩位偉大人物。

然而孔子曾經也是普通人，曾經也面對不息的時間、不居的歲月，躑躅徘徊在不舍晝夜、奔流不止的巨流岸上悵然，但孔子終究超越了普通人，以他的天下為核心的“游仕精神”、以他的積極樂觀的“有為精神”。身體和心靈總有一個在路上，我們總以為這是令人艷羨的生活狀態，而孔子的身體和心靈二者都一直在路上，他傾盡一生的時間和精力，周游，講學，傳播仁、禮、中庸的儒家思想，孜孜矻矻，孳孳汲汲，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孔子“一生在學習，在思想，在溫故知新，在誨人不倦”，真正做到行萬里路，講萬卷書。孔子所講述的思想，身后由其門下學生整理為《論語》——?一部儒家經典著作、中華民族智慧之精華。

“萬山磅礴，必有主峰。”《論語》的編輯成書時間在春秋末、戰國初，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將之作為闡釋經書的儒學傳記作品著錄在《六藝略》，這是《論語》經典化之起步時期。以后《論語》又列入七經，正式成為經書。自兩宋以來，“新儒學”重視《論語》中修身思想，由此《論語》一躍而成為處于群經之首的經典文本，并在之后的很長時間中均是科舉取士的考試科目。經過2000多年的耳濡目染、陶冶熏沐，《論語》及其所承載的儒家思想已變成每個中國人的精神信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隨后《論語》潛移默化中影響周邊鄰國如日本、朝鮮（今韓國和朝鮮）、越南等地。今天這些國家之所以屬于東亞儒學文化圈，就是因為從其早期歷史以來深受《論語》的影響，以至在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處處呈現儒家風格。

16世紀前后，《論語》經由傳教士而遠涉重洋流播至歐洲。最初被翻譯為荷蘭語，但是影響不大。1687年，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等用拉丁語翻譯的譯本在歐洲傳播，后來又產生了相關的法語轉譯本，掀起了歐洲著名的“中國風”，諸多文化名人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深受其影響。這時候，更多的傳教士、漢學家如衛禮賢、顧賽芬等都投身到《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翻譯與傳播的行列，積極地推動了《論語》在歐洲的傳播。19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英國國力的強盛，英語逐漸成為世界通用語言，越來越多的《論語》英譯本問世，如理雅各、韋利、蘇慧廉等都推出了他們翻譯的《論語》。再后來，《論語》又傳播至大洋洲和美洲等地。“二戰”后，美國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極大地推動了《論語》的譯介及其相關研究，《論語》也因此從一部中國經典而變成了世界經典，從而產生了深遠的世界文化意義。

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慶典之際，法國漢語教學協會聯合法國鳳凰書店和巴黎友豐書店，推出一項名為“在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十部中國書籍”的評選活動，《論語》雄踞榜首。

2019年3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法國尼斯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會見前，馬克龍總統向習近平主席贈送了一部裝幀精美的圖書，法文名為“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是弗朗索瓦·伯爾尼耶（Fran?ois Bernier）1688年撰寫的“論語導讀”，法文標題翻譯成中文即為《孔子與君王之道》。

一部書就像一個人，在其傳播過程中有著各種各樣的故事。我刊本期特別推出《域外〈論語〉傳》，邀請湖南大學教授、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李偉榮先生精彩講述《論語》在海外的傳播歷史。

美國歷史學家、哲學家威爾·杜蘭特曾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響史。中國雖屢遭侵略，但其文化不僅能屹立不撓，而且還能同化異族的文化。孔子思想不僅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等東方國家，而且對歐洲，尤其對歐洲的啟蒙運動也產生過積極影響。孔子有博雅的學識與一顆仁慈的心，是智者、學者，也是德智兼備的人。孔子是致用求治的圣人，其儒家思想長期影響中國，使中國發展出一種和諧的社會生活。即使在今天，要醫治由于知識的爆發、道德的墮落、個人及國家的品格衰弱，以及那使個人遭致混亂而引起的痛苦，實在沒有比孔子的學說和教育更好的了。”未來，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拓展，《論語》及其儒家價值觀對于全球穩定以及建立更為和諧的國際秩序，隨著越來越多語種的《論語》譯本和越來越豐富多元的儒學研究，勢必會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

域外《論語》傳( 節選 )

中國古代所有的哲學家當中，孔子是東西方研究得最多的一個。他的學說影響中國人的思維長達兩千多年，所有想研究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學者，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會選擇從孔子入手。《論語》在西方，不管是譯介，還是傳播，還是研究，可以直接追溯到16世紀。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到中國傳教，發現《論語》在中國的重要地位，所以開始向西方譯介儒家典籍，如《論語》《大學》《中庸》等，從此《論語》開始進入西方，此后各界對《論語》等儒家典籍和中國典籍有著持續而濃厚的興趣，至今不絕。

《論語》在法國

介紹《論語》在法國的傳播之前，先請大家看兩則消息。

第一，2019年3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法國尼斯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馬克龍夫人布麗吉特參加。會見前，馬克龍向習近平贈送了弗朗索瓦·伯爾尼耶（Fran?ois Bernier）撰寫的法文版《論語導讀》（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這一著作1688年撰寫完成，直到2015年才正式出版。原著標題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翻譯成漢語就是《孔子與君王之道》。

第二，2014年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慶典之際，法國漢語教學協會聯合法國鳳凰書店（出版集團）、巴黎友豐書店（出版集團）——這是法國兩家最重要的中國文化出版商，推出一項名為“在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十部中國書籍”的評選活動，評選結果是《論語》雄踞榜首。

從上面兩則消息，我們可以知道《論語》在法國一直是備受關注的中國經典之一。從早期傳教士將其傳入到現在，一直是法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典籍之一，現在還不斷有與《論語》相關的各種著作在法國問世。概括而言，《論語》在法語世界的流傳大體經歷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其實嚴格意義上不能完全算屬于法語，因為在法國出版、流傳的是拉丁文譯本，這只能算是《論語》法譯本的“前身”，這就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這本書是一部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先秦諸子百家、先秦儒家、宋明儒家、道教和中國佛教等。盡管這是拉丁文譯本，但是當時拉丁文是歐洲共同的學術語言，而且以此為時尚，知識分子階層都以會讀、會說拉丁文為榮，所以這個譯本在巴黎出版后，便在法國知識界產生很大反響，后來風靡全歐洲的中國風（Chinoiserie）便肇始于17世紀，這個譯本的出版進一步促進了歐洲的“中國風”，吸引了更多歐洲知識分子的閱讀，間接促進了法國漢學研究的發展。

這部重要的作品是多名耶穌會士長時間譯介工作的共同成果，主要成員包括郭納爵、殷鐸澤、魯日滿和恩理格等。“在翻譯的最初階段，傳教士對儒家經典的利用還停留在語言文字方面，使傳教士能學習高雅的中文，并能用儒家概念來表達天主教的神學概念，而沒有深入到儒家經典的學理研究。”[1]

郭納爵與殷鐸澤二人是師生，都是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他們曾合著《中國智慧》（Sapientia Sinica）一書，1662年在中國江西出版。這本書包括孔子生平傳記，以及《論語》前五部分的拉丁文譯文。此后，殷鐸澤將他翻譯的《中庸》法譯本命名為《中國政治道德學》（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于1672年在巴黎出版，其中也包括他撰寫的儒家典籍介紹性質的文章，例如孔子的生平等等。這本書的扉頁中印著大大的兩個字“中庸”，這樣《中庸》的第一個法語譯本就正式出版了。

正是由于有了前述殷鐸澤和郭納爵等耶穌會士在儒家典籍翻譯上所作的準備，柏應理從1686年起開始編輯、整理已翻譯好的各種儒家典籍。他這時候已經獲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支持，所以工作進展得很順利。1687年，歷史上著名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就在巴黎出版了。這本書的全稱翻譯成中文是《中國哲學家孔子，或者中國知識，通過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和柏應理的努力，用拉丁文表述》（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 studio et opera Prosperi Intorcetta, Christiani Herdtrich, Francisci Rougemont, Philippi Couplet）[2]。

早期歐洲傳教士譯介中國典籍出于兩個目的：一是通過用拉丁文注釋中國典籍，可以讓更多想到東方傳教的傳教士學習漢語；二是讓教會上層能夠閱讀這些經典，讓他們明白中國也有類似于西方宗教中“上帝”的概念，例如中國典籍中的“帝”和“天”等。可以說，他們翻譯并將中國典籍傳播到西方，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傳教，而不是為了將中國智慧傳播到歐洲。這是主觀的方面。而客觀上，他們因此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開拓者，他們這方面的工作成果不期然卻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第二個階段主要是18世紀，法譯中國典籍開始進行，并且催化了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中國熱”。傳教士依然是這一時期譯介儒家典籍的主力軍，最重要的成果是普呂凱神父組織翻譯的《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前面提到，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孝經》和朱熹的《小學》等六部中國經典在內的《中華帝國六經》，1711年出版。西方世界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四書》譯文，因此這一譯本有著重要的影響。這部書后來再由普呂凱（Fran?ois-André-Adrien Pluquet，1716—1790）轉譯為法語，1784年以《中華帝國經典》（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為書名分七卷在巴黎出版。[3]這一轉譯本第一次用法語向法國讀者呈現中國的經典著作，促進了18世紀法國漢學在世界漢學界的地位。

在此有必要提一提錢德明神父（Père 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有關孔子的研究。1771年，錢德明寄出第一批名人譜，其中包括孔子略傳《哲學家孔子》（Koung-tsée Philosophe），介紹了孔子周游列國、培育弟子、傳播道德，尤其是編訂《五經》等的大致情況。[4]1784年，錢德明的《孔子傳》（La Vie de Koung tsée）刊于《中國雜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是當時西方學者所著最長的一部孔子傳記。在這部傳記中，錢德明綜合了當時能夠獲得的諸多記載孔子一生行狀的著作，如《孔子家語》《史記》和其他著作中有關孔子的記述。

這部作品的問世和傳播，為法國學者們提供了文獻資料。差不多同時，多部漢學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如馮秉正（Joseph-Fran?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根據《通鑒綱目》而用法語編譯的十二卷《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1777）、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編寫的《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等。

第三階段是多個儒家典籍的法譯本在法國產生，并且《論語》在法國出現了兩部具有國際性影響的經典譯作。一是波蒂耶（M. G. Pauthier，1801—1873）翻譯的《四書》于1846年在法國巴黎出版，這是第一個直接從中文譯為法語的譯本；二是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翻譯的《四書》于1895年在法國出版，這也是后來重版次數最多的法語譯本。

這個時期的另一個特點是，儒家思想在法國的被接受開始出現由漢學家為主的精英階層轉向大眾的現象。例如1851年法國巴黎出版了一部未署名著作《孔子及多位中國作家的道德哲學》（Pensées morales de Confucius et de divers auteurs chinois），簡單介紹了一些中國先秦時代孔子、孟子等人的道德哲學思想；1867年，埃爾瓦神父（M. L’Abbé Herval）的《孔子的歷史和哲學研究》（étude historique et philosophique sur Confucius）在法國外省城市勒阿弗爾出版，具有標志性意義。這說明法國的漢學研究不僅在巴黎，而且在外省都發展了起來。[5]

第四階段進入20世紀，法籍華裔學者也成為中國典籍翻譯為法語的重要力量，《論語》在法國迎來新的發達局面。首先，經典譯本如顧賽芬的《論語》譯本不斷再版；其次，出現多部《論語》新譯本，如程艾蘭（Anne Cheng）、李克曼（Pierre Ryckmans）、讓·列維（Jean Levi）的譯本等，而且這些譯本也多次再版；第三，研究性著作開始頻頻出版，多達幾十部，既有面向學術界的，也有面向大眾的，可以說這一階段《論語》及儒家思想在法國完成了從精英階層到大眾文化的全面轉向。[6]

第五階段就是新世紀以來《論語》在法國的多元化傳播。這一時期，《論語》和相關成果不斷出現，不僅有譯作，也有研究性著作。出版物形式也多樣化，既有《論語》的漫畫類作品，也有《論語》的音像類作品，更有圍繞《論語》及孔子思想的創作型小說出版。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被人譽為“歐洲的孔夫子”，他在自己的書房里懸掛了孔子的畫像，并且在多部著作中都提到孔子及其學說，例如《哲學辭典》《風俗論》《伏爾泰書信集》等。從他本人的一些相關論述或者敘述中，就可以看出伏爾泰對孔子及其學說是信服的。比如，他說：“孔子不創新說，不立新禮；他不做受神啟者，也不做先知。他是傳授古代法律的賢明官吏。我們有時不恰當地（把他的學說）稱為‘儒教’，其實他并沒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賢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諄諄誡人，而不宣揚什么奧義。”[7]從這里所引的話語來看，伏爾泰對于孔子及其學說的把握還是到位的，說明他閱讀的譯本忠實程度較高。

伏爾泰的“慕華”（sinophile）情結終生不渝，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厚愛慕貫穿于他的所有作品，即便是“中國熱”在法國已經露出衰落的跡象，他始終信賴孔子的理想觀念。[8]

這里還要說明的一點是，從1066年“諾曼征服”后，英國由法國諾曼底公爵統治，英國皇室和上層貴族都以講法語為榮；到了17世紀，法語一度曾成為歐洲外交和上流社會的通用語言，因此在很長時間里，法譯《論語》在歐洲甚為流行，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么《論語》英譯一直到19世紀才出現。

《論語》在法國的廣泛傳播，跟下面幾位關鍵學者的學術貢獻是分不開的。

首先是顧賽芬。顧賽芬、理雅各和衛禮賢是三位將大部分十三經作品翻譯為自己國家語言的中國典籍翻譯大師。顧賽芬譯有《四書》（1895）、《詩經》（1896）、《書經》（1897）、《禮記》（1899，兩卷）、《春秋左傳》（1914，三卷）和《儀禮》（1916），并因這些杰出的譯作于1886年、1891年及1895年三度奪得國際知名的儒蓮獎。他也曾試譯《易經》，但因為拿不準自己的理解是否準確而最終放棄。而《周禮》（Le Tcheou-li: ou rites des Tcheou，1851）則由于已有畢歐（édouard Biot，1803—1850）的翻譯而最終作罷。

顧賽芬翻譯有幾個特點：一是沿襲了理雅各的做法，如將漢語語段置于頁面上端，其后用法語的讀音為漢字注音，最后才是法語和拉丁語并列的譯文，同樣用數字為篇、章編號，而明顯減少的是大段的注解。二是顧賽芬翻譯的中文底本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他的翻譯嚴格忠于當時中國官方推崇的朱熹學派的詮注，對于注釋并不作進一步的闡釋。他的譯作十分嚴謹，很少帶有個人的見解，為后人研究提供了比較客觀的依據。基于以上兩個突出特點，顧賽芬的《四書》譯本自問世以來的一百多年間被多次重版和再版，其法語譯本因此成為《論語》法譯史上被出版次數最多的譯本，至今依然還在以多種形式出版，可見其譯本的準確性和經典性。他另外還著有兩部辭典：《法漢常談》（Dictionnaire fran?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es de la Langue Mandarine，1884）和《法文注釋中國古文大辭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04），可見他對于漢語的把握已經非常純熟。

程抱一（Fran?ois Cheng，1929— ）和程艾蘭（Anne Cheng，1955— ）父女的《論語》譯介和研究值得一提。程抱一是著名法籍華裔學者、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de France）首位亞裔院士（2002）。程艾蘭也是著名法籍華裔學者，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儒學、當代哲學，曾因《中國思想史》（Histoire de la pensée chinoise，1997）一書于1998年獲得世界知名的儒蓮獎。目前，她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從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程抱一和程艾蘭父女合譯的《論語》法譯本（Entretiens de Confucius）1981年出版于法國著名的塞伊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Seuil），整部譯著除引文外，還有導言、箋注、地圖和年譜，1992年收錄于七卷本“人類偉大圣文”（Les grands textes sacrés de l'humanité）系列叢書。這部譯本出版后很有影響，有多種語言對其進行了轉譯，如1983年巴西圣保羅的Ibrasa出版社出版了葡萄牙文版Dialogos de Confucio；1989年米蘭的Mondadori出版社出版了意大利文版Confucio Dialoghi。

在《論語》翻譯史上，父女合譯《論語》也算是一段佳話。

第三，雷威安（André Lévy，1925—2017）值得一提。雷威安1925年11月24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夕返回法國。他盡管出生于中國，但是在中國期間并未接受中文教育。戰后，他進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才開始研習中文。不過，童年在天津的生活，無疑讓中文成為他的“鄉愁”。這也許部分解釋了為什么他會翻譯那么多的中國古代白話小說，如《金瓶梅》《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牡丹亭》等，而且他也節譯了《紅樓夢》和馮夢龍的“拍案驚奇”系列等。

有意思的是，雷威安也翻譯了《論語》（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1994年，雷威安翻譯的《論語》在法國著名出版社弗拉馬利翁（Flammarion）出版。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按字面意思可以翻譯為“孔子與弟子的對話”，除譯文正文（Les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外，還有一些輔助性文本，如導言（Introduction）、孔子生平（Chronologie biographique de Confucius）、《論語》繁體中文原文（Texte chinois）和附錄（Appendice）。附錄一是雷威安翻譯的《孔子世家》（Biographie de Confucius d’après Sima Qian, Mémoires historiques, chapitre 47, La maison héréditaire de Ma?tre Kong）。《孔子世家》的法文翻譯在法語世界算是首次，能夠讓人更好地了解孔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論語》在法國的傳播中艾田蒲和于連是不得不提的兩個重要人物。

艾田蒲（René étiemble，1909—2002）是法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艾田蒲是他給自己取的中文名，國內也有人將他的名字譯為安田樸，或艾金伯勒。他跟中國相關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他也著有《孔子》一書，法文書名是Confucius (Ma?tre K’ong)。艾田蒲的《孔子》從1955年一直綿延到1986年，這30來年，不斷再版，而艾田蒲也不斷增補。這部書除了從《論語》本身來討論孔子之外，艾田蒲也概述了：（1）西方對孔子的接受和研究，以及孔子對當代西方的影響；（2）日本和韓國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看法；（3）1850—1957年間中國國內的孔子研究和傳承，以及1957—1985年間孔子在中國的種種境遇。從這里可以看出，艾田蒲是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看待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這對于國內的儒學研究應該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弗朗索瓦·于連（Fran?ois Jullien，1951— ），又譯作余蓮或朱利安。他的《論語》和儒學研究頗為有趣，獨樹一幟。于連對《論語》和儒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成名作《迂回與進入：中國和希臘的意義策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èce，1995）。通覽全書，再結合書的標題，可以知道于連想藉由中國言說/思維方式的迂回策略，來抵達希臘這一終極意義。“把中國作為抵達希臘的迂回之路”始自于連的上一部著作《內在之象：〈易經〉的哲學解讀》（Figures de 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 king）。對于連而言，中國和希臘是兩極，所以他說，從《論語》出發會引出這種雙重對立：抑揚轉調（孔夫子式的）與決斷定義（蘇格拉底式的）的對立，猶如整體與普遍的對立。同時，因為孔子言論的迂回并不導向“觀念”領域的他者，所以迂回會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歸宿，即迂回會不斷地以一種指示的方式闡明現實。面對變化，要不斷適應事物更新，通過迂回的方式接近現實，這樣這種迂回同時也就成了進入。[9]

不得不說，于連對于《論語》等儒家經典的解讀，有驚世駭俗之嫌，但是仔細閱讀，很多論點又似乎言之成理。筆者認為，于連作為“他者”對《論語》等儒家經典的解讀，其啟發意義遠甚于解讀意義。我們要更好地理解我國的文化傳統，是不是也要進行這樣的“迂回與進入”？又如何“迂回”？如何“進入”呢？

注釋：

[1]【法】梅謙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譯的儒家經典》，《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第134頁。

[2]轉引自張西平：《儒學西傳歐洲研究導論——16—18世紀中學西傳的軌跡與影響》，第121-122頁。

[3]韓振華：《“他鄉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述略》，《文史知識》，2014年第8期，第31頁。

[4]Fran?ois-André-Adrien Pluquet. Les Livres classiques de l’Empire de la Chine (Tome Premier – Tome Septieme). Paris, 1784-1786.

[5][6]成蕾：《法語世界的〈論語〉譯介研究》，2019年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6頁。

[7]【法】伏爾泰著，梁守鏘譯：《風俗論》（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8頁。

[8]Arnold H. Rowbotham, “Voltaire, Sinophile”, PMLA, Vol. 47, No. 4, 1932, p. 1050.

[9]【法】弗朗索瓦·于連著，杜小真譯：《迂回與進入：中國和希臘的意義策略》，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