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葉彌從沒在自己的小說里有意關注并表現性別意識這一問題，直到2019年，批評家張莉發起“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因為那份問卷，我對性別問題產生了很大興趣。我開始覺得，性別問題可能是我們解開世界之謎的鑰匙之一。”

葉彌用開放的心態接受了自己的變化，并為此接連寫了幾篇 “女性小說”，《對岸》是其中之一。

“說實話，我并不知道稱之為女性小說是否準確，也還不清楚到底怎樣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說，生活并沒有給這種小說量身訂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尋找，擺脫理論化和概念化的痕跡。”葉彌說。

葉彌的這篇《對岸》，與翟永明、林白、喬葉、金仁順、孫頻、文珍、蔡東、張天翼、淡豹、周瓚、戴濰娜、玉珍等十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出現在《十月》雜志和張莉一起策劃的“新女性寫作專輯”中。小說、詩歌、非虛構…… 這些作品，聚焦著一個共同的關鍵詞，“女性”。

“你得知道你是誰”

去年底某次文學活動，張莉在會場遇到《十月》雜志編輯部主任季亞婭，對于推動新女性寫作的文本嘗試，二人一拍即合。最重要的原因是，聊起來發現，她們對當下流行文本中的女性觀念持有疑惑，某些時候甚至極為反感。

“現在影視劇里充斥著所謂的大女主作品和破落的兩性觀。尤其是流行熱議的小說，有很多名不副實的女性文本，甚至完全與女性應有的精神背道而馳，但卻以女性寫作的標簽推廣，令人遺憾。”張莉說。

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意識在發生重大而悄然的變革；另一方面，中國女性寫作及當代文學作品中的性別意識卻讓人心生遺憾。

關于女性形象，在當下文學作品中常見到的人物塑造似乎形成了特定慣式，女性這一角色裹挾在其中，正在失去作為“她”的獨立身份和個人話語。換句話說，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缺少有力而豐滿的生命。

季亞婭描述，比如農村題材里寫到男性“失婚”、結婚難、甚至光棍村的問題時，作家們往往同情男性的婚姻困境，將原因歸結于城市對鄉村的剝奪、女性的嫌貧愛富等等，卻很少從女性的心理，從女性在城鄉劇變這一大環境下的感受和經歷，從鄉村父權經驗不同的思維意識去認知。女性在這個過程中的主體性蘇醒、個人選擇的復雜性和合理性，由此帶來的鄉村婚姻、家庭倫理關系的悄然變化，經常被忽視。再比如，某些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對男權文化的認同，對女性的自我物化、以情欲作為功利性工具現象過于“同情的理解”，讓人感覺回到“五四 ”之前；在寫作風格上，某些作品可以看到明顯的性別設定，比如過于刻意的陰性敘事，背后是一種對于女性的盲目揣測與臆想。

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生存狀態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從何而來？會走向哪里？嚴肅探討這些問題的作品不多。

相距高喊“女性解放”的時期已經很遙遠了，整個社會的性別觀念在同步發展嗎？新女性寫作專輯中，張莉與學者賀桂梅進行了一次關于中國女性文學與性別文化的對談。賀桂梅認為，這些年來，我們對性別問題，特別是女性問題的關注，不是越來越加強，而是越來越弱。

有一次賀桂梅帶生病的孩子去醫院，醫生首先責問自己，你這個媽媽是怎么當的？“作為母親，你就是需要帶孩子，其他的都不重要。”2019年的一次會議，參會者大多是男性青年學者，談到家庭時，話題立刻變成了談論孩子，大家似乎一致認為談家庭就是談孩子，那么夫妻關系怎么辦？作為另一半的母親怎么辦？這種很現實的、日常生活的細微層面，讓賀桂梅這樣一位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意識到，性別問題在中國社會遠遠沒有解決——

“彌漫在我們現實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關系中，有形無形的性別權力的表現是非常普遍的，可是人們沒有將其作為問題，提出來討論。”

孩子1歲時，張莉在小區散步常有人喊她“誰誰媽媽……”張莉有點傷感，忽然發現自己沒有名字了。“這是每個女性都可能遇到的場景，完全不必介意。但那天我很敏感，對我產生了影響，是轉折性的。”

之后張莉到清華大學中文系念研究生，讀到孟悅和戴錦華合著的《浮出歷史地表》，這本書以作家論形式闡釋了廬隱、冰心、丁玲、張愛玲等九位現代著名女作家，同時在現代中國整體歷史文化語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寫作傳統的形成和展開過程。閱讀時張莉想到一個問題：“浮出歷史地表”之前的那些女作家在干什么？她們是怎么成長為女作家的？各自的性格與思想又歷經著怎樣的轉變？文本中有什么呈現？ 她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便是“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

2019年張莉進行性別觀調查時發現，大部分女性作家對“女性寫作”多持中立或者謹慎態度，不愿意承認自己具有女性意識，是女性寫作。對此張莉表示理解：“深度分析，大部分人的語境里，并不一定是排斥女性寫作，而排斥的是先前被標簽化的那種女性寫作。”

中國女性寫作，在大眾視野中曾歷經個人化寫作、中產階級寫作、身體寫作等不同歷史時期。這些話題的集結，從歷史維度看自有它合理性的一面，但過于籠統而堅硬的標簽化命名，也使女性寫作、女性文學的自身發展陷入趨于狹窄的危險或困頓。

含混模糊的態度給女性文學、女性寫作罩上了曖昧的色彩，無論寫作還是研究，“女性寫作”似乎變成了“麻煩”。像張莉所言，“尤其近十年來，它變成一個可疑的命名，一個模棱兩可的存在。”女性作家不愿觸碰，男性作家不敢觸碰。當代女性寫作出現了某種停滯。

“性別問題不好談，就是因為人們有無數定型化的、符號性的、標簽式的想象。”賀桂梅說。

女性寫作理論范疇的混雜性，也是影響其難以深入的一個因素。我們今天討論的女性寫作是什么？意義何在？這不僅是張莉想尋找的答案，也是女性文學自身一次撥開迷霧的回航。

這次對“新女性寫作專輯”的命名，《十月》雜志編輯部和張莉之間有過不同意見。考慮到理論話語的準確性，對現實理解的復雜性，編輯部當時傾向于重新激活“女性寫作”這個詞匯，把這一次的嘗試包裹在這個詞語龐大的前文本和歷史脈絡里。

而張莉更傾向于將重點放在對“新”的重新探索與闡釋。在她看來，“新女性寫作”看重女性及性別問題的復雜性，強調寫作者的社會性別，將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會關系中去觀照和理解，關注因民族、階層、經濟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不同性別立場。“新女性寫作”強調寫作的日常性、藝術性和先鋒氣質，遠離表演性、控訴式以及受害者思維。

張莉期待著一種理想意義上的女性寫作——它有如四通八達的神經，既連接女人與男人、女人與女人，也連接人與現實、人與大自然。

最終，《十月》編輯部尊重和贊成主持人張莉對“新”的期許，希望能有不同的聲音完善和豐富到“女性寫作”這個詞匯里來。

去年策劃編輯《2019中國女性文學選》，張莉寫過這樣一段話：對女人與女性身份的關注，對女性小說選的強調從不是為了關閉和排斥，而是為了更好地打開和理解。這個世界多么豐富、蕪雜、遼遠啊，它從來都不是黑白分明、男女對峙。

張莉一直記得剛讀研究生時，老師對她說：“你應該從做女性研究開始，你得知道你是誰。”

當引線被點燃

邀請作家們參與新女性寫作專輯，在性別意識的前提下有兩個考量，一是代際分布，從翟永明、林白這些新時期女性主義寫作先驅到“90后”作家。另一個是體裁選擇，理論、小說、詩歌、非虛構多體裁盡量兼顧。

“實際組稿的作家其實超出現在專輯中的名單，目前的規模是在既定時間內完成的作品。”季亞婭介紹。

對于專輯的最終呈現，張莉懷有期待，也免不了幾分忐忑。向作家約稿時，沒有限定具體內容，也沒有細則要求，完全看作家自身怎樣理解“新女性寫作”。

張莉希望，專輯里的作品能有敏銳的女性視角，能拓展我們對女性寫作的認識，與以往的女性寫作產生潛在對話。“我們做的不是女作家專輯，而是新女性寫作專輯，或許，會更勇敢，更尖銳。這是專輯想提供的場域”，張莉說，“但這也只是設想而已。”

邀約的作家們沒看過張莉在專輯中的主持語，并不知道她的預期，也沒和張莉私下交流過。如果發來的作品沒有共同的旨趣和追求，如果與專輯初衷相去甚遠，整個專輯的質量和意義會大打折扣。

這樣的嘗試無疑是一種冒險。但創作者是自由的，即使是專輯和約稿，也要充分尊重作者本人的創作意愿——“恰恰也更有意思，作家的理解會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

這之前，張莉想過可能出現的情況，懸著一顆心。直到專輯定稿，張莉讀完了全部作品，“真的，是沖擊，也是驚喜。”

專輯中的作品多元、豐富、敏感、纖細，同時具有力量。

孫頻《白貘夜行》里對于女人的幸福是什么的細密書寫；張天翼《我只想坐下》中對于男女關系的犀利探底，包括對“賢惠”這個詞的敏感；文珍《寄居蟹》中女孩子對于情感關系的病態依賴；金仁順《宥真》對著名詩人與普通女詩人之間性別權力關系的復雜認知；蔡東《她》中的男人對妻子的追憶錯位；葉彌《對岸》中男女關系的模糊性；淡豹《山河》對單親家庭關系的書寫；喬葉《小瓷談往錄》中的多樣情感樣態……

這些作品迸發出新的火苗，尤其是“80后”一代。閱讀這些作品時，張莉會不斷回味作家們所理解的女性寫作以及女性意識。“毫無疑問，她們已經是新女性寫作者，這些作品對日常生活中兩性關系的幽微認知，對性別權力關系的理解讓人驚訝。”

這次創作，對作家而言也是一次性別意識的自我發現與審視。青年作家文珍有一段時間不怎么喜歡自己總被放在女作家隊列，“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

這兩年，她的想法又有一點改變。“怎么被外界定義、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這是他者的事。而性別本身是我的生理屬性，與之相伴的社會屬性和社會角色分配，早已內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個人既然不可能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大概也沒辦法寫出完全去性別化的文學。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別，如同接受自己的長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礎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體，試圖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溝通，我覺得也蠻好的。”現在女性寫作于文珍，是天然擁有的一個基點，可以向對岸架起橋梁。

淡豹的作品小說《山河》書寫了單親家庭女孩子成長軌跡。她理想的寫作，是希望性別觀念能更鋒利一些，能看到這些觀念在小說里充分地展開對話，以沖突、以爭辯、以調解、以沉默的形式并存。

淡豹很喜歡一個英文詞形容詞“porous”，它很軟，念起來發音有點曖昧，是“多孔”的意思。“如果小說能夠多孔，像海綿一樣吸水又滴水，還能透過陽光，全身都是纖維質，觀念穿透它而留下故事和人物，那就好了。”

“眾聲和鳴，像一幅當下女性處境的拼圖。”季亞婭享受專輯所帶來的閱讀體驗：你可以看見同一主題下，這些作家們呈現的經驗世界，你可以看到全球空間里的各式女性主體，尤其是階層、歷史、科技、流動、文明，這些不同的觀察視角給“女性”這一詞匯注入了新元素和新能量。

專輯中，《十月》對邀約的作家們進行了一次微訪談，就女性寫作等話題與讀者分享。有趣的是，當面對“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處境”這一問題時，作家們的回答無不透露了她們敏銳的感知

“挺有意思，無法一言以蔽之”；“女性處境其實是變糟了，但女性也更警惕更清醒了”；“現實中的女性處境還是比較尷尬的”；“有時候我會很意外……”；“當下女性處境兩極分化”；“看上去某些方面有進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價也大”……

今天的女性是什么樣的生活狀態？她們的精神氣質在發生何種變化？她們所面對的普遍困境和困惑是什么？她們如何看待自己？閱讀專輯作品時，季亞婭感到，城鄉流動里鄉村女性的聲音相對較弱，而且隨著階層分化、工種細化、價值觀的多元化，“女性”越來越無法一概而論。由此她提出，談論今天的女性處境，可能首先要問的是談論的是哪一類女性。

“我們大多基于女性的總體共情，其實主要還是和自身處境、我們的觀察位置有關。”

季亞婭曾在皮村文學小組讀到打工女性講述自己經歷的文本，她們從家鄉來到城鎮，對鄉村性別、倫理秩序變化的樸素呈現，遠超過許多文學作品單一的、概念化陳述。

“這些不被注意的鄉村女性群體，因為二十余年持續的城鄉流動，從鄉村父權體制里整體脫序出來，相對于戶籍固定的前打工年代，整體地位、經濟自由度和自主性與過去有了很大差異。她們如何認識自己的性別，她們沉默、無聲的感受如何被感知、被注意？”

其實從微訪談中能夠看出，作家們對女性問題的思考與表達，呈現出更具豐富性與包容性、更具想象力與異質性的回答，此刻他們不是單純的文學寫作者，也跳脫出純粹而單一的男女兩性關系，將女性放在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一維度觀察與理解。

葉彌在訪談中提到時代話語下的女性經驗，文珍提到資本市場中的基層女性，金仁順的全球比較視野，戴濰娜的政治理論意識等等，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描述。

就像季亞婭所言，女性問題要放在長時段、多時空來討論，至少在認知的層面、表達的層面，“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差異性和多元化，未來可期。”

新女性寫作專輯自3月上線至今，《十月》微信公眾平臺已陸續發布了三十余篇相關文章，包括此次“新女性寫作專輯”的理論與時代背景、歷史訪談、作品全文或節選、作品評論以及作者創作談等。

前幾日，北師大文學院的大學生對專輯進行了一次線上討論，張莉作為導師也參與其中。他們大多是出生于2000年后的年輕人，對作家不是特別熟悉，主要談作品，嘗試用自己的文學理論、思維邏輯和生活積累去解讀“新女性寫作”文本。有位同學做了PPT，用列表方式展現了專輯作品的共性和差異，細致分析了這些作品對性別關系的深度理解。代際的碰撞讓張莉感到很有趣，“不同年齡層次關于專輯的理解差別是很明顯的，我們喜歡的作品和他們喜歡的作品并不一樣，我非常高興看到這一點。”

大眾文化性別觀念的潛藏危機

近現代以來，文學一直是推動社會性別觀進步和性別意識覺醒的重要力量。在北師大，張莉開設了“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課程，和年輕學生一起討論《祝福》《莎菲女士的日記》《金鎖記》《呼蘭河傳》《致橡樹》《玫瑰門》《叔叔的故事》《一個人的戰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這些文學作品不僅僅反映當時的女性處境，而且具備了反思、啟蒙和引領的意義。

2014年張莉出版了《姐妹鏡像：21世紀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那時她注意到，網絡女性文學及女性評論勢頭蓬勃，也看到女性文學有著社會性別寫作的趨向。然而，近年來女性寫作發展并不如張莉當初所期待的，“最初以為，在未來，女作家的筆觸會更勇敢更尖銳，但現在看并非如此。”

沒有出現社會廣泛關注的女性文本，原因復雜。

“我想，和作家們不想觸碰當代女性生存中的某種‘堅硬的真實’有關。又或者，作家們還沒意識到有一種‘堅硬的真實’需要面對——有些人可能沒看到，有些人看到了，因為各種不可控的因素選擇繞路走。”張莉分析。

今天的女性寫作者越來越多，但女性寫作的先鋒性和深刻性卻相對弱化。

今年是季亞婭在《十月》當編輯的第六個年頭，在她的個人閱讀史里，沒遇到像當年《因為女人》《極花》引起性別觀討論的作品，“主流文本里更多的是在依附于父權制下的女性和獨立知識女性之間糾結的性別想象。”

倒是大眾文化近年發生很大變化，豆瓣的性別與權利運動，影視劇里“樊勝美”等職場女性形象，關于田園女權的激烈爭論…… “大家對性騷擾、重男輕女這類話題的討論變得更‘正確’，但似乎80年代女性文學的強烈解放意味沒有了，個人意義上的女性權利追求和女性欲望的肯定，變成和消費主義相結合的一種主流意識形態。”

2019年3月，《都挺好》的播出引發廣泛探討。這部電視劇把重男輕女的社會問題在21世紀中國大眾文化場域里提了出來，以一個中產階級成功女性的家庭血淚史告訴我們：似乎不再是問題的重男輕女，遠沒有過去。

網上每集播出之后的跟帖發言，讓賀桂梅產生了興趣：有意思的不是女主角蘇明玉在原生家庭受到的歧視，而是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對她的經歷感同身受。“他們都是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跟帖中能看到她們的一盆苦水，和蘇明玉產生極大共鳴。”

小說作者和電視劇編著阿耐同時引起了賀桂梅的關注，《歡樂頌》，《大江大河》同是她的作品。作家并不是文學圈的人，“但我認為她表現出了自覺的性別立場，也能夠打破大眾社會的性別局限。”

在當下流行文化塑造的價值觀里，性別意識足夠平等與健康了嗎？現實并不盡然。

賀桂梅在高校開設了一門“21世紀大眾文化熱點”課程，課上討論《甄嬛傳》，《延禧攻略》。女生們津津樂道，特別是《延禧攻略》，說這樣的電視連續劇看起來過癮，很舒服。可同時她們又隱隱覺得，雖然劇中給了魏瓔珞第一主人公的位置，與其他女性建立友誼，結成同盟，戰無不勝，最后想要什么得到什么，可還是覺得哪里不對，好像跟女性意識有距離。

也許關鍵在于，女性的空間一開始就是被限定好的，賀桂梅敏銳指出。她無論多么厲害，最終也只能在后宮之內做個好女人，皇帝的好幫手，她無法逾越的實際上是性別的權力之墻。

有人分析《延禧攻略》頗具女性精神。那是什么樣的女性精神？

張莉看來，在很多人眼里，女性精神就是獲得權力，不斷地達到目的，不斷地贏。“當下的很多作品里，也依然是這樣的價值觀，比如如何通過手段，一直走到所謂成功，在純文學期刊、用純文學的一套話語津津有味地講述這樣的故事。這是一種創作現象了。”

直到今天，很多人對女性創作的理解依然停留在這樣的層面上：女作家所寫的有關女人奮斗、女人成長的故事。

“真正的女性文本里，不是女性做什么都對。對女性自身處境沒有深入理解，對女性自身問題沒有反省，不是真正的女性寫作。” 張莉直言，當下文藝工作者的性別觀亟待更新。

而今作為獨生子女這一代長大的“90后”甚至“00后”，是大眾文化市場的主流消費者，成長中的價值觀形成較之過去更開放與自由，現實體認與理念追求的碰撞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新穎而廣闊的思維空間。“大眾文化有很大保守性，比較難看到先鋒性、前沿性的思考方式，給他們一個具有反思性的世界想象。這種位置和功能本來應該由文學來承擔，可是我們的文學力量還遠遠不夠。”賀桂梅說。

理解女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理解男性

某次文學活動上，一位男性學者發言前說道，“我沒有不尊重女性的意思，只是想就文本中的某個人物刻畫……”

當我們討論性別意識時，當我們談及女性寫作時，不僅會有“應該如何看待男性”的問題，也隱含著“男性怎么想？如何對待女性角色”的問題。

翟永明在專輯微訪談中感嘆，在中國乃至亞洲，一說到女性意識，男性就談虎色變，認為是針對男性的二元對立觀點。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韓網上出現女性打9.8分，男性打2.8分的情況。電影并沒有設定一個與女主角對立以供批判的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男主是關心妻子、盡職盡責的好男人形象，但是電影沒有遵循大眾思路，嫁給好男人萬事大吉，女人在婚姻中仍然需要尋找獨立的生存意義。“圍繞這部電影內外的表現，很可能說明現實中的性別狀況。”翟永明寫到。

文學史上，出自男作家筆下的經典女性形象不勝枚舉。事實上，在文學創作中，不少男性作家對女性主義與女性文學的理解并不落窠臼。

去年張莉對127位作家進行性別觀調查問卷，有一種聲音認為，“聚光燈下的回答”很可能處于禮貌和教養，不一定足夠真實，尤其是男性作家。對此張莉表示理解，男作家們會有顧慮，腦子里有一根弦。“但是，調查不僅要看表態，還要看他們的解釋。作家為什么這么解釋，導致這個解釋背后的動因是什么？也許那個才顯現出他們真正的性別意識呢。”

自張莉進行性別觀調查、女性寫作等研究話題以來，受到了許多同行及朋友們的支持，這其中有女性，也有男性。大家真誠參與，給予中肯建議，甚至幫忙宣傳推廣，讓張莉真心感謝并感動。“茫茫人海，一些人與另一些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成為知己、朋友，能夠一起走過很多年，我想，最終還是因為大家有共識，交往中有許多無需多言的東西。”

新女性寫作專輯之后，季亞婭編輯了一篇男性青年作家石一楓的《玫瑰開在麥子店》。季亞婭發現，故事中的女性王亞麗，可以和專輯中文珍的作品《寄居蟹》的林雅構成互文本來讀，甚至她倆的結局、誤殺式的某種“弒夫”，都是如此相似。“看看不同性別、某種意義上共享同一種知識背景的兩位作家，如何書寫同一類女性，比較他們的共識和差異，特別有意思。”

她認為，如何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和女性寫作，與如何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男性是一回事。當你在“女性”這個詞匯里放入其他因素， 比如地域、城鄉、階層、發展，問題變得很不一樣、很具體，就像“男性共同體”的想象，也必須經過多種因素多種角度的具體拆分。回到具體場景和具體問題中，去尋找性別之間的理解、共識和對差異的尊重。

身為男性，《十月》主編陳東捷在專輯版面、內容、自由度以及傳播上予以了最充分的支持，提供了討論性別問題的理想條件：開放、平等。微訪談中的第四個問題：“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視角中的異性形象，您的觀察和寫作方法是？”便是《十月》工作團隊中的男性編輯提出的，他們同樣關心、好奇女性作家們如何看待“男性”。

專輯中微訪談題目為“女性寫作：她們說”，《十月》后期準備策劃“他們說”，聽聽男性朋友們如何看待“女性寫作”。

季亞婭透露，一位男性朋友曾對自己說，總聽到有人說“我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這句話，他實在是不明白，為何女性表達自己的性別立場，成了一件忌諱的事兒？

（文/中國作家網 周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