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登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日本科幻災難影片中的抗爭與救贖

      來源:文藝報 | 姚利芬  2020年05月27日08:14

      《日本沉沒》

      《再見》

       

      不管是日本主流文學抑或是科幻文學,對災難的書寫一直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頻發的地震、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二是由于戰爭——譬如二戰時“原爆”帶來的創傷。災難引發的危機意識經年累月,逐漸滲入到“大和民族”的集體心理結構之中。學者戴錦華曾經說過,科幻影片于二戰后迅速勃興,恰是因為它回應了二戰時人類的心理創傷,其基因天然帶有對科技、社會發展的憂思,隱含著創傷式的記憶,這種與生俱來的氣質與災難片息息相通。于是,我們看到科幻與災難片的自然嫁接,或是互為附值、疊加,使得科幻災難片呈現出一種光怪陸離的詭譎景象,常常設定“黑云壓城城欲摧”般的困境,人類則是困境中的斗獸,底色仍不脫警世寓言之意涵。

      由此,出現了《地震列島》(1980,大森健次郎)、《日本沉沒》(2006,楹口真嗣)、《日本以外完全沉沒》(2006,河崎實)以及像《311東日本大地震》(NHK)等充滿危機意識的災難電影或是紀錄片,日本的科幻災難片題材豐富,包含了災難片的基本題材:自然災害、生態災難、物種變異、病毒入侵以及表現外星生物入侵等,但顯見的是,尤其對于地震題材特別熱衷。

      紀錄片是災難題材的重要影像類型,其主題常常將自然災害帶來的傷害視為一種宿命的、無可挽回的創傷,其中不乏犀利的自省、檢視救援的漏洞和不足,也講述災難之下閃現的人性之光。然而,在日本科幻災難電影中,我們會看到時代“小人物”力挽狂瀾式的抗爭。如史詩級科幻巨作《日本沉沒》,以日本列島即將在一年后沉沒的構想為引子,拉開日本社會中如浮世繪般危機下的群像:庸碌無為的政客、弱小慌亂的民眾、力挽狂瀾的英雄、刻苦鉆研的科學家以及微妙參差的國族關系、亂世中的親情和愛情等。

      與大場景大制作的《日本沉沒》不同,同為災難片的《感染列島》(2009,瀨瀨敬久)從小處著眼,設想了新型病毒襲擊日本后的場景。該片與韓國同類題材電影《流感》(2013,金成洙)成為亞洲講述病毒感染主題的科幻電影雙子星,兩部影片所構想的情節、場景與當前新型冠狀病毒暴發的局面很相似。《感染列島》所述的病毒起源于菲律賓某小島,由于人類意外接觸蝙蝠,致使病毒鏈如蛇信般蔓延至日本,并大范圍擴散。醫治一時無門,感染者和死亡人數驟增,使得日本陷入恐慌。該片以獨特的人文視角講述了不同立場的人們對待未知流感病毒的無措彷徨和絕望,世界保健機關派來的小林榮子和醫院的急救醫師松岡這樣的平凡人充當了拯救者的角色,也演繹了一場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

      地震也好,病毒也罷,仿佛人性試驗的引擎。松本清張的《末日來臨》雖是小說,但頗具電影感,與上述兩部電影類似,講述一觸即發的災難之下人類何以自處:由于太平洋自由條約組織Z國數枚核彈的誤射,兩個小時后,核彈將意外射向東京。雖然說這部作品做了一個科幻的設定,反映的卻是紛繁復雜的人間萬象:有人自殺,有人發瘋了,有人完全喪失了人性。人心的異變比真正的核彈爆裂產生的破壞還要巨大。

      日本科幻災難電影中的敘事常常意在突顯非常時期和極端環境下的人性沖突和體制之弊,進而保持對災難的警惕及對人性價值的肯定。東方和西方在應對災難時體現了民族的差異性,這種差異的根源早在陳獨秀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論述中可見端倪。陳獨秀認為,西洋民族以個人、法治、實利為本位,東方民族則以家族、感情為本位。因而,我們看到,好萊塢更愿意去塑造不死的神話,具有超級力量的個體扮演著拯救世界的英雄角色,而在前述日本災難片中,則更重于展現危機之下的人性裂變,頌揚諸如親情、愛情、家國情等情愫,書寫小人物的奮斗與犧牲。《生化危機》中拯救世界的是擁有超能力、像“打不死的小強”般的愛麗絲,但在《日本沉沒》中拯救日本的卻是科學家田所雄介博士、船員小野寺俊夫和救護隊員阿部玲子這樣的平凡人。事實上,東方式的拯救往往始于自己和家庭。東方社會慣于從大家庭中得到情感慰藉,尤其是重大浩劫之后,非此不足以完成內心的自我拯救。

      除了上述災難突襲式類型,常見的還有惡托邦災難片。王德威認為,“惡托邦里的世界其實是與我們現實世界生存情境息息相關的,但是在這個世界里,所有的情境似乎都更等而下之。”日本惡托邦災難片《再見》(2015,深田晃司)以末世色調、傾斜變異的鏡頭講述了由于核電站爆炸,日本國土大半籠罩在重度核輻射的威脅之下。影片更像是一曲末世挽調,沉郁哀婉,節奏遲緩,在死寂的陰翳與磅礴的荒涼之下,人們一個一個地減少,孤獨的類人機器人與開花的竹子映射出一種步入時間盡頭的絕望。

      災難常常與恐懼相伴相生,甚而成為某些作家創作的動因。日本科幻作家藤井太洋稱,他寫作科幻的契機源于福島核電站泄露事件中人們對核的恐懼。他認為,人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視角去看待科學技術,不只是單純的恐懼或推崇,于是嘗試科幻創作。他的第一篇小說《基因設計師》就對“恐懼能殺人”的主題做了形象化、故事化的表達。人類正是憑著“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也要將蘋果樹種上”的堅韌不拔,在綿延不絕的一場場災難中延續至今。誠如《日本沉沒》中,姐姐在小野的家里,拿著自家的酒曲對別人所說的那樣:“有了我們家的酒曲,以后無論你在哪里,都能釀出跟我們店里一樣美味的酒。”

      未來或多舛,希望仍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