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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現代文學理論讀書會由北京大學陳曉明教授指導，主要閱讀內容為西方現代文學理論，重點閱讀19 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文學理論家的理論著作，主要做知識譜系的構建與相關文學理論的勾連，旨在建立參會同學的理論觀念和問題意識，啟發同學思考問題和提出問題。

今天我們將要共同閱讀與討論的是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的第八章“在愛欲論與普通經濟學之間：巴塔耶”。

認識巴塔耶

喬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國評論家、思想家、小說家，被譽為“后現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作為法國當代思想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巴塔耶上承尼采，下啟拉康、福柯、鮑德里亞，引出對理性、主體和有限經濟的批判視野。福柯稱他為“他那個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蘇珊·桑塔格稱他是“愛欲與死亡的大師”。

巴塔耶1897年出生于法國中部奧弗涅地區多姆省的比昂。1914年，信奉天主教并開始寫作，1916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患肺結核未上前線，并從此被肺病折磨一生。少年時期充斥著疾病、瘋狂與褻瀆的家庭生活，很早就為巴塔耶帶來一種在崇高與不齒之間“誤置滑脫”式的悖謬體驗，使他開始以僭越、貶損和倒置看待生命中的一切，以不合常規的反轉顛覆破壞律法的法則。青年時代的巴塔耶即產生了一種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目標，即建立一種自相矛盾的哲學的自覺，并將這種哲學付諸文學創作。對巴塔耶而言，戰爭期間所經歷的孤獨和遺棄正是生命與死亡的真相。在理論著作《耗費的概念》（1933年）、《內在體驗》（1943年）、《被詛咒的部分》（1949-1951年）、《有罪者》（1944年）、《關于尼采——指向好運的意志》（1945年）、《論色情》（1957年）、《文學與邪惡》（1957年）之外，還有《眼睛的故事》（1928年）、《太陽肛門》（1931年）、《艾德沃妲夫人》（1937年）等驚世駭俗的文學創作。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講，作為一個“不可思議的人”，巴塔耶“公認的特征在表面上是他作為‘色情作品’的作者，繼承了薩德的黑色寫作風格；但同時也是指他作為哲學家和學者，試圖繼承尼采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批評家所遺留下來的難以想象的遺產”。

巴塔耶理論圖景的核心概念與問題線索

巴塔耶的“不可思議”首先在于其知識實踐方式的多樣與知識者類型的難以定位。巴塔耶對于現代性的理性原則與主體原則不遺余力的批判，使其被劃歸為法國反理性主義和反啟蒙主義的思想流脈當中，以唯美、戲仿和顛覆為主要特征。與超現實主義者布勒東、米歇爾·萊里斯、安德烈·馬松等人的密切交往，使他們分享來自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巴塔耶一方面在自身的文學寫作中崇尚怪異奇詭的聯想與想象、夢幻式的非理性狀態，一方面又將精神分析延伸到人類學的分析方法當中，他對于心理分析的興趣在于以其作為文化和人類學分析的手段。有研究者指出，巴塔耶的寫作去中心、去組織、去體系，是與“建筑”式的組織化思想和社會體系的符號化相對立的書寫，從而邁向了后結構主義的領域。

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第八章的四個小節，實際上也是在與各個理論家代表的理論譜系上去討論巴塔耶的位置，例如在與海德格爾、尼采的對比中討論巴塔耶的超現實主義美學經驗、異質論與無神論立場；在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的對讀中，討論巴塔耶對于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的分析；在與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對話的基礎上，探討巴塔耶非生產性的“耗費”概念；以及在與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對話的基礎上分析巴塔耶的“普通經濟學”理論。巴塔耶的哲學思考與研究矚目于廣泛而駁雜的文化對象與知識領域，寫作樣式跨越人類學、社會學、批判理論甚至文學創作不一而足，乍看之下不免有眼花繚亂之感。但只要細細分梳即可發現，其中仍貫穿著相對統一的“內在識見”，即對于異質性和自主權的執著探問。

巴塔耶試圖建立的“異質學”（Heterology）理論，首先是從對于“謀劃”觀念的批判出發的。巴塔耶在其人類學考察中發現，當人類開始改造自然，人便確立了自己的主體位置，而由工具和制造物構成的新的人的世界，則成為了服務于人的對象。與這種轉變相關的是一種被巴塔耶稱之為“謀劃”的思維模式，即現在時刻所做的事，一定在未來照應著一個“理應到來之時”，一定伴隨著某種功利性的目的。直到那時，那些能夠完成的勞動成果才能真正成為有意義的東西，才能被賦予價值。更重要的是，知性思考本身也是深受謀劃觀念束縛的。理性與科學所客觀地觀察、認識、論述的知性活動領域是主體加以捕捉的對象，因此，主體是不能完全作為自身的對象加以捕捉的東西，例如活生生的、未完成的或留有空白的經驗，因其無法被對象化從而無法被加以捕捉和認識，只有被抽象化為能夠劃分和表述的對象，才能進入“知的領域”。在這種觀念之下，就形成了一個同質性的世界。同質性即一種可通約的秩序。它看似體現了人類把握世界、將世界對象化的主體性，實際上卻在謀劃觀念下喪失了自主性。巴塔耶對于“謀劃”觀念和同質性的批判，正是對于由生產勞動出發的、“物”的邏輯和秩序的批判。從這樣的批判視野出發，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不同，巴塔耶開始在生產和分配之外，關注消費的環節，尤其是非生產性的消費——“耗費”的意義，關注在以物為中心的同質性世界之外，是否還存在異質性的領域。

與同質性相對，異質性所指的正是那些無法被主體對象化，無法進行劃分和表述的領域。異質性包含了超出“我的意志、能力及思考”的部分，包含了無論如何也無法與主體相聯結的部分，包含了不可通約的層面。它是對于目的的否定，對于理性和科學所固化的“知的領域”的打破，也是對于以生產為中心的秩序的動搖。巴塔耶提出的“內在經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構成了對“自我意識”及其背后的主—客體秩序的超越。巴塔耶提出“獻祭”與“純粹的贈予”，正是旨在提出一種無意義的“耗費”。在以“功能性的耗費”作為財富階級的義務的資本主義社會，“純粹的耗費”正意味著對功能性耗費的拒絕，成為一種對自主權的爭取。

哈貝馬斯對巴塔耶的理論建構與實踐提問

哈貝馬斯尤其關注巴塔耶的“純粹自主權”概念。在討論巴塔耶關于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人類學和宗教社會學的論述時，哈貝馬斯在“統治的一切歷史形式中”，分析了自主權與權力的融合與分化問題。他指出巴塔耶的普通經濟學“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消極的形而上學世界觀，表現為用人類學揚棄經濟學”，“如果自主權及其神圣起源與目的理性行為世界之間一直都有一種異質的關系，如果主體和理性自我建構的圖景僅僅在于排斥暴力，如果理性的他者并不只是非理性或沒有得到承認的東西，即不可通約的東西（除非理性主體發生破裂，否則，理性就無法接觸到理性的他者），那么，我們就沒有條件去設想一種理論，用來超越理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并揭示理性與一種先驗的源始力量之間的互動；分析這種互動也就更是無從談起了”。換言之，哈貝馬斯的質疑在于：如果異質性并不是全部呢？如果異質性也不能完全涵蓋理性的他者，那么異質學也就無法完全超越理性或同質性所能把握的世界。在這里，哈貝馬斯在巴塔耶的理論構造中發現了一種核心的悖謬處境，即知識、科學或哲學自身的悖論性：當科學或哲學將知識對象加以對象化的同時，也就將自我對象化了，而這必將造成自我的毀滅。

在哈貝馬斯看來，面對“啟蒙辯證法的漩渦”，巴塔耶的選擇是以色情主義的寫作實踐自身的哲學觀念，因為比之于充滿悖謬、矛盾、震驚與奇特想象的文學話語，“哲學不能以同樣的方式來打開語言世界”。這一點在巴塔耶以匿名寫作震驚文壇的作品《眼睛的故事》與《太陽肛門》中能夠得到鮮明的印證。巴塔耶在語言上使用了一系列雙關語和語言的巧合，常常以純粹的拼寫上的聯系構建表述，完全消解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深層意義，從而徹底摧毀和溶解了文本。

對巴塔耶而言，或許只有文學寫作才能借由“縱情沉迷于無所顯現的語言”抵達異質性的領域，從而真正獲得自主權。這是以理性為中心的科學與哲學永遠無法做到的。因此，巴塔耶最終只能以放棄理論的方式實現自身的理論意圖。哈貝馬斯揭示的正是巴塔耶這一批判理論內在的“反理論”悖論。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19年2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