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對我來說，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始于2010年10月的一個后半夜。那天晚上我在愛荷華大學寓所的床上輾轉反側，滿腦子都是對《耶路撒冷》結構的設想。想多了容易興奮，興奮了就會失眠。那些異國的夜晚我總是睡得很晚，除了偶爾的講座、討論和外出，我們沒有別的規定動作，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三十二個國家的三十八個作家可以隨意安排自己的時間，看書、寫作、吹牛、到市中心的酒吧里喝一杯、外出旅行，總之，我們都習慣了搞得很晚才休息。那天晚上我合上書，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了，躺下來又想起《耶路撒冷》的結構。計劃中的這部長篇小說在我頭腦里轉得有些年頭，與之相關的素材積累了一大本。我知道寫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寫，在翻來覆去地推敲結構中兩年多就過去了。

愛荷華小城的燈光混著月光透過窗簾洇染進來，橘黃色的光一直讓我有人在他鄉之感；窗外是條河，只有在夜晚才能聽見水流的聲音。我把讀過的長篇小說在腦子里又過了一遍，還是沒一個結構能幫得上忙。我想把我所理解的1970年代出生的同齡人的生活做一個徹底的清理。要表達的東西很多，那些溢出的、人物和故事不堪重負的部分怎么辦？我在床上翻烙餅，越想越興奮，頭腦里開始像月光一樣清明。突然火花一閃，真的火花一閃，我幾乎看見了那道光，聽見了“啪”的一聲，一道光直沖腦門：為什么非得從既有的長篇結構找啟示？為什么非得寫得“像”那些被認可的長篇？量體裁衣，因地制宜；只要最好的，不要最貴的。兩年多里我一直在最“貴”的經典中尋找合適的結構與借鑒，忘了我要做的其實跟它們不同。

一旦從某個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新鮮的想法就如同月光和水聲一樣涌進房間。我從床上起來，在美國中西部十月的后半夜重新坐到書桌前，開始像建筑師一樣在白紙上畫小說的結構圖。小說主體部分，也就是完整的故事章節，以奇數為序呈對稱式講述，偶數章節以專欄形式呈現出來。專欄可以是短篇小說，也可以是散文隨筆，也可以是問卷調查，總之，一切適宜最高效地表達的形式都來者不拒。結構圖畫好，天差不多亮了。后來我跟朋友說起這結構，不少人反對：這不像小說啊。像不像對我已經不重要了，既然大撒把，就來個痛快的。就我所要表達的，反正我找不到比這更合適有效的結構了。再說，誰規定小說就得那樣寫，不能這樣寫？

這個美國十月的后半夜于我如此清晰，因為它標示出了我的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的一個重要的節點。此后三年，《耶路撒冷》的寫作基本上就是一個螞蟻搬家式的體力活兒，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但它依然主導了我的生活。對一個作家而言，寫作如果無法主導他的生活，那也是夠奇怪的。

二

毫無疑問，寫作是貫穿我生活的最清晰的一條線索。我以寫作紀年。過去的這個十年，粗線條地說，被兩部小說瓜分了：《耶路撒冷》和《北上》。

前者其實在2010年之前就已經準備了很久，確定結構之后，從美國回來我就著手把它落到紙面上。2011年花了一年時間，先行寫好了小說需要的十個專欄。虛構一個系列專欄，比現實中開始一個系列專欄要艱難得多。且不說專欄的形式、探討的問題要有足夠的代表性，我還得把每個專欄可能置于小說中的位置揣摩清楚，盡力讓每一個專欄與故事的上下文產生某種張力。現在回頭想想，那一年真是夠勤奮的，十個專欄的創作量要遠遠大于十個同樣篇幅的短篇小說。一年里我是無論如何寫不出十個短篇小說的。而那一年，從三月到七月，我還在魯迅文學院學習。下了課就去單位干活兒，然后從單位直接回家，每天晚上陪著正在孕期的太太到人民大學的操場上散步；到十點，坐地鐵再轉公交車去魯院。必須頭天晚上到宿舍，要不第二天早高峰可能趕不上公交車。從惠新西街南口去魯院的公交車極少，經常半小時都等不來一輛。那時候要有共享單車就好了，可以從地鐵10號線出來，掃輛車子就走。這一年寫出的專欄，有一個最終棄用。小說開頭初平陽回到花街，我覺得應該在專欄里把這一節的故事再往前推一推，于是臨時寫了《到世界去》，替換了原定的專欄。

接下來兩年，業余時間都花在了小說的主體部分。我在步行十分鐘遠的小泥灣租了一間房子，不上班的時候，我像上班一樣準時去小屋寫作。一套兩居室的房子，房東是個小伙子，自己住一間，另一間北向的房子租給我。我們倆都是那種除了上廁所基本不出門的人，所以極少見到對方。他上班，下了班喜歡踢球，回到家臟衣服往客廳里一扔，哪兒有空哪兒扔。客廳里常年飄蕩著一股踢過球的臭襪子味，既純正又醇厚。我相信這家伙的腳下功夫一定很好。

兒子出生后，老人過來看孩子，五十平米的小家一下子滿滿當當，原來偏安房間一角的書桌也不太平了。我拉了一道簾子，還是不行，趕上寫作狀態比較好的時候，晚上我也開始去小泥灣。寫累了，就睡在那間充滿陳腐霉味的房子里。感謝那間沒有網絡的小屋，不寫作的時候我就讀書。偶爾寫寫字，寫完了貼到墻上自己端詳，看膩了就撕掉重寫。那是一段純粹的作家生活，《耶路撒冷》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小屋里寫出的。現在想起小泥灣那些安靜的夜晚，依然心動不已。

除了《耶路撒冷》和美好的回憶，小屋還給我留了個后遺癥，胃寒。早上和下午到小屋，打開電腦之前先沖一杯速溶咖啡，喝完了開始寫作。咖啡之后就進入綠茶時間。這也是前輩們的忠告：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多喝水。因為喝多了水會逼著你上廁所，一來一去的那幾分鐘可以讓你加速血液循環，活動一下生銹的身子骨，務必小心你那脆弱的頸椎和腰間盤，作家的職業病。那時候我只喝綠茶，剛從冰箱里取出的茶葉，沏得足夠濃釅。我喜歡那種清新峻朗的味兒。咖啡和綠茶持久地刺激，坐下來又很少動，毛病來了，中醫叫胃寒，稍微涼一點的東西都入不了口。那一年去土耳其，熱得穿短袖，常溫礦泉水喝不了，喝了就想吐，只能把礦泉水瓶放在酒店的洗澡水里焐熱了再喝。回國后去醫院做胃鏡，醫生說，祝賀你，年紀輕輕都養出了一個老年人的胃，蠕動太慢。還有胃寒，冷得大概可以做冰箱了；還經不起刺激，喝了咖啡就犯惡心。

《耶路撒冷》之后，我的口號是：遠離綠茶，遠離咖啡。

三

2013年3月《耶路撒冷》初稿畢，斷斷續續修改，11月定稿。2014年3月出版。小說評價還不錯，賣得也挺好，很多人喜歡小說里的那幾個年輕人，還有運河。他們的故鄉花街，在運河邊上。這一年的某個午后，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兄、朋友和我在小泥灣旁邊的一家咖啡館聚，朋友說，小說里的運河讀著還不過癮，為什么不單獨寫一寫運河呢？寫了十幾年小說，運河一直作為故事背景，我對這條河不可謂不熟悉，邊邊角角真看了不少，但極少想過讓它從背景走到前臺來。現在，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擔綱主角的要求。必須承認，朋友的提議如同一聲召喚，一條綿延1797公里的大河從我過去的小說、認知和想象中奔湊而來，在那家咖啡館里，我確信我看見了整條京杭大運河。敬群兄也覺得是個好主意。我說，那就這么定了。回到家我就開始草擬提綱。

這部小說就是《北上》。從2014年的這一天開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結束，每一天它都跟我在一起。

提綱列出來，進入細節落實階段，傻了，認真想哪段運河我都一知半解。過去我只是在用望遠鏡看運河，大致輪廓起伏有致就以為自己看清楚了，現在要寫它，需用的是顯微鏡和放大鏡，可鏡子底下何曾看見一條綿密詳盡、跨越2500年的長河。過去的都不能算，必須從頭開始。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相關的書籍資料要惡補，運河從南到北還得再一寸寸地走上一遍。

閱讀和田野調查這兩項工作其實一直進行到小說完稿。某一段感覺沒問題了，下筆發現還是虛弱，只好再讀資料，把走過去的河段再走一遍。粗略地數一下，前后閱讀的專業書籍也該有六七十本吧，從杭州到北京，能走的河段基本上也都走了。這也是小說寫得艱難和時間漫長的重要原因。

列出《北上》提綱前，我已經開始寫一個童話。欠兒子的債。帶娃少，心中有持久的愧疚，一直想給娃寫本書，也算給自己的安慰。《耶路撒冷》剛寫完，一塊實實在在的大磚頭，正好來點輕巧的換換思路，就開始了《青云谷童話》。不到一萬字停下了，停下就沒續上火，一個爛尾工程就這么放著。在時間上，它給新小說讓了路，但《北上》沒能力搭理它。細部落實是個問題，更大的問題還是結構。跟《耶路撒冷》一樣，也跟其后的《王城如海》一樣，每一個長篇的寫作，都有一半時間耗在了尋找滿意的結構上。我想找一種合適的結構，讓它處理114年和1797公里這樣遼闊的時空跨度時不那么笨拙，也避免把小說寫成一個時空的流水賬。找不到。

四

《青云谷童話》爛著尾，《北上》又下不了筆，晃晃悠悠就到了2015年底，《王城如海》不速而至。這個小說于我幾等于意外懷孕，突然就冒了出來。作家的生活如果說還有那么一點意思，那么之一，我認為就是常有不期之遇。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我一直以為《王城如海》離我還很遠。

還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有位搞先鋒戲劇的導演朋友請我寫一部關于北京的話劇，為此請我在小區里的一家重慶烤魚店吃了好幾條魚（那是我在北京吃到的最好的烤魚，可惜后來關張了）。因為擔心我不會寫劇本，還送了好幾部世界經典話劇劇本集供我研讀學習。很慚愧，魚吃了，書也看了，心里依然沒底，最終還是有負重托。后來我想，不會寫話劇，寫小說總可以吧。還是難產，找不到能跟我想表達的那個北京相匹配的長篇結構。小說就擱置下來。那會兒想的題目還不叫“王城如海”，這題目是后來韓敬群兄幫忙參謀的。他說你看，蘇東坡的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上下各取兩個字，王城如海。那時候我還在為題目叫“大都市”還是“大都會”猶豫。“大都會”美國作家唐·德里羅已經用了，他寫的是紐約，全世界人都稱紐約是大都會。

擱置下來我也就不著急，頭腦里每天轉著就是了。然后是《耶路撒冷》。然后是《青云谷童話》和《北上》。然后《青云谷童話》和《北上》都停擺了。停擺了也在腦子里轉著。忘了是不是“突然有一天頭腦中電閃雷鳴”，《王城如海》的結構有了。反正在2015年底，元旦之前好一陣子，我已經知道這個活兒該怎么干了。但那段時間毫無斗志，北京的霧霾來了去去了來，整個人深陷灰色的低氣壓中，頭腦也總不清明，好像霧霾也進了腦袋里。

就這么晃悠，到了2016年元旦。各種新聞和社交媒體上都在描繪新年如何新氣象，一年之計在于春，良好的開端等于成功的一半。滿屏的勵志和正能量讓我覺得，再不開工我就是這世上唯一的罪人。元旦那天上午，我抱著一疊八開的大稿紙到了十八樓。因為雙方老人輪流幫忙帶孩子，我們在樓上租了一個單間，老人只是晚上去休息，白天不上班，那里就成了我的書房。我把稿子鋪開，拉上窗簾，否則我會忍不住去看窗外陰魂不散的霧霾。“王城如海”。我習慣在稿紙背面寫，一張紙七百字左右。這一天，我寫了不到兩頁紙。一千多字，我很滿意這個開端。對我來說，每一個小說都是開頭最費愁腸，我要積蓄出巨大的勇氣和肺活量才能寫下開頭第一句。我對每部小說寫作第一天的工作量從來都不敢要求太高，能完整地寫出第一段，就可以收工了。如果還能接著寫出第二段，那完全可以獎勵自己一點加班費。開了頭，剩下的就是在慣性里埋頭苦干，直到水到渠成。

在小泥灣北向的小屋里寫出了《耶路撒冷》，在1804的北向的房間里寫出了《王城如海》。還有后來的《青云谷童話》。《王城如海》是手寫的，我喜歡筆落在稿紙背面的感覺。因為手寫，出差時去機場，不必在安檢人員的提醒下慌忙地取出電腦了。根據出差時間，大致推算能在空閑時間里寫多少字，然后帶雙倍的稿紙，以便寫錯了撕掉重來。敬惜字紙，盡量不浪費，就這樣，《王城如海》寫下來，還是用了三百多頁稿紙。在這個逐漸無紙化的時代，手寫長篇算古董了吧。臺灣出版此書時，還借了部分手稿去展覽。大陸的簡體字版和臺灣的繁體字版在封面和版式設計時，也都用上了手稿的影印件。

五

《王城如海》2016年10月定稿，其實5月份三稿出來就大局已定。寫作時間不算長。十二萬字，小長篇，體量也不算大。跟前后花了六年的四十五萬字的《耶路撒冷》和花了四年的三十萬字的《北上》比，時間和篇幅都可以忽略不計，但寫作中我所經受的煎熬，是前兩者捆在一塊兒也無法比擬的。我數度以為它永遠也寫不完了。

在小說的后記里我詳細地記述了整個寫作過程。現在網上常見一個熱詞叫“暗黑時期”，寫這部小說的那段時間就是我的暗黑時期。祖父在老家病重，一次次送往醫院，我遠在千里之外，每天只能通過電話隨時了解情況。小時候我一直跟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是個舊文人，對我的影響極大，感情也極深。有一陣子病情不太好，十天內我回了三次老家。在北京或者出差外地，每天我都迫不及待要打電話，又擔心電話里傳來不好的消息，整個人糾結得不行。祖父后來還是放棄了。他不愿待在醫院，說夢見我奶奶站在風里叫他，頭發都被大風吹亂了。有一天在醫院醒來，他懵懵懂懂地問，這是什么房子，屋頂都是白的。他要回家。回到家的第六天去世。

那天我在社科院外文所參加阿摩司·奧茲的小說集《鄉村生活圖景》新書發布會，行李箱在隔壁房間，準備會后去機場，到成都出差。會議中間，看了一眼靜音的手機，六個未接電話，都是老家的號。我知道出事了。但我不能立時打回去，接下來是我發言，如果跟家里通過電話，那言肯定發不了，我怕控制不了自己。奧茲坐在斜對面會議桌一角，頭發花白，面帶微笑。發言開頭我說，看見奧茲先生像文學老祖父一樣安坐在這里，我備感篤定、安慰和感動。可能有人會覺得我的開場奇怪，用了“老祖父”這個詞。可我知道，我必須用上這個詞。全世界的老人長到最后都很像，全世界老人的安穩與微笑也都很像。發完言，我私下跟鐘志清老師他們請了假，我得先離會。

出了門就打電話，果然。

祖父一直清醒，最后說：“我可能要不行了。”半小時后停止呼吸，享年九十七歲。那天6月24日，故鄉大雨滂沱。

寫作《王城如海》的后半程，每天坐下來寫第一個字之前，我都要花好一陣子才能專注到眼前的小說上。而這個召喚專注力的儀式時間越來越長。我仿佛在跟死神打一場拉鋸戰，爭奪一個祖父。

霧霾。那五個月可能是北京歷史上的霧霾之最。環境治理主要靠風，每天自媒體上都在傳播一個虛構的好消息：大風已到張家口。可它們最后都停在了張家口。藍天白云如史前一樣遙遠，那五個月里我就沒看見過星星。孩子們脆弱的呼吸道開始不利索，醫院兒科每天都人滿為患。我帶孩子去過多次，打點滴的娃娃們連個座都找不到，好容易擠出塊空地站著，家長在一邊給舉著輸液瓶。那五個月里北京有一批年輕的父母辭職，為了把孩子帶到白天能看見云朵夜晚能看見繁星的地方去。遷居廈門的朋友跟我說，娃要落下個毛病，我掙下再多有什么意義？我掙得不多，沒勇氣辭職，也遷不出去，所以必須接受孩子的問責。四歲的兒子其實啥也不明白，無邊無際的霧蒙蒙、霾蒼蒼的世界大概已經讓他忘了窗明幾凈的生活了。他像小說中的孩子雨果，除了呼吸，每天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咳嗽，嘔心瀝血一般地咳。可以想象，在一個父親聽來，那一聲聲該多么驚天動地、驚心動魄。每一聲都讓我產生作為父親的無力感和愧疚感。

小說構思之初，我真沒打算如此大規模地觸及霧霾，但是霧霾鎖城的日常生活讓筆不聽使喚，直奔霧霾而去。雙層玻璃也擋不住濃重的霾，它們理所當然地飄進了小說里。這時候我才意識到韓敬群兄建議的題目如此恰切，王城之大，不僅人流如海，霧霾也讓北京四顧茫茫，如潮如海。霧霾持續了四個多月，兒子也咳嗽了四個多月。

何謂人到中年？中年根本不是個生理年齡概念，而是個心理問題。這五個月，我真正體味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心態。

六

寫作中常有意外之喜。《王城如海》完稿后，之前寫不下去的《青云谷童話》突然蘇醒了。也許是《王城如海》中那只來自印度的小猴子激活了童話里的古里和古怪，也可能是《王城如海》中對霧霾的思考重啟了青云谷的問題意識，放下《王城如海》，我順利地進入了《青云谷童話》。

時不我待了，兒子下了指示，“必須”在幼兒園畢業之前拿到成書，他要送給老師和小朋友作畢業禮物。寫出來，再出版，我扒拉一下周期，緊趕慢趕的事兒。不上班的時候我繼續上十八樓。還好，趕上了。兒子畢業前，抱著一堆書到幼兒園，你有我有全都有。過兩天放學回來，他開心地跟我說：“我們李老師說了，這本書寫得好！”他認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贊譽。我也這么認為——既然兒子高興。

這是我寫的第一個“兒童文學”。一晃三年過去，很多朋友和讀者問我，還會不會繼續寫。我也不知道。曹文軒老師說，我是到“兒童文學”里放了一把火就跑了。會不會有第二把、第三把火呢？順其自然吧。這里的“兒童文學”四個字加了引號，源于我對兒童文學的看法。我不認為兒童文學就只能給孩子看，好的兒童文學應該少長咸宜。我也不認為一寫兒童文學就得捏著嗓子奶聲奶氣地說話，然后把腰彎到孩子的高度。在《青云谷童話》里，我寫了霧霾，寫了環境污染，還涉及了現代化和城市化。有識之士對此曾有所質疑：

孩子們都能看得懂嗎？

為什么要讓他們一下子全看懂？為什么不能讓他們先懂一部分，另一部分必須踮起腳來夠一夠才能懂，還有一部分作為懸念和好奇留待下一次閱讀時再懂？為什么不能讓他們在五歲時看懂五歲可以看懂的部分，八歲時看懂八歲可以看懂的部分，十二歲和十六歲分別看懂十二歲和十六歲可以看懂的部分？常看常新、不斷會有新發現，不正是一部好作品的題中應有之義嗎？至于《青云谷童話》中觸及的現實和問題意識，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兒童文學有責任和義務給孩子們鋪設一條從“楚門的世界”一樣的溫室花房過渡到廣闊現實世界的道路。所以，我在此書的后記中說：

“理想中的童話是什么樣，我就怎樣往蒼茫的目標逼近。撞碎楚門頭頂美麗卻虛假的天空，也打破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的界限，放陽光和陰霾同時進來，讓它們照亮一張張真實的臉。”

七

《北上》還在繼續。《北上》一直在繼續，盡管正文一個字沒有。寫作《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話》的過程中，《北上》一直在后臺運行。構思、積累、閱讀、田野調查，跟工作、寫作和生活同步進行。一個作家，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寫作，包括在睡夢中。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境也在參與你的創作。

記不清《北上》的旅程哪天起航的，懶得查日記了。只記得最后的定稿中，晚清那段故事的開頭是在重慶一家單位的衛生間里想出來的。201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南岸區的那家單位調研，中途去洗手間，在充滿各種光鮮明亮的現代化陶瓷的公共空間里，我突然覺得一百多年前的故事應該這樣開講：

“很難說他們的故事應該從哪里開始，謝平遙意識到這就是他要找的人時，他們已經見過兩次。第三次，小波羅坐在城門前的吊籃里，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用意大利語對他喊：‘哥們兒，行個好，五文錢的事。’……”

寫作的過程沒什么好說的，就是寫。多時有一天寫過四千字的，這樣的光輝業績屈指可數；也有少的時候一天只留下三十個字；大部分的上班日一無所出。下班坐地鐵回家，單在密不透風的地鐵上擠一個半鐘頭就已經讓我筋疲力盡了。我不著急。有耗時六年的《耶路撒冷》在前頭，我知道這小說寫得再慢也總有結束的那一天。慢和漫長再不能讓我絕望。

2018年7月23日，稿畢。放了一周，又改。改完又放，再改。然后我跟十月文藝出版社的責編陳玉成說，兄弟，明天我兒子生日，徹底放下，不改了。交了稿。交稿那天晚上，一個人在水邊散步，感到了長久的憂傷。

跟其他小說不同，《北上》留下了很多線頭。在過去，一部作品寫完了就寫完了，出版后我幾乎都不會重讀，《北上》不同。運河太長，也太古老，邊邊角角的故事和寫作過程中溢出的那些思考無處安放。這部小說甚至部分地改變了我的歷史觀，所以還有話要說。比如單說跟這部小說相關的歷史人物，隋煬帝、馬可·波羅、龔自珍、慈禧、光緒、康有為、梁啟超……這個名單可以列出一串，不找個機會把他們弄清楚，總覺得這件事沒干完。在一次訪談里，記者問《北上》寫完了寫什么？我說，《南下》。當時純屬開玩笑，但后來覺得是該有一部《南下》，把我一次次從北京出發沿著運河向南行進看見的、聽見的、想見的做一個梳理，豈不就是“南下”？于是我也隱隱地開始期待這本書了。

但寫作總是計劃沒有變化快，何時《南下》尚不可知，姑且立此存照。

八

作家的生活軌跡由他的作品繪就。平日里回想某時某事，想大了腦袋也理不出個頭緒，一旦將其時其事附著上某部作品，往事紛至沓來。作品經緯著我們的生活。扭頭看到手邊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剛出版的主題短篇小說集，還熱乎乎的。又是一條線。

這十年，整體上是被《耶路撒冷》和《北上》瓜分了，兩部小說的間隙，忙里偷閑出現了《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話》。而彌散在這四部作品之外的空白時間里，能夠作為一個整體打撈出來的，就是這本《北京西郊故事集》了。2011年末，身陷《耶路撒冷》寫作中，漫無盡頭的無望感迫切需要一點虛榮心和成就感來平衡，我決定寫幾個短篇小說墊墊底。歲末加上2012年春節，我跟往常一樣去小泥灣，開始寫在頭腦里轉了很久的幾個短篇。2010年寫過兩個，《屋頂上》和《輪子是圓的》，后者寫于美國。前者為中日青年作家論壇而作，遺憾的是，論壇召開時，我因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去了美國；后者寫于愛荷華。那個時候就想著寫一個短篇小說系列。我對系列小說一直懷有莫名的激情：因為某種割舍不斷的聯系，那幾個小說是一家人，每一個小說都是其他小說的鏡像，它們可以作互文式閱讀；它們的關系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而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互文閱讀之后它們能夠產生核聚變般的威力。

這個短篇小說系列，主要人物是固定三四個年輕人，他們租住在北京西郊，題目就叫《北京西郊故事集》。《耶路撒冷》開始后，《故事集》就放下了。現在重新拾起來。那個歲末年初過得叫一個充實，兩個月內寫了四個短篇。后來獲得魯迅文學獎的《如果大雪封門》就是那時候寫的。

有四個短篇墊底，又回到《耶路撒冷》。心心念念長篇一結束，再續西郊故事，沒承想，下一篇已然到了2015年。時間都去哪兒了？想不清楚。但對一個主要人物相對固定的小說系列，的確越寫越難了。人物性格、事件發展、時間對位，限定越來越多，虛構的負擔也越來越重。2015年寫了兩篇。最末一篇寫完，已經是2017年底了。這個小說叫《兄弟》。

從2012年春節我就想寫這個故事：一個人到北京來尋找另一個“自己”。不是開玩笑，也不是魔幻的“空中樓閣”。所以必須讓這件匪夷所思的事充分地接地氣，確保它是從現實的土壤里開出的花。斷斷續續想了多種方案，都說服不了自己。2017年底，北京所謂的“驅趕低端人口”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居住在北京西郊的朋友，因為沒有暫住證，半夜里經常要東躲西藏。歷時六年，《兄弟》終于找到它的物質外殼。我用三天寫完了這個小說。

《兄弟》是第九個。當初想得美，十二個短篇，至少十個，一本集子就挺像樣的。可是《兄弟》寫完，實在寫不動了。我決定再等等，沒準勇氣和靈感會像淘空的井水一樣再蓄出來，蓄出一篇也好。

2018年過去，2019年也要結束了，蒼井依舊空著。那就隨緣。我把書稿發給責編陳玉成。耗了十年，也對得起它了。玉成問，書名還叫《北京西郊故事集》？我想了想，還叫。十年前籌劃這個集子時，“故事集”還是個稀罕物，土得沒人叫，十年后，叫“啥啥故事集”的漫山遍野。漫山遍野也叫；也算不忘初心。2019年末集子編輯完成，2020年初面世，結結實實的十年，一點折扣都沒打。

徐則臣，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北上》《耶路撒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