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在近年來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熱潮中，存在著隨意性較大、整體學術質量不高等問題。有必要結合當代作家年譜編撰中所存在的問題，探討年譜編撰的原則與方法，這包括對年譜的性質與功能，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別，年譜的詳略、條目和語言，年譜材料的選擇與考辨，時事、譜主行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地理空間與年譜寫作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若能有效地把中國古代、現代作家年譜的編撰經驗，把傳統目錄學、方志學、校勘學以及版本學等治學方法引入當代作家年譜的編撰實踐，將有助于提升當代作家年譜的整體水平，使年譜寫作成為推動當代文學史料建設、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出現熱潮，先后出版易彬《穆旦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王培潔《劉紹棠年譜》（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版），王剛《路遙年譜》（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徐強《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廣陵書社2016年版），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和《陳忠實年譜》（陜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曹潔萍、毛定海《高曉聲年譜》（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東吳學術》雜志專設“當代作家年譜”欄目，先后推出近三十篇活躍在第一線的當代作家的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還在此基礎上推出“《東吳學術》年譜叢書”。

這股作家年譜編撰熱，是程光煒、林建法等學者倡導以及研究者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也與《文藝爭鳴》《新文學史料》《東吳學術》以及相關出版社的支持密不可分。筆者2011年開始研究“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的編撰與出版”（河南省高校重大招標項目）這個課題時，帶領課題組成員編撰“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研讀了大量作家年譜，從中強烈感受到：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熱確實有助于推動當代文學史料建設和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但由于編撰者對年譜的規范還缺乏基本共識，已有的年譜還存在隨意性較大、整體學術質量不高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年譜的性質與功能，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別，年譜的詳略、條目與語言，如何處理時事、譜主行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一、年譜的觀念更新與視野調整

在傳統目錄學中，譜牒多被編入史部。章學誠、顧廷龍等人明確把譜牒列入史學范疇，并高度重視其史學地位和價值，視之為“為國史取裁”“為史部要刪”①“補國史之未詳”②等，梁啟超還把年譜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進行論述③。胡適、錢穆、夏承燾等近現代學者，也把年譜視為史學研究的基礎。近年來，程光煒、林建法等學者倡導撰寫當代作家年譜，也是想以此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④。

年譜能否成為國史取裁之資，取決于譜主是否深度卷入了歷史變革。譜主的選擇決定著年譜的史學價值，章學誠認為“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后可以為譜”⑤，因此歷代參考價值較高的年譜，其譜主多為名公巨卿、著名學者。而作家年譜也須與文學史乃至歷史變革結合才有意義。并非每位作家都有必要作年譜，在選擇譜主時首先要考慮作家“重要”與否，是否承載著豐富的文學史信息。有些年譜選擇的作家，更多受文學潮流的影響，卻很少能影響文學潮流，其人、其事、其文都與“史”無關，對理解文學史無所裨益，為他們撰寫的年譜，參考價值就可想而知了。可惜的是，目前當代文學研究界存在著盲目編撰年譜、“為年譜而年譜”的傾向，這是當前流行的“為史料而史料”思想的產物，是作家的需要與作者發表論文的愿望相契合的產物。年譜本來是一種高難度的寫作，有的作者卻把它當作發表論文的“捷徑”。筆者在編撰“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的過程中，也有些作家主動物色作者并要求加入這套叢書，基于上述考慮，我們還是委婉謝絕了。

中國學界有蓋棺論定的傳統和“當代不宜寫史”⑥的觀念，可否為健在的作家撰寫年譜，一直存在爭議。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除自訂年譜外，年譜多是為已故之人而作。十年前當我們編纂“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叢書”時，有些惴惴不安，我們選擇的譜主多為活躍在創作第一線的“50后”作家，最擔心作家本人會持反對態度。不過我們后來發現，目前學界對年譜的觀念已發生明顯變化，甚至出現許多“60后”作家的年譜。其實，修史年代與史書所寫的歷史相隔太遠或太近，都各有利弊：時空相隔太遠，可以擺脫當代意識形態和人事關系的影響，便于考辨求真，但相關史料也會大量散佚，不認真搜集材料，很難跨越時空距離，哪怕苦心搜求也無法返回歷史現場。而時空距離太近，則容易受制于當代時勢、觀念和現實人事關系的干擾，但卻有著搜集、保存和利用史料的便利，此即“地近則易核，時近則跡真”⑦。

有些當代作家年譜視野狹小，緊盯作家個人而不及其余，也是因為對年譜的性質與功能理解不夠，不明白年譜應遵循的史家法度：年譜雖為“一人之史”，但絕非僅是“一人之史”。古代譜牒編撰高度重視年譜、家譜、方志與國史之間的關聯性，講究“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因此，年譜雖為“一人之史”，但“家史、國史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⑧。作家年譜要以作家個人為中心，但不應囿于作家本人，而是要善于在作家個人史與文學發展史之間建立關聯：把譜主放在由政治、經濟、文化語境、文藝傳媒結構（文學報刊、文學出版、影視、戲劇、文學教育等）、編輯、作家、批評家以及讀者所構成的復雜關系網中進行研究，展示不同時期的文學風貌，既使讀者了解譜主，又能給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史料線索。這就要求撰譜者不僅要深入研究譜主，也要深入研究與譜主有關的作家，研究譜主成長的社會環境和文學風貌等，從而形成全局性的文學史眼光，以便能在文學史的發展變化中衡量作家、作品的地位。

筆者在編撰《韓少功年譜》時，就致力于搭建譜主周邊不斷變化的文學場，讓讀者通過韓少功看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的發展，把盡可能多的文學發展信息恰切地納入年譜。在追蹤韓少功思想觀念沿革時，特別關注師友生徒相互影響的關系，呈現前輩作家如何提攜譜主，同輩作家如何砥礪韓少功，韓少功又如何幫助晚輩作家。對文學創作和批評影響較大的師友生徒，在敘述二人初識時，則專列言簡意賅的小傳。而韓少功對師友生徒的評價，也擇要抄出放在合適的位置，從而有效建立起作家“一人之史”與文學史整體之間的關聯⑨。

二、年譜與傳記、評傳的區別

編撰作家年譜的目的是更好地搜集和整理史料，但近年出版的一些年譜，如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余華文學年譜》（劉琳、王侃）、《范小青文學年譜》（何平）以及李桂玲《莫言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4年第1—3期）等，基本上采用“作品系年”加“專題研究”的體例，存在較為嚴重的傳記化或評傳化的傾向，有違編撰年譜的初衷。

這里有必要討論一下年譜與傳記、評傳文體之區別：年譜是史料搜集、考訂類的著述，強調史料的呈現和歷史事件的還原，而不注重主觀的評論。而傳記和評傳則具有較強的主觀性，“文兼史體，狀若子書”⑩，前者注重敘事的集中與完整，后者講究敘評結合，側重于對某些重要問題的研究與闡釋。兩種文體各有長短：在集中呈現譜主形象、深入剖析作品、自由表達學術見解以及可讀性等方面，年譜不如傳記和評傳；但在鉤沉、整理史料方面，傳記或評傳則不如年譜。年譜的綱目體例，便于匯聚和校訂史實，盡量呈現有價值的史料線索。一般情況下，年譜中的資料要比傳記詳盡，對材料的要求也比傳記嚴格。

年譜是資料性的工具書，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便于稽查，工具性越強，年譜的價值就越高。筆者曾提出，“好的作家年譜，應該具有目錄索引的功能”?。李立超據此指出：“索引功能也是年譜區別于傳記、評傳等的一個重要特點，完善了年譜的索引功能，也就是發揮了年譜這種特殊體例的工具性作用。”?在索引史料方面，年譜比傳記有著更大的自由，可以通過互不相干的條目、注釋等方式，為讀者鏈接大量與譜主相關的重要資料。有的年譜為增強索引功能，還附錄人名索引，標注師友生徒的事跡所在頁碼，便于讀者稽查譜主與師友的交往史。

傳記和評傳重視可讀性，講究敘事完整、思想脈絡清晰，因此在時間上可以有跳躍。年譜則追求觀覽有序，事件、作品、言論都要服從時間的安排，不宜在時間上大幅度跳躍。目前許多當代作家年譜尚未確立時間至上的觀念：有的急于把事件一次性講清楚，把發生在若干年內的事件放在一個時間（條目）里講述，從而破壞年譜的索引和稽考功能；有的為了完整闡釋某部作品或某個問題，調動不同時期的事件、作品、評論進行集中論述，以致沖淡年譜時序，破壞年譜體例。如《余華文學年譜》以寫論文的態度，全面闡釋海鹽生活對余華創作的影響?，《范小青文學年譜》用大量的篇幅追溯“蘇味小說”從宋元到現代、從陸文夫到范小青的發展史，并闡釋了范小青的“新寫實”和神秘主義傾向?。這些思路清晰而不乏真知灼見的“小論文”，使年譜嚴重偏離恰當的方向，失去鉤玄提要的功能，史料參考價值也因此打了折扣。

年譜需要恰當處理“敘事”與“評論”的關系：撰寫年譜必須深入研究作家、作品，但不必把論證過程和所有研究心得都呈現于年譜中。馬梅萍、黃發有《張承志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5年第4期），徐洪軍《田中禾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7年第4期）等處理較為恰當，對譜主的研究較深，并能扼要地把研究心得納入年譜。年譜中可以有評論，但應堅持敘事為主、評論為輔的原則。這一文體以考訂事實為主，要避免離事而言理的傾向，警惕自我表達、理論闡釋的熱情超過考訂事實的需要，否則會出現評傳化傾向。當然，年譜是不可能也不應該回避價值判斷的，但撰譜者最好不要直接發表評論，正所謂“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史文而出于己，是為言之無征”?。這一文體更應重視史家筆法，即“史筆點竄涂改，全貴陶鑄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機巧也”?，若能擇要錄入同代人對譜主切近現場的評價，或譜主對同代作家的評價，并加以歷史化處理，則有助于增強年譜的歷史感。

有些年譜出現傳記化、評傳化的偏差，是因為未能處理好“學術性”與“文獻性”的關系。胡適的《章學誠年譜》重視年譜的學術性，強調從思想史的角度遴選材料，使讀者“不僅對章學誠一生的經歷、學術思想盡可得知，而且對乾嘉時代整個學術界之大概趨勢亦可得以了解”?。某些當代作家年譜編撰者受胡適年譜觀的影響，致力于追索事件的來龍去脈，發掘譜主思想觀念的沿革，所撰年譜的學術性很強。但呈現譜主思想觀念的變革，經常會與年譜的“文獻性”發生矛盾。戴震與章學誠曾就修志應該“重沿革”還是“重文獻”發生爭論。戴震反對“侈言文獻”，主張“修志貴考沿革”，“考沿革為撰志首事”，而章學誠則主張當二者“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有的當代作家年譜能夠做到學術性和文獻性的統一，有的卻出現嚴重失衡，過分重視“考沿革”而排斥大量與“沿革”無關的零散的重要史料，結果走上評傳化的道路。如《余華文學年譜》在余華的評論文章上投入的精力和篇幅最多，十分精彩地勾勒出余華作品的批評史，但也因此而影響了呈現其他類型的更為重要的史料線索，使得文體形式更近于論著而非年譜。

三、年譜的詳略、條目與語言

（一）年譜的詳略。年譜“忌詳略失體”，要求譜主行實主線完整清晰。年譜編撰者都會面臨史料不均衡的問題：有的年份史料特別多，需要精心選擇和提煉，有的年份則特別少，費盡心思還是很難填補空白，這就容易產生過詳抑或過略的毛病。因此，刪繁就簡、查漏補缺就成為年譜編撰中最艱苦的兩項工作，也是檢驗年譜價值高低的核心標準。對材料特別多的年份，須盡力刪夷胼贅，避免同類信息反復出現而流于蕪雜。對譜主史料奇缺的重要環節，也不能順其自然，而是要迎難而上、集腋成裘，想盡辦法鉤沉相關史料，此時每有發現則彌足珍貴。譬如，易彬《穆旦年譜》通過南開大學保存的穆旦個人檔案與相關材料，厘清了詩人20世紀40年代在東北辦報，在上海、南京、曼谷等地生活，1949—1952年留學美國，回國任教南開大學等諸多生平疑點，“有助于深入呈現穆旦與時代（特別是新中國）文化語境之間的內在關聯”?。有過史料整理經驗的同人都知道，珍稀材料通常可遇而不可求，《劉紹棠年譜》的編撰者得到譜主家屬的全力支持，有條件接觸最稀缺的材料，但還是出現年譜編撰者經常遇到的窘境，“反右”之后與“文革”期間的材料很少，對這種原因導致的詳略失當，也只好采取留缺待補的辦法。

已有的當代作家年譜，普遍存在成年階段資料細致乃至繁瑣、童年少年時期過于粗略的問題。眾所周知，童年經驗對作家影響深遠，不對此進行研究，很難深入了解作家的心理結構和文學創作。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幾本年譜，都高度重視童年經歷，但也有撰譜者回避童年時期材料最為稀缺的難題，有的把多年條目合并處理，有的則空對空地闡釋童年經驗對作家、作品的影響，未能把童年經歷落到實處。也有少數較成功的嘗試，如《劉紹棠年譜》通過研讀譜主大量自述性材料，精心勾勒出童年時期的居住環境、生活狀況、家庭成員、親戚鄰里、地方自然人文景觀、方言與民間文藝、中小學教育等對作家影響較大的重要方面。張光芒、王冬梅《鐵凝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范會芹《李佩甫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7年第5期）對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關系的處理，也有可資借鑒之處。

（二）年譜條目。有的當代作家年譜在設置條目時沒有遵循一定的規范，顯得過于隨意。年譜按照時間順序設置條目，便于核對事跡、著述的先后與真偽，各條目之間的連貫性不能太強，否則容易削弱年譜的信息量，年譜中出現大量碎片化的條目是很正常的。不過，各條目之間也不能完全沒有連貫性，若所有條目都是毫無關聯的碎片，就失去從整體上理解譜主的可能。條目之間的連貫性，多以草蛇灰線、似斷實連的方式表現出來。編撰作家年譜必須對譜主與政治、經濟、文化變革，譜主與文學傳媒、讀者、作家、批評家、文學史研究者等多方面的關系進行專題研究，扼要地把研究心得列入不同年份的條目中，這就可以避免年譜的支離破碎。對作家持續不斷關注、糾結和苦惱的問題，亦可這樣處理。譬如，韓少功在不同時期的散文、文論、訪談、講演中，曾持續不斷地追問傳媒變革與各類文體發展的關系、文字與圖像的關系等問題。在編撰《韓少功年譜》時，筆者有意對所有涉及上述問題的文字進行梳理和比對，找出每次闡釋中出現的新觀點，并呈現于不同年份的條目中，從而把譜主的思考逐漸成熟的過程揭示出來。

為了在最少的篇幅中盡可能呈現更多有價值的信息，條目設置不能漫無邊際、有聞必錄，需要斟酌每個條目的史料價值。且每個條目的字數不宜太多，若非錄入長篇佚文、書信和非常重要的稀缺材料，每條最好不超過500字。若言不盡意，可標明史料來源，方便讀者查找核對即可。字數限制越嚴，敘述越精煉，史料參考價值越高。目前有些當代作家年譜的條目，字數動輒幾千字上萬字，出現傳記化傾向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在設置“作品”條目時，不僅需要列入作品原發刊物，對作品傳播過程及其影響，如獲獎、爭鳴、是否暢銷、選入教材以及各種選本、被改編為影視、翻譯為外文等，均可詳盡搜羅并簡要說明，以便研究者追尋文本在傳播過程中的變化。如《鐵凝文學年譜》的處理方式是對一般作品僅錄其題，對產生較大爭議和影響的作品，或某個時期的代表作，扼要進行介紹，使作品編目詳略有別。《韓少功年譜》則精心摘錄了幾十種文學史著作，展示出韓少功逐步被文學史接納的過程。這些做法都有助于提升作家年譜的文學史參考價值。

（三）年譜語言。與古代作家年譜以及魯迅、老舍、聞一多等現代作家年譜相比，當代作家年譜在語言上普遍存在不足，空洞無物、華而不實、可有可無的表述太多。年譜不是暢銷書，其主要讀者是相關研究者，語言的可信性應重于可讀性。年譜語言應富有歷史感和現場感，要盡量使用中性的語言，以簡明的判斷句為主，將主要事實考訂清楚，扼要傳達出關鍵信息即可。年譜應以最簡潔的話表現最有價值的內容，句子應盡可能簡短：描述譜主經歷，可省略主語，在“至”“訪”“參加”“讀”等動詞后加賓語。對能確定時段但具體日期不詳的事件與作品，可用“約為”“似為”“疑為”等表示或然的詞匯。對確鑿的史料錯訛，用“誤”“有誤”“不確”等詞做出評價即可。

年譜語言的好壞，與編撰者是否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有關。史學素養不足，年譜語言容易出現非歷史化或文學化的傾向。年譜不是文學作品，不必崇尚文辭，不宜采用比喻、聯想、象征、排比等文學性修辭。敘述過于細致，如大段寫景狀物、引述故事情節、介紹作品內容，容易導致年譜信息量不足。《范小青文學年譜》喜歡直接引用作家和評論家的話，枉費了許多筆墨，如改為轉述或摘要錄入，可以節省不少篇幅。王剛《路遙年譜》的某些部分，未能與小說家言保持距離，用很多篇幅講故事或趣聞，錄入人物之間的對話，這是年譜語言的大忌。邢小利、邢之美《陳忠實年譜》的語言整體上較為簡潔，但每當涉及自己與陳忠實的交往時，文筆就失去節制，不惜篇幅講述自己與陳忠實的對話，難免有自炫之嫌，嚴重影響年譜的史學品格。

四、關于材料選擇與考辨

當代作家年譜如何選擇和處理材料，如何把搜羅豐富與去取精嚴統一起來，也存在著某些必須深入討論的問題。

（一）在選擇材料時須將廣博與專精結合起來。取材范圍的廣狹，決定年譜價值的高低，我在《關于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編撰的幾點想法》一文中曾詳細討論如何拓展史料采集范圍，做到取材廣博。這里重點談專精的問題，因為對重要材料的開掘程度，也會影響年譜的質量。一般來講，在序跋（前言、后記）、創作談、日記、書信、回憶錄、訪談等自述性文體中，最容易打撈出有價值的史料。作家在序跋等自述性文體中，會較多地介紹自己的生活經驗、寫作背景、創作甘苦、成書細節，闡釋自己的社會觀、歷史觀與文學觀。從序跋等自述性文體入手，能夠迅速接近譜主的思想，弄清譜主與周邊歷史語境的關系。彭林祥指出：“從序跋的內容看，其涉及的作家間的友誼、恩怨、文壇論爭、出版體制、時代風貌等是現當代文學回到歷史現場的重要依據。從序跋中我們能窺見作家與作家、作家與作品、評論與寫作、作品與傳播、文本與版本等等之間的復雜關系。”?因此，自述性文體在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中引用率非常高。

有的年譜編撰者深諳此道，非常重視自述性材料。作為資深的當代文學研究者，郜元寶的《賈平凹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6年第3、4期）對賈平凹所有作品的序跋進行深入細致的歷時考察，從中梳理出賈平凹的社會觀、文學觀發展演變的重要信息。謝家順的《張恨水年譜》（安徽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比較重視“再版序言”，從中更易捕獲作品版本變遷與作家思想變化的信息。《陳忠實年譜》《路遙年譜》善于利用書信，對譜主不同時期的生活、寫作狀態予以準確定位，《劉紹棠年譜》則善于利用回憶性自述材料勾勒譜主思想、藝術觀的變革。這些經驗都值得學習和推廣。

一般來講，序跋、書信等自述性材料更切近現場，比他述性的材料或事后的傳記、回憶錄中的材料可靠，可以作為撰寫年譜的第一手文獻。師友給譜主寫的序跋，譜主給青年作家寫的序跋等，也都足資參考。但對于這類材料也不可以完全采信，作家在序跋中難免會進行自我形象的建構，師友的序跋往往有溢美之詞，在征引時都應有所警惕，否則會歪曲譜主形象。

（二）在選擇材料時，必須“識大小”，要善于在小與大之間建立關聯，做到小而不碎，大而不空。年譜需要避免“偏于細碎而忽略大體”，胡適認為有些材料“不能敘思想的淵源沿革，那就沒有什么大價值”，并主張“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宗稷辰也反對取材瑣碎，認為“遺獻事實甚繁”，應該“取其言行之大節，師友之結契，際遇之坎坷，行蹤之經歷，有足見性情學問者，編而入之，使后人得以論世知人已耳。瑣屑之事，蓋從芟削”?。有些當代作家年譜不明此道，無意義的瑣事太多，類似流水賬，看不出瑣事背后的史料價值。如曹潔萍、毛定海《高曉聲年譜》把大量筆墨集中于高曉聲瑣碎的個人家庭生活，從而淹沒了作家創作思想的變化軌跡、文壇交游情況等更為重要的內容，這就有些因小失大了。

刪削與譜主生平、思想、著述關系不大的瑣屑之事，可增強年譜的史學價值，但也需要注意兩個重要問題。其一，史料價值之高低，并不取決于事件大小。譜主經歷的重大事件，需要重點追蹤其發展過程。某些瑣碎小事，若能以小見大，體現出譜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狀態及其變化，或能折射出時代思想、風氣與文學風貌，也不妨列入年譜。其二，史料價值的高低，還取決于其聞見程度。歷代年譜都重視湮沒未彰、鮮為人知的材料。年譜篇幅有限，文集、選集、全集中常見易得的材料，以目錄形式出現即可，盡量不要詳細征引。而對其他未收入各種集子的佚文、書信等，可以依據其重要程度，或全錄，或摘錄。一般情況下，年譜收錄的其他著述未曾記載或記載未詳、研究者很少涉及的重要材料越多，其參考價值就越大。

（三）在選擇材料時，必須“明先后”，做好“每歲列其著述，考文列之先后”?的工作。這里的“明先后”不僅指作品刊發時間之先后，也包括作家思想、藝術探索之先后，好的年譜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只有仔細研讀譜主的所有作品，研究作品與作品的關系，才能抓住譜主思想、藝術觀念的變化過程。有些年譜在作品編目時，平鋪材料而不見想法，給人機械、冰冷的感覺，就是因為沒有深入研讀作品，沒有編撰者思想、情感的融入。《東吳學術》刊載的不少當代作家年譜以及在此基礎上擴充而成的年譜叢書，或多或少都存在這個問題。

事件發生時間錯訛，作品目次凌亂，寫作與刊發時間顛倒，這是年譜編撰的軟肋，容易形成對作家思想、創作歷程的錯誤判斷，因此歷代關于年譜的爭議，多集中于事件發生時間、作品刊刻流布的時間上。與古代作家年譜相比，當代作家年譜還普遍缺乏“考文列之先后”的意識與方法。《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難能可貴地采用傳統文獻學的作法，通過書信、日記、手稿、原發報刊、知情者查訪等相互參照、比對，對大量難以系年的事件和作品進行深入考訂，解決了不少疑案?。作者徐強還特意在年譜后附錄“作年不詳的作品”?，這種嚴謹的態度與方法值得編撰者借鑒。

作品的創作、發表與出版，通常會存在一定的時間差。研究作家的個人創作史，自然是寫作時間要比刊發時間重要。由于多數當代作家缺乏標注寫作時間的習慣，除《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等少數年譜外，多數當代作家年譜都是以刊發時間系年的，這實屬無奈之舉。但編撰作家年譜必須對創作與發表時間高度敏感：有的作品創作較早而發表在后，此外還有大量“舊文新刊”現象，有的作品寫出后，由于各種原因，數年或數十年后才得以發表或出版。對隨寫隨發的作品，搞不清楚寫作時間，以刊發時間系年，影響不會太大（作者思想波動期除外），但對創作和發表時間相差較大的作品，若不設法考訂具體寫作時間，就不能準確把握譜主思想和文學觀念的沿革。

重要作品的版本問題與“明先后”密切相關，歷代年譜都看重版本流變。章學誠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堅持“考異宜精，版刻宜詳”?，重視記錄版本、刊出者、校訂者、刊刻年代、款識、題跋者、作序者、缺訛情況與版本異同。當代作家年譜也需要增強版本意識，重點考察重要作品的版本流變，如手稿本、刊發本、選刊本、初版本、再版本、影視改編本等，可增強年譜的史料價值，也便于把握譜主思想與文學觀念的變化以及作品生產與傳播的歷史。

近年出版的當代作家年譜中，《穆旦年譜》可能是版本意識最強的，作者對能搜羅到的穆旦作品的全部版本進行細致匯校，并嘗試把相關研究成果合理地編入年譜，在年譜后還附錄《穆旦作品版本狀況及詩歌匯校舉隅》。《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也投入不少精力追索作品的版本流變。值得一提的是，考察版本變化，需關注“同名異文”和“同文異名”現象。筆者在編撰《韓少功年譜》時發現：韓少功散文《鏡頭的許諾》中的大量文字，出現在長篇小說《暗示》中，兩相對比，可以看出韓少功在1996—2000年探索“語言”“具象”與“媒象”關系的過程。此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很多作家頻繁進入高校演講、接受記者訪談，不同的演講和訪談中經常出現大量重復的內容，這也可以視為不同的版本。占用大量篇幅錄入每次演講和訪談的內容，或羅列每次演講和訪談的題目，意義并不大，最好能對每個“版本”進行比較，找出新版本中出現的新思想、新觀念，獲取譜主思想變化的蛛絲馬跡。

（四）在選擇史料時，必須辨真偽。年譜中史料的權威性來源于可信性，這離不開辨真偽的工作。客觀地講，不少當代作家年譜還缺乏最基本的辨真偽的意識，對任何敘述性的材料都不加質疑，似乎缺少了一道去偽存真的重要工序。如《高曉聲年譜》繪聲繪色地描述高曉聲的私生活，卻沒有辨析引用資料的來源出處及真偽，這些描述是否有不實或夸大之處，著實讓人擔心。因為講述時間和講述者不同，同一事件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要想逼近歷史真相，就必須辨析史料產生的時間及講述者的處境、心態與欲求等問題。講述者或迫不得已，或為取悅他人，或為個人私利，或為自炫其功，經常會言不由衷。因此，辨偽工作必不可少。韓少功在審閱《韓少功年譜》時，有意剔除了幾個條目，這些條目多為他人介紹與韓少功交往的偽作，而韓少功卻不知其人，這種謬托知己的偽作，外人很難發現；有的雖與韓少功有過交往甚至非常熟悉，但因為不適當地采用了文學性虛構，也被韓少功剔除。古代作家年譜重視“偽書”“偽事”的考辨，當代作家年譜亦應如此，在整理《韓少功年譜》時，我們發現了一些作品的盜版本，而且印數不少，因此如實錄入。賈平凹作品的盜版更為嚴重，他曾經收集到五十多本盜版圖書?。年譜中錄入盜版圖書信息，有助于讀者了解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出版機制。

古人做年譜講究“平是非”“去抵牾”?，撰譜者應廣求史料而多疑善辨，并抱有事必征信的理想，盡可能準確理解人物、事件，避免對譜主褒貶過度。對于相互矛盾的材料，能考訂清楚者，則去偽存真；真偽難辨者，則不妨存疑待考，或諸說共存；對不同時期的不同敘述、作家自述與友人他述、正面與反面的敘述都有所征引，以待后人考訂。對共存諸說，亦需區分其可信度，一般來講，距離事發現場越近的敘述，卷入事件越深者的敘述，其可信度越高。

五、時事、譜主行實與文學創作

梁啟超在談到年譜時，認為“不知時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讀詩文，是領會不到作者的精神的。為自己用功起見，所以做年譜來彌補這種遺憾”?。因此，如何處理時事、譜主行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是作家年譜編撰的關鍵問題。作家年譜應對準三者的“關系”：敘述時事，是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呈現時事與作家、作品相互影響的關系；敘述譜主行實，也要在時事、作家、作品之間建立必要的關聯性；而敘述作品，則需要盡力挖掘作品的經驗來源，即時事與作家經歷在作品中的表現。閱讀當代作家年譜，筆者發現有些作者尚未找準發力方向，三者之間還存在嚴重不平衡或相互脫節的現象。

時事的取舍與詳略，應堅持“以譜主為中心”的原則，不能喧賓奪主或離題太遠，可以追索譜主在重大政治、經濟、文化、文學事件中的表現，把時事與作家行實聯系起來。有些時事對文學發展影響巨大，但與譜主關系很小，有些時事對文學發展影響雖小，但與譜主關系密切，這就需要根據與譜主關系的遠近進行取舍，“文學家和時勢的關系有濃有淡，須要依照濃淡來定記事的詳略，這是年譜學的原則”?。郜元寶編撰的《賈平凹文學年譜》試圖全面呈現政治、文學變革與譜主的關系，這是令人敬佩的，但“本年全國政壇文壇大事”“本年全國重要作品”兩個板塊中列入的許多重要事件和作品，以及作者所關注的新時期“文革”題材作品的創作與出版、新時期詩歌發展等問題，都與賈平凹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年譜應惜墨如金，如所選材料在其他史料集中不難見到，且與譜主關系不大，最好不要入譜。王剛《路遙年譜》中的時代背景材料也不夠精當，不少材料和路遙沒有直接聯系，“怎么恰當地處理好正文和背景之間的關系，其實大有文章可做”?。

《東吳學術》推出的許多當代作家年譜，在作品編目方面都用力甚勤，而作家行實（經歷、行蹤、文壇交游、文學活動）都相對薄弱，這可能與刊物篇幅限制有關。《張承志文學年譜》注意到了譜主與周邊的關系，但文壇交游部分略顯薄弱，尚有進一步發掘的空間。《鐵凝文學年譜》雖涉及鐵凝與徐光耀、孫犁等作家的關系，卻未能充分呈現作家的成長與河北、天津文藝界的關系。由于作家行實薄弱，作家活動與作品脫節在所難免，很難揭示作家生活經驗和創作的關系，而更大的危險還在于，容易把“作家年譜”寫成“作品年表”，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作家年譜“不只是堆砌作品，還有利用材料更細致深入的觀察，沒有作家的文學活動，這些創作的作品仍然是冷冰冰的”?。

在時事、譜主行實、文學創作“三結合”問題上，也有成功的經驗，《劉紹棠年譜》《韓少功年譜》《范小青文學年譜》顯然深入研究過時代潮流與作家的關系、作家生活經驗與作品的關系，作家親友與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關系，這些必不可少的研究，是寫好作家年譜的關鍵。三本年譜在行文中都精心呈現大量生活原型（場景、事件、人物）與文學敘述的關系，從而有效溝通了時代、作家行實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使三者相資相益，并且有許多精彩的發現。

六、地理空間與作家年譜

古代作家年譜一般都有鮮明的地理空間意識，注重從地方志中選擇材料，細致呈現作家遷徙路線（出生、成長、宦游、流放）對作家生活狀態、生命體驗和文學書寫的影響，并有意對作家流動與文學信息交流、作家流動與文壇格局調整、作家生活的地理空間與作品中虛構的地理空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入發掘。這些基礎性的史料整理工作，為近年來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從整體上講，當代作家年譜存在著重“時間”、輕“空間”的傾向。有的年譜很少記錄作者行蹤。與重視童年經驗一樣，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莫言、蘇童、余華、閻連科、范小青、阿來等文學年譜，都高度重視“故鄉”與作家、作品的關系，為此不惜篇幅，這或許與相關研究成果積累較多有關。少數年譜注意到地理空間的轉換對作家的影響，但多局限于童年和少年時期。由于缺乏明確的空間意識，多數年譜對作家行蹤的闡釋越寫越少，尤其是作家成名之后，幾乎很難看到地理空間（居住、生活、工作、寫作）的轉換對作家精神世界、文學創作的影響。有經驗的研究者都明白，只有時間而沒有空間，很難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當代作家年譜很有必要借鑒“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思路，“回到時間在空間中運行和展開的現場”?，深入挖掘作家與地方文學的關系。

首先，這有助于深化對譜主的理解。作家生存與作品傳播的地理空間，受限于郵政、交通、傳媒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電子媒介成為強勢傳媒之前，當代文學的地域性特征較為鮮明，作家的成長與地方文學環境密切相關。沒有地理空間的意識，很難準確揭示作家的成長史，如在梁鴻《閻連科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中，很難看到河南文壇對閻連科文學創作的影響，也很難看到閻連科的精神世界、文學創作與河南土地、鄉民、文化、文學之間深層次的聯系。《韓少功年譜》則深入發掘湖南地區自然人文環境、風土人情、地方性文學資源（地方文藝形式、文學報刊、作家隊伍）與韓少功其人、其文的關系，清晰地呈現作家的成長過程、精神特征與文學追求，韓少功與湖南作家互相砥礪掀起尋根文學熱的過程，這自然會有助于深化對韓少功的理解。

新時期以來，許多著名作家都曾到國外游歷。黃平、夏曉瀟《王小波年譜初編》（《文藝爭鳴》2014年第9期）和《高曉聲年譜》等許多作家年譜，都投入較大精力揭示譜主的國外生活經歷對其思想觀念、文學觀念、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余華文學年譜》尤其值得稱道，作者搜集大量世界文學影響余華、余華作品跨國界傳播的材料，并清晰地梳理出余華一步步“走向世界”的歷史過程。

其次，這有助于提升當代文學地方性史料整理與建設的水平。年譜歷來是提升史料建設水平的先鋒，《賈平凹年譜》《路遙年譜》《陳忠實年譜》三本陜西籍作家的年譜，視野都比較開闊，試圖提供更多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信息。三本年譜都具有建設地方性文學史料的問題意識，通過鉤沉譜主與地方文壇（重要會議、文學評獎、文學活動、文學事件）的關系，充分展現譜主與同時代、同地域作家的關系，為地方文學史的研究提供大量可信的資料。難能可貴的是，三本年譜對地方文學史料的呈現存在諸多交集之處，可以互為參考、補充、質疑和辨析，別的年譜也可從中獲得史料線索。文學史料整理與建設水平，只有在這種相互參考、補充與辨析中才能得到提升。

而有的年譜建設地方性文學史料的意識和熱情不足，《范小青文學年譜》《高曉聲年譜》與張學昕《蘇童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三本江蘇籍作家年譜中，表現譜主相互交集很少，與其他江蘇作家的交往也呈現得不夠，缺乏相互參照、補充的可能性，也就失去引領地方性文學史料建設的意義。近年來，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致力于整理河南文學史料，先后出版“中原作家群研究資料叢刊”十余種，在此基礎上推出禹權恒《劉震云文學年譜》（《東吳學術》2017年第2期）、徐洪軍《田中禾文學年譜》、樊會芹《李佩甫文學年譜》，但這三部河南籍作家年譜互相交集與參照的空間不夠大，未能起到引領參與地方性史料建設的作用。《田中禾年譜》中大量河南作家、評論家的評論文章，反映出作家與批評家互動的文壇格局，若能進一步追索譜主與這些地方作家、評論家的交往史，當會更有益于地方文學史料的建設。

再次，這有助于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國別史研究必須以地方史研究為基礎，同時必須處理好與世界史的關系，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亦莫能外。正如學界普遍意識到的，當代文學史對地方文學經驗的發掘還遠遠不夠，當代作家年譜本應為此開辟道路，但很多作者囿于固有的文學史格局，更重視譜主與全國性文學潮流（如傷痕、反思、先鋒、新寫實等）的關系。若能有更多的年譜像前述三本陜西籍作家年譜那樣，致力發掘譜主與地方文學的關系，展示不同地域的文學風貌，呈現地方性寫作經驗、文學資源與全國文學發展趨勢的關系，就可以為文學史寫作提供堅實的地方文學經驗的支撐；若能有更多的作家年譜像《余華文學年譜》《韓少功年譜》那樣，致力于發掘譜主作品的譯介情況及其在國外的反響，展示中國作家的寫作經驗與世界文學潮流的關系，就可以整體上呈現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交融互動的歷史過程。研究者若能增強地理空間意識，在地方、國家與世界之間建立起相互關聯的文學史視野，當代文學史研究將會更有歷史感。毫無疑問，地方、國家與世界之間是充滿張力的，在呈現地方文學經驗時，需要客觀衡量其在全國文學中的位置，不要出于愛鄉之心而過分夸大地方文學的業績，畢竟隨著交通、信息傳媒的迅速發展，當代文學的地域性特征會越來越弱。在面對中國作家與西方文學的關系時，也需要科學、客觀，警惕民族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思想的影響，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推進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

本文從以上幾個方面探索如何提高當代作家年譜的質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年譜編撰絕非單純的技術活，其質量高低最終取決于編撰者的學術素養與學術視野。由于學科傳統不同，古代作家年譜的編撰者普遍更熟悉傳統文獻學，現代作家年譜編撰者多少延續了這一傳統，而當代文學史料整理工作整體滯后，年譜編撰者普遍缺乏輯佚、校勘、辨偽、考證、版本以及目錄等方面的學術訓練，因此有必要認真學習傳統文獻學，并充分汲取古代、現代作家年譜的編撰經驗，把傳統文獻學的治學方法引入當代作家年譜編撰實踐，不斷增強史學、文學傳播學、文學地理學以及版本學等方面的素養。如此，當會有效提升當代作家年譜的整體水平，使年譜寫作成為推動當代文學史料建設、推動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重要力量。

注釋：

① 章學誠：《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府志〉序》，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042頁。

② 顧廷龍：《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頁。

③??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234頁，第210頁，第219頁。

④? 程光煒、夏天：《當代作家的史料與年譜問題——程光煒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⑤ 章學誠：《〈劉忠介公年譜〉敘》，《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第538頁。

⑥ 唐弢：《當代文學不宜寫史》，《文匯報》1985年10月29日。該文發表后，學界曾展開關于當代文學能否寫史的討論。

⑦ 章學誠：《修志十議呈天門胡明府》，《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第857頁。

⑧ 章學誠：《〈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后》，《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第558頁。

⑨ 參見武新軍、王松鋒：《韓少功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

⑩ 劉知幾：《序例第十》，《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頁。

? 武新軍：《關于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年譜編撰的幾點想法——以〈韓少功研究資料〉為例》，《文藝爭鳴》2013年第10期。

? 李立超：《淺談中國當代作家年譜編撰的方法——以余華為例》，《中國文學批評》2016年第3期。

? 劉琳、王侃：《余華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頁。

? 何平：《范小青文學年譜》，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3—40、44—54頁。

? 章學誠：《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第405頁。

? 章學誠：《跋〈湖北通志〉檢存稿》，《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第1035頁。

? 倉修良、陳仰光：《年譜散論》，《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2期。

? 章學誠：《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下冊，第885頁。

? 易彬：《呈現真實的、可能的作家形象》，《新文學史料》2018年第4期。

? 彭林祥：《序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3期。

? 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胡適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2頁。

? 黃炳垕：《黃宗羲年譜》“跋”，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5頁。

? 周必大：《〈歐陽文忠公年譜〉后序》，《宋代序跋全編》第6卷，齊魯書社2015年版，第4080頁。

? 徐強：《〈汪曾祺全集〉系年辨正》，《文藝評論》2011年第1期。

? 徐強：《人間送小溫——汪曾祺年譜》，廣陵書社2016年版，第437—438頁。

? 章學誠：《論修史籍考要略》，《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第435頁。

? 張東旭：《賈平凹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頁。

? 章學誠：《釋通》，《文史通義新編新注》上冊，第239頁。

? 邵部：《“〈路遙年譜〉研討會”會議記錄》，《文藝爭鳴》2018年第3期。

? 楊義：《文學地理學的淵源與視鏡》，《楊義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頁。

本文為河南省高校創新人才支持計劃（2013人文社科類）、河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培育計劃“文學報刊與當代文學傳播史”（批準號：201 9ZDXM009）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