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元任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也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他有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具有開拓性的，其學術成就超越了國界，并聯接了兩個世界，即中國學術界和西方學術界。在國內，他把西方的學術思想成功嫁接到中國學術領域，積極推進國語統一和白話文運動，為我國民族共同語的規范與推廣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在美國，他把中國傳統學術成果和方法引用到西方，教美國人學漢語，并構建了跨越東西方學術的宏大框架，這兩個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趙元任不僅是我國著名學者，也是世界著名學者。他在科學、語言和藝術三個方面都為人類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三個方面分屬于不同的研究領域，當今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在這三個領域，像他那樣取得學術界公認的成果。趙元任的學術思想曾經影響了中國20世紀主要的語言學家和人文學者，例如王力、羅常培、呂叔湘、陳原等多位著名學者。

2018年10月，筆者應邀赴斯坦福大學作學術講座期間，順訪了伯克利大學東亞圖書館，受到多位圖書館研究人員的熱情接待。后來經過周欣平館長批準，東亞館特別提供了趙元任與外祖父鄧嗣禹的九封往來信札，時間從1941-1962年。這些珍貴信札不僅反映兩人學術交往的諸多信息，同時還可彌補現已出版的《趙元任全集》和《趙元任年譜》中的不足之處。

1962年3月27日，趙元任回復鄧嗣禹，關于討論《顏氏家訓》翻譯問題的信札。

趙元任檔案的價值

趙元任先生畢生注重收集和保存資料，由他本人生前捐贈給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術資料和文獻，命名為“趙元任檔案”（ Y.R. Chao Papers），共分為38箱，完整保存在東亞圖書館。趙元任檔案大體分為六大類：包括日記、各種文書、手稿存集、講演授課資料集、私人札記、來往書信。如果將一頁視為一件，則共有近23萬件，這些檔案覆蓋了19世紀末到1982年這一漫長的時間段，對研究近代中國歷史而言，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據伯克利東亞圖書館研究館員介紹：他們希望將現有的“趙元任檔案”打造成為，能夠與斯坦福大學保存的“兩蔣日記”抗衡的重量級文物。

趙元任檔案集他終身的資料和文獻保存之大成，覆蓋面從19 世紀末到1982 年初，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 一) 日記

趙元任出生于1892年，與眾不同的是，他14歲就開始記日記。從1906 年到1982 年，趙元任共記有76年的日記，幾乎每天的活動都寫在日記中，從未間斷。在中國抗戰期間，趙元任家在南京的房子被毀了，許多東西也失去了，但是他的日記和許多照片卻完整的保留下來。因為他早就有防范意識，1937年戰爭烈火還沒有燃燒到南京之前，他就把日記和照片寄存在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朋友家中。

趙元任的家庭有寫日記的氛圍，他的父親和表兄弟們都在寫日記，趙元任不能不例外，到了美國他依然保留了這個好習慣。開始的時間都是用文言方，后來逐漸用英文記日記，用中文寫大綱。在他的日記中，趙元任忠實記錄了他每天的工作計劃，以及正在開展的各種活動，在與他人交往中的各種印象、個人情感與今后的想法。

1906 年14 歲時，他開始第一次記日記，他寫道: “十二時至溪山，擬在彼午餐而晚矣。遂稍待，眾皆至養濟踢球，余至青年集益社取書。”當年，作為一個14歲的少年，他到“青年集益社”共借了八本書：《黑行星》《科學讀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讀本》，《兒童心理學》《秘密島》《國歌書》卷一，可見他的涉獵廣泛程度。

1982 年1月26 日，89 歲時，他寫下最后一篇日記:“Up late，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PM took another nap．”此時的趙元任已經體力不佳，經常處于睡眠狀態。（趙元任日記，“趙元任檔案”第35箱，周欣平《高山你就仰止，景行行止》）

從這些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學術論文中看不到的趙元任思想，以及生活中更加豐富情感的一面，還可以進一步詳細解讀他那充滿科學的思維、幽默的語言和藝術魅力的人生。

1982 年2 月24 日，趙元任去世。巧合的是在此20 年前的1962年，趙元任先生終生的摯友，胡適先生也于同一天在臺灣去世。

( 二) 重要文書

在趙元任檔案中，包括有大量重要文書。其中，他與清華國學研究院、臺灣中央研究院、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美國語言學學會和美國東方學會有關的內容。重要文件包括中，還有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初期的文件、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檔案、美國語言學學會和美國東方學會的工作檔案，等等。1925年，趙元任應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清華國學院是民國時期一個重要學術機構，培養了大批20世紀著名學者。1929年，趙元任又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45年，他作為中國學者，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主席，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也是中國人的榮譽。1947年他來到舊金山，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16年，度過了他學術生涯中最輝煌的一段時期。

( 三) 學術研究成果

在這部分內容中，保存有他終身學術研究工作的原始材料和手稿。1910年，趙元任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批理科留美生。這一批共錄取了70名留美學生，趙元任以平均73.4分的優秀成績名列第二名。同榜中第一名是楊錫仁，竺可楨是第二十八名，胡適是第五十五名。在數學與物理等自然科學方面，曾有過專門的學習與研究成果。趙元任雖然沒有成為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但他在創辦科學社團、編輯科學雜志和傳播科學知識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績；在語言學方面，他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素有“中國語言學之父”的美譽，他不僅在普通話語言學理論方面有獨特的見解，而且他對于中國的主要方言進行過大量的調查研究，為我國民族共同語的規范與推廣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他編寫過多部漢語學習教材和雙語字典，為漢語的國際傳播做出過重要貢獻；在藝術方面，他在音樂創作、歌詞創作、白話詩創作、戲劇創作，以及翻譯兒童文學作品等方面都留下過傳世之作。例如，著名的英國兒童文學《阿麗思漫游奇境記》，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種全譯本，就是出自于趙元任之手。近百年來，還有翻譯學者在不斷發表論文，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研究。

( 四) 私人信件

趙元任檔案中收藏有大量私人信件，包括他與許多20 世紀中國學術史上重要人物的來往信函，大多不為人知，反映了許多重要的學術史實。我們從中可以了解趙元任和其他學者之間的交流，如胡適、傅斯年、李方桂、鄧嗣禹、楊聯陞、李濟、陳世驤、梅貽琦、錢思亮、裘開明等人。閱讀這些書信，學者們能夠很好了解這一批在20世紀不同階段，穿梭往來于東西方之間的學界名人的生活狀況和內心世界，同時還可以一窺趙元任先生的學術涵養和人格品質。

1999年，商務印書館正式啟動重大出版工程《趙元任全集》，計劃分類出版20卷，并從2002年開始陸續出版。但是截止到2013年，僅推出8卷11冊。第16卷于2007年出版，這一卷由兩部分組成。其中，第一輯為《趙元任口述傳記》，第二輯為綠信，凡五封（尚未見到有任何私人往來信札）。所謂綠信，是一種向朋友群發的通了函，類似于現在群發的電子郵件。因為他寫作時，經常使用一種綠色的封面或標題而得名。作為重要學者的全集，國內外研究學者至今未能見到私人往來信札內容，不能不說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鄧嗣禹與趙元任的初次交往

兩人之間的初次交往始于1941年。1938年，鄧嗣禹應邀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完成了他所負責《清代名人傳略》，太平天國時期33位人物傳記撰寫工作之后，作為燕京大學資助的第二批碩士研究生，前往哈佛大學，師從費正清攻讀博士研究生。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鄧嗣禹加入了哈佛中國學生會，牽頭并與1940年到達哈佛攻讀博士的周一良，共同負責學生會外聯部的工作。

1941年初，哈佛學生會組織了一項活動，即以“中國思想”為主題，邀請中美學者在2-3月份，為哈佛大學的留學生做幾場系列公共講座。從“趙元任檔案”第8 箱（Folder88），趙元任與鄧嗣禹往來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封寫于1941年1月11日，由鄧嗣禹簽名后發出，抬頭為“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會”的英文邀請函。在正文中，除邀請講座的目的、內容、演講題目和最后回復的時間（2月20日）之外，還列出了所有被邀請人的名單。此次，被邀請參加講座的學者共有八位：其中，我們熟知的有葉理綏（2月5日）、趙元任（2月19日）、林語堂（3月12日）、胡適（3月25日）。.

從邀請函人收信地址為我們可以得知，當年趙元任居住在康州紐黑文市的橙街644號。這段時間（1939-1941年），他正在美國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并在耶魯大學開設兩門課，中文閱讀和中國音韻學。后來，他還開設了一門粵語課程。

1941年1月2日，鄧嗣禹在發出邀請函之前，曾以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會的名義，和周一良聯名給趙元任發出過一封說明信，信札內容全文如下：

元任先生：

先請您恕我們的冒昧。

這次哈佛中國學生會的講演，聽說您過于謙讓，辭謝不來。我們因在學生會里負一點責任，所以另外寫這封信有所解釋。這回的演講主辦目的與其說是學術的，不如說是宣傳的。我們想在這個不被注意中國的校園里，引起大家的興趣與了解，不外呼宣傳國光。題目大致為Chinese thought（中國思想）一類，內容還可有出入。我們想，您何妨來討論中國語言的特性與中國思想之關系一類題目，即使講純粹語言方面問題也無不可。“名者實之實”，我們只要把講題twist（轉換）一下就行了。假如這個講演會里全是洋人主講，沒有一位中國學者參加，似乎就不合適。所以我們十二分地希望您再考慮考慮，惠然允諾！

敬祝，安好！

鄧嗣禹 、周一良 謹記

趙元任在收到鄧嗣禹和周一良聯名的信函之后，想必是猶豫過幾天。但是，從一位中國學者的責任感角度，他還是同意前往，并把近期發表的論文，按照要求“轉換”為演講的內容，確定下最后的演講題目為：“漢語詞義的節奏和結構”。這封回信，趙元任當時是用英文寫就，筆者翻譯如下。且看，他在信中是如何解釋這種轉換的：

親愛的鄧先生： 

請原諒我這么晚才回答您對我演講題目的詢問。我真的沒有什么適合這個系列的東西，你和周先生也很好地讓我把這個話題“轉換”了一下，使任何事情都符合我的意愿，我覺得我應該為這個事業做點什么，我大膽地接受了邀請，我所擁有的，是去年12月在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美國語言學會舉辦的會議上讀到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有點技術性和枯燥，而且是為《語言》雜志承諾的。不過，我試著“轉換”一下,把它改成標題：漢語詞義的節奏和結構。如果你覺得應該改，請告訴我。

1941年1月14日

趙元任先生已經承諾，會按照時間表上的節點，2月19日去參加講座，并且按照要求，將論文的內容轉換成演講的方式，想必鄧嗣禹、周一良都不會再有什么還“應該改”的意見了，應該是按照原定計劃執行了，也就沒有用信件再溝通的必要了。

在2001年，由趙新那、黃培云編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趙元任年譜》上，我們可以了解到：1940年12月30-31日，趙元任夫婦到Providence，參加美國語言學會（LSA）會上，宣讀的論文題目為《Word Conception》（字的概念）。從論文《字的概念》，到演講內容《漢語詞義的節奏和結構》，這種轉換方式確實是比較大的。

關于1941年的內容，僅僅是從4月份，趙元任決定接受哈佛大學聘請，離開耶魯大學開始記載，并沒有以上關于1-2月份，到哈佛大學開展學術演講活動內容的記錄。由此，許多參照《趙元任年譜》撰寫傳記的書籍，也都未見有這一段學術活動的記錄。

美國“陸軍特訓班”中文教學方法交流

1941年4月，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主任，兼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葉理綏教授（Serge Elisseeff）曾邀請趙元任到哈佛大學編輯字典，為期一年。1943年8月又開始負責美國陸軍培訓班的課程。于是，在1941年7月，趙元任離開耶魯大學，前往哈佛大學所在地波士頓，入住麻州劍橋，27 Walker Street（行人街27號），開始在哈佛大學階段的工作與生活，并在此居住了六年，這里也就成為中國人的活動中心。其中，胡適、金岳霖、費孝通、林語堂、錢學森、周培源等人，先后都到此處來過。哈佛中國留學生會、清華同學會等學生組織都曾在趙元任家開過會。

1942-1944年期間，由于鄧嗣禹與趙元任分別在芝加哥、哈佛大學主持美國陸軍特訓班的課程，兩人探討教學方法的往來信札，保存下來并收藏在“趙元任檔案”中有兩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后，美國陸軍為了對外戰爭的需要，在哈佛、斯坦福、芝加哥等25所知名大學都開辦有“陸軍特別訓練班”課程，英文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簡稱ASTP）。其目的是要訓練將要被派到諸如中國、日本等地區任職的指揮軍官，教他們學習各國的語言，同時學習各國的歷史地理與社會情形，培訓的時間由6個星期至9個月不等。接受過訓練的美國學生，就能被派到所學語言的區域去工作。此外，美國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設立海軍語言學校，在費吉尼亞的夏洛特爾設立陸軍語言學校等。很顯然，如果采用戰爭前各大學的漢語教學方法，將無法實現這一目的。為此，那些承擔教學任務的中國學家們不得不改進漢語教學方法。他們嘗試對學員強化語言訓練，在教學中注重現代漢語的聽力與口語表達。

太平洋戰爭前，美國許多大學的漢語教學內容，主要是為了培養漢學家而開設的古代漢語，注重古代漢語的閱讀和語法分析，忽視其在生活中的應用。

1942年6月，芝加哥大學受美國陸軍委托，成立東方研究院，執行院長是鄧嗣禹（兼任遠東圖書館館長）。在芝加哥大學開辦的課程，當時稱為“中國語言文史特別訓練班”，培訓時間從1942年8月開始，到1944年3月結束，比哈佛大學開辦的日期要早一年的時間，由鄧嗣禹負責并兼任班主任工作，芝大的美國著名漢學家顧立雅（H.G.Creel）先生也曾參與授課。培訓的目的，是要求受過訓練的學員，了解中國的文化與習俗，能閱讀中文報紙，并能用中文演講，以便今后更好地開展工作。特訓班的課程分為兩部分，一是語言學習課程，二是地域研究課程。語言學習課程每周上17小時的課，采用的教材由鄧嗣禹與顧立雅共同編寫，如：《中文報刊歸納法》、《中文報刊歸納法翻譯與選擇練習》。有關口語方面的教材，也是采用鄧嗣禹自編的教材。在此基礎上，1947年他根據培訓班的教案，整理出版了第六本教材：《社交漢語與語法注解》，由芝加哥大學出版。

哈佛大學受美國陸軍委托，1943年8月開始舉辦中文、日文兩個培訓班，到1944年12月結束。趙元任先生當時負責主持中文訓練班的工作，在教學上則是采用聽說法和直接法相結合，想方設法讓學生跟所學語言多接觸，多聽多說。正在讀博士學位的楊聯陞由于表現突出而受趙的特別賞識，在中文部二十余位助教中，特別為他申請了一個講師的職位。后來，楊聯陞還曾協助趙元任編寫過一本《國語入門》的通俗讀物。據《趙元任年譜》記載，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學員成績雖然有好有差，但都能說中國話。作為練習，學員們自編自演短劇；還有部分學員學會寫漢字。他們說中國有個《大公報》，他們就辦了一個《大私報》。

耶魯大學受美國陸軍委托，在1943年成立遠東語文研究院，創始人和第一任院長是金守拙（George Kennedy），采用的則是拼音法教學，所用的第一本教材《Speak Chinese》(中文口語)由金守拙、赫德曼（L.M.Hartman）編著,1944年由亨利霍爾特（Henry Holt &Co.）出版社出版，留美學者房兆楹曾為該書撰寫過序言。之后又出版了練習會話的教材《Chinese Dialogue》（華語對話），整個耶魯大學漢語教材的系統便是以這兩本書為基礎發展下去的。

1943年8月19日，此時鄧嗣禹在芝加哥大學主持美軍特訓班工作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之前，他曾向趙元任借閱過一本傳統羅馬字拼音法的書籍。在教學過程中，特別是在口語教學方式上遇到一些問題，他發現這種方法不大適合于速成班人員學習。于是，他用英文致信語言學家趙元任，進行請教與教學探討，現將英文信札內容翻譯如下：

親愛的趙教授：

呈寄上中國共產黨人使用的漢字羅馬化系統的小冊子，謝謝你的慷慨,，允許我借閱很長時間，很抱歉我們遲遲沒有歸還。

目前，我正在為45名（美軍）服務人員開設一門漢語會話強化課程。我發現很難清楚地解釋漢語口語的語法結構。不幸的是，你的中文語法書籍沒有被收藏在這個圖書館里。你愿意借給我們，或賣給我們你關于這個主題書的副本，還是向我們推薦一些其他用西文寫成的類似的書？

另外，你能坦率地告訴我，你對C.H. Kennedy（肯尼迪）教授采用羅馬化系統的教學方法的看法嗎？顯然，他一直在努力在全國推廣他的體系。我知道你有多忙，問你真的很慚愧。不過，我們非常需要你的幫助，我們一定會非常感謝你的幫助。

鄧嗣禹在信中所述的C.H. Kennedy教授，正是在耶魯大學主持美國陸軍特訓班的負責人，中文名為金守拙。由于趙元任來到哈佛大學之前，曾在在耶魯大學從事語言教學，對于金守拙的情況比較了解。

趙元任回信的草稿，英文手寫體寫在鄧嗣禹信函空白處，字跡非常潦草，我們一時無法準確辨認清楚，而正式打印的信函目前沒有保存下來。但是，我們從《趙元任年譜》相關年份的記錄中可以得知，哈佛大學在教學上是采用聽說法和直接法相結合。他是不贊同采用傳統羅馬字拼音法來教學的。

這種戰時培訓所采用的語言教學方法，使美國人在短時間內至少能夠掌握最低限度的漢語閱讀與會話的能力，這對于戰后美國的漢語教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太平洋戰爭年代結束后，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紛紛打破已有的漢語教學模式，力圖吸取戰時語言教學方法的優點，并將其融入到正規大學課堂教學之中。更為重要的是，戰時漢語培訓沖破了美國人對于漢語所抱有的固有觀念。 長期以來，美國人視漢語為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語言。然而，戰時的短期漢語培訓課程，就能使一大批美國人能說漢語，這無疑極大地增強了美國人學習漢語的信心。對于大多數美國青年而言，漢語不再是無法逾越的障礙。因此，當太平洋戰爭結束后，涌向中國課堂學習漢語的學生人數比以前有明顯增加。

筆者收集的九封趙元任與鄧嗣禹往來信札所透露的信息，當然不限于文中陳述的這兩個方面，還包括鄧嗣禹博士論文《張喜與1842年鴉片戰爭》寫作，以及英譯《顏氏家訓》等方面的學術交流，基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舉。希望有關出版社在適當的時候，能夠早日出版《趙元任全集·書信集》，以及《鄧嗣禹師友書信集》，彌補現有《趙元任全集》《趙元任年譜》中的不足之處。這必將會對國內外有志從事趙元任、鄧嗣禹研究的學者提供更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