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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19 年中篇小說創作精于故事結構、敘述方式的探索，從多維視角突進生命肌理與精神內核。現實題材小說逼近“文本”與“人本”，在互文性敘事中考察社會世相。老年敘事大放異彩，以精神問題的提出直擊社會的痛點。創作主體投入歷史題材的多樣開掘和文化傳承視域中的群像塑造，同時，在傳統敘事之外，試圖以敘事的“形式”實驗向經典致敬，顯示出中篇小說審美視線的多向延伸。2019年中篇小說與往年相比實現了敘事向度的突進與審美視點的位移，為中篇小說文體多維拓展提供了諸多新鮮經驗。

關鍵詞：2019 中篇小說 文本 心理分析 老年敘事

2019 年中篇小說亮點紛呈。從創作隊伍來看，“70 后”作家成為中篇小說創作的主力軍，發表了數量可觀質量上乘的作品。然而“80 后”作家也不甘示弱，不乏佳作引起文壇關注。從創作特征上看，2019 年中篇小說創作精于故事結構、敘述方式的探索，從多維視角突進生命肌理與精神內核。現實題材小說逼近“文本”與“人本”，在互文性敘事中考察社會世相。老年敘事大放異彩，以精神問題的提出直擊社會的痛點。創作主體投入歷史題材的多樣開掘和文化傳承視域中的群像塑造，同時，在傳統敘事之外，試圖以敘事的“形式”實驗向經典致敬，顯示出中篇小說審美視線的多向延伸。與往年相比，2019 年中篇小說實現了敘事向度的突進與審美視點的位移，為中篇小說文體多維拓展提供了諸多新鮮經驗。

在互文性敘事中考察社會世相

2019 年中篇小說將“文本”融入敘事，而“文本”形成過程與人物命運之間構成互文性關系。其中，魯敏《或有故事曾經發生》（《十月》2019 年第3 期）、孟小書《請為我喝彩》（《十月》2019 年第5 期）就是這樣的篇什。兩部小說都涉及一個“文本”，但又不同于我們通常所說的“元小說”。小說的敘述逼近“文本”與“人本”，在互文性敘事中檢視日常中被遮蔽的人性圖景，揭示全媒時代功利化的文化運行機制中所潛藏的深層矛盾。

企圖精準概括魯敏的小說美學是件吃虧不討好的事，因為她的每次創作都在尋求與眾不同的立足點。《或有故事曾經發生》在敘事特征上不同于魯敏以蘇北“東壩”為背景的鄉土小說，也相異于有關都市題材的情感敘事，而是著力于全球化背景下人類生存處境的終極思考。魯敏敏感于信息化時代文化市場機制的運作及其造成的人心的變化。小說以一起“平淡但勇敢的死亡事件”開啟敘事，經由敘述者—報社記者的調查和講述，試圖還原死者米米自殺的真相，同時，敘述者袒露了為報社撰寫“非虛構文本”的過程，也是作者對之進行戲仿或解構的過程。作者“以虛構的方式，致敬、戲仿或解構了一個非虛構敘事的發生與發展，這整個戲仿，恰恰又強化和放大了我的小說主旨—在這例死亡的周遭，我們可以肉眼見到的人間隔膜，以及人們對打破這種隔膜的艱難努力”①。在“人間隔膜”的呈現中，魯敏寫作所要抵達的審美目標，不只是對米米自殺事件本身的反諷（等于再死一次），也不只是對“非虛構文本”的戲仿，更是對作為非虛構作者的敘述者調查和創作的價值與意義的解構。這三重意義上的反諷、戲仿和解構緣于作者對工具理性作用下媒體機制變異的觀察。因此，死亡事件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傳媒運作中照見了現代社會彼此疏離的生存世相。

“文本”與“人本”的互文性在《請為我喝彩》中表現為主人公與劇本人物之間的自我鏡像化。小說主人公孫闖闖是叱咤風云的樂評人，在獨立音樂人圈子中享有盛譽。獨立音樂不同于流行音樂，具有非主流的精英化和個人化特征。從孫闖闖所欣賞的音樂類型，可以推斷，人格特質上他是一個沉迷于自我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也是如此。孫闖闖的樂評使臺灣地區著名音樂制作人炎雅倫走向前臺成為熱門歌手，同時也成就了自己在樂團的地位。隨著炎雅倫去世，孫闖闖投入以炎雅倫為原型的劇本創作，企圖跨界闖入影視圈，不料劇本受到冷遇。原因在于，炎雅倫在編曲創作上融入蘇州評彈、爵士、雷鬼元素，屬于小眾化的“地下”音樂，不能被“地上”的世人所接受，因而有關她的電影也不會有市場。某種程度上，“炎雅倫在小說里更像是孫闖闖的鏡像，他對炎雅倫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構成了他對自己的認識”②。因此，炎雅倫在歌壇的曇花一現暗示了孫闖闖的黯淡命運。鄧科與費樂樂暗中竊取孫闖闖的創作成果，將他們與孫闖闖拍攝的電影《尋找炎雅倫》改頭換面，以《鳥人兒》為片名參加國際影展并大獲成功。最信任的朋友在孫闖闖事業即將獲得轉機的關頭反戈一擊，對他來說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耳光。孫闖闖無法再自欺欺人，只能接受那個自造的高傲而不可一世的幻影趨于破碎的殘酷事實。這是作者對其性格弱點的明察。盡管如此，孫闖闖在理想主義氣質上如同沉迷于音樂探索的炎雅倫。有關“尋找炎雅倫”的劇本創作與影視拍攝作為一種修辭，暗示了孫闖闖心中不滅的夢想。孫闖闖的出現對孟小書的創作來說無疑是一次突破，這個形象沒有了《逃不出的世幻》《滿月》等此前小說的悲觀頹廢氣息，而多了一份與世界取得和解的愿望。

應當說，互文性敘事并不新鮮，但在以上兩部作品中，“文本”融入到人本化的敘事中，不僅充當了小說敘事的“形式”要素，而且“文本”中人物的命運也構成了小說人物的自我鏡像，起到深化小說主題、形成一種反諷的藝術效果。

如何講述“我們”的故事

小說家的職責在于關注當下現實，回應社會焦點問題。尤其是中國經濟轉型后，社會結構和城鄉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就小說創作來看，文學界開始把審美視點對準1990年代以降城鄉結構變化中流動人群的生存現狀，講述“他們”的故事。廣而論之，“他們”何嘗又不是“我們”？進城務工群體數量龐大，他們的生存際遇直接關系到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是中國經濟巨變中令世人矚目的現實，講述向城求生群體的故事也就成了近年來小說創作的熱點。

付秀瑩《他們》（《人民文學》2019 年第11 期）講述了一對平凡夫妻的北漂故事，他們從家鄉來到北京，遭遇了心靈的掙扎和人生的困頓。男主人公行伍出身，一個小人物，奇跡似乎永遠不會發生在他身上，而女主人公任性，富于幻想，按照內心法則生活，不惜付出高額費用學習深造，在公司還需要應付爾虞我詐的同事關系。進城后的受挫使他們的婚姻面臨危機，此前的夢想在柴米油鹽生兒育女的世俗瑣碎中湮滅。小人物孤注一擲的悲壯與置身其中的卑微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反差就如那架鋼琴被置于局促的出租屋內，鋼琴的高雅富麗與環境的逼仄窘迫極不協調。作者說：“大歷史是確定的，而每一個個體的小歷史，是如此的跌宕多變，充滿了未知和不確定性。而正是這些新變，隱藏了我們波瀾壯闊的時代生活的精神秘密。”《他們》嘗試著“為那些無名的小人物命名”，“為那些小歷史中浩瀚的精神世界賦予新的力量新的色彩”，抑或說，通過個體的“小歷史”的敘述揭開我們時代的“精神秘密”。③的確，“他們”瑣碎的小歷史建構了當下中國最本質的“歷史”，折射出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的精神特征。

如果說付秀瑩所關注的是混跡大都市的鄉村青年的生存壓力及其所面臨的情感危機，那么，陶麗群《正午》則把視線投向農村女性嫁入城市后的情感生活。也許，鄉村女性嫁到城市原本就是人生中的一筆交易，雖然在物質上擺脫了農村的貧困，但在情感上卻無法兌現她們的預想。小說中兩個女主人公的情感蒼白和精神空虛觸目驚心，而與此相關的是城市男人的優越感不斷膨脹。與付秀瑩一樣，陶麗群也致力于“個體”的發現，以城鄉結合部“個體”的“小歷史”來豐富和拓展關于“我們”故事的講述。在福柯那里，“個體”之于“歷史”建構的意義不言而喻，如何從紛繁復雜的現實中萃取生活的本質，也正是小說的責任。

李佩甫《杏的眼》（《小說月報》2019年第1 期）同樣以“個體”視角觀照中國社會變革，從農民工進城的內部機制的角度探究“我們”的故事是如何發生的。正如王蒙《夜的眼》以“歸來”者視角觀照時代變革，呈現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李佩甫《杏之眼》關注經濟變革背景下中國農民的出路，講述了一代農民向城而生的致富史。農民工題材小說是新世紀文學的主流，但通常聚焦于農民工進城后的生存際遇，而這顯然并非李佩甫的興趣所在。這部小說沒有寫這個群體進城市后的發跡史，而是立足于鄉村，追根溯源，以“杏之眼”追究農民進城的模式和途徑，細察他們致富背后所潛藏的暗疾與隱憂。主人公祁小元是傅夏祁人眼中的大貴人。大批村民沒有參加正規培訓和考試，而是通過車管所副所長祁小元走后門拿到駕照，前往杭州和深圳跑出租。他們在城市獲得成功，站穩了腳跟，這歸功于從祁小元那里獲取的“通行證”。在杭州發跡的家鄉人夏保生先富帶后富，致使傅夏祁人的命運與付秀瑩《他們》中的個體奮斗者相較大有改觀。

然而，作者并沒有把祁小元塑造成普通的貪官形象，恰好相反，他從一名不起眼的協警被提拔為掌管實權的股級干部，正是緣于其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精神打動了市委書記關相如。即使是為家鄉人“開后門”，他也相當謹慎，不忘在字條上注明：“在不違反規定的情況下，給予辦理。”豈能料到，這張字條卻被王寬所模仿，為傅夏祁人進城大開方便之門。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但家鄉人從中受益，祁家人也備受鄉人尊敬，獲得利益。正因此，祁小元無意中幫助家鄉人致富，卻要承受眾人之罪，確乎值得同情，更何況，祁小元的可悲結局很大程度上是王寬、崔國定的利欲熏心所致。從眾人受益的角度看，祁小元又何罪之有？小說結尾，祁小元的不知所終，是否也暗示了作者猶豫不定的立場？

在心理分析中建立人性深度

心理分析在小說敘事中的功能是將故事的講述轉向人的內心世界，透過人物心理邏輯分析，揭示悲劇發生的深層原因，常常讓讀者在意外的結局中震驚不已。

尹學蕓《青霉素》（《收獲》2019 年第2 期）以清純少女的口吻講述了發生在“文革”結束前夕的悲劇故事：赤腳醫生正坤在強勢母親的淫威下靈魂不斷扭曲，最終導致14 條鮮活的生命由于藥物過敏而蹊蹺地死去。當然，這并非正坤不懂常識，而是靈魂扭曲變形的結果。主人公正坤在赤腳醫生培訓中與鄰村姑娘相愛，卻被母親趙蘭香打破，代之以與村支書異常丑陋的女兒鐵秀珍結婚。母親的獨斷專行使正坤背負著精神的重壓，在委曲求全中走向扭曲變態的深淵，以致在醫院對鐵秀珍大打出手，這是精神久久壓抑后的一次爆發。小說到此似乎已經明朗：呈現一個生命如何被毀滅的過程。然而，在小說結尾，作者借助正坤的日記揭開了驚人的秘密。正坤在青霉素注射之前故意忽略皮試環節，葬送了14 條生命，其中包括正坤的父親和弟弟。正坤的精神暗疾似乎難以覺察，然而日記本卻清晰地暴露了他如何走向病態的精神軌跡。從敘述方式來看，作者通過清純少女王云丫的視角講述這一悲劇的產生過程，也是別有意味的。敘述者的不諳世事的眼光異常清晰地反襯和凸顯了鄉村世態的復雜肌理和主人公的變態靈魂，同時也使悲劇的發生顯得更加真實，更容易產生震顫人心的閱讀效果。

從敘事時空來看，尹學蕓以正坤為標本的心理分析并未局限于“個體”解讀，而是延伸和追溯到母親專橫性格的精神來源，讓讀者聯想到那個專制主義橫行的“文革”年代。然而必須指出，母親的精神專制固然是導致正坤悲劇的直接原因，但就人物心理深度來說還需要更有力的支撐，因此，同樣是寫兩輩人之間的沖突，《青霉素》的敘述不如盧梭《新愛洛漪絲》中朱莉面對父母在親情與愛情、情感與理智、自由與責任之間自我決斷中的內心沖突來得深刻。④

與《青霉素》敘事模式相反，阿寧《盛開如謎》（《花城》2019 年第6 期）中少女的心理問題在小說開端就凸顯出來。這部小說看似講述一個俗套的女學生被教師性侵的故事，不乏吸引讀者的獵奇元素，但作者沒有放任通俗化的文學想象，而是借助人物情感的裂變與轉化把主題導向人性的寬厚與和解。女孩白箏本是個開朗活潑的假小子，與男生交往沒有任何障礙。突如其來的異常表現自然讓人想到妙齡少女所遭遇的不妙情形。同時，母親徐小鈺與情人朱勇的關系也并不理想，不過充當其眾多情人中的一個而已。初看起來，小說家眼中貌似只有人性的“寒冷”，但隨著敘事的展開，我們發現，母女的不幸具有同源性，皆肇始于校園中的一段情緣，因師生戀而起。這種心理追溯為小說建立了人性深度。如果敘述到此戛然而止，故事的完成度似乎也無可厚非。然而，在這本可畫上句號的地方，阿寧找到了小說敘事的另一種可能。到了尾聲，讀者也會覺察到創作主體情緒的悄然變化，它表現在中年女性多舛命運中漸漸升騰起的“人間的溫暖”⑤，這股暖流固然來自朱勇對徐小鈺的愛撫和關心，更源于女兒善待孕育中的小生命的態度，它彌漫在掩卷之際的余思中，彰顯了創作主體對寬容與善意的召喚。

歷史題材開掘中凸顯義氣風骨

近些年來，歷史題材小說創作成就突出體現在長篇小說領域，出現了劉醒龍《黃岡秘卷》、賈平凹《山本》、王安憶《考工記》、徐則臣《北上》、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等長篇精品，而中篇小說在這方面成績平平。2019 年中篇創作中，邱華棟《琴斷》（《清明》2019 年第5 期）和曹明霞《大車店》（《小說月報?原創版》2019 年第11 期）對歷史題材的開掘值得關注。

那么，中篇文體在歷史題材處理上如何區別于長篇文體，顯示出自身的文體優勢呢？不妨以《琴斷》為例，這部小說是邱華棟“歷史武俠小說系列”之一，以中國古代名士嵇康的形象為基礎，重述經典故事，發掘不畏強權慷慨赴死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歷史題材系列化敘事對以當代都市小說稱雄文壇的邱華棟來說不無挑戰性，然而，寫作頻道的轉換更突顯了他非凡的敘事才華。這部小說中，作者別出心裁地選擇一個少年俠客充當故事的敘述者，通過俠客的視角去展現魏晉時期的文人氣節。應當說，這樣的敘述在同類題材小說中并不多見，它基于魏晉風度所包含的“道義”，如果以之觀少年俠客的師父與嵇康之間神交之默契，就很容易理解小說結尾俠客為何用嵇康的蠶絲琴弦殺死奸詐的鐘會的義舉。這種精神度量為敘述者以武林之俠義打量文人知識分子之狂放風骨提供了契機，產生了舉重若輕的美學效果。而俠客以蠶絲琴弦為武器刺殺鐘會，在小說尾聲猶如嵇康彈奏了一曲《廣陵散》，曲終之時彌漫著憤慨不屈的浩然之氣。

與《琴斷》對古代名士義氣風骨的張揚相比，曹明霞《大車店》中主人公走向革命的義舉也許并不起眼，他們是歷史縫隙中卑微的小人物。日本軍人攻占東北后，上百萬的日本老百姓也被源源不斷輸送過來，美其名曰：開疆拓土。《大車店》以此為背景，從民間視角復現了1930 年代日本“開拓團”在東北上演的侵略丑劇。從政治局勢來看，當時東北大地上活躍著國民黨、土匪、山林隊、地下黨等多股勢力。然而，作者沒有描寫宏大的戰爭場景，甚至有意偏離主流的歷史敘述，而是把身處邊緣的山林隊納入考察對象，以日常化的敘述呈現了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底層民眾頹廢與英勇同在、殘酷與溫暖并存的人情和世相。山林隊雖是抗日力量，卻勢單力薄，自生自滅。他們無槍無炮，甚至缺少最基本的衣物和糧食，對革命的理解也相當幼稚，然而這些不足卻絲毫不妨礙他們心中同仇敵愾情緒的滋生，他們的反抗有力挫傷了日本侵略者的“開拓”野心。2019 年中篇小說創作在革命歷史題材少有開拓，這個意義上，對歷史縫隙中邊緣革命力量的作為及意義的發掘使《大車店》成為這一年小說敘事的獨特風景。

與長篇小說相比，由于篇幅限制，中篇小說對歷史題材的開掘很難在情節經營上出彩，也不容易在人物命運的曲折多變中建立歷史感，而更側重對歷史人物道義、氣節和人文風骨的挖掘，以此傳達那個歷史時期的精神特征和社會風尚。

文化傳承視域中的群像塑造

隨著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新世紀小說對文化傳承題材的關注有所加強。王旭峰吳越茶文化系列小說、雪漠河西民間文化題材小說以及陳河長篇小說《甲骨時光》便是其中的突出案例。相比于長篇小說，文化傳承題材無疑是中篇小說創作的薄弱環節。2019 年中篇小說《書匠》（《人民文學》2019 年第12 期）和《春景》（《山花》2019 年第7 期）在文化傳承題材方面有所開拓，但創作主體的興趣并不在文化傳承本身。或許，對某種文化本身細枝末節的呈現并非小說家的任務。所以，兩部作品中行業文化只是充當了敘事的背景性因素，而文化傳承者所信奉的行業精神與人生態度則成為創作主體的審美視點。

隨著全媒時代的來臨，紙質媒體的地位大幅下降。與之相伴的是，很多傳統行業文化瀕臨絕境，書匠便是其中之一。《書匠》是葛亮“匠傳”小說系列的首篇。葛亮關注文化傳承，不屑于廉價的宣傳，而是將文化傳承及其在現時代的命運承載于一群活在舊時光里的人身上。“整舊如舊”是其工作原則。舊書經他們修復，回歸所屬時代，也就獲得了“尊嚴”。這“尊嚴”是由他們所賦予的。這個意義上，這部小說看似講述修書的工藝和過程，而很多細節和場景卻蘊藉著一種修書精神，一種生命的尊嚴。小說中一南一北兩個修復師，在學養、承傳及其淵源上聯結著中西兩種文化脈絡。這種文化影響下，修復師過往生命中的“痕跡”以及骨子里的倔強與其命運休戚相關。不善言辭的性格注定了匠人在現實中的卑微處境，而生命的輝煌淹沒于歷史的塵埃中。然而歷史文化傳承賦予他們豐厚的精神底蘊，足以支撐他們在塵世喧囂中構筑起一道精神壁壘。這種人格特質不免讓人想起麥家小說中的天才，世俗生活中的笨拙不能掩蓋天才在自己專注領域的生命光輝。書匠并非天才，卻自有生存之道，生活在舊時光里，自得其樂。

同樣是從文化傳承視域中觀照人間世相，王松《春景》不同于葛亮對形而上的知識分子精神的闡發，而是側重于形而下的市井生活中人情世故的觀察。這部小說以燕鳴茶館為背景講述相聲、鼓曲藝人的故事。師徒之間、門派之間、臺上臺下、館內館外，人物關系錯綜復雜。人物形象無論師輩桃又紅、羅鼓點兒，還是徒弟朱胖子、馬大手，皆棱角分明，鮮活飽滿。這些人物就像散落的珍珠，由小桃紅這個人物串聯起來。故事是這樣發生的。桃又紅一輩子不嫁人，不收門徒，但在晚年破例收了小桃紅為弟子。可這一收就惹了麻煩。馬大手曾推薦人到桃又紅門下學京韻大鼓，結果碰了釘子，直接導致了他在小桃紅“擺知”儀式上鬧場子的事件。馬大手以囂張跋扈的形象出場，卻因劣跡斑斑而底氣不足，曾因勾引唱鐵片兒大鼓的女人而遭其男人“沒腦袋沒屁股地暴打一頓”。這軟肋由朱胖子所掌握，同時，朱胖子與小桃紅情同兄妹，對馬大手的搗亂不會坐視不管。一環套一環，人物就按照這樣的事理邏輯逐一出場。作為馬大手的對立面，相聲藝人朱胖子充滿智慧而不乏幽默的氣質。這從他用瀉藥整治黃三以及通過吳大頭對付馬大手的細節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民間藝人對待生活的態度與其所從事行業的精神特征莫不契合。桃又紅孑然一身的命運與其一輩子所表演的鼓曲《憶真妃》的悲涼意蘊暗通款曲，同樣，羅鼓點兒的善良與豁達、馬大手令人啼笑皆非的“出招”與其所從事的相聲藝術相映成輝。小說在生命與藝術的交匯點暗示了一種相聲式的人生態度。羅鼓點兒借助“臺上分神”事件間接點醒朱大胖：小桃紅愛的是唐醫生，而不是他。在《八扇屏》表演中，朱大胖由先前的魂不守魄變為此時的“不灑湯不漏水，一氣呵成”，暗示了市井藝人通達的人生態度。

傳統文化受到信息科技革命的沖擊，亟待文學的發掘、宣傳與推廣，而傳統意義上的行業文化更需關注。然而，文學所承載的歷史責任不在傳統文化的整理和記錄，而在文化傳承中“人”的因素以及行業精神與人生態度的挖掘與闡發。

老年敘事新進向：記憶盤活與人格再造

2020 年，中國老年人口達到2.48 億。中國的老齡化時代已然來臨。與老年相關的命題開始納入小說家的考量范圍，越來越受到關注。周大新長篇小說《天黑得很慢》聚焦生命最后階段，折射出諸多養老問題。老年敘事是2019 年中篇小說的亮點，形成了創作熱潮。陳應松《白狐》（《北京文學》2019 年第12 期）、羅偉章《倒影》（《人民文學》2019 年第1 期）、劉汀《人人都愛尹雪梅》（《十月》2019 年第3 期）、范穩《橡皮擦》（《收獲》2019 年第2 期）、余一鳴《小桔燈》（《中國作家》2019 年第9 期）等作品突破了以往對空巢老人的常態化書寫，而在記憶與現實的穿插中突進生命內核，呈現出老年敘事的審美新進向。

老年人越來越難以適應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于是步入漫長的孤獨之旅。《小桔燈》向我們顯示，老年人受傳統的道德觀束縛，在愛情面前選擇逃避，同時，由于被智能世界所拋棄，老年人陷入無盡的孤獨。作者借助孫女久久在家里處境的變化映襯老人的孤獨心態，把身處社會邊緣的弱勢者的苦楚呈現在讀者面前。久久因家里多了雙胞胎弟弟以及父母關愛的轉移，變得苦悶和憂郁。爺孫倆被家人所忽略，在桔園互相慰藉，那血濃于水的親情令人動容。《橡皮擦》中身為警察局長的洪玉林退休后的晚境又何嘗不是如此？遠在海外的女兒洪漢美在家安裝監控，遠程監視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父親的日常起居。入室搶劫案的發生終于驚醒了洪漢美的情感神經，勾起了她對父親的愧疚之情，于是勸服二哥陪伴父親。這樣的結尾顯示了創作主體的人文關懷。相比之下，《倒影》中父親受到子女嫌棄的處境更為可悲，以子女的態度叩問世道人心。當社會沉浸在金錢物欲的追逐中而無法顧及這個時代的受傷者和落伍者，知識分子肩負著提醒和呼吁的職責。

靈魂無處安放是老年人普遍面臨的生存困局。令人欣慰的是，在《白狐》《人人都愛尹雪梅》中，主人公試圖在艱難突圍中實現心靈的慰藉和人格的再造。

在記憶的激活中展開文學想象是老年敘事的一大特征。《白狐》以激活“記憶”的方式觀照知識分子進入老年后的生存狀態。老齡化問題不只限于通常所謂的骨質疏松、牙齒脫落、老眼昏花、走路蹣跚，甚至臥床不起等生理衰竭狀態，更關乎著記憶、情感和精神逸出常態的情形。小說中主人公施金教授雖然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昆蟲學家，但也不可避免地像大多數老年人那樣受到孤獨和病痛的困擾。生命陷入一團死水之際，校園中情人坡出現白狐的新聞在網上傳得沸沸揚揚，沖開了邁入暮年的施金教授的記憶閥門，讓他回光返照般重溫了那時隔久遠的浪漫歲月。于是，那刻骨銘心的異國之戀被一只仙靈般的白狐所喚醒、所激活，毫無設防地暴露在老伴面前，那是一段隱秘的情感，也是人世最美的情愫。白狐在小說中若隱若現，喻指施金教授在高加索科考期間的戀人卡秋莎，更意味著受老年癡呆困擾的主人公重獲新生的一次機緣。從敘述功能來看，傳說中白狐的形象賦予小說敘述以神秘色彩，激活了主人公的情感神經，以致于讓他在追尋白狐的癡迷中被摩托車所撞。這次車禍使其老年生活更其不堪。至此，科學家所代表的文明、理性與主人公的極端反智化生存構成一種反諷的張力。小說在生命密碼的追蹤破解中提示了當下老齡化社會問題令人揪心又難以回避，確乎引人深思。

隨著國家城市化戰略的推進，大量農村人口移居城市，出現了一個數量龐大的“跨界”群體。她們離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鄉村，暫時寄居城市，肩負照顧家族第三代人的倫理義務。《人人都愛尹雪梅》的主人公尹雪梅就屬于這群城市短暫的寄居大軍。從倫理意義上說，這個群體屬于奶奶輩，進城的出發點是照顧第三代，這種依附性地位使她們很容易忽略“自我”，自我意識無形中淹沒在瑣碎的勞作中。從自我與社會的關系來看，這類人群的精神需求通常也被社會所忽略，正是這種習以為常的“忽略”引發了劉汀的創作沖動。他想追問的是，這類人群在倫理意義上的工作之外，在新的環境下是否存在重建自我人格的可能？應當說，這種關切非常及時。隨著小康社會全面建成，老年人物質生活基本得到保障，而精神生活方面，尤其是在精神人格上如何得到應有的維護和尊重，值得深討。

向經典致敬的“形式”探索

當代作家背后往往站立著一位文學大師，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寫作，如余華與川端康成，莫言與福克納，麥家與博爾赫斯，殘雪與卡夫卡等。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之間有著深厚淵源。20 世紀90 年代，商業主義潮流沖擊下，先鋒小說家形式實驗的激情日漸消退，選擇了從小說本體意義上的形式舞蹈向中國故事的傳統講述的整體回歸。這種創作態勢下，陳集益的《炸裂》（《西湖》2019 年第6 期）、王秀梅的《失形記》（《芙蓉》2019 年第5 期）以別樣的形式探索向文學經典致敬，讓人眼前一亮，顯得尤為可貴。

閱讀《炸裂》如同置身重重霧霾之下，走進了一個異己空間，這種審美體驗令人想起薩特《惡心》的世界。這里用“惡心”的意象來闡釋主人公張學亮所感受的世界，也許更能切近作者的創作指向。張學亮鼻子出了狀況，偶爾發出咻咻的響聲，以至于“感覺有活物要從鼻子深處竄出來，攪亂你的生活, 它讓你驚慌、茫然無措”。當作者把視線拉到主人公的日常中，我們發現，主人公的不適感看似由生理因素所引起，而實際上緣于城市空氣質量的惡化與自我意識的分裂。城市的擁擠、霧霾以及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文化風氣，作為異己力量無時無刻不逼迫著他的神經，讓他意識到生存的荒誕感，使他產生逃往家鄉的沖動。為了表達這種生存的荒誕感，作者別具匠心地選擇了第二人稱敘述，由一個不露面、無人稱的隱含敘述人呼喚“你”、描述“你”，講述“你”的故事，“你”的背后好像站立著一個隱身敘述人，產生若即若離的敘述效果，顯示了創作主體的敘述自覺。隱含敘述視角下的第二人稱敘事，比起主人公第一人稱敘事，使外部環境對主人公的壓迫感以及這種心理感受過程的展開顯得更客觀更真切，也更能讓讀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一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縮短了讀者與敘述者、人物的距離感。小說結尾不乏荒誕色彩：主人公鼻子終于炸裂開來！鼻子的炸裂既是生命壓抑到極點的一次爆發，亦是對人類欲望膨脹到極限的一種警示。

在創作動機上，《失形記》是向卡夫卡《變形記》致敬的作品。王秀梅說，這部小說的創作等于完成了一次向“甲蟲”的致敬。我以為，“致敬”并非模仿，而是出于“影響的焦慮”下的“形式”探索。小說的敘述由夢境所開啟，在夢中余德被一只黑狗所咬。一夢激起千層浪。余德發現身體悄然發生變化，身上和臉上開始長毛，越長越多。雖然余德在外形上并非完全變成狗的模樣，只稱得上“失形”，卻無法正常生活。作為企業總裁，他擔心這個秘密被員工發現，于是越來越驚恐，惶惶不可終日。這種想象讓人聯想到格里高利一夜之間變成甲蟲的荒誕故事。然而，從變形過程及其結果來看，兩部作品似乎并不相同，主人公一個變甲蟲，一個變狗，格里高利“變形”的結果不僅形似，而且神似，是“形”與“神”的合一。而余德離家獨居后，與那只夢中的黑狗神奇相遇，他們之間經歷了從對立到和解的過程。所以，余德終究沒有變成狗，“變形”停留在神似層次，更多是心態上的變化。故事的副線是余德與兩個女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妻子娜伽因流產不能再孕，而余德望子心切，正巧與鄭八九墜入情網，企圖借腹生子。這是余德的另一個秘密，豈料這一切皆是娜伽的安排。小說結尾，作者借娜伽之口道出了人與狗的神秘牽連。多年前，一只母狗被余德踢傷而流產，而余德離家后與黑狗“同居”以及對之實施救治，便在不覺中完成了一次救贖之旅。娜伽也因此順利懷上孩子，同時余德臉上的毛發隨之脫落，恢復了正常生活。某種意義上，與《變形記》類似，《失形記》也是一部蘊含豐富的寓言。你可以說它宣揚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也可以說它呈現了一段焦慮中的無奈人生，但無論怎樣，它總歸顯示了引人向善的道德指向。

在上述分析和歸納之外，2019 年中篇小說有幾部不能不提。田耳《開屏術》讓傲嬌的孔雀應聲開屏，這樣令人腦洞大開的文學想象在眾多小說中顯得別具一格。這部小說以貌似夸張俏皮實則暗藏機鋒的敘述探討了金錢、性、權力互相交織中的人性面向。從人物來看，王局長金屋藏嬌，驕奢淫逸，為了哄得美人開心，意欲購得隨時可以開屏的孔雀，而易老板為了討好王局長則費盡心機，不惜高價讓隆介馴養孔雀，易老板急功近利又不乏寬容胸懷，隆介則機靈天真而又冒失散漫，顯示出各自的人生狀態和人生態度。喬葉《朵朵的星》以小女孩朵朵的視角道出了人類接受啟蒙而不斷成長、不斷修身的寓言。小說中眠莊居住著兩類居民：眠者和醒者。眠者與醒者的區別在于，醒者額頭的星星是亮的，隱喻著擺脫混沌狀態而獲得啟蒙或成長，而眠者則需要受到靈者點化，在種種機緣下被喚醒之后方能變成醒者，額頭的星星也隨之變亮。主人公朵朵始終在尋找那個神秘的靈者。這個過程中，有重度潔癖的媽媽不許她親近泥土，是追尋靈者途中的阻撓者。為了擺脫媽媽束縛，朵朵獨自去遠方旅行，不禁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聽到爸爸的呼喊聲，朵朵忽然跌倒在泥坑，想起爸爸教她“土”字的話語：這個土字，就是三個一，三生萬物嘛，意思是土里什么都長。與大自然的親近意味著朵朵沖破了媽媽的束縛，在知識積累和旅行體驗中獲得心靈的啟迪，終于如愿以償地變成了一個醒者。事實上，這部小說的讀者可以是兒童，也可以是成人。成人中也不乏“眠者”，有待“靈者”的點化蛻變成“醒者”。這是因為“眠者”與“靈者”相遇，畢竟需要機緣。若無這種機緣的成全，一個人或許一輩子也無法成為“醒者”。另外，楊映川《九尾貓》、胡學文《一水三浪》、少一《積木》、孫頻《鮫在水中央》等作品皆不乏可圈可點之處，篇幅所限，不再展開。

以上分析不難看出，2019 年中篇小說創作突出文體形式的探索，無論是敘述者的設置、敘述語調的選擇，還是人物、題材的處理，都在多元藝術向度中昭示出中篇文體的可能性空間。特殊題材系列小說成為眾多作家的文體追求。邱華棟的歷史武俠系列、楊映川的科幻系列、葛亮的匠人系列等，規模化、系列化的文體探索各有特色，成績斐然。在題材處理上，寫作資源的多元開拓，多維、立體的敘事向度，成為2019 年中篇小說創作的重要特征。《琴斷》《書匠》《大車店》等作品突顯出題材的特異性，在題材的藝術處理上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白狐》《人人都愛尹雪梅》《青霉素》等作品致力于心理分析與人格重塑，在敘事向度的精神突進中豐富和深化了2019 年中篇小說的意蘊空間。

注釋：

①魯敏：《所有的敘事都是易容術》,《中篇小說選刊》2019 年第4 期。

②李振:《孟小書〈請為我喝彩〉：孫闖闖的三十七歲》，

http://www.fxjt168.com/n1/2019/1120/

c404030-31465483.html。

③付秀瑩：《他們就是我們》，《中篇小說選刊》2020 年第1 期。

④《新愛洛漪斯》在第二卷第六封信中，朱莉訴說了違抗父母意志所經歷的靈魂陣痛。見[ 法] 盧梭《新愛洛漪斯》（二），伊信譯，商務印書館1999 年版，第241—242 頁。

⑤阿寧:《盛開的方式》，《中篇小說選刊》2020年第1 期。

[ 作者單位：廣西省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