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當下詩歌的現實感愈益突出，同時代人呈現的是時間之詩和社會之詩的復雜結合體。新詩歷來缺乏共識和公信力，新媒體、自媒體平臺以及AI 智能使得詩人數量、詩歌產量以及傳播生態、評價體系、詩學面貌都發生了變化，而全國詩歌座談會的及時召開對于凝聚共識、引領創作、共建新時代詩歌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碎片化寫作亟待總體性詩人和重要長詩文本的出現，少數民族詩歌的愈加開闊和多元為當前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需要的是具有時代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意義上的當代詩歌。

關鍵詞：2019 詩歌 媒介 現實

詩歌從時間序列上構成了一個人的語言編年史和總體意義上的時代啟示錄，在所有的文體中最難持續進行的就是詩歌。我們必須認識到當下詩歌的差異性景觀，又應該自覺地對詩歌創作以及生態中存在的問題予以正視和反思。任何詩人無論以什么方式來處理什么樣的題材，他永遠面對的就是自我、時間、命運和時代—它們也正是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所在。對于今天的中國詩歌，只能說，無論是寫作者還是閱讀者，其間的差異太大了，正如白天的詩和夜晚的詩一樣，黑白分明、差異巨大。2019 年的詩歌在延續了以往詩歌面貌的同時也出現了新現象和新問題，值得及時梳理和深入甄別。

數字和產量的炸裂以及AI 背后：問題和解決機制

目前, 國內有1000 多種定期出版的現代詩歌內部刊物，有的是獨立印刷，有的是以書代刊的雜志書（mook）。此外，還有幾百種公開出版、以書代刊以及內部交流的古體詩詞刊物，古體詩詞的詩歌社團組織有2000多個。目前全國詩歌網站的注冊會員人數已突破1000 萬，日貼詩歌量超過6.5 萬首。截至2019 年12 月26 日，中國詩歌網的網站注冊會員數為232809 人，會員發布詩歌數量平均每天約2300 首（中國詩歌網提供）。詩詞門戶網站搜韻網用戶突破385 萬，中華詩詞論壇注冊會員25.6 萬人。“百度詩詞吧”的用戶為33 萬人，累計發帖超過700 萬。詩歌類微信公眾號的訂閱用戶已超過1000萬人，目前從事古體詩詞寫作的人數已達350 萬，全年在網絡上發表的詩歌超過7000萬首。

2018 年和2019 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譯介）的紙質詩集有4500 種左右，作家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小眾書坊）、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北岳文藝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中國藝文出版社（澳門）、太白文藝出版社以及雅眾文化等出版機構推出的長效詩歌出版機制對于推動國內外優秀詩人詩作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就2019年來說，重要的詩歌類譯介主要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典詩歌文庫（第一輯，趙振江主編）、《站在人這邊—米沃什五十年文選》（黃燦然譯）、約翰?阿什伯利《別樣的傳統》（范靜嘩譯）、羅伯特?洛威爾《生活研究》（胡桑譯）、《桂花：阿多尼斯中國題材長詩》（薛慶國譯）、費爾南多?佩索阿《想象一朵未來的花朵》（楊鐵軍譯）、《杰克?吉爾伯特詩全集》（柳向陽譯）、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術》（汪天艾譯）、赫列勃尼科夫《遲來的旅行者》（凌越、梁嘉瑩譯）、《火：魯米抒情詩》（黃燦然譯）、《赫貝特詩集》（趙剛譯）、《未選擇的路—弗羅斯特詩選》（遠洋譯）、《希姆博爾斯卡詩集》（Ⅰ、Ⅱ，林洪亮譯）。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目前詩歌創作、出版和譯介持續高漲的良好態勢。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目前的詩集中屬于長銷書的非常少，而詩集的印數基本都在1000 冊左右，有些詩集印出來之后根本沒有進入流通渠道，這導致了人力和物力等資源的極大浪費。尤其是最近十年一大批出版社介入詩歌出版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影響，但是詩歌出版的困境仍然是存在的，即在傳播方面也暗含著隱憂與不足，大家公認的具有實質性影響的作品還很少。詩歌類出版物的傳播并不令人樂觀，由于出版費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年輕詩人和基層詩人的作品出版更為困難。詩歌出版的項目能夠更為有效就需要出版社嚴格把好質量關，多推出具有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的優秀詩集，同時要拓展詩歌和讀者有效的互動機制，比如詩歌下鄉、詩歌下廠、詩歌進社區、詩歌進校園等等。

“此刻世界上多少閣樓和非閣樓里”這句詩出自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一個寫作者的精神現實、內在現實。佩索阿是在他的時代不為人知的詩人，在現實中極其孤獨、局促、不安，而在寫作中則成了一個精神世界無所不能、特立獨行的語言超人。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在各種報刊以及電子平臺上讀到的詩人，其中不乏在這個時代已經成名的詩人，但是我們也必須相信一種可能，仍有很多安靜的獨立的真正詩人的存在，只是我們還沒有與其在現實和文字中相遇、相識、相知。隨著新媒體、自媒體對詩歌生產和傳播的推波助瀾，大量的庸詩、偽劣詩歌泛濫，詩歌的傳播、甄別以及評價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傳播”既包括詩歌的公共傳播、社會傳播，也包括中國詩歌的對外譯介、國際傳播。尤其是在出版和媒體工作的代表著重強調新媒體和公共文化空間對于促進詩歌傳播、推動詩歌到大眾和人民中去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最突出的事實是詩歌傳播的途徑和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傳播介質的改變和傳播技術的迭代更新，一方面使詩歌的傳播形式相應發生了變革，形成了“刊+ 網+ 微信公號+ 詩人自媒體”立體生態鏈，尤其是“兩微一端”的傳播速度、廣度、深度減弱了對好詩人、好作品遮蔽的概率，但也帶來一些副作用和負面影響。比如，快餐式的淺閱讀和及時性、新聞化、表層化的創作傾向；詩歌微信公眾號以及幾百種的詩歌民刊良莠不齊，進而使得詩歌標準駁雜不清。這都需要各方面通過合力和有效手段加強監管和引導，突出主流媒體、重要詩歌刊物以及具有影響力的新媒體的引導作用。而從浩如煙海的當下現場提取出優質的詩歌（文學）文本，僅憑編選家、編輯家和評論家的一己之力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目前，機器人讀詩、機器人寫詩和機器人評論詩歌已經成為現實。近期人工智能“谷臻小簡”的“機器閱讀”“深度學習”以及“AI評選”—從20 本文學雜志刊發的全部771部短篇小說中評選出前60 部的榜單以及一部年度短篇—似乎在更改著這個時代的文學秩序、寫作法則、文學倫理以及評價尺度，“人類和機器都有缺點，而人和機器合作，最大的好處是能節省大量時間，克服人類在速度、注意力、先入為主、自身喜好等方面的局限。與此同時，人類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比如，如何認識人類在這些判斷之下的位置，如何在AI 高速發展的時代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何理解甚至參與創造AI 的寫作倫理……”①無論是談論當下的詩歌還是整個的文學生態，我們都已經注意到媒介炸裂和科技革命以及人工智能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互聯網社交平臺、移動自媒體的沉浸式傳播以及人工智能的深度參與使得創作心態、文學樣態、生產方式、生產機制以及文學秩序、文體邊界都發生巨大變化。尼爾?波茲曼則認為媒介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指導和影響著人們了解和認識事物的方式，但是卻往往忽略了媒介對人們生活的介入。從機械復制時代到電子資本主義再到數字化擬像社會，這都印證了馬克思曾經指出的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在媒體生產力和數字化生產力的時代情勢催動下，在弱人工智能（ANI）向強人工智能（AGI）和超人工智能（ASI）的發展過程中，遭遇挑戰的不只是詩歌觀念、寫作方式以及文學生態、文學生產效力和社會效應，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方式、職業倫理（比如“知識勞工”所受到的來自人工智能機器的挑戰）也隨之發生變化。老詩人李瑛的《機器人》和喻言的《與機器人共進晚餐》對這一科技命題作出了詩學的回答和個人化的理解。質言之，詩歌生產的主體和閱讀消費群體都正在發生變化。那么，我們如何在多變的文學現場以及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中來思考文學新變對現實、文學批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無論是文學批評的方法還是緊跟時代巨變的批評風氣和批評精神，我們思考的都是文學的本質問題與時代新變之間的特殊而復雜的關系。來自于閱讀生態變化形成的影響的焦慮，這既是詩歌文體層面的又是詩歌傳播、譯介和跨語際交流層面的。陳大為、鍾怡雯主編的《華文新詩百年選?中國大陸卷》（二冊）由臺灣九歌出版社出版，謝冕先生作為總主編的近400 萬字的六卷本《中國新詩總論》（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則從詩歌理論與批評的角度總結和展示了百年新詩的成就，這也是對新詩經典化焦慮癥的一個緩解和改觀。2019 年詩歌的對外譯介和國際傳播顯然已經取得了成就和突破。詩歌翻譯工作非常重要，中國新詩創作的外在動力，大半來自詩人對翻譯詩歌的超強敏感和有力吸收，無論從革新沖動、詩學觀念，還是語言態度、隱喻技藝等層面莫不如此。改革開放40 多年來當代詩歌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尤其是詩歌的國際化交流活動愈來愈引起國際詩壇的關注，“從國外譯入”和“向外語譯出”成了一種新的詩歌現實。

時間之詩與社會之詩：同時代人的敞開

今天的詩歌越來越強化的正是“個體”和“碎片”，即使涉及現實和社會話題也更多是充滿了倫理化的怨氣或者是浮泛的虛空的贊頌，而能夠具有總體性的對時代命題作出回應同時又兼具了美學難度和精神難度的詩作卻極其罕見。與此相應，則是“日常經驗”的泛濫，“個人”“生活”“經驗”“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尤其是一些知識化、純詩化和不及物寫作的傾向更是加重了此類詩歌的失衡。這與正在發生巨變的幾百年未曾有的“新時代”極不相稱，“新時代”呼喚著“新詩歌代”，“大時代”需要“大詩人”。“時代”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動態結構，而“新時代”與“詩人”之間的相互砥礪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詩歌發展的時代訴求和內在命題。每一個時代的最初發生都急需新的創造者、發現者、凝視者和反思者的出現，詩人正是具有綜合的視野來整合時代命題和人類境遇的特殊人群。一個詩人不能成為自我迷戀的巨嬰，不能成為寫作童年期搖籃的嗜睡癥患者。

尤為關鍵的是詩歌的“重”與“輕”及詩人的自我定位問題。

詩人既是“現實公民”—必然會注視現實問題，同時也是“時間公民”和“語言公民”—不能只是抒寫現實境遇。詩歌是詩學和社會學的融合體，是時代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純粹封閉意義上的“純詩”和“現實主義的詩”。很多時候人們習慣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會學層面的“現實主義”框架內，但我們對“現實”“現實感”“現實主義”的理解應該是歷史化、多元化和開放性的。杜甫真正開創了詩歌中的現實并且是現實書寫的集大成者。今天中國的現實已經空前復雜，這對漢語詩人提出了新的挑戰，當代詩人“向杜甫學習”不應該成為空談和口號，應該像當年的杜甫那樣真正地理解生活、想象生活以及再造生活，并在詩歌世界中予以過濾、提升和轉化，真正意義上通過詩歌把現實轉化成歷史。這才是當代人向杜甫致敬的動因，而杜甫是我們每個人的“同時代人”，真正的詩歌精神永遠不會過時。

詩歌的“個人功能”“社會功能”和“內在功能”（尤其是語言功能）應該是同時抵達的，但是在詩歌的多元化、媒介化、活動化成為常態的今天，在詩歌寫作人口和詩歌產量難以計數的今天，詩人如何寫作、如何維持寫作的有效性、思想難度和精神深度就變得愈加緊迫。尤其是2019 年在新媒體平臺發表的詩歌數量又創新高，但是詩歌的寫作經驗以及現實經驗又存在著同質化的傾向，圍繞著詩歌的標準、傳播以及熱點爭議則一直存在且借助自媒體的傳播而影響日甚，詩歌的公信力有待增強，關于現代詩的種種誤解尚未消除，而及時引領詩歌創作方向、增強關于現代詩和詩詞創作的融通、強化公眾和業界對詩歌的共識就成了緊迫的現實問題和詩學問題。詩歌評價尺度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的綜合系統，必然會涉及美學標準、現實標準、歷史標準和文學史標準。即使單從詩人提供的經驗來看，就包含了日常經驗、公共經驗、歷史經驗以及語言經驗、修辭經驗在內的寫作經驗。評價一個詩人還必須放置在“當代”和“同時代人”的認知裝置之中。顯然，詩歌越來越被附加了各種意義和功能，讀詩的人也總是希望從詩歌中讀出更多的東西，比如“微言大義”“春秋筆法”“社會正義”“時代倫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在很多詩人那里詩歌首先面對的是自我，或者更確切地說詩歌面向的首先是時間本身，而時間顯然在不同的詩人那里會對應于各自具體的事物或景觀。詩人應該將日常生活和現實經驗轉換為詩歌中的容留經驗和開放式的“精神現實”，而非對現實生活表層仿寫。這是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感受力基礎上的“靈魂的激蕩”和時間之詩、命運之詩，當然也是現實之詩、社會之詩。總之，詩歌“邊界”以及精神維度和時間維度的打開正是開放和輻射式的寫作，而這最終又統統歸納到詩人內在化的認知裝置和取景框之中。這正是對當下詩人寫作群體的有力提醒。

當《草堂》第1 期以及其他刊物不約而同重點刊發張執浩詩歌的時候，這并非巧合，而是印證了以張執浩為代表的當代詩人與“日常詩學”和“當代經驗”的深入命名關系。張執浩給寫作者們的提醒還在于詩人并不是在詩學慣性中建立起來詩性場景，而是在與

個體生命的體驗和經驗有關的現實和現場中進行發現和創造性寫作。張執浩詩歌中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現場顯然上升到了精神事件的高度。而日常生活具體到寫作實踐中，這都需要詩人從表象到現象學地去還原。“詩歌能夠續命”，這是我近年來閱讀潘洗塵詩歌時最為強烈的感受，他的詩無疑屬于“真詩”和“生命之詩”。在潘洗塵這里詩歌的到來是伴隨著經驗分蘗和生命陣痛而一次次抵臨的。對他而言詩是從生命里生長出來的。而當下的很多詩人并沒有像潘洗塵這樣具有重新把控、再造和“發現”個人經驗中的真正閃電并給予照徹的精神能力，而是在更多的時候像不斷膨脹的氣球一樣濫用了個人經驗。這樣所導致的后果就是制造了一個個看似光亮而實則無用的碎片。生命經驗的純化和復雜化應該是同時進行的，正如那些火焰和灰燼，那些真實和虛無。其中有理想化的過濾和提升，又容留了經驗、現實痛感以及生存狀態自身的復雜性和張力空間，甚至其中也涵括了原生經驗中蕪雜的那一部分。

《北漂詩篇》（2019 年卷）（師力斌、安琪主編，中國言實出版社）繼續從城市空間入手展示北漂一族的文化想象、精神地圖以及詩歌的美學特質和文化價值，當然也一貫地強調了這一特殊寫作群體在社會學方面的意義。一個詩人如果有了十年左右的寫作訓練乃至擁有了個人寫作史，尤其是有了一定的讀者認知度和影響力之后，就很容易因為寫作慣性又不自知而導致瓶頸期的出現。《詩刊》社第35 屆青春詩會詩叢十五種以及云南“東大陸”青年詩叢六種、“無見地”七位青年詩人詩選、“六詩叢”（臺灣秀威資訊）都呈現了當下青年詩人群體的生活和活力。云南的青年詩人盡管頗受外界爭議，但是他們總是每每通過文本的成色澄清那些誤解和刻板印象，尤其是他們詩歌中的精神能力不得不讓我們這個時代的讀者刮目相看。我想，對于年輕的詩歌愛好者和寫作者來說詩歌并不僅僅是青春的產物，我也很難相信詩人中有什么“天才”，我只希望寫詩的人、愛詩的人和讀詩的人能夠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真正地熱愛著詩歌，像呵護自己的童年和母親一樣。

全國詩歌座談會：共識、共建新時代詩歌的新局面

在中宣部指導下，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號召，又適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5 周年之際，由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詩歌座談會于2019 年10 月28日至29 日在京召開。此次詩歌座談會是在全黨全國人民深入學習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懈奮斗的背景下召開的，是進入新時代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詩歌座談會，也是新時期以來規模最大的詩歌座談會。會議邀請了全國30 個省、直轄市的詩人、詩評家、翻譯家以及重要詩歌刊物負責人110 多位代表參會。本次座談會，鐵凝主席致辭，錢小芊書記講話，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詩人賀敬之致信祝賀，吉狄馬加副主席主持開幕式并在閉幕式作總結報告。

此次詩歌座談會旨在回顧和梳理百年新詩，尤其是總結新中國70 年來詩歌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梳理當下詩歌現象，厘清和回應相關問題，明確新時代詩歌發展的坐標和方向，強化詩歌各界的共識。全國詩歌座談會的召開對于詩歌各界凝心聚力新時代、培根鑄魂新詩歌、砥礪共創新局面具有積極意義，對于強化中國作協在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引導詩歌健康發展、爭得廣泛共識起到推動作用。座談會及時總結了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詩歌所取得的一些成績，同時也著力強化了問題意識，主動提出問題、認真討論問題、積極解決問題。尤其是當前詩歌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基于復雜的詩歌發展現狀，如何準確研判和及時引導，如何總結和梳理詩歌的歷史與成就得失，如何消除詩歌發展中的不良因素，如何引導詩歌健康、繁榮發展，如何確立詩歌的評價體系，如何擴大詩歌的影響力并建立詩歌公信力，如何發揮中國作協對詩歌創作的引導，如何進一步確立社會主義詩歌的發展方向就成為重中之重的問題。此次會議聚焦“新時代詩歌”的五個議題：“新時代詩歌的人民性和主體性”“新時代詩歌的時代精神與現實抒寫”“新時代詩歌如何從高原走向高峰”“新時代語境下的長詩現象與總體性寫作”“新時代詩歌的大眾傳播、對外交流與譯介互動”。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與會代表就新時代詩歌的新現象和新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尤其就錢小芊書記在報告中提出的中國作協關于詩歌工作的六項具體舉措進行了集中討論，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形成了廣泛共識。很多代表聚焦新時代詩歌的主題，尤其是討論和強調了人民性、主體性以及時代感、現實感的重要性。新時代詩歌已經成了詩人進行有效寫作的緊迫命題，無論是詩人的現實感和現實主義精神，還是詩歌寫作涉及的人民性和主體性，這都對新時代境遇下的詩歌寫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此，詩人一定要下大功夫，不能為題材而題材，不能為主題而主題，而是應該深刻地認識現實和時代的豐富性，通過個人化的現實想象力和有難度的語言能力對現實和時代完成有效的發現、轉化、提升和命名。此外，代表們強調新詩和中華詩詞應該互相學習、優勢互補、并肩作戰、比翼齊飛。希望中華詩詞和新詩之間不斷加強溝通和合作。作為意識形態主陣地之一的詩歌雜志的編輯更要堅定對稿件處理上從嚴從細和不妥協的態度。對于“灰、黃、黑”的所謂詩人要堅決杜絕其在雜志上“出生”或“發聲”，絕不從流從俗跟風，堅持對唯美性、思想性、先鋒性兼具的“人間詩”多加推介，對謳歌新時代以及新時代進程中的人們真實情感的詩性表達的精品要不惜版面加以推出。要扭轉風氣、引導風尚，主流雜志、文學大刊不能缺席，要起到引領和導向的作用，同時對編輯也要加強管束、嚴格管理，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共同維護好局面，營造良好的氛圍。越是詩歌平臺眾多越是需要編輯和相關媒體從業者辨優識劣，把真正的精品力作奉獻給人民、奉獻給時代。詩歌刊物和文學刊物應該建立

合作機制，聯手打造重點欄目，尤其是鼓勵各民族的詩人積極參與創作。越是眾聲喧嘩越是需要刊物、編輯以及詩人堅守自己的初心，沉下心來打磨作品，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藝術定力，要增強創作的使命感、現實感，尤其要接受新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進而創作出具有新現實、新經驗、新品質、新面貌的具有說服力的優質文本。無論對于個體創作還是對于刊物和出版，質量是第一位的，品質是作品的生命線，文學原創力能夠反映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我國文藝不僅時代啟示錄與詩學編年史要有體量的增長，更要創造質量的標桿。”當前詩歌創作社會參與熱情高，面向大眾的活動和平臺多，作品更是海量的，同時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等問題，高質量的詩歌精品的缺乏與我們這個詩意盎然的時代發展還不相適應。

“總體性詩人”與長詩寫作：閱讀的焦慮

“我想在一切終結的時候，能夠像一個真正的詩人那樣說：我們不是懦夫，我們做

完了所有能做的。”②這是只活了36 歲的阿根廷女詩人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所說的話。

我相信，那個時候黑暗、孤獨和憂郁癥正緊迫地包裹著她，而她在短暫的一生中完成了一個詩人應該做的。這就是詩性正義，而無關乎物理生命的長短。奧克塔維奧?帕斯說過“我們都是時間”，約瑟夫?布羅茨基則強調“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而這一“時間”和“記憶”既指向了個體生命和存在境遇又關乎整體視域下現實、時代以及歷史。而需要指明的是在詩歌的美學向度已經極其個人、多元甚至分化的今天我們所缺乏的正是總體性的時代之詩以及既來自時代又超越時代而面向未來讀者的“終極之詩”。在碎片化的時代寫作越來越成為個體的行為，詩歌也越來越成為窄化的自我遣興和自閉的修辭練習，詩人不再是大火中的淬煉者，不再是引領時代精神的燈塔和風向標。碎片化的時代，一個個詩人的面影正在被集體取消，這時最需要的正是總體性詩人。

詩人主體精神的建構和詩歌話語譜系的達成有時候更容易在主題性的組詩和長詩中得到驗證、累積和完成。在寫作越來越碎片化的整體時代情勢下，我們急需要“總體性詩人”來應對閱讀和寫作面對經典化的焦慮。在一定程度上長詩可以作為一個時期詩歌創作的綜合性指標，尤其是在“個體詩歌”和碎片化寫作近乎失控的時代更需要重建詩歌的整體感和方向性，需要詩歌“立法者”的出現。長詩也許最能考察一個詩人的全面的寫作能力，這是對語言、智性、精神體量、想象力、感受力、判斷力甚至包括體力、耐力、心力在內的一種最徹底、最全面的考驗。“長詩”能夠寫小則是大詩人，沒有細微、具象和日常化的境遇，“大詩”也不足以稱為“大詩”。漢語新詩一百年，詩人們在寫作上的自信力顯然不斷提升，而很多浸淫詩壇多年的詩人也不斷嘗試進行長詩寫作。這似乎都為了印證自身的寫作能力以及詩歌實力，也是為了給一個想象中的詩歌史地理建立一個可供同時代和后代人所矚目的燈塔或者紀念碑。確實，長詩對詩人的要求和挑戰是近乎全方位而又苛刻的，不允許詩人在細節紋理和整體構架上有任何閃失和紕漏，同時對詩人的思想能力、精神視野、求真意志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過來，也必須給一些嗜愛長詩寫作的詩人潑一盆冷水，因為從漢語詩歌傳統來看長詩未必是衡量一個詩人重要性的首要指標，甚至能夠得以流傳下來的恰恰是一些短詩以及其中耀眼的句子。

剛剛過去的2019 年，恰好就是長詩創作的豐收之年，《詩刊》《人民文學》《星星》《揚子江詩刊》《草堂》《詩歌月刊》《鐘山》《花城》《西部》《作家》《青春》《滇池》《大家》等刊物推出了幾十位詩人的最新長詩，比如張學夢《偉大的思想實驗》、歐陽江河《埃及行星》、楊煉《挽歌》、劉立云“戰爭三部曲”（《黃土嶺》《金山嶺》《上甘嶺》）、周倫佑《春秋詩篇》、胡弦《蝴蝶》、海男《夜間詩》、谷禾《周莊傳》、趙曉夢《釣魚城》、蔣浩《沙灘上》、育邦《七月》、王單單《花鹿坪手記》、劉年《摩托車賦》、田君《大河簡史》、李宏偉《女大十八變》等等。

筆者在《漢詩》第一期到第三期連載了關于長詩的研究專論《從“世界的血”到“私人筆記”—我的長詩閱讀札記》（上篇、中篇、下篇）。對于劉立云“戰爭三部曲”這樣的“歷史之詩”而言，最為重要的是為什么要寫這樣一首詩？它的出發點、立足點以及與眾不同之處在哪里？歸結到一點，這是歷史時間和生命時間以及求真意志的同時降臨與相遇，它們激活和碰撞出來的場景以及詞語本身更具有長效的生命力和活力。這是人與歷史的重逢，是詞語和時間的交鋒。這也是個體時間在現實時間和歷史之間的交互往返，它們涉及的是一個時間節點或者時代空間的可見之物和不可見之物，是時間和空間的貫通，是立足于個人但又最終超越了個人的對瞬間和過往以及未來的彼此對視，是真切和恍惚融匯的“命運交響曲”。如果在關于戰爭題材的寫作中我們尋求一首終極之詩的話，劉立云的“戰爭三部曲”已經具備了諸多元素，它展現了一個詩人幾乎所有的詩里詩外的能力，而以往相關的詩都是在為這首“終極之詩”做準備工作。對歷史和戰爭以及個人的重新翻檢實則需要一個詩人具備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以及與此對應的詞語能力、細部處理能力、整體構造能力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只有對歷史、戰爭以及詩歌自身有著極其完備而獨特的認知者才能在相關寫作實踐中有所作為。“高聳的圓頂很快將沉入暗夜”出自歐陽江河的長詩《埃及行星》（《鐘山》2019 年第3 期）。在一個個時間的碎片中，人和歷史都是瞬間的化身，而真正偉大的詩歌“圓頂”如何能夠不被時間的暗夜所淹沒就成了詩人必須面對的詩學難題了。歐陽江河這首最新出爐的長詩仍然典型性地體現了詩人在歷史化的精神想象力（精神考古學和思想對位）以及詞語想象力兩個維度上的突出表現，這也是多年來歐陽江河對智力機巧和修辭技巧的超級迷戀，“出埃及的路上，一道死后目光 / 落在一大群未歸遠人的身上 / 眾法老，喚醒同一只黃金大鳥 / 過往年代有如一個飛翔的黑洞 / 將木乃伊身上的眾聲喧嘩 / 深深吸入，用以供養鷹的緘默 / 暮晚時分，大地像一朵蓮花 / 高聳的圓屋頂很快將沉入暗夜 / 遠處的棕櫚樹也將被石棺文覆蓋 / 更遠處的大海，漫過鷹翅和萬卷書 / 與金字塔頂的幽深目光齊平 / 這不是人類固有的目光 / 這是從另一個行星投來的目光 / 沒有這道目光，鷹眼也就沒有海水 / 鷹的游歷，緊貼在光的脊椎骨上 / 光的速度慢下來，以待黑暗跟上”。由此我想到的則是幾十年來歐陽江河在不同時期所貢獻出來的代表性的長詩文本，而長詩寫作也成為展現一個詩人綜合才能的絕好平臺。無論是體制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還是到了CBD 的消費時代以及科技爆炸時代，歐陽江河都拿出了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長詩文本，比如《懸棺》《快餐館》《玻璃工廠》《咖啡館》《關于市場經濟的虛構筆記》《傍晚穿過廣場》《泰姬陵之淚》《黃山谷的豹》以及《鳳凰》《看敬亭山的21 種方式》《四環筆記》《老男孩之歌》《祖柯蒂之秋》《自媒體時代的詩語碎片》《宿墨與量子男孩》等等。

2019 年第1 期《青春》刊發了于堅的長詩《莫斯科札記》。于堅的這首最新長詩的開頭讓我想到了他當年的另一首長詩《飛行》—反思了現代人在工具化現實中的平面化感受，而區別在于《莫斯科札記》再次體現了于堅強烈的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以及個人化歷史的全景展現，展現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與歷史、現實之間的復雜關系，“那一年我們用三輪車搬家 / 從里仁巷搬到了東風西路 / 蘇聯人設計的小房子 廁所在一樓”。這與《尚義街六號》《羅家生》有著內質的歷史譜系，這也是于堅對自己幾十年寫作的一次致敬和總結。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現代化工具（飛機、高鐵、汽車）和碎片分割的現代時間景觀使得詩人的即時性體驗、觀察和停留的時間長度以及體驗方式都發生了震驚般的超邊界的后果，在穩定的心理結構以及封閉的時空觀念被打破之后，隨之而來的感受則是曖昧的、陌生的、撕裂的，這也導致了被快速過山車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暈、恍惚、迷離、動蕩、無助、不適以及嘔吐。這正是現代性的眩暈時刻。而我們放開視野就會發現，于堅、翟永明、歐陽江河、王家新、大解、梁平、雷平陽、張執浩、李南、沈浩波、哨兵、江非、邰筐以及孟醒石、王單單、張二棍等同時代詩人都將視線投注在高速路的工具理性的時代景觀中，那高速路上出現的兔子、野豬、刺猬、蝸牛、鴿子都被碾壓得粉身碎骨或者倉皇而逃。當然，我們并不能因為如此而成為一個封閉的鄉土社會的守舊者和懷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為一個新時代景觀的批判者和道學家，但是這些情感和經驗幾乎同時出現在此時代的詩人身上，而最為恰當的就是對這些對立或差異性的情感經驗予以綜合打量和容留的對話。

這些文本對于考察時代同樣具有社會學和詩學意義上的價值。確實，從一個更長時效的閱讀時期來看長詩與總體性詩人往往是并置在一起的，二者在精神深度、文本難度以及長久影響力上都最具代表性，“達爾維什晚期的巔峰之作長詩《壁畫》，讓我閱讀之后深受震撼，這個版本也是薛慶國先生翻譯的。達爾維什早期的詩歌基本都是抗議性的詩歌，當然它們也是極為優秀的，但是從人類精神高度的向度上來看，《壁畫》所能達到的高度都是令人稱奇的。我個人認為正因為達爾維什有后期的那一系列詩歌，他毫無懸念地成為了20 世紀后半葉最偉大的詩人之一”。③每個詩人和寫作者都會在現實、命運以及文字累積中（尤其是長詩）逐漸形成“精神肖像”乃至“民族記憶”，盡管這一過程不乏戲劇性甚或悲劇性。趙曉夢1300行的長詩《釣魚城》④則是近年來不多見在詩歌寫法上具有某種發現性的作品。該長詩對應的是長達36 年的釣魚城保衛戰。尤其對于趙曉夢而言這首長詩寫作是曠日持久的，“生平第一部長詩，一千三百行《釣魚城》終于寫完了。在秋九月一個細雨終于綿綿的夜晚。自中午還是蔓延的酒意還未散去，又增添了幾分小感動。但那個夜晚，我終于睡了一回安穩覺。醒來的天空，依然在飄雨。醒來的身體里，釣魚城的石頭還是沒能搬走。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寫作”。⑤趙曉夢體現在《釣魚城》這一長詩中的寫作之所以說具有發現或開創性是因為這是三重奏、獨白體的命運史詩、精神史詩和心靈史詩。筆者在這里提到的“史詩”更多是指涉面對歷史的文本，是抒情化的東方敘事類長詩。這體現了詩人的歷史態度和寫作態度。這不再是傳統詩學的“以詩為史”或“以史為詩”，也拒絕了全知全能的宏大歷史判斷，而是體現了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以及精神復原的能力。這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敘事詩，而是抒情化和個體主體性極其強調的帶有敘事因子的詩，整個意象和場景以及空間繁茂而富有彈性、詩性和張力。三個核心人物構成了三個聲音主調—類似于舞臺上的獨白，各自支撐而又相互獨立，從而形成了區別于傳統敘事長詩寫作的非重心抒寫。這是詩性的歷史話語，注重人物的命運和靈魂的立體化呈現，這是精神剖析式的長詩。這使得主次、明暗、高低和正反不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是立體透視和散點透視的結合。對于這段震古爍今的罕見歷史來說，任何人企圖重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趙曉夢在這首長詩中呈現的是時間化的歷史、修辭化的歷史和精神化的歷史。他沒有充當一個結構者或者解構者，沒有求證歷史也沒有解釋歷史，因為他們都不是歷史本身。這是敘事的抒情化和歷史的命運化，既是人物獨白又是詠嘆調。趙曉夢的這首長詩印證了詩歌不是真理，也不是常識，而是個體的精神認知方式。

從“新時期”到“新時代”，中國的當代漢語詩歌正在逐漸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當詩人只會處理“日常私欲”“茶杯風暴”“精致的甕”的時候，當詩人喪失了杜甫式“詩史”的視野的時候，一個個精神盲區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詩歌碎片隨之產生，隨之總體性的精神視野和時代景觀被有意或無意地擱置。我們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時代之詩”和“總體之詩”，缺乏的是“個人之聲”和“社會之聲”的混響和對唱，缺乏的是“我”和“我們”的靈魂式的對話和互相叩訪。張學夢的長詩《偉大的思想實驗》則凸顯了詩人對嶄新時代新的思考，體現了詩人對時代命題和人的命題的雙重回應，揭示了詩人極其敏感和準確的對時代場域的總體發現能力，而這些能力和眼界以及襟懷恰恰是當下詩人們所普遍缺乏的。從這個層面來說，當下詩人在整體修辭能力和表達能力均提高的前提下仍然需要“精神啟蒙”和“思想教育”，在個人之詩泛濫的情勢下我們急需的正是總體性的“時代之詩”。

少數民族詩歌：愈益開闊的多元抒寫

對于少數民族詩歌而言，一定程度上“少即是多”。“少”是指具備少數民族身份的寫作者，“多”則是多樣的民族文化和差異性的詩學面貌以及寫作向度的多種可能性。從詩歌的本體依據來說，詩歌的秘密或者法則正是“以小博大”“以少勝多”。而真正的詩歌應該能夠在“少數人的寫作”與“多數人的閱讀”之間取得有效的平衡。這些“少數者”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時代和社會現實，當然更重要的是現實境遇對詩人的精神事實的影響以及詩人對現實的文本觀照。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時代少數民族詩人的責任在于使得個體生存、“少數”基因、母語、文化傳統、歷史序列在當代語境中得以持續發展和有效賡續。真正的詩人能夠將民族性、宗教、哲理、玄思、文化和生命、現實、時代、歷史的兩條血脈貫通，能夠避免詩歌眼界的狹隘性，從而更具有打開和容留的開放質地以及更為寬廣、深邃的詩學空間。

通過閱讀發表在《民族文學》《詩刊》《人民文學》《詩歌月刊》《西部》《西藏文學》《白唇鹿》《滇池》《邊疆文學》等刊物上的詩作⑥以及《中國少數民族詩人詩選2018—2019 卷》，我發現很多少數民族詩歌寫作無論是在精神型構、情緒基調、母題意識還是在語言方式、修辭策略、抒寫特征以及想象空間上，它們的基調始終是對生存、生命、文化、歷史、宗教、民族、信仰甚至詩歌自身的敬畏態度和探詢的精神姿態，很多詩句都通向了遙遠的本源性寫作的源頭。這無疑使得他們的詩歌在共時的閱讀參照中更能打動讀者，因為這種基本的情緒，關于詩歌的、語言的和經驗的都是人類所共有的。這種本源性質的精神象征和相應的語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向民族、傳統和母語致敬和持守的意味。這也是一個個少數民族詩人的“夢想”。而任何一個民族和部落以及個體所面對的諸多問題都是共時性的，打開了面向生存、世界、歷史、文化、族群和人類的盡可能寬遠的文化空間和詩性愿景。隨著加速度的城市化進程對原生態地區和文化的影響，隨著現代性時間對傳統的地方性時間和農耕時間的擠壓，少數民族寫作也遇到了不小的挑戰—這種挑戰既是現實層面的也是詩學層面的。在當下詩人仍能葆有“少數者”的身份和精神方式以及寫作方向就顯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富于文化詩學的啟示性寓意。空間秩序和時間倫理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相應的人們的生存境遇、處世態度以及詩人的眼光也必然發生調整。在世界時間和全球化圖景中詩人的眼界是什么樣的？通過想象和修辭打開時空或者通過現代化工具壓縮時空，詩人對待現實、歷史和世界的態度是什么？這是包括少數民族詩人在內的寫作者們要共同回答和應對的現實問題和詩學問題。從詩歌空間來看，現在的少數民族詩人越來越呈現出開放的姿態，本土空間、城市空間和異域空間同時在現代性進程中進入詩人的視野，而從精神向度和思想載力來說這些詩歌也更具有對話性和容留空間。少數民族詩人除了處理本民族的特有題材之外，也將視野投注到日常情境之中，關注現實生活以及個體復雜的情感，回到生活現場去感受、發現、抒寫日常之詩和現實之詩，整體呈現出風格各異的創作局面。日常中的現實和詩歌中的現實是兩回事，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真正的寫作者應該具有“旁觀者”和 “介入者”雙重身份，從而能夠發現日常中“新鮮的詩意”。石才夫（壯族）的《老人與樹》就是一首日常之詩，但是最終卻超越了現實表象從而提升到精神現象學和寓言化的效果，“下樓買藥 / 看到一

位老人 / 手拿起釘錘 / 正在拔除扎在樹身上的 / 釘子 / 拔了一顆 / 接著拔下一顆 / 拔完一棵 / 接著拔下一棵 / 我站在路邊 / 看他動作 / 幾乎忘記了 / 買藥”。綜合來看，2019

年少數民族詩人的“民族之詩”“地方之詩”以及“日常之詩”“現實之詩”因為個體境遇的差異而充滿了諸多可能的空間。他們的寫作實踐證明民族記憶、個體現實和未來時間應該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開的。詩歌中的“民族”“空間”“現實”以及超拔于現實之外的時間想象力是融為一體的。從整體上看，這些少數民族詩人在普遍關注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也關注現實生活及個體復雜的情感，不同代際的詩人呈現出風格各異的創作局面和獨特的語言特性。與此同時，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具有民族信仰的總體化的詩歌寫作也愈發引人注目。

這個時代的詩人不應滿意于寫出一般意義上的“好詩”，而是要寫出具有“重要性”的詩。在《草堂》的第11 期我讀到了劉立云的組詩《大地上萬物皆有信使》，“我們是既渺小又偉大的物種：春天用萬紫千紅 / 給我們寫信，報道這個世界陽光燦爛 / 晴天永遠多于雨天；夏天 / 燃起一堆大火，告訴我們食物必須燒熟了再吃 / 或者放進瓦釜與銅鼎，烹熟了再吃 / 秋天五谷豐登，漿果像雨那樣落在 / 地上，腐爛，散發出酒的甜味 /冬天鋪開一張巨大的白紙，讓我們傾訴 / 和懺悔，給人類留下證詞 / 而妹妹，這些都是神對我說的，它說大地上萬物 / 皆有信使，就像早晨我去河邊洗臉不慎 / 滑倒，木橋上薄薄的一層霜 / 告訴我河面就要結冰了，從此一個漫長的季節 / 將不再需要渡輪。甚至天空，甚至宇宙 / 比如我們頭頂的月亮，你看見它高高在上 / 其實它愿終生匍匐在你腳下，做你的奴仆 / 即使你藏進深山，修身為尼 / 它也能找到你，敲響你身體里的鐘聲”。我注意到了一個當下詩人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察角度和發聲位置，尤其是在城市化的時代，詩歌的詩意或反詩意到底是從哪里生發出來的呢？詩人回應的仍是詩歌與現實的多聲部的復雜關系：“許多年前萬眾注目，嗚哇嗚哇的救護車呼嘯來去的北京昌平小湯山，此刻我站在它一座河里長滿蘆葦的水泥橋上，目光恍惚又迷離：我們這座都城已經延伸幾十公里，正用它寬闊且四通八達的水泥路和‘納帕溪谷’‘金科王府’這般名字傲慢的別墅和洋房群，吞食那些零零落落圪蹴在一旁的小村子。河是幾年前整治過的，寬闊平坦，一馬平川。但不浩蕩，因為沒有水。河的兩岸有氣派的水泥護墻、鐵藝欄桿環繞的觀景臺和居高臨下的電子眼。”⑦

毫無疑問，詩歌是詩人的精神生活，“這多么有趣，在身體內與身體外，仿佛一個人豢養著另一個人，仿佛在兩個身體之間。在屋內與屋外之間。敲一敲一扇柴門，立刻就有人答話的隔空之間。那又怎樣？要辨認？證實？看什么是不是真的那樣？”⑧這也是對自身寫作慣性和語言經驗的不滿—這關乎自我認知度，就像晚年的德里克?沃爾科特一樣其目標在于寫出《白鷺》這樣的綜合了個人一生風格和晚年躍升的總體性作品。甚至在一首終極文本中我們同時目睹了一個“詩人中的詩人”的精神肖像和晚年風貌。

時間簡直太快了，2019 年已經過去了！這個時代的詩人與自我和現實進行著特殊的對話。無論是溫暖的還是冷峻的，我最喜歡的仍然是大雪飄飛之際一個詩人所輕輕說出的“你的詩暖和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陳超：《荷爾德林，雪》）。

無論詩歌是作為一種個人的遣興或純詩層面的修辭練習，還是做一個時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載力的承擔者，這是對很多詩人的共同考驗。而無論做一個何種類型和趣味的詩人，我則始終相信一個好詩人必須具備語言能力和思想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而在詩歌人類學的層面，偉大的詩人顯然更具有悲劇性和啟示意義。毋庸置疑，我們需要的是這個時代具有社會啟示錄和詩學編年史意義的詩歌。

注釋：

①走走、李春：《未知的未知——AI 榜說明》，《思南文學選刊》2019 年第1 期。

② [ 阿根廷] 阿萊杭德娜?皮扎尼克：《夜的命名術：皮扎尼克詩合集》，汪天艾譯，作家出版社2019 年版，插頁。

③ 吉狄馬加：《在時代的天空下——阿多尼斯與吉狄馬加對話錄》，《作家》2019 年第2 期。

④ 《釣魚城》最初發表于《草堂》2019 年第1 期，單行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 年出版。

⑤ 趙曉夢：《一個人的城——〈釣魚城〉創作后記》，《釣魚城》，中國青年出版社2019 年版，第130 頁。

⑥ 尤其是《民族文學》漢文版，在2019 年一共刊發了20 多個民族、70 多位詩人的數百首詩作，其中有長詩、組詩以及抒情短詩，有自由體、民歌體和半格律體。

⑦ 劉立云：《站在城鄉結合部》，《草堂》2019年第11 期。

⑧ 湯養宗：《毫無勝算的事》，《詩刊》2019 年1月號上半月刊。

[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