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姚從吾在《歷史研究法》里提到史料價值的差異時說，“客觀的記載勝于主觀的記載。同黨派的記載，不如非同黨派的記載。有心的表白，不如無心的流露”。黃人望更是在《歷史研究法講義》里，將史料分為六等，其劃分的依據是史料的“可然程度”，但同時他也指出，“惟證據物件之可然程度，實千差萬別，故得一證據物件，謂必可入上各等級中，此亦屬于不可能之事。往往有介于一與二等之間者，有介于三與四等之間者，亦有介于五等及等外之間者，皆在所不免也。茲不過舉一標準，余當由學者研究自得之耳”。

按照姚從吾、黃人望等人的觀點，史料是存在等級的，但也并不宜做截然的劃分。我們基于史料的來源、史料的客觀性等標準，對不同類型的史料的價值、可靠性都有大體穩定的評定，甚至定論。這種認定一方面能夠讓我們對史料的性質和價值獲得相對穩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史料價值的固化，或者過分信任、不信任某一類史料，或者缺乏變通，史料解讀的多種可能性被扼殺，甚至忽略、掩蓋其真正的、潛在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說，史料的等級是相對的，會因研究角度、問題設置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同時史料自身也有歷史性，其價值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學術的轉型和進步而發生變化，因此面對任何一則史料，都需要進行具體分析。

一、新史料與舊史料

史料的擴張對學術研究的進步是重要的推動，也是學科發展的基礎，傅斯年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陳寅恪也認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因此學界一般都認為要充分重視新史料的發掘與整理，保持史料的開放性。“史家大多對新材料保持高度的敏感，不惜一切代價來挖掘和使用新材料”，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目前國內史學界卻有一種近乎‘悖論’的現象：大家都在強調利用新材料的重要性，但腳踏實地發掘新材料的人卻不多見”。這種現象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同樣存在，甚至存在不小的爭議，一方面新材料的使用、挖掘只有極少數的學者在真正實踐，另一方面對新史料的意義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有學者對學術界追捧新史料的做法表達了擔憂，比如曠新年對史料熱、迷信“秘密史料”帶來的可能后果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對“新材料”的過分追捧導致當下的學風出現了問題，容易將學術引向邪路，甚至死胡同，阻礙學術的健康發展。王堯的判斷則不同，他認為目前的當代文學史料整理大多是在做駕輕就熟的工作，但更為重要的是在現有基礎上挖掘“陌生”的文獻，需要發現新的史料。由于政治文化的特點，許多檔案尚未解密；一些史料則由于運動、管理或其他原因散佚、毀壞，這幾年一些民間收藏者開始披露一些史料，有學者將這些史料稱為“稀有史料”或“罕見史料”。

秘密史料、陌生文獻、稀有史料其實指的都是“新史料”。在新史料的問題上，曠新年的提醒當然很重要，一方面，他認為對秘密史料的熱捧，容易出現壟斷材料的狀況；另一方面，他認為當下追求秘密史料，忽視了對公開史料的利用，“過分依賴秘密材料，對公開的材料視而不見，不能導向正確的結論，只能產生偏僻的觀點。秘密材料并不那么重要，在通常情況下，根據公開的材料就足以得出正確的結論，秘密材料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起到印證的作用。”他也援引嚴耕望的觀點，“新史料固然要盡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舊的普通史料上。研究歷史要憑史料作判斷的依據，能有機會運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結論，創造新的成績，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所能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過，我所謂‘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絕不是標新立異，務以新奇取勝，更非必欲推翻前人舊說，別立新說。”這是歷史研究的常態，我們確實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新史料的發現，“不能一心只顧探查新的礦藏，而忽略了從舊礦中挖掘新的礦石”。

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嚴耕望的另一些說法，他認為，“新發現的史料極其難得，如果有得用，當然要盡量利用，因為新的史料大家還未使用過，你能接近它，最是幸運，運用新的史料可以很容易得到新的結論，新的成果，自是事半功倍”。對新史料他主張“盡量利用”，并沒有完全否定新史料的價值，但他的說法很明顯是有前提的。

不能完全迷信新史料，置舊史料于不顧，畢竟新史料的價值是建立在充分認識舊史料基礎之上的，否則“新”的價值就無從談起。裘錫圭基于傳世文學與出土文獻的關系就提出，“如果一個人不懂新資料，舊資料搞得很好；另一個人，舊的基礎沒有，用新資料胡說八道，那么寧愿要前面那種人。如果對新資料不熟悉，但傳統東西搞得很好，通常還是有他的用處的，那比傳統東西的基礎很缺乏，眼里只有新資料好得多。”同時，“研究出土文獻，如果對有關的舊文獻很生疏，就會犯錯誤。”但我們對新史料應該有開放的態度，從研究的長遠來看不應該排斥，畢竟新史料自身是沒有問題的，且對學術進步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對新史料的認識不能因為新史料的使用存在某些缺陷和誤區就否定它，應新舊結合，加以綜合的利用。裘錫圭也主張，“決不能輕視新資料，忽略新資料，一定要新舊結合，而且要盡力結合好。”

我們也要注意到，很多學者對新史料的重視往往是基于對已有史料的不滿足，對新史料的挖掘和使用也必然是建立在對現有史料極其熟悉的基礎上的，否則無法辨認史料的新舊與價值，也無法安置新史料的位置。正像陳寅恪說的：“必定舊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段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畫已殘破，必須知道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于適當地位，以復舊觀。”傅斯年也認為，“必于舊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運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糾正舊史料。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與遺傳者接不上氣，亦每每是枉然。從此可知抱殘守缺，深固閉拒，不知擴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藥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積薪之勢，相因然后可以居上者，亦難免于狂狷者之徒勞也”。因此新舊史料絕非是壁壘分明，非此即彼的，而應相互結合，在比較、互動的過程中生發出新的見解和結論。

從當代文學研究的現實狀況而言，正如王堯所說，所使用的大多還是基礎性的史料，遠遠沒有達到曠新年所認為的秘密史料的“熱度”。新史料的使用在整體上來講是偏弱的，也沒有多到忽視舊史料的程度，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僅僅依靠新史料無法進行有效的研究，即使文章里沒有用到舊史料，也并不意味著沒有舊史料的基礎，舊史料往往會以潛在的、無形的形式發揮著作用。

“隨著史觀的變化、新領域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圍也在發生變化，抱定正史不放，忽視新材料的價值，也會造成治學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視常見書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發掘和利用新史料”。因此，史料的價值和意義不能以新與舊、公開與秘密作為標準，標準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是否能夠解決文學研究的問題，否則，不管材料的新舊與來源，都不能成為有價值的史料。“從根本上說，材料無所謂新舊，關鍵在于如何理解、如何利用”。

資料的新與舊、秘密與公開本來就是相對的，很多公共的史料在它被發現和利用之初也是新史料，慢慢成為舊史料；很多舊史料早已被公開，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和利用，今天被重新提起，其實等同于新史料。陳寅恪就認為：“所謂新材料，并非從天空中掉下來的，乃指新發現，或原藏于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新與舊的轉換也是史料進步的一個必然過程。今天的“秘密史料”隨著學術的發展也都會變成公開的、常見的史料，當然有些也不可避免會被淘汰，這對學術的發展是一種促進，而不是阻礙。同時，我們對新史料的態度也不能唯新是舉，有些之前沒有披露的新史料未必就是新的，也有可能似新實舊。有些史料確實是新發現的，但和已有舊史料是同質的，并不會提供新的文學史經驗和問題，其價值和意義有限，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新史料。新與舊不能從發現的時間來判定，而是看其是否能夠提供新的經驗和結論。

從當代文學研究的歷程來看，我們對史料的認識是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的，因為研究課題、方式的變化，很多史料被重新認識并展現出價值，比如洪子誠對文學體制的研究、程光煒對80年代文學的研究，他們使用的資料有新史料，也有很多并不是全新的史料，是之前公開的史料，但因為研究方式的變化，這些之前沒有進入我們視野并得到重視的史料，重新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史料的價值也是因人而異的，學術觀念、治學路徑的不同同樣會導致對史料判斷的差異，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學者那里的意義是不一樣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可以說，史料的新與舊、公開和秘密是相對的、變化的，對當代文學研究來說，應該有“泛史料”的意識，保持開放性的格局。有些似新實舊的新史料不必太過看重，對那種具有明顯價值的新史料要充分重視，對那些還無法確認其價值的新史料保持寬容，因為這種史料今天覺得它意義不大，但有可能未來有很高的價值。史料本身的歷史性決定了其價值不是固定不變的，也會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一些以往被視為重要史料的文本隱退了，一些邊緣史料突出了。而這一現象的發生，就給了當代文學研究者們這樣一個啟示：何為重要史料？何為邊緣史料？重要史料和邊緣史料的關系如何？實際上，隨著文學觀念和文學史觀念的變化，當人們‘重返’過去的‘文學年代’的時候，史料的重要性是會變化的”。

二、有意的證據與無意的證據

馬克-布洛克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中提到兩類材料的差異：一類是“‘圖里奧伊的希羅多德在此陳述他的研究，已使人為之業績不致因時代久遠而被遺忘，使偉大高貴之舉——無論是希臘人還是野蠻人所為——不致失去其光輝。’這就是完整地保留至今的最古老的西方歷史著作的開篇詞”，另一類是“埃及人放在墓中陪葬的一份境外旅行指南”。布洛克認為，第一類證據是“有意留下的”，第二類則不是。這種劃分涉及史料制造者的主觀意圖問題，前者有其目的和企圖，后者則沒有。“對于第二類證據，歷史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給予了越來越多的信任”。

錢澄之也認為：“其言出于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親戚、知交有意為表彰者，不足信也。”姚從吾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認為，“史學家又分史料為有意的史料與無意的史料兩大類。有心的托載，屬有意的史料。無心的表白，為無意的史料。史學家批評史料，應注意從這兩大類中求反證。比方，報紙上的論文記事都是有意的記載，都是先有題目，后有記事。所有記事，都有有心的表示，不一定符合事實的真相；反之，報紙上的廣告，為無意的記載，目的只不過為一事或一物作廣告，我們反可從廣告中無心的表露上，看出社會一部分的真相”。

有意史料和無意史料的區分，主要是依據史料制造者的目的、意圖和動機。有某種企圖和目的，記錄歷史難免有取舍，主觀、刻意在所難免。這個標準確實提供給我們識別史料可靠性的一個基本原則，在這個標準之下，檔案、日記、書信、年譜、傳記、回憶錄等史料的客觀性和可靠性一目了然，這些史料的等級基本也是確定的。

但這個標準只是一個宏觀的劃分，有意與無意都有其長短，傅斯年認為，“記載時特別經意，固可使這記載信實，亦可使這記載格外不實，經意便難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實”。“不經意的記載，固有時因不經意而亂七八糟，輕重不襯，然也有時因此保存了些原史料，不曾受‘修改’之劫”。具體到每種類型的史料需要仔細地辨析和使用。比如我們一般認為檔案資料比較可靠，是一種無意史料，也是第一手的資料，“甚至在今天，我們中間誰不想先掌握內閣的秘密文件、軍事首腦的機密報告——而非1938年或1939年的各種報紙——呢”，但事實上并非每件檔案資料都是客觀的，“這并不是說，這類文獻比其他文獻容易避免錯誤和謊言的毛病。冒牌的教皇諭令不在少數，也不是所有的大使報告、商業信件都在講真話”，布洛克指出了在“無意證據”的資料里同樣有有意的、主觀的、虛假的成分，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價值。“這些文獻中的歪曲——如果確實存在的話——至少不是刻意留給后人看的。尤其重要的是，它是歷史在其漫長的旅途中不經意間留下的痕跡，我們不僅可以在必要時利用它來彌補敘述性資料的空缺，或者檢驗后者的真實性。”齊世榮也指出，“檔案歷來被認為屬于第一手史料，實不盡然。有些文件看似第一手史料，實為第二手史料”。

當代文學的檔案史料雖然不是很多，但在利用的時候也要充分注意到，一些匯報材料、總結往往因為各種史料制造者的身份、利益關系存在夸大、隱瞞的情形，對此我們應該充分地辨析，慎重使用，一般客觀事實的陳述相對可靠，而涉及價值判斷的內容則要小心。

楊奎松以湖北《武昌縣錦繡鄉典型調查》為例對官方調查資料的價值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由黨政及其相關部門調查所得的這類官方調查資料，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官方政策導向性較強，因而其調查的客觀性、科學性和準確性往往容易受到質疑，從而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它們的利用價值。”另一方面，官方的調查資料也不是全無價值，“也還是能夠透露出許多重要的歷史信息來的。特別是如果我們善加利用，注意拿針對同一對象的不同調查資料來做對比考究的時候，往往能夠發現一些很重要的問題。只要不是盲目相信官方資料所提供的信息，而是循著發現的問題細致地考察下去，再結合以田野調查和對當事人的口述等，不少官方資料也還是可以在歷史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可見，既要看到檔案資料的價值和局限性，也要在利用時避免只用單一史料，而應有多種史料的互證和參照。

個人的記載是一種“有意的證據”，比如自述、回憶等。我們根據私人記載去解讀作品、研究文學史問題時，完全依靠私人的說法顯然是有缺陷的，有時會陷入他們的圈套。個人記載的問題在于，“人的性情，對于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這些揣測若為感情所驅使，便不知造出多少事情來”。“大約知道一件事內容者，每每因自己處境的關系不敢說，不愿說，而不知道者偏好說，于是時時免不了胡說”。謝有順在一次會議上就針對當下普遍存在的作家主動提供個人年譜給學界研究的現象，表達了自己對當代作家“自我歷史化”的擔憂。一些作家在有意制造史料提供給研究界，對這種現象，研究者要有充分的自覺，要有更廣泛的資料來源進行印證、辨析。

傅斯年對官家記載與私家記載的論述，對認識這個問題也有啟發，他認為這兩種記載“互有短長處，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大約官書的記載關于年月、官職、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錄者，每校私記為確實；而私家記載對于一件事的來源去脈，以及‘內幕’，有些能說官書所不能說，或不敢說的。但這話不能成定例，有時官書對于年月也很會錯的，私書說的‘內幕’更每每是胡說的”。每種史料都有其可能的價值和缺陷，不能依據一種標準進行劃分，而應做具體的辨析。

我們也要注意到，在回憶、自傳、自述等“有意證據”里面，也并非全是主觀的東西，同樣存在著有價值的因素。齊世榮說：“在官書這一大類中有第一手史料，也有第二手史料；私記亦如此。”他認為日記、回憶錄里面，“講作者自己的事是第一手史料，講別人的事，則是第二手史料”，因此我們不能忽視私人記載的價值。回憶錄是否因為存在作者的主觀意圖就完全棄之不用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王海光就指出了回憶錄的價值，他認為檔案文獻對歷史的記載是“有限的”，“有許多是經過選擇性處理的”，往往缺少歷史細節和歷史場景，因此他認為，對于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記錄，“不僅要有檔案文獻，還要靠當事人的回憶錄，否則一些重要的情節和參與者的情感心態是很難清楚的”。在充分肯定回憶錄的意義時，他也提醒我們，“各種回憶錄中，作者的撰寫動機如何，直接決定其存史的價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憶錄，功利性極強，涉及歷史必然是曲筆，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關的幾部書對照起來看，當下就會發現其中諸多矛盾，遑論后世人們還會自有公論。所以，這種個人功利目的性極強的回憶錄，并不能承擔傳世的作用，日后隨著社會生活透明度的不斷提高，公共話語范圍的不斷擴大，必然是價值遞減的”。很顯然，王海光看到了檔案與個人回憶各自的缺陷，他主張應該在仔細甄別的基礎上結合起來使用，就像蔡元培講的，“官府文籍和私家記載在史料的價值上各有短長，合綜起來各有獨到處，分開來便各不可盡信。大約官府的記載失之于諱，私人的記載失之于誣”，因此官文與私記，“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

即使那些有著明顯主觀意圖的資料，其實也可以成為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布洛克指出了對待這類資料的途徑，“在人為意圖最明顯的證據中，文獻明確向我們表達的東西已不再是今天我們優先關注的對象。我們總是以更多的熱情去關注那些留給我們去理解卻不愿意說出來的東西”。他提醒我們，在面對主觀意圖很強的資料時，可以轉變角度，就像有學者指出的，“一件為了某種目的留下的材料，如果從另一角度來看待，又成了‘無意的證據’。因此‘證據’制造者的動機不是判斷史料可靠性的唯一指標”。這也類似傅斯年所講的“本事”與“旁涉”的關系，“本事對旁涉之一題，看來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則相干處少，然而有時候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本事經意，旁涉不經意，于是旁涉有時露馬腳，而使我們覺得實在另是一回事，本事記者反不相干矣。有時候這樣的旁涉是無意自露的，也有時是有意如此隱著而自旁流露線索的，這事并不一樣”。因此主觀與客觀、有意與無意，在具體的史料里有時是并存的，這需要研究者去辨析、體悟。

當代文學的史料中有大量的公開性的發言、報告和檢討，這些當然都可看作“有意的證據”，都有特定的目的和歷史語境，同時，這些發言者也往往會在私下的場合表達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相對而言是無意的，也往往代表了他們的真實看法。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更注重后者，而認為前者是不真實的。

1960年8月14日在第三次文代會閉幕前，周揚召集參加大會的部分黨員代表和各地負責人開會，“他講了一通與大會報告調子不同的話”：“好經驗不要宣傳過分，宣傳毛主席思想不能庸俗化”；“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搬教條，現在到了新時期，新事物層出不窮，應該有新發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兩條道路、兩條路線上來”；“大家可以寫自己熟悉的題材，熟悉古代的寫古代，熟悉現代的寫現代。不能強求一律。群眾創作，不要以為都好。我們反對個人主義，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應該承認，有些國家文藝上水平比我們高。要鼓勵創作，提倡題材、風格、形式、體裁的多樣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標新立異嗎!”這些表達當然和他在大會上的報告不一致，表達了周揚個人更為真切的文學觀念。同樣的，茅盾在起草第三次文代會報告時的日記也記載，1960年5月30日，“校改‘民族形式與個人風格’那一部分。看來這一部分還是刪掉，將來補充擴大，另行發表。因為‘報告’總是總結（空洞無味）性質，因此一部分則為學術研究性質也”。文代會報告的話語方式不是個人性的，也避免不了人事關系的糾纏，“續寫報告初稿，碰到了評論作家照直說還是客氣些的問題，因此躊躇，寫作進度不快，至五時僅成三四百字而已”，茅盾的報告顯然也不能代表他真實的文學觀點。

在傅斯年看來，“官家總是官家，官家的記載就是打官話。好比一個新聞記者，想直接向一位秘書之類得到一個國家要害大事之內容，如何做得到：勢必由間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風聞一二”。我們完全依照這些公共性的史料作為研究的依據，當然會出現陷入歷史的迷津，造成史料的“知識化”，“對常規性史料的絕對信任與過度依賴，使研究活動難脫某種特定話語之下的知識窠臼。將一些熱門的學術理念視為‘公理’并加以‘結論’式運用，極大限制了研究活動對問題的個性化發掘。缺乏問題意識的‘材料流’結構以及急于將對象‘本質化’的話語模式，使研究活動成了知識的陳述或判定，從而閹割了研究主體的思想與歷史的復雜”。這個問題確實存在，知識其實意味著確定性，不存在討論的空間，現在很多研究不能把史料對象化，而是把它作為一種確定的知識進行研究，擺脫不了資料自身的邏輯，講話、報告、檢討等資料，不能完全作為還原歷史的依據，必須有多種資料的參照和對比。因此，面對這樣的課題，要有一個綜合的整體觀，也要充分注意每一則資料背后的歷史語境，不能過分依賴某一種資料，要看到其中的對立、差異，否則得出的歷史結論就不會可靠。

但這些報告及此類的文獻就沒有價值嗎？當然也不是。一方面，這些公開的報告和發言同樣存在對文學的真實判斷，也有個人的真實思想在里面，并不全是虛造，“人們在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和信念時，有時確實表達了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政治思想并不僅僅是一套虛假的言辭，并不僅僅是使權力欲合法化的手段，而包含了政治行動的真實理由和動機。在另一些學者看來，原則和觀點本身并不能解釋政治行動，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動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這并不等于說在解釋政治行為時可以忽略政治思想，因而政治行為要得到適當的解釋，就必須了解為什么政客們會選擇某種論說攻擊對手或為自己辯護”。另一方面，雖然這些資料更多是一種宣傳，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研究其話語方式、修辭表達等內容時，這些資料又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

三、史家的邏輯與歷史的邏輯

按照有意與無意的劃分，日記、書信相比回憶錄、自傳，客觀性要更明顯一些。按照王汎森的觀點，前者是“歷史的邏輯”，后者是“史家的邏輯”。王汎森認為，“一個比較好的歷史重建或歷史解釋，應該是Z-A(史家的邏輯)及A-Z（事件的邏輯）兩者交互循環的”。他以觀賞一部電影為例，“從順著放映中（A-Z）得到一種理解，然后再看第二遍，也就是由已知之后再回過頭看，往往會發現幾個動作或幾句對白，揭露了對后來發展至為重要的意涵，而那是由A-Z看不出來的”。因此研究者不能只局限于一種邏輯中，“應該循回往復于兩種邏輯之間：順著時間直流往前看，前面是未知的，要用很大的力量使自己未知，是福柯所講的‘去熟悉化’。但‘去熟悉化’是非常難的事情。對于我們明明知道的事情，我們很難裝作完全不知。史家要慢慢往前，看歷史行動人物面臨的所有可能性與限制。另外一方面，還要回過頭來看，一些事情的意義才會更顯豁出來”。

兩種邏輯的差異就在于對于“未來”的知與不知，這也是日記、書信與回憶錄、自傳的差異：

除非是像某些偉大的人物在寫日記的時候已經預想到將來要公開，否則大部分日記是順著事件發生之流寫下來。對日記主人而言，他可能計劃著“未來”，而且“未來”對當下而言雖不一定是絕對不透明的，但未來絕對不是“已知”的。自傳就不一樣，寫自傳時，“未來”是已知的，傳主是有意識地或在一個架構下選取自己生命史的材料，并賦予一個意義架構。前者是A-Z的，后者是Z-A，兩者之間并非截然不同，但其間的出入是很明顯的——日記中的未來是未知的，自傳中的過程是已知的。

這兩類史料由于不同的邏輯，對歷史的記錄自然會存在差異，日記、書信記載了當時的自然的狀態，因為他們并不知道未來和結局是怎么樣的，是無意的，而回憶和自傳因為已經知道了歷史的結局，因此在再現時難免有取舍和偏重，其建構性的成分更多一些。姚從吾認為，“自傳本身，親述見聞，本極可貴。但因完全是個人的主觀敘述自己的過往，往往不免為偏見所蔽，或輕重失宜，詳略不均。總之，傳記類普遍的缺點，多有彰善隱惡的嫌疑，用為史料宜加謹慎，自傳當作史源用，批評時更應當特別留意”。

錢鐘書在楊絳《干校六記》小引中的表述則表明，回憶錄是一種選擇性的建構，他寫道：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于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于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于他們不覺慚愧。慚愧常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愿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凈。

從錢鐘書的論述里，我們可以看到，特殊年代的回憶，寫與不寫、如何寫都和個人的身份、經歷有密切的關系。即使回憶當下的事情，作家同樣有顧忌，劉醒龍在《劉醒龍文學回憶錄》研討會上就講道：“在回憶的進程中，作家所寫每一個字都會變成有靈肉的生命，嬉笑怒罵，喜怒哀樂地活躍起來。更有那些摻雜在文學作品的醞釀、創作、出版和評價過程中的各種人事，會百分之百因應熟人因素，變得復雜，棘手，在雕章琢句，下筆行文時，哪怕有要領也不能得。凡此種種，看似難以完成，然而，最最難上加難的不是如何言說記憶中的他人，而是如何用回憶的方式來書寫自己。”“人事”對于回憶錄的寫作無意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寫到同時代的、健在的作家時，不可能毫無顧忌。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大多數情況下，日記作為一種自然的記載，往往并不明了當時某些事件的意義和可能性的影響，在無意中忽略，回憶錄作為有意識的再現，在事件的取舍等方面會有更多考量，因而也會提供一些和歷史發展關系更緊密的信息，雖然不可避免地會有主觀性，但這種主觀性作為作者、傳主的思想和歷史認知，也是研究他的重要一手資料。

這種區分的背后指向的其實是史料的“時間”問題，類似“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的差別。傅斯年認為史料在一定意義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直接的史料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周書》是間接的史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

姚從吾在《歷史研究法》中，也把史料分為同時人的記載、間接的記載等三類。同時人的記載也叫“直接的觀察與追憶”，而間接的記載是“轉手的記載”，這類史料“不是由于同時人的親見親聞”，而是依據口頭傳說、文字報告、繪畫與古物的提示寫成的，是“追述的”“轉手的”，甚至是“想象的”，“所以不如第一種的重要”，不是“親見親聞”，而是“得諸傳聞”。在他看來，同時人的記載“在史源學上是為第一等的史料，最能將一件事變的真相告訴我們，所以最可寶貴”。

同時人的記載也有區別，可分為當事人的記載、當事人事后的追記等三種，其價值也是不一樣的。姚從吾指出，同時人的記載是“當事人對于自己直接參加的事業，根據親身觀察，隨時寫下來的記載。比方，當事人的書信、報告、奏議、旅行記、日記等”，而當事人事后的追記的主觀性要更多一些，他指出事后追記“易生顧忌，或有所蒙蔽，有意無意地替自己做辯護。在同時人的記載中，事后的追記，主觀的色彩比較更加濃厚，引用時最宜注意”。當事人的記載和當事人的事后追記因為時間的差別而存在很大的差異：

第一，當事人直接遺留下來的記載，是對事論事，可以表現當事人原有的本意。當事人事后的追憶，往往是經過第二次的考慮才寫下來的，自然免不了受“事后已知”的暗示，有意無意地替自己掩飾或過分鋪張。第二，一種事變的結果，是無論如何聰明的人，不能完全事先預知的。事后的追憶在下筆的時候，事變的結果已完全明了，記事人自易于變更所記事實的本像，不夸張自己如何有先見之明，即詆毀他人如何昧于時事。第三，忌人成名和喜揚人惡，向來即是人類的通病。形諸記載，傳示將來，更容易有厚己薄人的偏見。事后的追憶，大半有為而作，對于這樣的偏見，自應特加注意。

但我們也要注意一個特殊的現象，很多“當時人的記載”比如日記在出版時是有刪節的，甚至有些是經過修改的，甚至多年之后補記的，這樣的日記就有了部分“事后追記”的因素，而不再完全是“直接遺留下來的記載”。老鬼在《我的母親楊沫》一書中就指出楊沫《自白——我的日記》出版時“把日記中的陰暗面，大部刪去，把感情部分全部刪去”，因此“與歷史原貌有異，欠真實”，認為這部日記存在文過飾非、補寫太多、自白太少三個缺陷。

老鬼在書中指出，楊沫刪去了日記中“不少政治上的表態”。1953年5月23日楊沫在日記中全文抄載了康生對《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見，在《自白——我的日記》中，這段批示“刪得干干凈凈”。“對胡風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也“統統給刪去了”。老鬼認為，書名雖是“自白”，就應該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對人說的事情袒露出來”，但楊沫把日記里“凡是有損她形象的東西，跟風的、隨大流的、應景的大部刪掉”25。比如1957年11月27日的日記里，原文是“楊沫，你的一生過的不算壞。你基本是一個好人。……但是，你也有過不少自私的想法，有過卑劣的念頭，有過貪欲，損人利己的行為。雖然這不是主要的，但你有過”。出版后，“不少”“有過卑劣的念頭”“損人”等都刪掉了，在老鬼看來，這樣的刪改“弱化了對自己批判的狠度”。

楊沫還改寫、補寫了日記。1958年2月11日，楊沫在日記中這樣寫道秦兆陽：“是一個自私的極不老實的人。他是處在反黨的邊緣上”“修改王蒙的小說，人家批判了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邊也寫文章批判它，一邊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說是不得已而為之！這真是兩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鬧越糟，聰明反被聰明誤”。日記出版時這些都被刪掉，同時“換成現在的寫法”，加上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來。這是怎么回事啊？我驚愕得喘不過氣”“我說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說——沉默——沉默，無邊的沉默……”1963年3月9日的日記中，“看過雷鋒的日記，再看自己的，真是牛鬼蛇神”，出版時“牛鬼蛇神”改成了“雞零狗碎”。老鬼認為《自白》補寫太多，“當時沒有寫就沒有寫。你不能過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記，就隨意補充。把事實上原來沒有寫的日記創作出來，即使說明是事后補寫，也不好。因為事后補寫，卻標明是當初的日期，等于虛構”。

對自己的日記“梳洗打扮”的現象也并非楊沫一人，老鬼就說，“母親干的這些舉動，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大作家也都干過。刪改過去的書信、日記作品，把自己過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維護自己形象的名人實在太多了”。這種刪改、補記，是根據歷史的結果做出了有益于自己的書寫，史料價值大打折扣。

可以說，史料的等級要服從于史料的具體分析。更重要的是，姚從吾、王汎森等人提出的這種區分，不但指出了史料背后的“時間”邏輯，同樣提醒我們要克服歷史研究中的“后見之明”，研究者知道歷史的結果，而且往往也以為歷史人物是全知的，有完全的理性，但事實并非如此。如何克服后見之明，王汎森也為我們提供了頗具價值的方式，就是要轉變思維方式，“由假設事物是自然而然可能的、自然而然可以透見的、自然而然傳遞的，改變成慎重考慮‘歷史世界的有限性’及‘歷史世界的不透明性’。先想象人類活動的限制再來考慮其可能性。這樣在有限性到可能性之間，就有很多層次需要去探索，因而比較能理解哪些是自然發生的，而哪些是歷史行動者有意作為的結果”。

四、傳統史料與數字史料

近年來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各種數據庫的建立給傳統的歷史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沖擊，一方面為資料的收集、整理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給歷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圍繞大數據與歷史研究的關系，學界也發生了較為廣泛的爭論，尤其是在歷史學界有較大的震動，也產生了一些利用大數據進行研究的成果。相對而言，現當代文學研究并未經受那么大的沖擊，但利用網絡、數據庫資源進行資料檢索和研究，已經成為很多研究者的普遍選擇，因此對其利弊得失也應該有清晰的認識。

數字史料的價值是不能抹殺的，它給研究帶來了諸多便利，資料的豐富、查詢的便捷、檢索的快速，無疑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和速度，過去需要花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去查詢資料，現在可能只需幾分鐘就能夠完成。“不需要再由作者窮盡心力地去博覽群書，一頁一頁地查找翻檢，省去了史學研究中閱讀原始文獻的漫長的過程，可以在電子文獻數據庫中，在幾分鐘甚至幾秒鐘之內，搜索到過去幾個月所不能窮盡的文獻資料。”毫無疑問，數字資料拓展了研究者的史料，研究的范圍得以進一步加大，甚至原來無法駕馭和把握的題目變得可能。

基于數字史料的發展，有學者認為史學研究正面臨著轉型，因為史料過剩已經取代了史料匱乏，“歷史學家面臨的不再是沒有史料的窘境，不再是文獻無法盡閱的苦惱，而是史料的豐富性難以駕馭，是史料的混亂需要清理”。歷史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如何獲得足夠的史料轉移到了如何處理史料的能力方面”。當下的學術環境對研究者處理史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甄別史料真偽的能力、判斷史料價值的能力、對浩繁史料進行宏觀駕馭的能力、面對同樣史料做個性判斷的能力，“就是考驗歷史學家的思考力，理論思維的能力，辯證分析的能力”。相應的，大數據也催生了史學研究的變革，即從事實性史學向思想性史學轉變、從知識性史學向問題性史學轉變、歷史貫通性研究將得到長足發展。

文學研究也不乏這方面的嘗試，趙薇在一篇筆談文章里就舉了這樣的例子：由霍伊特·朗、蘇真等人發起的芝加哥大學文本實驗室同上海圖書館合作，建成“Republic China Periodicals Corpus:1918—1949”的大型期刊語料庫分析平臺。攻克各種技術難關后，或許“讓全世界的研究者都能夠借助這一類數字人文平臺，對民國時期各類寫作傾向、思想觀念及文化范型的發展特征，形成階段性或總體意義上的清晰認識，還要為更長時段、大歷史的世界文學研究奠定基礎”。趙薇本人對李劼人長篇小說《大波》的分析在吸收國外現代小說數字人文分析既有成果的基礎上，“綜合采用了matlab計算人物加權、以Brandes算法為基礎的Gephi人物網絡關系生成以及與Opsahi算法顯示的中心人物做對比等技術手段，特別是對‘中介中心性’人物的發現和闡釋，為現代歷史小說和傳統章回體小說的人物分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與范式”。

嚴程基于自身的觀察，認為數據處理方法和技術手段的進步及各種數據軟件的出現，“滿足了不同學科和領域對數據挖掘的智能化和自動化的要求”，“也為社會網絡、版本關系等問題提供了技術支持”。她也提出了文學研究領域數字人文的進展和可能性方向，比如“基于敘事理論設計的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可以分析數以百萬字計的超長篇網絡小說，還能實現同時對比分析成百上千部類型小說或史傳敘事，析出其類型特點或敘事程式”。比如作家交游和行跡研究，“pajek、QGIS等基于社會網絡分析、地理信息標引技術的工具，則可以同時處理大量作家的社會關系和游歷行跡，得出一段時期內的文壇網絡及作家分布形態”。她特別提到利用文本挖掘等工具對當代文學特別是以網絡為載體的文學作品研究，“不僅可以從語言風格、小說類型等傳統研究選題出發，解決理論上的問題，還可以從讀者和運營者的角度出發，開發網文連載早期篩選、測評和讀者反饋甚至文本生成工具等等”。

王賀也總結了“超越檢索”而以多元的數字方法真正切入現代文學研究的七個方面：

現代文學版本、圖像史料在內的諸多文獻史料研究；作家生平傳記研究；文學社團、思潮、流派的譜系研究；文學思想史、觀念史的研究；文學文本的文體學（風格學）、修辭學、語言學研究和情感分析等；將研究數據可視化并展開分析；從事以現代文學（史）為主體的跨學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語言的比較與綜合研究。

可見，數字人文無論是在資料的范圍，還是研究的方式方法上都有效拓展了已有的研究，也蘊含著無限的可能性。但數字人文究竟給研究帶來多大的變化，傳統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方式是否就能夠被取代呢？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我們的研究其實并沒有因為數字人文的出現而發生質的變化，而且其負面效應和潛在的陷阱也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有學者就指出，“史料大發現時代并沒有到來，我們依舊要在那幾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間尋求突破；技術手段的更新，也并沒有帶來終極意義上的學術思維革命，前輩學者經典學說的理論框架短期內尚難以全面突破，我們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細化”，因此“我們有必要提出回歸傳統重溫那些貌似過時的治史門徑之談，以前賢的經驗與智慧應對數字化時代史學研究所遇到的挑戰與問題”。

這個判斷是有道理的，我們應該看到，數字人文所進行的研究大多是原有研究的延伸，依靠原來的途徑很難解決或難以解決的問題，或者耗費太多時間和精力的工作，依靠各種數據庫和數字方法確實可以得到解決，但這些研究大多無法脫離原有的學術史脈絡，它不可能是憑空而生的，其背后有相應的傳統研究基礎。

就當下的情況來說，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其實基本停留在數據庫的使用上，還沒有達到使用各種技術手段的地步，畢竟很多文學研究的課題并不適合數字人文的操作模式。數字人文的前提就是資料豐富，而且正確，其目的也并非史料的整理和辨析。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傳統史料工作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越是數字資料發達，史料辨析的工作可能越是必要，否則海量資料就會不經辨析被大量使用。迷信數據庫，完全依靠數據庫做研究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況且當下的數據庫建設也并非沒有缺陷，“對于現當代文學的數據庫，從數據庫建設、架構與設置來看，未曾有人深入討論，更未有設想其可能產生的學術新問題”31。在數據庫的使用上遠未形成真正的共享，大多要付費使用，“而使用的價錢不是個體研究者所能負擔的”。另外，數據庫的建設存在“冗余與混亂”即數據重復的問題，“現當代文學的數據庫建設則未見提出鮮明設想，如何分類以解決冗余，至今未曾見數據庫建設者提出相應的看法”。

我們可以從數據庫中獲得完成研究所需要的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依靠數據庫有可能造成檢索式的研究：預先找一個題目，預設一個結論，然后檢索文獻，根據檢索而來的資料寫論文。這種根據題目找材料、寫文章的模式，和傳統的治學方式背道而馳，雖然效率提高，但也存在巨大的隱患，一是有可能忽略反證性的材料，得出的觀點不可靠、不全面，“數據庫檢索，同類史料檢索是最容易操作的，但是異類史料檢索是很不容易操作的。這很有可能導致史學研究對反證材料的進一步忽視。毫無疑問，忽視反證材料的史學研究，是不能經受時間驗證的”；二是文章所應該有的厚重和豐富有可能會喪失掉，研究有淪為技術操練的危險。更致命的是，過分依賴數字資料，會導致讀書、積累的過程的缺失。就像陳平原說的：“現在求知這個層面被檢索所取代，只要知道一個書名和人名，檢索就行了；而閱讀的功能更強調了娛樂功能。原來苦苦追尋、上下求索的狀態消失之后，知識有了，但修養沒有了。”

“從現在大量博、碩士論文里，可以清晰地辨別出‘搜索’式的論文，文學批評自然也受其影響，出現對上下文語境考察的缺失，原始資料的忽視，以搜索代替問題等現象。”對于處于學術起步階段的學生和青年學者來說，檢索式的研究無法形成有效的學術積累，史料完全淪為一種工具，那種長時間的、系統的讀書形成的歷史認識很難形成，“已經不需要再經歷那個查閱原始文獻的過程，不需要作者一頁頁翻書的那個直面文獻并與文獻信息反復交流的過程”，治學的慢功夫被快捷的技術所取代，需要長時間磨煉形成的“歷史感悟”消失不見，這種“歷史感悟”“不是一個簡單的要素，而是表征著研究者的歷史學基礎，是研究者在接受長時間的歷史學訓練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讀書基礎和史學思維訓練。正是有了這樣的學術基礎，他們在觀察現實社會時，才可能把現實與歷史相聯系，產生歷史感悟，發現歷史問題，并最終形成問題意識”。在沒有真正培養出來的“歷史感悟”的情形下，“操起網絡工具進行相關文獻檢索，然后對一條條孤零零存在的資料進行排比分析，就得出某種與自己的預期相匹配的所謂歷史結論。這樣的研究，從形式上看，是歷史的論證方式，是歷史資料的堆積性支撐，貌似符合歷史學拿證據說話的學科屬性，而究其實則是類似文學上主題先行的創作模式。……在這種扭曲的史學研究形態下做出的所謂歷史結論，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研究的科學性是要受到質疑的”。這種研究方式追求的是速成的“拿來主義”，缺乏對材料的科學分析和判斷，而且由于完全依靠技術操練，“歷史感悟”缺失造成的結果就是研究者歷史感的喪失。

從基本的史料規范來講，數字史料同樣面臨著諸多問題。首先，通過檢索獲取資料，非常依靠關鍵詞的設定，檢索的結果是因人而異的，“研究者預先設定的思路往往成為搜尋和篩選數據的藩籬而不自知。囿于研究者自身對各種數據資源的掌握程度及檢索方式的不同，其篩選的原則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與課題相關的數據直接關系著其‘窮盡’史料的廣度與深度”。在很多時候，關鍵詞未必能涵蓋所有必要的史料，檢索有可能遺漏重要史料。更為重要的是，一些相關的、間接的史料有時是無法檢索到的，極有可能造成資料的同質化和單一化。李劍鳴就指出，“如果完全依靠數字化的檢索，可能導致斷章取義，也可能遺漏許多不能直接與關鍵詞匹配的材料，而且還可能改變學者讀書的習慣”。這種有意識、有目的的選擇極有可能讓學者陷入盲人摸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境地。

其次，數字資料的可靠性問題也值得注意。數字資料是二次加工的結果，嚴格講是處理過的，是二手資料。那些把原始資料文本化的數據庫，其錯誤是可以想見的，即使那些原文掃描的數據庫同樣存在問題，有學者就指出，有些數據庫采取的是一種選擇性掃描，“掃描制作者在掃描制作時會對原始文本進行判斷，有選擇地進行掃描制作”。比如“大成老舊刊”在處理近代期刊時，“就將廣告頁等忽略了，而對于一些研究者來說廣告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數據庫是原件掃描，“呈現的文獻是原件整體掃描，整本呈現”，但與紙本文獻最重要的差別“是信息的遺漏”，即使相比于選擇性掃描“信息遺漏得少”。因此，電子文獻“是文獻經數字化處理過后的虛擬再現，無論如何努力保存更多的信息，都無法與原始文本完全一樣”。

從上面的幾點可以看到，我們既需要數據庫，但也不能盲目迷信它，但它已經影響了當前的研究，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史料條件下，研究者是否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呢？在很多人看來，新的技術條件下，史料的這種共享、敞開，使得過去只靠史料就能占據學術一席之地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占有史料已經不再是研究的首要問題，提出問題、思想闡釋成為很多研究者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史料”與“史觀”的爭議也開始出現。吳寶林針對當下文學史料的輯佚和整理工作指出，在數字人文時代，問題意識和研究者的主體感應該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追求，“就現代文學的輯佚而言，關鍵問題或許不是輯佚本身，也不在于史料的‘求全’，而是研究者能否具有研究的主體感，是否以解決文學史上重要問題為主導，能否以新理論將輯佚工作納入整體目標和專題研究中，而不是為佚文而佚文，滿足于包羅萬象、四處撒網式的輯佚，這方面的學術經驗與教訓其實已經不少”，因此他認為相較于文獻整理，“以核心問題意識為導向的實證研究或許更有學術價值，即輯佚要解決和回應文學史或思想戰場上的核心議題”，“研究主體必然也要置身于考據與思想的張力場中”，否則，“學術研究的主體感一旦喪失，任何‘數字’都無法拯救‘人文’，反而會將‘人文’推向‘數字陷阱’”。

也有人提出，新的歷史時代，史學研究中問題意識和思想性的重要性，“社會對歷史學家的期待，不再是要知道你講的是什么樣的歷史事實，不再是要你告訴人們歷史是什么樣子，人們需要的是知道你提出了一個什么問題，為什么要提這個問題，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我們有什么借鑒和啟迪，研究這樣的問題對我們的現實生活有什么助益”。問題意識是學術研究的關鍵，也是過去一直倡導的，只是在數字人文時代，很多學者更為強調其必要性。

以上觀點都是基于資料獲取方式的變化，對當下的研究提出的相應的調整方案，其核心要義在于資料獲取本身已經不成其為問題，史料雖然依然重要，但在數字人文時代，需要讓位于“更高層次”的“研究”。這種說法當然有道理，即使沒有數字人文、數據庫的出現，這些“更高”的要求也是學術研究應該有的追求，只不過現在顯得更為迫切一點。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否定資料整理和傳統的治學方式，畢竟它還有著充分的合法性。數字人文和傳統研究方式并非彼此取代的關系，二者本來就不是完全分離的，只是研究的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數字人文其實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原本獨立完成提出問題、收集文獻、討論和結論等研究過程的研究者，如果在技術的掩護之下僅僅通過輸入數據、篩選輸出成果來呈現所謂的研究的話，即使放在文獻研究領域，也無法稱之為有價值的研究”。

因此，在數字人文時代，我們也絕不能忽視傳統治學方式的重要性，傳統治學的種種要求依然不能放棄，但也要有相應的調整。“盡管大數據對中國史學研究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是在目前看來，并未從根上改變史學研究的基本作業路徑。史學從業者必須通過閱讀和訓練形成專業素養，形成問題意識，并以此為基礎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得出新的史學認知。換言之，沒有問題意識，沒有辨別和分析史料的能力，就不會有利用數據庫發現史料的能力，更不會有利用這些史料進行歷史研究的能力”。治學本來就是慢功夫，片面追求數字檢索的速度與效率，同樣會導致各種問題，最好的方式是二者能夠有效地結合，充分利用數據庫帶給我們的便利，同時注意到它的局限性，取長補短。

雖然不能放棄傳統的資料收集、整理、輯佚等工作，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工作不能構成研究的全部，而且在當前的史料條件下，更需要全局眼光和整體視野，避免瑣碎和平庸。史料和史學顯然是不能等同的，但“我國的學者往往把考證史料代替全部的歷史學，不知道歷史學者固然要用精勤的功力，搜輯零星的史料，考證史料的真偽，但主要的目的卻在能跟著世界學術潮流共進，能利用搜輯或已考證的史料，組成一種立體的系統的歷史”。柳詒徵在《史學研究法》中也指出了“全局之觀察”的重要性，“凡考證一書一事之同異真偽，僅屬于整理史料之范圍，可據以為考證史事之基礎，不足以盡考證史事之全功也。考證史事者即此可信之資料，以考究當時之社會狀況，證明當時之民族心理，不徒為片段之審辨，而必具全局之觀察，不徒為枝節之掇拾，而必求根本之解釋，是則史家之考證也”。當代文學研究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就像王堯講的，“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離不開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但這樣的整理和研究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部分。以為史料的整理便是學問的理解是片面的，匯編、分類只是研究的基礎工作”。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意義重大，但不能把它視為研究的全部和終極目標，應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綜合和提升，這是我們必須明確的。

可以說，任何研究方式、方法都有其相應的價值，不能厚此薄彼，數字人文并非完美無缺，它不是解決一切難題的法寶，傳統研究也要與時俱進，提升眼光和格局。重要的是學術界要形成分工合作的氛圍，依據研究者的思維特點、興趣專長各司其職，而不應有高下、是非之分。就像朗哥魯瓦和塞諾堡所說的，有一部分人“擔任搜求、排比和暫時將遺跡分類的各種工夫。并且要調和彼此的功力，以便使這科學的預備工夫，在最經濟最可靠的條件中，提早完結”；有部分人“從事最寬廣的統纂，從事供給材料的工作。并須商定向一個方法去努力工作，以期每得一個結果不必（使別人）再費一番考究，便能直接供他的利用”；最后應該有一些“經驗豐富的作者”，“個人不必再去做‘搜求的工作’，專門運用所有的時間，去研究各種部門已編纂的稿件，以便用科學的方法，參證會通，成功各種綜合的著作”。這樣的學術生態對于學術的進步無疑是有意義的。

總之，史料的等級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夠提供認識史料的一些“原則”，但在對待不同類型的史料時也不宜據此做不加判斷的評定。不同類型的史料確實差異明顯，但其實每一類史料內部也是千差萬別的，每一則史料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價值，需要具體辨別、分析，并無一定之規，“運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