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平（1954~），山西新絳人。現任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盟中央專職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協。《姐姐》獲第七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祭妻》獲山西首屆趙樹理文學獎，長篇小說《抉擇》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2018年，張平的新長篇小說《重新生活》剛一發表就引起很大反響。這是繼2004年的《國家干部》之后，其出版的又一重量級現實主義力作。而早在2000年，張平的長篇小說《抉擇》就已獲得了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其文學創作有著較大的受眾群，深受廣大讀者喜愛。某種程度上，張平被看作一個反腐作家，他的小說被認為是反腐文學的代表性作品。但是，僅僅從類型化的角度來看張平的作品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張平的文學創作是不斷深化和拓展的，其作品內涵是非常豐富而深刻的，在精神上有著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品質。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張平的創作還主要集中在家庭悲情敘事。他的處女作《祭妻》一經發表即被各大刊物轉載并獲獎。之后張平創作了一系列的“家庭悲情”小說，從日常生活出發書寫個體生命在生活中復雜的情感變遷，通過撼人心靈的悲情生活故事表現人的感情和命運，呈現出一種哀婉悲切的抒情風格，也即張平最早的創作風格。隨著作家生活閱歷的豐富，張平開始對現實題材有了更多關注，如后來發表的小說《孤兒淚》等，就對社會問題有了更深刻、更廣泛的思考與書寫。《天網》《兇犯》《抉擇》等對現實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密切關注的作品，使他成為這類題材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其創作也進入了一個更廣闊、深刻的境界，寫出了諸多具有很強人民性、現實感的作品。小說《兇犯》探討了護林員如何維護公共財產的現實問題，在作品中我們看到集體財產被周圍的人作為無主體的財產竊取，以及護林員同這種侵犯集體財產的行為所做的斗爭。作品提出的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這種現實問題與精神深度透視的敘述方式也為張平后來的創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0世紀90年代，張平的創作進入了繁盛期。這一時期，作家激情爆發、思維活躍、追求深度精神敘述。維護最廣大的底層群體利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成為其寫作的終極指向和思想內核；塑造具有社會主義理念的“英雄”形象，成為其作品的應然內容。在長篇小說《抉擇》中，作者聚焦于一個更開闊、集中與更深刻的現實問題，即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的重大問題。小說具有很強的藝術性和現實性。作品一開始就寫，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門口聚集的三四千人要到市里去上訪，面對這龐大的群體和尖銳的矛盾沖突，新的市長李高成和請愿代表談判，矛盾一觸即發。談判暴露出老廠和新廠企業領導集體腐敗的問題，國有資產被新的利益集團瓜分，而一些下崗工人，特別是一批為企業發展做出過貢獻的老工人生活無以為繼，成為最困難的一個群體。小說揭露的現實是觸目驚心的。面對腐敗分子以及滋生腐敗的土壤和上層關系的復雜性，李高成寧可玉石俱焚也要鏟除社會主義肌體里的毒瘤，是當之無愧的反腐英雄。小說對腐敗現象的書寫力度之大，也使其成為了反腐文學中很具代表性的作品。

實際上，張平的思考已穿透了腐敗問題的表面，而從政治理念、體制機制、文化心理等方面對此問題進行了深刻思考。比如他的另一部重要長篇小說《國家干部》，就在思考為什么會出現國有企業資產流失問題，為什么會出現新的既得利益群體？對如何維護人民利益、如何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的惡性肌瘤等問題，作品也進行了深刻的審美思考。在《國家干部》里，張平從對腐敗現象的描寫開始轉向對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機制的關注。小說探討了中國的干部選拔機制。干部如何被選出來？在中國，領導干部的選拔和任用是與國家前途命運休戚相關的。張平以對夏中民的干部選拔任用為矛盾斗爭焦點，展現了政治場域里的“殊死”搏斗，從而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命運進行書寫。可以說，張平以“國家干部”為審美視點，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特別是對反腐敗問題的思考和探索，顯示出了作者巨大的勇氣、膽識和創新。這也恰恰是張平的小說創作在不斷深入的一種體現。《國家干部》詳細描繪了澄江市政治地圖的雙層結構。在表面之下存在著另一個更深層的政治結構。以老書記劉石貝為核心，以現任的市委副書記為“代理人”，由劉石貝的兒女、親戚和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干部組成的龐大權力網絡，攫取了澄江市的大部分權力。劉石貝也由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者變為一個壓榨、剝削人民的新利益共同體的“教父”，因此澄江市市委書記陳正祥的權力被架空。正是在這樣一個政治網絡中，新來的市委副書記夏中民受到排擠、打壓和傷害，盡管他一直在維護和捍衛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但在具體的干部選拔特別是新市委書記的選拔中，他依然遭遇了失敗。小說最后通過當地群眾得知真相后的抗議來扭轉了局面。

通過小說，張平在思考如何在國家干部這個中國政治結構的核心理念層，特別是在領導干部的選拔機制中實踐黨的群眾路線，在干部考核中更多地呈現群眾的權利和聲音。這恰恰也是今天中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現實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張平提出，必須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群體，盡可能照顧人民大眾的基本權利，在財富的分配中傾向人民群眾，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一場“戰爭”，是“血”與“火”的較量，必須讓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公共權力、維護公共利益。張平以一種鐵血丹心的理念和強烈的使命感在政治體制和權力機制的改革中發出人民的聲音。這是一部具有很強人民性的藝術作品。可以說已超越了一般的反腐敗、揭露黑暗、批判權力異化等，而是直指權力運行的核心機制問題。

可貴的是，2018年張平出版的新小說《重新生活》，又有了新的更寬闊也更接地氣的思考。以往這類小說更多地集中描寫反腐敗斗爭如何驚心動魄，但在《重新生活》中，張平卻改變了通常的“反腐”思路，不直接表現腐敗官員的墮落心路，也不揭露令人發指的腐敗黑幕，更不和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貪官們“比拼”貪腐的程度，而是把筆力集中在一個厚道樸實的家庭里，將普通人的命運與時代緊緊結合在一起，貼緊現實、貼緊生活去寫，寫普通人在這場斗爭中的遭遇，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命運，從而更巧妙地折射出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更深刻地觸及時代的痛點并展開對現實的思考。

《重新生活》講述的是延門市市委書記魏宏剛被紀委帶走，因而給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生活帶來劇烈變遷的故事。弟弟被帶走后，魏宏枝才發現，原來他們過的并不是普通人的生活，而是作為市委書記的姐姐，有著特殊待遇。更加荒謬的是，不僅市委書記的姐姐、姐夫、外甥女被照顧，甚至他們生活的區域也因此而得到了特殊對待。作品體現出了整個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和更深廣的腐敗文化乃至“官本位”文化心理的負面效應。由于這場變故，魏宏枝發現自己為女兒在飯店包餐桌吃飯，本來應付500塊錢，而實際她才交了200元，被店主大大打了折扣。小說向我們昭示了“他們”已十分習慣的但與老百姓卻天壤有別的生活，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艱辛困苦對他們來說就像一個“黑洞”，難以體會。正如張平所說的，“一個領導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質同量時，才會真正體會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決心去解決老百姓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在這部小說里，張平還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當貪賄成為一種文化存在時，必然會成為一個國家、民族精神的沉疴和桎梏，要清除它，須付出更沉重的代價，更持久的歲月，更慘痛的努力”。小說有了更廣闊的文化視野，即包括腐敗分子親屬在內的周圍人對腐敗文化的容忍，這種特權思想、特權意識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侵害，對社會而言可能是一種更大的內傷。特權機制、特權措施是中國改革的障礙，而特權思想即是造成障礙的根源之一。所以在《重新生活》里，張平呈現的重要一點是，我們如何去重建我們的傳統，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群眾路線這一優良傳統，如何真正落實、實踐群眾路線，從機制、制度、心理和具體的舉措來實現社會平等、公正？張平從更宏闊、更深刻的文化心理基礎上來思考中國當代問題，有更為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識和精神批判的高度。這恰恰是其小說獨特的精神價值所在，是區別于這一時期很多反腐文學作品的重要特質。

《重新生活》讓我想起沈從文提出的，“我們要重新想，重新做，重新愛，重新生活”。這也是張平這部小說里重要的文化心理指向。領導干部真的要重新思考，和民眾一樣接地氣地重新生活，要尋找具有真正意義的真實生活，而不是虛假的、想象的、被制造的、被包裹的、脫離民眾的生活。這是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面對危機的出路之所在。

從最早的家庭悲情小說，到對官場腐敗現象的描述分析和對權力核心機制的思考，再到今天《重新生活》里所呈現的文化心理，張平的思考越來越開闊、深刻和扎實。他用現實主義精神開拓了新的道路，其文學創作顯示了無限的生機和生命力。正如上世紀50年代秦兆陽所說，“現實生活有多么廣闊”，“現實主義文學的視野、道路、內容、風格就可能達到多么廣闊，多么豐富”。張平實現了這一點，創作出了廣闊、豐富而深刻的現實主義文學，這就是其創作在今天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中國長篇小說‘新現實主義’審美書寫研究”（19ZWB10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