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新文學自1917年一路走來，浩浩蕩蕩，波瀾壯闊。對百年中國文學發展歷程的所有總結回顧，歸根結底都屬于“史料”的勘定和梳理，然而，新中國編輯出版的近、現、當代文學大型書系都專門設立了“史料卷”或“史料·索引卷”，將與文學思潮、文學運動等的文學事件相關的文獻陳列于此，自然，這屬于狹義的“史料”。

百年中國新文學經典當然也有必要陳列這些與歷史運動相關的“史料”，這就是本卷的緣起。翻閱百年來新文學發展中那些卷帙浩繁的文獻，在不間斷的篩選、編輯之余，我積聚了關于“史料”的諸多感想，這些感想并不是純粹個人的奇思，而是歷史的文獻與當下學術生態中“史料觀念”的一次碰撞，借著今天史料卷編輯出版的機會，我想首先梳理我的“史料觀”，實際上，正是這種對“史料觀”的不斷清理，才推動了自己的編輯工作，換句話說，以下我對“史料觀”的辨析，同時也就是本書逐漸形成的編選原則，最終，也是我們的編選收錄的某種取向。

在我看來，所謂的史料，從來就不是一堆毫無生氣的發黃紙冊，如何保存這些歷史的文獻，如何篩選這些陳舊的文字，又如何呈現這些曾經的思想，其中反映出來的恰恰是我們十分內在的“文學史觀”。因此，當代的文學史料問題，從根本上說，是文學史當代意識的深刻而特殊的表現。

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們卻存在著將“史料”與“思想意識”兩廂分割的趨向。

新時期的文學史研究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當時的人們似乎常常都在關注著從思想文化進行考察的實際效用。尤其是在1980年代，當時的事實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和繁榮，依然更多聯系著一系列轟轟烈烈的社會思想事件，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最激動人心的部分總是那些能夠“撥亂反正”的思想表述。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研究者新的人生觀、世界觀與藝術觀的提出同時也反映為他們對于作家作品相關的“思想意義”的精彩發掘。在這個時候，我們眼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似乎就是由一系列層出不窮的主觀意識所編織的絢爛的景觀。以至到了1990年代，有強調“學術規范”者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中的大多數時候，思想推進的渴望顯然掩蓋了人們對于“歷史”本身的專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難發現，盡管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起步首先批判了“極左”年代的 “以論代史”，但是，真正將文獻史料作為一個“問題”鄭重其事地予以闡發的還在今天。在今天的學術語境中如此推重文獻史料，這絕對不是新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撥亂反正”、思想啟蒙的既有道路，它直接承襲著90年代以降的 “學術規范”的訴求。

從以上的“話題發生史”的意義上看，我們可以認為，至少在目前相當一部分學者的心目當中，文獻史料與思想考察是呈現為某種彼此對立的關系：1980年代的人們，是以過剩的思想理論淹沒了文獻史料，而今天的我們則可以理直氣壯地通過大量的文獻史料的發掘和運用來顛覆過去的那些空洞的思想理論!新的“規范”的學術、“健康”的學風應當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排除我們“先驗”的思想理論，最大限度地“返回歷史的現場”，放棄個人思想的“主觀”，回到完全由文獻史料建構起來的“客觀”。

然而，問題卻在于，就在文獻史料與思想理論這種現存的緊張關系當中，其實包含了我們對“歷史客觀”的許多誤解。現代歷史學的一個重要成果便是發現“純粹客觀”的歷史是并不存在的，既往的歷史總是與當下的遭遇，與主觀心靈的體驗緊密相關。歷史最終都是由今天的人來“書寫”的，沒有了“當下”，沒有了“主體”，也就沒有了被書寫的“歷史”。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應當承認，文獻史料之所以能夠成為有意義的文獻史料，一個時代的人們或者重視這樣的文獻史料，或者重視那樣的文獻史料，其實都與這個時代人們的心靈體驗直接相連，而思想理論常常就是人們心靈體驗表達的理性形式。換句話說，絕對脫離當下心靈的“純粹”文獻史料的“價值”其實是不存在的，進入人們闡釋視野的文獻史料不可能是一堆與主觀思想理論無關的干枯的材料。1990年代以來，人們在“學術規范”的追求中以尊重文獻史料來反對思想理論，其實這本身就是某種思想理論的表達，我們其實是用一種“理論”反撥著另外一些我們并不喜歡的“理論”。當然，其中也包含著特定時代轉換過程中學院派知識分子對自我生存需要的體認，包含著這一生存需要下的新的理性認識；同樣，思想與理論表達也不可能沒有自我支撐的 “質料”的根據，“史料”就是我們思想與理論表達的“質料”，回顧1980年代，在“理論”創新的高潮中，我們何嘗又能夠脫離開對新的“史料”的發現呢？撥亂反正、“重評五四”，在這里我們發現的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白話詩運動中的獨特貢獻;突破唯階級斗爭論的文學史模式，我們便重識了一系列被淹沒的社團、流派和作家。只是，在那個時候，文獻史料與思想理論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成為我們進一步思考的課題。

如何在文獻史料的發現中發掘出思想的深度而不僅僅是所謂的學術“規范”的建立，同時，如何讓思想的推進保持與豐富的史料相互協調而不僅僅是“冷飯”的“新炒”，這恐怕才是我們今天要認真思考的東西。

作為現代社會分工的自然要求，學院派學術的發展逐漸形成一系列的“行規”，積累起了一些共同遵守又確實有利于我們工作的“約定”，這或者就是所謂的“學術規范”。我們應該承認，作為社會分工的自然要求的“規范”是必須的，作為若干學術經驗組成的“規范”更是有益的，然而，“學術規范”本身也同樣不是一些固定不變的僵死的內容，是人類精神發展的需要創造了“規范”，而不是“規范”限定著人類精神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對于“學術規范”的尋求與理解也完全可能是不同的。學術事業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一種，而人類認知的發展都是建立在生存體驗變化之上的思想觀念的發展。離開了思想觀念的發展，單純求助于 “規范”是無濟于事的。文獻史料價值的格外推重固然契合了1990年代以降“學術規范”的訴求，然而應該說這不過是一種相當表面化的契合。姑且拋開90年代以降中國學者在政治壓力之下的退縮和自我的生存“規范”不論，(這可能才是我們今天眾多“規范”產生的深層原因)就是在文獻史料今天被不斷發掘和展示的過程中，我們也依然可以讀出一種思想意義上的重要變化：傳統“主流”文學價值逐漸為“非主流”文學所分享，“中心”區域文化現象的獨霸地位的不斷削弱與“邊緣”區域文化意義的提升。檢點引起人們興趣的新的文獻材料，我們就會知道，新近發現的史料大有從“中心”向“邊緣”大規模擴展的趨勢。在過去以“中心”、“主流”為闡發對象的文學史研究中，“邊緣”部分的史料是最容易被遺忘或淹沒的，這里不僅有技術上的原因，更有思想觀念上的問題。我們傳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似乎更像是一部社會文化“中心”的描述史一北京與上海這兩大中心常常占據了歷史的最主要的圖景，而其他非“文化中心”的邊緣世界則被或多或少地漠視著。然而，正是在90年代以后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增長了對于“外省”文化、“邊緣”文化、“非主流”文化乃至“地下”文化的認識，在這個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成效畢竟不能僅僅由少數中心城市來衡定，廣大的外圍與邊緣狀況同樣是至關緊要的。以少數“中心”的描述來代替更廣大的場景，這既不符合現代中國文化史與文學史的事實，也并不利于我們自己的未來。例如，關于五四新文學的描述，我們歷來的重心都是在《新青年》與北京大學，這固然反映了歷史的基本事實。但這樣的一種描述無疑也包含著這樣的思想意識：《新青年》與北京大學就代表了當時文化發展的主流，就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中心。其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是一個遠較文化中心的激烈斗爭復雜得多的過程。就是在《新青年》的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已經達到了“高潮”的時候，在中國廣大的內陸地區也依然是傳統文化占主流的社會，如果我們僅僅將新文化與新文學發展的情況定位于《新青年》與北京大學，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完整體現了整個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的實際動向？對于其他地區特別是內陸腹地部分的文學活動，我們了解得很少。例如20世紀20年代初在成都就出現過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學社團——草堂文學社，《草堂》是他們創辦的四川本土最早的新文學刊物，核心人物葉伯和也很早就嘗試著中國新詩的寫作，其嘗試之早甚至超過了胡適。這個現象不能為我們所忽視。但是，由于文化環境的局限，這些偏于西南內陸的青年作家最終并沒有將自己的探索堅持多久，這同樣發人深省。在過去的文學史研究中，由于我們長期以來的視野遮蔽，這些內陸學人的身影和成就幾乎被遺忘了，其實，葉伯和對中國新詩的“前衛”探索和他回到四川以后的艱難處境都恰到好處地表明了中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另外一番景象：走出傳統文學的嘗試的地區廣泛性，同時各個不同區域的嘗試也由于更復雜的區域原因而嚴格受制于文化的環境。新文學在當時中國廣大地區讀者中的實際影響由此可以獲得另一種意義上的說明。在這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僅僅看到《新青年》圈子的熱烈和成功就是頗為不夠的了，因為《新青年》的關系而忽略了對其他邊緣文學現象的考察也是遠遠不夠的。近年來，文獻史料的發掘已經從《新青年》、北京大學向著更廣大的范圍擴展，這當然不是出自于閱讀范圍的簡單擴大而是研究者思想觀念的某些重要改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新中國以后，我們的當代文學史總是將更多的目光投向京滬兩地的主流動向，而像廣大內陸地區，尤其西部地區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就較少注意，仿佛京滬一動，所有的中國人就隨風起舞，無一例外，對于其中的個體文化人，卻鮮有留意，特別是作為“日常生活”狀態下的知識分子，而事實上，越是在這些普通基層，在“落入民間”的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能夠發現中國文人的真實人生狀態，這種狀態又恰恰是我們進一步讀解當代文學生態的最感性的材料。史料“人民共和國卷”收入吳宓在重慶西南師范學院的日記與書信，其中就包含了豐富的耐人尋味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體驗。吳宓的“學習會”記錄、“批斗會”記錄可以與丁玲、老舍、趙樹理等人的反省、檢討比較對讀，其中反映出來的政治文化生態和兩代文人的有差異的“時代認同”，都啟發我們從一個更復雜的角度來理解那段新中國的歷史。

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常常被描繪為一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史”，是“黨的”、“人民的”、“正義”的力量不斷戰勝“封建的”、“反動的”、“腐朽的”力量，政治的斗爭演化成文學史描寫的“主流”、“支流”和“逆流”，當然，我們能夠讀到的主要是“主流”的史料，能夠理所當然進入討論話題的也屬于“主流文學現象”，即便這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主流”的定義也存在差別，比如1950年代一切“革命的”、“現實主義的”、“左翼”的都稱作主流，但是“文革”降臨，隨著文藝界領導人周揚的倒臺，1930年代的左翼卻不再“主流”；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一些研究者才開始小心翼翼地發掘某些“支流”，進而是作為“批判審視”之用的“逆流”，文學史的面貌為之擴大。到今天，不僅左翼文學之外的自由主義文學聲名顯赫，當年作為“新文學”批判對象的“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也得到了空前的整理和勘探，當然，還包括國民黨右翼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

同樣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在近年來的抗戰文學研究熱與淪陷區文學研究熱中看到。抗戰文學研究與淪陷區文學研究在近年來都先后為我們貢獻了許多的珍貴史料，這里同樣是一個重新認識 “抗戰”與“淪陷”的精神意義的問題。僅以抗戰為例，傳統文學史研究是將抗戰文學的中心與主流定位于抗戰救亡，這樣，出現在當時的許多豐富而復雜的文學現象就只有備受冷落了。長期以來，我們重視的就僅僅是抗戰歌謠、歷史劇等等，描述的中心也是重慶的“進步作家”，西南聯大位居昆明，為抗戰“邊緣”，自然就不受重視，即便是抗戰中心重慶內部，也僅僅以“文協”或接近中國共產黨的作家為中心。近年來，眾所周知的是西南聯大的文學活動引起了相當的關注，而重慶文壇也不僅僅只有抗戰歷史劇，其“邊緣”如北碚復旦大學等的文學活動也開始成為碩士甚至博士論文的選題，這無疑得益于人們在觀念上的重大變化：從“一切為了抗戰”到“抗戰為了人”的重大變化。文學作為關注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最有價值的恰恰是它能夠記錄和展示人在不同生存境遇中的心靈變化。

在過去，除了文學作品本身，我們對于文學的關注主要在于思潮、流派、運動的各種信息，最近一段時間，“文學周邊”的內容也開始進入“文學研究”，例如文學生存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環境，文學作為社會文化現象所承受的各種“制度”的制約和優惠等等，包括出版發行、著作權保護以及審查禁忌之類，這在很大程度上獲益于西方1990年代中期開始傳入的“文化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將“文學”納入到整個“社會文化”結構中加以綜合性地考察，當然，其背后的重大原因也在于人們逐漸形成的對1980年代“純文學”追求的質疑和調整，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諸多問題，可能有別于西方，并不單純就是對“藝術”本身的癡迷和沉醉，作家、讀者乃至整個社會、整個民族都對它寄予了太多的“文學之外”的期待，對于這些期待的優劣得失的判斷是一回事，但是正視并以此為認知基準卻必不可少，這樣的研究，最后當然就是將“文學之內”與“文學之外”結合了起來，或者說將“文學”與“文學周邊”連為一體，新的“文學史料”的發掘無疑就包括了對這些“周邊材料”的發現和梳理。

所謂“中國新文學百年”，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嚴格追問起來，其實在不同的時間段落中歷史演變的方式根本不同，我們曾經用“現代性”、“新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概念來一統之，都功勛卓著，但越是邁過新世紀的門檻，疑問也不斷增多：是不是因為強調它們的內在統一性和連續性，我們至少部分地壓抑或者說遮蔽了另外的一些差異性呢？于是，近年來，學界興起關于“民國文學”與“人民共和國文學”的新概念，這兩個概念試圖作家文學史觀察的國家歷史視野，將百年中國文學分別納入到“民國”與“人民共和國”的語境中加以認識，那么，這樣的認識框架能否有利于文獻史料的再呈現呢？就是在閱讀、篩選、編訂我們叢書的過程中，我有機會再一次的觸摸歷史，人類史長河中“百年”不過彈指一瞬，然而，這一“瞬間”的變化對于我們生命短暫的個體而言卻竟然有恍若隔世之嘆。

以上大體上就是我對自己“史料觀”的梳理，出于這樣的基本觀念，我們《史料卷》的編選，在保存和呈現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文獻的同時，也盡可能地展示文學發展的多樣化面貌，特別是注意補充那些過去一直被人們忽略的文獻材料。

最后，我還想談到文獻史料的“限度”問題。

每一種文學史的敘述都會逐漸形成自己的視野“中心”，而“中心”都會對其它外圍與邊緣的現象構成壓抑與排擠，而新的文學史研究就是要善于在傳統壓抑、排擠的部分發現“意義”，這里自然就存在一個文獻史料的不斷豐富問題，但文獻史料的不斷豐富卻往往不過是一些更復雜的思想觀念變動的結果。所以說，在文獻史料問題日顯突出的今天，我們恰恰需要思考：是什么樣的思想的掘進在影響著這一傾向的發展，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們對于自我發展的認識，對于文獻史料真正含義的把握，以及對于“學術規范”的自覺體認都會更加富有意義。

我們斷定文學史研究中的文獻史料存在一個不斷豐富的必然過程，但這是不是意味著一切不斷被“豐富”出來的東西都具有同等的價值呢？這在過去，人們也說存在一個史料的發掘與史料的鑒別問題，而在我看來，所謂史料的真偽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同樣重要的還在于這些文獻史料是如何進入我們的研究程序的。

文獻史料究竟是如何進入我們的研究程序的呢？這里有一個至關緊要卻可能被人忽視的問題：我們的文學研究究竟是以什么為基礎的？或者說以什么樣的基礎為起點的研究才是有效的和可靠的？應該承認，無論我們可以獲得多少的社會歷史材料，可以瀏覽多少的正史與野史，文學研究的出發點也只能是一個，這就是文學作品。一部文學史其實就是文學作品的歷史，因為，只有語言文字所構成的作品才成為了我們研究的最可靠的“實在”。連作家本人也不具備這樣的可靠性，因為人本身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存在，沒有他外在的社會性活動的標識，我們是無從獲得描述和評價的理由的。對作家的研究，歸根到底其實就是對作品的研究。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應當指出的就是：文獻史料的價值其實最終還是體現在它與作品認知、作品解讀的關系中。也就是說，文獻史料只有在它有助于文學作品意義把握的時候才是有價值的，否則就只能成為一堆垃圾。今天的文獻史料工作，既要有堅持不懈投身故紙堆的毅力，也要有將文獻史料納入文學精神內涵加以統一感受的能力與智慧。文獻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是為了展示文學作品閱讀中的個人感受，而是懷著窺視作家生活隱秘的心思，將一切可靠與不可靠的所謂“史料”都視作珍寶，那便可能將文學研究本身引入歧途，而這些所謂的史料其實也不過是歷史的唾沫與垃圾。在最近一些年出現的“翻案”史料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不少的垃圾。好像我們能夠在一個偉人的身上找到一點污點就是驚人的發現，而在一個惡人的身上找出一點光彩也足以顛覆歷史!或者，發現了一個不知名的作家的大堆作品就證明他也是一個“大家”。中國當代的文獻史料建設是圍繞中國文學作品闡釋的重要工作，它不能成為中國式“逆反心理”的用武場，也不是拒絕文學感悟的理由。我曾經將這種與思想掘進相交織的史料的發掘稱之為“新考據研究”，并予以呼喚和提倡。今天，當我們再次面對這一漸成氣候的學術潮流的時候，卻似乎應該保持一份格外的冷靜甚至警惕：在所有的學術趨向中，都存在它的“問題與方法”，我們必須要正視它可能存在的“問題”，也有必要檢討它已經形成的“方法”。

史料卷選編的具體思路是：

1.百年來中國新文學的史料匯編原本已經足夠豐富，且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這就是從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推出《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卷”的收錄原則：盡可能收錄各種期刊雜志和文學流派的創立信息及豐富的作家小傳，到上海文藝出版社2009年推出最新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76—2000》也大體繼續沿襲這一傳統，百年中國新文學的作家、作品及期刊雜志的主要信息已經獲得了相當詳盡的展示。我們新的史料選編應該在尊重這一傳統的基礎上有所增新，僅僅百萬余字的史料不再可能重復各卷《中國新文學大系》已經呈現的作家作品信息，在整體構思上，我們還是力圖突出文學運動的重要線索，重新編輯那些與文學思想變化有密切關系史料，為讀者呈現一種“與思想有關”的文獻集成。

2.基于我們對于文學史料的認識——真正的的有價值的史料都是與文學發展的思想與形式的重要動向有內在關系的文獻，所以本卷選入的文獻均反映著百年中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入選能夠對百年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想性評論性文獻，內容包括思潮、流派、社團、爭論、文學運動，重要創作現象以及文學周邊的制度政策、社會法規等。與本套叢書中的文學理論卷有所不同的在于，我們更集中于對文學發展產生直接影響的事件記敘與言論保存，而不是文藝理論范疇本身的探討，當然，在中國新文學的實際運動中，理論論述往往都與文學事件聯系在一起，由此要完全分割清楚也不大可能，所以本套叢書的文學理論卷與史料卷也不妨參照閱讀。

2.收錄的這些文獻重點部分是文學發展同時期的歷史文獻，為了彌補個別現象史料之不足，也收入部分當事人在多年以后的回憶或專業工作者對史料的整理綜述。

3.作為百年文學的主體的文學作品的相關學術批評及論爭，限于篇幅，只能選取極少數對文學思潮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字，其他重要作品的相關評論一般不再納入。

4.基于上述同樣的理由，與百年中國文學發展演變之“公共意義”關系不大的私人生活的資料一般不予收錄。

5.現代中國的東北、華北與華東淪陷區文學，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屬于殖民地文化，另一方面卻又竭力在文化的擠壓中接續“五四”的記憶和重復 “文藝復興”的夢想，或者有意識追述民族文化的文脈，由此而與“中國新文學”保持著深刻地糾纏關系，我們有理由將它們置于百年中國文學發展的巨大框架之中。

6.臺港澳地區的新文學發展，也是幾經曲折，屬于百年中國新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眾所周知的異族文化的改造以及政治治理的分割，在一系列的文學制度、思想演變方面都與大陸中國有相當的差異，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學格局，對于這些史料的整理和呈現，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為了避免掛一漏萬和削足適履，這些工作應該由專門的卷帙來加以收錄，因此本卷不再列入。

7.作為史料文獻，文字校勘工作理所當然。不過考慮到本套叢書首先還是為了向廣大的文學愛好者展示百年新文學的基本成就，短暫的編輯時間也不足以完成百萬字的文字校勘，我們的入選文字首先還是依據目前公認的一些權威史料文獻匯編，例如《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大年選系列、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上海教育出版社《文學運動史料選》、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編《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錢理群主編《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洪子誠主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謝冕、洪子誠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當代文學史料選》、宋原放主編、山東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國出版史料》等等，所有入選文獻標注原始出處，以便于專業工作者由此繼續核查原始文獻。當然，超出上述權威文獻匯編中的部分均采自原始圖書或期刊，并一一注明出處。

8.收錄時間原則上從新文學發生的1917年開始，至編輯本書的最近時間即2014上半年止，但是考慮到文學發展的連續性，收錄起點有所前移，以顯示晚清末年一系列文學制度及文學本身的變動所產生的不可忽視的轉折意義。

9．所有史料原則上根據時間順序排列，同一時段內大體按照國家制度、政策、文學運動、思想討論、創作現象、期刊雜志動態等板塊編排，相關問題與現象適當集中。少量當事人的追憶或文獻工作者的綜述也放在文獻事件發生相應的事件段落，以便讀者查閱。

文獻史料工作是一件“繡花針加放大鏡”的工作，“放大鏡”指的是見微知著，從細微處讀出歷史的重要關節，“繡花針”指的是對史料的保存、鑒別需要相當的耐心和精準，就這兩方面注定了我們的工作常常有“吃力不討好”的效果，在篇幅浩繁的史料篩選、爬梳，肯定都有相當的疏漏和遺憾，這一切還請讀者諸君不吝賜教，共同完善。

（本文為《百年中國文學史料匯編》一書所寫的“導言”，全書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研究獲得教育部省部共建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民國時期詩歌教育資料的整理與研究”14JJD75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