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之間
來源：《現(xiàn)代中國》 | 陳平原 2020年03月11日10:22
原標題：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之間——《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導讀
1970年5月，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工作的王云五在一次內部講話中稱：“我認為一個出版家能夠推進與否，視其有無創(chuàng)造性的出版物。”在他看來，商務70年間，只有30種出版物可歸入其中。這30種出版物，包括中小學教科書、《東方雜志》、《辭源》、各科詞典、四部叢刊、百科小叢書、各種索引、萬有文庫、中國文化史叢書、叢書集成等[1]。如此自我期許，很是令人欽佩。不過，王先生所標舉的好書，主要功在出版，多半做的是學術積累或文化普及工作，仍然算不上是開創(chuàng)時代風氣、引領思想潮流的“大書”。
還有另外一種關于報刊出版“創(chuàng)造性”的解讀，那是五四新文化主將胡適提出來的。1923年10月，胡適給高一涵等寫信，其中有：“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志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胡適說這話，主要是給《努力周報》諸君打氣，希望能承繼《新青年》未竟的事業(yè)，“再下二十年不絕的努力，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建筑一個可靠的基礎”[2]。因此，胡適并沒解釋為何談論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雜志時，不提讀者面很廣的《東方雜志》。我的推測是：可以稱得上“創(chuàng)造了”一個時代的雜志，必須有明確的政治立場，這樣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響時代思潮之形成與走向。強調照顧讀者趣味（往往基于商業(yè)利益的考慮），其結果必然是磨平棱角，記錄而不是引導社會，因而也就不可能義無反顧地承擔這一選擇所與生俱來的風險。這一點，對比《新青年》與《東方雜志》，很容易明白[3]。
既是成功的“出版事業(yè)”，又在“思想革新”或“文化創(chuàng)造”方面有所建樹，這樣的成功先例不能說絕無僅有，但也并非俯拾皆是。放開視野，不局限于商務一家，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出版事業(yè)中，像王云五那樣選取三五十種“有創(chuàng)造性”的出版物，我認為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可以入圍。
相對于皇皇巨著《中國新文學大系》，1940年10月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只能說是一冊“小書”。可這冊363頁的小書，1982年由上海書店影印重刊，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不說人手一冊，起碼也是廣為傳播、閱讀與引用。十篇導論，或已成為“運動小史”，或被認作“研究范例”，對于關注1917—1927年的文學運動及創(chuàng)作的研究者來說，這不僅是“必讀書目”，且規(guī)范著“眼界與趣味”[4]。也正因此，《導論集》某種程度上可以“特立獨行”，不一定非依傍那十卷大書不可。就像今人閱讀《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時，可以暫時擱置吳訥、徐師曾所選歷代詩文一樣。這種閱讀趣味，自《導論集》成書之日起，就已經(jīng)不可逆轉——你既可以將其與《大系》對照閱讀，也可以單獨欣賞。
問題在于，流傳甚廣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并不僅僅是《中國新文學大系》諸多導言的“集錦”，其中的修訂與刪節(jié)，隱含著不同的編輯策略與文學眼光，值得仔細推敲。
一、從“大系”到“導論集”
不管是當初的出版說明，還是日后的閱讀印象，一般都將《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視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導言”的匯編[5]。其實，情況遠比預想復雜得多——不能說不是“導言”的結集，也不能說就是“導言”的結集。因為，《導論集》出版時，編者做了很多“技術處理”，目的是使其顯得更像是一部獨立刊行的文學史著作。這一點，《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書前的“出版說明”有明確的表述：“本書乃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冊中所載各篇導言而成，故名《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內計總序一篇，導言九篇，是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
《中國新文學大系》初版十冊
將《大系》的“導言”結集成書，這一絕佳創(chuàng)意，早就潛伏在這套大書的編選過程中，也符合主編的設想及出版社的利益。“文選”的主要功能，不外存文獻、見眼光、定經(jīng)典、傳久遠，可規(guī)定每集冠以兩萬字的“導言”，明顯是“別有幽懷”。《大系》尚未面世，出版商已在《良友畫報》第103期上大做廣告，主打詞為“五百萬字選材，二十萬字導言”；《大系》即將出齊，《文學》5卷4號又刊登“《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大部之內容說明”，著重介紹的依舊是各家的“導言”或“序文”[6]。“導言”成了《大系》的重要賣點，這正是日后《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得以單獨成書的預兆。
趙家璧最初的設想是精選“五四以來文學名著百種”，然后“統(tǒng)一規(guī)格，印成一套裝幀美觀、設計新穎的精裝本”，只是因礙于版權，方才改為編選集。可由于鄭伯奇、阿英、鄭振鐸、茅盾等人的積極介入，越做越認真，越想越宏偉，最終做成了“兼有文學史的性質”的一套大書[7]。
所謂“文獻”之外，“兼有文學史的性質”，主要指向各卷的“導言”。至于阿英所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的意義，必須是專家才能意識到。如果說《大系》的成功，很大程度取決于在“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二者之間取得某種微妙的平衡，那么，《導論集》屬于“二次開發(fā)”，目標很明確，只講“史著”而不問“工程”。
為了使《導論集》看起來更完整也更完美，編者可謂煞費苦心。
首先，為入集的十文另擬標題。詳細情況見下表：
其次，《導論集》調整了《大系》的結構，改《詩集》在前為《戲劇集》優(yōu)先。如此調整，可能存在文類的偏見，但更大的可能是對朱自清所撰“導言”不太以為然。入選各文中，被刪節(jié)最多的便是朱文。
第三，《導論集》僅收九卷的“導言”，刪去了本該入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序例》。阿英所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對于整套《大系》來說至關重要。而且，以工作量計，十卷中此卷最吃緊。阿英所撰《序例》開篇即稱：“依照《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整個編輯計劃，和《史料·索引》冊所能容納的字數(shù)的關系，在這里，我只能很簡略的說一點關于本冊編制經(jīng)過的話。”雖然篇幅不長（六頁紙），且側重工作思路的介紹，但“序例”中牽涉不少文學社團及雜志創(chuàng)辦等史實，并非可有可無。
第四，《導論集》刪去了《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卷（即《建設理論集》）書前所刊的《前言》（趙家璧撰）。趙家璧在《大系》中的位置，到底是“主編”還是“責編”，這一點下節(jié)辨析，此處不贅。單就文章而論，此《前言》確實與“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無關，故被“導論集”的編者果斷地割舍了。
第五，《導論集》對魯迅、鄭伯奇、朱自清三篇“導言”進行了刪節(jié)。具體情況如下：刪去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的第五節(jié)，也就是“臨末是，關于選輯的幾句話——”以下大約五百字；刪去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第八節(jié)的最后兩句——“本書所選的范圍以《洪水》第一周年為止。《月刊》以后的作品便沒有選入”，而保留了涉及創(chuàng)造社各種刊物之間的聯(lián)系那些文字；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因體例特殊，被刪節(jié)最多。前面的論述文字未動，接下來的“編選凡例”（八則）以及“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全被刪去；保留“選詩雜記”，而刪去了隨后六七千字的“詩話”。
面對魯迅等諸多大家專門為《大系》撰寫的宏文，《導論集》編者竟如此“大動干戈”，實在不應該。可仔細辨析，你會發(fā)現(xiàn)，編者還是相當用心[8]，所刪均為編輯凡例之類，無關文學史論述的大局。如果說《大系》本就包含“選本”與“文學史”兩個面向，那么，《導論集》舍棄前者，凸顯后者，目的是將其改造成為一部多人合撰的“文學史”。
如果不是仔細校勘，發(fā)現(xiàn)諸多剪裁與調整的痕跡，單從這冊獨立發(fā)行的書籍看，《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還是可讀性很高。這就牽涉到，到底是誰動的剪刀？《大系》乃良友圖書公司所刊，《導論集》則屬于良友復興圖書公司，二者關系如何？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稱：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戰(zhàn)爆發(fā)，良友圖書公司因地處戰(zhàn)區(qū)，損失慘重，隨即宣告破產(chǎn)。一九三九年一月，改組為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編輯部由我負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zhàn)爭發(fā)生，隨后，日寇入侵英法租界，“孤島”時代的上海，從此結束。十八天后，良友與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生活、光明八家，同遭日寇查封。[9]
此后，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先遷桂林，后搬重慶，有過若干宏偉規(guī)劃，包括編輯《大系》第二輯、第三輯等。可惜的是，好不容易熬到抗戰(zhàn)勝利，“1946年，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因股東內部糾紛，無形停業(y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10]。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初刊于1940年10月，按趙家璧上述的說法，此時良友復興圖書公司的編輯部乃由他負責。至于將十卷本的《大系》改造成精粹簡便的《導論集》，是不是他本人操刀，不得而知。不過，趙先生對這冊《導論集》起碼并不反感，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四次引述[11]。
從《導論集》的角度，反觀《大系》的制作與傳播，未始不是一個有趣的角度。更何況，本文的撰寫，主要針對新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的讀者。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1940年版
二、是“主編”還是“責編”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扉頁，明明寫著“趙家璧主編”五個大字，難怪后世專門研究“編輯出版”的學者，要據(jù)此大做文章。除了討論其出色的營銷策略，更有表彰其如何“主帥點將”，“指揮著11員新文學名聲赫赫的宿將，共同成就了這樣的創(chuàng)舉和奇跡”的[12]。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年輕編輯，促成了《中國新文學大系》的誕生，確實難能可貴。對于現(xiàn)代編輯出版史上這么一項“歷史性的大工程”，趙家璧功不可沒；可要說他“親手繪制了《大系》全新的設計藍圖，在成為總設計師的同時又擔當了舉帥旗的總工程師”、“猶如交響樂的指揮，不但舉帥旗，而且納眾議，奏響了雄渾壯麗的樂曲，成就了《大系》多元復調的學術特色和經(jīng)久不衰的生命力”[13]，則實在言過其實了。《中國新文學大系》之所以具有“多元復調的學術特色和經(jīng)久不衰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趙家璧這個“主編”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權威、那么神奇。
這里的關鍵在于，今人理解的“主編”，乃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一言九鼎，而民國年間活躍在出版界的“主編”，不一定是學界權威或文壇領袖，也可以是代表出版社利益、起協(xié)調作用的“責任編輯”。
1935年3月15日刊行的《良友畫報》第103期上，有《中國新文學大系》系列廣告，其中包括趙家璧的《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緣起》：“我們相信中國新文學的將來，只有向前進取才是最大的出路。這次我們集合許多人的力量，費了一年余的時間，來實現(xiàn)這一個偉大的計劃，希望能從這部大系的刊行里，使大家有機會去檢查已往的成績，再來開辟未來的天地。”這“許多人的力量”，落實在趙家璧所撰《<中國新文學大系>前言》，便是：
這一個《新文學大系》的計劃，得益于茅盾先生，阿英先生，鄭伯奇先生，施蟄存先生的指示者很多，沒有他們，這個計劃決不會這樣圓滿完備的。蔡元培先生，胡適之先生，鄭振鐸先生，魯迅先生，周作人先生，朱自清先生，郁達夫先生，洪深先生和上述的前三位，花費了他們寶貴的時間，替我們搜材料，編目錄，寫導言，使這十部大書得以如愿的實現(xiàn)，我借了這個機會，敬向他們深深的致謝。[14]
趙家璧《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緣起》，《良友畫報》第103期
閱讀趙家璧將近半個世紀后所撰、詳細敘述整個編輯出版過程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更明白《前言》中這段感謝的話并非客套——趙家璧的工作接近今天的“策劃編輯”或“責任編輯”，主要是擇善而從，聯(lián)絡各位編者，協(xié)調各方利益，以及宣傳推廣等。
在茅盾、阿英、鄭伯奇等名家的指揮下，趙家璧勤奮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編輯任務；可這并不等于他對“第一個十年間中國新文學各部門綜合的研究”有什么高明的見解。因此，編《導論集》時，將其為《大系》所撰的《前言》刪去，一點也不奇怪。猜測那是因為同人傾軋或者本人謙虛，反而是多慮了。
良友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有很多“幕后英雄”，但未見“舉帥旗”號令四方的“主編”。而這，正是這套大書成功的秘訣。
1932年12月14日，魯迅撰寫收入《南腔北調集》的《〈自選集〉自序》，回憶當初與《新青年》諸戰(zhàn)友聯(lián)手，積極提倡“文學革命”的輝煌，接下來便是那段感慨遙深的文字：“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jīng)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15]三年后，鄭振鐸撰寫《<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回望那“偉大的十年間”，同樣表現(xiàn)出無限的惆悵與凄楚：
當時在黑暗的迷霧里掙扎著，表現(xiàn)著充分的勇敢和堅定的斗士們，在這雖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間，他們大多數(shù)便都已成了古舊的人物，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
最好的現(xiàn)象還算是表現(xiàn)著衰老的狀態(tài)的人物呢！所謂“三代以上的古人”者的人物，還是最忠實的人物；也還有更不堪的“退化”的，乃至“反叛”的人物呢。他們不僅和舊的統(tǒng)治階級，舊的人物妥協(xié)，且還擠入他們的群中，成為他們里面最有力的分子，公然宣傳著和最初的白話文運動的主張正挑戰(zhàn)的主張的。
只有少數(shù)人還維持斗士的風姿，沒有隨波逐流的被古老的舊勢力所迷戀住，所牽引而去。[16]
這里分辨“斗士”、“衰老”、“反叛”三種路向，與魯迅的說法異曲同工。只是無論魯迅還是鄭振鐸，都只講類型而不牽涉具體人物。后世的研究者固然可以斷言誰高升、誰退隱、誰前進，當初卻沒有人愿意“對號入座”。
趙家璧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撰于1983年，受時代氛圍的限制，再三辯解為何請胡適編《建設理論集》、請周作人編《散文一集》，還抬出鄭振鐸、茅盾來為自己撐腰[17]。多年批胡適給作者心靈留下濃重的陰影，難怪其談及此話題時仍心有余悸：“解放后，通過學習，我對五四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對胡適的那套說法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當我聽到有人批評《大系》的第一卷不宜由胡適來編選，在第一卷里又沒有選入好幾位革命作家的重要文章時，衷心有愧。”[18]胡適編《建設理論集》時是否“自吹自擂”，可以見仁見智；但其“舍我其誰”的姿態(tài)，當年的左翼文人并沒有斤斤計較，反倒是作為編輯的趙家璧過于膽小了。至于說陳獨秀更合適編《建設理論集》，可惜因在監(jiān)獄中無法找到[19]，這些都是外行話——且不說胡適在白話文運動中的貢獻無人能替代，若真由“老革命黨”、性情上更為偏激的陳獨秀來編這一冊，效果肯定不如目前的狀態(tài)。
1930年代的中國文壇已嚴重分化，早年同一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如今可能因政治立場歧異而互射“明槍暗箭”。即便如此，彼此間還沒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十卷“大系”的編者，有左翼人士，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沒有右翼或封建遺老，基本上都是堅持五四新文化立場者。“道”不太相同，友情日漸稀薄，很可能互相不服氣，這個時候，合作編書可以，但要說聽誰的指揮，那是做不到的。他們可以接受一位年輕編輯的意見，因其代表圖書公司的利益，但不可能聽從任何一位編者的“帥令”。
如此弱小的“主編”，促成了十位立場不太一致的名家“真誠合作”，此乃“大系”神奇之處。正因為“主編”太不權威了，十位編者選編及撰寫“導言”時，可以海闊天空，自由飛翔。當初出版社約定，每人編輯費三百，序文千字十元，這在當年是非常優(yōu)厚的待遇；但魯迅認為，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導言”不一定非撐到兩萬字不可。于是，魯迅致信趙家璧，稱“意思完了而將文字拉長，更是無聊之至”；因此，寧愿“序文不限字數(shù)，可以照字計算稿費”[20]。出版社后來也意識到，“導言”以二萬字為標準，“這種要求確實不很合理”[21]，因此聽任每位編者自由取舍。阿英編《史料·索引》卷，《序例》不到五千字；洪深編《戲劇集》，撰寫《導言》時下筆不能自休，洋洋灑灑六萬言，也都相安無事。
對于“導言”的體例以及編選的策略，“主編”完全不加干涉。朱自清編《詩集》，其《導言》變成了五塊，短論加四個附錄——“編選凡例”、“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選詩雜記”和“詩話”；周作人編《散文一集》，撰《導言》時繼續(xù)“文抄公”試驗，不斷引述自家以往所撰文章；郁達夫不管別人怎么看，將《散文二集》三分之二的篇幅給了自己最為欣賞的周氏兄弟。各卷的編者全都“一意孤行”，不把“主編”放在眼里，這在日后刊行的《大系》各續(xù)編中，都不可能再出現(xiàn)了。
有大致的傾向——這畢竟是“新文學”的“大系”，必須堅守五四新文化人的價值觀；但沒有僵硬的指標——對于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悉聽尊便”，并不強求一律。這一奧秘，被最早為《大系》撰寫書評的姚琪一語道破：
不過是因為分人編選的緣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難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學大系》當作新文學史看，那他一定不會滿意，然而倘使從這部巨大的“選集”中窺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的文壇全貌，那么倒反因為是分人編選的緣故，無形中成了無所不有，或許他一定能夠滿意。[22]
除了作者以戲班作比喻，夸獎《大系》各卷編者的“角色”配搭得很勻稱，更因為“五四”本就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的《大系》就該編成這個樣子。任憑各卷編者自由發(fā)揮、各行其是，在我看來，乃《大系》成功的保證。而這，恰好是“主編”很不權威而導致的“無心插柳柳成蔭”。
三、“工程”何以能成功
完成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猶如打一場勝仗，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某種意義上，時勢比人強，且“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假如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不是在1935—1936年間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推后一兩年，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此事絕難進行；提前五六年呢？那時新文學內部正忙于論爭，火藥味很濃，彼此傷了和氣，也很難開展真誠的合作。恰好就在這個相對平靜的空當，敏感的年輕編輯趙家璧以及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抓住機遇，成就了一件大好事。
因得到諸多高人的熱心指點，整個《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過程進行得很順利。“大約在1934年的三、四月至七、八月間，《大系》的基本輪廓有了，編輯這樣一套《大系》的必要性已肯定了，但如何分卷，請哪些人來擔任編選，全未著落”；“十位編選者確定以后，我去謁見蔡元培，那大約是在歲尾年初，時間快進入1935年了”；“1936年2月，《史料·索引》終于由裝訂作送來了樣書。這樣，醞釀于1934年的一個理想，至此終于全部實現(xiàn)了。”[23]這么重大的出版工程，從醞釀到完成，總共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這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想想日后“大系”各續(xù)編的工作進度，就明白其中的差距。
用不到兩年的時間完成這套大書，首先取決于各位編者的積極配合。而諸多名聲顯赫的編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聽從一位小編輯的“驅使”，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除了報酬優(yōu)厚，更重要的是此出版計劃深深打動了他們。趙家璧描述他求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時的情景：
當我把《大系》規(guī)劃和編選者名單送給他看時，他仔細地翻閱了一下，他認為像這樣一部有系統(tǒng)的大結集，早應當有人做了，現(xiàn)在良友公司來編輯、出版，很好!我們的話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回憶。……他像又回到五四運動初期，風云疾卷的大時代大動蕩的日子里，在他慈祥的眉宇之間流露出一層滿意的笑容。……他贊許這一出版計劃以后，一口答應兩件事：先寫一段短短的總序提要，再抽空寫一篇長序。[24]
這雖是多年后的追憶，我認為大致可信。各位編者的心境，應該也是大同小異。“像又回到五四運動初期，風云疾卷的大時代大動蕩的日子里”——正是這種感覺，讓他們不約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計，齊心為“大系”效力。
鄭振鐸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是這樣開篇的：
編就了這部“偉大的十年間”的《文學論爭集》之后，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劉半農(nóng)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話詩稿》云：
“這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已經(jīng)有了顯著的變動和相當?shù)倪M步，就把我們當初努力于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是我們應當于慚愧之余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
這是半農(nóng)先生極坦白的自覺的告白。但一般被“擠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幾年，當他們努力于文藝革新的時候，他們卻顯出那樣的活躍與勇敢，使我們于今日讀了，還“感覺到十二分的喜悅與安慰”的！[25]
這里有個小小的誤解，“三代以上的古人”不是劉半農(nóng)的發(fā)明，是劉半農(nóng)引述陳衡哲的話。這段話對五四新文化人產(chǎn)生了極大的刺激。據(jù)趙家璧稱，當初他向鄭振鐸約稿：“當我們談到劉半農(nóng)在《初期白話詩稿》一書序中，劉所說五四時代的戰(zhàn)士們已被擠成三代以上古人那句話時，他就動了感情(后來我們知道他為人富于感情，對是非善惡反應強烈，絕不含糊妥協(xié))。他面紅耳赤地對我申述了他的見解。……因而對編輯《大系》之舉，認為非常及時，極有意義。”而趙家璧之所以關注這段話，則是由于阿英的提醒[26]。
歷史感很強的文學史家阿英，在為光明書局1934年版《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所撰序言中，已經(jīng)引述過這段話[27]；而在《大系》的《編選感言》中又稱：“十六年來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其激急和繁復，是歷代文學中所不曾有過的。所以參加了初期活動的干部，現(xiàn)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28]茅盾則在1935年4月發(fā)表《十年前的教訓》，稱“從這番話想到最近良友公司擬將出版的‘新文學大系’，覺得是非常有味”；不過，“半農(nóng)先生說十五年中國內文藝界的變動和進步就把他們這班當初努力于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三代以上的古人，這在一般的說來，容或是事實，但部分的看來，卻也未必然呢”[29]。晚年撰寫回憶錄，茅盾為此“未必然”揭底：“也有未被擠為古人而與今人同行的，也有雖為今人卻好似昔日的舊人還魂的。”[30]可以說，這是一代新文化人共同的“胸中塊壘”，借編選《大系》之酒杯而澆之，頗為快意。從撰寫總序的蔡元培到十位編者，以及諸多自愿為《大系》站臺的著名作家，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31]。
《大系》的編者不時提及“用以紀念白話詩十五周年”的《初期白話詩稿》，除了詩稿讓他們回憶起當初的崢嶸歲月、陳衡哲的“三代以上的古人”讓他們感慨萬千，還有就是此前一年，《初期白話詩稿》編者、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猛將劉半農(nóng)突然去世（1934年7月14日），所有這些，都促使他們“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為了說明編者是如何積極投入此項工作，我選擇了幾位關鍵人物，勾勒其工作進度，以及“進度”背后蘊含著的“心情”。有的編者沒有日記傳世（或獨缺這一兩年日記），我們只能籠統(tǒng)地說茅盾花了三個月[32]、鄭振鐸用了八個月[33]；相比之下，蔡元培等人的狀態(tài)好多了
蔡元培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同時又是“黨國要人”，需參加各種政務及社會活動，故這段時間著述不多；偶有著述，大都圍繞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1934年1月1日發(fā)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詳細描述發(fā)源于北京大學的新文化運動；同年6月13日撰《吾國文化運動之過去與將來》，稱“觀察我國的文化運動，也可用歐洲的文藝復興作一種參證”，從先秦諸子百家一直說到“《新青年》盛行，五四運動勃發(fā)”，其中牽涉賽先生與德先生、語體文、西洋小說的翻譯、民歌的搜集、話劇的試驗等——此文篇幅不長，卻為日后《大系》的《總序》埋下了伏筆；同年8月20日撰《哀劉半農(nóng)先生》、10月1日撰《劉半農(nóng)先生不死》、10月8日撰《劉復碑銘》[34]。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迎面碰上了《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計劃，難怪其不顧勞頓，一口應承。據(jù)蔡元培1935年1月11日日記：“良友圖書公司編輯趙家璧到院，擬印《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個十年，一九一六——一九二七，即五四至五卅時代），要我作一篇總序，約三四萬言，二月二十八日以前繳稿。先作二三百言的提要，于下星期六來領，備先付印征預約。”[35]出于對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學的強烈興趣，蔡元培認領了此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同年8月6日為《中國新文學大系》撰寫的《總序》，敘述歐洲近代文化是從文藝復興而來，而中國文化自先秦以至近代，自有其發(fā)展軌跡；陳獨秀主持《新青年》以及胡適、錢玄同等提倡白話文，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學革命，可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比擬。文章結尾高屋建瓴：
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于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鑒既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兒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36]
半個月后，蔡元培又為《新青年》重印本題詞：“《新青年》雜志為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現(xiàn)傳本漸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討吾國人最近思想變遷者有所依據(jù)。甚可嘉也！”[37]所有這些舉動，對蔡先生而言，都是在懷念一個已經(jīng)永遠消逝的時代。
1935年的上半年，北大文學院長胡適除了教書、開會、會客、香港講學、廣西訪問、平綏路旅行、為中日交涉謀劃國策，還撰寫了小詩、游記、論文以及大量時評[38]。此外就是關于“五四”的若干文章。查胡適當年4月28日日記：“今天寫《紀念五四》一文，至晨三時始終成，凡六千五百字”；5月1日日記：“校看《獨立》稿，把‘五四’一文送從文轉載”[39]。可此文最后還是留在了《獨立評論》，刊1935年5月5日發(fā)行的第149號。此期雜志的《編輯后記》稱：“紀念‘五四’的文字，本是沈從文先生要我為《大公報》文藝副刊寫的，寫成之后，我自己覺得夠不上‘文藝’，所以留在這里發(fā)表。”[40]
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初版封面
五四運動發(fā)生時，胡適并不在北京，因而不可能有很生動的記述。其1935年所撰《紀念“五四”》，敘述五四運動的起源、經(jīng)過以及影響，更多的是理性分析：“我們現(xiàn)在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而蔡元培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吸收了青年教授而造成了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另外，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反對孔教、提倡白話文、主張文學革命，因而在新舊思潮論爭中，“北大早已被認為新思想的大本營了”。如此溯源，結論是我們必須關注“思想之變化”：“因為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41]緊接著，胡適于同年5月6日撰《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論五四運動》（刊《獨立評論》151號），針對近年國人對于他所提倡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批評，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胡適強調兩點：“‘五四’運動雖然是一個很純粹的愛國運動，但當時的文藝思想運動卻不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的努力的產(chǎn)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42]那年八、九月間，胡適為上海亞東圖書館與求益書社重印《新青年》題詞：“《新青年》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一個時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學運動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從這個刊物出發(fā)的。我們當日編輯作文的一班朋友，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們歡迎這《新青年》的重印。”[43]至于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撰寫《導言》，我們只知道完成于1935年9月3日，至于何時動筆，則不得而知。因為，一直到七月底，胡適日記仍沒有撰寫《導言》的記載；而八月至十一月日記缺失，往來書信中也未見涉及。或許，對于胡適來說，撰寫此文乃“水到渠成”，用不著花很大力氣，故也就不必記載了。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附錄的《選詩雜記》中，曾引述周作人的話：“他說他選散文，不能遍讀各刊物；他想那么辦非得一年，至少一年。”[44]實際上，周作人不可能這么做，也不屑于這么做。查魯迅博物館藏《周作人日記》，1934年12月7日六時半，周與馬隅卿、徐祖正往淮陽春飯莊，請客的是許壽裳，同席有熊佛西、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潛、鄭振鐸等；席間，“西諦為良友公司轉囑《新文學大系》中‘散文甲編’，允考慮再覆”。同月11日發(fā)信鄭振鐸，內容不詳；15日又給鄭振鐸寄去剛由北新書局出版的《夜讀抄》；21日得鄭振鐸快信，22日寄鄭振鐸快信，應該是簽了合約[45]。1935年1月6日，周作人致信趙家璧，稱“大系規(guī)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編選稍為難，鄙意恐亦未能十分嚴格耳”；15日再次致信，言“達夫來信擬以人分，庶幾可行，已復信商定人選矣”[46]。這期間，周作人除了上課、演講，平均兩三天就有一篇新作，似乎沒有特別在意《大系》的編選與撰序。完成于同年8月24日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基本上是平日文章的連綴，因為此前周作人已有很多關于散文的言論，不必臨陣磨槍。《導言》一開篇，就摘引自家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五講，接下來是1930年9月所撰《<近代散文抄>序》以及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1926年11月撰《<陶庵夢憶>序》、1928年5月撰《<雜拌兒>跋》、1928年11月撰《<燕知草>跋》、1932年11月撰《<雜拌兒之二>序》等，最后以《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作結。比起以前的論述，此文補充以下幾點：“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追溯晚明公安派文“卻不將他當作現(xiàn)今新文學運動的祖師”；新文化運動受“唯物的科學思想”影響，故能使中國固有的儒釋道得到很好的淘煉；“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凈的感情與清澈的理智，調和成功一種人生觀，‘以此為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復何礙’”。接下來是編輯體例，第六點居然是：“末了我似乎還得略說我自己對于散文的主觀和偏見……”。這樣的序言，只有大名家周作人才做得出來；也只有編者對其格外信任乃至崇拜，才能允許他這么寫序。對于了解周作人的文藝思想，此文很重要；可要想借此了解這十年間散文發(fā)展的軌跡，則實在是無從談起。
《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這一卷，趙家璧原本想請避禍日本的郭沫若編，因審查會的堅決反對，只好改請朱自清上陣[47]。這樣一來，留給朱自清的編選時間就很少了。好在朱先生十分敬業(yè)，竟如期完成了任務。查朱自清日記：1935年6月7日、11日、19日，朱自清和趙家璧有三次見面，那不會只是吃飯，應該是商定編選《大系》事宜。6月30日，朱自清“開始編《新詩選集》，但覺頭腦不爽”[48]——這可不是抱怨，連著十天，朱自清一直跑醫(yī)院；再接下來妻子早產(chǎn)，需要照顧，又不免分散了精力。從7月15日起，同時編《大一國文選》和《新詩選》，感覺“工作效率不高”。7月22日是關鍵，那天下午，朱自清拜訪周作人，得其指點，日記中稱：“下午進城，見周豈明，借新詩集甚多。詢以散文一集之選編方法，并承答，謂搜集全部材料并選編，共費時一年。而在我則不可能有此余裕。又謂彼先主觀確定十七八位作家，再從中選取作品，這卻很有道理。看來我的計劃也要加以改變。”[49]這一編選策略的改變，大見成效，雖整整改了一周的試卷，但還是在8月11日“寄走全部詩選稿件”，9月5日“寫《選詩雜記》”[50]。《詩集》的及時完稿，固然得益于編者此前在清華大學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并撰有相關講義，可不管怎么說，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編出這樣一本大書，還是令人欽佩。了解其工作進程，明白編者們是在什么狀態(tài)下編書的，我們對這套“大系”便既不忍橫加指責，也不該過分迷信。
關于魯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具體經(jīng)過，趙家璧已有專文論述[51]，這里從略；我只想計算魯迅編書與作文所費時間。查魯迅日記，1935年1月8日“得趙家璧信并編《新文學大系》約一紙”；1月24日“夜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開手”；2月20日“夜作《新中國文學大系》小說部兩引言開手”；2月26日“上午寄趙家璧信并所選小說兩本”；2月27日“下午選校小說并作序文訖”；28日“訪趙家璧并交小說選集稿”[52]。實際上，這時《導言》并未完工，只是寫出了初稿。查3月1日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稱“我的選小說，昨夜交卷了，還欠一篇序”；3月6日致信趙家璧，提及“序文總算弄好了”[53]。可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文末所注“1935年3月2日寫訖”，應該是準確的。如此說來，魯迅選編《小說二集》并撰寫《導言》，合起來也才用了一個半月時間。
《大系》編選之所以進行得如此順利，一是編者感觸良多，愿意投入此“有意義的工作”；二是編者均為當事人，對于相關文學活動及作家、作品相當熟悉；三是各位編者基本上成竹在胸，一旦應允下來，均能按時完成任務。當然，知道這套大書采用“預約制”，不好意思因自家拖延而導致出版商破產(chǎn)，也是一個重要緣故。
讀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容易產(chǎn)生兩點誤解，第一，十位編者分屬不同陣營，選文時很可能互相排斥；第二，“前輩作家虛懷若谷”，說不定因擔心瓜田李下，都像茅盾那樣“獨獨不選編者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54]。如此“想當然爾”，是不了解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風氣。《大系》的編者們，即便關系不太融洽，也都有歷史眼光，明白哪些該選，哪些不該選。正是因編者不避前嫌，也不自我回避，使得這套大書顯示出從容的氣度與胸襟。
若將入選作品分成五類：文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看這十位編者入選作品的數(shù)量（暫不考慮文章長短及重要性，也不計入各卷的“導言”），你會有很有趣的發(fā)現(xiàn)（括號中代表篇數(shù)）：
胡適：文論（34），詩（9），戲劇（1）；
鄭振鐸：文論（9），小說（2），散文（2），詩（2）；
茅盾：文論（11），散文（2）；
魯迅：小說（4），散文（24），詩（3）；
鄭伯奇：小說（2），戲劇（1）；
周作人：文論（7），散文（57），詩（9）；
郁達夫：文論（2），小說（5），散文（8）；
朱自清：小說（2），散文（7），詩（12）；
洪深：戲劇（1）；
阿英：文論（1）。
在編選過程中，各卷編者互相推薦文章，頗多溝通與對話。至于“內舉不避親”，更是不在話下。如胡適編《建設理論集》，選入自家文章20篇；鄭振鐸編《文學論爭集》，選入自家文章6篇；魯迅編《小說二集》，選入自家小說4篇；鄭伯奇編《小說三集》，選入自家小說2篇；朱自清編《詩集》，選入自家詩作12首；洪深編《戲劇集》，選入自家劇作1部；阿英編《史料·索引》，選入自家文章1篇。周作人與郁達夫交叉選文，因此不會出現(xiàn)自己選自己的情況；可周編《散文一集》時選郁文8篇，郁編《散文二集》時選周文57篇，不也近乎自選嗎？至于茅盾編《小說一集》時沒選入一篇自己的作品，那是因為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沈雁冰的主要業(yè)績在文學批評，成為著名小說家（茅盾）是后來的事。
與日后編各種“選本”或“大系”時編者須“自我回避”不同，五四新文化人理直氣壯地選入自家作品，因為，這是一代弄潮兒的“自我確認”，既不想、也不必假裝謙虛。
《<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陳平原導讀貴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四、同時代人的閱讀與評價
1935年5月，《小說一集》面世，打響了至關重要的第一炮；緊接著，7月出二冊，8月出三冊，10月出三冊；而工作量最大的《史料·索引》卷也在第二年2月刊行。至此，《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卷全部出齊，可謂“功德完滿”。
書如期出版了，讀者反應如何？檢測讀者如何看待這套五百萬言大書，有兩種不同標準——圖書發(fā)行與學界評價。前者很簡單，趙家璧的“話說”說得很清楚：能銷兩千套即可保本，再版便是盈余；而《大系》采用的是預約制，初版兩千很快訂完，再版精裝兩千也已售出，1935年9月，《大系》尚未出全，已緊急加印普及本兩千套[55]。由此可見，《大系》在商業(yè)運作方面十分成功。至于說時人對這套大書的評價，可就有點復雜了。這里需要區(qū)分當事人的意愿、朋友的站臺、公開的書評、私下的議論，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的態(tài)度。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暢銷，除了編者陣容足夠強大，再就是宣傳很到位。比起登載于大型月刊《文學》等的廣告，在公司自家刊物《良友畫報》上，關于《大系》的宣傳更是鋪天蓋地。日后研究者論及時人對于《大系》的評價，多來自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引述的《大系樣本》；而此《大系樣本》的內容，大都見于《良友畫報》第103—112期的廣告。這里就以廣告最為集中且最精彩的《良友畫報》第103期（1935年3月15日）為例。
除了介紹“大系”內容以及預約方式的整張廣告，《良友畫報》第103期還有兩大副張，具體內容如下：以趙家璧《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緣起》打頭，接下來是黑底白字的“中國文學史上千古不朽的紀念碑”，包括“全國名流學者對《新文學大系》之評論摘錄”，蔡元培手書《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節(jié)要》、十卷大書的介紹以及各位編者的“編選感想”（手跡）。中間穿插兩則廣告：“最理想的編選人，用最客觀的目光，在最復雜的材料里，作中國新文學史上最有價值的偉舉”（黑體為原本所有）；“有了這部‘新文學大系’，等于看遍了五四運動以來十年間數(shù)千種的刊物雜志和文藝書籍。專家選擇了最好的作品，可以省卻你的許多時間和金錢！”
《良友畫報》第103期介紹《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整張廣告
所謂“全國名流學者對《新文學大系》之評論摘錄”，總共八則，其中蔡元培、茅盾、郁達夫三則乃下面所刊“總序節(jié)要”或“編選感想”的摘引，剩下的五則是：
林語堂先生說：“民國六年至十六年在中國文學開一新紀元，其勇往直前精神，有足多者；在將來新文學史上，此期總算初放時期，整理起來，甚覺有趣。”
冰心女士說：“這是自有新文學以來最有系統(tǒng)，最鉅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學作品之產(chǎn)生，十年來不但如筍的生長，且如菌的生長，沒有這種分部整理評述的工作，在青年讀者是很迷茫紊亂的。這些評述者的眼光和在新文學界的地位，是不必我來揄揚了。”
甘乃光先生說：“當翻印古書的風氣正在復活，連明人小品也視同至寶的拿出來翻印的今日，良友公司把當代新文學的體系，整理出來，整個的獻給讀者，可算是一種繁重而切合時代需要的勞作。”
葉圣陶先生說：“良友邀約能手，給前期的新文學結一回帳，是很有意義的事！”
傅東華先生說：“將新文學十年的成績總匯在一起，不但給讀者以極大便利，并使未經(jīng)結集的作品不至散失，我認為文學大系的編輯是對于新文學發(fā)展，大有功勞的。”
《良友畫報》第103期“全國名流學者對《新文學大系》之評論摘錄”
甘乃光時任內政部政務次長，雖也有著作，但主要身份是官員；其他各位，或著名作家，或文學編輯，統(tǒng)稱為“名流學者”是可以的。只是有一點，諸人都只說編輯《新文學大系》非常非常重要，未說這《大系》編得怎么樣。原因很簡單，當其開口說話時，都是只聞選題而未見圖書——打頭陣的《小說一集》也是在這些廣告刊行兩個月后方才面世。
諸多為這套大書站臺叫好的“名流學者”中，最顯眼的當屬中央研究院院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影印蔡元培“總序節(jié)要”手跡效果很好，此乃日后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的雛形，值得全文引錄：
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為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jīng)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廢起衰。五四運動時代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希臘羅馬的文化，雖包括哲學、科學、文學與藝術，而要以文藝為最著，故歐洲的“復興”以文藝為主要品。吾國周季的文化，如諸子的散文，策士的縱橫，風雅頌的詩，楚人的辭賦，都偏于文學方面，故“復興”時期，也以文學為主要品。
歐洲的“復興”，在藝術上，由神相而漸變?yōu)槿讼啵晃覈摹皬团d”，在文學上，由鬼話而漸變?yōu)槿嗽挕?/span>
歐洲的“復興”，為方言文學發(fā)生的主因；我國的“復興”，以白話文學為要務。
歐洲的“復興”由十三紀發(fā)起，歷三世紀之久，由意大利而漸布于法、德、英等國，由文學而人道主義、科學方法，以達于藝術的最高點。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為成熟；其影響于科學精神，民治主義（即《新青年》所標揭的賽先生與德先生）及表現(xiàn)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xiàn)代環(huán)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所以對于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檢查，使吾人有以鑒既往而策將來，決不是無聊的消遣！”
蔡元培“總序節(jié)要”手跡
至于各卷編者所撰“編選感想”，趙家璧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都有引用。考慮到這些文字被穿插在各處，且趙文引述時頗多錯漏，這里根據(jù)當初影印制版的手跡重新整理，集中呈現(xiàn)，只是刪去了每幅手跡下面關于此冊圖書內容的介紹。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編選感想》——
我的工作是很簡單的，因為新文學的建設理論本來是很簡單的。簡單說來，新文學運動只有兩個主要的理論。（一）要做活的文學。（二）要做“人的”文學。前者是語言工具的問題，后者是內容的問題。凡“白話文學”，“國語文學”，“吸收方言文學的成分”，“歐化的程度”，這些討論都屬于“活的文學”的問題。“人的文學”一個口號是周作人先生提出來的估量文學內容的標準。
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編選感想》——
將十幾年前的舊帳打開來一看，覺得有無限的感慨。從前許多生龍活虎般的文學戰(zhàn)士們，現(xiàn)在多半是沉默無聲。想不到我們的文士們會衰老得那末快，然而更可怪的是：舊問題卻依然存在（例如“文”“白”之爭之類），不過舊派的人卻由防御戰(zhàn)而突然改取攻勢了。這本書的出版，可以省得許多“舊話重提”。或不為無益的事罷。
茅盾《<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編選感想》——
“新文學”發(fā)展的過程是長長的一條路。這條路的起點以及許多早起者留下的足跡，有重大的歷史價值。現(xiàn)在良友公司印行“新文學大系”第一輯，將初期十年內“新文學”的史料作一次總結。這在今日的出版界算得是一樁可喜的事。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賴此得以更好地保存下來。
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編選感想》——
這是新的小說的開始時候。技術是不能和現(xiàn)在的好作家相比較的，但把時代記在心里，就知道那時倒很少有隨隨便便的作品。內容當然更和現(xiàn)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現(xiàn)在的有些作品，卻仍然趕不上那時候的。
后來，小說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進步，只是同時也孿生了一個兄弟，叫作“濫造”。
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編選感想》——
中國新文學運動已經(jīng)到了決算期了。把以前的成果整理一番，給今后文學的發(fā)展是很有幫助的。良友計劃刊行的新文學大系，只就這一點講，已是有意義的工作了。況且十多年來許多將被遺忘的作品因此而獲保存，在目前不也是很重要的嗎？
不久以前，自己發(fā)表了一點關于偉大作品的感想，曾引起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其實，討論這問題也應該在前人作品中先做一番回顧反省的工夫，不然，便會流為空談。現(xiàn)在參加這書的編選，為自己個人，是一個自己再教育的好機會。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編選感想》——
這回鄭西諦先生介紹我編選一冊散文，在我實在是意外的事，因為我與正統(tǒng)文學早是沒關系的了。但是我終于擔任下來了。對于小說戲劇詩等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壞還似乎知道一點，不妨試一下子。選擇的標準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為）能代表作者的作風的，不問長短都要，我并不一定喜歡所謂小品文，小品文這名字我也很不贊成，我覺得文就是文，沒有大品小品之分。文人很多，我與郁達夫先生是分人而選的，正在接洽中，我要分到若干人目下還不能十分確定。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編選感想》手跡
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編選感想》——
照燈籠的人，頂多只能看清他前后左右的一圈，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高處去舉目遠望，卻看得出四周的山川形勢，草木田疇。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已經(jīng)有將近二十年的歷史了；自大的批評家們，雖在嘆息著中國沒有偉大的作品，可是過去的成績，也未始完全是毫無用處的廢物的空堆。現(xiàn)在是接跡于過去，未來是孕育在現(xiàn)在的胞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發(fā)行主旨，大約是在這里了罷？
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編選感想》——
新文學運動起于民六，新詩運動也起于這一年。民八到十二詩風最盛。這時候的詩與其說是抒情的，不如說是說理的；人生哲學、自然哲學、社會哲學都在詩里表現(xiàn)著。形式是自由的，所謂“自然的音節(jié)”。民十五《晨報·詩鐫》出現(xiàn)以后，風氣漸漸轉變，一直到近年，詩是走上了精微的抒情的路上去了。從一方面說這當然是進步，但做詩的讀詩的卻一天少一天，比起當年的狂熱，真有天淵之別了。
我們現(xiàn)在編選第一期的詩，大半由于歷史的興趣，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里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雖然他們的詩理勝于情的多，但是到底只有從這類作品里，還能夠多看出些那時代的顏色，那時代的悲和喜，幻滅和希望。
為了表現(xiàn)時代起見，我們只能選錄那些多多少少有點兒新東西的詩。
洪深《<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編選感想》——
我想寫兩篇序文：一篇是泛論中國的戲劇運動的，指出各派各人的作用與功績。在縱的方面，可分三期：一、最早以新姿態(tài)出現(xiàn)，作者的動機勝過于他的技巧。二、技巧相當?shù)刈飞弦欢巍Ｈ⒏碌膬热荨谝痪哦咔埃響_始。而橫的方面，又可分三類：一、理論；二、劇本的創(chuàng)作；三、舞臺上工作。我在第二篇序文里，想說明每個劇本被選入的理由，以及每個作家的成就。
阿英《<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編選感想》——
十六年來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其激急與繁復，是歷代文學中所不曾有過的。所以，參加了初期活動的干部，現(xiàn)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剛剛成長的文學青年，那是更不必說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使暫時不能產(chǎn)生較優(yōu)秀的新文學史，資料索引一類書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著必要的。良友圖書公司發(fā)刊《中國新文學大系》，其意義，可說是高過于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國文化史上，這是一件大事！[56]
因編者們的積極配合，《大系》的出版工作進展順利。到了1935年9月，《大系》已刊六冊，《良友畫報》于是推出了“發(fā)售普及本特價”的整版廣告，除了叢書目錄及簡介，再就是以“全國輿論界對本書一致推薦贊揚”為題，摘引了四家報紙的贊揚文字：
天津《大公報》——
從民國六年的文學革命起始，中國有了個新文學運動，這運動因民八的“五四運動”，而增加了它的意義和價值。到現(xiàn)在，算算時間，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來這個新文學運動，經(jīng)過了多少變遷，有了些什么成績，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國人留心。我們很希望有人肯費些精力來用一種公正謹嚴態(tài)度編輯一部現(xiàn)代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給這個新文學運動結一次賬。年來雖看到幾本書在市場上流行，可惜還沒有一部較好的書。如今上海良友圖書公司，請了十個當代作家，就這個運動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動，分別整理編輯了十本書，名為“新文學大系”，可謂近年來出版界一種值得稱道的大貢獻。
南京《中央日報》——
我們要想對近代中國文學的這一次的變動（五四文化運動）來作一次估價，看看這一次的文藝思潮里倒[到]底有了些什么收獲，要想搜取這樣一種參考的資料，在現(xiàn)在實在已經(jīng)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覺得這一個工作，可以說是目下出版界里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工作。
上海《大晚報》——
從書的計劃本身上看，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文學的啟蒙時期，做一次整理和清算的工作，這次卻是創(chuàng)舉。這一次創(chuàng)舉，我們雖然不必要對于既往的成果過分地夸大和自負，但把它當作教訓和殷鑒，卻是必要的。
上海《申報》——
目下中國出版界，古書在翻印了，新書也在編選了，凡為一個現(xiàn)代中國青年的我們，應當去看古書，研究一點古學問呢？還是應當去讀新書，吸收一些新知識呢？這問題如果不是全無意義，那倒也有提出來加以討論的必要。以我們的眼光看，現(xiàn)代中國青年，應該讀新書，而不應該讀古書。因此，當翻印古書之風正在盛行的今日，我們還能有這一部《中國新文學大系》可看，這真可說是現(xiàn)代中國青年的幸運！[57]
《良友畫報》第109期刊“全國輿論界對本書一致推薦贊揚”廣告
仔細閱讀上述贊揚文字，依舊是從“立意”的角度，表彰《大系》“可謂近年來出版界一種值得稱道的大貢獻”。或許，這就是“大書”書評的特點，各報編輯尚未認真閱讀（更何況書還未出完），只能“友情出演”，給予十分熱情但又顯得相當抽象的肯定。
據(jù)趙家璧稱，為了這降價銷售的“白報紙紙面精裝普及本”，良友特意編印了《大系三版本樣本》：“這個厚六十頁的樣本中，除分別介紹十個集子的內容外，又加了《輿論界之好評摘錄》，把當時《申報》、《大公報》等全國各地七種大報的評語，摘編四頁，并把《文學》的評語，列在最前面。還用二十五頁篇幅，把九卷的全部目錄(除《史料·索引》)編入，供預約者參考。”[58]這當然是很高明的銷售策略。至于為何將“《文學》的評語”放在最前面，除了傅東華主編的《文學》在當年的文壇屬于“權威性刊物”，更因姚琪的書評說出了很多編者想說又不便直接說出來的“心里話”。
《良友畫報》第112期刊《中國新文學大系》普及本廣告
姚琪發(fā)表在5卷1號《文學》上的《最近的兩大工程》，高度評價了鄭振鐸編《世界文庫》（生活書店）以及趙家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圖書公司）。書評作者只見到了最先推出的《小說一集》，故稱：“這里共選錄了短篇小說五十八篇，代表著二十九位作家，都計五十萬言。這二十九位作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們陌生的，或早已從文壇上隱去的。然而這幾位彗星似的作家的作品不但內容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面，便是技術上也很不壞。”更重要的是，姚琪將《大系》與此前的文學史著作相比較：
近二三年來，曾經(jīng)有過兩三部“新文學運動史”之類的書籍出版，但是無論就材料的搜羅或思潮的分析上看來，似乎都還不能使我們滿意。《新文學大系》雖是一種選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計劃要每一冊都有一篇長序（二萬字左右的長序），那亦就兼有了文學史的性質了。這個用意是很對的。[59]
表彰作為選本的《大系》具有“文學史的性質”，這無疑撓到了出版者的“癢處”，讓趙家璧等很開心。
可是，要說“專業(yè)書評”，這篇常被研究者提及的《最近的兩大工程》，其實不及沈從文發(fā)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1935年5月5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fā)表署名“編者”的《介紹<新文學大系>》，那時書并未出版，以下文字屬于報刊間互相交換的“軟廣告”：“每種專集約五十萬言，并由編選者各附引論約兩萬言，敘述本書各作品自五四以來發(fā)展的經(jīng)過，以及其重要影響。十個編選人或為這個運動發(fā)端的領袖，如胡適之周作人先生；或為重要刊物主持人，如茅盾鄭振鐸先生；或為當時重要作家，如魯迅，郁達夫，鄭伯奇先生；或為專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為史料收藏者，如阿英先生。如今十個人能通力合作來編選這樣一部五百萬言的總集，可謂近年來出版界一種值得稱道的大貢獻。編者能在五四運動的十六周年的紀念日，將這部書介紹給本刊八萬讀者，很覺得是件快樂的事情。”[60]
等到讀完了已刊六卷，這位《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者、自信且倔強的小說家沈從文開始較起真來，以“炯之”筆名撰寫了《讀<新文學大系>》，刊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報·文藝》。這是我見到的關于《大系》最為認真的書評——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認真咀嚼。
除了總體性的表揚，沈從文分冊評述，稱“洪深選戲劇，在已出六本書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個選本”；“茅盾選小說，關于文學研究會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對于這個團體這部分作品的說明，是令人滿意的”；“鄭伯奇選關于創(chuàng)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體還妥貼”。至于“魯迅選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為問題比較復雜了一點，愛憎取舍之間不盡合理”；“郁達夫選散文，全書四百三十余頁，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頁，分量不大相稱”。所有這些評論，都是有的放矢，且不無真知灼見，與此前那些“泛泛之談”明顯不同。問題在于，沈從文只從“選本”的角度著眼，不涉及各卷的“導言”，忽略了這套大書潛在的“文學史意義”。正因為看重的是選文的公正性，而不是編者的學識與見解，書評作者稱：
一種書的編選不可免有“個人趣味”，不過倘若這種書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選本，編選者的自由就必需有個限制。個人趣味的極端，實損失了這書的真正價值。
孤立地看，這段話很有道理，落實到《大系》，則顯得有點“因小失大”。至于文章最后關于原作者版權問題，可就說到了出版社痛處：
一般選本雖有選上完事作者從不過問的習慣，這種選本卻不能那么馬虎了事。……一家正當書店若想在讀者與作者間取得信托，照例是應當把這種書的版稅按比例分給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書業(yè)才可希望日趨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選本日漸減少。[61]
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趙家璧已做了誠實的交代——編《大系》的最初動因，正是為了回避版權問題[62]。
胡適日后將《〈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與《逼上梁山》合刊，改題《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1958年由臺北啟明書局出版單行本，在《自序》中，胡適不無自嘲地稱：“其中當然有不少‘戲臺里喝采’的說話，我很盼望能得到讀者的原諒。”[63]其實，所謂編者的“編選感想”，以及諸多名流學者的積極推薦，都屬于胡適所說的“戲臺里喝采”，其公正性及權威性是必須打折扣的。好在《大系》確實質量不錯，那些“推薦語”也都講得有分寸，沒有太過離譜的話。
至于私下里，編者并非沒有任何怨言。1935年2月間，魯迅先后給楊霽云、葉紫寫信，抱怨編書如何忙亂，所謂“近因經(jīng)濟上的關系，在給一個書坊選一本短篇小說——別人的”，雖有自我調侃的成分，語氣中還是流露出某種不恭與不屑[64]。書出版后，魯迅送給王冶秋一套，附有短信：“《新文學大系》是我送的，不要還錢，因為幾張‘國幣’，在我尚無影響，你若拿出，則冤矣。此書約編輯十人，每人編輯費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花錢不可謂不多，但其中有幾本頗草草，序文亦無可觀也。”[65]私人信件的話，不能太當真；但起碼可以看出，魯迅對《大系》的評價，沒有后世想象中那么高。
值得觀察的，還有一個特殊維度，那就是政府有關部門對待《大系》的態(tài)度。趙家璧在《話說<中國新文學大學>》中講述如何對付國民黨新設立的圖書雜志審查會——花了五百元大洋就搞定了“操縱著每本書刊的生殺大權”的審查會主管項德言，實在是太順利了[66]。這樣的好事，日后很難見到——因為，若認真審查，《大系》違禁之處實在太多。“寫過指名道姓罵蔣委員長的文章”的郭沫若，因“上面明文規(guī)定”而不能編詩集[67]，可《大系》各卷收入他的作品，似乎一點問題也沒有：《建設理論集》收《論詩通信》；《文學論爭集》收《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小說三集》以郭沫若打頭，選其小說四篇，僅次于郁達夫、張資平的各五篇；《散文一集》收郭文七篇，僅次于徐志摩、郁達夫的各八文；《詩集》中郭沫若入選25首，僅次于聞一多（29首）、徐志摩（26首），排名第三；《戲劇集》每家一部，郭氏的《卓文君》也在內；《史料·索引》選入郭沫若所撰三篇發(fā)刊詞——如此“全面開花”，在新文學家中絕無僅有。讓人驚嘆不已的是，這位入選《大系》卷數(shù)最多的作家，當年還是避禍日本的“通緝犯”！
至于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辦人、正在監(jiān)獄中服刑的陳獨秀，在《建設理論集》、《文學論爭集》和《史料·索引》中多有表現(xiàn)，這在情理之中；我關心的是“左聯(lián)五烈士”的命運。柔石、殷夫、馮鏗等出道較晚，不在收錄范圍之內；可洪深編《戲劇集》時，收錄了胡也頻的《瓦匠之家》。阿英編《史料·索引》，其“作家小傳”介紹了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還有流亡海外的郭沫若，以及被政府槍殺的胡也頻。關于胡也頻和瞿秋白的兩段文字很精彩，值得全文抄錄：
胡也頻小說作者。福建人。作品散見于《晨報副刊》者甚多，一九二七年后始輯集。主要者有《鬼與人心》，《也頻詩選》等。曾主編雜志《紅與黑》。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殺。
瞿秋白散文作者，俄國文學譯者。文學研究會干部。曾兩次游俄。從事政治活動垂二十年。文學著作印成者有《新俄國游記》，《赤都心史》。翻譯有《高爾基杰作集》《柴霍甫小說集》等。后期所作，多為辛辣諷刺散文，以載諸北平者為最多，別署有易嘉、蕭參等。一九三五年，被殺于廣西。[68]
除了佩服編寫者阿英的勇氣，還得感嘆當初的文網(wǎng)很不嚴密。正是這種相對寬松的輿論環(huán)境，使得編者可以毫無顧忌地選文，也使得《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沒有留下太大的遺憾。
五、后世的接納與反思
與剛誕生時的“霞光萬丈”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新文學大系》之“接受史”顯得相當坎坷。首先是書評如此之少，實在出人預料。大套書（尤其是選本）本就不太好評論，因促銷的緣故，該說的好話也都已經(jīng)說了；進一步的條分縷析，必須是專家才能出手。很可惜，一年多后，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大系》也就不再被關注。
當初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說的是“第一個十年”，茅盾《編選感想》則提《新文學大系》第一輯[69]，這意味著，在當事人心目中，這“新文學大系”應該有第二、第三輯的編選計劃。抗戰(zhàn)結束前夕，趙家璧在重慶開始籌劃此事，“按《大系》體例編為第三輯，出套‘抗戰(zhàn)八年文學大系’”。很可惜，此計劃因時局變化而落空[70]。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力推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解放區(qū)文藝，續(xù)編《大系》的設想日漸被遺忘。1962年，香港的有心人（那些化名的編者至今無考）以“香港文學研究社”的名義影印重刊這套《大系》，且依其體例編選了1928—1938年間的新文學作品，題為《中國新文學大系續(xù)編》。不管這套《續(xù)編》有多少缺憾，它在傳播新文學、延續(xù)《大系》香火方面，還是起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在趙家璧等人的鼓動下，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影印刊行了一萬多套《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印數(shù)不一樣），獲得學界的廣泛好評。于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將“大系”作為本社的“重要品牌”、“無形資產(chǎn)”來認真經(jīng)營。先是在1984—1989年陸續(xù)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20卷、1990年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20卷，至此，“從五四到新中國成立三十余年間的中國新文學優(yōu)秀篇章，盡收在這五十冊、三千萬字的三輯《大系》之中了”。199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再鼓余勇，編輯刊行《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20卷，這回難度明顯加大：“這一輯的編選，時間上，在‘外部’覆蓋了‘當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的斷裂，‘內部’焊接了‘文革文學’與‘十七年文學’的斷裂；空間上，則彌合了內地社會主義文學或工農(nóng)兵文學與臺灣文學香港文學的區(qū)隔。”[71]雖然發(fā)行不理想，但出版社為求“完璧”，還是堅持做下去，終于在2009年推出了《中國新文學大系1977—2000》30卷。就像王蒙在這第五輯《大系》的序言中所說，“百卷滄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風流”，可讀者及評論界顯然不大買賬[72]。這不是王蒙、王元化兩位總主編的責任，而是時代變了，“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也（《漢書·韓安國傳》）。
《中國新文學大系》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影印說明
至此，作為重大出版工程的“新文學大系”，總算畫上了并不十分完美的句號。為什么說這“句號”不太完美？就因為第二至第五輯《大系》的編者，雖也殫精竭慮，但其水平及影響力根本無法與第一輯比肩。讀者僅從“出版工程”的角度來看待后四輯《大系》，而不再將其視為別開生面的“文學史著”。一個明顯的標志是，后四輯共九十卷的“導言”極少被研究者引用，也未見相關“導言集”的刊行。趙家璧之后的《新文學大系》，基本上是蕭規(guī)曹隨，談不上有多大的創(chuàng)造性。但這是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文化思潮、出版體制、編者眼光、讀者需求等決定的，沒有人能“力挽狂瀾”。
與第二至第五輯的“后繼乏力”形成對照，首輯《中國新文學大系》可謂“一枝獨秀”。以至自《大系》問世以來，凡討論這一段文學進程的，可以不看其選文，但無法回避作為文學史建構的各卷“導言”。相對于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陳子展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1929）、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1932）、錢基博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1933）、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1933）等，《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導言”更為后世的文學史家所關注，凡有著述，莫不熱心征引。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王瑤先生曾談及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我以為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就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學習的榜樣”。因為，“它不僅對作者有中肯的評價，而且寫出了歷史過程的復雜性，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指導性文獻”[73]。其實，深刻影響王瑤等文學史家的，不僅是魯迅為《小說二集》所撰“導言”，而是整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各卷“導言”[74]。也正因此，黃修己撰《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時，用了整整11頁篇幅來介紹及評析《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導言”，結論是：“總之，《新文學大系》的這些《導言》，有用學者治學的態(tài)度來總結歷史，有用藝術家眼光來評品作品，不同的文章風格使各篇《導言》各呈異彩，于文藝批評和文學史的寫作，都是有意義的開辟和推進。”[75]時至今日，北大等眾多大學中文系在培養(yǎng)“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研究生時，仍將《大系》及《導論集》列為必讀（乃至考試）書目。
《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特點在于兼及“文學史著”與“出版工程”，二者缺一不可。沒有“史家”的眼光，《大系》缺乏高度；沒有“企業(yè)”的管理，《大系》無法成形。而討論后者，牽涉到精神與物質、學問與資金、作家與編輯、書齋與市場等一系列問題。我同意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的說法，“追溯一部18世紀圖書的生產(chǎn)和傳播過程”，包括出版商如何草擬協(xié)議，編輯怎樣處理文稿，印刷商如何招聘工人，銷售商怎樣推銷產(chǎn)品，這確實是“一個好故事”[76]。問題在于，無論討論清末民初的百科辭書編纂事業(yè)[77]，還是《中國新文學大系》這部大書的制作，我們都做不到這一點，因沒有大量原始檔案可供查閱。
值得慶幸的是，當事人趙家璧不斷追憶，撰寫了若干長短文章，尤其是初刊《新文學史料》1984年1期、后收入三聯(lián)書店1984年版《編輯憶舊》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為學界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料，使得《大系》這個“好故事”開始顯山露水。此前偶有文人提及這些“導言”的價值[78]，但應者寥寥；此后三十年，研究《大系》的文章開始逐漸發(fā)力，出現(xiàn)了不少值得推薦的好文章[79]。相對于談論趙家璧編輯思想以及從出版角度說《大系》的諸多論文，文學史家及文化研究者的論述更為深入[80]，也更值得重視。
劉禾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第八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制作》，中文版2002年刊行，可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大概是最早將《大系》作為研究對象的學術論文。原著為英文，作者須用較多篇幅介紹趙家璧的文章，但此文仍有值得注意的學術立場：強調當初五四作家憑借其理論話語、經(jīng)典制造、文學史寫作“著力于生產(chǎn)自己的合法性術語”，而編選《新文學大系》時，“自我合法化不得不同時消解他者的合法性，這常常需要用自己的措辭來虛構他者的語言，而不是對他者的聲音進行實際的壓抑”，具體的例子便是“王敬軒事件”以及對于學衡派的攻擊[81]。
陳平原的《學術史上的“現(xiàn)代文學”》指出編選《大系》乃五四新文化人“自我經(jīng)典化”的過程，其中出現(xiàn)的偏差，主要責任在讀者而非編者：“作為一代人的自我總結，《中國新文學大系》的成功毋庸置疑，這從后世研究著作基本沿襲其思路，并大量引用其具體結論，可以得到證實。作為當事人，胡適等人之以‘五四新文學’為標尺，抹煞與之相背的文學潮流，一點也不稀奇。只是如此立論，更接近于批評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總結’。最明顯的偏差，莫過于對待‘晚清文學’以及‘通俗小說’的態(tài)度。”[82]
楊義的《新文學開創(chuàng)史的自我證明》高度評價《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輯體例及其對于現(xiàn)代文學史寫作的深刻影響，指出“諸導言成為新文學開創(chuàng)史的現(xiàn)身說法或自我證明”，而這種“自我證明”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對一個流動當中的文學過程，作相對定形的有序整理；另一方面，它也是當事人對這個文學過程發(fā)難期的榮譽權，進行再分配。任何歷史說明，都是經(jīng)過說明者心靈過濾的歷史，當事人的說明更是不可避免地烙上當事人的主觀印記。”[83]
溫儒敏的《論<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學科史價值》除了強調《大系》保存了新文學初期豐富的史料，對現(xiàn)代文學的“學科意識及其地位”有明顯提升，更從另一個角度看待“榮譽權”問題：“《大系》的各集都是由權威的文壇元老編的，過來人談個中事，雖然不免有情感傾向的介入，甚至有為爭得‘榮譽權’而導致偏執(zhí)之處，然而比其后代人修史，他們的評論又有著后寫的文學史不可替代的鮮活性和真切感。而且由于編輯者角色搭配本身就很勻稱，有歷史均衡性，而各集編目的角度與各自撰寫導言的立場觀點也互有參差，無形中進行了一種多元互補的有整體感的歷史對話，這也正是這部《大系》最誘人的學術特色。”[84]
羅崗的《解釋歷史的力量──現(xiàn)代“文學”的確立與<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出版》，與溫儒敏文章同年發(fā)表，但學術立場迥異，更接近于劉禾的思路，不過把話說得更清楚，也更絕對。稱“這套書不僅通過對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作的匯集，而且運用具有相當策略性的編輯手法，甚至在文獻史料的選擇安排上，都力圖捍衛(wèi)‘新文學’的合法性”，這似乎與楊義的立場接近，但此文的重點在于批評阿英處理《學衡》時“在史實和史料上的粗率”，由此可見新文化人的偏狹：“正是通過有效的暗示、彼此的聯(lián)接和精細的安排，《新文學大系》得以把‘它者’對‘新文學’的批判，迅速轉化為‘新文學’話語生產(chǎn)的有機組成部分。”[85]
此后關于“大系”的研究，或在個案上拓展，或在規(guī)模上擴張[86]，但大格局已定，除非冒出新的關鍵性史料，否則很難有根本性的突破。
六、重編的工作策略
作為一個成功的“出版工程”，《中國新文學大系》因其恰到好處地表達了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場、眼光與趣味，在學術史上具有特殊意義。至于選文上的缺陷、導言中的疏漏，那都是“在所難免”。只要不將其過分神圣化，每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都必須認真面對這套大書。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新文學大系》“選文”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導言”并沒有過時。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北大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專業(yè)的博士資格考試書目時有調整，惟有《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始終屹立不動。但是，就像本文第一節(jié)所論述的，良友復興版《導論集》有不少缺陷。為了給研究生們提供一本值得認真研讀的“好書”，我決定根據(jù)《導論集》的大致思路進行重編。
具體的工作策略是：補齊十篇“導言”，恢復被刪改的文字，調整《導論集》自擬篇目，改正排印中的錯別字——一句話，回到集合“總序”及十卷大書“導言”的原初設想。另外，附錄各卷選目，以兼及“選本”的意義[87]；影印十位編者及總序作者的手跡，以添加閱讀的樂趣。這么一來，不再是舊書重刊，只好將書名略為調整，改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
關于《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研究，我算是“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1997年發(fā)表《學術史上的“現(xiàn)代文學”》，2002年指導楊志完成碩士學位論文《選家眼光與史家意識——<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與出版》[88]，2004年撰《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生產(chǎn)機制及傳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報章為中心》[89]，都是在不斷嘗試與《中國新文學大系》對話。2009年秋季學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大系》研究”專題課，前六講是我獨立授課，后七講則與研究生一起討論《大系》各卷的功過得失。因采用討論班形式，并非個人著述，故課堂講稿不擬整理刊行。
為重編本《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撰寫“導讀”，對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因寫作時間拖得太長，學界不斷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時，只好刪繁就簡，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困境。本文之所以從《導論集》而非《大系》的角度切入，某種程度正是為了便于騰挪趨避。至于第五節(jié)“后世的接納與反思”提及諸多論文，既是本文的對話目標，也希望推薦給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2013年6月5日定稿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注釋：
[1]王云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1189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2]胡適：《與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報》75期，1923年10月21日；見《胡適全集》第二卷51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參見陳平原《雜志與時代——為<讀書>20周年而作》，《文匯讀書周報》1999年2月20日。
[4]為總結“第一個十年”而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不只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更提供了一幅相當完整的“文學史”圖景。除了蔡元培高度概括的總序，胡適、鄭振鐸、茅盾、魯迅、鄭伯奇、周作人、郁達夫、洪深、朱自清、阿英等為各卷所撰導言，都是相當精彩的文學史論。這就難怪后世的研究者，常將其作為立論的根基。魯迅的總結，歷來被史家奉為圭臬；至于五十年代的突出茅盾、鄭振鐸，八十年代的注重胡適、周作人，主要源于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倘若不考慮各家命運的榮衰與升降，單就學術思路而言，新文學創(chuàng)立者的自我總結，始終規(guī)范著研究者的眼界與趣味。參見陳平原《學術史上的“現(xiàn)代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1期。
[5]1982年上海書店以“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的名義出版《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其影印說明稱：“《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是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導論的匯編。全書對我國‘五四’以后第一個十年間的新文學運動作了全面的總結。據(jù)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40年10月初版本影印。”
[6]參見《良友畫報》第103期，1935年3月；《文學》5卷4號，1935年10月。
[7]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憶舊》161—183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年；姚琪：《最近的兩大工程》，《文學》5卷1號，1935年7月1日。
[8]如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第八節(jié)“最后，關于編選的體例和范圍，講幾句話”，這很像魯迅被刪去的第五節(jié)，可編者沒有全刪，而是區(qū)別對待。
[9]趙家璧：《編輯憶舊》216頁。
[10]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217—221頁。良友圖書公司資深編輯馬國亮撰文，談及公司內部伍聯(lián)德、余漢生、陳炳洪三駕馬車的分崩離析，導致1938年的破產(chǎn)重組，以及1946年“股東意見分歧，同床異夢，彼此難以合作”，最終無可奈何花落去，再度宣告停業(yè)。參見馬著《良友憶舊：一個公司與一個時代》282－287頁、294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年。
[11]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95頁、197頁。
[12]參見邵凱云《年輕編輯趙家璧成就<中國新文學大系>大業(yè)的緣由剖析》，《河南大學學報》2005年1期。
[13]參見邵凱云《年輕編輯趙家璧成就<中國新文學大系>大業(yè)的緣由剖析》。
[14]趙家璧：《<中國新文學大系>前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15]參見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四卷45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16]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20-21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10月。
[17]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72—174頁、182頁、202頁。趙家璧回憶有誤，胡適那時并非“北京大學校長”，且因其政治立場并不被政府欣賞，不可能“對審查會也許能起掩護的作用”；但要說“對一般讀者”有“號召力”，那倒是真的。至于周作人，時人并不知道他日后會在抗戰(zhàn)中“落水”，以他當年在文壇的地位及影響力，出任“散文一集”的編者乃求之不得，怎么會需要茅盾來為他辯解呢？
[18]趙家璧：《編輯憶舊》202頁
[19]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202頁、174頁。
[20]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二卷616頁。
[21]參見趙家璧《魯迅怎樣編選<小說二集>》，《編輯憶舊》241頁。
[22]姚琪：《最近的兩大工程》，《文學》5卷1號，1935年7月1日。
[23]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憶舊》169頁、203頁、212—213頁。
[24]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編輯憶舊》203—204頁。
[25]鄭振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1頁。
[26]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70—171頁、166頁。
[27]參見阿英《〈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序記》，《阿英文集》137—138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79年。
[28]阿英：《編選感言》，《良友畫報》103期，1935年3月15日。
[29]清：《十年前的教訓》，《文學》4卷4號，1935年4月。
[30]《回憶錄二集》，《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2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31]我在刊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1期的《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新青年〉研究》（下）中提及：“‘三代以上的古人’這樣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牽涉到五四‘文學革命’與1930年代‘革命文學’的沖突。盡管代與代、先驅與后繼、當事人與觀察者、追憶歷史與關注當下，決定了對于‘新文學’的歷史建構，各方意見會有分歧；但經(jīng)由《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學事業(y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32]茅盾晚年撰《回憶錄》，其“一九三五年記事”一節(jié)稱：“《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編選工作，花了我三個月的時間，等到我把《導言》交給趙家璧時，已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了。”參見《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2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33]鄭振鐸1935年3月上旬致信胡適，商談《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建設理論集》和《文學論爭集》的編選問題，并將自己編的《文學論爭集》選目寄給胡適，以避免二書選文重復（參見陳福康《鄭振鐸年譜》上冊291頁，太原：三晉出版社，2008年）。至于完成時間，《文學論爭集》出版于同年10月，《導言》后所署日期也是1935年10月21日，可見鄭振鐸編選此書的時間不會超過八個月。
[34]參見《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8－356頁、421－423頁、437－438頁、443－444頁、591－5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35]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383—384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6]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總序》，《蔡元培全集》第六卷568－57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37]蔡元培：《<新青年>重印本題詞》，《蔡元培全集》第六卷577頁。
[38]參見《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jīng)》、《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分別刊1935年4月7日《獨立評論》145號、1935年4月14日《獨立評論》146號、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39]參見《胡適全集》第三十二卷435頁、441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40]參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281頁。
[41]胡適：《紀念“五四”》，1935年5月5日《獨立評論》149號，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266－276頁
[42]胡適：《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論五四運動》，《胡適全集》第二十二卷282－287頁
[43]參見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1403頁，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公司，1984年。
[44]朱自清：《<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18頁，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45]參見《周作人日記》下冊719頁、721頁、723頁、727頁，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46]參見孔另境編《現(xiàn)代作家書簡》60頁，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
[47]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83—194頁。郭沫若作為詩人的名氣，遠在朱自清之上；可朱的學術準備更充分，且性情平和，治學嚴謹，更適合于為《大系》編《詩集》。
[48]參見《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64－366頁、368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49]參見《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72頁。關于周作人“謂搜集全部材料并選編，共費時一年”，此處明顯是誤解，參見前述《選詩雜記》文字。
[50]參見《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75頁、378頁。
[51]參見趙家璧《魯迅怎樣編選<小說二集>》，《編輯憶舊》226－244頁。
[52]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五卷206－214頁。另外，參閱魯迅1935年2月26日、28日致趙家璧信，見《魯迅全集》第十三卷66－68頁。
[53]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三卷70頁、72頁。
[54]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215—216頁。
[55]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88頁、212—213頁。
[56]這里所錄蔡元培“總序節(jié)要”及十位編者的“編選感想”，據(jù)《良友畫報》第103期（1935年3月15日）廣告版的手跡整理而成，整理時參考了趙家璧的《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
[57]“全國輿論界對本書一致推薦贊揚”，見《良友畫報》第109期，1935年9月。
[58]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213頁。
[59]姚琪：《最近的兩大工程》，《文學》5卷1號，1935年7月1日。
[60]《介紹<新文學大系>》，見《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28－229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61]《讀<新文學大系>》，《沈從文全集》第十六卷236－239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62]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61—163頁。
[63]《<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自序》，《胡適全集》第十二卷446頁。
[64]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三卷65頁、67頁。
[65]參見《魯迅全集》第十三卷263頁。
[66]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89—193頁。趙稱：“我們提出的條件是魯迅的名字不動，將來《大系》全部文稿，必須予以照顧，不能有意挑剔。這個諾言，后來總算是遵守了的。”
[67]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192頁。
[68]參見阿英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215頁、227－228頁，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2月。另，瞿秋白被害地點是福建長汀，而不是廣西。
[69]茅盾晚年撰寫回憶錄，提及早年在《編選感想》中稱“現(xiàn)在良友公司印行《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就是“寄希望于第二輯、第三輯的陸續(xù)出版，雖然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還看不到新文學運動第二階段的結束，出版第二輯更見渺茫。然而我相信，歷史雖有暫時的停頓甚至倒退，但終將向前走去！”參見茅盾《回憶錄二集》，《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
[70]參見趙家璧《編輯憶舊》217—221頁。
[71]參見黃子平《“新文學大系”與文學史》，《上海文化》2010年第2期。黃文稱續(xù)編《大系》帶出一系列文學史難題：“諸如文學史的斷裂與連續(xù)，文學的地緣政治，文學知識生產(chǎn)的平衡與不平衡，文學史的文獻學與系譜學，以及文化政策與作品價值之間的辯證等等，仍然值得學界作進一步的探討。”
[72]參見楊天《質疑漩渦中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年7月27日。
[73]參見王瑤《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4期。
[74]參見徐鵬緒、李廣《<中國新文學大系>研究》第五編第一章“《中國新文學大系》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寫作的影響”，339—38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75]參見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70－8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76]參見羅伯特·達恩頓著，葉桐等譯《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第4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5年。
[77]參閱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見《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155—19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78]曹聚仁1955年在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刊行《文壇五十年》（續(xù)集），其中的“史料述評”即高度評價《中國新文學大系》各卷導言，稱“假使把這幾篇文字匯刊起來，也可說是現(xiàn)代中國新文學的最好的綜合史”。參見曹聚仁《文壇五十年》375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
[79]趙學勇、朱智秀《<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研究述評》（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8年5期）對我們了解“‘文革’后至今《大系》研究的恢復與繁榮”，以及“《大系》研究中質疑的聲音”，頗有幫助。
[80]參見張志強《趙家璧編輯思想初探》，《編輯學刊》1992年2期；李頻《“邀約能手”：<中國新文學大系>成因解析》，《理論研究》2001年1期；范軍《樣本：一種值得懷念的圖書廣告》，《編輯之友》2005年1期；趙修慧《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世紀》2006年4期等。
[81]參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308—341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年。英文原著為Liu,Lydia：Tran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StanfordUP,1996.
[82]陳平原：《學術史上的“現(xiàn)代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1期。
[83]楊義：《新文學開創(chuàng)史的自我證明》，《文藝研究》1999年5期。
[84]溫儒敏：《論<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學科史價值》，《文學評論》2001年3期。
[85]羅崗：《解釋歷史的力量──現(xiàn)代“文學”的確立與<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出版》，《開放時代》2001年5期。
[86]參見喬以鋼、劉堃：《試析<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的性別策略——以冰心早期創(chuàng)作為中心》，《南開學報》2005年2期；徐鵬緒、李廣：《<中國新文學大系>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87]2006年12月12日我將重編本《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目錄發(fā)給了貴州教育出版社，但撰寫長篇“導讀”的任務一直拖延至今。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了劉運峰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集1917—1927》，也收錄了各卷選目，可見“英雄所見略同”。
[88]參見楊志《選家眼光與史家意識——<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與出版》（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2），節(jié)本刊夏曉虹、王風等著《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9]陳平原：《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生產(chǎn)機制及傳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報章為中心》，《書城》200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