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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誕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歌謠運動，以《歌謠》周刊的創立和歌謠的采集及研究為代表，吸引了胡適、周作人、顧頡剛、董作賓等當時的優秀學人參加。歌謠運動受中西文化的影響與促進，實現了中國學術眼光向下的革命，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化登堂入室，成為學界研究的對象。實證的比較研究法、傳說的歷史演進研究法、歌謠采集的田野調查法等現代研究理論和方法的運用，推動歌謠研究和民間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歌謠研究理論的成熟、方法的運用、研究隊伍的確立、標志性作品的產生，標志著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建立。新的世紀，中國民俗學還需繼承歌謠研究的優秀傳統，進一步促進民俗學學科的發展和建設。

關鍵詞：歌謠運動；《歌謠》周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民俗學

關于歌謠運動與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產生問題，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鐘敬文先生對歌謠運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歌謠運動的民族性、民主性、科學性，對顧頡剛、董作賓等學者做出的歷史性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王文寶、張紫晨，對歌謠運動的歷史有清晰的梳理。洪長泰和趙世瑜，則深入探討了周作人、顧頡剛、江紹原、黃石等人借鑒西方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理論拓荒中國民俗研究領域而做出的重要貢獻，“眼光向下的革命”已成為民俗學經典的論說。施愛東，對于顧頡剛對中國民俗學奠基性的貢獻及傳說研究歷史演進法理論運用的得失給與了精辟的評價，使人一新耳目。此外，2018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從啟蒙民眾到對話民眾——紀念中國民間文學學科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歌謠運動的文化意義進行了新的闡釋。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試圖以《歌謠》周刊為中心，闡述一百年前歌謠運動發生的文化淵源及其帶來的中國學術在研究視域、研究方法的轉向，從而說明其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發展的重要學術貢獻。

一、歌謠運動的三個文化來源

《歌謠》周刊的創立，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是西方新學術傳播和中國古代采詩觀風的政教傳統接續傳承的產物。歸納起來，歌謠運動的文化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受西方近代學術思想特別是新史學的影響。西方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后，倡導新的學術研究方向，歐洲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促進了民俗學的興起，赫爾德民族主義、芬蘭的民族主義、進化論的民俗研究、德法二國的文化地理和文化傳播理論的興起，德國的比較語言學的神話研究，都倡導關注民眾的學問，特別注重民間文學、民間信仰、文化地理、區域社會的研究，促進了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產生，民間的歌謠、圖像、賬簿、宗教審判所的檔案、民間生產工具，等等，逐漸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當然，歐美新史學的發展如魯濱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學》，對中國傳統史學由經史之學向社會史的轉向也有深刻的影響。

《歌謠》周刊刊載的文章《英國搜集歌謠的運動》提到：在19世紀的上半世紀，學界對于鄉間歌者所唱的歌沒有特別的注意，在英國第一個注意到鄉間的歌謠的人是卜羅德吳（Rev John Braodwood），1843年他出版了一個集子，其中共有16首歌，開啟了英國采集歌謠的運動。1898年英國歌謠學會建立，“當初是打算作為民俗學會一部分”，這對中國的歌謠運動無疑也產生了影響。另外，在《歌謠》周刊1923年第18號刊載的安德魯·朗（Andrew Lang）的《民歌（Ballad）》一文，也介紹了丹麥、蘇格蘭、法國和德國在16世紀以來的歌謠采集運動。

《歌謠》運動的參與者多數都受到了意大利學者韋大列（Baron Guido Vitale）的《北京的兒歌》(Pekinese Rhymes)的影響。胡適在《歌謠研究的一個比較的方法》曾轉錄了這本書收錄的部分歌謠。《歌謠》周刊刊登的《臺灣的歌謠序》提到：研究中國近代歌謠的書，當時所知道的有四本，一是意大利韋大列的《北京的歌謠》，二是荷德蘭的《孺子歌圖》，三是平則清七的《臺灣的歌謠》，四是文訥的《中國的俗歌》。這四部中國歌謠選集，有三部出自歐美作者之手。韋大列在《北京的兒歌》序言中說：“雖然我是初次編輯這種北京兒歌集，但我相信讀者一定會從中獲益。因為：1、在這些簡練的詞句和段落中所蘊含的珍寶幾乎無法從其他地方找到；2、讀者可從中清楚窺得中國民眾生活的背景和實際情況；3、讀者還可悟出，真正的詩歌很大可能在中國民歌中覓得源頭。”這與《歌謠》周刊發刊詞標舉的宗旨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明治維新后，西學在日本得到普遍的傳播，日本民俗學的興起也較中國早，其民俗學研究對中國也形成了直接的影響。周作人在日本求學期間，包括安德魯?朗、弗雷澤（James Frazer）與蓋萊（Charles Mills Gayley）在內的一系列民俗學者著作，都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而從赫爾德到格林兄弟等德國浪漫主義“文化在民間”的思想，對其也有一定的影響。五四學人中，周作人較早地以兒童文學的視角向中國學界譯介了日本童謠研究的成果和理論。他于1922年翻譯的日本柳澤健的《兒童的世界（論童謠）》一文，就指出兒童不是未長成的大人，兒童有自己獨特的心理世界，童謠和兒歌反映出“兒童的世界里所獨具的色彩、音響與光線”。周作人還翻譯過日本白鳥省吾的《新民謠與古民謠》。這也可以看作是西學影響中國現代歌謠運動的一個變奏。

第二個是受到19世紀70年代俄國民粹派理論到“民間去”觀點的影響。俄國民粹主義形成于19世紀中后期，當時赫爾岑等民粹主義代表性人物號召知識分子“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兒有你的位置，從知識的寶座上流放自己，你將成為代表俄國人民的勇士”。中國的“到民間去”運動是1919年開始的，還在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早些的時候，李大釗就已經成為俄國民粹派理論的贊同者。他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所發表的思想觀點，曾給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以強烈印象。響應李大釗的號召，1919年1月，北京大學的部分學生組織了“平民教育講演團”，該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其團員就包括《歌謠》周刊的編輯常惠。

第三個方面，歌謠運動的還受到中國古代歌謠搜輯傳統的影響。歌謠周刊的作者，都曾經談到受明代馮夢龍《山歌》《桂枝兒》、清代李調元《粵東筆記》、杜文瀾《古謠諺》的影響。這與我國古代采詩觀風的政教傳統有關。這雖然是先秦典制的遺存，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孕育著具有現代思想意義的“民俗意識”的萌芽。

《國語?晉語》記載：“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祅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漢書》中也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西漢武帝劉徹認識到歌謠“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當然，先秦漢魏時期采察歌謠是出于鞏固和改善統治的目的，并非基于重視民眾文化的角度。但民間歌謠一旦進入士人的視野，它那渾然天成、樸質動人的光輝必然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感染力。正如清代學者劉毓松所說的那樣：“誠以言為心聲，而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抒己志，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達下情而宣上德。”對民歌的仿作歷代不乏其人，但“不論歷代文人的仿作怎樣圓熟老到，都沒有民眾口頭創作的真正的民間作品質樸和自然。”然而，這畢竟開啟了中國古代士人對民間歌謠的關注，可以看作是歌謠運動的歷史遠因。

二、歌謠運動的三個學科導向

《歌謠》周刊發刊詞，集中闡發了歌謠運動的宗旨：

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的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從這學術的資料之中。再由文藝批評的眼光加以選擇，編成一部國民心聲的選集。意大利的衛太爾曾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所以這種工作不僅是在表彰現在隱藏著的光輝，還在引起當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這是第二個目的。匯編與選錄即是這兩方面豫定的結果的名目。

《歌謠》周刊的第一個學科導向是文學的，特別是對新詩學的實踐和探索。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胡適還第一個肯定了歌謠的文學價值：“廟堂的文學固然可以研究，但朝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歌謠》周刊的使命是響應新文化運動改良文學的思潮，為中國創造清新、自然、通俗的新詩和為平民文學提供借鑒的資料。“說到歌謠本身，他是最樸質不過的”，“歌謠是民俗學中的主要分子，就是平民文學的極好的材料”。“當時征集歌謠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編印《中國近世歌謠匯編》和《中國近世歌謠選粹》兩本書”，其初心是為新文學搜集活潑的材料，為新詩尋找一項新的文學源泉。

在征集歌謠這一點上，《歌謠》周刊的確取得了極大的成績。北京大學自1918年2月到1922年12月四年多共征集到22省的歌謠二三千首，《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了其中的148首。相比之下，《歌謠周刊》創刊后僅兩年半便征得歌謠13339首，發表歌謠2226首。人們認為，歌謠是民眾情感的產物，又是民眾的吟詠品，所以歌謠就是詩。人們研究歌謠，見歌謠音節、顏色、神情配合的美，和別的好詩一樣，以研究詩的態度，研究歌謠。胡適在1936年《歌謠》周刊《復刊詞》中說“我以為歌謠的收集與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文學擴大范圍，增添范本。我當然不看輕歌謠在民俗學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總覺得這個文學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這可以說是給歌謠運動文學性導向的一種說明。

第二是民俗學的導向。歌謠運動通過一系列歌謠采集、民俗調查和深入的研究實踐，直接促進了中國現代民俗學的產生。

《歌謠》周刊“編輯最出力的”的常惠先生，是一位具有民俗學自覺意識的學者。他講：“由此看來，要研究歌謠，不只要好的文學……要研究民族心理學，萬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書籍。所以我愛讀坊間的唱本兒、彈詞、小說，較比那大文學家的著作愛讀的多……我們就從此努力研究‘民俗學’（Folk-lore）罷！”在他的努力下，《歌謠》周刊在兩年半內，刊發了不少民俗學性質的論文。比如，《歌謠中的家庭問題》《歌謠與婦女》《歌謠中的姑娘》《歌謠中的舅母和繼母》《醫事用的歌謠》《言語的禁忌》《廣州的禁忌語》《性欲“母題”在原始詩歌中的位置》《母歌實驗談》《關于鴉片煙的民間作品》《歌謠與名物》《歌謠和民意》《表達民意的歌謠》《看見她（專號）》《東岳廟（專號）》《北京的“臘八粥”（專號）》等等，都是通過歌謠探討中國近代的家庭關系、女性的社會地位、婚姻關系、民眾心理、民間信仰和習俗等，涉及到民俗學多個方面的研究。

歌謠《看見她》，最早見于韋大列的《北京的兒歌》，北京大學歌謠征集處通過前期的搜集，搜集到了45種不同的異文。董作賓根據這45首《看見她》，于《歌謠周刊》第62、63、64期連載了他對“看見她”母題研究的長文——《一首歌謠的整理研究的嘗試》。在文中，“董作賓把所有《看見她》的流傳地區標在地圖上，發現這首兒歌的傳播是緊跟著水陸交通的孔道而行的，尤其是水便于陸。北方主要是沿著黃河流域走，也就是北方官話的領土；南方主要是沿著長江流域走，也就是南方官話的領土。《看見她》必須押‘a’韻，因此大凡不講官話的地區，這首兒歌就無法流傳，比如廣東、福建、云南、廣西等地的‘她’字不押‘a’韻，就沒有這首兒歌”。此文嫻熟地運用歷史地理學、音韻學和歌謠的母題比較研究方法，揭示了這首歌謠的產生、傳播和演變的基本途徑，并分析了蘊含其中的民眾心理、服飾特征、飲食習俗和民謠的審美意趣，文筆幽默流暢，堪稱一篇歌謠研究的范式性論文。

第三是歷史學的導向。主要是通過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研究，奠定了古史辨派“層累地造成古史的傳說”的理論基礎，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1927年，顧頡剛發表《孟姜女故事研究》，這是他研究孟姜女故事一個總結。書中通過史料考察故事橫向的地理分布、交流程度和演變內容，并揭示出孟姜女故事傳播地域的擴展順序。顧氏總結了中國古代民間故事和傳說演變的歷史原因：“我們可以知道一件故事雖是微小，但一樣地隨順了文化中心而遷流，承受了各地的時勢和風俗而改變，憑藉了民眾的情感和想像而發展。我們又可以知道，它變成的各種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單純地隨著說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隨著說者的解釋的要求的。我們更就這件故事的意義上回看過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種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張的各種社會的需要。”在此基礎上，顧頡剛系統提煉出古史辨派的核心思想，即“層累的造成古史的傳說”，這可以說是《歌謠》運動對中國史學的一個巨大的貢獻。

三、歌謠運動的三個研究方法

歌謠運動吸引了當時中國優秀的學者貢獻才華和智慧。這些學者包括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董作賓、容庚、鐘敬文、魏建功、常惠、傅振倫，等等。1936年復刊后，又有朱自清、梁實秋、林庚、李長之、臺靜農、朱光潛、陸侃如、顧隨、陳夢家、顧廷龍、楊向奎、陶元珍的加入。另外，它還吸引了各省各地的民間學者廣泛參與。概言之，歌謠運動中既有文學家、美學家、翻譯家、語言學家，也有歷史學家、方志學家、社會學家、民俗學家。多種文化和學術背景的交流匯聚，使得這批學者在歌謠研究中可以自如靈活地采用當時通行于中外的各種研究理論和方法，也使得《歌謠》周刊的文章異彩紛呈，讓人有目不暇給之感。

鐘敬文先生將《歌謠》周刊學者群體的研究的整體方法和風貌特點概括為“科學性”三個字，他認為：“這里所謂科學性，也有兩種意思，一是指科學本身。另是指科學的態度、精神及方法等。這兩種，在五四時期都有顯著的表現。前者如介紹進來那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述、學說等，后者如運用科學知識去批判舊制度、舊倫理以及直接介紹西方的科學方法等。這些情形，在民俗文化學方面，大體也同樣存在。例如關于有些學者繼續介紹或應用英國人類學派的神話學、童話學的理論(如周作人、沈雁冰等)。又如有些學者運用歐洲意、英、法等國的語言學史的事實以論證中國的俗語(白話)當作為國語和文學用語。又如在歌謠探討上，學者們常常使用的比較方法及歷史方法，就是對國際科學方法的采用。至于收集歌謠、方言，強調采用外國流行的科學方法等就不必一一細舉了。”

具體到《歌謠》周刊搜集研究歌謠的整體特征而言，有三種方法明顯得到比較廣泛和突出的應用。

一是比較的歌謠研究法。“比較的研究法”是胡適首先提出來的，胡適1922年在《努力周刊》30期發表的《歌謠的比較研究法的一個例》提出，“研究歌謠有一個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較的研究法’。有許多的歌謠是大同小異的，大同的地方是他們的本旨，在文學的術語叫做‘母題’（motif），小異的地方是隨時隨地添上的枝葉細節。往往有一個‘母題’，從北方直傳到南方，從江蘇直傳到四川，隨地加上許多‘本地風光’，變到末了，幾乎句句變了，字字變了，然而我們試把這些歌謠比較著看，剝去枝葉，仍舊可以看出他們原來同出于一個‘母題’。這種研究法，叫做‘比較研究法’”。胡適認為，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作者文學技巧的高下和對于母題的見解高低及不同地域人們風俗、語音等方面的差異。對這一方法進行深入闡釋的，還有許竹貞的《我今后研究歌謠的方法》。許文倡導的方法包括六個步驟：（一）尋找歌謠材料當文學研究；（二）用科學方法研究（是何處的歌謠？為什么有這首、這歌謠的起源？）；（三）狹義的調查比較，先以一縣為標準，包括方音方言的調查比較，具體到鄉、村，人情風俗的調查比較，包括漁人的、農人的，山居的，也比較到職業和鄉村；（四）廣義的調查比較，包括方音方言的調查比較，和人情風俗的調查比較，包括不同省份、不同職業的、人群的比較；（五）將各處彼此比較后的結果分做同點和異點，把它歸納起來。（六）深究比較后各處同點和異點的究竟。

二是傳說故事的歷史演進研究法。這主要體現在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等系列文章中。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與他的古史研究基于同樣的學術理念，即“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試圖從故事的變遷中尋找古史傳說演變的一般規律。胡適從“禹的演進史”中歸納出一個“顛撲不破的”“愈用愈見功效的”演進公式：（一）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二）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么樣子的傳說。（三）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復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四）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雖然顧頡剛故事研究方法深受實用主義理論的影響。但顧氏以其深厚的史學造詣和考據的功力，做到了西方理論與中國學術傳統和歷史文獻的深入結合，換言之，也就是實現了實證主義研究的本土化。施愛東認為，盡管顧頡剛不斷強調自己只想做個史學家，民間文學的研究只是其副產品，但正是這些天才的副產品，開始了中國故事學乃至民俗學的歷史紀元。這“標志著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研究新范式的建立”。

三是歌謠資料搜集中的田野調查方法。《歌謠周刊》在《本會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中，確定了歌謠征集的幾條原則和方法，其中就有“本校教職員學生，各就聞見所及自行搜集”。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考慮到要保持歌謠的原生態：“依民俗學的條件，非得親自到民間去搜集不可，書本上的一點兒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學中最忌諱的。每逢寫在紙上，或著成書的，無論如何——至少作者也要讀過一點書的，所以多少總有一點潤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來面目。而且無論怎樣，文字決不能達到聲調和情趣，一經寫在紙上就不是他了。”為此還特別舉了個例子讓歌謠采集者借鑒：“德國的曼哈特他到民間去采集民俗的材料，因為他長得又矮又小，鄉間的人就認為他是個地里鬼兒，往往有許多神秘的話對他講。”

對于歌謠的記錄方法，《歌謠》周刊也有細致的規定。《本會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第四項“寄稿人應行注意之事項”寫道：“一、字跡宜清楚楚。如用洋紙，只寫一面。二、方言成語，當加以解釋。三、歌謠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潤飾，俗字俗語，亦不可改為官話。四、歌謠性質并無限制，語涉迷信和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并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擇。五、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無其字者，均當以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或國際音標注其音，并詳注其義，以便考證。六、歌謠通行于某地方某社會，當注明之。七、歌謠中有關于歷史地理，或地方風俗之辭句，當注明其所以。八、歌謠之有音節者，當附注音譜（用中國工尺，日本簡譜，或西洋五線譜均可）。”《歌謠》周刊發表的專題歌謠，如劉半農的《江陰船歌》、顧頡剛的《吳歌甲集》、董作賓的《南陽歌謠》、鐘敬文的《潮州婚姻的俗詩》等，無不是實踐這種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總之，五四運動前后的歌謠征集和研究活動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一新學界的耳目，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它為中國現代民俗學聚集了專業研究隊伍，探索出特色鮮明的研究方法，產生出標志性的研究成果。雖然歌謠研究“未能包括民俗學的全部”，歌謠研究的一些方法，也未盡自洽和完善，但在這場運動中歌謠研究的民俗學意義已經得到充分彰顯，歌謠“可以代表現代人民的風俗習慣，好憎諸情”“一可為歷史的資料，二可知人民風俗習慣之沿革及變遷”的觀念深入人心，歌謠這種“最古老的大眾傳播方式”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得以新生，這標志著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建立。百年回眸，從歌謠運動中誕育出的中國民俗學經過一百年的洗禮，隨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其“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前景更令人神往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