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贅箋唐詩絕句》源流
來源：光明日報 | 査屏球 2020年01月06日07:16
日本流傳的唐詩文獻中，選本是極為重要的一種類型。如明清鼎革之際，日本幕府選擇刊印的胡次焱《贅箋唐詩絕句》，便是一部知名度較廣、國內卻已失傳的唐詩絕句選注本，頗具文獻價值。
《贅箋唐詩絕句》的前身為《二泉選唐詩絕句》。二泉指南宋趙蕃（號章泉）、韓?（號澗泉）。《二泉選唐詩絕句》約成書于1200年，選詩重晚唐，體現了南宋詩學風尚。宋末元初，謝枋得（1226—1289）曾設館授徒，以《二泉選唐詩絕句》作為教材，并作注解，成《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一書。謝注頗詳，著眼于闡發詩意，往往“能得唐詩言外之旨，可以為讀唐詩者之津筏”（《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故多為《唐詩品匯》等明人選本所引用。謝枋得之后，南宋遺民胡次焱（約1228—1306）編寫成《贅箋二泉唐詩絕句》，作為胡氏家族學堂中的啟蒙教材。他在《贅箋二泉唐詩絕句》序言中詳述了箋注的理由，即對謝氏義理進一步引申闡發，借題發揮，觸及世道人心，從而達到淑人心、扶世教的功效。
由現存和刻本胡次焱《贅箋二泉唐詩絕句》知，其中的確具有深深的遺民情懷。或借注詩抒發故國之思、亡國之痛。如箋注韋莊《金陵圖》詩：“付興亡于無可奈何，及其羨無情矣。”將興亡之感寄托于“無情”二字。或借箋注表厭戰之音、反戰之論。如在箋注曹松《己亥歲》時，引用曹彬克金陵不妄殺百姓、后世榮顯，曹翰攻江州屠殺無遺、子孫成乞丐作對比，表達反對戰爭、愛護生民的情懷。這樣一部寓意深刻的箋注本主要用于家族學塾，并沒有刊刻，但可以肯定當時已經有抄本流傳。如到明萬歷年間出現的黃克纘編《全唐風雅》引錄了胡次焱的評語，表明胡箋至那時仍在流傳。
《贅箋唐詩絕句》直至明代才有刊印本，但此刊本后來一直未在國內流通，日本倒是出現幕府刊本。胡璉《梅巖文集敘》稱“注唐詩則僉憲石磷潘君刻之關中”。潘君指潘選，與胡次焱同鄉，潘氏與胡氏有舅屬關系。又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唐詩集注》附錄的潘選《刊唐詩絕句引》推斷，刊行時間在明正德戊寅（1518）。后來陳瑀于嘉靖四年（1525）在江西興國縣得到此書，付諸出版。其刊印時間為“大明嘉靖甲午臘月望日”，即嘉靖十三年（1534），恰在胡璉刊行《梅巖文集》之前，它距正德刊本時間（1518）十六年，其曰“重刊”，當是據潘選正德刊本再刻。可見，胡氏著作是當時人關注的一個出版物，故不足二十年內，其書再度被刊行。其序稱嘉靖刊本刻于江西永春縣。這恰與正德年間關中刊本形成一南一北的對應關系。至此，我們可大略看到《贅箋唐詩絕句》一書在明代的流傳情況：由明初到正德年間，此書已以抄本形式流傳于讀書人中，正德十三年（1518），北方關中地區出現了第一種刊本，時隔七八年南方興國縣已有傳本，再過了十六年（1534）泉州地區出現了第二種刊本。
由明清公私書志著錄情況看，謝氏注本一直有傳，但是胡氏贅箋本流傳不廣。如明高儒《百川書志》編定于嘉靖十九年（1540），其卷十九著錄有唐詩絕句五卷。此前胡氏贅箋本已刊行，但他并未提及。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五《梅巖文集提要》只提及集中有《贅箋唐詩絕句序》，稱“其書不傳，無由驗其工拙，然亦足見次焱研心詩學，非茍作者矣”。其他書目如錢曾（1629—1701）《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黃丕烈（1763—1825）《蕘輔藏書題識》、張金吾（1787—1829）《愛日精廬藏書志》、阮元（1764—1849）《四庫未收書錄》均未提及胡箋本。阮氏主持《宛委叢書》時也只刊了謝解本。現存《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有載：“唐詩絕句精選五卷，（刊本）章泉趙蕃澗泉韓?選，迭翁謝枋得注，余學胡次焱箋，謝有序。”《天一閣書目》編成于嘉慶十三年，顯然，在當時天一閣是藏有胡氏贅箋本的。但現在《天一閣存目》中僅有謝注本，說明此書失傳了。近人傅增湘訂補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時也提及胡次焱箋本，當是他據別書再增補的。由日人島田翰之著錄與和刻本贅箋本的流傳情況看，傅氏所言“近有重刊本”，很可能是傅增湘在日本見到的和刻本胡氏《贅箋唐人絕句選》。因為自明嘉靖之后，未見有關胡氏“贅箋”本刊刻的記載，其“近者”唯與和刻本年代相當。傅增湘于1931年赴日訪書，有理由相信傅氏曾見過島田翰關于此書的著錄并見過和刻本。
和刻本《贅箋唐人絕句選》原來的刊本情形如何呢？據現存和刻本可知，正保（1644—1648）年間的刻本，皆是五卷一冊裝，封面題名為《唐詩絕句贅箋一之五》，首載謝枋得與胡次焱序，次有陳瑀《重刊唐詩絕句贅箋序》，此序不見于中山大學藏本，表明和刻本不是直接翻刻正德刊本的。又日本島田翰（1879—1915）于其《古文舊書考》卷三有專門著錄：“《注解唐詩絕句贅箋》，五卷，正保刻本。 《注解唐詩絕句贅箋》五卷，宋迭山謝枋得取趙蕃、韓?所撰《唐絕句》而注之，而余學胡次焱復為之箋也。予頃歲購得是書，讀而愛之，為校其偽脫既畢，乃又反復原此書之所以為作用，迭翁、余學之所以拳拳注且箋之之意，以謂古人凡著一書，大要出乎不得已，有為而為，而不有茍焉從事無由而作者也。”日本內閣文庫和刻本與其他流傳的和刻本都是一種版式。只是紙型及版記略有不同，這說明它已被刊印過多次了。而東洋文庫本末留有最初的版記：“正保三年戊丙歷 林和泉掾板行。”正保三年為1646年，日本翻印此書也是在陳瑀重刊百余年之后了。嘉靖刊本在中國流傳甚少，也不見于明清人藏書志著錄。泉州是當時與日本貿易的主要港口之一，它能流傳東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當時日本也實行鎖國政策，唯一對外開放岸口是長崎。從中國傳來的書，都是先集中到長崎。查大庭修整理的《舶載書目》可知，此書約在1600年左右傳入日本。此書版行者林和泉為書商，當與日本江戶前期有名的學者林羅山屬同一家族。林羅山（1583—1657）為德川幕府的智庫，曾在上野國忍岡一地興建先圣殿發揚新儒學。當時，傳入漢籍多由他審定，幕府漢籍刊印也由他主持。林氏一門數代皆為幕府學頭，藏書甚豐。唯因如此，這一稀見版本才能得以刊行。不過，現存本是林版原刊本還是坊間仿刻本，已難知曉了。
（作者：査屏球，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