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自五四新文學誕生未久即已展開。不過，對于為何需要作這方面的工作，時人或不無懷疑，故此，張若英（阿英）為《新文學運動史資料》所作《序記》中，回應了可能的質疑、批評，聲稱此舉乃是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史料的散佚”。在阿英看來：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自1917年開始以來，是將近二十年了……雖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內的事，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已令人起“渺茫”之感。……其實，不僅回想起來，使人起寥遠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現在，想搜集一些當時的文獻，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學史籍里，較活潑較充實的看到一些當時的運動史實和文獻片段，同樣是難而又難。較為詳盡的新文學運動史，既非簡易的一時的工作，為著搜集的不易，與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擇其主要的先刊行成冊，作為研究的資料，在運動上，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1]

此后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及其他研究資料集、作家文集、全集，以及相關的現代文學考證、辨偽、輯佚等工作的意圖、目標，也都可以放在阿英這一論述的延長線上來理解。不過，與學界對1911～1949年間此一領域的研究進展保持長期的（也許是過度的）熱情相比，1949年至今的研究現況卻并未被認真對待。然而，公允地說，在1949～1979年間，這一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及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如樊駿名文《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所論，“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工作終于迎來了自己的春天”。[2]因此，樊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1979～1989年間該領域突出的進展和成就（特別是與1949～1979年間相較），并就其間存在的“一些最為常見又至關重要的不足和缺陷，同時相應地提出了若干補救改進的建議和措施”。[3]然而，在這一考察之后，1989年至今的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研究領域有何成績，至今似未見有深入、透辟之論述；更重要的是，若將近30年和前40年的學術史聯系起來，作一整體性的觀察，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不少新的認識？其間成敗得失，究竟應該由何者負責？現存之不足，又當如何克服、補足？這些新的認識，與目前我們的學術研究又有何關系？其未來的發展方向何在？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和討論，構成本文的研究任務和基調。

但在進入正文之前，有必要提出如下的聲明，即本文并非系統、完整地對70年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史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如所周知，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可以參考者，至少有徐鵬緒等著《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劉增杰著《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這兩種專書，以及潘樹廣、涂小偉、黃鎮偉主編《中國文學史料學》，黃修己、劉衛國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及邵寧寧、郭國昌、孫強著《當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49-2009）》等著作的部分章節。盡管這些著作中的有關記述，尚不能允稱盡善盡美，但對于試圖了解這一領域實績的讀者而言，作為“入門讀物”應亦足夠。因此，本文毋寧說是從一種相對比較主觀的角度，就其間產生的若干重要理論與實踐，作出較為宏觀且高度概括式的論述。在這些論述的發展當中，固然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歷史考察，并選擇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實例予以分析，但我們觀測的重點并非完全是“歷時性”的，而在許多情況下恰恰是“共時性”與“當代性”的。換句話說，乃是自覺地站在“后設”的立場上，立足于當代、當下學術發展的本位，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走過的這不平凡的70年，著重于評判其間出現的第一流、原創性、代表性的貢獻，而非承擔大事記、編年史、資料長編的使命，對無數人名、書名、文名、機構名進行巨細靡遺的羅列和尋本溯源、錙銖必較式的評述。必須承認，這一方面的工作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一篇論文可以勝任的。

然而，即便作了如此嚴格限定，回顧70年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史并作出一定程度的前瞻、擬測，仍非易事。為了討論的方便，以下本文從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研究理論、方法的探索，新領域、新議題的開發三大基本方面，檢視70年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不足，并對其未來發展的方向作一初步研判；進而從前此學界所疏忽的空間、制度與代際等視角入手，剖析同時存在的某些普遍性問題的原因之所在，以圖窺見推動/制約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背后的多重影響因素，尤其是結構性、制度性因素；最后，對目前在這一領域出現的“文獻學轉向”“史學化”研究趨勢等熱點問題再作理論層面的討論，以期正本清源、導夫先路，啟發后之來者，推進相關研究。

一、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持續開掘

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主要指的是對現代作家作品及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編輯出版，但無論是之于文學作品還是研究資料，都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概括而言，這一轉變過程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即從左翼文學轉到自由主義文學、國民黨官方文學、淪陷區文學文獻的開掘；從新文學轉到現代的通俗文學、“古典寫作”（亦即從“新文學”立場命名之“舊體詩詞”）的開掘；從“魯郭茅巴老曹丁二蕭”等已在文學史享有崇高地位者，轉至沈從文、張愛玲、常風、李影心等“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資料的開掘；從漢文文獻轉至外文文獻、域外文獻及少數民族現代文學文獻的開掘。

但這一轉變過程并不容易。1958年前后，為配合文學史教學與當時形勢下放手發動群眾自編教科書、各類史志的政治任務，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河北大學等高校中文系，不約而同地編輯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大約與此同時，由田漢、歐陽予倩、夏衍、陽翰笙、阿英、張庚、李伯釗、陳白塵等人組成的編委會，編輯出版了《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三輯。1960年，周揚指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要有從古到今最完備的資料”“要大搞資料”，揭啟此后文研所主持編纂大型的現代、當代文學資料叢書的序幕。同年，又有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編輯、濟南印刷廠印行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問世，這一叢書規模較大，包括《中國現代作家小傳》《毛主席詩詞研究資料匯編》《郭沫若研究資料匯編》《茅盾研究資料匯編》《巴金研究資料匯編》《老舍研究資料匯編》《曹禺研究資料匯編》《趙樹理研究資料匯編》《夏衍研究資料匯編》《李季研究資料匯編》《杜鵬程研究資料匯編》《周立波研究資料匯編》等，供“內部使用”。這些資料集在當時也許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它的缺陷則表現在完整性方面明顯不足。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為了扭轉這一趨勢，1961年，唐弢在受命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時，為該書制定了五項編纂原則，其中之一即是“必須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發表的期刊，至少也應依據出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輾轉因襲，以訛傳訛”。據嚴家炎查考，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首次提出研究現代文學必須采用第一手材料，此前學界對此尚未引起普遍重視。[4]但唐弢這一不合時宜的主張，既未完全地貫徹于這部文學史的編纂當中，也并未成為當時文學研究者的共識。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組織舉辦全國高校現代文學教師進修班，唐弢做《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的報告，回顧當初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約法三章”，首當其沖依然是材料問題：“第一，必須用原始材料。特別強調看當時的期刊，要把歷史面貌寫清楚。……只有看了當時的期刊，才能把歷史真象弄清楚……我強調盡量看期刊還有一個原因，期刊上都是最初的文章，代表作家當時的思想，符合于文學史的要求。……歷史就得根據原始的作品，講當時的情況。作者修改了，我們就加注。”[5]待其主編新版《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梓行，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王超冰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及陳平原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等著作陸續問世，這一重視原始資料的原則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實處，重視原始資料，特別是主張研究從閱讀原報、原刊入手，漸成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主潮。由此出發，近三四十年來，學者們對原始資料持續地開掘、分類整理、匯編出版，蔚成風氣。無論是自由主義文學、國民黨官方文學、淪陷區文學，還是現代通俗文學、“古典寫作”，抑或是其他的“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資料，乃至外文文獻、域外文獻及少數民族現代文學文獻，也都有不止一種大型的資料集、作品集、叢書出版，為進一步的研究創造了較好的條件。

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中，一個較為次要的方面是對作家作品、報刊文章及其他研究資料編制目錄、索引，并編纂作家年表、年譜、著述年表、筆名錄等。這一工作仍自1949年前既已開始，但無論是范圍、數量，還是深度，此后無疑取得了更大的進展。以現代文學期刊目錄的編纂為例，早在1961年，現代文學期刊聯合調查小組先后編輯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初稿）》《中國現代電影戲劇期刊目錄》即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內部出版”，但其收錄范圍僅限于上海圖書館及上海地區各大高校、研究機構的館藏資料。與此同時，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全國中文期刊聯合目錄（1833-1949）》以及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編《1937-1949主要文學期刊目錄索引》相繼印行。不過，無論如何，這些著作標志著摸排現代文學家底、清點其基本文獻史料的工作，在“文革”前已成學界較為自覺的觀念，而其高潮乃是1988年出版的由唐沅、韓之友、封世輝、舒欣、孫慶升、顧盈豐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按此書《前言》所記，其“由北京大學和山東師范大學部分教師和研究人員合作編纂，其中1915年至1937年6月創刊的一百七十種期刊（另有附錄二種），由北京大學中文系唐沅、封世輝、孫慶升負責編輯，樂黛云、袁良駿、高艾軍、商金林、任秀玲、胡安福、朱殿青、玄英子參加了部分期刊目錄的輯錄和《簡介》的編寫；1937年7月至1948年12月創刊的一百零六種期刊（另有附錄二種），由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韓之友、舒欣、顧盈豐負責編輯”。其中，北大中文系的學者們利用了北大圖書館、系資料室及北京圖書館的積藏，而山東師大則很可能依據的是此時收購的著名藏書家瞿光熙的大批現代文學藏書。[6]縱觀這一目錄的特色，在于不僅首次完整、逐期收入了近300種現代文學期刊的全部目錄，而且更重要的是，編著者們盡可能地祛除了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將《新月》等自由主義刊物也一例納入了進來，以存史存真，為無法閱讀原刊者提供參考。

從唐沅等人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及同時代其他目錄、索引中，亦可一窺20世紀80年代近現代文獻史料（包含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工作的特點：“首先，由資料室、圖書館員主導的局面已發生了變化，學者們表現得相當積極、活躍；其次，在史料發掘、整理與研究中，較偏重于發掘、整理；在發掘、整理中，雖然也編輯了‘研究資料’‘資料選’‘作品選’‘史料匯編’‘辭典’等書，但無疑更青睞于目錄、索引的編纂這一形式，特別是就近現代文獻的大宗——報章雜志——而言。然則，資料室、圖書館人緣何當時熱衷于編制目錄、索引？主要原因是政治運動，導致原書、原刊饑荒，專業研究者和普通讀者只能到部分資料室、圖書館查閱，此間工作人員既有一定專業素養，同時出于工作的方便、要求（圖書館學的專業訓練和圖書館工作實踐中原本就有編制目錄索引一項）和對學術的熱忱，遂編輯完成了一種又一種的目錄索引；至于學者們積極參與的緣由，既有出于學術的良知、追求，更多的則是由于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再次，編者們對目錄和索引未能嚴格區分，可見其目錄學、文獻學的專業素養，似亦未敢高估。”[7]21世紀之后問世的吳俊、李今、劉曉麗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新編》及劉增人、劉泉、王今暉編著《1872—1949文學期刊信息總匯》，雖然亦有其重要價值，但就開創性而言，仍不能與唐沅等人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比肩。尤為令人遺憾的是，自80年代有學者提出編纂“中國現代文學副刊目錄”計劃至今，只有單個的、零散的報紙文藝副刊目錄相繼發表，但整體計劃仍無任何進展。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在筆者看來，這至少意味著文獻史料工作還面臨著不少的挑戰，挑戰之一在于文獻史料的整理仍無法被視同著述一般的學術成果，在推崇論文、專書的學術生產與評價體系中難以容身，無法刺激學者投入巨大熱情（除非可以快速完成，作為某集體項目、“工程”之成果）；挑戰之二在于各種報紙副刊，絕大多數尚未電子化，因此非數據庫簡單爬梳可得，須耗費大量的人力、時力、精力和財力，到海內外各大館“動手動腳找材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傅斯年語），方能有所斬獲。

《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概而言之，從現代作家選集、文集、全集，到專題性、綜合性研究資料（包括資料集、作家年譜、著述年表、筆名錄、期刊目錄等）的編纂，70年來都在不斷地拓展、延伸、深化，現已成績斐然、有目共睹。在此基礎上，陳子善還結合其數十年來的學術實踐，提出了建立“現代作家文獻保障體系”的論述，[8]認為“對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包括其作品、相關回憶錄和研究資料在內的文獻保障體系”，[9]作家全集、回憶錄和其他研究資料的編纂，構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現代作家文獻保障體系”，此三者無一可偏廢。顯然，此論述是對現代文學文獻學的一個重要貢獻，尤其對于作家研究而言，無疑需要就此準備材料、搜集材料；而對于文獻學者而言，可以此為據指導自己的實際工作。但此論述同時也強調了回憶錄作為研究資料之一的獨特、重要的性質和意義，只是回憶、傳記、口述資料用作研究時，仍須考辨，換言之，在未經充分批判、辯證之前，除了作家作品，其余任何資料的重要等級、程度究竟為何，內容是否可靠，仍須深入探討。另外，圖像資料、地方文獻、民間文獻等不同類型的文獻史料亦可納入這一體系的建設當中。[10]最后，與現代文學文獻史料開掘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目前我們對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還太少，然而，這既是當代學者的使命，也是當下研究中至為切要的。[11]

二、研究理論、方法的初步探討

與古文獻學、西方語文學/古典學（Philology/Classical Scholarship）的情況相似，現代文學文獻學長期以來注重實踐而輕忽理論、方法之探討，但這一局面的形成至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文獻學的理論、方法，須建基于大量具體、深入的研究之上，而不能如其他專業領域可以理論、方法先行，實踐在后。換言之，“所謂現代文學文獻學或史料學，有著先在的實踐屬性，首先或者主要并非觀念的辯詰、體系的建構，而在于廣泛的實踐——從文獻發掘整理的實踐之中去獲取感性、直觀的經驗，去獲取觀點、看法乃至文學史的認知”。[12]二是現有的個案研究、文獻編纂實踐雖然成績顯著，但發展并不平衡，很多工作尚未展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無法支撐我們對其理論體系、研究方法進行建構。三是與理論、方法的探索相比，在文獻史料學者的工作方式中，的確更青睞單一文獻的開掘、具體問題的辨析及作家生平疑難的考證，而對后一方面工作缺乏興趣。但如同其他任一專業領域，理論、方法與文獻整理、研究實踐之間息息相關，前者未能深入，必然影響、制約后者取得更大的進展，基于此種考慮，仍有學者對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作出了一定探索，這主要集中于1980年代以來。80年代初，王瑤語重心長地指出，“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中，我們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鑒別文獻材料的學問，版本、目錄、辨偽、輯佚，都是研究者必須掌握或進行的工作，其實這些工作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同樣存在，不過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罷了”。[13]以此為肇端，推進現代文學文獻學各分支領域的工作，尤其理論、方法層面的探索，漸次得以展開。

在版本學領域，自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開始，唐弢即已聚焦于新文學版本問題的書話寫作，被葉圣陶稱許為“開拓了版本學的天地”，[14]至80年代中期，朱金順不僅系統地解釋、說明了鉛印本、影印本、拓本及線裝、平裝精裝及毛邊書，精印和普及本，原版書、翻版書、盜版書和偽裝書，叢書和單行本，合訂本和抽印本，通行本、袖珍本和簽名本，禁書和絕版書等幾乎全部現代文學文獻的版本類型，更創造性地提出現代文學“新善本”的概念，并強調應從文獻史料價值而非文物價值的角度予以界定，指出“重要新文學書籍的原本”、孤本、手稿本及1949年后問世的部分新印書籍，悉屬“新善本”。[15]其后，姜德明在此基礎上對“新善本”定義予以擴充和補充，認為作家題跋簽名、親筆校訂之本，部分土紙本、革命烈士的作品，引發出版界命案和重大風波的書，從裝幀藝術角度講有價值的新文學書刊等，亦可歸入“新善本”。[16]當然，這些觀察仍不無商榷、探討的空間。

至于目錄學領域的理論、方法之探索，遠不能與其編纂實踐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我們目前只有對現代文學目錄這一專科目錄的類型學的討論，如徐鵬緒、趙連昌“按目錄著錄的文獻性質，將著錄原創文獻的現代文學著譯目錄視為原典文獻目錄；而將著錄有關現代文學研究文獻的目錄，視為二次文獻目錄”。在這兩大類目錄之下，其又將現代文學著譯目錄分作作家目錄、專題目錄、期刊目錄和報紙目錄、館藏目錄，現代文學研究文獻目錄則分作現代文學史著目錄、現代文學專題研究目錄和現代作家研究目錄，而“現代作家研究目錄”又可進一步分作諸作家研究匯編目錄和作家個人研究目錄。[17]但“在互聯網搜索引擎和數據庫出現之后，絕大多數目錄、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動生成的檢索結果和在線‘機讀目錄’等形式取代”[18]的當下，傳統的目錄之學不僅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和挑戰，現代文學目錄的編纂與研究也同樣危機重重。

在校勘學領域，除了繼承陳垣等近人發明的校勘方法，學者們還結合版本研究，提出了“校讀法”和“版本批評”的理論、方法，試圖將其由文獻學的理論、方法改造為一種文學（史）研究的理論、方法。解志熙指出，“按照通常的學術概念，校注、考釋的工作屬于文獻學的范疇，而對文本的整體性解析和評價，則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但是，也有一些字詞句的校注與考釋關系到對文本之整體篇章的解讀與評價，所以把文獻學與文學批評的區分強調到互不往來的地步，也未必妥當。何況說到底，文學文本乃是由語言建構起來的意義結構，讀者和批評家對文本意義的把握，固然需要創造性的想象與體會，卻不能脫離文本的語言實際去望文生義、胡思亂想、穿鑿附會，而必須有精讀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應比較觀聽作家在文本的‘話里’和‘話外’之音，才可望對文本的意義以至作家的意圖做出比較準確的體認和闡釋。”故此，從文獻學的“校注”中或可發展出批評性的“校讀”這一“廣泛而又細致地運用文獻語言材料進行比較參證來解讀文本的批評方法或辨析問題的研究方法”。[19]金宏宇則在借鑒中國古文獻學、版本學，參考西方的“新文本主義”“文本生成學”、敘事學、闡釋學等理論和方法的同時，將版本研究運用于現代、當代重要作品與文獻史料的文本批評，試圖通過對一書的版本變遷的歷史考察和不同版本文字異同的校勘，解釋其不同版本之文本在不同時期、不同因素影響下不斷變化的原因。但其核心理論、方法仍為校勘學，其所謂的“版本批評”乃是對校勘學的創造性轉化，與一般意義上理解的版本學研究相去甚遠。最近，還有青年學者建議，在現代文學文獻的校勘中，除了比勘文本之同異，還需要將其“與印刷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研究相結合”，“將傳統校勘學與關注文本的物質形式及其生產過程的書籍史研究相結合，”從而“考察印刷書的生產和制作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現代作家對于印刷文化的參與乃至印刷書對于現代文學或文體觀念的塑造”等問題，將校勘學的研究引入書籍史、出版史的畋域。[20]

在輯佚學領域，與古文獻多從類書、總集、叢書、方志、墓志等處輯佚不同（如魯迅輯錄唐宋傳奇，多原《太平廣記》，兼及《說郛》《青瑣高議》《顧氏文房小說》《文苑英華》等[21]），近現代文獻輯佚仍以報刊為主。為此，謝泳提出有必要拓展范圍、多方搜求的觀點，不少學者在其輯佚實踐中，也將范圍從原先的文學類書、報、刊轉入非文學類、地方性報刊及校園刊物、拍賣圖錄等來源，[22]特別是由于近年來晚清民國報刊數據庫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為文集、全集補遺（一般所謂的近現代文獻“輯佚”）變得極為容易。然而，當此之時，我們也許有必要重溫前人所謂不應為輯佚而輯佚、輯佚本學問成熟之后事的治學觀念，不但應該重視對近現代文集、全集、資料集、通信、日記在內的“常見書”的研讀，取得“常見書”與稀見史料的綜合，[23]而且，應該看到“常見書”中就有不少“集外文”和“新資料”，值得利用、研究，甚而在輯佚之外，可探索數據庫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更大的效用（對此本文第三節將予討論）。

考證學、辨偽學的具體研究的成績極為突出，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所有現代文學文獻學分支領域中成就最高的兩個部門，但就其理論與方法而言，若與清季及清末民初的考證學、西方語文學/古典學已達到的高度相比，仍無較大進步。從“二重證據法”到“三重”“四重”證據法的提出、研究須結合“內證”與“外證”、注重“史料批判”并確立孤證不足憑之為檢驗證據的基本原則之一等等，都不能算是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發明、創造。也許唯一有價值的觀念是，學者們通過諸多具體、專門的研究，得出了一個至今大致為學界認可但仍有點脆弱的“共識”，即無論是作家的“自我表述”（見之于文學作品、自傳、回憶錄、口述史料），還是其他的一手、二手資料，在未經充分批判、辨證之前，都不可視作完全可信的證據，而這一“共識”，嚴格說來，不過是中西文獻學、史學研究的常識。

此外，在這些承自傳統文獻學的現代文學文獻學各分支領域的理論、方法發展之外，舉凡現代文學文獻之編纂、文獻的存藏與流傳、文學史的編年之體及其與年表、年譜關系等與文獻學緊密相關的諸多方面問題，也激發了學界討論的熱情。如在關于作家文集、全集、研究資料集編纂問題的討論中，既有“對繁異體字更換、二簡字處理、異形詞更換、標點符號用法、數字用法、校勘成果處理形式、手跡釋讀、引文處理等具體問題”[24]的經驗總結，亦不乏就理想的編纂原則、作業方法及其中預設的學術思想觀念的分疏、辨析。[25]在關于文學史的編年體的討論中，既有如錢理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時，提出旨在打破僵化的文學史敘述結構，以“編年體的結構方式”“呈現文學本身的復雜、豐富、無序、模糊狀態”的考量；[26]亦有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時，拒絕先在的理論預設，將“編年體”與“紀事本末體”予以結合，重思“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的寫作實踐；[27]更有學者對某種“編年研究”（實為一文學史書目提要）的性質及學術貢獻深表懷疑，批評其名實不副、作者鄙夷“簡陋的‘史料長編’或按照時間編排的‘史料匯編’”而所為仍系“資料匯編”[28]等的評論。但包括編年史在內的一切史著之編纂，其體裁、體例并非只是簡單的技術層面問題，[29]相反，“歷史理論的運用，史料的掌握和處理，史實的組織和再現”，“劉知幾所謂才、學、識，章學誠所謂史德，都可以在這里有所體現”。[30]不過，這些具體抑或抽象的討論，是否可以被視作理論、方法之創獲，或在何種范疇、程度上被視為創獲，都是次一等的問題，它們的被提出，毋寧說明了現代文學文獻學對自身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的探索，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成一不容小覷之支流，將鼓勵后人循流而下，“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盡管如此，還有必要強調的一點是，對現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理論、方法的探索，并非意味著我們在這一領域的所有工作，都必須要有理論、方法論的自覺，從而陷入惟理論體系是尊、言必稱“問題意識”“迷信研究方法”[31]的誤區。因此舉不僅悖離了文獻研究“先在的實踐屬性”，也可能取消文獻研究之為一專業領域的專業度。實際上，任何一種理論、方法，倘若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實際研究中遇到的問題，其意義、價值注定就要大打折扣（我們只要想想80年代流行的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控制論及21世紀初如走馬燈般刮過的當代西方文論之風，就不難明白這一點），而且，重要的是，任何一種理論、方法，皆有其局限性，在研究中一般需要配合使用，需要以掌握堅實證據、尊重文獻原意、體貼前人心曲為前提，二者如不能配合，恐難得出真正有說服力、洞察力的結論。更何況任一新的理論、方法的提出，不僅對學者個體的要求極高，首先也必須建基于具體、深入的個案研究的基礎之上，其理論總結、概括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極高的創發性、前瞻性、邏輯性和思想深度，經得起廣大同行無數次的模仿、檢驗、證實、證偽、試錯及理論批判，直至被證明能夠行之有效地指導研究實踐，才能最終認定其成立，否則便與任人都有的感想、印象、囈語無異，與文學創作無異，但與學術研究無涉。

三、正在開發的新領域、新議題

在前述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持續開掘、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不斷探索的背景之下，21世紀以來，新的領域、議題也被相繼開發出來。這些新的領域、議題，依主題、重心和處理方法的不同，可概括為三個方面：其一是開始重視對檔案資料、圖像資料及其他此前較少注意及之的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其二是有關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等的研究；其三是包括“數字文獻學”在內的“數字人文”研究。

在這三者當中，對檔案資料、圖像資料及民間文獻、地方文獻等其他較少注意及之的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非是新的研究領域，主要與文學史研究如何擴充、利用文獻史料這一材料搜集和處理方式有關，但這仍是比較傳統的看法。在21世紀，自覺在文學史研究中利用此類文獻史料，從文獻學的角度對這些材料予以專門處理，開始成為20世紀70~80年代出生而今活躍于學術界的年輕學者的新的追求。不過，以圖像資料運用于文學史研究為例，其首要前提乃是搜集，搜集已不易，要理解圖像，無疑更有難度，“這從不少西方學者傾心于撰述‘怎樣讀懂一幅圖’之類的論文即可看出”。“研究圖像資料的取向，若要極其概括地敘述，似可約略分作三種：一是以圖證史（文學史、文化史……歷史），二是視覺文化研究，三是藝術史研究。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以圖證史’（這里的‘證’自非簡單之‘證明’‘證實’，也包括重估、商榷、批評、補充等等）和視覺文化研究無疑是更為需要也可以學習、駕馭的取向。前一方面的典范性著作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杰出的文化史著及彼特·伯克的《圖像證史》、哈斯克爾《歷史及其圖像》，后一領域的重要研究則有福柯對《宮娥圖》的解讀、羅蘭·巴特對商業廣告的批評及電影研究等等，皆可資借鏡。”[32]而所有這些取向、視野當中的圖像，圍繞著各自的學術傳統、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也都產生了一系列核心議題，在現代文學史研究中，是否會帶出新的議題，還有待學者省思、發展。

在有關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等的研究方面，中外學者都做出了不同層次的努力。以手稿研究為例，雖然遲至21世紀才有理論、實踐層面的雙重考察，但中外學者的貢獻同樣引人注目。2005年，陳子善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題為《簽名本和手稿：尚待發掘的寶庫》的演講，疾呼學界應重視手稿與簽名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對手稿的定義和價值等問題作出了初步探討。[33]在此前后，其對周氏弟兄、胡適、張愛玲等重要作家手稿的研究，開風氣之先，且較之前的研究（如朱正《魯迅手稿管窺》）偏重于觀察作家如何修改文章這一角度，顯得更為多元。2006年，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題為《中國現代文學手稿研究現狀》的演講，從五個方面介紹了其所從事的“手稿研究”：“一是手稿研究與傳統學科，如版本研究、目錄學、校讎學等的異同；二是手稿研究的概念和范圍；三是手稿研究的重心在于重視構寫的過程；四是手稿研究對單獨文件的重視；五是手稿研究的最終關注，是在對單獨文件與構寫過程的關系中來重新描述歷史的動態和寫作的不穩定性。”[34]此后，王錫榮、趙獻濤等人提出了建立中國手稿學的設想。[35]但在目前，對現代作家手稿的研究，仍集中于魯迅研究領域，且研究成果多為對手稿發現和鑒定過程的報道、手稿所涉相關史實的重建，或是就其文獻史料價值層面所作的討論，亟待進一步深入；所依賴的理論資源，只有法國學者皮埃爾—馬克·德比亞齊的“文本生成學”（génétique textuelle，或譯“發生校勘學”），而較少參考中國古代手稿（包括寫本、抄本、稿本等等）和其他國家、地區手稿的研究傳統，但正如有學者所談：“法國學者之現代手稿研究或文本生成學，究竟與校勘之學（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引者注），中文傳統之版本學目錄之研究，前現代手稿之研究，是否有截然之分別，是歷史與理論待解問題”，[36]更何況“文本生成學”也只是歐美手稿研究之一脈而已。

簽名本、毛邊本則是近現代印刷出版史、書籍史向版本學提出的新命題和新挑戰。事實上，直至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者們對簽名本、毛邊本的認識還比較簡單，如形容簽名本時，宣稱“國外圖書發行，有所謂限定版，即一書出版，精印若干，不再重印，限定了印數，以抬高印本的身價。外國出版文學書，有發行作者簽名本的傳統，售價極高，也是一種生意經。我國新文學出版界，也用過類似的方法，但沒有出版過限定版”。[37]形容毛邊本，則表示“當時的平裝本書，一般都是三邊切光的，只有一部分，是不切的，稱為毛邊書。比如北新、光華、大江、創造社等書店，多出毛邊書，為新文學出版物的一個特色。毛邊書是吸收了外來影響，也是新文學的特殊現象……毛邊書的興起，是隨著新文學的勃興而來的，它便成了新文學書的一個標幟”。[38]無論是對這兩大新的文獻類型的特點的揭示，還是相關的大量個案的研究，顯然都還很不夠，但到了21世紀，《簽名本叢考》及即將出版的《簽名本叢考續集》《毛邊本叢考》等著作共同表明：不僅此二方面有了長足的發展，學者且能對其歷史源流、版本鑒定及相關領域問題皆有所考察：如其發現“1927、1928年間，中國新文學出版發生了一個新的變化，大量新文學創作以洋裝毛邊本的形式印制發行”，[39]這一問題的提出，對毛邊本研究、現代文學史及出版史研究，可謂意義重大；其對葉圣陶《城中》初版本毛邊本的研究結論則是，此書“是符合魯迅標準的書頂書口毛書根光的毛邊本”，“是開明書店印制的第一批新文學毛邊本之一”，“大概也是葉圣陶新文學創作的第一種毛邊本”，[40]既將這一毛邊本的文獻史料價值、文物價值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同時也啟發同類型研究，不妨從書籍史、出版史、作家生平創作史等多元、不同的視角予以審察，以見出書籍、文獻史料背后的歷史，開發“材料”之中的“議題”。

但關于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的研究，更大的意義在于將文獻學研究的對象，從抽象的文獻、文本，轉入手稿、紙質書等文物、實物的研究。如下文即將分析的那樣，這一實物研究的傾向，在“博古學者”（antiquarian）的努力下一直都有發展，但文獻學的研究，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有必要強調以實物文獻為主這一原則。[41]這不僅是指，在整理和研究現代文學版本時，要從實物（而非書影、書刊照片、掃描件）出發，根據實物進行分析、研究；還意味著，對于從事目錄、考證、辨偽之學乃至手稿研究等等，在很多時候都需要從實物出發，否則很難深入。例如，有學者對魯迅名著《吶喊》第十三版、《彷徨》第八版的研究，即從二書所見特殊的版權憑證（一般所知只有魯迅名章藍印，此二書還套有書名首字紅印）出發，從提出并解釋這一不同尋常的版權憑證、何以在此時此書出現，作為研究的開始，不僅詳予探求了二書版本的特色，也為我們揭示了此二版本的問世背后，魯迅編纂出版自家著作的慣例及其變化、魯迅與北新書局版權糾紛案的另面、魯迅與創造社的論戰及其回響、魯迅林語堂關系破裂背后的人事和偶然性因素等問題。不待言，這一研究既是版本學、文獻學的研究，同時也是文學史研究的精彩個案。[42]但這一切，如非研究者搜集原書、實物，從實物出發，是萬難產生的。推而廣之，手稿、報章雜志和書籍的影印件和電子版，固然有其便利、優長之處，但對于實物文獻學的研究，時常仍嫌不敷使用，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研究者時常依賴于數據庫作研究的時代尤須注意及之；最后，在書、報、刊之外，“像作家的藏書、生活用品之類的實物”[43]及現代文學史上特有的文物如現代作家的徽章、會員證、紀念冊、書寫工具、稿紙，乃至其遺跡、圖像、音視頻資料等等，雖然絕大多數迄未有學者專門研究，但在此一學術觀念不斷轉型、落實之后，未來的發展態勢，似可大膽預期。

魯迅手稿

最近“數字人文”研究的發展，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開發了新的研究領域，提出了若干新的議題。“數字人文”研究由“量化史學”、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方法發展而來，建基于目前已有的各種近現代文史數據庫這一基礎設施之上。其旨在向學者提出“超越檢索”、以數字方法切入研究的新的意圖和思路，因此也被論者視作新的“學術革命”發動的契機，目前已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據筆者粗淺的觀察，在其與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結合的過程中，亦可發現不少用武之地，這主要包括“數字文獻學”和“數字現代文學”研究兩大方面，具體而言：

第一，針對數字文獻本身的研究，或可稱之為“數字文獻學”。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我們至少應該考慮下述問題：與傳統文獻相比，現代文獻本身有何特點？給文獻學、文學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問題？如何解決？被數字化之后的文獻本身有何特點？如果我們的今天研究已經無法脫離數據庫，則又該如何看待數據庫、利用數據庫？學者與數據庫的關系是什么？線上的所作所為與線下的學術活動有何關系等等……

第二，以對數字文獻、數據庫本身的文獻學、信息科學的探討為基礎，或不從事這方面的專門工作（但仍須有這方面的自覺），而是致力于利用數據庫展開現代文學研究，就其文本和數據進行深度分析、挖掘，提出新的議題和分析形式（forms of analysis）、論證模式（models of argument），對舊問題作出新的、量化的分析和研究結論等等，直至促生新的研究范式或“數字現代文學”這一新的領域，也同樣是我們需要探索的方向。[44]

其中第二個方向的探索無疑是更為重要的。仔細說來，我們可以利用數據庫、互聯網，至少在以下七個方面展開研究，包括：1.從事包括現代文學版本、圖像史料在內的諸多文獻史料的具體研究。有一種看法認為，“數字人文”將會埋葬傳統的版本、目錄、校勘、考據等學問，但這種看法可能過于天真了。以校勘學為例，現有的在線典籍校勘系統尚處于摸索階段，且并未納入海量的近現代文學文獻，任一較完備的文本尚無由生成，何談其他？但這并非是說傳統的校勘學不需要作出改變，相反，如面對“多數數據庫采用的是未經整理的文獻底本”這一現狀，如果站在為其他數據庫用戶著想、盡量節省其勞動并幫助其盡快辨識版本異同的立場上，被傳統的校勘規范不予重視的“底本以外的版本訛誤”顯然也需要被呈現、處理。[45]2.作家生平傳記的大規模研究；3.文學社團、思潮、流派的譜系研究；4.以“關鍵詞”為主的文學思想史、觀念史的研究；5.文學文本的文體學（風格學）、修辭學、語言學的計量研究和情感分析等；6.研究數據可視化及其分析（如與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7.同樣以量化研究為取向，以現代文學（史）為研究對象的跨學科、跨地域、跨族裔、跨語言的比較與綜合研究等。[46]凡此種種，既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目前也已有中外學者開始致力于相關研究，值得期待。

四、空間、制度與代際：影響現代文學文獻學的重要因素

7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問題、可能的發展方向已如上簡述，但如何評價這一領域研究的歷史與現況，其成敗得失又該由誰負責等問題，同樣也是本文的題中應有之義，需要我們關注、思考。事實上，無論是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持續開掘，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還是新領域、新議題的相繼被開發出來，它們首先都是現代文學文獻學自身不斷發展、成熟的“內在理路”催生的結果，但在同時，也是學者們對自身的學科、專業定位及其展開過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困難、疑惑、焦慮，以學術的方式所作出的共同的回應。這種種困難、困惑、焦慮的感覺，清楚不過地體現在幾代學者連續呼吁建構一個獨立的“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有關論述當中。

1985年，馬良春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發表了《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將“現代文學史料學”予以學科化的倡議。此文首先區分了文學史學和文學史料學的不同研究任務，進而就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解釋，最后也最具有指導意義的是，作者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類型學觀察，和以此為基準展開相關工作的設想。依文獻史料類型的不同，其將工作范圍劃分為專題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資料、文學史上某種文學現象的研究資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書刊編目、年譜、文學大事記、索引、筆名錄、辭典、手冊等）、敘事性史料（包括各種調查報告、訪問記、回憶錄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編選、佚文的搜集、書刊的影印和復制等）、傳記性史料（包括作家傳記、日記、書信等）、文獻史料（包括實物的搜集、各類紀念活動的錄音錄像等）、考辨性史料等七大類。盡管在今天看來，這一觀察仍顯粗疏，且偏重于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亦未涉及一個專門領域建立時需要確立的理論、方法、作業規范、程序等前提問題之討論，但作為拓荒性的工作，在現代文學文獻學史仍占有重要地位。此后不久問世的樊駿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也審慎地接納了這一提議，但有所修正。不過，馬良春、樊駿等人的洞見，不僅在80年代處于邊緣地位，就是在90年代也被暫時擱置，此時如火如荼的“重寫文學史”熱避之不談文獻史料，致使有關的文學史書寫不免硬傷累累。[47]直至2004年，劉增杰發表了《建立現代文學的史料學》，表明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治學觀念、研究取向再一次發生變化。四年后，謝泳又發表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使設想變得更為具體。此外，也有青年學者“基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文學史料的發掘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意義”，提出建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學科的看法。[48]凡此種種，既是現代文學文獻學自身不斷發展、成熟的“內在理路”所致，但在同時，也象征著這一領域的學者們對自己充滿濃厚興趣的文獻史料工作不斷尋求意義、如何向同行及更為廣大的學術共同體說明工作意義何在的不懈努力。

為什么文獻學者需要不斷尋求意義，并向同行作出解釋、說明？這固然是任何學術工作需要的，但的確在這一領域更為突出。因為，就在馬良春、樊駿等人試圖建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學科、力圖“完成自身系統工作的建設”未久的20世紀90年代初，孫玉石就發表了與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現代文學史料學要成為一門科學的意義，不僅在于促進文學史料的發掘與整理，辨偽與考訂，不僅在于完成自身系統工程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如何發揮史料建設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中實現科學化的調節機制。沒有完整史料建設基礎的理論是殘缺不全的理論。同樣，沒有理論升華的史料建設也是沒有完成的史料學。史料學應該盡到促進理論研究科學化的責任”。[49]從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論者在向文獻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論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實上，卻也顯露出文學史家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當時流行的術語是“資料工作”）持以不敢信任、認同的態度。在文學史家看來，文學文獻史料研究是需要為文學史研究服務的，過于強調其獨立的學科性、專業度，而不能與理論對話、與文學史研究對話，其價值或恐微不足道。這也是迄今為止學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劉福春所論：

有些人常常說，我們這些做文獻的就是為研究服務的。我覺得不對。這就等于說，我們的文學批評并不完全是為創作服務的。文獻研究也有自身獨立的價值。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文獻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圍、工作規范、治學方法和獨立的學術價值，已經能夠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文獻無疑是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務的，但對于文獻工作卻并不盡然。如果將文獻工作與研究工作視為兩種不同的學術工作的話，文獻工作無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開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獻工作的目的，文獻工作應該有自己要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學科獨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證，才能使現當代文獻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評價和健康的發展。古典文學文獻學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學研究而獨立存在，現代文學文獻學同樣也可以獨立存在。[50]

就此而言，劉福春的論述代表了21世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者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即我們所發掘、整理、校讀、研究的對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獻”。二者的分野其實非常明顯：對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學，只是史學研究的資料，而對于“文獻”來說，自有其多方面的參考價值，非只史學（包括文學史學）一端，易言之，“史料整理是個初始的工作，為的是給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礎，現代文學也首先需要史料的發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們的史料學。真正的文獻工作則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過程就可以成為發動學術的工具，甚至成為一代思想的發源……不應該將其視為前學術階段的工作”。[51]由此出發，在眾多先驅者所開辟的道路上，“現代文學史料學”“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及“現代文學資料學”等理論構圖，開始不得不轉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這一新境，但回顧來時路，我們不得不指出，在學術思想觀念的變動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響了這一領域數十年來的發展。這些影響因素，在此主要指的是學術與高等教育在空間上的差異，學術生產、評價制度及文獻資料利用制度的不良，學者代際的轉換等。

如所周知，自1949年至今，雖然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等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課程中，一度皆有專人開設“新文學史料學”等課程，也培養了一些從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研究的專門人才，但與7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教育的整體格局及人力資源相比，仍如杯水車薪。這首先是由于開設這些課程的高校，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優質學術、教育資源聚集地和文化中心地帶，未能輻射至全國各地，造成了發展的不平衡性；其次，即便是在這些高校內部，無論是課程建設，還是相關的學術研究，也只限于任課教師個人的努力，而未能獲得制度的支持；其所用于教學、研究的文獻史料，多為任課教師個人收藏，極小一部分才來自學校和當地的圖書館，遠遠談不上系統、深廣；其間進行的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現為一種師門內部的傳承、一種“默會之識”（tacit knowledge）的習得，而非是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專業訓練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實際上，就連授課教材基本上也是由任課教師自編自印，直至1986年朱金順以課程講稿為基礎、修改完成的《新文學資料引論》[52]作為該領域首部教材問世，情況才有所改變，因此，這些課程的影響，只能及至于選課學生、任課教師所指導的少數研究生和訪問學者。

《新文學資料引論》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但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在努力消除空間差異，試圖尋求制度支持，締結學術共同體，從而相互支援，共享專業資訊、資源及學術研究的信念。這表現在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等學術團體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等機構相繼成立，《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新文學史料》（創刊時為輯刊，后改為期刊）《中華文學史料》（輯刊）《東北現代文學史料》（輯刊）等刊物的創辦，都見證了這一努力的過程，但這一努力是否奏效？我們僅從《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中華文學史料》《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等刊物相繼停辦，最后只剩下《新文學史料》這一發表現代、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及其研究的專業刊物即可一窺全豹。然而，學者們嘗試將現代文學文獻研究學科化、制度化的種種努力，并未因此而中輟。新世紀以來，一系列以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為主題的專業會議的召開，乃至中華文學史料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這一學術團體的成立，不僅使得全國范圍內該領域學者走向聯合、達成共識成為可能，也推動了“現代文學史料學”向“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全面轉型。2003年12月20-21日清華大學召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學舉辦“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學術研討會”，2006年9月24日中華文學史料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在河南大學正式宣布成立，2009年11月1-3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現代文學新史料的發掘與研究”國際學術會議，2016年4月8-10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理工大學開幕。同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現代中文學刊》等專業刊物也開始接受文獻工作成果。現代文學文獻學似乎正在迎來它自己發展最好的時候。

但我們不必高估學科化、制度化的倡議以及過度渲染學術共同體的發育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重要。這是由于不良的學術生產、評價制度和文獻資料獲取、利用制度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其發展歷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到20世紀80年代專業期刊的逐漸增加旋即凋零，變為以報紙副刊、書訊類報紙、非學術刊物為主，再到如今為專業期刊和報紙部分接納，70年間現代文學文獻整理成果和研究論文的發表條件，可謂一波三折，當然，這也與相應的學術評價密切相關。正如前引不止一位文獻學者在呼吁建議現代文學文獻學、史料學時所指出的那樣，其在長期以來并未得到應有的積極、公正的評價，直至今天，“文獻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難重重，工作辛苦、時間長、見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學術評價不高”[53]仍使同道中人耿耿于懷。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迄今為止，在“王瑤學術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論文獎”等專業獎項中，幾乎看不到關于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論文，更無論文獻整理成果。

毋庸置疑，這一有欠積極、公正的學術生產、評價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重要因素，乃是不同世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對何謂現代文學、何謂現代文學史、何謂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如何做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和研究、如何評價這一工作等問題理解有異導致的。盡管“世代”（generation）這個社會學的概念“在使用時要相當謹慎”，[54]但正如史學界正在發生的“世代交替”現象所示，不僅21世紀年輕一代的文獻學者的“問題意識、書寫或表達形式、研究規范與學術價值觀”，已經呈現出與前輩學人“迥然不同的樣貌”，[55]就是在此前幾代學者內部，不同世代的學者，對現代文學的定義、現代文學研究的取向、學術工作方式及其意義的理解有異，也直接影響了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者的研究、寫作取向，影響了其在相應階段的學術生產、評價體系中的位置、角色。舉例來說，當阿英、唐弢等人從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工作時，極為熱衷于五四新文學、左翼文學，而朱金順、姜德明、劉增杰、陳子善、商金林、劉福春、解志熙等人的觀念、實踐則較為多元，但因他們與現代文學家多所接觸，進退取舍之間，仍不無感情傾向，但到了包括筆者在內的更為年輕的世代進入這一領域時，現代文學及其文獻史料已成相對客觀的研究對象，而我們所要面對的也不僅僅是歷代前修所理解的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影響的焦慮”，還有來自古文獻學、西方語文學/古典學、“數字人文”等等不同學術傳統、領域的學者的影響和挑戰。

圖書館及其他文獻庋藏機構的書刊利用制度的不夠友善，致使研究者獲得并利用原始文獻資料極其不易，也是限制現代文學文獻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此，周谷城曾指出：“造成民國時代學術文化的斷層，原因之一是民國圖書的館藏量少和流通不善，書籍難與廣大讀者見面，嚴重影響了民國時代的學術成就直接服務于現代化事業。當前，民國圖書成了學術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難尋的書籍。全國只有少數大城市和幾所主要大學藏書較多，但缺乏完整性與系統性，而且紙張變質，有的字跡模糊不可卒讀。十年動亂，人為損壞更嚴重。因損失較多，有些書籍已成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為內部參考，而不能對外開放。同時，由于古籍的影印本與文獻復制本的出現，竟形成了民國圖書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難看到的奇特現象。”[56]既然專業學者長期以來都難以接觸、閱讀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獻資料，而不得不借助于建立個人收藏，或是尋求建立與收藏家、書商的私人的文獻史料交換網絡，才能從事相關工作，其他對此懷有濃厚興趣卻缺乏一定條件、能力的同行，若欲順利邁入這一行列，就無異于癡人說夢了。直至21世紀以來，隨著圖書館等文化館所服務意識的提高、晚清民國報刊數據庫的迅速發展、舊書刊售賣和拍賣網站的開放運作，才逐步消除了這一制度的負面影響，使我們更多、更充分、更多元的文獻研究成為可能。但在另一方面，恰以文獻利用制度的不良，激發了學院內外的學者，投身于廣泛搜集實物史料、建立個人收藏、辨別史料真偽、注釋和考訂文本等工作。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魏紹昌、朱金順、姜德明、包子衍、陳夢熊、倪墨炎、徐重慶、胡從經、陳子善、龔明德、謝泳等幾代學院內外的文獻學者，莫不如此。他們的工作狀態，頗有幾分近似于阿諾爾多·莫米利亞諾所說的，在歐洲近代史學出現之前十分活躍的“博古學者”，“對歷史的事實充滿興趣，但對歷史學卻興味索然。”[57]但也因此，這一領域較文學理論、批評或文學史學等其他領域，對來自大學、社會科學院系統之外的學者更少排斥和敵意，后者當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與職業學者不相上下的出色成就。

然而，就其總體而言，由于上述所論諸影響因素的存在，1949年至今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雖已有不少成績、可圈可點，但問題仍很突出。例如，樊駿當年提出：“從史料工作者需要具備怎樣的知識修養，到應該如何進行史料工作，再到如何檢驗工作成果，它應該達到何等水平等，都缺少具體明確的要求和標準”，[58]可謂是該領域的核心問題，然而直至今日其仍未被充分討論，只在輯佚學等分支領域稍有論及。[59]諸如此類，理應構成21世紀這一領域研究的起點。

五、走向未來：文學、文獻學與史學的辨證

自筆者于三年前提出“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至今，[60]當代文學研究界亦出現了所謂的“史料學轉向”之說，但與此同時，近年來亦有學者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等問題。在這一討論中，其強調了“史學化”研究趨勢對文學的“內部研究”可能造成的另一種壓抑、弱化，重新提倡“文學史”研究不應過分重視“史”而輕忽其之為“文”的面向。[61]此后，盡管也有學者從正面提出了在現代文學領域采取“史學化研究”路向的必要性，并提出重視樸學方法，以求得戴震所謂的“十分之見”（而非“成見”“偏見”或“不見”），[62]顯示出文獻史料學者不畏時議、堅持己見的姿態，但也有年輕學者就此類現象發表了更為嚴厲的批評：

必須承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這些年在佚文搜集、版本考證、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進步，為后世研究者的工作打下了極為堅實的基礎。不過，如果仔細想一下，那么我們會發現這些年出現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格局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細化而已。因此，學界對現代作家生命中的隱秘之處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對作品發表時的環境有了更加全面的考察，那些早已被作家本人遺忘的佚文也紛紛進入我們的視野，然而，所有這一切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80年代以來研究界對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判斷。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往往是首先劃分出各自的研究領域，然后分頭進行深耕細作式的鉆研，根本沒有余暇看看旁邊的“風景”，更不要說去重新思考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整體圖景。[63]

這一論述涉及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判斷，一是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現代文學界仍未有大的創新，大致上仍延續80年代的研究格局（在作者看來，王德威等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是唯一的例外），二是近四十年來文獻史料、文學史研究者們“深耕細作式的鉆研”并未帶來對“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整體圖景”的改變。但對這兩個判斷的理解，其實都關系著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如何理解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碎片化”問題。應該說，近年來隨著史學界對“碎片化”的批判，這一問題，也似乎成為了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問題。批判的原因無外乎是說“碎片化”不能導向“整體圖景”的重新描繪，亦即對現代文學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實上，這一問題本身是有問題的。這不單是因為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包括文獻史料研究）還不夠“碎片化”，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如穆時英是否“附逆”、何以“附逆”）之類的基本史實迄今未能解決、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如周氏弟兄如何失和）常因關鍵性文獻的缺乏而徘徊于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對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評（如丁玲第一部小說集《在黑暗中》）以不顧及版本學、校勘學研究而無法使之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不單單是由于我們可以援用歷史主義、實證主義認識論及其修辭，得出“整體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為基礎很難站住腳，碎片化研究如果沒有整體化視野價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類折衷、調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說，無論是史學界所謂的“全史”“通史”或“整體史”，還是文學理論界所謂的“總體性”“整體化”視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學術發展階段，提出這些設想雖然都有其必要性、現實關懷，但在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種設想，既有其洞見、貢獻，也是一種“迷思”、一種“想象”、一種重新建構“宏大敘事”的誘惑（對于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而言，還有什么以畢生之力書寫一部現代文學史更具誘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視野、川流不息的時間長河中，也不過是一個個“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并不必然導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觀、整體之眼光并不必然帶來對文學史的重新建構、解釋。其實，目前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的對“碎片化”與“整體化”問題的爭論，早在幾十年前，西方學界已有充分的討論和辯論，[65]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是否選擇微觀（史）研究的取向，既與學術潮流、學者個性糾纏在一起，也因為許多批判“碎片化”的學者未有專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陳義過高，難以以理服人。

葉圣陶

洪子誠

王德威

陳子善

至于論者熱衷于制造“碎片化”與“整體化”的虛假對立，正如制造文獻史料研究與理論批評、文學史研究的虛假對立一樣，乃是對文獻史料研究的性質及其與理論批評、文學史研究的關系缺乏較深入之認識所致。以至今尚未“古典化”“歷史化”的當代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為例，洪子誠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即已聲明，“史料與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之間，是一個互相推進、辯駁、制約的雙向運動”。因為，“‘史實’與‘史識’是相關的。文學史料工作不是‘純’技術性的。史料工作與文學史研究一樣，也帶有闡釋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擺在那里的，需要發現，賦予意義，給予‘編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長、變化或消亡的。這里面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待搜集整理的材料，一是搜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與材料建立的關系。盡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業規范’，但是這個關系是獨特的，難以通約化。如果對文學歷史的狀況和問題晦暗不明，欠缺相應的歷史觀和藝術判斷力，將如何理解材料的價值，如何將它們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上？”[66]

但如此立論，并非是想要弱化文獻史料研究的問題意識、思想視野及其與文學、史學研究的對話關系。恰恰是說，我們一方面要尊重文獻史料研究的專業度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要從小的、具體的細部研究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觀察是有難度的。正如漢學家德沃斯金所言：“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已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歷史學的靈魂不是按年羅列事實，而是解釋。”[67]無論是開掘文獻、校勘文本，抑或是鉤沉考證、重建史實，無一都需要提出新的解釋，而不只是對事實本身的盡可能的還原或無限接近。支撐我們從事文獻研究的基本觀念是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但對歷史主義、實證主義的批判，自尼采、福柯、波普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至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納等人，都有諸多精彩論述，顯然，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不可能亦不必推崇至極端境地。不過，“求真”“求實”仍為人類認識自我、世界的主要目的、沖動，因此，后現代主義并未摧毀實證研究，相反，實證研究所以長盛不衰，乃是從后者那里汲取了不少新的靈感和思想，從而一面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局限、不足，一面用心開拓胡適所謂“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的“高遠的想像”[68]（對于布羅代爾而言，與“努力工作”或“語言能力”之類素養相較，“想象力”才是歷史學家更為核心的特質），訓練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使研究與事實相合、與邏輯無違。在此二方面認識配合之下，學者們實虛相濟、文史兼修、圖文互證，并輔之以新的研究工具、資源，或可使其專門研究及所作結論、相關認識，既不會像傳統的學者那樣天真地以為真理、事實、真相在握，也不會輕易地走向妄說、臆測之境地，而失去應有的分寸感，使“科學性”“客觀性”及韋伯所謂的在學術研究中盡量懸置價值判斷、保持價值中立的追求，成為一紙空言。

我們也有必要確立這樣的“常識”：文學研究并非中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化外之地”，也并無超越其他任何專業領域的“治外法權”。我們已經聽聞許許多多的文學研究者（特別是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的強調（因此，文獻學、史學研究的規范，社會科學研究的行規，似無必要注意）、對引進西方當代流行諸種文學理論、方法的“必要性”的強調（向中國、西方的古典學術傳統和常規學術研究虛心學習，從中汲取自己發展、革新的動力，似就不必重視），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卻一例充滿了偏見和成見。盡管對現代文學研究“碎片化”的擔憂本身并非偏見、成見，但也與此密切相關，或可謂是這些偏見和成見刺激、延伸而出的一個必然的觀點。不過，正如上文所論，基于文獻史料的文學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在其研究中重視對“整體圖景”的理解，從而使文獻整理與研究在獲得具體、細部的認識的同時，推動、幫助我們形成對現代文學史的重新理解，但亦須使這一工作享有其應有的尊嚴和榮譽的同時，不斷保持與傳統、現實之間的對話關系。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一對話關系，是內蘊于文獻整理、研究本身的，并非我們強加、強行賦予或“過度詮釋”得來。與那些擔心文獻研究無關現實、無法回應現實關懷的學者的看法相反，余英時從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中就得出過完全不同的判斷：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包括文獻研究在內）本身，即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們的“最后創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69]學風如何影響世風、政風之變，正可由此想見。

總之，在筆者看來，現代文學研究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既與未能充分吸收、轉化西方文學理論、方法有關，也與其間的文獻學、史學取向發展尚處于原始階段相關（恰非是論者所謂的“過猶不及”）。因為，若是文獻學取向已有長足之進展，我們應該就不會只有一部《魯迅全集》可以信賴，其余則聊勝于無；若是史學取向能有出色之發揮，我們的研究能與專業歷史學者的成果比肩，則文獻史料是否需要開掘、其與研究之關系何在等問題，似亦不必在此饒舌。歷史學者早已指出，“史料無論新舊，關鍵是要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認識，否則無論前人用什么材料，討論什么問題，甚至就是一篇小說，都可以把我們想要說的話提前說了”。[70]進一步來說，“‘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學者終日涵泳于其間、終生面對且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于論著者對于‘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于用語、詞匯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了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71]

因此，無論是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還是令其他學者擔憂的“史學化”研究趨勢，所折射出的恰是當下的現代文學文獻學與文學史研究共通的焦慮、困難與盲點，以及其嘗試提出的因應之道：在文學、文獻學與史學之間，如何辨證、折沖、協商、妥協，互相支援、互為其用，從而使得我們的研究既獲得歷史化、古典化的品質（“文學史”的“史”），亦不失其當代性和文學性（“文學史”的“文學”）。當然，面對種種一時難以定讞的爭論，文獻學者既不必妄自菲薄、自覺低人一等，亦不必因此妄自尊大，以為斯文在茲、學問在茲，相反，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努力、廣泛地吸收新知的同時，作出諸多切切實實的研究，以使自己的工作成果，成為此后從事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和有效的學術積累，恰是應該追求的境界。但這仍只是最低層次的追求，我們更高遠的目標是，讓既有的宏大敘述、歷史書寫及文獻編纂“實踐中一貫的簡化、區隔、壓抑、排斥策略以及選擇性、習慣性遺忘等”[72]得以再度彰顯，從而盡可能還原一個復雜、多元、歧義共生、眾聲喧嘩的文學/歷史圖景，而這將有助于人們更為深入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及其與現代社會、制度、文教、道德倫理之關系的同時，亦可使我們自身不斷成為更加開放、包容并具有充分的實踐性和能動性的現代自我。這不僅是現代文學文獻學之于全部人類學術工作的貢獻，也是其之于當代人、當代社會的意義之所在。

注釋：

[1] 張若英（阿英）編：《新文學運動史資料》，光明書局1934年版，第1-2頁。

[2]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輯。

[3]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輯。

[4] 嚴家炎：《唐弢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唐弢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頁。

[5] 唐弢：《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

[6] 劉增人、陳子善教授談話記錄，2019年6月5日。另，據此談話記錄，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書的下落》（《世紀》2014年第6期）有關記述有誤。

[7] 王賀：《目錄學向何處去》，《上海書評》2019年3月19日。

[8] 陳子善：《十五年來史料研究的回顧和展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六屆年會，1994年5月2日-6日。

[9] 陳子善：《為“張學”添磚加瓦》，《光明日報》2016年1月12日。

[10] 關于現代文學史研究中如何整理、運用圖像資料的初步探討，參見王賀：《現代文學版本及其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評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鑒〉》，《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葛兆光：《成為文獻：從圖像看傳統中國之“外”與“內”》，《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11月13日。

[11] 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個初步觀察，參閱吳秀明、史婷婷：《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狀況考察——基于數據的統計與分析》，《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6期；吳秀明、史婷婷：《近十年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總體圖景——基于數據的類型分析》，《文藝爭鳴》2019年第2期。

[12] 易彬：《“鉤沉集腋，功在文苑”——陳子善老師學術工作評述》，《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

[13] 王瑤：《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

[14] 葉圣陶說：“古書講究版本，你（指唐弢——引者注）現在談新書的版本，開拓了版本學的天地，很有意思。”轉引自朱金順：《新文學版本的學術和文物價值》，見種福元、劉愛平編：《中國古舊書報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

[15]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7頁。

[16] 姜德明：《新文學版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頁。

[17] 徐鵬緒、趙連昌：《中國現代文學目錄類型論略》，《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趙連昌：《中國現代文學目錄學類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類型研究之一》，青島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18] 王賀：《目錄學向何處去》，《上海書評》2019年3月19日。

[19] 解志熙：《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氏著：《考文敘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7頁。

[20] 張麗華：《通向文化史的現代文本文獻學——以魯迅隨感錄〈新青年〉刊本與北新書局〈熱風〉本的校讀為例》，《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21] 顧農：《魯迅怎樣編校〈唐宋傳奇集〉》，《中華讀書報》2014年5月14日。

[22] 參李怡：《地方性文學報刊之于現代文學的史料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劉濤：《緒論——民國邊緣報刊與現代作家佚文》，《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頁；凌孟華：《抗戰時期非文學期刊與作家佚作發掘脞論——以〈國訊〉為中心》，《現代中文學刊》2015 年第4 期；湯志輝：《民國時期的中學校刊及其文學史料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9期；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與現代文學文獻整理的若干問題——以新見穆旦集外文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

[23] 王賀：《“常見書”與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以穆時英作品及研究資料為討論對象》，《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常見書”與現代作家、學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記〉為討論對象》，《上海魯迅研究》第82輯（2019年1月）。

[24] 廖久明整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整理談》，《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

[25] 王賀：《從“研究資料集”到“專題數據庫”》，《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集體署名”與全集編纂的“現代性”問題》，《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3期。

[26] 錢理群：《有缺憾的價值——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

[27] 王德威、李浴洋：《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王德威教授談〈何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3期。

[28] 楊洪承：《“新編年體”在史料整理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徘徊——評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文藝研究》2014年第5期。

[29] 陳其泰：《歷史編纂：中國史學優于西方史學》，《人民日報》2015年3月30日。

[30]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

[31] 付祥喜：《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主體的三個“危機”》，氏著：《問題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頁。

[32] 王賀：《現代文學版本及其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評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鑒〉》，《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

[33] 陳子善：《手稿的定義和價值》，《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簽名本和手稿：尚待發掘的寶庫》，季桂保編：《思想的聲音——文匯每周講演精粹》，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頁。

[34] 張重崗：《馮鐵：中國現代文學手稿研究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4月4日。

[35] 橋畔：《“中國現代作家手稿及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秋季號；趙獻濤：《建立現代文學研究的“手稿學”》，《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秋季號；王錫榮：《手稿學在中國》，《文匯讀書周報》2015年10月26日。

[36] 易鵬：《“花心動”：周夢蝶〈賦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編：《觀照與低徊：周夢蝶手稿、創作、宗教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14年版，第271頁。

[37]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頁。

[38]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頁。

[39] 陳子善：《“希望不要買毛邊書”》，《文匯報》2019年6月16日。

[40] 陳子善：《葉圣陶的〈城中〉》，《文匯報》2019年6月18日。

[41] 朱金順：《講究版本要靠實物，初版時間要憑初版本版權頁——序〈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鑒〉》，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鑒》，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頁；陳子善在其文獻編纂、研究及“新文學史料學”課程的講授中，一直踐行并強調從實物出發這一作業原則。

[42] 陳子善：《〈吶喊〉〈彷徨〉版本的幾個問題》，復旦大學2019年6月27日演講。又，此文演講稿即將發表；作者對《吶喊》版本的前期研究，亦可參《〈吶喊〉版本新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43] 胡博：《樊駿——中國現代文學的守護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下冊，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頁。

[44] 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

[45] 王瑞來：《既是方法的闡述，也是發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論〉導言》，《光明日報》2019年4月10日。

[46] 詳參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

[47] 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1999年初版），針對該書的文獻使用錯誤、匱乏及“過度闡釋”等問題的討論，近十余年來，層出不窮，參見徐潤潤、徐楠：《“多義性的詮釋”不是脫離文本的隨意闡釋——為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指瑕》，《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唐德亮：《〈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錯謬》，《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2期；付祥喜：《當代文學史編寫中的文獻史料問題：以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為考察對象》，《文藝研究》2014年第3期；李明軍、拉珊娜：《〈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諸問題商榷》，《邊疆經濟與文化》2018年第6期。

[48] 袁洪權：《文學史料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西昌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6卷第4期（2004年12月）。

[49] 孫玉石：《史料建設與理論研究科學化問題隨想》，《中華文學史料》第1輯。

[50] 劉福春：《尋求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的獨立學術價值》，《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51] 王風：《現代文本的文獻學問題——有關〈廢名集〉整理的文與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

[52] 《新文學史料學研究之回顧》，《朱金順自選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頁。

[53] 劉福春：《尋求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的獨立學術價值》，《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54] 羅·埃斯卡皮：《文藝社會學》，羅美婷譯，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頁。

[55] 陳春聲：《新一代史學家應更關注“出思想”》，《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

[56] 周谷城：《民國圖書資料的學術文化價值》，見種福元、劉愛平編《中國古舊書報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57] 轉引自王晴佳：《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四個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58]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輯。

[59] 參見潘樹廣、涂小偉、黃鎮偉主編：《中國文學史料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3-1307頁；王賀：《〈西北文藝〉所載夏羊佚詩、佚文與遺札——兼論現代文學文獻的散佚及價值》，《北方論叢》2018年第4期。

[60] 王賀：《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61] 郜元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62] 金宏宇：《現代文學的史學化研究》，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頁。

[63] 李松睿：《整體研究圖景與單一化的歷史想象——談王德威的抒情傳統論述》，《文藝爭鳴》2018年第10期。

[64] 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5] 王晴佳：《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與現代史學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6] 王賀：《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問題——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訪談》，《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67] 轉引自楊天宏：《“心通意會”：歷史研究中的虛證》，《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3期。

[6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胡適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頁。

[69] 《余英時訪談錄》，http://mooc.chaoxing.com/course/509018.html.

[70] 《明清時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樣的——梁勇〈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書序》，趙世瑜：《面目可憎：趙世瑜學術評論選》，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07頁。

[71] 《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鄧小南：《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06頁。

[72] 孫民樂：《“不屈不撓的博學”——評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現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