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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隨著中國國門被鴉片戰爭打開，越來越多的職業不同、身份各異的英國人來到古老的中國。他們接觸到了一個與西方迥異的東方民族，其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宗教信仰、習俗文化等各方面與英國完全不同。在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陳友冰研究員看來，“在考察游歷中記錄、搜集的大批中國典籍和風俗文化資料，更使他們觸摸到中華文化獨有的魅力，在震驚、激動之中逐漸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濃郁的興趣，逐漸由為布道增加親和力或為商業征服鋪平道路轉為發自內心的仰慕和愛好，逐漸由收集風俗文化典籍資料，轉為對這些資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業余愛好變成終生追求，從而完成了由傳教士、外交官向專業漢學家的身份轉換。”從歷時性角度而言，英國漢學經歷了從服務拓殖到興趣驅動到學科自覺的歷程，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19世紀，英國漢學界涌現出一批學養豐厚、著述等身的漢學家，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19世紀英國漢學三大代表人物”——理雅各（JamesLegge,1814—1897）、德庇時（SirJohnFrancisDavis,1795—1890）與翟理思（H. A. Giles,1845—1935）。理雅各將畢生精力投到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中，以先秦文獻為主，以“四書五經”為重點。德庇時則將目光投向中國古典詩歌、小說與戲曲，編譯的《中國詩選譯》（ThePoetryoftheChi?nese,1870）唯獨缺少詞作。翟理思翻譯的《古今詩選》（ChinesePoet?ryinEnglishVerse,1898）選譯近200首18世紀以前歷代詩人詩作，所著《中國文學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1901）和《古文選珍》（GemsofChineseLitera?ture,1884）選譯130多位詩人的240首作品，均不見宋詞的身影。早在19世紀，唐詩（尤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作）便為英國漢學家熟知并多次譯介，但宋詞卻一直難覓蹤跡。

20世紀前葉宋詞英譯的萌發

20世紀上半葉是歐洲漢學的繁榮發展階段，其萌芽與發展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和典型的歷史時代特征。英國漢學在20世紀初進入繁榮階段，與英國政府的直接干預有很大關系。著名學者陳友冰認為：“1906年，英國財政部門成立專門的委員會，研討改進漢學教學和研究問題。委員會由雷伊勛爵（LordReay）擔任主席，邀請一些著名專家學者進行調查，1909年形成調查意見向國會報告，這就是英國漢學史上有名的‘雷伊報告’。報告建議將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和國王學院合并，由國家撥款成立東方研究院，研究范圍包括印度、中國、馬來西亞、緬甸、日本、東非和西非等國家和地區的語言。”1930年代，英國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分別設立中國學院與東方學院，研究東亞諸國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等內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推動下，英國漢學步入繁榮發展期，涌現出一批享有盛譽的漢學家，其中佼佼者諸如阿瑟·韋利（Ar?thurWaley,1889—1966）、克蘭默·賓 （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蘇利耶·德·莫蘭特（GeorgeSouliédeMo?rant,1878—1955）等。在英國漢學發展繁榮的語境下，以宋詞為代表的中國詞作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被西方漢學家翻譯。

作為英國著名的漢學家，韋利把畢生都用在中國古代文學、文化藝術的譯介與研究上。其早期譯作《古今詩賦》（AHundredandSeventyChinesePoems,1918）選譯《詩經》、陶潛、白居易等中國古代經典詩人詩歌170首，卻并未選譯作為獨特文類的宋詞。盡管早在1918年時，韋利已經了解“詞”這一獨特的中國文類，但直到1946年，他才在《中國詩集》（ChinesePoems,1946）中首次翻譯了兩首詞作，即敦煌詞《鵲踏枝》（叵耐靈鵲多謾語）和李煜的《望江南》（多少恨）。《中國詩集》是他所譯的《古今詩賦》《中國古詩選譯續》《郊廟歌辭及其他》與《詩經》的合集，在將譯作結集成冊時，韋利象征性地翻譯了兩首詞作。韋利輕視“詞”的根本原因有兩點：第一，他認為詞的韻律是詞的生命，而韻律難以翻譯。在《中國詩170首》的序言當中，韋利明確指出詞是遵循具有嚴格語調與韻律的詞牌的長短句。由于韻律難以翻譯，他在翻譯詞作時采用了自由詩體形式。第二，他深受中國古人對詞的態度的影響，認為詞的內容陳腐，不值得翻譯。他說：“詞的內容完全是陳腐的。詞作很少被翻譯，它也明顯不適合翻譯，因為它的全部價值在于韻律的抑揚頓挫。”韋利一生出版專著20多部，廣涉包含敦煌學等諸領域在內的中國文學、文化藝術，譯有大量的中國古詩，但卻始終沒有重視過古典詞的譯介研究。

雖然20世紀初期是英國漢學發展的繁榮期，但漢學家主要將精力放在中國古詩、元曲與明清小說上，而始終未能真正矚目于宋詞譯介。

20世紀中葉宋詞英譯的發展

宋詞在英國的譯介，要等到1930年代，克拉拉·M·甘淋（ClaraM.Candlin）女士譯出《風信集：宋代詩詞歌賦選譯》（TheHeraldWind：TranslationofSungDynas?tyPoems,LyricsandSongs）。《風信集》是英語世界第一部具有斷代性質的詞作英譯本，于1933年由倫敦莫約翰（JohnMurray）出版社出版。該選集收錄并翻譯中國詩詞共79首，其中宋代詞作是主體，有60余首；涉及的詞人有溫庭筠、韋莊、李煜、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朱敦儒、辛棄疾、陸游、姜夔、劉克莊、蔣捷等，共計26人，基本涵蓋宋代有影響力的重要詞人，可稱之為首部英譯宋代詞集。根據江嵐的《唐詩西傳史論》（2009）一書，與最早于1815年由英國漢學家馬禮遜翻譯的唐詩英譯詩篇相比，宋詞英譯晚了約一個世紀，但與首部斷代唐詩英譯本《英譯唐詩選》（GemsofChineseVerse，英國外交官W.J.B.弗萊徹翻譯，1919）相比，兩者在時間上相距不遠。從跨文化譯介和跨語際實踐角度而言，《風信集》是英語世界中第一部大規模譯介中國古典詞作（主要是宋詞）的詞集，其開創意義、譯介策略與文化價值值得肯定。在詞作選擇、翻譯方法和修辭風格等方面，《風信集》開一代風氣之先，別有特色。其一，在詞作選譯上，基于自己的翻譯理念，甘淋選譯的詞作形式主要是長短句結合，較少選擇形式整飭的五言或七言句詞作。其二，在翻譯方法上，為了增強譯文的可讀性，甘淋比較偏愛短句譯文，擅長將長句拆為短句，比較近似于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Venuti）在《譯者的隱身》中所提出的“歸化法”。這比較充分地調動并發揮了譯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但卻使得原作的藝術風格難以穿越文化阻隔，得到最大程度的譯介和展示，也使得譯文難以區分不同詞人的藝術風格，甚至呈現出千人一面的傾向。其三，在修辭風格上，譯者喜歡簡樸通曉通透的詞句，選譯文本基本屬于文意曉然的詞作，有意避開用語優雅精致的典雅之作。就接受美學和闡釋學來說，個性化的譯文風格與個人化的選擇傾向，以及宋詞獨有的音韻之美和意象之境，決定了《風信集》難以向普通英語讀者呈現中國古典詞作的美感體驗與藝術價值。

宋詞英譯離不開20世紀初期英國漢學與東方學的繁榮語境，離不開英國政府東亞政策的推動，更離不開彼時彼刻西方的時代語境。“一戰”使得一些西歐知識分子痛感西方文明的墮落，歐洲大陸的博愛精神被慘無人道的殺戮取代。他們開始反思本土文化精神，向東方民族汲取思想的漿泉，期望恢復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時，這也誕生了西方知識分子的世界眼光，使他們關注、推崇東方精神。比如堅決反戰的法國作家、思想家羅曼·羅蘭大聲疾呼歐洲大陸應該放眼世界，吸取東方民族的思想。在《擁護國際精神團結——擁護世界文明統一》一文中，羅蘭宣稱：“今天我們必須接受最廣義的人文主義，擁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

正是在如此時代背景下，克蘭默·賓主編了《東方智慧叢書》（WisdomoftheEastSeries），叢書涵蓋印度、中國、日本、波斯、阿拉伯、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等亞非國家的文學藝術，均由倫敦莫約翰出版社出版。該叢書旨在將東方智慧與西方思想置于平等層面，使西人對東方精神有更好的了解，也反映出主編期望通過東方民族智慧來啟迪西人、恢復歐洲的人文精神。該叢書的每本著作前附有一則“編者說明”，編者相信，“對東方偉大理想與崇高哲理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復興慈悲的真正精神，它不蔑視也不懼怕其他不同信仰與不同膚色的民族”。與韋利一樣，克蘭默·賓從未到過中國，卻十分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積極向英語世界介紹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他本人翻譯了《燈宴》（AFeastofLan?terns,1916）、《玉笛》（ALuteofJade,1909）、《詩經》（ClassicsofConfucius:BookofOdes，1909）等中國詩歌，不過，其中并未涉及詞的翻譯。在《東方智慧叢書》中，中國文學文化的譯著所占比例最大，《風信集》便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譯文之一。主編克蘭默-賓為該書撰寫長文介紹并推崇宋代文化，認為宋代文化保存并延續了唐代文化，宋代母體文化足夠強大從而征服并轉化了異族文明。他對中國詩歌特點的分析，顯示出對中國文學的深刻理解，一如他所說，“中國詩歌經常交織著對瞬息逝去的悲傷。”

1930年代，英語世界還出版了另一部詞集譯作《中華雋詞》（Chi?neseLyrics,1937）。這是第一部中國學者英譯的詞作，由初大告翻譯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推出。初大告（Ta-KaoCh’u,1898—1987）系山東萊陽人，早年求學于北京高等師范英語系，1934年秋赴英國劍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與語音學，1938年回國后翻譯了大量中國古代文學典籍，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正是在劍橋求學期間，他結識了劍橋大學的教授、英國著名文學評論家、小說家阿瑟·奎勒庫奇（ArthurQuiller-Couch，1863—1944）。奎勒庫奇在《中華雋詞》的“序言”中說：“我強烈感覺到，學習中國詩歌——它是沉思性的、尋求自身的智慧，一定對我們這個混亂驚恐、戰火彌漫的時代里的歐洲詩人是一劑良藥。”可見，英語世界的知識分子并不了解中國宋詞的主題與藝術特點，卻急于向東方民族尋求精神救贖之道。《中華雋詞》收入唐五代、兩宋詞人22人，元初詞人劉因及清代詞人僧正巖共24位詞人的53首詞作。

20世紀中后葉宋詞英譯的嬗變

除克拉拉·甘淋外，20世紀中葉的英國漢學家將目光投向敘事文本的譯介，對中國古代小說、戲曲有著較大興趣。《聊齋志異》（蘇利耶·德·莫蘭特譯，1913）、《三國演義》（鄧羅翻譯全譯本，名《三國志演義》，1925）、《水滸傳》（GeoffreyDunlop從德文轉譯，1929）、《搜神記》（翟林奈譯，1938）、《金瓶梅》（ClementEgerton譯，1939）等皆被選譯或全譯，《灰闌記》（JamesLaver從德文轉譯，1925）、《西廂記》（熊式一譯，1935）、《牡丹亭》（HaroldActon譯為《春香鬧閨》，1939）等戲曲也受到重視。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宋詞在英國的譯介基本無人涉足，處于被忽略、被邊緣、被遮蔽的宏觀態勢。1947年，英國詩人白英（RobertPayne）選編的《白駒集：從古至今中國詩選》（TheWhitePony:AnAnthology ofChinese PoetryfromtheEarliestTimestothePresentDay），部分改變了宋詞無人識的文化狀況。在該詩歌選集中，唐詩占據主要篇幅，詞作僅收入索菲亞·陳（SophiaChen）翻譯的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醉花陰》（薄霧濃云愁永晝），熊丁（音譯，HsiungTing）翻譯的辛棄疾的《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和納蘭性德的《菩薩蠻》（白日驚飚冬已半）、《采桑子》（明月多情應笑我），王勝志（音譯，WangSheng-shih）翻譯的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共計4位詞人的6首詞作。與韋利及甘淋的詞作英譯相比，譯者認識并有意區分“詞”是一種不同于古代詩歌的新文類，是一種入調可歌的曲子詞，并試圖在譯文中體現詞的文類特點。因此，在翻譯詞作的曲牌名時，譯者不像韋利與甘淋那樣拋棄已有調名，根據詞意自擬標題，而是在意譯調名的基礎上標明詞的音樂屬性。比如，對辛棄疾的《丑奴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甘淋翻譯的標題為《愁味》（“Sorrow’sTaste”），而熊丁則翻譯為“TotheTuneoftheUglySlave”，表明了詞牌的音樂性。這種標明音樂性加意譯的翻譯法，成為后來翻譯詞作曲牌名的慣常譯法，為西方漢學家所沿用。可見，白英的《白駒集》對于英譯詞的貢獻，不僅在于首次英譯了岳飛、納蘭性德的詞作，更在于確立了英語世界詞牌的標準譯法。

甘淋的《風信集》出版32年之后，英國再次出版專門的中國古典詞作選集；彼時彼刻，美國已經開始了宋詞的學術研究。鄧根·麥金托什（DunganMackintosh）與艾倫·艾林（AlanAyling）合譯的《中國歷代詞選》（ACollectionofChineseLyrics）由英國出版界巨頭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公司于1965年在倫敦出版。該詞選是英語世界第一部涵蓋唐、宋、元、明、清歷朝代表詞人詞作的專門詞作選集，選取從李白到納蘭性德、左輔27位詞人的73首詞作。其中，李煜詞譯作最多，共19首，獨占全部篇幅的26%；其次是歐陽修、蘇軾的譯作，分別為6首；再次是辛棄疾譯作4首，其余詞人基本平均，各為1首或者2首。隨后，二人又合譯出《中國歷代詞選續集》（AFurtherCollec?tionofChineseLyricsandOtherPoems，1969），不過，該書在美國的范德比爾特大學出版社（Vander?biltUniversityPress）出版。1970年代，英國漢學界還編撰過幾部中國詩詞選。比如約翰·斯科特（JohnScott）編譯的《愛與反抗：公元前6世紀到17世紀的中國詩選》（LoveandProtest:ChinesePo?emsfromtheSixthCenturyB.C.totheSeventeenthCenturyA.D），翻譯了6位宋代詞人的12首詞作。英國耶穌會唐安石神父（JohnTurner）翻譯了一部《中詩金庫》（AGoldenTreasuryofChinesePoetry），于1976年由香港翻譯雜志《譯文》（Renditions）策劃、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全部詞作由神父自己翻譯，采用格律詩的形式譯介中國詩詞，共譯介14位詞人的24首詞作。

1950年代以后，英語世界漢學研究的重心基本轉移至北美，美國在譯介研究方面成為英語詞學研究的重鎮。雖然宋詞的英譯之旅起始于英國，但英國漢學界始終未給予中國古典詞足夠的重視和深度的研究。可謂是詞韻悠遠，迤邐萬里，歷經波折，施施西傳。

相對而言，較之唐詩英譯傳播的持續繁盛，宋詞在英國的譯介起步較晚，譯者較少，文集不多，成果欠豐。大致說來，個中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國古人歷來視詞為小道、詩余，詩是正宗、正典，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現。這影響了國際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使其重視中國古典詩歌以探究中國藝術精神，相對忽略或忽視詞作。20世紀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PaulDemieville）的看法也是英國漢學家的主流意見：“如重學漢學，當選漢詩研究”，“漢詩為中國文化最高成就”或“中國天才之最高表現”。他在漢賦、漢詩和魏晉詩歌領域用力頗深，卓有成就，所推崇的漢詩基本為古詩而非詞作，在詞作研究方面則大致從略，乏善可陳。第二，受中國古人視詞為“惻艷之詞”觀點的影響，英國漢學家認為詞作內容多為兒女情長、日常瑣事，缺乏新意，不值得翻譯。第三，作為一種格律嚴格、用字講究的文類形式，宋詞的音樂性特征難以轉化為譯入語言，這也是詞較少譯介的原因。正如評論家余伍洋（W.Y.Yu）在《太平洋事務》（PacificAffairs）1935年第3期書評中所言，“通過另一種語言再現一首詞，完全保存其豐富的意象與聲響幾乎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相比詩這種更為常見的中國詩歌形式來說，詞更難以被翻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人有勇氣翻譯‘詞’這一事實便可以證實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