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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雜志》是《努力周報》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在北京創刊，1923年10月31日終刊。這一報刊由胡適主辦，在當時頗具影響力。借助正刊的影響力，1922年9月《努力周報》發行了增刊，題名《讀書雜志》，以為引導大眾讀書明理。這或是因為《努力周報》創刊艱難，先是被警察廳設法批駁，后又被女房主敲竹杠，說他們辦報是發財的事兒。《讀書雜志》的創刊與此不無關系。而且，胡適在日記中也說道：“我們大的仇敵，不在武力，不在官僚，乃在‘無明’。”（《胡適全集》第二九卷）

《讀書雜志》的發行并未隨著《努力周報》這一正刊的終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24年2月。這期間，《讀書雜志》共發行了十八期。這十八期《讀書雜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學者，他們分別是丁文江、吳虞、任鴻雋、胡適、胡堇人、徐旭生、陸侃如、梁啟超、游國恩、董作賓、劉掞藜、陳衡哲、錢玄同、顧頡剛。當時，他們中的一部分在學界已有較大的影響力。之后，歷史證明，這十四人在未來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人在當時的年齡、職業和他們所討論的問題。

丁文江，36歲，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吳虞，51歲，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荀子之政治論》。任鴻雋，47歲，中國科學社理事長兼社長，《評湯姆生的科學大綱》。胡適，31歲，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西游記考證》《古史討論的讀后感》等。胡堇人，40歲，上莊毓英小學主事，《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以后》。徐旭生，35歲，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天問釋疑》。陸侃如，19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宋玉賦考》等。梁啟超，50歲，清華大學教授，《黃梨洲朱舜水乞師日本辯》。游國恩，24歲，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荀卿考》。董作賓，24歲，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生，《讀〈西游記考證〉》。劉掞藜，24歲，東南大學史地部副主任，《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等。陳衡哲，33歲，東南大學教授，《研究歷史應具的常識》等。錢玄同，36歲，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答顧頡剛先生書》《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顧頡剛，30歲，北京大學國學門助教，《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答劉胡二先生書》《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書》。

以上這些人最長者吳虞，51歲；最小者陸侃如，僅有19歲。他們所發表的文章多以文史考證為主，兼論古史。十八期的《讀書雜志》每一期都有亮點，特別是當時學人之間的一些學術論爭，從文章風格以及按語之中可窺得若干端倪。《讀書雜志》的學術性強，但亦不乏趣味性。

年齡最小的陸侃如在《讀書雜志》發表三篇文章，有《大招，招魂，遠游的著者問題——〈屈原評傳〉“余論”之一》（第2期），《讀〈讀楚辭〉》（第4期），《宋玉賦考》（第17期）。發文數量僅次于胡適、顧頡剛、劉掞藜三先生，與陳衡哲并列第四位。對于一個十九歲的學生而言，這是極為難得的。而文章之所以發表，主要是因為其文風格與辦刊宗旨及主編胡適品味較為一致。胡適早諳考據之道，特別是在1921年11月《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中總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文存》卷二）作文之法。《讀書雜志》第1期所刊胡適《讀楚辭》一文，引導著刊物風格的走向。胡適在《大招，招魂，遠游的著者問題》文后的按語所云，“陸先生這篇考證是很有價值的著作。他雖不肯否認屈原的傳說，但他證明《大招》與《遠游》是東漢時人的作品，他用的方法很精密，使我們很佩服”，更是肯定了上述推斷。1921年12月3日陸侃如在《讀書雜志》第4期發表《讀〈讀楚辭〉》一文，關于此文的寫作，文中開篇即言系胡適將《讀書雜志》第1期寄給他，讓他作批評之文。胡適在《讀楚辭》中否認屈原傳說，而陸侃如則針鋒相對提出“屈原的傳說是不能否認的”觀點。這種論辯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皆有材料支撐，兩文對讀，特別精彩。同樣，胡適《西游記考證》發表后，時年24歲的董作賓作《讀〈西游記考證〉》，為胡文提供諸多補充材料，胡適又在董文后附錄“后記”。這種學術互動式交流以較為完備的成果告終，呈現出的動態過程頗有利于檢驗實證研究成果的對與錯，其獨立之態度，縝密之思維，厚重之積淀在討論之中隨之呈現。

胡適在《發起“讀書雜志”的緣起》一文提出兩點緣由，可視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著大家的批評”，二是“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這兩點在整個刊物中被貫徹得很好。在《讀書雜志》中，胡適、胡堇人、劉掞藜、錢玄同、顧頡剛五人就古史問題進行討論，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萬字。關于古史問題的集中討論借助報刊呈之于眾，頗有一種追求科學精神的擔當，各種論辯問難尤為精彩。后之研究者對諸位先生討論古史問題注意頗多，茲不贅述。這里談一下這十五篇文章之間的關聯，作者立場和情感的微妙變化。

1923年5月總第9期發表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一文，之后參與討論的人有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胡適。這五人分作兩個陣營，胡適、錢玄同與顧頡剛為“疑古派”，胡堇人、劉掞藜為“信古派”。在具體的討論中，顧頡剛開其端，劉掞藜與之辯難，往來討論五個回合。直到第17期顧頡剛發布啟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兩個月內無暇討論古史”，這一論爭才告一段落。緊接著，胡適在第18期撰文《古史討論的讀后感》，做總結發言，表達自己疑古立場。遺憾的是，劉掞藜在發表第五篇文章《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續）》后，因論爭平臺《讀書雜志》的停刊而告終，劉文未見再續，頗為可惜。

在顧、劉、胡的論證中，有幾句閑言，展示出那時學者的學術態度和品格，不妨擇數句以饗學界。顧先生說：“讀劉掞藜先生‘再質’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尋覓這樣的一個伴侶而不可得，現在竟得到了！”（《讀書雜志》第14期）劉先生言：“我老實不客氣地辯駁，覺得先生（指顧頡剛）所說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證據和說法時，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將這篇大話一筆勾銷，以表示我毫無成見。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讀書雜志》第16期）胡先生《讀后感》說：“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于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行文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見怪。”（《讀書雜志》第18期）顧先生與胡先生的真誠溢于言表，而劉先生的勇氣也是讓人敬佩。劉掞藜英年早逝，從其留下的《中國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講義，以及發表在《史地學報》中的《史法通論》一文可窺其堅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風大興之時，能夠堅守自己獨有的學術立場，頗顯學者風范。

在《讀書雜志》發文者還有丁文江、吳虞、任鴻雋、徐旭生、梁啟超、陳衡哲等人，他們或出名門之后，或已然名聲顯赫。在這之中的陳衡哲是唯一一位女性，一生擁有很多頭銜。她曾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碩士，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人際圈中鴻儒、高官、學者、作家皆有。在重慶時，她曾應周恩來之邀訪問過紅巖村。丈夫任鴻雋一生成績卓著，長女以都獲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次女以書畢業于美國瓦薩大學，兒子以安獲哈佛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她的學術成就主要在西方史方面，有《西洋史》《歐洲復興史》《文藝復興小史》等著作。

《讀書雜志》以增刊之名，行讀書之實。“疑古”“信古”之爭發端于此刊，以“疑古”之勝告終。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為基調，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對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