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對于李瑛1940 年代寫作的考察，自然還是要以詩歌和詩論的文本為中心。但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穿透這些文本，必須將其置入當時特定的“實踐”方式（朗誦詩、合唱、學生運動）當中去理解。如何在歷史化的同時，有效地將“青年”的概念劈開， 在相互參照的代際關系中，動態呈現其在時代洪流中的內在質地和豐富層次，也是我們追問“1940 年代李瑛”的關切所在。對于新的時代的“政治青年”來說，“文學” 可以置放于何種位置，或者說，在既成的事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想象文學的方式， 和在新的實踐中保持向上仰望的可能，則是問題的另外一個面向。

關鍵詞：李瑛 1940 年代 文學青年 政治青年

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們興奮不已……

街上到處是兵，執法隊扛著大刀片巡邏。已經聽到炮聲，終于孔德也塞滿了軍人，停課了，真開心！大院孩子們天天扎堆玩鬧，那些大人們你來我往， 交換不斷變化的消息。

北大的一個什么負責人來過家里， 讓爸爸趕快收拾準備南下，說允許帶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飛機，現在只靠城里的臨時機場。

……

爸爸的各種朋友不斷進出，大人們一定在為重要的事情商議著，家里亂糟糟的。

沒容我想兩天，事情已決定，我們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楊振聲、朱光潛伯伯們也都不走。家里恢復了以往秩序，沒客人時爸爸繼續伏案工作。大家等待著必然要到來的一天。①

以上引文，出自沈從文之子沈虎雛的回憶。它以進行時態呈現了1948 年北平文人作出留下抑或南下之選擇的過程。盡管這段記述，實際上透過了童年視角與親屬追憶的雙重濾鏡，讀來依然讓人感慨遙深。或許正是由于這樣的歷史感慨，討論1940 年代末期的文人命運，研究者往往將聚光燈投射在北平的大學教授，特別是其中的自由主義文人身上。正如一位青年研究者所總結的，這些1940 年代文學研究“背后貫穿著一種整體性的問題意識”，即在“面對轉折”之時， “知識分子如何作出選擇，如何安放自身與想象未來，如何面對每一種選擇可能造成的困境，甚至包括如何承擔這一選擇帶來的后果”。② 因此，處于這一時代夾縫中的沈從文、廢名、蕭乾，乃至1948 年歸國的卞之琳， 成為近年學界熱議的話題。但是，在他們身邊的歷史角落，甚至就在他們任教的大學校園里，那些總是以群體面目出現，但數量遠為龐大的“青年”們③，其實也在面臨個人的選擇問題。1945 年秋天考入北大文學院的李瑛，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于李瑛來說，1948 年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中，他與同學馮秀娟訂婚；正式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革命青年聯盟”，并于年底獲批入黨；同時他作為北大“新文藝社”的領導者之一，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在這一年，他還在《大公報?星期文藝》《華北日報?文學》《北方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詩論《論詩人綠原的道路》《讀〈十四行集〉》和幾十首詩歌；他的個人詩集《槍》也在此年出版，不過很快被當局查繳銷毀。僅從以上簡單的概述就可發覺，李瑛經過這“戰斗的一年”，基本確定了未來的人生方向。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一個21 歲青年復雜的主體構成。

所謂“復雜”，是相對于歷史敘述的簡化而言的。李瑛在當下文學史中的位置，是1940 年代的校園詩人之一，是當代最重要的軍旅詩人，是“文革”后期“作品數量最多， 當時的影響也最大”的“專業”詩人④，是《紅柳集》《紅花滿山》《一月的哀思》等具有特殊歷史價值的詩歌或詩集的作者。但是， 如何看待李瑛1940 年代寫作的意義，如何將它與詩人的重要和全部作品有機勾連，一直是讓人困擾的難題。既往對于李瑛的認識， 一度建立在忽略“1940 年代李瑛”的基礎之上，因此他被看作是“共和國詩人”，是黨和人民軍隊培養的、在1950 年代“確定詩歌創作道路”⑤的詩人。 張光年在1963 年為李瑛的《紅柳集》作序時，就對其1940 年代寫作只字未提；在1984 年底作協“四代會”的大會報告中，又將他與王蒙、張賢亮、高曉聲、從維熙、白樺、流沙河、公劉、邵燕祥等人同列，歸入“在新中國成立后陸續開始其文學生涯”的中年作家隊伍。⑥洪子誠、劉登翰的《中國當代新詩史》雖然提及李瑛在1940 年代開始發表作品，但也并未把他算作解放前開始新詩寫作，并由1940 年代“走進當代”的詩人。⑦與以上的看法相反， 近年來孫玉石、段美喬等少數學者，關注并著重分析了1940 年代之于李瑛的“起點的意義”。特別是孫玉石，他認為“三年多的北京大學的學習，給李瑛文化素質與文學修養的養成，提供了一個非常適宜的土壤與空間”；而李瑛在1940 年代形成的詩歌觀念和美學追求，“包含了那些在當時是十分可貴，后來雖然不再以顯形的理論形式得到重申，卻以隱在的意識形式制衡創作”。⑧以上兩種態度的巨大反差，再現出用某種一以貫之的文學史邏輯串聯起詩人各個階段的難度。但這或許正是李瑛，特別是其1940 年代寫作的意義。

筆者認為，對于李瑛1940 年代寫作的考察，自然還是要以詩歌和詩論的文本為中心。但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穿透這些文本，必須將其置入當時特定的“實踐”方式（朗誦詩、合唱、學生運動）當中去理解。如何在歷史化的同時，有效地將“青年”的概念劈開， 在相互參照的代際關系中，動態呈現其在時代洪流中的內在質地和豐富層次，也是我們追問“1940 年代李瑛”的關切所在。雖然無論如何界定，“青年”從來不是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概念。1940 年代末期北平校園中的青年人，只是當時的青年一種，李瑛也不過是這一種青年的其中一員。

一 “脫下長衫”

《李瑛詩文總集》第一卷收錄了一張1948 年的老照片，是李瑛與妻子馮秀娟訂婚儀式上的六人合影。在這張有些虛焦的相片中，身著西裝的李瑛和妻子站在畫面正中， 從左至右分列二人兩側的是四位先生：馮至、楊振聲、常風、沈從文。他們整齊地穿著黑色的長衫，笑容親切溫暖。楊振聲的長衫左側別著胸花，應是這場西式婚儀的證婚人。

1946 年西南聯大回遷后，此前考入北大的學生也分去清華、南開、北大三校，李瑛仍然留在北大。隨后的幾年中，李瑛與原西南聯大的多位教授接觸頻繁，建立了友好的師生關系。⑨承蒙先生們的提攜，李瑛的詩歌和評論獲得了大量發表的機會。他的早期詩文，大多刊于馮至、楊振聲、朱光潛主編的文藝報刊，特別是沈從文主編的四種副刊（《大公報?星期文藝》《大公報?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平明日報?文學副刊》） 之上。沈從文也對李瑛青眼有加，在公開發表的一篇《新廢郵存底》中，沈從文對一批《益世報》推出的新人大加褒揚：“……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輕的還只有十六七歲！ 即對讀者保留嶄新印象的兩位作家，一個穆旦，年紀也還只有二十五六歲；一個鄭敏女士，還不到廿五。作新詩論特有見地的袁可嘉，年紀且更輕。寫穆旦及鄭敏詩評文章極好的李瑛，還在大二讀書，寫書評文章精美見解透辟的少若（即吳小如——引者注）， 現在大三讀書，更有部分作者，年紀都在二十以內，作品和讀者對面，并且是第一回。”⑩

也因為此，李瑛曾被指為“文藝騙子沈從文集團”成員，和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一同遭到左翼刊物的點名批判。11盡管與上述幾位“集團分子”相比，李瑛既缺少西南聯大時期，也未在文學層面接續沈從文的衣缽，但是平心而言，將李瑛視為“沈從文集團”的一員，其實并非沒有來由的“誣告”。至少在1946 年至1948 年之間，李瑛將沈從文奉為文學與人生的“導師”之一， 應無太多疑義。12錢理群在《1948：天地玄黃》中也持相似觀點：“可以毫不夸大地說， 1940 年代末，一個以沈從文為中心的，以‘探索、實驗’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體，正在形成中。他們與沈從文的同輩人，如朱自清、馮至、廢名、朱光潛、李廣田諸先生一起， 在戰爭的廢墟上，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高壓、經濟混亂之中，堅護著文學藝術的陣地。” 這一群體的成員，除了上引《新廢郵存底》提到的鄭敏、穆旦、袁可嘉、李瑛、吳小如之外， 還有汪曾祺、盛澄華、杜運燮、柯原、劉北汜、王佐良、金隄、蕭望卿、呂德中等人。13

可以看到，即使在這一人才濟濟的青年作家群中，李瑛也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能夠讓眼界極高的沈從文稱譽“詩評文章極好”，絕非易事。在今天所能查考的資料范圍內，李瑛在1947 年到1948 年兩年間發表的詩評和詩論共有四篇：《讀鄭敏的詩》《讀〈穆旦詩集〉》《論詩人綠原的道路》《讀〈十四行集〉》，實際的創作數量則要更多。14為了大致說明李瑛詩評的風格特質，我從前三篇文章中分別摘引一段略作分析。

穆旦的詩完全是以深湛的抒情寫出來的，所以他的幻想常常為一種新穎和超越形式所顯露，這就是說經驗、思想和情感三者賦予他的作品以一種驚人的溶解綜合力。他的尤其編成勻整網絡的詩風是得力于詞句的組織、近時代哲學的高揚與自己感情的契合。有些時候， 一個詩人就是位具有一種獨見的哲學的內觀者，一切對他的事覺得便都是新的， 因此勃朗寧的“不滅”的觀念，愛瑪絲“永遠一致”的幻想，就是賦予作詩的那種材料了。

——《讀〈穆旦詩集〉》

新的詩體，必然包含文字新的使用方法。新詩現代化后，文字彈性韌性的增加，實際早已為新的內容所決定，我們無需再說，單就主題來講，它已是隨了現實斗爭的發展而發展，造成一個不斷進取改變的民族形式。這就是說，詩人的筆像風雨計上的指針，我們已可看出它是怎樣隨了時代的風雨在表盤上畫著度數的圓弧。

——《論詩人綠原的道路》

它們是否確是極好的文章，自可見仁見智；評論對象的轉換，是否意味著思想立場的轉變，此處也姑且不論。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李瑛不屬于任何一種詩歌流派，但無論是談論“中國新詩派”的穆旦、鄭敏，還是評價“七月派”的綠原，他都能妥帖地將他的筆鋒，伸入詩人觀念結構的關節處，進而從其內部展開討論，而不是自居于或左或右的立場指手畫腳。“綜合”和“民族形式”， 分別是“中國新詩派”和“七月派”的核心概念，它們都被順暢地引入，并與李瑛自己的文風融為一體，讀來毫不違和。對于構成“中國新詩派”思想骨架的現代主義，特別是T?S?艾略特的思想元素，李瑛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了解。在具體的行文中，李瑛遠超年齡的成熟、周密，以及拿捏有度的分寸感，被沈從文譽為以“活潑青春的心和手， 寫出老腔老氣的文章”15 。

當然，探討和評判一位詩人，最終還是要回到他的詩歌本身。李瑛在1940 年代發表詩作200 余首，今天能夠看到的則為百首左右。部分緣于時代的原因，人們對于李瑛的這些詩作，素有因為以偏概全而導致的刻板印象。誠如段美喬所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凡談到其1940 年代的創作，大多引用《李瑛詩選》中收入的幾首作品，從這些充滿革命激情和強烈的政治意識同時又不乏藝術想象的作品看1950 年代后的李瑛，似乎李瑛的道路是順序而行，理所當然。然而仔細考察李瑛在1940 年代發表的200 多首詩作， 就會發現這一時期李瑛的創作呈現出多種不同的詩歌風格和寫作姿態。”16 與李瑛這一時期的詩論相匹配，在他北大時期創作的詩歌當中，17有相當一部分受到馮至的《十四行集》和《穆旦詩集》的影響，我把它們稱為“馮至風”和“穆旦風”的詩歌。這種影響的表現相當明顯，甚至不需要太過精細的形態分析，僅從意象和用詞的“外形”層面就可見出痕跡。比如下面的這首《死和變》， 單從題目就可以聽到《十四行集》的回響：“蛇為什么脫去舊皮才能生長；/ 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 它道破一切生的意義：“死和變。”（《十四行集》第十三首）

我們贊美樹巔的柳蟬，

歌唱炎熱的時代，歌唱光明，

我們贊美破繭的蠶蛹，

為了它們的生命，第二次誕生。

它們是十分心愿的，它是心愿的，

它們痛苦的一生叫我們感動，

如果你醒來，你會看見：

它反抗它的昨天像一場戰爭。

我們撫摸著自己的肉體在感覺里，

像是剛剛蘇醒，剛剛成形，

我們擁抱著的是一片藍天，

窗前的一樹扁柏，門外的一棵冬青。

不斷地分裂，不斷地遺忘，

這是一切適應的頂峰：

對于自然的匆忙，這是秩序，

對于愚蠢的人類，這是覺醒。

這首詩的前半部分，具有清晰可辨，甚至是不加掩飾的“馮至風”。無論是沉穩、克制的傾訴語氣；穿插張弛的章法；從事物或自然現象起興，進而從中安排詩人的體驗和思想的形式，還是在意旨層面那種通過不斷地脫落，實現個體的轉變和發展的成長模式，都讓我們一次次通向馮至，或者說通向以馮至作為橋梁的里爾克和歌德。試對比《十四行集》第一首中的詩行：

……

我們的生命在這一瞬間，

仿佛在第一次的擁抱里

過去的悲歡忽然在眼前

凝結成屹然不動的形體。

我們贊頌那些小昆蟲，

它們經過了一次交媾

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險，

便結束它們美妙的一生。

我們整個的生命在承受

狂風乍起，彗星的出現。

在《死和變》的后半部分，李瑛嘗試為原本結構嚴整的詩歌形態，增添一些現代性的反諷變化。而當這首詩的主語，從“它們” （柳蟬）重新回到“我們”，詩人連同詩歌本身，仿佛也從馮至式的“中年”，返回了屬于詩人自己的“青春”——“我們撫摸著自己的肉體在感覺里，/ 像是剛剛蘇醒，剛剛成形”“不斷地分裂，不斷地遺忘，/ 這是一切適應的頂峰”——在這些詩句當中重新確立的，是青春期的“我們”的形象。當自我開始成形、開始面對世界的時候，個人與外部世界之間形成了一種含有否定性和緊張感的復雜關系。這里，我們又能夠聽到年輕的穆旦的回聲，特別是《詩八首》和《我》。

從這自然底蛻變底程序里，

我卻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詩八首（一）》

水流山石間沉淀下你我，

而我們成長，在死底子宮里。

在無數的可能里一個變形的生命

永遠不能完成他自己。

——《詩八首（二）》

從子宮割裂，失去了溫暖，

是殘缺的部分渴望著救援，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

從靜止的夢離開了群體，

痛感到時流，沒有什么抓住，

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

遇見部分時在一起哭喊，

是初戀的狂喜，想沖出樊籬，

伸出雙手來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絕望，

永遠是自己，鎖在荒野里，

仇恨著母親給分出了夢境。

——《我》

《死和變》只是一個例子。在李瑛北大時期的創作當中，具有我所謂的“馮至風” 和“穆旦風”的詩歌，至少還有《樹葉》《變形蟲》《擁抱》《私生子》《暴風雨之前》《沙》《巫術》《生日》《贊美》《石像》等十幾首。這些詩篇中包含了大量可供辨認的意象和修辭，比如火災、變灰、死亡、分裂等穆旦式的詞語，安排、秩序、贊美、擁抱等馮至式的詞語。在通讀李瑛1940 年代的詩歌和詩論之后，我感到學生時代的李瑛具有極強的學習能力，可以迅速地領會和吸收他人的思想精華。這種捷悟自是他的過人之處， 但它同時帶來的后果是，李瑛這一時期的詩文，模仿性似乎多過原創性，沈從文說的“老腔老氣”，可能也隱含著問題，盡管我們可以把這視為一個必經的階段。無論如何，可以斷定李瑛確有一段與“西南聯大”的“蜜月期”，這既表現在他與沈從文、馮至、楊振聲等“回遷者”的密切來往，也扎實地體現于文學觀念和創作風格上的師法趨近。或許可以說，李瑛曾經真實地通過類似“自學” 的方式，努力補上“西南聯大”的一課。而這既標示出他與1950 年代開始創作生涯的“共和國作家”的差異，也使他同時區別于“中國新詩派”和“七月派”的詩人。

在這段蜜月期之后，李瑛在1948 年前后是否有過明確的思想轉變，從而讓他完成對于“西南聯大”從親近到疏遠的線路切換， 則很難從文本層面判斷并論析原因。但在某些詩作的字里行間，還是多少可以見出一點“轉”的跡象。1948 年底，李瑛寫下一首名為《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這首詩從來沒有經作者談起，也很少被研究者注意，我們節錄于下：

（朋友！你脫下笨重的長衫，

讓我領你走上這條路……）

容許我輕輕地禮贊這條路，

容許我固執地說我的愛憎。

路！讓我擁抱你吧，在朋友面前，

我要以獨輪車，老旱船，驢子的蹄，

我要以野花的蔓，莊禾的葉片，草木的須根，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

夏天有早晨的露水，

冬天有雪花。

……

快一點走，趕上幾步來，

太陽已經對準那些先知者，

和經典里的預言升起了。

（唉！朋友！

原來你還沒肯換下長衫呢！）

如果作一種隱喻式的解讀，將這首詩中的勸誡意味，與本節開篇提到的老照片聯系在一起，當能產生許多深沉的聯想。中國古代豐富的服飾文化，使得近現代史中的每一次“換裝”，都潛在地含蘊著社會變革的力量。因為蔽體之“衣”，恰好是“世道”與“人心” 的中間物質，對內寄托性情志趣，對外指向社會歷史，所以每一次系統性的“更衣”， 都是社會與心靈的雙重革命。而在另外一邊， 凌宇的《沈從文傳》從與沈虎雛有別的另一角度，講述了沈從文玄黃未定時的選擇：在國共兩黨爭取知識界知名人士的較量時刻， 中老胡同北大宿舍的教授寓所里，各種客人往來穿梭，在沈從文家里，“先是北京大學當局有關人士登門造訪，勸說沈從文離開北平去臺灣，并送來了直飛臺灣的飛機票。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樂黛云、左翼進步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來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臺灣，留下來迎接解放， 為新時代的文化教育出力”。18沈從文的去留已是定論；而他是否情愿“換下長衫”， 跟隨這些青年走上新路，并非本文所要討論的話題。但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這里，“導師”與“青年”的關系已經發生了主仆辯證式的逆轉。李瑛們成為了“進步”的代表， 以“先知者”的身份回頭對落在后面的教授們說：“快一點走，趕上幾步來！”這或許是1940 年代末的歷史風暴中，北平校園里處處發生的一場看不見的革命。

二 “第二戰線”

對李瑛1948 年的經歷與思想發展的另一條敘述線索，于此已經浮出水面，那就是被毛澤東稱為國統區反蔣“第二戰線”的學生運動。李瑛曾在2005 年對來訪者回憶到：“老伴（指馮秀娟——引者注）那時和我一塊考的北大，我和她是大學同學。后來她被分到南開，因為她家在天津。我和她一起搞地下工作，她在南開搞學生運動，我在北大搞學生運動。在北大讀書時，1946 年、1947 年爆發了反內戰、反饑餓運動。就在1947 年，我參加了地下黨組織的學生活動， 1948 年入了黨。地下黨是不公開的，只是單線聯系，有很多系統，互相都不認識……北平解放后，組織上把地下黨都公開了。這時候，同學們才發現：你是地下黨，我也是地下黨，你是這個系統的，我是那個系統的。” 19

如其所述，李瑛從1946 年底開始，即已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在他后來的回憶中， 1948 年學運高潮來臨之前，印象較為深刻的有因1946 年12 月24 日駐華美軍暴行事件而起的反美游行，以及1947 年“五二〇運動” 前后，以“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罷課斗爭。20到了1948 年，從“四月風暴”到“七五血案”，平津地區學潮風起云涌。當時在北京訪學的美國學者博迪（Derk Bodde，一譯卜德）在他的日記中寫到：“過去的一年里，一些被稱之為‘顛覆分子’或‘共黨分子’的學生被抓，有的還被槍殺。為此，大學界不斷發生騷動。比如，7 月5 日，大約有1500 多名東北的流亡學生舉行游行示威。當這支隊伍經過市政府主席的家門口，正要分散時，遭到了憲兵的射擊，12 名學生身亡。這次游行示威的起因是這些東北流亡學生聽說他們將被征召入伍去打仗。這些學生，可能是這樣那樣的人，但他們絕不是共產黨人……北京的大學生在反抗政府這點上看來是團結一致的。教職員工中的反對派隊伍，也在成長擴大。”21 在另一篇日記中，博迪記錄了他聘請的中文家教馬先生的觀點：“對知識界，政治的手法也極其愚蠢。它把非共產黨的學生抓起來，僅僅是因為他們反政府。這樣，勢必就把這些學生推向共產黨的陣營。” 22

盡管以上的記述，無可避免地帶有當局者迷的色彩，但還是生動地勾勒了風云變幻中的大勢。在這條“第二戰線”上，大學社團是學生運動重要的中介和組織形式。李瑛在1947 年12 月加入了北大“文藝社”，此后積極參加該社舉辦的各種文學講座、作品研討會，每半個月出版一期壁報，并化名為“壁報”寫作短詩和雜感。23錢理群曾對大學社團與1948 年學潮的關系有過深入分析， 根據他的考察，這一時期學生的文藝活動主要以四種形式展開：群眾歌曲、漫畫、活報劇及朗誦詩。24李瑛的許多詩作，就是為了配合社團的文藝活動而寫，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時效性，例如寫于1948 年3 月29 日的《歡迎我們的伙伴》，就是為前日在北大民主廣場舉行的平津各校營火晚會而作。25這首長詩模擬了一個演講的情境，詩人完全以學生領袖的口吻，向前來聯誼的各校同學表示歡迎和歡送。與此類似的，還有《獻給北大人的詩——作為五四的禮物》《中國學聯， 我們的旗》等詩歌。在這類詩歌中，《展開詩朗誦》和《合唱》值得單獨提出分析。因為它們本身就是適宜朗誦，或者就是作為“朗誦詩”而創作的；它們的主題和表現對象， 又直接是“詩朗誦”和“大合唱”——兩種在1940 年代興起的、具有群眾性和表演性的文藝實踐與運動形式。因此，可以把這兩首詩視為目的與手段、文字與聲音、思考與行動的綜合體。由此我們也能看到，這時的李瑛對于“形式的意識形態”的理解和操練。在長詩《展開詩朗誦》中，詩人這樣寫到：

在苦難的時代

展開我們的詩

在多風雨的今朝

展開詩朗誦

因為它

將要為我們帶來

昨晚和前晚的苦夢的解脫

帶來我們長久所渴念的

幸福和歡樂

……

展開詩歌朗誦運動

使我想起高爾基、魯迅的拳頭

想起《起來呦，馬扎爾人》的作者

想起秦始皇

想起法國大革命人民所沖破的

巴士底監獄的鐵欄桿

那些重新看見了太陽的人的喜悅

想起這些，我的

手掌便握成了拳頭

……

展開詩朗誦

我們便有一種光明的預感

新鮮的、健壯的、幸福的預感

因為解放了詩

便是解放了人類的聲音

解放了屈辱的生命

同那些被屈辱的靈魂

時代的詩給我們帶來了

博愛，平等，帶來了

民主和自由，帶來了

幸福和工作，帶來了

笑和歡笑的力量

……

朗誦詩是人民的武器

人民都有的武器啊

盡管《展開詩朗誦》是一首詩歌而非論文，但是李瑛在其中展現了令人驚異的思辨和論辯力量。他將“詩朗誦”的形式意義， 歸結為對人類聲音的解放，進而聯系到被侮辱與損害的生命和靈魂的解放。其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幾乎不在朱自清的名文《論朗誦詩》之下。在《合唱》中，李瑛也用動人的詩句點出了“大合唱”的革命性所在26：

那邊

一個年老的過路的男人

用手背擦著流淚的眼

戰栗的歌聲

從他沒牙的嘴里吐出來

他像個重新年輕的孩子

勇敢而且智慧地唱著

他的聲音融入了大家的聲音

……

那歌呀，那大合唱的歌呀

泛濫在多行人的街道上

并且濺向遠方

那些街路上來往走著的

或者佇足在廳堂外傾聽的

或者孩子

他們

都隨著唱起來

并且興奮地握緊自己的帽子

表示出痛苦與驕傲

我們雄渾的歌

在今天

急劇地跳躍著

……

它們用莊嚴和愛

相互燃燒著

我們都為了真理而感激

有趣但也讓人困惑的是，諸如此類的詩作，是和上節所引的，帶有“馮至風”和“穆旦風”的詩歌在幾乎同一時間寫就的。閱讀李瑛1940 年代后期的詩歌，時常感覺詩人仿佛有兩支筆，被左手和右手分別握著，同時寫出粗細不同、風格迥異的句子。作為研究者，不應該因為對于左手或右手的偏愛， 而對另外一邊視而不見。更重要的是，李瑛似乎相當自然、舒適地承受著這種“分裂”。在他20 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的詩文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激烈、緊張、左右互搏的思想斗爭和內心風暴。也許可以勉為解釋的一個原因是，李瑛的詩歌觀念和對文藝功能的自覺意識，是在歷史展開的進程中，在參與學生運動和文藝活動的實踐中，同時也是在非常具體的個人生活（如戀愛、婚姻、家庭等實際問題）中逐漸形成的。寫于1948 年4 月的《論詩人綠原的道路》，或許展現了李瑛逐漸清晰起來的，盡管仍然成分復雜的思想認識：“現時代的詩，必須應該是從大眾的生活取得支持，從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取得支持，從個人強烈的愛情、思想與信仰取得支持。時代前進著，詩前進著——艾青、田間、馬凡陀，便是詩探險隊勇敢的隊員， 而在更年輕的一群里，我們尤喜愛綠原。” 27

無論是《展開詩朗誦》和《合唱》中的詩行，還是《論詩人綠原的道路》的分析， 都在內容和形式的雙重層面表現了個體向集體的趨歸，“我們”一詞也在其中大量出現。這在詩歌史和文學史中，一般被歸納為抒情主體由“我”向“我們”的嬗變。如錢理群所分析的：“‘我們’代表的不僅是一種集體的、多數的力量，更是真理、信仰，具有道德的崇高性”“到所要討論的1948 年， 隨著政權的更替，‘我們’開始上升為一種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秩序、體制……于是， ‘我’在被‘我們’所接納（融化）中，既感到了群體生命的崇高，又獲得了一種安全感。‘我’向‘我們’的靠攏（皈依）就這樣成為那個時代的大勢所趨。‘我們’體的話語也成為一種‘時代追求’。” 28

但是，李瑛1940 年代詩歌中“我”與“我們”的辯證，與上述分析相較更為復雜。在他“馮至風”的詩作當中，同樣大量出現“我們”一詞，而且《死和變》《沙》《生日—— 寫在二十一歲生日》29這三首詩的第一個詞都是“我們”。但是這些“我們”盡管略有不同，但都接近于馮至式的“我們”，而不是左翼化的“我們”：

我們贊美樹巔的柳蟬，

歌唱炎熱的時代，歌唱光明，

我們贊美破繭的蠶蛹，

為了它們的生命，第二次誕生。

——《死和變》

我們生活在可怕的平凡里

應該歌頌散碎的沙礫

因為它在勇敢的絕望中

改變得痛苦，死得美麗

——《沙》

我們走過的日子隨著丟失了，

丟失的一切安息如塵土，

誰都看不見我們的影子甚至時間，

因為我們是走著螺旋的道路。

——《生日》

事實上，以“我們”作為詩歌中的主語， 乃至全詩首詞，的確是馮至風格重要的承載形式。在《十四行集》全部27 首詩里，這樣的“我們”在14 篇中出現，其中7 篇是在首行——“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第1 首）、“什么能從我們身上脫落”（第2 首）、“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第16 首）、“我們有時度過一個親密的夜”（第18 首）。在馮至這里，“我們”是一種對于距離的控制和組織，它是詩人與其詩歌、語言、思想之間的想象性關系。與帶有強意識形態性， 因而具有強排斥性的“我們”不同，馮至式的“我們”是包蘊性的，被它包含的每一個存在，都不會因為聯結而犧牲其個性，彼此獨立而又相互關情。正如他在以威尼斯為題的那首十四行中所描述的結構關系：“一個寂寞是一座島/ 一座座都結成朋友”，而作為整體的那座水城則是“人世的象征，千百個寂寞的集體”。在《十四行集》另外的一些詩行中，“我們”給人的感覺更為具體， 也更為親近。當讀到“我們天天走著一條熟路”“我們來到郊外”這樣的詩句時，在我們腦海中浮現的，或許是“冠者五六人，童子二三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情景，甚至可以由此想象西南聯大時期特有的師生關系和生活方式。總而言之，《十四行集》中的“我們”，或者是抽象的、周遍性的，或者是具體的、同人式的“我們”。

如果按照時間順序閱讀李瑛北大時期的詩歌，確實能夠感到李瑛對“我們”一詞的使用，有著從同人式的“我們”向階級性的“我們”發展的總體趨勢。越到后期的詩，后一種“我們”出現的頻率越高。但是這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仍舊包含了豐富的因子，其中既有過渡與替代，也有停留與疊合。這也就是為什么直到晚年，李瑛仍然對曾經的自己， 那個“常穿了一件褪色長衫匆忙行走”的“青年人”充滿溫情的原因。30

三 緊繃的神經

在馮至《十四行集》沖和從容的詩句背后，實則隱藏著頻仍的危險和離亂。例如前已提及的第7 首：“和暖的陽光內/ 我們來到郊外，/ 像不同的河水/ 融成一片大海。” 乍讀起來仿佛祁祁春日的一場郊游，只有借助后面的詩行和作者的注解，才能知道“我們來到郊外”的原因，是有敵機來襲，昆明拉響警報，市民紛紛跑到郊外躲避。盡管“敵機”“警報”“炸彈”“槍炮”一類的元素， 是以深淺不等的方式，或隱或顯地存在于不同類型的詩歌文本之中，但我們確實可以說， 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尤其是到了（文學史意義上的）1940 年代，始終籠罩在戰爭的背景之下，任何詩人都概莫能外。

對于李瑛這位1949 年3 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詩人來說，處于“戰時狀態” 的時間則要漫長許多。這不僅是指他親歷了解放戰爭的尾聲，作為四野新聞隊的一員隨軍南下，在“漫天暴雨的追擊途中聽到新中國成立的喜訊”31 ；后來又作為戰地記者， 趕赴抗美援朝和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工作。在人們的一般印象中，除去1950 年代初和1970 年代末的兩次境外作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 年，基本都可算作和平時期； 因而在絕大多數的時間里，和平年代的軍營生活才是包括李瑛在內的軍旅作家的主要題材。此言不差，但我們不應忽略的是，解放后的中國長期處于“冷戰”的國際關系格局之中。如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描述的：“冷戰——正如大哲學家霍布斯所說：‘戰爭，并不只限于戰斗行為；事實上， 只要戰斗意愿明白可知，這段時間都可算作戰爭。’” 32如果這樣看待1949 年以后“前30 年”的歷史形勢，或許可以對李瑛的詩歌產生一些新的理解。

張光年在《紅柳集》的序言中借用了李瑛自己的詩句：“那里，‘哨所靜悄悄’， 可是‘電話機，緊繃著神經在傾聽，望遠鏡， 大睜著眼睛在尋找’。”33 這根緊繃著的感應神經，在李瑛后來的詩文中時常可見。在《寄自海防前線的詩》（1959）的后記里， 李瑛記敘了這樣的片段：“一次，當我偶爾放下鐵鍬舉起水壺喝水的時候，一昂頭，突然看見海天間裂開了一道白線——天亮了， 一片滾動的茫茫大海，深藍的、淺綠的、淡青色的大海就在前面；這時，太陽剛剛上升， 沒有一絲風，也沒有一聲鳥叫，安靜極了， 而在我身邊一朵小紅花悄悄的開著，它好像剛睜開好奇的眼睛望著這世界，可是我一下子便想起了敵人就在前面……”34

這里的轉折來得極為突然，不免讓脫離語境的讀者措手不及。而這種由舒緩驟然繃緊的“突轉”，也構成了李瑛一批詩歌的結構模式。比如《紅花滿山》（1973）中的《雨》：

滿山是野草的清香，

滿山是發光的新綠，

滿山是喧鬧的小溪。

淅瀝瀝，淅瀝瀝，淅瀝瀝，

漫空里灑下一天細雨，

敲打著我的哨棚和石壁。

我想起了金色的沙灘，

我想起了蕉葉的煙雨，

我想起了塞北的馬蹄。

那里呵，都有我住過的村莊，

都有我走過的小路，

都有我難忘的戰友和兄弟。

今天，莫不是他們在懷念我，

才借亮晶晶的雨傳遞消息，

一聲聲，一句句……

我懂得它們深情的話，

一顆雨滴，一個喉嚨，

向我叮囑著兩個同樣的字：警惕！

這首詩因其強烈的抒情氣息，而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睞。的確，在最后一個詩行到來之前，詩人由雨及雨、由雨及人，任雨滴浸潤并連綴起許多塵封的懷念，然而這種獲得釋放的深情，旋即被突如其來的“警惕” 所打斷。同樣，在《紅花滿山》中的《邊寨夜歌》中，也都有著相似的急轉。

邊疆的夜，靜悄悄，

山顯得太高，月顯得太小，

月，在山的肩頭睡著，

山，在戰士肩頭睡著。

……

沿著懸崖，撥開荒草，

閃動著巡邏戰士的刺刀；

七億人民的囑托頻頻叮嚀：

警惕！警惕那豺狼虎豹！ 35

——《邊寨夜歌》

在這些詩作中，每當人面對“美”，或者進入休息、睡眠等相對松弛的情況時，總會有一個啟示般的聲音降臨，提醒說要時刻繃緊敵我斗爭的弓弦。應該說，這是只有在戰爭的強烈氛圍下，才會產生的一種緊張的、非正常的應激反應。

如果從政權更替的角度講，1940 和1950 年代之間當然有如天塹。但就具體的個人來說，生活畢竟是由一個又一個日子所連結，盡管這種連續性，在不同的階級、身份的人那里有著不盡相同的表現。對于李瑛來說，國家層面的危亡與個人層面的窘迫，過早地賦予了他憂患的意識。如程光煒所注意到的，李瑛童年輾轉的生活就“缺乏一種安全感”36 。高中時被學校開除學籍，更讓李瑛度過了一段流離失所的生活。如其自述， 他最早寫作的詩歌“都是表現讀中學時及其后被無理開除流浪生活中的苦難思緒和在困惑中的覺醒”37 。盡管這一時期李瑛也寫了不少充斥著“饑餓”“貧窮”“勞苦”“寒冷”等詞語的“悲憫抗爭的詩篇”38 ，但是具有明確斗爭意識的“緊繃的神經”，還是在進入大學以后的實際運動中鍛造成形：“懷著激動的心情考入北大, 最初是準備好好坐下來安心讀書的”，但嚴峻的形勢“使我逐漸認識到這樣的大環境是難以安穩地放下一張書桌的, 必須到斗爭的激流中去。”39 在李瑛1940 年代末期的詩歌當中，伴隨著具有階級意識的“我們”一詞的激增，“手掌握成了拳頭”的動作也在詩人筆下多次出現。換句話說，在這“嚴重的時刻”，李瑛的詩中不僅有了“我們”，同時也有了“敵人”；“我們”和“敵人”是在斗爭結構中被生產出來的， 不可或缺的兩端。

而如我們前面所分析的，時刻保持警惕的“緊繃的神經”，實際上包括內與外兩個相輔相成的向度：向外是堅決的對敵斗爭， 向內則是嚴格的自我約束。這種約束如同一根松緊帶，實質是對于自我的身體、思想、精神、作息習慣、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的一整套管控機制。在李瑛1948 年12 月獲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者在更早（1948 年6 月） 加入黨的外圍組織“革命青年聯盟”的那一刻起，自我約束于他而言，主要表現為一種積極的調試，即盡可能迅速地“擺脫知識分子趣味和學生腔”40 ，將自己調整到與黨、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頻段，實現由“文學青年”到“革命青年”的轉型。如果說在《展開詩朗誦》中，這種轉型的意識還只是在詩句中隱約地閃現（“今日的祖國/ 為我們布置了莊嚴的崗位”），那么到了寫作《論詩人綠原的道路》的時刻，它已經具有了較為清晰的觀念輪廓：

詩人如一架戰時的飛機，在它起飛之后必須要履行所負的任務，假如是一架偵查機，它便得必須負擔了錄取攝影或是刺探情報的責任，正確、肯定，給予敵人的防事以偵查，絲毫不容有半點差錯，以取得勝利的確信；假如是一架轟炸機，就必得將投彈的中心、距離、高度，以及飛行的速率作精密的有效的計算，以取得轟炸的效果；這便是說， 作為今日的詩人所創造的詩歌，必須深刻地刻畫現實，反映現實，暴露現實， 像偵察機的記錄一樣，或者是給予現實的反動和丑態以嚴重的抨擊，像轟炸機的投彈一樣。

……因而我們便有了一個熱望，一個對于綠原的詩的熱心的苛求，希望他能夠再擴大寫作的對象，到工廠、鄉村和軍隊中去，當現在革命向全國積極擴展的今天，當革命深入農民的窮鄉僻壤和戰爭在原野日夜推進的時候，大眾的啟蒙實在是一件長期艱苦的工作，因此領導大眾向上，增強大眾戰斗意識以及教育普及的責任，便應為我們所強調…… 我想，每一個詩的工作者們一定會以擔負這個沉重的責任而感到光榮。41

與其說這是李瑛對綠原詩歌道路的期待，不如說是他對于自身前進方向的指認。詩人既然如同飛入“戰時”的“飛機”，那么詩人自身也就變成了一名戰士，以完成任務和服從命令為天職。而支配詩人的這根“緊繃的神經”，也一直在向前延伸，或許可以成為我們總體把握李瑛詩歌的一種路徑。

結 語

最后，讓我們看看李瑛自己，如何在時過境遷之后解釋自己當年的選擇：

我們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原來每人要交一篇畢業論文，但是適逢北京解放， 四年級的學生不再寫論文了，都來學黨的文件和《將革命進行到底》等一些政策性的文章，學完了就分配工作。參加黨的地下工作的黨員們因為已經讀過這些文件，可以直接分配。

……當時組織上跟我談，問我：“你是留在北平搞接管，還是愿意跟著部隊南下？如果你去搞接管，可以分到軍管會文教部門，可以去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以及其他機關搞接管工作。”我說，我要南下去打仗，我要將革命進行到底！

……我愿意南下打仗，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想寫作。42

至此，李瑛的1948 年，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脫下長衫，換上軍裝”的完整的故事。姜濤在討論1920 年代的青年問題時，曾經援引伊藤虎丸的“政治青年”與“文學青年” 這一組概念，以此與“十字街頭”和“象牙之塔”的社會空間參差對應。43在姜濤自己的論述里，沈從文作為“文學青年”的一代， 通過在公寓里建塔的獨特方式，提供了一種向上仰望的可能。他最后寫到：“是在室內‘建塔’，致力于幽閉的破除及寫作主體的重塑， 還是主動走到室外，加入表面上更具現實感的實踐進程，歷史的分野也就存在于一代青年的不同選擇中。”44

“脫下長衫”的隱喻，似乎在“導師” 與“青年”的顛倒錯動中，同時揭示了兩代青年的命運；也在個人意志與國家意志的重新對接中，徹底顛覆了“文學”與“政治”， 作為兩種志業想象的關系形式與聯動方式。但是，即使簡單地把1948 年的“李瑛現象”， 理解為“文學青年”的消失和“政治青年” 的生成，也不妨如李瑛自己一樣，把它首先歸因于動蕩的時局——既然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自然也就難有室內硬寫的青年。但對于新的時代的“政治青年”來說，“文學” 可以置放于何種位置，或者說，在既成的事實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想象文學的方式， 和在新的實踐中保持向上仰望的可能，則是問題的另外一個面向。

李瑛的1948 年，也是一個不斷告別的故事。在這一年前后，他告別了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告別了穆旦、鄭敏、馮至、綠原，也告別了昨天的自己。也許他也曾像筆下的穆旦一樣，“搖晃著分歧的手，向那些屬于昨天的躺在身后的可怕的歲月往復地喊著：‘別了！別了！看看我們，這樣的今天才是生！’” 45就詩歌本身而言，李瑛也是一位善寫“告別”的詩人。在“難忘的1976”，李瑛先后寫下了《一月的哀思》《七月花環》和《九月獻詩》。在1948 年8 月， 李瑛也寫下了組詩《沉痛的悼念》，送別他曾經多次拜訪過的朱自清先生。筆者深知“歷史理解之同情”的道理，但當讀到《背影》（組詩第一首）中的詩行，還是有種莫名的傷感：

你點起紅燈，你要休息了。

我們安排你的背影在歷史的

海面，上升，下降；

青山和繁星在你的面前，都不過多。

……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第一代作家口述史及其研究”（項目編號： 19CZW04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沈虎雛：《團聚》，《長河不盡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 年版，第502—504 頁。

②路楊：《玄黃時代的“大文學史”視野——錢理群20 世紀40 年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啟示》，《漢語言文學研究》2019 年第1 期。

③在具體的層面，本文中的“青年”概念，是相對于包括沈從文、廢名在內的“導師”（教授） 而提出，并以李瑛為代表的1940 年代中后期就讀于北平的學生群體為討論中心。但對于這一概念所涉及的問題，思考和討論的輻射范圍， 不應被“1940 年代中后期”和“北平”的時空范圍所限。同時，對于研究對象所隱含的“文學” 屬性，也應在具體語境中將其相對化和問題化。

④⑦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6，29、60 頁。

⑤洪子誠：《新的嘗試和探索——讀李瑛的近作》， 原載《文學評論叢刊（第12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引自《李瑛詩歌研究文選（上卷）》，萬葉編，華藝出版社2016 年版， 第119、127 頁。

⑥張光年：《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 《人民文學》1985 年第1 期。

⑧孫玉石:《起點的意義——關于20 世紀40 年代李瑛詩學追求的一些資料和思考》，引自《李瑛詩歌研究文選（上卷）》，萬葉編，第8 頁。

⑨李瑛對楊振聲、游國恩、沈從文、俞平伯、常風、孫楷第、唐蘭、廢名、周祖謨、朱光潛、馮至等先生的回憶，參見其《我的大學生活》一文， 載《新文學史料》2001 年第1 期。此外，本節對于李瑛1940 年代經歷的敘述，大量參考《李瑛生平及創作年表簡編》，《李瑛詩文總集（第14 卷）》，除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之外，余不一一出注。

⑩沈從文：《新廢郵存底（三二四）》，《益世報?文學周刊》1947 年10 月25 日。原為沈從文致柯原的書信，收入《沈從文全集》時改題《致柯原先生》。此前李瑛的評論《讀鄭敏的詩》和《讀〈穆旦詩集〉》，分別發表于同年3 月22 日和9 月27 日的《益世報?文學周刊》。兩文收入《李瑛詩文總集（第14 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 年版。

11李瑛、張大為：《李瑛訪談錄》，《李瑛詩文總集（第14 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8 頁。

12李瑛在《我的大學生活》中回憶說：“我記得非常清楚，大二開學不久，他在課堂上講解了一些寫作體驗和提示之后，便在黑板上寫了‘鐘聲’ 二字，命題作文。由于沈先生當時在編三家報紙的文藝副刊，所以大家都很愿努力把文章寫好，希望被他拿走發表；我寫的《鐘聲》這篇短文，不久便被他第一次在報紙的文藝副刊上刊出，還得到一點稿費補助伙食，心中十分高興， 更加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和信心。沈先生當時住在紅樓西側的中老胡同32 號, 一個紅漆大門院里的一個小套院，我曾多次去向他請教，每逢去后，沈先生總是十分熱情的倒上一杯清茶， 有時是沖一杯牛奶，他的兒子小龍小虎，當時大約十歲、十二歲的樣子，偶爾還過來加上一匙炒米；先生笑瞇瞇地說這說那，講做人的道理、寫作的體會，講大自然的風光、家鄉的趣聞，記得還曾送我多本他的著作；有時我去時， 他還在伏案審讀學生的作業，毛筆的蠅頭小楷修改得十分認真。”

13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8 頁。需要指出的是，錢理群的上述表述大體不差，但也有可以商榷之處。例如李瑛的存在，就既是以上引文的例證，也同時顯出了它的縫隙。

14《論詩人綠原的道路》分四次連載于1948 年9 月的《北方日報》，《詩號角》第1 卷第4 期轉載了前半部分。該文收《李瑛詩文總集（第13 卷）》。《讀〈十四行集〉》初刊1948 年10 月31 日《華北日報》的《文學》副刊。李瑛1940 年代的詩文創作多有散失，如《讀鄭敏的詩》中就摘引了一段李瑛在另一篇文章中所寫的、如今已不可考的段落。

15沈從文：《新廢郵存底（三二四）》，《益世報?文學周刊》1947 年10 月25 日。

16段美喬：《論40 年代的李瑛》，引自《李瑛詩歌研究文選（上卷）》，萬葉編，第19 頁。

17李瑛這一時期的詩歌，現收入《李瑛詩文總集（第1 卷）》中的“方生和未死之間”輯。下文所引詩歌均據該書所錄版本，不一一出注。本文對李瑛詩作的分析，部分來源于與詩人李海鵬的討論，特此致謝。

18凌宇：《沈從文傳》，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 年版， 第420 頁。

1942劉士杰：《詩壇的常青樹——訪詩人李瑛先生》， 《李瑛詩歌研究文選（下卷）》，華藝出版社2016 年版，第1087、1088 頁。

201947 年5 月20 日，南京5000 多名學生組織了“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當隊伍行進到在珠江路口，遭到憲警的水龍頭噴射和棍棒毆打， 受傷和被捕學生共計100 余人，史稱“五二〇運動”。隨后學潮蔓延到60 多個城市，進一步發展為全國性運動。隨后，毛澤東在《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中高度評價這場運動， 稱其為繼軍事戰線之后，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的“第二條戰線”。

2122[美]德克?博迪：《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 洪菁耘、陸天華譯，東方出版中心2001 年版， 第22、27 頁。

23參見《李瑛生平及創作年表簡編》，《李瑛詩文總集（第14 卷）》附錄，第345 頁。

2428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64 頁。

251948 年3 月28 日，北大民主廣場舉辦平津各校營火晚會，萬余人齊唱《光明頌》，參見《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史》，第265 頁，轉引自《1948： 天地玄黃》，錢理群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88 頁。

26對于大合唱的意識形態性的分析，參見劉欣玥、趙天成《從“革命凱歌”到“改革新聲”——“新時期”與王蒙小說中的聲音政治》，《揚子江評論》2017 年第1 期。

2741李瑛：《論詩人綠原的道路》，《李瑛詩文總集（第13 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 年版， 第5，19、26 頁。

29這三首詩均創作于1947 年12 月前后，參見《李瑛詩文總集（第1 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 年版，第124—128 頁。

3039李瑛：《我的大學生活》，《新文學史料》2001 年第1 期。

31李瑛：《李瑛詩選?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6 頁。

32[ 英]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極端的年代》， 鄭明萱譯，中信出版社2014 年版，第284 頁。

33參見李瑛《紅柳集》，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 序言第2 頁。

34李瑛：《寄自海防前線的詩》，解放軍文藝社1959 年版，第92 頁。

35李瑛：《邊寨夜歌》，引自《紅花滿山》，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版，第52、61、108 頁。

36程光煒：《在歷史話語的轉換之間——對李瑛作品文本的一次“重讀”》，《詩探索》1994 年第3 期。

37這些詩歌收在《李瑛詩文總集（第1 卷）》中的“布谷初鳴”輯，引文出自李瑛在該輯前所附的說明。

38孫玉石：《為民眾和大地的“新的戰栗”——讀李瑛早期詩作隨想》，《李瑛詩歌研究文選（上卷）》，華藝出版社2016 年版，第37 頁。

40張光年：《李瑛的詩——序〈紅柳集〉》，《紅柳集》，作家出版社1963 年版，序言第1 頁。

43伊藤虎丸提出這一組概念，是為將魯迅與創造社兩代留日作家的區別，類比于日本近代史中的兩代青年。 在日本近代史的刻度中，“政治青年”等同于“明治青年”，“文學青年”則指明治到大正年間，受到文化主義思潮及都市化影響的一代。參見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 頁。[ 日] 伊藤虎丸《創造社與日本文學》，《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 孫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

44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 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9 頁。

45李瑛：《讀〈穆旦詩集〉》，《李瑛詩文總集（第14 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10 年版，第23 頁。

[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

語言文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