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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刻骨銘心》是葉兆言對“夜泊秦淮”系列的補闕之作。小說賡續著葉兆言前此創作的模式，但又有明顯的變化。一方面，小說延續著對愛情與婚姻關系的理解，對幾個不同女性的情感歷程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解讀，呈現了時代變化的軌跡加諸人物身上的更清晰的痕跡；另一方面，借助歷史敘述方式的轉變，葉兆言完成了對于歷史的重新認知和定位。這部小說是葉兆言近些年來創作風格的集中展現， 更重要的是，它印證了葉兆言小說繼續變化的多種可能。

關鍵詞：葉兆言 《刻骨銘心》 愛情 婚姻 歷史

葉兆言當年創作“夜泊秦淮”系列時， 計劃是寫五個中篇，“從每篇篇末中湊成金木水火土五個字”①，結果只有四篇陸續問世， 唯獨少了《桃葉渡》，致使五行至今缺水。若就這點而言，《刻骨銘心》第二章對章太炎等人在南京桃葉渡旁論辯的細致描寫，對此遺憾似有所彌補。從小說整體來看，《刻骨銘心》的意義自然又不止于此。它既是葉兆言對婚愛觀念的進一步闡釋和豐富，也是對歷史觀念的一次重要調整和改變。

一

與愛情、婚姻有關的日常生活，一直是葉兆言小說觀照的重要方面。在葉兆言筆下， 愛情與婚姻總是呈現為分離、對立的緊張狀態。《狀元境》有意對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了戲仿與解構。張二胡起初以拉二胡為生，屬于傳統行當中“下九流”。后來經商成功，依靠孔方兄的力量取得社會地位，但也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才子。三姐則是因與人偷情被抓，作為懲戒下嫁張二胡。她在張二胡外出幾年依然“不安于室”，因此也夠不上佳人的標準。他們之間沒有愛情，但婚姻的名分卻維持了多年。《棗樹的故事》中的岫云在避難時倉促嫁給爾漢，她后親臨丈夫被殺的現場，表現得無動于衷，近乎冷酷：“直到爾漢像條野狗似的被人宰了，岫云還以為自己在做噩夢。她像在夢魘中一樣無聲地、又自以為聲嘶力竭地哭喊。”②類似的婚愛觀念在《花煞》《花影》和《一九三七年的愛情》等小說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又不免存在概念化、類型化的趨向，似乎是為了單純表現情愛的非正常狀態而寫作，較少正面追蹤和描摹人物內在的心理變遷。

《刻骨銘心》賡續葉兆言前此創作中對愛情與婚姻關系的理解，對幾個不同女性的情感歷程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解讀和更深層次的挖掘。

撇去與主體章節關聯不大的第一章，秀蘭是小說最先登場的人物。她出生在幾輩窮苦的底層人家，母親在秀蘭10 歲時與人私奔， 父親吳有貴是敗家子，指望嫁女兒發財致富， 積極物色合適的金龜婿。吳有貴最初為秀蘭相中了偵緝隊長王可大，王可大對秀蘭也是一見傾心，而17 歲的秀蘭早已心有所屬，芳心暗許當時還是窮大學生的鄰居希儼。盡管希儼心知肚明，但其人生性懦弱、缺乏主見， 考慮個人的情愛問題，還不及他對好友季紹彭的事情的關心。希儼對秀蘭除了同情，從未表露過任何心跡。秀蘭發覺希儼的回避和冷淡，不免心生失望和自卑。秀蘭幾年后機緣巧合之下成為電影明星，卻得知希儼已與他人結婚，只能不無怨恨地選擇放棄。

這僅是她情感波折的開始。此后的秀蘭， 先是淪為所在影業公司倪老板的情人。這種命運的走向，在秀蘭初入公司時就早已被眾人所料中。好在倪老板雖風流不羈，卻喜新而不厭舊，對秀蘭可說是照顧有加。之后秀蘭與著名編劇俞鴻結婚。俞鴻不同于一直未露面的倪老板，他是一個典型的喜新厭舊的知識分子，結識秀蘭之前已有過多次婚姻。抗戰爆發，秀蘭隨俞鴻逃至香港。俞鴻本性難移，又結新歡。與俞鴻離婚后，秀蘭重回南京，徹底放棄了電影生涯。最后，好似繞了一個怪圈，秀蘭與十幾年前被父親看中、一直事業不順、頻頻降職的王可大結婚生子。盡管時隔多年，秀蘭對希儼還是念念不忘， 甚至幻想與希儼的好友季紹彭結婚，這樣“感覺上似乎離希儼也近了一些”。

秀蘭性格軟弱、逆來順受，缺少爭取婚愛自由的勇氣，一直在等待命運的審判，等待與幸福不期而遇的渺茫機會。她不經意地向希儼表露心意，但自己又深知與希儼不會有實質的結果，不愿將最后那層窗戶紙捅破， 因為她早已認定“要嫁給誰，當然是她爹說了算”，也未曾考慮過反抗父親或是與家庭決裂，只是懷著得過且過的心理，與希儼“能一起說說話就一起說說話，能一起玩玩就一起玩玩”。她和俞鴻或者王可大之間的關系， 終究算不上愛情，兩段婚姻更多的是出于困窘生活的逼迫，隱含著情非得已的無奈。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籠統地把秀蘭劃歸傳統女性范疇。在她身上存在著前后期的顯著變化。拍攝電影之后，秀蘭學習識字， 學說國語，與上層社會交往，從傳統女性向新女性過渡，并試圖擺脫父親的控制。但命運的偶然性在她身上一再得到應驗。她與王可大的婚姻，似乎瞬間抹去了十幾年來集聚在身上的所有變化。她又重返最初的原點， 回歸底層。

二

比起秀蘭，麗君才是《刻骨銘心》名副其實的女主人公，她的三段情感經歷貫穿了小說故事的主線。如果說秀蘭的婚姻是被生活所裹挾的結果，充滿著羞辱、苦澀以及無可奈何，麗君則時時占據主動和先機，極力掌控婚姻的舵輪。

麗君是以革命黨和新女性的身份登臺亮相的。她對于政治似乎飽含熱情，但對于時局并無甚解，有時還顯得極為膚淺，“喊幾句口號，說幾句大話，說完也就完了”。與亞聲的愛情和婚姻，因為與時髦的革命結合， 充滿了激情的誘惑，也為冗繁的日常生活平添了看似崇高的意味，所以她不介意亞聲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不雅，不畏懼刺殺馮煥庭行動的暴力、血腥與危險。亞聲死于“五三慘案”不久，她即另擇夫婿，再婚的對象卻是過去的仇人馮煥庭。再婚之后，她以亞聲未亡人的身份為死者奔走呼吁，為家屬爭取撫恤，出盡風頭，盡管遭人非議，但并不放在心上。作為新派女性，麗君不懼世俗的眼光與成見，努力以新女性的激進姿態示人， 對傳統觀念嗤之以鼻，不屑一顧，這就不免顯出有意而為之的做作與虛假。在對待丈夫死亡的態度上，盡管麗君沒有《棗樹的故事》中岫云在人前表現的那種冷漠，但或許由于維系婚姻的都是愛情之外的東西，丈夫的死對她們來說都顯得同樣無足輕重。就像岫云可以接受與殺夫仇人駢居一樣，麗君也接受了與曾經的刺殺對象馮煥庭的婚姻。

重要的是，通過和馮煥庭結婚，麗君走上了人生最為輝煌的階段。她成為“南京社交界最出風頭的名媛”，引領著民國首都的時尚之風，“在南京，帶頭燙發的是麗君， 帶頭不燙發的也是麗君”。相比王安憶《長恨歌》中在上海紅極一時的“三小姐”王琦瑤，其魅力和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能否認麗君與馮煥庭之間愛情存在的可能， 但這份愛情摻入過于駁雜的情感因素，如原初的情欲、與仇人纏綿的刺激、對權力的崇拜。不僅麗君嫁給馮煥庭的舉動使人難以理解，反過來，馮煥庭追求和迎娶刺殺過自己的仇人的遺孀麗君，其動機也令人費解。對此，馮煥庭向麗君這樣解釋：“自己只有真正地娶了她，真正地得到了她，真正地占有了她，他與亞聲叔侄的恩怨，才算是真正了斷，他們之間的問題，才能算是最終解決。” 雖然沒有明說，彼此的恩怨顯然是以一方的絕對勝利和另一方的徹底敗北而終結。但這實際上又并非是真正的終結。愛情的不純粹、婚姻動機的復雜化，決定了兩人感情的淡薄和不穩定性。馮煥庭與瑞云的藕斷絲連、與賀太太的出軌，輕易就擊碎了覆蓋在婚姻表面的和諧假象。

馮煥庭被日軍槍殺，匆匆結束了這段僵死的婚姻。何為的出現，迅速填補馮煥庭的空缺，使麗君無望的生活再次迎來曇花一現的曙光。

與何為的未婚同居，沒有了前兩次婚姻中激情與榮耀帶來的愉悅，僅剩下赤裸的情欲和心力的交瘁。在她心中充斥著矛盾，為與何為不清不楚的關系而糾結，有結婚的沖動，又竭力抑制著這份沖動，因此倍感折磨。

需要說明的是，她的矛盾與對前兩任丈夫的懷念基本無關。亞聲或者馮煥庭的死，都未能在麗君心底留下什么痕跡，或許“傷心過一陣，好像也就把這事給忘了”。

如果對麗君內心苦楚的原因追本溯源， 恰恰與她多年來引以為傲的新派女性的身份有關。正是其作為新女性的不徹底性，以及半新不舊的思想狀態，束縛了渴望自由的心靈。麗君為人大膽、張揚、任性、也極為虛榮， 她成功摒棄了傳統女性的貞操守節觀念，亞聲死后很快與馮煥庭再婚，并且不能容忍馮煥庭的出軌，處處以新女性自居，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但潛意識中又殘留著陳舊迂腐的封建觀念，忌憚自己一再克夫的命數，懼怕與何為的婚姻會重蹈過去的覆轍，會將這種命運的詛咒再次延續和坐實。發生在1920 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對麗君有過影響，可悲的是她以反抗封建傳統觀念的女戰士形象出場，終究又由于啟蒙的局限性反被封建觀念所吞噬。更可悲的是，盡管她最終未與何為結婚③，何為依然沒有改變死亡的厄運。

秀蘭與麗君對待愛情與婚姻，一個消極被動，一個積極主動，但又殊途同歸，慘淡收場。她們無愛的婚姻，比岫云（《棗樹的故事》）、三姐（《狀元境》）或春蘭（《很久以來》）的故事顯得更加真實，更能觸動人的心靈，因為我們看到了時代變化的軌跡加諸人物身上的更清晰的痕跡。

三

麗君至死也沒有搞清她一再克夫及遭遇種種不幸的根源。身處波云詭譎的時代大潮， 多數人只能隨波逐流，無力主導自己生活的方向，這自然也包括秀云與麗君。葉兆言為了突顯個人與時代的這種復雜關系，刻意調整了過去弱化故事時間、虛化歷史背景的敘事策略。《刻骨銘心》給人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散布于整部小說中的時間數字，相較葉兆言以往任何作品，一是要密集得多，二是要精確得多。

比如“夜泊秦淮”系列。《狀元境》寫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十年左右的故事；《追月樓》寫了1930 年代抗戰時期的故事；《半邊營》講述了1930 年代到1940 年代抗戰結束，包括新中國建立前的事情；《十字鋪》講述了1920 年代從北伐到國共分裂時期有關知識分子的事情。雖然每篇小說的時間各有側重，共同將民國史切割成相對獨立的時間段，但呈現在小說中的歷史時間又相對模糊。“通過這一個個秦淮人家的興衰故事， 我們看到了辛亥革命、張勛復辟、北伐戰爭、國共分裂、抗日戰爭、南京屠城，以及國民黨南京政權垮臺前夕的風雨飄搖，這一幕幕民國史上的重大事件投射到民間社會，就像是一塊塊小石子拋進沉沉的死潭，激不起強烈的漪漣。”④ 人物處在歷史之中，歷史反而成了被置于生活之外的次要背景，人物的日常生活與歷史及構成歷史的重大事件總是隔著一層看似透明而又穿不透的壁壘。

這是葉兆言以往的歷史小說給讀者的一般印象。他想要講述的不單單是歷史，更是發生在歷史進程中的個人的故事。或者說， 歷史事件在葉兆言筆下的意義總是依托小說虛構的歷史人物的行動而存在，“歷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不重要的”⑤。

《刻骨銘心》的不同之處就在于，葉兆言借助歷史敘述方式的轉變，完成了自己對于歷史的重新認知和定位。小說從北伐戰爭開始的一個月后即1926 年8 月正式切入歷史，但不是直奔規模宏大的戰爭現場，或者像方方的《武昌城》那樣，聚焦于對北伐戰爭某次慘烈戰斗進行細致描寫。葉兆言把敘事場域轉移到暫時距離戰爭比較遙遠、對他來說更為熟悉的南京。秀蘭在去希儼所在的大明照相館的路上，偶然看見一群人在南京桃葉渡旁的小亭子里“吃瓜子喝茶”“談天說地”，其中還有希儼的朋友季紹彭。這些人關于北伐戰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的論辯， 她沒有聽清。通過作者看似輕描淡寫的敘述， 秀蘭與歷史具有了某種隱在的聯系。

當然，為了強化故事的真實性，小說中并不全是如秀蘭、麗君這般虛構的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國學大師章太炎、金陵女子學院的魏特琳等在歷史中確有其人且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會適時地穿插進小說的敘述框架。至于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否確有其事， 則是真真假假，難以辨別也無需辨別，讀者通常也不會過于計較。實際上，將真實人物與虛構人物在小說中混合呈現的敘述方式其實比較常見，就如同所有涉及南京大屠殺的小說似乎任誰也繞不過魏特琳這個關鍵人物， 像嚴歌苓《金陵十三釵》與哈金《南京安魂曲》中都有對魏特琳的事跡或多或少的講述。為人所熟知的重要人物是一般歷史題材小說關注的重點，即便與小說主體情節關系不大， 作者有時也會補上那么一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起碼不會被批評家詬病背離歷史真實。而對歷史細部的把握，特別是對記載于歷史書本的夾縫之中、不常被人們提及的“小人物” 的書寫，卻被經常性地擱置與忽略。

嚴紹鵬就是這樣一位多年來沉寂在被遺忘的歷史角落，終又被葉兆言或許無意中鉤沉和打撈的“小人物”。翻閱南京民國史， 對嚴紹鵬有過簡略介紹：“1926 年中山陵墓奠基禮后，自稱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開始以防止所謂‘赤化’為名， 查封進步書店，解散進步學校，并責令各校開除積極參加愛國運動的進步學生。河海工大學生、市黨部負責人嚴紹鵬，革命青年喬心泉等4名學生均遭開除。”⑥河海工大學生嚴紹鵬與小說中的金陵大學農科學生季紹彭， 從名字到個人經歷都存在驚人的相似。我們當然不能據此就武斷地把季紹彭與嚴紹鵬畫上等號，或者認定季紹彭的形象就是以嚴紹鵬作為歷史起點和文學原型，特別是作者迄今沒有對作為次要人物的季紹彭作過只言片語的評論與說明。但是無論葉兆言是有意而為之還是無心插柳，嚴紹鵬的革命經歷確實為季紹彭故事的展開提供了一種歷史的可能性。由于慣于書寫南京的葉兆言，兩個也許并不相干的人物的命運才有了交叉。這在某種意義上再次證明了葉兆言筆下人物與歷史的隱秘聯系。不過，盡管現實世界中偶然事件時有發生，我更傾向于認為葉兆言是在查閱史書發現嚴紹鵬之后，腦海中才浮現了季紹彭的形象，畢竟兩人諸多的重疊很難用偶然性進行解釋。

四

葉兆言敘述歷史，使人物與歷史發生關聯的方式，在小說中有時也非常直接。麗君與亞聲在1927 年12 月13 日結婚，距離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淪陷恰好十年；亞聲死于1928 年5 月3 日的“五三慘案”；秀蘭和俞鴻在1936 年12 月12 日結婚，當日發生了轟動全國的西安事變。葉兆言以時間上的巧合把人物生活與歷史事件串聯在一起。通過這種巧合，他似乎想要糾正一種司空見慣的錯覺，告訴讀者歷史小說中的時間并不是因為與歷史事件有關才變得有意義，才值得人們去銘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片段同樣值得記取，歷史也是個人的歷史。所以，小說出現了一種耐人尋思的現象，無論是講述個人的小事，抑或是描述歷史的大事，作者常會不厭其煩地以精準的數字對具體時間進行詳細記錄：

1927 年12 月1 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喜結良緣，消息成為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

1931 年5 月31 日，這一天是希儼記憶中非常恥辱的一天。

故事發生的時間與歷史事件的時間就這樣被并置起來。葉兆言通過《刻骨銘心》重新界定了歷史敘述的方式。人物的日常生活與歷史事件是一種并列的關系，并非像過去那樣，歷史敘事中一方擠壓或打倒另一方。它們一起構成了歷史的全景，離開任何一方都不能稱其為真正的歷史。

因此，《刻骨銘心》既有別于傳統歷史小說再現歷史的創作方法，又不同于新歷史小說將歷史主體化的審美追求。但是從小說中又的確可以發現兩者的蹤跡，如果我們抽出小說中的歷史事件進行有序排列，可以隱約觸摸到民國史的大體輪廓，而從小說對秀蘭、麗君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生活細節的描寫中，也可以看到歷史主體化的印跡，體會到作者對歷史的審美感受。倘若硬要給《刻骨銘心》中的歷史敘事定義一種類型，應該說它更接近于傳統歷史小說與新歷史小說的有機融合，兼有這兩類小說的特點，作者這樣做的目的，顯然是想呈現個人小歷史與時代大歷史并存的復雜歷史圖景。

不過，葉兆言在小說中敘述歷史的方式， 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將故事發生時間與歷史事件時間刻意重合，這是否真有必要？比如，強調秀蘭與俞鴻是在西安事變當天即1936 年12 月12 日結婚，這種巧合，除了上文提到傳達作家個人某些創作意圖，在整個故事發展線索中似乎缺少更實際的支撐，使人感覺有些突兀。另一方面， 作者花費大量案頭功夫，試圖將繁復的生活細節完美地融入真實的歷史碎片，這無異于針尖對麥芒，難免會產生敘事的縫隙，無形中也設置了諸多限制。作家魏微曾就案頭工作問題談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大凡寫小說的人都知道，案頭大體做做就行了，不好太詳盡，否則小說沒法寫，因為難免會受制于材料，四處牽絆，八方掣肘，小說很容易就寫死了。”⑦換句話說，即便葉兆言能對所有材料駕輕就熟，運用自如，然而單是令人眼花繚亂的一大堆時間也很容易出現紕漏，如其中一處筆誤：“亞聲開始正式工作的第二天， 也就是1927 年的5 月3 日，一群全副武裝的日本兵進入交涉公署。”⑧ 1928 年的“五三慘案”被誤寫成了1927 年，由此可見一斑。

葉兆言的小說不以故事的傳奇性見長。讀他的小說要控制好速度，讀得太快就難以讀出小說的韻味以及蘊藉在細微處的精妙與深刻；讀得太慢又容易把握不住小說敘述的節奏，影響閱讀的興趣和體驗。可以說，葉兆言不是一個初讀其小說就能讓人輕易喜歡上的作家。在某種意義上，丁帆在30 年前的話依然有效：“我可以斷定，葉兆言絕不是那種擅長于大悲大苦的作家，他只是往往用淡淡苦澀的筆墨去輕描淡寫地描述那本來是很刺激的情節和場景。然而，就是在這淡淡的苦澀之中，作者往往十分機智地對生命的法程作出即時性的價值判斷，即使作者在抒發自己感覺時，亦故意以似是而非的姿態出現，似乎給人以遁入空門之感。只有細細地追究，方可意識到作家在解剖生命時所苦心孤詣營造的那些情節和感覺的重要。”⑨經過多年創作的磨礪，作家會逐漸形成相對固定的個人化的敘事風格，但風格也好，模式、范式也罷，它們又何嘗不是對作家創作的另一種形式的禁錮？盡管丁帆的判斷僅是一種模糊的總體印象，而葉兆言的寫作三十年來也并非一成不變，但丁帆對葉兆言早期小說的判斷在當下的適用，卻不能不令人喜憂參半。然而，這也從另一個向度點明了《刻骨銘心》的可貴之處。這部小說是葉兆言近些年來創作風格的集中展現，更重要的是，它印證了葉兆言小說繼續變化的多種可能。

注釋：

①陳思和：《羊騷與猴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4 頁。

②葉兆言：《棗樹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09 年版， 第69 頁。

③根據小說結尾處交代，直至何為死前，麗君并沒有和他結婚，但在《刻骨銘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330 頁寫到，“1940 年的春天， 麗君與新婚的丈夫何為談起馮煥庭”，此處“新婚的丈夫”應為作者筆誤。

④陳思和：《告別橙色夢》，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36 頁。

⑤《葉兆言推出新歷史小說〈刻骨銘心〉——通過人物小歷史觸摸時代大歷史》，《貴陽日報》2018 年7 月3 日。

⑥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南京通史?民國卷》，南京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9 頁。

⑦魏微：《李洱與〈花腔〉》，《上海文化》2018 年3 月號。

⑧葉兆言：《刻骨銘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年版， 第102 頁。

⑨丁帆：《葉兆言小說的生命意義》，《文學自由談》1988 年第5 期。

[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