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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沈從文全集·補遺卷》文字規模超過八十萬 對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沈從文具有極高價值 十七年,默默攜手為從文先生補遺

      來源:北京青年報 | 王勉  2019年11月19日10:06

      《沈從文全集》補遺卷審稿會與會者:從左至右向成國、沈虎雛、劉一友、張之佩

      17年前,《沈從文全集》由北岳文藝出版社隆重出版,《全集》編入當時能收集到的所有沈從文先生已發表的文學作品、學術性著作及通信等,未曾發表的各類作品、書信、日記及其他成文史料,亦盡可能廣泛收集編入。甫一出版,即引起廣泛關注和收藏熱潮。

      今年初秋,《沈從文全集·補遺卷》的審稿工作緊張進行。從2002年《全集》出版至今,又發現了大量的沈從文遺稿,《補遺卷》文字有80余萬。受出版社之邀來京審閱文稿的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凌宇告訴本報記者,原來感覺補遺無非是補入一些新發現的東西,對于整個《全集》、對于沈從文的看法和研究來說,不會發生太多的變化。現在卻感到這些年新發現的補遺作品分量很重,對于更全面、深入地認識和理解沈從文具有極高價值。

      《補遺卷》的收集、整理,17年間一直在靜悄悄地進行。沈從文之子沈虎雛是信息的匯集點,他為此做了大量的收集、鑒定和編輯工作,付出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勞動。北岳出版社社長續小強感嘆,沈從文先生有子如此,真是幸運。

      參與編輯的湖南老學者向成國接受采訪時感慨,《全集》從1994年開始編輯,到現在25年了,那時我才50歲,現在我75歲了,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漫長的幾十年時光,在尋找沈從文遺作的路上,有著多少如煙的回憶。

      如果不下決心做 沈先生的很多東西就散失了

      北岳文藝出版社想努力打造品牌作品,現任社長續小強2012年到社,即刻接手《沈從文全集》的擔子,為此排出精兵強將。他有個體會,一個作家的全集也好,文集也好,和后輩學人以及家屬的用力程度有很大關系,而任何一個文集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出版社投入的經歷都難以描述,和一般書籍是不一樣的。出版社現在的愿望,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把《補遺卷》做出來。

      《全集》出版之后,十幾年間一直在補東西,到了今年初秋應是截稿的日子。責任編輯陳洋回憶,今年9月底,張香還先生提供了沈從文曾經發在報紙上的一小條文字,我們特別高興。沈虎雛先生對這一小條東西也很感慨,連說太好了太好了!這是《補遺卷》收入的最后一篇稿件。

      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凌宇是我國第一部《沈從文傳》的作者,吉首大學美學教授劉一友創建沈從文研究所,是第一任所長,同校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向成國教授是第二任所長。他們三人是中國研究沈從文作品最早的權威學者。南京大學王繼志教授、北岳社資深編輯謝中一等,也都參與了《沈從文全集》編輯及《補遺卷》審稿的全過程。

      物質文化史卷是最讓人感覺困難的一大塊,最初這一部分由沈從文的得力助手王予予負責。王予予不幸過早去世,夫人胡曜云按照他的生前囑托,把保存的有關沈從文物質文化史的文稿交給了沈虎雛。沈虎雛頗感為難:“這些文稿都不完整,如何整理?如何將其收入全集?我們都是外行,沒辦法,只好先登賬保管,我的夫人張之佩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張之佩是《全集》書信卷、集外文存卷的編輯,又將物質文化史方面的十幾個專題研究的論文90多篇,計40多萬字進行分類登記,做了初步整理。后來,劉一友老師說:“我們自己能不能試一試?”吉首大學有一批在研究沈從文方面具有相當實力的老師,他們也愿意幫忙。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決定由吉首大學承接下來,“這個擔子不是輕重的問題,而是完全不同的學術領域。”沈虎雛說。之后,既有吉首大學的老師參加,也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高華這樣的專家來審核把關。

      劉一友在收集沈從文舊作時,還在學校《學報》工作。為了找尋,他曾經拉著《學報》的同事到處走,到北京、昆明、貴陽等地尋訪。而讓他感到最艱難的還是文物手稿的整理,整了三年,最困難的是認字。“沈先生的章草很難認,很多字認不得。”劉一友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拿給學校圖書館的副館長看,副館長是一位章草書法家。劉老師開玩笑地威脅,你不告訴我,我就要在學校里散布,你是假書法家,“他第二天總是老老實實認出來拿給我。”

      劉一友很感謝北岳文藝出版社,認為如果不是北岳社下決心做,沈先生的很多東西就散失了。凌宇也認為,沈先生走了,留下這個遺產,我們既然是從事這個工作的,無論如何要把它做好。不論是在文學方面,還是在物質文化史方面,他留下的東西必然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就我們自己來講,如果不完成這個任務,也有愧于歷史。

      編輯過程中眾人感嘆沈從文的淵博和耐煩 其后輩繼承了這一特點

      劉一友在編輯過程中常常驚嘆于沈從文先生的厲害之處,“他在咸寧五七干校的時候,身體不好,不適合勞動了,就讓他守菜園,其間他竟然憑自己的回憶擬了幾十個研究題目,這種記憶力和學術擔當真是驚人。”他認為沈從文的物質文化史研究,采用實物和古代文獻對照的方法,其中涵蓋了老先生的基本學術觀念,成就很大。

      張之佩作為兒媳非常佩服沈從文,稱之為老先生。她說,老先生耐煩的工作精神作為家風,傳給了后代,他們也是這樣,很努力、本分地工作。在《全集》的編輯過程中,沈虎雛之女沈紅負責收集國外翻譯和出版沈從文著作的全貌,編入了全集的附錄卷,她也參與了詩歌卷的整理及全集封面的裝幀設計工作。

      向成國也由衷感佩沈從文先生知識的淵博:“記憶力太好了,文章也寫得相當好,他的創作原則就是重拾生活的舉證。他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作家,我國上世紀80年代以后出現的各種文藝思潮,他在三四十年代幾乎都講了,現在都還讓人覺得新鮮。”向成國在自己的手機微信中開了一個“每日一句”欄目,從去年開始,“每天看幾頁他的書,從第一卷看起,然后選一句或者兩句話發出來。”

      沈虎雛也憶起,“文革”中抄家抄去的東西,后來落實政策退還給本人,有一麻袋文稿,當時沈從文拿著那麻袋扛不起來,也沒人幫他,他就從歷史博物館一直拖回到東堂子胡同。后來在整理的時候,在其中發現了很多重要的資料。

      劉一友與沈從文是鳳凰老鄉,他回憶1980年第一次去看望沈從文,是就一個討論文學的人道主義會議的便利。“那是11月,下著雨,我提著包,打著雨傘。他還是很小的那個房子,走廊很窄。我很冷,到門口敲門,門一開我把包一丟就擠進屋去了。那天我們談得非常好。他問你們開會討論什么?我說討論人道主義。他說這個能討論得清楚?”

      劉一友分外看中《書信卷》補入的沈從文勸黃永玉從香港回大陸的一封信。“這是很重要的,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是這封信這次才出來,我們才看到。”

      據沈虎雛說:“黃永玉收到的信都放在家里老房子的頂柜上,他年齡也大了,沒有精力去翻找這些信。我曾多次希望提供他們之間的通信手稿,后來黃老的孩子們幫助找到一部分。”《補遺卷》補入不少沈從文和黃永玉在“文革”中的通信,而其中最為人所重視的沈勸黃從香港回來的那一封長信,后來公開發表在香港《大公報·大公園》上的。

      說起沈虎雛收集遺作的工作,幾位老師贊嘆不已,感到他十幾年總攬全局,堅韌不拔,不做到盡善盡美不罷手。他的人格特征,是有家傳的。

      沈虎雛退休之前就已經全力開始做《全集》的編輯工作,也因此放棄了學校的職稱評審,在北京輕工業學院以副教授職稱退休。沈從文在世的時候,沈虎雛負責和出版社商量授權之事。后來他和哥哥沈龍朱商量,兄弟倆分工,哥哥負責事務性工作,弟弟專心致志做文字。在《補遺卷》審稿會現場,沈虎雛由衷地說:“我能夠投入這么多精力,全力以赴來做,是龍朱把很麻煩很繁瑣的事承擔了下來。”語氣間透露出不一般的親切和依戀。

      沈虎雛2017年3月病倒,被確診患了多發性骨髓瘤,開始化療。在兩年半的時間內,他利用住院療程間短暫的休息整理稿件。夫人張之佩每天要花不少時間為他配藥。沈虎雛化療時吃不下東西,時常厭食,化療當天她就勸他多睡睡。張之佩給沈虎雛定的紀律是一天工作不超過三小時,但是紀律能不能執行得看沈虎雛自己。張之佩說,吃飯經常需要叫好幾遍,后來他干脆說喜歡吃涼的。

      在續小強和陳洋眼中,沈虎雛辛苦編輯交出的《補遺卷》稿子讓人感動,“一般職業編輯都做不到那么細。”細到什么程度?“我們拿回去一套版基本就行了。”續小強說:“我去過他家,看過他的工作現場,感到搞專業的都沒那個能力。”

      從舊相冊中發現的新線索

      沈虎雛特別談到李之檀,稱他對《補遺卷》的工作幫助非常大。李之檀曾經是歷史博物館的美工人員,后來也成為專家級的學者。歷史博物館“文革”中曾對文物陳列進行重新布置(簡稱“改陳”),當時沈從文下放在農村,沒有人征求他的意見,但是他自己就要寫,寫“改陳”建議,寫好就寄給歷史博物館各處。沈從文去世后,家人不知道歷博有多少他的東西,后來編《全集》時,收錄了一些在博物館犄角旮旯發現的文稿,其中很多是李之檀拿給沈虎雛的。

      中國歷史博物館在2002年紀念沈先生百年誕辰時,送給沈家一本相冊,全部是沈從文工作照,包括沈從文在歷博做講解時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職人員在聽他介紹古代服飾特點。

      沈虎雛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個線索,他去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向人藝博物館館長說明來意,問人藝有沒有存有沈從文的信件?館長說有,然后提供了沈從文跟焦菊隱之間的長篇通信。

      沈虎雛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沈從文和焦菊隱的交往故事。沈從文20歲到北京闖蕩,沒有學歷,進不了大學,只好去向他的姐姐、姐夫求助,但是姐姐、姐夫馬上要回湖南。沈從文舉目無親,姐夫在臨走時介紹了一位朋友給他認識,是燕京大學的學生。通過這位朋友,沈從文又結識了一些愛好文學的燕京大學的朋友,其中就有焦菊隱,那時候焦菊隱已經開始做話劇。

      “這兩個人在話劇領域可能是沒有關系的,當年焦菊隱的話劇沈從文未必看過。但是沈從文在1924年或1925年寫劇本,寫的那個劇是永遠不會有人演出的,但他不管,他就寫。”沈虎雛感慨,“五四”精神影響之下的那一代年輕文化人就是這么放得開。

      幾十年以后,焦菊隱成了中國話劇界的泰斗,他有古裝戲方面的問題還會請教沈從文。沈從文看過后便把自己的意見,用圖文并茂的方式寫信給焦菊隱。“其中有一封信焦菊隱在天頭空白地方批字:這個非常重要!然后寫著怎么執行,怎樣落實。最后簽名:焦。另一封信,沈從文為某件事寫得很長,天頭上又有焦菊隱的批注,最后簽名:菊。”沈虎雛說,從文字上可以看到兩人之間的紙上對話,越來越親密。幾十年的朋友,這時候又在一張紙上被后人解讀,這讓沈虎雛格外感慨。

      沈從文的章草難認 幸遇多位理想幫忙人

      沈從文先生手稿的章草,沈虎雛因為看得多,認起來一般沒有大的問題,但也碰到過難題。沈從文在“文革”后期認識了馬國權,是一位古文字學、書法史研究家,也是章草專家。他們倆之間的通信,沈虎雛便有不少字認不得,“沈從文寫給章草專家的信,跟平常的文稿完全不一樣,拿起架勢來了,這一來可太難認了。”

      沈虎雛的辦法也是請人幫忙,而其所遇正是最理想的人。“四姨張充和正好從美國回來探親,我就趕快跟她說了這個事。她說沒問題,等我回去你把復印件寄給我,我給你認,之后她幫我認了不少字。”但沈虎雛還是要找到馬國權,因為請他自己認才是最權威的,“有人告訴我他在香港,有人告訴我他在加拿大,好不容易把他找著了,我趕緊復印了手稿寄過去請他辨認,他很快認好寄回來。我一看,和我四姨認的有不一樣的地方。有辦法,我把他們的來信交叉一下再給寄回去,他們又回復。這么一重復,絕對可靠了!”

      馬國權的故事發生在《全集》的編輯過程中,這次《補遺卷》,馬國權和四姨張充和都已故去,沈虎雛找誰?天無絕人之路,找到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專家——楊璐。“楊璐的經歷很神奇,在歷史博物館時,別人都不大認得沈從文的字,當時的小青年楊璐因為研究書法,能幫助沈從文抄稿子。他作為沈從文的助手,非常得力。”現在楊璐成了沈虎雛的“拐棍兒”,相當于沈家兩代人的辨字助手。

      沈虎雛和沈紅都談到,尋找和收集沈先生散佚文稿經歷漫長,沈家感念獲得眾多友人的熱情幫助。其中還有兩位女學者,一位是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研究館員劉筱敏,一位是吉首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張筠。沈虎雛曾提供數十篇文獻線索,由她們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一一核查甄別,功不可沒。

      最擔心偽作做得太逼真 未能辨認出來而被收進來

      令沈虎雛頗為牽掛的是,《補遺卷》還有兩塊硬骨頭沒有啃下來。一本是沈從文做了數不清批注的《陶雅》。沈虎雛沒有啃下來的理由很質樸:“這是沈從文沒有做文物研究時,憑他對陶瓷的知識來做的批注,批注的文字非常簡單扼要。因為是早期的東西,所以我目前暫時沒打算整理。”

      另一本是商務印書館出的《中國繪畫史》上冊,沈從文也做了很多批注,這本書讓沈虎雛頗覺難舍,但也困難重重。“一是不認識的字太多。另外如果收入書中的話,需要把他批注的正文也引出來,然后再寫他對這段話的批注是什么。而這樣的批注有幾百條;再有,里頭有一些符號,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沈虎雛大致總結,沈從文的批注絕大多數是評論和講道理的文字,并指出文章的錯漏之處。

      還有一個難點也讓沈虎雛覺得不好下手,“《中國繪畫史》本身有自己的敘述邏輯,是按朝代下來的,講到某人某事時,有前言后語,如果孤立地把這句話錄下來,有些地方就不太接茬。”所以這篇東西一直沒有做,但放在身邊,常常會翻開看看。

      沈虎雛另外擔心的事,是現在專業造假者的猖獗,“偽造的作品多得不得了,看著越像越麻煩,越危險。” 作為書法專家,楊璐在辨假方面法眼如炬,假的逃不了。作為至親之人,沈虎雛可以綜合方方面面的信息進行考據和推理。沈虎雛舉了一個在他看來很可笑的例子,“有一篇用毛筆字寫的游記,年月日時間寫得都很清楚,落款是沈從文。我怎么看著就不太像,一個是字不像,再有文里提到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最后考來考去,發現是朱自清的文章,作假的人用毛筆抄下來,就拿出來賣,能賣得很貴。”而最令沈虎雛擔心的是因為偽作做得太逼真,未能辨認出來而被收進《全集》中。

      凌宇的關注重心在沈從文的文學和物質文化史的補遺部分,格外強調這一批新發現的補遺文字對于認識和理解沈從文的意義。他舉例,“上世紀40年代,郭沫若在他的《斥反動文藝》里面,將沈從文說成是‘看云摘星的風流小生’。現在,沈從文的小說《看虹錄》收在《全集》里,《補遺卷》中補入了一篇《摘星錄》,沈從文的文章不是《看云錄》,而是《看虹錄》,所以我就很懷疑郭沫若看沒看過這個小說。而補入的《摘星錄》正好和《看虹錄》配對,這對于認識沈從文40年代的小說創作,以及沈從文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的轉變,都會更深刻更全面。”

      凌宇還提到《補遺卷》一個重要的特點,充分體現出補遺的必要之處。“有些文章已經收入《全集》中,這次又發現了這些文章又經沈從文改寫或增加文字。那應該是文章發表以后,他自己再補充上去的東西,有的增加了很多。比如早期有一篇文章收在《全集》中,在《補遺卷》中加了文字,叫《談短篇小說》,增加了一千七八百字,相當于一篇短文章的規模了。其中他談到‘我是不是已經過時?把我的書全部燒掉。’簡直就是他后來命運的一種預言。”

      “還有一篇《談刺繡》,收進《補遺卷》的部分擴充了一倍都不止,增加了三萬多字。我看過以后,覺得可以說是中國刺繡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東西。”

      凌宇今年初患了中風,寫字、走路都受到影響,此次他勉力到會,仍需夫人在旁照顧。他卻擔心著沈虎雛的身體恢復情況,“他生病以后,我們都有點著急,怕影響他的身體,所以我多次跟他講,事情不要想做到十全十美,那是沒可能的,盡到了責任,事情總要有一個階段性。留下的遺憾、缺陷不可能沒有,那就留到我們的下一代。”凌宇教授的勸慰生效,老先生們達成基本共識。

      17年補遺之路碩果累累,來年花開,又會迎來新一季豐碩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