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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晚期卜骨刻辭 資料圖片

今年是甲骨文重見天日120周年。在甲骨文發現后的20多年間，專家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釋讀文字之上，未遑論及卜辭文學成就。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學者開始從文學角度研究卜辭。如今，卜辭文學研究已經走過近百年歷程，在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之際，有必要對這一段卜辭文學研究進行回顧與反思，以便開辟卜辭文學研究的新局面。

一

百年卜辭文學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國文學史論著、專題論文兩種形式發表，中國文學史論著承擔了普及卜辭文學知識的使命，專題論文則致力于卜辭文學研究的開拓。

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國文學史論著一直是普及卜辭文學知識的主要載體。1931年，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中最先論及甲骨卜辭，認為卜辭是很整飭的。其后，諸多中國文學史論著都論及卜辭文學。如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中國詩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詹安泰、容庚、吳重翰的《中國文學史》，譚丕模的《中國文學史綱》，游國恩等五位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等，都以甲骨卜辭作為中國早期文學的內容。這些中國文學史大多是高校中文學科教材，它們在傳播卜辭文學知識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文科生的卜辭文學知識都來自這些中國文學史。但不容否認的是，中國文學史論著中的卜辭文學知識都相對淺顯，所列舉的例子也都是人們熟知的那幾片卜辭。中國文學史論著的一般寫法是，介紹已經被學術界認可的相對穩定的文學知識，在深度和廣度上沒有過高的要求。

再看研究卜辭文學的專題論文。建國之前的卜辭文學論文，可舉唐蘭《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清華大學學報》1936年第3期）為例，他第一次使用“卜辭文學”一詞，站在文學源頭高度，充分肯定甲骨卜辭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卜辭文學論文，姚孝遂《論甲骨刻辭文學》（《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63年第2期）可以作為代表。該文將甲骨卜辭分為文學和非文學兩個部分，認為甲骨文中的干支表和表譜刻辭與文學無關，只有那些語言精練、有深厚的生活感情、表達具有形象性的卜辭才有文學價值?！拔母铩币院螅芯坎忿o文學的論文逐漸增多，學術視野不斷開拓。論者分別從語言精練、蘊含感情、展示心理、創造形象、形式整齊、表現手法、詩樂舞一體、文學思想、布局謀篇等各個角度，來探討卜辭文學成就。茲舉幾篇有代表性的論文：饒宗頤認為占辭“往往是很美的文字”，“后來亦發展為文學一種類型”，“遣詞方面，琢句練字，尤見修辭上造詣之高”（饒宗頤《如何進一步精讀甲骨刻辭和認識“卜辭文學”》，成功大學中文系編《甲骨學與資訊科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徐正英認為，卜辭作者具有寫作意識，但不是純文學的文體，某些卜辭體現了煉字、修辭、酌句、謀篇的意圖。（徐正英《甲骨刻辭中的文藝思想因素》，《甘肅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李振峰從詩歌、音樂、舞蹈、儀式四位一體角度，探討了卜辭的文藝價值，標志著卜辭文學研究的新拓展。（李振峰《甲骨卜辭與殷商時代的文學和藝術研究》，哈爾濱師范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趙敏俐將卜辭文學價值概括為兩點：一是這些文字數量龐大，結構完整，說明它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二是卜辭的文字書寫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敘事條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有著完整的敘事結構，詞匯豐富，語言簡潔，體現了敘事文的初步技巧。（趙敏俐《殷商文學史的書寫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在探討某個同一論題時，最能見出學術研究的進展。曾有學者從形式角度論及卜辭的排比、反復修辭手法，所論雖然不一定中肯，但開啟了卜辭修辭研究的新論題。林甸甸近日發表長文，將卜辭修辭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一步。林甸甸所說的修辭，不是指漢語修辭，而是《周易》“修辭立其誠”的修辭，它是一個道德性概念。林甸甸將卜辭修辭放在殷商神權與王權的進退、貞人身份從方國首領轉換到王廷職官大背景下，考察卜辭文本的刻寫位置、行款連續性，命辭、占辭、驗辭的互文關系，認為貞人往往通過反常規的刻寫形態和反復、遞進等修辭技巧，以“記錄”本身構成修辭，間接彰顯價值判斷。林甸甸指出，甲骨卜辭的修辭揭示了中國修辭傳統精英化、書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監督、褒貶王政的功能指向（林甸甸《從貞人話語看早期記錄中的修辭》，《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百年卜辭文學研究，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一代又一代的學者，為卜辭文學研究篳路藍縷，辛勤開拓。我們不僅要向第一個將卜辭寫入《中國文學史》的人、第一個提出“卜辭文學”概念的人致敬，也要感謝那些從不同角度將卜辭研究向前推進的學者們。

二

如果我們放寬視野，將百年卜辭文學研究放在整個甲骨學和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就會發現百年卜辭文學研究存在著兩個不相稱：一是卜辭文學研究成果與甲骨學中的語言文字學、歷史文化學研究成果不相稱，前者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不及后者。對卜辭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不是已經研究得太多，而是研究得太少。二是卜辭在殷商文學中的實際重要地位與百年卜辭文學研究狀況不相稱。殷商處在中國文學發軔階段，而卜辭在殷商文學中居于特別重要的地位。現存殷商文獻有甲骨文、金文、《尚書·商書》和《詩經·商頌》，其中金文尚處于比較幼稚的階段，《商頌》的文獻真實性還有較大爭議，傳世《商書》僅有五篇，某些篇章的文獻真實性也存在疑問。殷商甲骨文不僅在文獻真實性上無可爭議，而且數量特別巨大。黃天樹先生指出，甲骨文獻字數達到一百五十萬之多。這樣一份真實無誤、數量巨大的殷商文獻，其重要性在殷商文學中無出其右。顯然，百年卜辭研究狀況未能反映出卜辭文學該有的重要地位，尚需學者們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運用什么樣的文學理論來研究卜辭文學，是值得反思的又一個問題。有深度的學術研究當然離不開理論，但是切忌生搬硬套某種理論模式。例如，如果套用文學的形象、情感、想象理論來研究卜辭文學，難免有些水土不服。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卜辭是用于占卜的文獻，它與后世典型的文學作品還有一段距離，絕大多數卜辭談不上有多少藝術形象，即使卜辭間或有一點情感和想象因素的參與，也不能將其視為卜辭主要的文學成就；二是卜辭是中國文學起步階段的作品，不能拿后世充分發展了的文學標準去要求它。與其套用一個不太貼切的理論模式，還不如回歸“中國文學本位”（方銘《西學東漸與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兼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山西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具體到卜辭來說，就是要回歸卜辭文學本位，要把卜辭放在求神問卜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從敘辭、命辭、占辭、驗辭甚至從刻寫、行款角度分析卜辭文本，研究卜辭的遣詞用字和記事技巧。前文所提到的林甸甸論文，在回歸卜辭文學本位方面是一個成功的嘗試?？上У氖?，這樣的論文太少了。

在研究卜辭文學時，能否透過現象看本質，而不僅僅看形式的近似，也應該引起學者注意。百年卜辭文學研究中存在著一些似是而非的現象。例如，有些論者認為，卜辭中有原始歌謠。有一片問雨的卜辭常為論者所征引：“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甲骨文合集》12870）這片卜辭完整無損，卜者從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貞問何方有雨，形式整齊，句子結構相同。有些論者將這片卜辭與漢樂府《江南》比附，以此作為卜辭中具有原始歌謠的證據。有些學者將此寫入《中國文學史》，把它當作文學常識加以傳播。其實，這片卜辭與漢樂府《江南》只是偶然的形式巧合，不能將它視為上古歌謠。這是因為，從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貞問，是殷商時期占卜的一個基本規則。從殷商卜辭中可以找出不少四方貞問的例子：“貞□田□西？貞乎田從北？貞乎田從東？貞乎田從南？”（《甲骨文合集》10903）“東方曰析，風曰協。南方曰夾，風曰微。西方曰夷，風曰彝。北方曰宛，風曰伇?！保ā都坠俏暮霞?4294）“東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保ā都坠俏暮霞?6975）“甲子卜，王從東戈乎侯，殺。乙丑卜，王從南戈乎侯，殺。甲寅卜，王從西戈乎侯，殺。丁卯卜，王從北戈乎侯，殺?！保ā都坠俏暮霞?3208）這些卜辭都是從東南西北貞問，它們完全是出于占卜的需要，用的都是占卜的語句，而不是原始歌謠。此類卜辭句式排列整齊，這是因為四方貞問的內容完全相同，它與句式整齊的詩歌相似純屬偶然。此類卜辭每句最后一字相同，這也是因為卜問內容相同，不能將其視為歌謠押韻。與此類問題相似的還有卜辭的修辭。卜辭有時多個句子結構相同，于是有些論者便認為這是運用了排比的修辭手法。例如：“丙寅卜，貞，王今夕亡禍。戊戌卜，貞，王今夕亡禍。庚子卜，貞，王今夕亡禍。壬寅卜，貞，王今夕亡禍?！保ā都坠俏暮霞?8861）此類卜辭所記載的占卜內容，連續幾天完全相同，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商王連續數天都擔心自己會有災禍，或連續關注同一個問題，因此才命令貞人接連幾天貞問相同的內容，它與排比沒有什么關系。卜辭中還有一種“對貞”方式，即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貞問同一件事，例如：“庚戌卜，亙貞，王其疾骨？庚戌卜，亙貞，王弗疾骨？”（《甲骨文合集》709）在庚戌這一天，一位名叫亙的卜人兩次貞問，商王會不會發生骨疼毛病？前一次是從正面貞問，后一次是從反面貞問。有人認為這是運用了反復的修辭手法，其實“對貞”是殷商占卜的一種方式，而不是貞人為增添語言表達效果有意為之。只要我們回歸到卜辭刻寫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就不會出現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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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卜辭文學研究，應該立足于卜辭文學本位，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著深度和廣度開拓。愚意認為，以下五個層次的問題，是未來卜辭文學研究應當關注的：

第一個層次是，確認卜辭的應用文性質，從應用文角度研究卜辭文學的特點。在商代，王朝政治是所有社會生活的核心，所有文藝活動都圍繞王朝政治展開。現存的幾種殷商文獻——甲骨文、銘文、頌詩、《商書》文誥——無一例外都具有應用文性質。應用文的一大特點是格式化。完整的甲骨卜辭一般分敘辭、命辭、占辭、驗辭四個部分。這種格式化的文章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結構清楚，敘事條理井然，用字精練，研究者可以將敘辭、命辭、占辭、驗辭分開探討，研究各個部分不同的文體要求和書寫特點；不利的方面是卜辭結構形式固化，因書寫載體所限而格局較小，句式雷同的情況較多，卜辭在散文藝術上不可能有更大的創新空間。

第二個層次是，明確甲骨文中的文學與非文學的分野，盡量避免無效研究。唐蘭、姚孝遂等前賢早就指出，并非所有甲骨文都有文學價值。甲骨文包括占卜之辭、紀事刻辭、干支刻辭和表譜刻辭幾類。干支刻辭排列六十甲子順序，可能是供巫卜記載占卜日期時參閱，其作用相當于今天的歷書；表譜刻辭記載商王歷代祖先的名字，相當于后世的家譜或族譜。這兩類刻辭在殷商甲骨文中數量極少，它們僅具有歷史學價值和科技史價值，而談不上文學價值，因此在研究卜辭文學時可以排除。具有文學研究價值的是占卜之辭和紀事刻辭兩類。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甲骨文深埋地下兩千多年，導致許多甲骨殘破碎裂，不少卜辭只剩下斷頭去尾的片言只語，顯然，這些嚴重殘缺的甲骨卜辭很難作為文學研究素材。

第三個層次是，確認卜辭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敘事方面，致力于探討卜辭的敘事藝術。卜辭在文體上屬于敘事散文，其中既沒有詩歌，也沒有神話。作為占卜的記錄，卜辭最令人稱道的，是能夠在有限的篇幅內，用極簡之筆把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件記述清楚。茲以《甲骨文合集》10197為例：“乙未卜，王狩禽？允獲虎二、兕一、鹿十二、豕二、麑百二十七、□二、兔二十三、雉七。□月。”這片卜辭是說，乙未這一天，卜人貞問：今日商王狩獵會有所擒獲嗎？結果真的大有收獲：獵到母虎兩只、犀牛一頭、鹿十二只、野豬兩頭、麑一百二十七只、□兩只、兔子二十三只、野雞七只。時在□月。這片卜辭記載商王一次大型狩獵活動，如果讓后人記載，可能需要洋洋數千言，可是這片卜辭僅用了三十二個字，就記載了商王狩獵從貞問到收獲的全過程。這樣有條有理、高度精練的記敘文字，其文學成就值得后人認真總結。卜辭已經具備了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這些記敘文要素，這種完整地記載一個事件過程的寫法，對后來記事散文影響很大。這里要澄清一個觀點：有的論者將卜問天氣、祭祀的貞辭以及記載田獵收獲、捕獲俘虜、方國貢品的記事刻辭都排除在卜辭文學之外，對此我們不敢茍同。無論是記載占卜時間和占卜者的敘辭，還是記載所要貞問內容的命辭，都是記事散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敘事藝術價值。

第四個層次是，客觀地分析卜辭在殷商文學中的實際地位。《禮記·表記》載孔子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弊鹕袷鹿硎且笊痰囊庾R形態，而最能反映殷商尊神事鬼意識形態的文獻，非卜辭莫屬。因此，那么多的卜辭傳之后世，絕非偶然?？墒?，隨意翻開幾種流行的《中國文學史》，就可以發現其中關于卜辭文學的內容非常單薄。卜辭是殷商文學的大宗，是中國敘事散文之祖。重新評估卜辭在殷商文學中的地位，是未來卜辭文學研究不可回避的任務之一。

第五個層次是，客觀地分析卜辭對中國后世文學的影響途徑。僅從時間上說，甲骨卜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之一，這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們不要忘記一個事實：甲骨卜辭早在商周時期就被埋入地下，從春秋戰國到1899年這兩千多年時間內，中國歷代作家都沒有機會看到甲骨卜辭。既然后世作家沒有機會讀到商周甲骨卜辭，那么甲骨卜辭對中國后世文學的影響又是如何實現的呢？這就要認真分析商周之際的文化傳承。商代末年，以辛甲、尹佚為代表的一大批學養深厚、刀筆純熟的商朝巫史神職人員，因為不滿于商紂王的殘暴統治，紛紛棄商奔周，在客觀上充當了商周文學傳承的橋梁。這些奔周的商朝巫史，懷著棄暗投明的興奮和為新朝立功的迫切心情，以極大的熱忱投入西周政治文化事業之中?！对娊洝ご笱拧の耐酢氛f：“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痹谥苋思漓氲涠Y上，留下了殷商巫史辛勤奔走、熱忱服務的優美敏捷的身影。從文學創作來看，奔周的商朝巫史是西周初年文壇的主要創作力量，周初的金文、頌詩、文誥創作多與他們有關，周原卜辭的刻寫風格接近帝乙、帝辛時期的商代卜辭，以至于有些學者懷疑周原卜辭就是出于商朝巫史之手，這種懷疑不是毫無理由的。商周巫史都是世代相襲，卜辭文學就是通過他們的家族傳承而影響后世，即使是在商周甲骨文被埋入地下之后，我們仍然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卜辭的文脈仍然不絕如縷地延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