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中國古代小說從故事流傳到整理成書，往往要經(jīng)過長時間的復(fù)雜演變過程，其間要經(jīng)過說書人、編輯者諸人，從內(nèi)容到形式各方面的加工修改。俠義公案故事曾經(jīng)主要以說書、聽書的形式傳播，當(dāng)時真正能買得起作品直接閱讀的人很少，往往是些達官貴人、富家子弟或家境富裕的知識分子，而普通百姓卻只能望書興嘆，他們主要通過聽書的形式來欣賞扣人心弦的故事。《三俠五義》長期在民間流傳，最后經(jīng)一人加工而成，其版本在流傳演變過程中，又經(jīng)過多人校編整理刊印，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版式風(fēng)貌。

《三俠五義》的藍本是石玉昆常說的《龍圖公案》。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是道光年間在北京享有盛名的說書藝人，他將宋元以來廣為流傳的包公故事加以增飾編纂，首尾貫通，演為大部。石玉昆就是以說唱包公故事而出名的，故富察貴慶《嘆石玉昆》詩曰：“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dāng)時石玉昆。”現(xiàn)存《龍圖公案》的版本分繁簡兩個系統(tǒng)，不題撰人。其中繁本十卷一百則，其版本主要有：清初刊大本，藏北大圖書館；四美堂刊本，藏大連圖書館；雨余堂刊本，藏天津圖書館。簡本主要有：乾隆書業(yè)堂刊本，藏遼寧圖書館；嘉慶七年（1802）刊本，藏日本天理圖書館。簡本系由繁本刪削一些故事而成，文字并無大異。根據(jù)李家瑞的《從石玉昆的〈龍圖公案〉說到〈三俠五義〉》和王虹的《〈龍圖公案〉與〈三俠五義〉》可知：《龍圖公案》文字比較“笨拙”，書中有不少“節(jié)外生枝的廢話”，時常穿插一些閑話和笑料，全書有白有曲，基本上沒有回目，較多地保存了說唱時的原貌。

從說唱本《龍圖公案》到章回體《龍圖耳錄》，是《三俠五義》版本演變的重要一環(huán)。在石玉昆說唱《龍圖公案》時，有人聽而錄之，故曰“耳錄”，遂有《龍圖耳錄》。《龍圖公案》的整理者在聽記說唱故事的基礎(chǔ)上，必然進行二度加工、創(chuàng)作，不僅刪掉《龍圖公案》中許多累贅的話，而且刪去了幾個與整個結(jié)構(gòu)無關(guān)系的故事；兩書地名、人名多有不同。孫楷第認(rèn)為《龍圖耳錄》“全書盡是白話文，無唱詞，蓋記錄時略之”。《龍圖耳錄》有較系統(tǒng)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有對仗工整的回目，可以說是一部比較完備的小說。此書一直未刊印，僅有抄本。主要抄本有：孫楷第藏本；汪原放藏本，亦即謝藍齋本；傅惜華藏同治六年（1867）抄本，已佚。汪原放將所珍藏的當(dāng)時已成海內(nèi)孤本的《龍圖耳錄》捐獻給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jù)傅氏所校汪原放藏本刊印發(fā)行。

爾后，問竹主人復(fù)加以修訂，取名為《忠烈俠義傳》，集成一百二十回，退思主人后贊曰：“文正諸臣之忠也，金氏等輩之烈也，玉堂多人之義也，命之以《忠烈俠義傳》名，誠不誣矣。”光緒元年（1875），入迷道人公余時又“重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為四函”。光緒四年（1878），問竹主人又同友人退思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匯而成卷”。光緒五年（1879）由問竹主人、追思主人、入迷道人先后稍加修訂的《三俠五義》，一般題為“石玉昆述”，由北京聚珍堂以活字本刊行，書名題為《忠烈俠義傳》，扉頁鐫《三俠五義》。光緒己卯孟夏問竹主人《俠義傳序》云：“且其中烈婦烈女，義仆義鬟，以及吏役、平民、僧役人等，好俠尚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日‘忠、烈、俠、義’四字。”“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版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三俠五義》刪去了《龍圖耳錄》中所有批注及大量議論累贅之詞，二者相比，《三俠五義》約少了十幾萬字，但語言更精煉，情節(jié)更緊湊。《三俠五義》最初刊行時名為《忠烈俠義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之《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論曰：“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有不必背于忠義。”精辟地概括了是書特征。版本主要有：光緒五年（1879）北京聚珍堂原刊活字本，首有問竹主人、退思主人、入迷道人序；光緒八年（1882）活字本；光緒九年（1883）文雅堂復(fù)本；光緒十年（1884）東昌寶興堂刻本；1925年亞東圖書館排印本。

1889年，經(jīng)學(xué)大師俞樾讀到《三俠五義》，倍加賞贊：“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跡新奇，筆意酣恣，描摩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jié)。”“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同時，他又認(rèn)為開頭一段“貍貓換太子”故事“白家老嫗”，“殊涉不經(jīng)”，乃重撰第一回；又以為書中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所謂“三俠”，實為“四俠”，而艾虎、沈仲元亦足以稱俠，遂改題為《七俠五義》。嗣后，這兩種本子并行于世。經(jīng)俞樾一贊一改，《七俠五義》遂聲價倍增，以至后來《三俠五義》之名漸被《七俠五義》所湮沒。《七俠五義》主要版本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上海廣百宋齋排印大字本，六冊，二十四卷；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六冊，一百回；上海大成書局石印本，六冊，一百回；商務(wù)印書館排印本，六冊，二百二十回。以上版本均藏天津圖書館。

上世紀(jì)20年代由俞平伯校點、亞東圖書館出版的《三俠五義》，是該小說流傳以來最優(yōu)秀的版本。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學(xué)，小說的地位遽然提高，整理出版古典白話小說蔚然成風(fēng)。1920年亞東圖書館采用新式標(biāo)點符號和分段法整理出版的古典白話小說面世，“開標(biāo)點書先河”。1924年亞東圖書館準(zhǔn)備重印《三俠五義》，主持人汪原放將標(biāo)點工作托付給俞平伯。他之所以選擇俞平伯擔(dān)此重任，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首先，他是俞樾的曾孫，家學(xué)淵源深厚，自幼得過曾祖的指教，小時候便讀過曲園重定的《七俠五義》，對是書版本流變及內(nèi)容稔知于心。其次，俞平伯既是當(dāng)時蜚聲文壇的新詩人，又是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一顆新星。他對古典文學(xué)情有獨鐘，功底扎實，《紅樓夢辨》的發(fā)表，奠定了他在“新紅學(xué)”中的地位。俞平伯在點校之初，對書名的取舍“有些躊躇”，畢竟《七俠五義》是曾祖重定命名的，倘再恢復(fù)為《三俠五義》的書名，豈不是有違祖訓(xùn)？內(nèi)心猶豫不決，遂與胡適函商。胡適除了肯定俞樾改定的《七俠五義》對這本書的流播所起的積極作用外，也指出《七俠五義》存在的不足：“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些有聲有色的描寫部分，便沒有文學(xué)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其實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滿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至于書名的取舍，他認(rèn)為不論“三俠”還是“七俠”，都是虛數(shù)，并非實指，并以大仲馬《三個火槍手》為例說明。他認(rèn)為，在“三”與“七”的問題上，“曲園先生太拘泥了”。1924年3月7日胡適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建議書名“似宜用‘三俠五義’”。俞平伯經(jīng)過反復(fù)斟酌，覺得“適之的意見已有可采取”，于是就用了“‘三俠五義’之名”。

俞平伯在校點過程中，以“《三俠五義》為底本，而以《七俠五義》校之”，取長補短，擇善而用。在版式體例上，《三俠五義》正文前有俞平伯?dāng)M寫的《本書所用的標(biāo)點示例》14條，向讀者介紹用法并舉例說明。還有胡適《序》、問竹主人原《序》、俞平伯的《校讀后記》。書后附錄俞樾《重編〈七俠五義〉傳序》和由他重撰的《七俠五義》第一回。一部版式全新的《三俠五義》于1925年3月問世。胡適在序中說：“這回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先生校點此書，全用《三俠五義》作底本，將來定可以使這個本子重新流行于國中，使許多讀者知道這部小說的原本是個什么樣子。平伯是曲園先生的曾孫。《三俠五義》因曲園先生的表彰而流行于南方，現(xiàn)在《三俠五義》的原本又要靠平伯標(biāo)點而保存流傳，這不但是俞家的佳話，也可以說是文學(xué)史上的一段佳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