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格本”舊事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葉曉楠 2019年07月08日08:21
淡雅的封面，外框雙線環(huán)飾，內框圍起斜向交叉網(wǎng)格，網(wǎng)格交點綴以似圓實方的結點。沒錯，這便是很多人記憶深刻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愛好者中還有一個昵稱：“網(wǎng)格本”。
“網(wǎng)格本”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出版，直到本世紀初，仍然還有新書推出，整套叢書的規(guī)模達到145本之多。
擁有約半個世紀出版歷史的“網(wǎng)格本”系列，當初是怎樣制定出版計劃的？翻譯和編輯過程中，又有哪些令人難忘的故事？日前，本報記者采訪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編審張福生，傾聽這位參與過“網(wǎng)格本”工作的老編輯，講述往事。
群星璀璨的編委會
張福生回憶說，1958年，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提出，為了學習借鑒世界文學的優(yōu)秀遺產，提高中國青年作家的藝術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水平，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需要編選一套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當時中宣部責成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這項工作（1964年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后即從文學研究所接過了這項工作），并將出版任務交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考慮到在世界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創(chuàng)作與理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世界文學遺產應包括文學理論，于是在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即“網(wǎng)格本”）之外，又增加了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合稱“三套叢書”。因出版工作加重，因此商請上海譯文出版社共同承擔。
外國古今文學作品與理論著作浩如煙海，哪些可以入選？
據(jù)張福生回憶，選題制定主要是由編委會完成的。至今，張福生手上還保留著一份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制定的五年出版規(guī)劃草案以及其他一些相關資料。資料顯示，這套叢書的編委會成員可謂群星璀璨：
最初的編委會成員包括卞之琳、戈寶權、葉水夫、馮至、包文棣、田德望、朱光潛、孫家晉、孫繩武、陳占元、楊季康、楊周翰、楊憲益、李健吾、金克木、羅大岡、季羨林、鄭效洵、聞家駟、錢鐘書、錢學熙、樓適夷、蒯斯曛、蔡儀等。中宣部領導周揚、林默涵都曾先后出席最初的幾次編委會會議指導。“文革”后，叢書工作重新啟動，又增加了巴金、葉麟鎏、盧永福、朱虹、陳冰夷、陳燊、張羽、趙家璧、駱兆添、姚見、秦順新、綠原、蔣路、董衡巽等人。
張福生說，當年，先是由研究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學專家，在他們淵博的學識基礎上，篩選出最優(yōu)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論著。1961年，編委會制定了“三套叢書”的編選計劃，初步確定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為120種，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為39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為12種。
“最終確定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幾乎囊括東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紀至近現(xiàn)代的、思想藝術均臻完美的史詩、詩歌、戲劇、小說等體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國文學精華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學發(fā)展演變、日趨豐富多彩、多樣化的歷史過程。”張福生說。
每一本都精挑細選
“我記得初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看到綠原先生責編的《拉奧孔》一書原樣，發(fā)現(xiàn)上面的譯文被修改過的地方很多，邊角還粘貼出許多改正的譯文，多的注釋長達半頁。”給張福生留下深刻印象的這本《拉奧孔》，是美學大家朱光潛先生翻譯的，“令我驚訝的是，像朱光潛先生這樣的頂級大教授，譯稿怎么也被改得這樣多。”
后來，張福生又從故紙堆里找到一份綠原所寫的關于該書譯文的意見，其中綠原提了135個問題，有114條朱光潛先生批了“照改”或是“改”字，還有的則提出了其他意見，最多的一條，朱光潛先生寫了200多字的回復。除此之外，張福生還初步統(tǒng)計了一下，僅《拉奧孔》這部書稿，經(jīng)手人就多達10余位，而且都是文學界的重量級人物，比如馮至、戈寶權、錢鐘書等。
后來，參與叢書的編輯時間長了，張福生才知道，這樣的工作態(tài)度和工作方法，在當時是很常見的，這也是時至今日，叢書仍然被人們所看重，其中很多本書被反復再版的原因。
“這套叢書不僅有一個陣容強大的編輯委員會，委員都是外國文學研究界和出版界的權威和知名的專家學者，而且這些大家不僅親自參與制定選題計劃，確定各書譯者及序文作者人選，分別審閱各書譯文和序言，甚至還具體負責各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張福生回憶說。
為了追求譯文完善，這些譯者往往視翻譯為崇高的事業(yè)，力求譯文盡善盡美，既忠實于原文，又保持原作風格，孜孜矻矻，逐句琢磨，完成一書，常達數(shù)年以至十數(shù)年。“這些譯本，堪稱精品，經(jīng)受住時間的考驗。”比如張福生經(jīng)手編輯的汝龍譯的《契訶夫小說選》，便是精心打磨，校訂了很久才出手的精品。
深受讀者喜愛
“網(wǎng)格本”在讀書愛好者中享有很高聲譽，許多書友追尋近30年而不疲，每有所獲，便欣喜莫名；聽說出了新的品種，就互相轉告。還有一些人試圖搜集全套，“但是能收齊的太少見了”。
張福生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由于圖書資源缺乏，“文革”剛剛結束后出版的“網(wǎng)格本”，在新華書店每每供不應求，經(jīng)常是10萬本一次地印刷，而且總是一到書店就被一搶而空。“當時由納訓譯的《一千零一夜》（6卷）系列，我們收到出版部門的同事轉來的印數(shù)單，上面寫著50萬套，我們吃了一驚，還以為多寫了一個零，又打電話去核實，才知道需求量確實就這么大。”
就連標志性的網(wǎng)格狀封面，也受到讀者追捧，“我記得后來曾討論過要不要更換現(xiàn)代感更強的封面，結果在讀者調查中受到強烈反對，因此也就保留了下來。”張福生說。
最終，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共出書145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出書11種，外國文藝理論叢書也出版了19種，原定的選題計劃中，除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因組稿、出版條件等所限只能部分完成外，其余兩種基本上已經(jīng)出齊，再加上一些增補的書目，直到2000年前后，這項工作才基本結束。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老所長葉水夫曾贊揚這套叢書時說：“叢書規(guī)模之大，選題之精，譯文之優(yōu)，可以與世界上最好的同類叢書媲美，這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事業(yè)中一項奠基性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