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01

36歲的張俊雨拜托他的同學們，每人幫他錄一段話。他想給這段日子留下點什么，以后能聽聽這些聲音，也讓媽媽和大姨知道，自己過得挺好，雖然和他最親近的這兩個人都已經不在了。

在張俊雨班上，有37位同學，他們都是普通人，卻難體味普通人的平凡，他們的生活中，磨難與艱辛是常態。在中國殘聯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殘疾人作家研修班，十幾天的短暫相聚對這個班的每一位學員而言，都意味著重新出發，無論文學還是人生。

班上的同學都很疼俊雨，拿他當弟弟一樣照顧。俊雨是腦癱，沒上過學，媽媽和大姨的相繼離世，讓他在十幾歲時去了福利院生活。俊雨愛學習，也愛寫字，特教的一位志愿者一直在文學上給予他幫助。試著寫第一本書時俊雨卡了殼，他索性暫時擱置，轉而寫起網絡文學，成為搜狐簽約作家。后來福利院的一位新院長鼓勵他繼續把書寫下去，并通過中國殘聯聯系到華夏出版社，2015年俊雨的小說《愛之花》得以出版。

俊雨的想法最初是對同學李梅講的。“他給我發了很長一段話，他說寫了一篇文章，寫他的媽媽和大姨。今后大家難再見面了，他想讓全班同學每人念一段，錄下大家的聲音，想同學了聽一聽，想老師了也聽一聽。”李梅說俊雨是幸福的，起碼有念想，還能回憶起家人，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長沙有一位殘疾人朋友，一個男孩，從沒見到過親生父母，也并不想去尋找，“他們把我丟到福利院，如果真想找我，一定找得到”。

8年前李梅參加過魯迅文學院青年作家培訓，今天她站在407房間窗前，“又可以度過一段不食人間煙火、童話般的日子了”。李梅13歲遭遇車禍導致身體殘疾，當時她爸爸在湖南省新華書店發行站工作，單位領導每周都會捧一摞書給病床上的李梅，她的病房成了圖書室，大家都會去她那里借書看。《紅與黑》《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那個年齡的小孩子能看懂什么呀，就是特別渴望，老想讀 。”

以前李梅只是借文字修身養性，還沒意識到文學將在自己生命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14年前參加中國殘聯舉辦的筆會，當時一位老師說，很多殘疾人遠不像李梅的生活這么優越，在偏僻邊遠地區，或者在農村的，不夸張地講，文學就是他們活下去的支撐。有一年李梅參加助殘日活動，一位殘疾人朋友的心愿是能夠走出門檻，看看外面的城市，看看那些馬路和建筑。對于行動不便的他們來說，有個心有所屬的寄托能撐起內心空落落的地方。

年輕的譚杰是殘疾人作家研修班的班主任。媽媽以前是聾啞學校老師，她常接觸殘疾人朋友，還懂一點手語。“接這個班時沒有想太多，在內心覺得跟大家還是相對熟悉的。”真正感覺到難度凸顯，是給學員們購買人身意外傷害險。入保險是魯院培訓的慣例，但這次，保險公司委婉表示一般不給殘疾人入保險。經過溝通，譚杰統計了37名學員的肢體殘疾程度報給保險公司做好預備。譚杰說，當我面對那個統計表，面對為數不少的肢體一級殘疾、二級殘疾，才開始感覺到這個班的不易。

02

如果沒有上大學的姐姐給他寄書，沒有后來自學古代漢語，韓報春現在可能和另一個患病同鄉一樣，佝僂著坐在村口石臺上，日復一日地看人來，看人往。強直性脊柱炎是世界性難題，號稱“不死的癌癥”，12歲時韓報春住在陰冷潮濕的宿舍，久而久之落下了個這個病根兒，開始拄一根拐杖，后來拄兩根，再后來就不會動了，走不成路，初中也沒上完。

那時他唯一愛好就是看書，所有閱讀來源都靠在四川念大學的姐姐，寄來的書什么類型都有，教科書也讀，世界名著也讀，先鋒文學也讀，梁曉聲、史鐵生都讀過。韓報春最感興趣的是初中課本里的文言文，離開學校后自學了河南大學中文系的古漢語專業。21歲時村里剛好招收代課教師，韓報春去了，一當就是7年。然而在新一輪教育改革中，由于沒有教師資格證，最終還是被清退了。韓報春想，不行，還是得謀生。他去了一個水泥廠負責開關閘機，西北地區海拔三千米，噪音大，粉塵多，工資低，但是能在社會當中勞動。

韓報春十分清楚文學帶給他的變化，“要是我沒讀書，沒寫字，可能就像村里得病的其他人一樣，不敢出去，離開我們這個鄉就沒法生存。天下再大的地方，我有信心走出去。”他的小院子里種著花，連采訪他的記者也沒想到一個殘疾人身上看不到一點頹廢的精神狀態。韓報春常想，殘疾是呼喚平等的一種權利，但絕不是降低自己對文學藝術追求的借口。

李紅都手上總拿著一個翻譯器，在4米范圍內，這個電子設備可以把人聲變成文字顯示在屏幕上。也許是天意弄人，李紅都的媽媽本想把女兒也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音樂老師，女兒卻在11歲時因為發燒注射慶大霉素后造成中毒性沉積性耳聾，上課老師點名聽不到，別的同學碰碰她才反應過來，大家都覺得她出了毛病，像個傻子一樣。

失去聽覺讓李紅都覺得很恥辱，不愿與人接觸，越來越沉默。有人建議她去聾啞學校念書，在那里她不再是特殊的，需要別人單獨照看的孩子。李紅都的父母卻堅持讓女兒在健全人環境中成長：“少數服從多數是社會的潛規則。殘疾人這個群體畢竟是少數，將來要走向社會，就必須克服自己的障礙”。

上學時李紅都一直被父母訓練看口型，靠著一股子韌勁，初中畢業后她考上了洛陽重點高中，還是重點班的學生。打擊在高考體檢時來了——高校不招收有聽力殘疾的學生，李紅都沒有參加高考的資格。她去了一家工廠當車間檢查員。

生存，是很多殘疾人要面對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問題。談理想，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奢望。怎么養活自己，怎么在社會關系中獲得一個被承認的身份、不被拋出生活之外，比其他任何都要迫切。來自安徽的詩人張璘身患小兒麻痹癥，現實賦予他的理念是“你必須得先生存，然后再談寫作，再談發展”。

完全不是自己喜歡和擅長的工作，為了生存，李紅都在基層車間干了十年。命運的再次轉折發生在一次征文比賽，單位發現了她的寫作才能，把她調到黨委，從事專業文字編輯工作。再后來，她自學考上本科漢語言文學專業，文化上來了，寫作也越來越好。身邊的故事，單位的職工，社會上的真善美大事小事…… 只要能捕捉到的，李紅都全寫下來。她有兩個厚厚的筆記本，是同事在每次開會時幫她做的筆記，因為聽力不好，開會時她什么也聽不到，李紅都說，不是所有人有耐心與聽障人士交流，我不知道怎樣走近別人，寫作讓他們通過文字認識我，了解我，甚至成為我的朋友。

03

很多學員如果沒有接觸到文學，沒有將寫作當成生命的一種支撐，“并不夸張地說，現在我們可能都死掉了”。謝常紅是吉林人，患有先天性肢體殘疾，小時候因為身體原因而性格偏執的她寫過遺書。因為中學在20公里以外，又沒有住宿和食堂，小學畢業后身邊的同齡人幾乎全部輟學了。

謝常紅就想念書，爸爸托朋友找了一個距學校2里地的住所，八間房的小院子，有一張休息的床。白天有人上班，晚上一個老大爺守著，周圍往來都是建材商店的工人。“連上廁所都害怕，夏天媽媽裝的一大盒飯經常會餿，也得吃；冬天地上是冰的，夜里把圍巾裹在帽子上或者干脆醒著取暖。”

14歲的謝常紅在那里住了三年，每天放學回到小屋第一件事就是看各種報紙，《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吉林日報》《城市晚報》《經濟日報》…… 謝常紅說，看那些新聞特別有意思，吃什么無所謂。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將她視為掌上明珠，從沒有人歧視或欺負她。“在家都沒被父母這么照顧過，那時小兒麻痹癥很普遍，屯子里都有，家里孩子也多，沒人覺得你應該被特殊關照。”中學三年是她最開心的時光，一個差點走向死亡的小女孩變成了活潑的知心姐姐。

接觸殘聯以前，謝常紅很抵觸殘疾人的身份，不愿辦殘疾證，不愿將自己歸屬到這個群體中。“我拼命出去旅游，登山，干什么都是自己，我除了走路不好看，其他和正常人沒有任何區別，就是這種心態”。由于要參加殘聯的各類文學活動，2016年謝常紅辦了殘疾證，和很多殘疾人成了朋友。每個人都有他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他內心的堅守，對文學的熱愛，對藝術的追求。謝常紅說，很遺憾沒有早點認識大家，讓我震撼，也讓我驕傲。在這樣一個樂觀而開朗的群體中，羞恥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恥的事。

不是所有人都像謝常紅那么幸運，用一個詞形容劉愛玲寫作前的生活狀態，是“絕望”。因為身體缺陷，讓一個人的精神掉進深淵，為了生理的活著在她看來沒有意義。從10歲起，劉愛玲就作為一家之主承擔起照顧整個家庭的重擔。她不太想提及往事，說那是另一個版本的《悲慘世界》。“上學時最怕天氣不好，回不了家，連餿飯都沒有，只能餓著。冬天沒衣服穿，拄拐杖褲子磨得快，絨褲在膝蓋那里能磨出洞。腳上凍瘡流膿，膝蓋凍瘡也流膿，上課就把手放在病腿膝蓋的凍瘡上捂著。”以前吃的鹽是大顆粒的，為了讓膝蓋盡快好轉，劉愛玲撿最大的那粒鹽，“有綠豆那么大”，一個傷口里頭塞一顆。

沒人關注一個身患殘疾的小女孩在成長中經歷了什么，劉愛玲的周記每次都是兩個版本，交給老師一版，是大家都會說的那些話，留下的版本才是真正給自己的，那也是她最早的寫作啟蒙。文字是劉愛玲在困境中左沖右突的一把劍，是至暗時刻長出的須根，從瘦小到壯大，從脆弱到堅強，現在回頭看，她救了自己。

04

中國作協與魯院對這個班的重視遠非請什么文學名家教學、進行什么樣的活動等等如常，從策劃這期研修班、確定學員人選到迎接學員入院開課、確保順利進行課堂活動與日常生活起居，魯院的教師們成為了實實在在的幕后工作人員，時刻付出著辛苦，記掛著這個班的衣食住行。

魯院錄取通知書發出之后，有幾位學員給譚杰打電話——被錄取的學員李文是聽力障礙，表達受限，聽不清他說什么，只能聽出他難掩的激動；年齡在50-55歲之間的魯飛（當時還沒確定是否要錄取這個年齡段的學員）從晚上十點半到第二天清晨，給譚杰發了好幾條短信希望能被錄取；還有幾位因為各種原因最終沒被錄取的，中途也多次聯系希望可以爭取機會……

譚杰發現他們有特別執著的一面，尤其對于機遇格外渴望。培訓開始后，學員們的表現與預想的不同，他們更加自立，更加要強。中國殘聯派了兩名工作人員住在魯院，加上魯院培訓部的幾位老師，保障可以24小時為學員們提供幫助。在老師們想要提供幫助時，學員們經常選擇婉言謝絕，他們習慣了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

有學員說這個班是“一群搖搖晃晃的漢字”。每個殘疾人都有一部苦難史，班長趙凱說，不幸的故事都相似，幸福的故事各有各的幸福。因為家庭條件不好，何桂梅成年后才通過寫信眾籌的方式做了手術，穿上第一雙合腳的鞋；對于自己在30歲時忽然被納入殘疾人群體，有了正式身份，安揚說不出是什么滋味；由于醫療事故，身有殘疾的邢馨元上學時差點被勸退，做了母親的她在每天陪孩子讀繪本中重拾了以前創作兒童文學的童趣與天真。

他們用寫作回應命運的顛簸，用文學在生活的暗處披荊斬棘，為自己開辟一條生的出路，壘砌觸摸世界的階梯。現在，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擁有美滿幸福的家庭，擁有可愛的孩子，在外人看來，一切痛苦與不幸似乎都已遠去。但他們所處的生命狀態或曾經遭遇的坎坷，并非依靠“勵志”二字就能為靈魂的創痛掛一枚光鮮的榮譽勛章。回到日常生活，依舊困難重重。

婚后15年，劉愛玲的丈夫都沒回過父母家，因為家人無法接受一個有身體殘障的兒媳婦，這不是個例。婚戀問題對于大多數殘疾人都異常艱難，甚至殘酷。趙凱并不避諱這個現實，“能與我真正進行精神對話的女人是不會看中我的，我結婚首先考慮的是能照顧我。”

作為新疆廣播電臺的一名媒體從業者，學員鄒立紅常接觸與她一樣的殘疾人朋友，很多人在尋找伴侶時都會將就一下，湊合一下，找到心靈層面的對等比健全人更為困難。鄒麗紅說，社會對于殘疾人群體的關注不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那么簡單，更需要真正了解這個群體的精神訴求，需要人文層面的關懷與幫助。

靈與肉不可分割，肉體上經受苦難，精神上總會生出被磨礪的褶皺，難以撫平。鄒立紅從小很少喝水，因為沒法在外上廁所，只能自己憋著，干脆就不喝了。長久以來養成習慣，公共場合幾乎不去衛生間，有了欲望也會忘記或者忽略。諸如這樣的細節每個殘疾人都會有，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鄒立紅心里是復雜的。

“每每有殘疾人類似發言時，一方面我會感動，一方面我又想去屏蔽它，因為我覺得有點多”。鄒立紅所謂的多，不是對人與事的厭倦和疲憊，在一遍又一遍的講述中，在某種程度上是以類似揭傷疤的方式回望自己的經歷時，殘疾人群體能否真正實現精神上的成長。

“這是最重要的，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們希望自己和他人能有第三只眼，不論從個人成長，還是從整個群體，能有一只溫和的第三只眼。不那么偏見，不那么暴躁，不那么凄苦、那么假樂觀，是真的很溫和、很平靜的第三只眼來看待自己，還有殘疾人群體的狀況”。

不可否認的是，自卑是殘疾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問題，或者不能稱作問題，而是客觀事實，哪怕很多人已經能夠正視自己的身體缺陷：“自卑的心理會永遠存在，擺脫不了，但這也能讓我們用健康心態不斷調整，慢慢強大”。

05

鄒立紅曾參加過一個公益活動，帶殘疾人朋友泡溫泉。很多人肢體有殘缺，這對他們是莫大的挑戰，即使身邊都是相同情況的朋友，即使和志愿者都朝夕相處。大家相互鼓勵著，攙扶著，從抗拒到嘗試，從擔憂到放松，在流動的水中感受著生命的自在與精神的自由，像孩子一樣快樂。鄒立紅記得，一個坐輪椅的維吾爾族女孩被志愿者抱上抱下時的笑容，“她沒有這樣的機會，被別人如此喜愛和照顧，生活中很多目光都透露出異樣甚至嫌棄”。

實際上，殘疾人群體需要真正意義上平等的、具有人文關懷的環境，哪怕只是一個偶然的契機。有人可以在瞬間豁然開朗，有人依然少不了漫長的心理建設，但只要開始了，就意味著有了能往前走的路。鄒立紅在各種體驗式采訪中感到，一些年輕的殘疾人與他們那代不一樣，醫療的進步、選擇的多樣與資訊的豐富讓他們相對少了些脆弱和敏感，心態更開放，個性更突出。一個“90后”盲人小伙子不愿做按摩師，他喜歡音樂，去了專業學校學習調音，老師對“90后”盲人調音師的要求絲毫不會降低，面對的社會是一樣的，公平競爭，沒有人因為你是盲人就給與給予特殊優待。

現在鄒立紅能平靜地面對殘疾人的身份，也能面對這個身份在社會活動與人際交往中的任何境遇。鄒立紅說，自己的狀態是不會刻意標簽或回避。對別人的反應已經不會太在意，走在路上有人回頭看，能夠理解，別人的熱情幫助也會心存謝意并坦然接受。“內心堅實的東西不是外界賦予的，也不是人文關懷能全部提供的，只有自己能給自己，熱愛的文學、感興趣的事情都只是輔助的手段。”

命運的裂隙成為記憶的影子，唯有韌性，存在于苦難之上。當生活把朱麗秋的一切都拿走的瞬間，她的世界崩塌了。先天性脊柱裂讓她有過一段難以訴說的日子，很多手術無法使用麻藥，包括懷孕生產。自尊不允許她向別人傾吐，“我跟所有人表面維護著，行，我還挺好的，只有自己知道，徹夜無法入睡，大把大把吃安眠藥，很短時間內頭發就白了。”

懸于崩潰一線，朱麗秋忽然覺得，人生不該這樣。拿起筆開始文學創作的那一天，從五六歲時起讀的書滋養了她。她常說自己的人生是刪除鍵，不愉快的人、事、情緒都刪除掉，保持著快樂的心態，所以她寫兒童文學，成為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

這些緩慢而平靜的講述，是她今生都不愿意對別人說的話。疼嗎？真疼。痛嗎？也真痛。“但我很快樂，我天天寫兒童文學，我永遠是個孩子，不高興了就會說我今天生氣了，我不裝，也不瞞。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痛，我自尊、自愛，不賣這個痛，不賣這個慘，我自己知道就夠了。”朱麗秋將近50歲，人到中年，她希望自己坦坦誠誠、正正當當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畫上句號。“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我會告訴他，我這一生過得很豐富。”

06

譚杰常思考，大部分殘疾人沒有機會受到很好的教育，在他們遭遇痛苦和磨難時，幾乎是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困境，如果有專業心理輔導和知識培訓，他們或許會少走很多彎路，過上更為開闊的不一樣的人生。

不只這期魯院研修班，社會上每一次公益活動，每一次為殘疾人群體提供的機會，敞開的格局是比知識或體驗本身更重要的進入，在探索與平衡之間，每個人審視自我，審視他者，建立參與社會行為的責任意識，重新思考和認知作為獨立生命個體的“我”，以何種方式行走于這世間。

有人不再將“殘疾人”這三個字看成狹隘的標簽，對群體的圈定是為了給予更多扶持，這也是一種關注和愛護；有人消解了內心的鋒利，不給潛存的人生可能設限；回避寫殘疾人題材的作家不再畏懼觸碰那些生命歷程，正視存在的真實；囿于自我悲歡小天地的作家將筆觸伸向山川河流，伸向社會肌理。在互動的空間中，在開闊的視野中，大家嘗試并不斷融入和理解彼此。

一位學員說，不再因為自己的要強與自立而站在道德制高點去看待所有殘疾人群體，要求他們做出成績，“有各種復雜因素造成每人不同的狀態，即便同為殘疾人也并不能確切地感同身受，已經承受身體的障礙，用玩的快樂減輕精神的痛苦也是一種方式，后來我懂了。”

魯院殘疾人作家研修班結束的前一晚，大家聚在一起聯歡。同期在魯院與北京師范大學聯辦的作家研究生班學習的“90后”作家梁甜甜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這該是宿舍里最難眠的夜晚。格外努力的學員們，大多明天便啟程回鄉了。他們拽著夜色的尾巴，他們唱山水，唱祖國，唱青春。他們明明在肆無忌憚地笑，我的心，卻只聽得到樹影的哀傷。

盡管這個班即將結束，譚杰看到他們在群里的聊天，還有他們寫的魯院回憶，仍然會掉眼淚。“我很少再在群里發聲，只是看著他們聊。專家們的授課內容，也許很快會被淡忘——我們很難抵擋時光侵蝕記憶的力量，但魯院搭建起了一個平臺，讓一些精神無處安放尚在徘徊的人，感受到了文學的魅力和力量，讓他們在三周時間內，找到了心靈契合的另一些人，希望由此，原本苦痛的人生多少能得以慰藉。”

學員曹樹青心里已經將在魯院的這段日子放進了她即將完成的故事里。她愛美，常和女孩分享小秘密：左腳墊一寸多厚的鞋墊，左腿穿的厚毛褲，由于神經循環不好也感覺不到太熱；也愛和大家聊天，聊他們的日常，他們的內心，他們的發現。曹樹青說，這個班的每個人都是我故事里的主人公，每個人都是上帝的寵兒，我要像素描一樣把他們畫在集子里。

（照片為部分學員提供，記者鄧潔舲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