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原標題：社會主義文學教育的試驗與試錯——記草創階段的中央文學研究所

魯迅文學院從哪里來？

口述史、文學史以及魯迅文學院相關文件都會提到，作為魯院前身的中央文學研究所，是效仿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而建，并明確丁玲作為倡導者、創立者的身份。因罕有史料面世，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大多筑基在所涉人物的口述訪談或回憶文章上。丁玲和所內老教師、老學員的回憶層層疊疊壓在過往歷史的殘骸之上，人們在不同境遇下的追憶敘述隨時事變遷而游移，“攻訐”他人或自我“抗辯”時勢必濃墨重彩、側重取舍，反過來做“翻案文章”偶有言辭閃爍也在所難免。塵埃落定后，以紀念為名的回憶亦不自覺地溫情修飾，往事如煙。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學界的關注集中在丁玲的個人遭際及其與文學體制之間的關系上。丁玲曾是共產黨內最耀眼的作家“明星”，她是延安“內”“外”文藝相遇后的一種命運象征，自延安至北京，顛沛流離至北大荒，罹牢獄之災，新時期后方才再度“歸來”，這種命運包含著新中國對“五四”以來各種新文藝傳統的改造或批判、繼承及容納，使新中國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對于文藝界領導者的取舍傾向顯影而出——誰才能代表、領導、建設社會主義新文藝？1950年代到1970年代里，胡風、丁玲、陳企霞、周揚和所謂“周揚派”先后隕落于文藝界的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左翼文學家，是黨內重要的文藝干部，每個人的隕落都代表著新的革命進程對他們提倡、代表的文藝方向的否定，一系列“運動”表現為一次又一次“試錯”而后重新求索答案的過程。人事因素確與1950年代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命運息息相關，丁玲的個性及文藝觀，她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參與對新政權文學體制的設計，她對延安時期文藝政策特別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理解，她對蘇聯文藝及其文學體制的崇尚，以及她的工作方法，蝕刻在她籌備、建立、管理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四年時間里。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命運互為表里。

1936年從國統區來到保安的丁玲，以極大熱情擁抱革命、改造自我。但在1950年代丁玲被“打倒”的過程中，雖其志不改，猶自招罪愆。1955年，中國作協黨組為丁玲開列的罪失中，“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一條的主要依據，就是批判丁玲、陳企霞把《文藝報》、中央文學研究所“看作他們個人的資本和地盤”[1]?！爸圃靷€人崇拜，散布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一條，是指丁玲在《文藝報》和中央文學研究所“狂妄吹噓自己，制造個人崇拜”[2]。文研所的學員也屢遭訓問，是否“只知丁玲，不知有黨”？丁玲的自我辨正、新時期以后的丁玲研究，則一力證明她在文研所工作時期清白無辜，她從未提倡驕傲、一本書主義，更無向黨鬧獨立的意思，她是一位對黨忠誠的黨員作家。中央文學研究所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后身魯迅文學院的院史檔案（以下簡稱院存檔案）中，保留了自1949年籌備、創辦以來的部分教務資料。魯迅文學院建院周年紀念活動曾展出部分文獻，被研究者視為史料依據，然而，大多歷史材料仍靜默無言地躺在壁櫥中。筆者試圖將六十多年前的公文、教務資料、課堂記錄、作家筆記，與現有的文學史及文學體制研究、作家口述史、人物傳記互相印證，努力拼貼出歷史的“原貌”。作為今天魯迅文學院的一員，鉤沉史海的過程中，筆者不免攜帶了現時的切身之感和以史鑒今的問題意識。魯迅文學院哪些是沿襲歷史傳統的？文學體制的建立是組織行為，它勢必有著超越個人因素的復雜過程及內涵，體制建立后，又有其穩固的內生性和延續性。丁玲被“打倒”，文學講習所停辦，是否意味著“肅清”了丁玲及草創階段文研所的影響？

01 歷史深處的回音：何以創辦文學院？

為何要創辦一所培養作家的文學院？

事關中央文學研究所，各類研究與回憶大多率先回應這一問題。徐光耀的回憶是回應此問的主要引證來源?！蹲蛞刮黠L凋碧樹》中提到，1956年12月12日收到中國作協黨組來信，向他調查一系列問題，包括“文研所是丁玲創辦的”類似說法是否在學員中流傳。徐光耀向組織“交代”了他聽來的文研所創立緣由：“有過這樣一個事實，1960年9月30日[3]我出游天津，來北京遇到陳淼同志，他告訴我文研所創辦緣由，大意說：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談話，問她是否愿意做官呢？還是愿意繼續當一個作家？丁回答說‘愿意為培養新的文藝青年盡些力量’。毛主席聽了連說‘很好，很好’，很鼓勵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對這次文研所的創辦是有很大的決心和熱情的。二、文研所的創辦，與蘇聯友人的重視也有關系，蘇聯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龔察爾，記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學學校，聽說沒有表示很失望。三、少奇同志去蘇聯，斯大林曾問過他，中國有沒有培養詩人的學校。以上兩項也對文研所的創辦起了促進作用?！盵4]這番“交代”重在強調文研所創辦的外界因素，特別是丁玲受命于高層領導人的背景。徐光耀敏銳的政治直覺，加上他并不認可文研所是丁玲“獨立王國”的立場，他的話包含了為丁玲撇清以個人意志獨立行動的意思。毛憲文又有所補充：“據一期一班學員胡昭回憶說，丁玲在一次談話中說，建國后有一次她跟少奇同志談話，少奇同志說我們應該有一所培養自己作家的學校。她深表贊佩。少奇同志說，那你就張羅起來吧。”[5]此外，馬烽《京華七載》的回憶也常常被引用：“文協為什么不可以辦個文學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間、康濯同志談了，他們也有同感。后來我們又向主持文協工作的丁玲同志講了。她說她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她經常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大都是戰爭時期根據地土生土長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個學習提高的機會。從長遠來看，這確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她已經在主席團會議上提出來了，大家都認為很有必要。但僅靠文協的力量是不可能辦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領導正式匯報，爭取能夠早日實現?！盵6]種種說法匯至一個方向：向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蘇聯看齊，以及解決新中國培養文學新人的切實需求，出于這兩種原因，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希望丁玲來辦。

各種言說中，都在弱化丁玲對文研所的首創之功和辛勞付出。何以有“何以創辦文研所”之問？為何一再拉大旗扯虎皮呢？須知不惟中央文學研究所，新中國的文學體制本就師法蘇聯。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作家對蘇聯那所作家學校大多十分熟悉而心向往之[7]。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第十天，以蘇聯作家協會總書記法捷耶夫為團長，西蒙諾夫、格拉西莫夫等為團員的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華參加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并與全國文協的作家代表進行座談，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界首次經歷規格如此隆重的外交活動。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和作家悉數列席歡迎，紛紛講話、撰文，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的《文藝報》便刊登了會談的相關文章，其中，蕭三的《略談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近況》條分縷析地介紹了蘇聯文學體制的各方面情形，包括蘇聯作協領導人和組織架構、官辦報紙雜志、出版機關、保護作者權利局、文學基金會、作家俱樂部、稿費制度，甚至作家“創作假”都逐一加以介紹，其中自不會少了對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介紹：“文學研究院——這是作家聯盟辦的，招收各地被發現的青年作家入院學習。從這個文學研究院出來的有不少現在很著名的作家、詩人——西蒙諾夫、阿利格蘭（女詩人）、格里巴車夫（詩人，現為作家聯盟黨委書記）、阿熱也夫……都是?！盵8]其時，法捷耶夫既是蘇聯作協的書記，又兼任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院長，在他與中方會談中，談及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中蘇關系友好的年代里，訪蘇的中國作家大多對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進行了訪問[9]。新中國仿效蘇聯開辦一所為新中國培養文學新人的學校，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籌備建立新中國的文學院，為什么選擇丁玲來牽頭？首先取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丁玲在文學界的地位。彼時，丁玲集諸多要職于一身，“可以稱得上文學界最紅的人，是極少有人可以相比的高級別領導人”[10]，籌備并管理一所培養新中國文學新人的學校，丁玲具備足夠的能力、威望與政治資本。

然而，由丁玲來辦學，更關鍵原因應與她的主觀愿望有關。新中國成立初，社會主義陣營中國際聲望日隆的丁玲對于蘇聯文藝界的組織情況是很熟悉的。丁玲曾五次訪問蘇聯，“是訪問蘇聯最早、訪問次數最多的中國解放區作家”[11]。1948年，丁玲到巴黎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歸國途中在莫斯科見到了蘇聯作協總書記、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院長法捷耶夫，會見時的丁玲是雙重身份，既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國文藝界，向蘇方介紹中國共產黨文藝組織工作的情況，從法捷耶夫處“取經”，了解蘇聯文藝界的組織形式，為新中國文藝體制搜集信息[12]，又以中國作家身份與蘇方交流。極有可能在這次會談或訪蘇過程中，丁玲便已經形成了建立一所中國文學院的想法。

法捷耶夫等蘇聯作家訪問團于1949年10月18日離開中國，丁玲10月26日啟程再度訪蘇，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訪蘇作家代表團團長的丁玲率團參加十月革命32周年慶典，此行她專程參觀了高爾基文學研究院[13]。丁玲1949年的整個10月份，先后發表《西蒙諾夫給我的印象》《蘇聯人》，接待來訪的蘇聯作家、前往蘇聯訪問，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月里，始終在與蘇聯作家和文學體制“模式”打交道，可以推測，彼時的丁玲應該在不斷醞釀中國的“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建設計劃。院存檔案中，最早一份籌備公文《創辦文學院建議書》以下（簡稱《建議書》）的時間是1949年10月24日，恰好居于法捷耶夫離開中國與丁玲赴蘇之間，可以推斷丁玲參觀高爾基文學研究院，應該就是為籌建文學院做準備。

1956年，當面對文研所是自己“獨立王國”的指責時，丁玲承認自己曾向組織提出了建議：“文研所雖由我建議，但是經過黨組多次討論，領導上決定建立的。我聽到許多同志的反映，覺得過去在戰爭時期讀書太少，我也覺得他們需要讀書，就像我這樣的人也需要讀書，所以才向黨建議的。那時文學創作部部長是趙樹理，趙樹理正籌備曲藝研究會，工作重點不放在創作，副部長是田間，部內有康濯、馬烽、胡丹佛、陳淼四人專門從事創作，擬議中的文研所初期計劃只是創作部的擴大，黨員就是這些人，又搞創作，又學習，不是一般的學習班，經過黨組幾次討論，才成為研究所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這樣擴大的，因為我那時覺得文聯的力量是不夠的?！盵14]從延安走出來的丁玲深知宗派主義、向黨鬧獨立等罪名的嚴重性，在那事關個人命運的關鍵時刻，謹慎地回避自己的努力和影響力幾乎是必然的選擇。

事實上，“何以創立文研所”“為什么是丁玲”之問，種種回憶、言說和討論，正是自1950年代“丁陳反黨集團”歷史深處傳來的回響。1955—1957年長達兩年的時間里，作協黨組對丁玲展開調查和批判的導火線，便是來自文研所的一封檢舉信，追詰與訊問延宕在后來的文學史敘述之中，后人一次次站在丁玲的立場，去尋找丁玲不敢擅專的答案，以證丁玲之清白，抑或對那段歷史展開批判?！白员！钡乃悸吩诙×崾莿e無選擇的立場，可是，文學史研究仍然采用這樣的思路，則難免錯過丁玲文藝觀的許多豐富內涵，更會與作為文學體制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歷史可能性失之交臂。筆者將盡可能避免這種思路的影響，從丁玲以極大的“決心和熱情”投入建立一所中國作家學院的角度展開討論。

盡管在“何以創辦文研所”的動機言說中，論者將中央高層領導人與文研所的創辦建立聯系，但各種說法只能以口述和間接材料為證，于是，這便有了1950年代丁玲在遭批判時是否曾就文研所之事向毛澤東等領導人直接申訴的問題。我在院存檔案里發現了一封丁玲的親筆信，這封信比較隨意地寫在一份油印刻字材料《中央文學研究所給中宣部和文協黨組的報告》的前幾頁，信的抬頭是“副主席”，內容如下：

副主席：

我把文學研究所向文化部及文聯的一個報告寄給你看看。很多次我都想找你談一次，向你匯報工作，并且告訴你工作人員和研究員對你幫助我們的感謝。都因為知道你忙，怕你沒有時間，沒有去找你。開學的時候本來也想請你來講話，也因為沒有禮堂，只有一個能擠六七十人的小課堂。所以，只請了郭老、茅盾、周揚同志，但我心底一直是記掛著。我總覺得，我應該，而且我情感上也有這種要求，要告訴你才好，但為時間關系，把這一份報告寄給你，不另作報告了。不過我還想補充幾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工作中更感到我們的年輕的是有才能的作者，的確是非?？蓯鄣?，他們都經過一般干部的培養，都沒有得到特殊的文藝方面的輔導。他們聰明，努力，卻基礎太差，如果不去注意他們，他們也許還可繼續下去，也有人能有更大的發展，但一般的都不易提高，現在我們這個研究所雖然還有很多缺點，但卻做了一點急需要做的事，我個人是感到擔子沉重的，卻也感到這是很有意義的。雖然他會妨害我的一些創作。

副主席是誰？從丁玲的飽含敬意的語氣和措辭中看得出，副主席的地位高于郭沫若、茅盾，并在文研所工作中為丁玲提供了幫助。隨后丁玲介紹了幾位文研所第二期的優秀作家，也反映了所務繁雜、人手不足的問題。從信的內容看，此時丁玲對文研所的工作依然懷有熱情和成就感，對她的學員們也很有感情。

不過在現有階段我們總的勉勵工作下去，到實在需要幫助，而文化部、文聯都不能解決的時候，我是會找你的。我對你有十分的信心。不過我一定不經常麻煩你，我愛惜你的時間和精力。許久沒有見到你了，深深致以我對你，和小超大姐的眷念和尊敬！

直到信的最后一句話，筆者才明白，這封信的收信人是周恩來。信的落款時間為4月29日，根據院存檔案記錄，這封信寫于1953年。信的內容傳遞了一個信息：丁玲是可以向周恩來匯報自己的思想狀況和工作情況的，小到文研所學員的創作情況、所務工作量，中央領導人是直接掌握來自丁玲方面的信息和說法的[15]。

02 理想與現實：想辦一所什么樣的學校？

院存檔案1949年到1950年四份與創辦學校相關的公文[16]，可以印證丁玲所說的向黨建議的過程和建議的內容。四份文件按時間順序，最早的一份是1949年10月24日的《創辦文學院建議書》，內容包括創辦文學院之意義、如何創辦和幾條具體意見，落款為油印刻字的“全國文協創作部”。對創辦一所文學院的意義，這份最早的《建議書》闡釋得較多，隨后的幾份文件關于建院意義的闡釋，大多以此為本：

（一）創辦文學院之意義：

按文學藝術各部門來說，文學是一種基礎藝術。目前我們有戲劇音樂美術各學院，恰恰缺少文學院，所以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自五四新文藝運動以來，除延安的魯藝文學系及聯大文學系用馬列主義觀點培養文學干部而外（經驗證明他們是有成績的），一般的文學工作者大多數是單槍匹馬，自己摸路走。這是過去他們不得已的事情，這是舊社會長期遺留下的個人學習方法。至于過去各大學的文學系，由于教育觀點方法的限制及錯誤，從來很少培養出多少真正文學人才，我們接收以來，教育觀點方法雖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適合培養各種不同條件的文學人才，不一定適合培養作家，所以也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此外，在我黨領導下，近十幾年來，各地已涌現出許多青年文學工作者，有的實際生活經驗較豐富，尚未寫出多少好作品，有的雖已寫出一些作品，但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還是比較低的，他們需要加強修養，需要進行政治上文藝上比較有系統的學習?；驅W習同時，領導上可以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從事集體寫作，把各種斗爭史有計劃的反映出來，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只有黨和政府有計劃的領導，文學人材才能更多的更好的出現，文學上也才能有更多好的作品，所以也有創辦文學院之必要。

關于意義的闡釋，首先，《建議書》突出求“新”的意旨，倡議建立一所有別于“舊社會”的、不同于高等院校、培養作家和文學人才的文學院，與新中國文學體制的內在訴求保持一致，即拆倒一切舊的文藝成規，培養社會主義文學新人，塑造社會主義新文藝。其次，強調“加強修養”以期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則頗接近作家的思維方式。最后，“有計劃地組織他們從事集體寫作”一條，可以聯系到丁玲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據文研所內人的回憶，丁玲曾提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問她在做什么，丁玲答了辦作家學校的事情，毛澤東的評價是“辦了個互助組嘛”。1953年丁玲向周恩來匯報文研所教學方針時也提到了“互助”：“我們在做法上就確定了以‘自學為主，教學為輔’的方針。類乎組織了一個生活合作社，來發揮集體互助的力量與大家的積極性?！盵17]合作社、互助組，都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組織方式，與其說丁玲與毛澤東的對話啟發了文研所的辦學方針，毋寧說這是丁玲對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文藝生產方式的理解。

起草政府公文，重頭戲在建議的具體細則?！叭绾蝿撧k”一項內容包括：“定名問題，或定名‘國立文學研究院’[18]，或定名‘國立魯迅文學院’”。盡管只是“建議”，這份方案里已經設計了教學方法，倡議者的文學教育理念表達得也比較明確：

采取理論（學習研究）與實踐（創作和下鄉等）相結合的方法?；旧鲜桥囵B作家，但如有一些年青的文學工作者，亦可培養為理論及編輯人才。文學院可分為研究班、初級班，研究生班以自學為主，自己讀書、自己創作，自己互相研究問題，大家當先生，大家當學生，這當然也要在領導之下進行，實際上也是集體主義的方法，輔助以定期請專家做報告。初級班以上課為主，學習馬列主義及文學上的一般知識。（如哲學、政治經濟學、各種政策、文學概論、近代文學史、創作方法理論、名著研究、作家研究等。）

文學院的學習既包含“普及”也側重“提高”，初級班尚好理解，工農兵出身的青年人才，展露出文學才能，集中起來學習政策、知識和創作技能，但是“大家當先生，大家當學生”的研究生班則有些微妙，有上課、創作和理論研究三種計劃與安排，既算是學生，又有相當的創作和研究基礎。而丁玲心目中的重點，恰恰放在了作家、理論家和編輯組成的“研究班”上面。以丁玲擔任主任時文研所一期一班與一期二班來看，兩個班在所內都是“研究學員”“研究員”，應屬于“研究班”序列。一期一班是開創后的第一個班，據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工作總結》記載：

第一期學員的水平，就可分這樣五類：1.斗爭歷史較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寫作水平較高，寫過不少東西，其中也有較好的，在全國起過很大影響的；2.有一定的斗爭經驗，寫過一些東西，其中也有些不錯的，但老突不開那個水平；3.斗爭經歷較短，寫過幾篇東西，但水平都較低；4.工農出身的學員，寫過一些小東西，但文化水平低，斗爭經歷短；5.知識份子出身的學員，沒有什么斗爭經驗，懂得一點理論，寫的東西也很少。其中第二種類型的人最多，第五類型的人僅是個別的。這樣五種類型的學員在一起學習，自然他們的要求是不會一致的，收獲的大小也不會一致。一方面給領導學習上增加許多困難，另外學員也不會都學習很好，因為照顧了這一水平，就不可能同時去照顧那一水平，這一門課有的人聽了很好，有的人聽（了）還根本聽不懂。這種情況，今（后）一定要設法避免，在招生時一定經過慎重的選擇，一定要根據一個標準才行。

所內的教學人員謹慎地表達了研究員應該秉持“就高不就低”的招生標準，這就不是給工農出身的學員提供讀書學習的機會這樣的辦學目標了。在對一期研究班進行總結時，石丁起草的文件里就談到了“關于培養對象的問題”：“工、農作家必須培養，但作為培養對象的必須且有較豐富的生活知識與文化水平，才有培養為作家的可能，即便有些工、農同志，生活知識較多而文化水平不足，還應當首先去學習文化，然后才有條件從事創作活動”[19]。一期二班共22人，其中有19人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生[20]，不少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可見，文研所成立后的兩個班次都是研究班，或者說是研究班和普通班的折中狀態，至于《建議書》《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以下簡稱《草案》）中面向工農兵文藝青年的普通班則沒有操辦起來。通過草創階段文研所的工作總結便可以看出，最早的設想實踐中是有難度和矛盾的，政治上符合標準的革命工作者，原本就基礎薄弱，在兩三年的時間里，達成“研究員”的水準甚至成為師資力量，大概難以實現。從1950—197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來看，毛澤東所倡導的普及與提高包含在文藝大眾化、探索民族形式的內涵中，以延安講話精神為依據，工農兵不僅是文藝的目的對象，更是文藝工作者的學習對象，反觀文研所探索的文學教育方向，事實上已經與延安講話精神形成了距離。

《創辦文學院建議書》沒有署名，也沒有提及具體人名。落款即為“文協創作部”，意味著是以下級單位向上級組織建議的方式操作的。以丁玲向組織“辨正”的內容看，丁玲除了口頭上和中央領導人及相關領導建議之外，這份《建議書》應該就是丁玲所說的“曾向黨的建議”的正式文件。另外三份院存檔案，丁玲的名字已經作為“院長”“籌備委員會主任”“所長”的人選出現在文件中[21]。研讀《建議書》不難發現，丁玲對文學院的教學、組織方式已經形成了一套想法，最終1950年文協創作部向全國文聯黨組提交的籌建文學院的兩份正式文件正是以1949年《建議書》為母本而起草的。

丁玲的建議得到了全國文聯的批準，《文藝報》刊登了周揚在全國文聯第四屆擴大常委會議上的報告的要點，周揚講到翌年全國文聯將要完成的工作任務中，就包括“籌辦文學研究所，征調一定數量的有實際工作經驗和相當寫作能力的文藝青年，加以訓練，提高其寫作水平”[22]。1950年春天，以文協創作部為班底，文學院的籌備工作展開。

院存檔案中關于建院的第二份材料十分重要，一份手寫的《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時間為1950年3月9日，草錄在有“文藝報”字樣的稿紙上，文稿上有多種筆跡刪改涂抹，可知《草案》勢必經過了若干人手的修改；檔案中還留有陳企霞于1950年3月10日致周揚的信，信內說：“周揚同志：我們起草了一個文學研究院計劃，先請你看一看。布禮。企霞三月十一日”。指的應該就是這份《草案》的最終定稿，隨信附上，交與周揚。

《草案》中，將文學院初步定名為“國立魯迅文學研究院”，學制設立“研究班與普通班”兩種，“研究班”的學員要求、課程設置如下：

甲、研究班：

1、參加成員需經過一定的思想改造，其有相當的政治實際工作經驗，還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及表現，或在研究工作、實際工作（為編輯、教育、運動等上）有某些經驗與成績等。第二、有相當文學及政治修養，曾發表過創作或理論作品，政治傾向進步。第三、出身工農或從革命隊伍中長大的文藝青年，有相當的實際工作經驗，具有初步的寫作能力及表現者，這是參加成員三種不同對象的條件。

2、研究班下，設創作室、理論研究室二室。創作室下，分小說（包括散文、戲?。?、詩歌兩組，理論研究室按性質分小組為理論批評、文學史、民間文學等。

3、研究班成員可根據其條件、經驗及表現分為研究員與研究生。

4、研究班不論員生、研究年限不固定，但起碼一年，一年以后得根據其成績決定其繼續研究，包括研究生升為研究員，繼續創作或分配下鄉入廠以深入生活，并定期回來創作或分配其適當的工作。此外，在研究的任何時期都得視需要及情況派員生下鄉、入伍、入廠或組織集體創作及專題研究。

5、研究班員生，除必須引進干部學習以及參加指定的重要的文藝課程學習外，一般以自學及集體研究、討論理論問題、創作問題（名家或自己的作品）等為主。

乙、普通班

1、學生條件：一、有一定的政治意識與實際工作經驗，并有初步的文學基礎知識（或經驗），（為學習過通訊、報告、快板詩或從事過部隊、農村的編輯、記者等文學工作等）。二、高中以上程度，有起碼的文學寫作能力或理論研究、實際工作（教育、編輯等經驗），政治傾向進步者。三、工農出身的文藝青年，有實際生活體驗及起碼寫作能力者。

2、普通班的目的主要為研究班培養后備人員，此外，畢業后也可視需要及情況適當分配出去一些干部。不經常招生，一班畢業后再招第二班。（筆者按：這一條被橫線劃去。）

3、普通班修業年限為兩年，第一年全部為普通必修課程，第二年分創作、理論研究二系，創作系下又可分小說、詩二組，理論研究系下亦可分理論批評、文學史、民間文學等組。

4、課程：

第一，政治課為必修課，分哲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馬列主義（包括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黨史等）、國家建設（即多種政策）三門，兩年學完。

第二，第一學年普通課程：文藝學（文學概論，毛主席文藝講話）、文學史（包括舊文學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俄國文學及蘇聯文學、西洋文學、中國民間文學、名著研究、創作方法、創作實習。

第三，第二學年按創作、理論研究多種不同性質制定不同課程，作進一步專門的深入的學習，但本系得選外系一種至兩種課程。

5、學習方法：上課與集體討論并重，但必須有一定的自學時間。每學期定為二十個星期。寒暑假得組織下鄉、入伍、入廠實習。

《草案》在《建議書》基礎上更加清晰地區分了研究班與普通班，雖然第2條“普通班的目的主要為研究班培養后備人員”被劃去，業已泄露出辦學者的潛臺詞：普通班目的是為研究班提供后備，而研究班則為文學研究院培養創作、研究和教學的師資力量。《建議書》中，“大家當先生，大家當學生”是丁玲對文學院的核心設想，至少，她更看重這部分的教學工作和安排。新中國百廢待興，什么樣的作家、理論家能成為一所國立文學院的教育者和研究人員？研究員隊伍形成后，師資問題得以解決，也支撐起國立文學院的教學架構。要想建立一所正規的教育機構，老師與學生同等重要，如果沒有學院的師資和研究力量，那就只能依靠外請專家講課，事實上，草創后的文研所就是采取這一形式辦學的。對于這種方式，大概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文研所學員在回憶當年的學習生活時，往往對授課的“豪華”陣容十分難忘：“當時沒有自己的教師，講課人都是外請，北大的，清華的，師大的，天津南開的，一大批著名文學教授，以及散布在各文化、文藝、文學機關單位的知名學者作家，都請到了。每一堂課就是一次精彩的學術報告。教師水平之高，陣容之強大，差不多可說是不但空前，恐怕也將絕后了?！盵23]然而，從管理和發展角度來看，當時的看法普遍認為沒有自己的教師不利于開展辦學，院存檔案1952年6月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以來的工作情況報告》中談到“目前存在的問題”，師資問題首先被提出：

一年多來，我所還是草創時期，干部缺乏，行政、教學、黨務各部門工作人員，大都由研究員兼任，缺少專人負責，特別是缺乏專任教授和對研究員進行具體幫助的干部。我們在講課方面，差不多把在京的名教授、老作家都請遍了，但總帶臨時性，講授不夠系統，個別教授（楊晦）還在講授中發生過問題。我們自己的水平也差，思想工作也做得不主動、不系統、不深刻，日常行政與黨、團工作也沒有做得很好，以致不能滿足研究員的要求，而且，今天也還沒有摸出一套較適合的教材與較系統的教學經驗。

筆者觀察到，1952—1955年，文研所內的工作總結中，在所務人事的問題上主要圍繞三個問題檢討不足：“領導干部”“教學干部”“師資”。例如《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工作總結》提到的干部問題：

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干部問題上過去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所有擔任領導工作的同志，以前都是專門搞創作的，對于擔任行政領導工作，起初都有些矛盾，往往不能把很大的精力集中到工作方面，因此對學員的領導多少有些影響，但是，這個時期并不長，一方面由于他們采取了正確的態度對待了這一矛盾；另外采取了適當的辦法，即輪班制的辦法解決了這一矛盾。第二，大部份領導教學的人員，都缺乏教學工作經驗，有些干部過去就根本沒有做過教學工作，有的干部雖做過一個時期教學工作，但像文學研究所這樣的教學工作，過去是沒有經驗不多的，他們一方面采取了摸索態度，同時，對這工作也有一種怕做的心理，雖然這種現象不明顯，但確實是存在的，目前說，這種現象已有了好轉。第三，教學干部缺乏，文學研究所過去只有很少幾個教學干部，例照教學工作需要，這些人是不能完全把教學工作擔付起來的。第一期學員的課程，主要還是依靠外面的文藝界的負責同志和作家們來講授的，例如：“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史的學習，就是茅盾部長參加組織的；文藝界及文藝政策的學習，就是周揚部長親自主持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習，是由鄭振鐸先生講授的，郭沫若總理就曾親自給講過課，此外如馮雪峰、周立波、劉白羽等作家，都曾擔任過講授工作。他們給予我們很大的關懷和幫助，才使得我們的工作獲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應該說，他們的工作是很忙的，以后不可能再花很多時間為我們服務。因此，這個情況，今后就必須要設法改善，要盡量做到，本身有較多的教學人員，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教學問題，當然，要想達到這個目的是有困難的，黨和政府已化了很大的力量幫助解決這個困難，這困難不可能一下完全解決好，只能逐步的去解決。[24]

徐剛回憶當初文研所的往事，也提出了師資問題：“而我想，當時文研所的條件不具備養這些老資格的大作家，如陳學昭、周立波等同志；工作上也沒有必要養這些作家，而應該空出名額培養師資。沒有條件養硬養就會發生這樣那樣的矛盾。這樣那樣的矛盾也構成了文研所改成文講所的一個因素?！痹谛靹偪磥恚悓W昭在1955年作協黨組擴大會上激烈地批判丁玲，便是在所內不干具體工作，又因個人原因積聚了“私憤”。[25]

手寫《草案》最有意味的是對學院的“組織機構”設想：

五、組織機構：

甲、董事會：由郭沫若、陸定一、陳伯達、茅盾、周揚、喬木、丁玲、鄭振鐸、葉紹鈞、巴金、馮雪峰、胡風、柯仲平、艾青、老舍、曹靖華、肖三等組成。

乙、顧問會：由沙可夫、趙樹理、黃藥眠、俞平伯、陳望道、馮至、鐘敬文、沙汀、艾蕪、何其芳、歐陽山、劉芝明、楊晦等組成。

丙、正院長一人（筆者按：甲、乙兩條全部被劃去的字跡而改為“一人”，筆者根據稿紙暴露出的筆畫猜測原文是“丁玲或他人”），副院長一人或二人（筆者按：此處副院長下面的原文是“黃藥眠或他人，或兩院長”，被劃去，此處的劃痕較輕，“丁玲或他人”的劃痕很重）。

丁、院長辦公室設正付主任各一人，下設各科，助理院長處理日常工作。

戊、教務處：在院長領導下，計劃、推動、管理全院教育學習事宜，設主任一人，下分教務科（掌握課程，設科長一人，科員三人）、組織科（掌握干部、學生材料，負責對外聯絡，組織干部學習，設科長一人，科員三人）、圖書資料科（建設圖書室，整理、保存、供給學習研究資料，設科長一人兼圖書館長，圖書管理員三人，資料組長一人，組員三人）?？傆嫿虅仗幮韪刹渴呷?。

己、秘書處……

庚、研究班：在院長領導下，按計劃進行研究、創作、實習等。設班主任一人、秘書一人，下面創作室、理論研究室各設室主任一人，室下面可分組，得設組長；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與研究生，有些研究員可兼教授、教員、助教等。研究班需室主任以上干部四人。

辛、普通班：在院長領導下，按計劃組織學生學習。設正付班主任各二人。學生生活由學生民主管理。

壬、教授會：由各專任的教授、副教授、講師、教員、助教組成，在院長領導下研究、討論及建議全院教學具體實施上面的事宜。

癸、由院長、辦公室主任、研究班主任、普通班主任、教務處主任、秘書處主任、教授代表、學生代表，組成院務會議，在院長的領導下決定全院的大政方針（首先是教學方針）

此外，還可建立聯系性質的教學會議，由院長辦公室主任、教務處主任、各班主任及各科主任、教員、學生代表組織之。

既是籌備草案，尚未經組織上的刪定或批示，所呈現的應當是丁玲與參與創作部籌備組幾個人的最初設計想法，最能體現丁玲理想中的中國文學研究院的愿景，也最有理想色彩。原稿中董事會和顧問委員會雖然被刪去，但附在后面的組織架構圖還在，可以看到，董事會處于最高領導位置，下面連接院長和副院長。考察董事會人選可以推測，丁玲和籌備組想把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教育、文化領域最重要的人物都囊括進即將成立的國立文學研究院內，組成類似“校委會”、主席團的組織機構，無論董事會的想法出于何種原因被劃去，至少透露出一種意思——當時丁玲對學院的規格設定是非常高的。

在文研所又當學員又參與教學工作的王景山回憶：“后來許多研究者關心丁玲要把中央文學研究所辦成什么樣子，我以為是在發展中有變化的?？磥硭孟癫粌H要把中央文學研究所辦成培養作家的基地，還準備有計劃地組織一些作家和評論人員，從事創作和理論批評研究工作，形成教學、創作、研究三者互補互促的局面。”[26]其實，1949年籌備《建議書》時的丁玲已經形成了以研究班為主的辦學計劃。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以來的工作情況報告》（一九五二年六月）引用了1949年周揚的報告：“周揚同志在《一九五〇年全國文化藝術工作報告與一九五一年計劃要點》中關于藝術教育事業的指示：‘它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且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毛主席文藝方針的青年文學干部的學校?！逼胀ò鄬虒W功能，而研究班對應的是建立創作與理論研究的中心，囊括教學、創作與研究三個面向，這種設計在草創時期的文研所辦學中是比較明確的，盡管普通班始終沒有搞起來。

與手寫版《草案》相比，另外兩份油印刻字版文件的敘述更為嚴謹，對即將建立的文學院的規模設想也大為縮小，其中一份落款為“文聯黨組會”，提到“根據文化部一九五〇年工作計劃及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一九五〇年工作任務的決議，今年要開始籌辦創辦文學研究院”，文件中創辦理由與《建議書》基本內容和行文措辭一致，增加了確定院名為“國立魯迅文學研究院”，以及“提議由丁玲、沙可夫、黃藥眠、楊晦、田間、陳企霞、康濯等七人組成籌備處，由丁玲負責，開始進行籌建工作”和院舍、經費等細節內容。另外一份材料是1950年4月24日，由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上報“文化部沈部長，周、丁副部長”的文件，行文措辭明顯是在落款“文聯黨組會”文件的基礎上增補的，內容也提到了由丁玲等七人組成籌備處展開工作。

四份文件的出現過程應該是，1949年年底丁玲向文聯黨組提交了建議書，建議被采納并納入了全國文聯“1950年的工作計劃”之中，才有了向文化部申請共同領導與籌建新文學院的舉措，文聯黨組將籌建工作交由丁玲來做，1950年7月18日文化部批復《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草案》，批發“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委員會”長戳一枚，籌備工作正式展開。這些文件也佐證了丁玲自我“辨正”時“要辦文研所是我向黨的建議……但是經過黨組多次討論領導上決定建立的”說法。然而，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籌建班底是丁玲領導下的文協創作部，作為主任，所內干部是她出面選調，招選學員及選擇合適學員留所參與管理，這些都與丁玲無法徹底剝離開。原本是主任職責所在，但一旦被指控搞“獨立王國”，丁玲很難自辯成功，她也僅能無力地反駁：“歷來不要黨領導的‘文學講習所’這個‘獨立王國’，不但黨的原則進不去，革命的空氣也進不去。我的說明：無事實根據，請總支書記提出確鑿的證據?！倍M織獲取證據的方式就是大會發言、揭發、批判，于是，才有了1950—1970年代當代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

王增如是丁玲晚年最后一任秘書，她與李向東兩位丁玲研究者對傳主的敘述與前后幾部論著的立場基本一致，大多圍繞著丁玲是作家、并不愿過多參與行政事務的意思，丁玲的自我認識及描述便是這樣的：“我思想里，認為我不是不適宜辦學校的，又怕做行政工作”，“工作責任減輕了，可以專門創作了，并沒有撕污爛之意”[27]。我們不能判定這些話僅是丁玲為求自保的托詞，但是縱觀丁玲的一生，無論延安前后、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歸來者”丁玲，始終不曾過著書齋寫作的“純粹”作家生活，與革命相向而行的丁玲深刻地體認到，文學是黨的文藝工作，是革命事業的一部分，1949年至1953年，她的確飽含熱情地投入到建立一所培養年輕作家學校的工作中。但是，“作家”這一職業的特點——沉浸于個人世界的閑暇與余裕，不自覺地競逐文學成就，使得她有熱情便工作，遇阻力就想撒手，她心中一定有厭煩庶務纏身的想法。而丁玲在心目中為新中國設想了如此高規格、前所未有的一所作家學校，這項工作絕非輕易能實現的，作為建議者、首任所長，同時兼任其他重要職務、健康情況出現問題的丁玲，既想做事情，又想寫作，這種狀態下難免顧此失彼、進退失據。1953年，丁玲向組織要求不再擔任文研所主任一職時，文研所仍處于草創關鍵時期，幾年來積累、暴露出的所務問題，如干部、教學體系、發展方向仍然沒有得以解決，前景尚不清晰。1955—1957年所內人員檢舉丁玲的“種子”，可能在文研所建議、籌備和草創之初便已然埋下。

03 規模問題：“院”還是“所”？

是要建文學院還是文學所？“規模問題”始終籠罩在文學院的各種講述中。丁玲不斷否定想要擴大規模的想法，針對她的批判卻認為，1953年中宣部決定將中央文學研究所改為中國作家協會講習所，丁玲對此極為不滿，對黨鬧情緒?！吨袊骷覅f會黨組關于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中說：“1952年，中央宣傳部鑒于‘中央文學研究所’缺乏必要的教學人員，建議停辦一個時期，在停辦期間，一面準備教學力量，以便將來辦成名副其實的有正規教學制度的訓練創作人員的學校，一面仍可做廣泛輔導青年作者的工作。當時丁玲同志身為中宣部文藝處長，不但不執行這個建議，反而布置陳企霞等出來反對，并且大吵大鬧，說是黨不承認他們的成績。事后，又在‘文學研究所’學員中散布對中宣部不滿的話，說中宣部不重視培養青年作者，只有丁玲個人關心這件事?！盵28]

丁玲的辨正是：“有人說我因為聽說喬木同志要取消‘文研所’，我就召開會議反對，陳企霞就大吵大鬧。我第一次是聽田間、康濯告訴我說喬木同志有這個意思，還沒有決定。我到北京后荃麟（黨組書記）也告訴我喬木同志有這個意思，未決定。但他個人傾向不取消。我當時就告訴他，康濯、田間等都有這個意見，如既是還沒有決定，那么是不是可以談談。荃麟同意召開黨組會議，他說到我家里去開。開會時他沒有來，默涵來了，說他（荃麟）身體不好，會議可由馮雪峰主持。我還說最好還是等他來。這次會議也許不應開，但決不是我召集的，是荃麟召集的，我也只是說了我的意見，也沒有一定要怎么樣。至于接下來陳企霞同雪峰吵了起來，同我是毫不相干的。會后喬木同志決定縮小編制，改為‘文講所’。我就毫無異議，遵照執行。阻撓了什么抗拒了什么呢？”[29]

手寫《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設想的草創階段的學院規模并沒有多龐大，僅僅是兩種作家班的類型，加在一起，第一期不過計劃招生50人。在戰爭年代共產黨也搞過文藝教育，在延安辦過魯迅藝術學院，在抗日戰爭時局如此緊張的年代，魯藝尚且設戲劇、音樂、美術三個系，后又增設文學系，新中國成立后再來籌建作家學院，作為籌建者的丁玲未必滿足于草創階段而不求擴展。丁玲所說的“在我的思想，一直是不愿意這樣擴大的，因為我那時覺得文聯的力量是不夠的”是實話，無論《建議書》還是《草案》，要籌建的學校規模算不上大，但自辯也隱藏了她為學院設計的規格、規模與遠景，丁玲心目中的學院，遠不是后來文研所或文講所達成的規模，至少絕不僅僅是“給解放區的作家一個學習讀書機會”的教學機構。邢小群提到，80年代歸來的丁玲曾多次與文學講習所的學員說到“所”還是“院”的話題，言下頗有悵惘意。“叫‘所’還是叫‘院’，不是丁玲所能決定的。1950年向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和全國文聯申辦的是‘國立文學研究院’，等批下來時，名稱定為‘中央文學研究所’。梁斌說：1953年‘田間要改成文學院，……胡喬木不同意，他說叫講習所吧，毛主席在廣州主持過農民運動講習所，改了性質就變了’。將‘所’賦予一些革命傳統的意味，恐怕只是個托詞，而規模、形式與組織人選才是當時考慮的主要問題。”[30]1955年9月6日的黨組擴大會后，黨組就指示文學講習所總結檢查過去的工作，把文學講習所改為短期培訓班。規模問題之所以在文研所、文講所的講述和研究中十分醒目卻又眾說紛紜、云山霧繞，究其根源，還在丁玲的“反黨集團”問題上，針對丁玲的批判邏輯包含著某種暗示：學校規模設計得越大，意味著主張者的野心越大，越能證明當組織上決定縮小規模時，其抵觸、“反抗”的情緒越激烈。

上文提到的四份文件中，自1949年的《建議書》、手寫版《草案》到1950年4月24日全國文聯給文化部“沈部長，周、丁副部長”的公函里，提到的都是“國立文學研究院”“國立魯迅文學研究院”，而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致康濯同志的回函中，對即將誕生的機構已經稱為“文學研究所”[31]，丁玲向周恩來匯報書信中說的是“郭老給確定了機構的名稱”[32]，相信在4月24日至6月26日之間，“院”被駁回而后改稱“所”，而全國文聯（或丁玲和籌備人員）應該是沒有同意，甚至還曾有過一番交涉。院存檔案里，筆者看到6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辦公廳給全國文聯發過一份公函，內容是“茲接文委會五月卅一日（50）文委秘字第五六四號批復稱：‘魯迅學園’名稱嫌含混，仍用‘文學研究所’較妥。特此轉知”?！棒斞笇W園”這一名稱的確有些旨意含混，據此推斷，當時文聯對學校名稱改為“中央文學研究所”應是不同意的，既然不能叫“文學研究院”，大概仍然想保留“魯迅”的名字作為旗幟。7月初，籌委會還是接受了“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命名，擬定了籌辦計劃草案，由中央文化部領導，由全國文聯協辦?！坝媱澯筛鞯剡x調六十名研究員，兩年畢業。并指定專人負責組成籌備處，調集干部，建立機構，征選研究員。九月底各地研究員陸續報到，由十月開始至年底三個月的時間開展了臨時學習。十二月政務院委員會批準丁玲為主任，張天翼為副主任，籌委會宣告結束，中央文學研究所正式成立，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舉行開學典禮，開始正式兩年的學習計劃?！盵33]

從最初的計劃、草案中可以看出丁玲對新學校的設想，是建一所規格極高的文學研究院，她是否有意引導文研所向文研院過渡呢？院存檔案里，所務類的文件、檔案保留得最多，文件的措辭無法遏制急于結束草創期、盡快補齊人手走上正軌的焦慮感：

一年多來，我所還是草創時期，干部缺乏，行政、教學、黨務各部門工作人員，大都由研究員兼任，缺少專人負責，特別是缺乏專任教授和對研究員進行具體幫助的干部。我們在講課方面，差不多把在京的名教授、老作家都請遍了，但總帶臨時性，講授不夠系統，個別教授（楊晦）還在講授中發生過問題。我們自己的水平也差，思想工作也做得不主動、不系統、不深刻，日常行政與黨、團工作也沒有做得很好，以致不能滿足研究員的要求，而且，今天也還沒有摸出一套較適合的教材與較系統的教學經驗。（《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以來的工作情況報告》）

研究所尚須建立其他幾種組織：黨組、及其他群眾組織。尚須建立文學顧問委員會（聘請專家給本所研究員、研究生講課、看稿等）。（《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及春季工作重點》）

關于人員編制、干部配備問題：

1、本股現有人數共九十四名：工作人員三十三名，研究員五十名，服務員十一名。在不招收新生以前，編制人數照舊為一百零五名（原批準人數）。招收新生后，全所最高名額為一百五十名。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擬盡最大可能精確。計劃另訂。

2、過去本所中下層組織（如資料室、人事科），干部太弱，影響工作太大，因此，必須調整干部。處級以上干部（如秘書處正副主任、政治教員），最好由文化部委派，處級以下干部可以由現有研究員中抽調幾名。

3、估計尚有需要調出的干部若干名。（《一九五二年工作計劃及春季工作重點》）

丁玲作為文研所主任，面對所內的干部問題，她不得不親自出馬，想辦法找人調人。院內檔案保存了一份丁玲寫給安部長的親筆信：

安部長：

有一件事情，不能不直接來麻煩你，請求你的協助與指示。中央文學研究所，草創一年又八個月，由于周總理經常的關懷，中宣部、文化部正確的領導，在貫徹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執行黨的文藝政策方向，幸能沒有發生什么錯誤與偏向；經過文藝整風，領導上曾一再肯定我們的方向是搞對了，注意了思想工作，學員均有一定的提高，并決定在現有基礎上加以擴充、發展，以符合黨與國家的需要。

但，中央文學研究所草創一年又八個月以來，困難是很多的，最突出的，最迫切的手上需要解決的，就是干部問題。我們雖然□□用過很大的努力，總難以解決得很好，以過去一年又八個月來說，我自己即因其他工作較多，又常因公出國，便很難做到周密的具體領導，副主任張天翼同志，常年肺病未愈，需要休養，亦不能讓他多做工作，雖然他很熱心，主要的工作，依靠了正副秘書長，但他們又是搞創作的，工作與創作的矛盾，實際上存在著，未能適當解決。以下秘書處主任、教務處主任則都是由來所學習的學員中動員出來暫時兼任的，正□行政科與人事科的科長，教務處的秘書，都是學員兼任的，干部缺乏的情況可想而知，至于教學人員，簡直一個也沒有，所有的課程，都是臨時向外面請人來講，因此這一年多，我們雖然做出一點成績，但缺點也很多，因為困難多，沒有干部，現在既以決定加以擴大，發展，暑期后新生即將入學，又一新的局面，以原有的干部配備情況，組織機構極不健全，實在難以勝任。因此前此我們曾鄭重考慮，提出一批干部名單，提交文化部轉報人事部，請求迅速調配，但及今仍無消息，現在，就不能不來麻煩你了。

……

我將這些情況寫給你，并再附一名單給你，根據我的了解，這幾個干部，完全是可以馬上調來的。

一、田家：共產黨員，魯藝二期學生，原在晉綏文聯工作，有創作與教學能力。現任西北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來我所可擔任研究班主任工作。

二、袁珂、劉繼祖：民主人士，西南人民藝術學院文學系講師，思想前進，有創作及教學能力，來我所可擔任教學研究工作。

三、西戎：共產黨員，《呂梁英雄傳》作者之一，現在川西農民報工作，長久不能進行創作活動。羊路由：共產黨員，《兄妹開荒》作者之一，現在川西文聯音協工作，長久不能進行創作活動。

以上二同志來我所可加強創作室并可兼做一部分教學工作。

四、劉蓮池：共產黨員，《劉胡蘭》作者之一，原任西南人民藝術學院戲劇系主任，去年隨出國文工團去國外工作，現已返京，尚未分配。來我所可擔任創作室副主任工作。

上述六個干部，根據各種情況，完全可調而根據我們的需要，又應該是必調的。故一再申述，務請能設法迅速調來，這樣，即使我們在其它方面還有許多困難，但，我相信，我們的工作會做得更好一些的。

這封信寫于“中央文學研究所，草創一年又八個月”時，應該是1952年至1953年之交，信的內容關于干部人事調動，丁玲親自出面求助的對象——安部長應是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長的安子文。安子文1943年赴延安，參加延安整風運動，與丁玲是舊識。為了盡快擴大所內干部隊伍，親自寫信給安子文，這是符合丁玲的工作方法的。

1950年到1953年丁玲任主任期間的文研所始終在謀求發展與壯大?？梢曰貞欠褚獙ⅰ八边^渡至“院”的疑問的是《中央文學研究所關于院址建筑計劃概況》，這份文件明確提到：

本所將來擬由研究所擴充為研究院，茲將組織機構說明之后，再根據組織機構而擬出建筑計劃如左：

組織機構說明：研究院由院部領導，分為教務處、秘書處、理論研究室、創作研究室、魯迅研究室五部門工作。教務處領導研究班學習。院部、教務處、秘書處共定工作人員一百人，三研究室共定研究員二百人，研究生為二百人，除研究生不帶家屬外，其余三百人平均每人隨帶家屬一人公共為三百人。合計全院人數為八百人。

文研所剛剛建立時，連同研究員學生在內，不超過一百人，五年內將其擴展為八百人，可見文研所人設想的學院規模是相當大的，而建所時“它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的構想，也能從這一方案中表現出來，教學功能歸屬教務處，而研究班培養的研究員和外調的研究員、創作員則進入理論研究室、創作研究室、魯迅研究室工作。事實上，這還不是文研所的最終設想，《中央文學研究所關于院址建筑計劃概況》中還提到了將來要像蘇聯文學院那樣建立魯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

圖書館：（1）要有圖書刊物雜志等一百萬冊的藏書室；（2）四五個資料室；（3）辦公室；（4）閱覽室；（5）需要四五個作家研究室，如蘇聯文學院他們有高爾基研究室、托爾斯泰研究室等，我們將來要設魯迅、白居易、杜甫等研究室；（6）要有兩個小型臨時展覽紀念室，如毛主席文藝座談會紀念展覽室、或魯迅、高爾基等紀念展覽會之用。

這才是丁玲和草創階段文研所人心目中一所國立文學研究院應該有的規模。假使丁玲和文研所人以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為樣本的話，這類設想本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正因為設想規模大，現實的操作難度可想而知。以高規格的文學研究院為愿景，哪怕是組織上對辦學產生質疑，無論是停辦還是縮小規模，付出心力的具體辦學人也會產生情緒和反對意見：“1952年中宣部一度要停辦文學研究所，最反對的是康濯。1952年冬天，田間、康濯兩人到大連去找丁玲，說，聽說文研所要被取消，他們兩人很著急，也很氣?！盵34]何況丁玲。

1953年丁玲卸任文研所主任，1954年文研所改為文講所后，吳伯蕭、公木等新任所領導下的文講所仍然在追問著同樣的問題——我們到底要往哪里走：“從發展上看，尚需進一步明確講習所的性質：是學校性質還是研究機關？抑或是訓練班？若為學校性質，是等于?？茖W校還是等于學院？性質確定，組織機構、領導關系、干部待遇等方能明確”[35]。盡管改為文講所時就有縮小規模的意思，但文講所內部依然認為：“培養教學人才是迫切的任務，希望中宣部、文化部與中國作家協會從現在起就采取有效的措施，物色有發展前途的干部，有計劃地加以培養；只有這樣，三五年之后才可能有條件開辦正規化的學?！盵36]?？梢姡恢皇嵌×?，這些一心辦學的文學家都有一股“固執”的干勁。

直到新時期的1979年4月，1950年代在文研所和文講所工作過的徐剛、王劍清、王景山、古鑒茲、朱靖華聯名給中國作協、中宣部提交的恢復辦學報告，寫到恢復文講所工作的幾條設想時，幾位老文研所人的最后一條建議值得尋味：“建議名稱不再用‘文學講習所’，可稱‘中國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或‘中國作家協會文學院’?！笨梢姡麄內匀涣舸嬷嗄昵皩⑦@所作家學校正規化的愿望。1984年，在文學講習所的作家學員與講習所聯名申請之下，中央宣傳部同意恢復辦學：

中國作協黨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報來的關于將文學講習所改建為魯迅文學院的報告收到，我們同意你們的報告。無論是從需要或可能來看，還是從教學力量或招生對象來看，辦這所魯迅文學院是可行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

抄送：教育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

自新中國成立起，丁玲和文研所人愿景中的“文學院”終于得以實現，建立一所培養新中國的文學新人、理論研究者和編輯的正規學院，以新文學的旗幟魯迅先生為名，以文學院之“院”確定其規模和發展方向?；謴娃k學的魯迅文學院部分延續了1950年代的文研所、文講所、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教學模式，例如教學內容的組合方式，名家講座、社會實踐與自習、創作結合的方式，院內也逐步發展了教師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功能。但不得不說，直至今天的魯迅文學院，與丁玲及草創階段文研所人設想的“它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規模近千人的學院依然是不一樣的。

04 師法蘇聯模式：從一份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教學計劃》說起

中央文學研究所是否受到、如何受到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影響呢？王景山、徐剛以及文研所內人的回憶中，都不能確證二者的關聯：“丁玲是不是曾想把文學所辦成當時蘇聯的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那樣，我不清楚。但一度曾考慮派我和古鑒茲到那里去學習，她也許有過這個想法?！盵37]因此，邢小群只能得出高爾基文學研究院是文研所人“心里的模式”的結論。

丁玲在1949年給黨組織提交《建議書》的一個月內，基本都在與蘇聯文學界的領導人交流，并親自前往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進行考察。在我看來，這些交流和考察都是1950年籌備委員會制定建院草案時的主要參考依據。是否有材料證明二者的直接聯系呢？

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關于院址建筑計劃概況》“五年建筑計劃補充意見”講到，將來擴展為文學研究院的校址將按照蘇聯方式來建：“按原來之計劃，又參考了蘇聯文學院、莫斯科大學的建筑等，根據我們發展的具體情況，提出一些補充意見，供為參考。這一建筑雖是在五年計劃之內做的，但我們想法，應作較長期的打算?！薄把芯繂T（創作室等的研究員，為工作干部），參考蘇聯學院情況，是每人房子一棟，由三間到八間，我們的意見是我們這里的研究員，是由三間到五間。大小不同的一棟一棟的房子，其中辦公室應注意，研究員藏書最少者一千冊，在創作寫東西時，有一些游動的余地。如有小孩保姆時，不能直接通往辦公室。在研究員許多棟房子間，還要有三個小型會議室?！?/p>

除去院址建設的材料外，院存檔案還有重要的材料，可以證明高爾基文學研究院與中央文學研究所之間教學上的影響關系。材料為油印刻字的，中俄雙語資料各存一件，俄文標題為ученныйплан[38]，中文標題為《教學計劃》，理應是當時對俄文的譯本，副標題標有“類別：文藝（散文、戲劇、詩、批評、兒童文學）”字樣，左右上角各用小字注明這份《教學計劃》的內容和來歷：“批準者：蘇聯高等教育部長B · 斯維特洛夫，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一九五〇年月日同前，經蘇聯作家協會秘書處批準，蘇聯作家協會副總書記K · 西蒙諾夫”，以及“蘇聯作家協會附設高爾基文學研究院，文藝工作者，學習期限五年”[39]。表格上密密匝匝地羅列著五項內容：“I教學進程圖式”“II表列時間以每周計”“III教學進度計劃”“選修科目”“IV實習”“V國家考試，擬畢業論文提綱，寫畢業論文”。

內容III是《教學計劃》的主體，共開列了33門課程科目，其中包括“社會—政治類”“歷史—文學類”“語言學類”“藝術史類”四類?！吧鐣晤悺睘轳R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課程，如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7項。“歷史—文學類”對應的是中國通常意義上的“文學史”，課程包括“人民口頭文學”“俄國文學史”“俄國批評史”“蘇聯文學史”“蘇聯各民族文學史”“外國文學史”等11項。與作家創作有關的課程歸為第17項“文藝技巧”，分為講座、課堂討論及個人習作三種課程形式。

在同一檔案盒內放置了另外一封油印刻字書信。時間為1950年10月27日，標題為“蘇聯高等教育部、蘇聯作家協會、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院長法捷耶夫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宣傳鼓動處文學藝術科科長馬斯林同志一封信”，在信中，法捷耶夫表示：“按照您的要求，我給您送來：（1）本院的教學計劃；（2）本院教授們在工作中所教授的課程如下：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哲學史、邏輯學、俄羅斯民間口頭流傳詩歌的創作、俄羅斯古代文學、俄羅斯文學（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蘇聯文學史、馬列主義美學基礎、外國文學史（一、二、三、四、五冊）、語言學緒篇、現代俄語學、俄語文法史、俄語文學語言史、德文、法文、英文。”

法捷耶夫所說的“本院的《教學計劃》”，指的應是上文提及的俄文版《教學計劃》，而第二項似為應馬斯林（或中方）要求展示高爾基文研院自身儲備的師資力量。這兩份重合的課程名稱，更接近于普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基礎課程，缺少與作家寫作相關的技巧、閱讀、討論等課程，突出的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研究性質和教學面向，也體現了高爾基文研院教學體系的“蘇式”特征，即課程以政治思想教育、文學史的學習以及語言學知識的教授為主體框架，重理論與宏觀知識，缺乏針對作家培養的專門課程。這一缺憾無論是當時的蘇方還是中方都有所察覺，信的后半段法捷耶夫綴以解釋說明：

上述各教程，都是蘇聯高等教育部所批準的基本教程，但蘇聯作家協會秘書處在本年春季（注：1950年），認為本院僅僅使用基本教程而沒有增加反映本院專門性的教程的這一現象的存在是不對的。所以本院秘書處決議，令所有的教授工作者，均應于本年十二月完成編制完全符合本院教育宗旨的新教程大綱，送請本院秘書處審核批準。

此外，就沒有專門的創作類課程的問題，法捷耶夫也在信中表示：“目前教授們正在完成教程的初步綱要工作，并準備在最近幾天就要召開的教授會議上予以討論?！?/p>

油印刻字的材料上方的空白處，有數行署名林默涵的手書留言，抬頭為“田間、石丁同志”：

特別注重的是關于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關于俄羅斯古典文學的課程，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這兩門學問是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的必修的基礎，若果在學校里沒有專注地學習，到工作崗位上去以后再學習就比較困難了。但他們也存在著一個缺點，就是缺乏適合他們的專門性的課程，想來現在一定有所補救了，最好能設法找到他們最近的課程表來看一下。

林默涵的話，是順著法捷耶夫“新教程大綱”的說明而來的。文研所究竟有沒有拿到高爾基文研院的“最新課程”，現有的院存檔案沒有給出答案。對于高爾基文研院的課程，林默涵還關注到了一點，他寫道，“還有一點也可注意，就是他們很重視語言學的課程，這也是一個文學工作者的必需知識”。

由俄語《教學計劃》和林默涵留言的法捷耶夫信函兩份材料可知，在1950年10月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期間，籌備委員會已經得到了一手的蘇聯官方材料，并作為教學計劃制訂的重要參考資料和范本。

從文研所一期教學內容來看，講課分為中國古典文學史、“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專題報告、文藝學與文藝學習問題、文藝思想與文藝政策、蘇聯文學、作家談創作經驗報告、中國革命史、近代世界史九個專題共88課；全部一期研究員分為八個小組赴朝鮮前線、東北及京津一帶工廠，河北、山西兩地老區農村實習，并赴新區參加土改，全體研究員參加了“忠誠老實的臨時學習”“三反”“五反”運動與文藝整風學習；畢業前提交了畢業創作與論文。生活實踐方面，文研所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組織安排的，有些政治活動甚至不是事先安排，而是跟著“運動”走的。課程單元的設置，特別是政治理論、文學史、畢業論文三方面，較為明顯地顯示出受高爾基文學研究院影響的痕跡

文研所籌備組及所內人員究竟是否曾赴蘇考察呢？邢小群根據口述采訪判斷，除多次赴蘇的丁玲外，文研所與文講所并沒有派人去過蘇聯專程調研：“我在與一些當年文研所學員的交談中了解到，他們都提到把蘇聯的高爾基文學院作為學習和體制的模式。徐剛說：‘公木是詩人、教育家、實干家。他經過調查研究后，認為文學講習（這時文研所已改稱文學講習所）只有發展為文學院才有前途；作家協會不能領導正規的大學；要與文化部教育司聯系，將文講所納入正規學院的軌道。吳伯簫和公木長期搞教育事業，都想把文講所這一教育事業辦好，便共同到文化部去聯系。文講所與文化部聯系也是正當的途徑。經過交涉，教育司同意吳伯簫、公木的意見，而且給了一個出國留學的名額，讓他們派人到蘇聯高爾基文學院學習。吳伯簫叫我去留學，我不愿意去。我沒有一點外文基礎，勉強出國留學，會結出個什么果子？有一名教師和所部秘書要求去，經審查，沒合格。那時要求歷史、主要社會關系、政治思想都清白純正，這事也就擱下了……’”[40]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并沒有受訪者對邢小群提及赴蘇往事，相關材料無從得見，研究者只能暫作權宜之計，將文研所和蘇聯模式之間的關聯描述為“心里的影響”。

筆者在院存檔案中找到了另外一份關于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材料，題為《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情況》，作者康濯。康濯是最早的文研所籌備小組成員，1950年4月全國文聯初擬的七人組成籌備處的一員，后籌備處擴展為12人，康濯仍是文研所的重要成員。1951年1月，文化部批準田間任文研所秘書長、康濯為副秘書長。而在1951年時，康濯正擔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副秘書長。報告的最后，還附有康濯的說明：

這個材料是根據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在蘇聯訪問高爾基文學研究院時，該院院長法捷耶夫和副院長謝留金等同志的談話，整理出來的。所談情況均系一九五一年的情況。有些問題也許由于翻譯及我當時的筆跡有毛病，可能有遺漏甚至錯誤之處。特說明。這個材料只供所內同志參考。

康濯的這番說明，依照報告的落款時間在1953年5月，可推斷，最晚至1951年冬天，康濯作為文研所的教學人員，就已經前往蘇聯并考察高爾基文研院，與院長法捷耶夫、副院長謝留金等蘇方人士會面。筆者曾看過徐光耀為魯迅文學院提供的幾張1951年11月中國作家代表團訪蘇時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中有胡可、柳青、馬加、瞿獨伊（記者、翻譯）、魏巍、孫犁、陳登科、徐光耀、馮雪峰、康濯、陳企霞、田林、陳荒煤、李季、王愿堅。其中，柳青、陳登科、徐光耀、康濯、陳企霞或為研究員，或為所內人員，都與文研所有關?？靛诵械闹匾蝿諔撌强疾旄郀柣膶W研究院，他記錄的調研情況頗為翔實細致，包括幾方面：

（一）“歷史情況”。介紹了高爾基文研院成立的始末和文研院的學制時長。文研院建于1932年，為紀念高爾基創作四十周年而創辦。初期條件困難，學制為兩年，后陸續改為三年、四年，1951年時已經延長至五年。

（二）“目前招收新生的情況”。介紹了高爾基文研院招生條件、推薦方式、考試方式。學生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條件、五年以上工作經驗和在國內主要刊物上發表作品等條件，“不公開招生，每年由蘇聯作家協會布置招生工作以后，各共和國及各州作家協會就負責挑選保送”?！氨慌囵B者必須首先具有相當充分的條件，具有一定的文學才能才行。研究院的培養工作，只不過在學生原有基礎上，給以一段必要的、系統的幫助，使條件更充分更完備而已。正因為這樣嚴格，所以創辦以來得以培養許多很優秀的作家，如西蒙諾夫、阿扎耶夫、巴巴耶夫斯基、米哈爾可夫、恰可夫斯基、聶達果洛夫等。”

（三）“五年的課程”和高爾基文學院八個教研室開設的課程。“主要有四個方面的課程：（1）馬列主義；（2）文學史和文學理論；（3）語言、技巧等技術課；（4）藝術修養課程。此外，作品研究，聽取討論名作家的創作經驗與學生的創作實習，是學院里的提倡生活，當然更是重要的。”課程安排時間上“政治和業務是一比三”。

（四）“學生學習、創作、生活情況”以及學生畢業后的情況。“一部分從事專業創作，較大部分分配到全國各文學機關里擔任工作?！薄岸陙韺W院里還沒有一個中國學生。朝鮮、蒙古都有，東南歐各國也都有。中國則只有過一個函授生。”

（五）“組織機構”。[41]“學院設有函授部，有專人負責，另行招生。手續、條件和一般學生相同，只是年齡不限。考上后發給學生學習計劃、課程表、教學提綱等，均與正式學生一樣?！?/span>

盡管材料提供的是蘇聯高爾基文學研究院的情況介紹，康濯作為記錄人和考察者，他寫下的內容應該是文研所想要了解和需要的信息。行文與措辭中，康濯對考察對象的向往、尊其為范的態度不難辨析。文研所創辦初期的作家班學時即為兩年，其后除去與高校合辦作家班學制為三年之外，學制最長不超過兩年。在推薦制基礎上，高爾基文學研究院采用的是擇優錄取，即先有文學體制確定其作家身份、創作資質，不僅中央文學研究所，直到魯迅文學院也依然在沿用這一方式，甚至蘇聯學院函授教學也曾被魯迅文學院采用過。課程上強調政治課、文學理論和其他藝術門類的課程的教學模式，不僅文研所、文講所乃至魯迅文學院也依然以這種教學設計方式為本。徐剛是否知曉康濯赴蘇考察、有否見過院存檔案中康濯的說明，如今已然無從考證，但是，多年后他在與邢小群的訪談中只字未提康濯赴高爾基文學研究院考察的往事，則很可能源于康濯在丁玲事件中的作為，讓他在文研所的位置逐漸模糊曖昧起來。

康濯1953年提供的這份赴蘇材料，印證了徐剛回憶中央文學研究所改為文學講習所后，根據蘇聯經驗制訂教學計劃的事。在院存檔案里，筆者發現了與1950年俄文、中文版形式一樣的一份中文《教學計劃》，右上角標明“學校：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培養目標：文藝創作干部，修業年限：二年”。課程內容包括：社會—政治類，文學—理論類，語法修辭—語法講解改正課，關于當年工農業情況、政策及軍事、科學、藝術各部門等的專題報告，假期作業（創作與論文），畢業論文六個方面。既然名稱改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這份教學計劃的制訂時間應是1953年11月正式更名之后，吳伯簫與公木上任后重整所務的舉措。按徐剛的回憶，吳伯簫和公木比丁玲更擅長辦學，是實干家?？催@份《教學計劃》可知，他們仍然想把講習所辦成一個師法高爾基文研院的正規的教學機構。但此時，縮小規模的文講所的氛圍與前幾年已經不同，不僅編制規?？s小為行政處、教務處、教學研究組，所招學生也放棄了“研究班”的高標準，變為“普通班”：“第二期的成員多數也是從少年時便投入抗日洪流中，或是因為窮上不起學，利用這兩年滿足渴望讀書的要求，這也是大好的事情?！盵42]1955年，針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政治斗爭逐步展開，文講所不僅不可能沿著蘇聯模式發展下去，還在1957年關門停辦。

05 結語：試驗與試錯

無論是丁玲、田間、康濯還是公木、徐剛，1950年代黨的文藝工作者們都和“迷信蘇聯”的周揚一樣，曾經在心目中繪制了一幅中國的文學研究院的藍圖，它既是正規的教學中心，更是理論研究、文藝創作中心，既培養作家，又培養文藝干部、研究人員，甚至也可以接待“友邦作家”的文藝外交平臺。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草創階段的文研所是否是新中國需要的社會主義文學教育的模式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是一位充滿想象力，甚至帶有浪漫主義精神氣質的革命家，他對中國革命、新中國的建設圖景是馬克思主義的，更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他倡導與政治訴求相匹配的文藝形式，并借由文藝向全體中國人民傳達、塑造政治理想圖景。丁玲既然能與周恩來通信，隨時向他匯報文研所的工作和自己的思想狀態，遇到困難還能直接在周恩來處求得幫助，毛澤東對丁玲和文研所的情況應該是了解的。如今看來，這種模仿蘇聯、培養一批研究員的精英主義方式，很可能會被視為是一種小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方式，或者說，它不符合黨在新中國成立時倡導的文藝發展方向。如果這是丁玲對于毛澤東文藝思想和延安精神的理解，只能說這種理解是有偏差的。在文研所的草創時期，當一份理想愿景在前方召喚著人們時，現實境遇和理想愿景之間的矛盾、齟齬和困境，也在無形中給文研所內人員制造了一種無法擺脫的壓力與焦慮。草創期暴露出的矛盾，沒有得到及時的總結、調整，便以一種激烈的政治斗爭的方式終止。我們再把目光聚焦在丁玲的身上，她無疑是一位個性張揚、才華橫溢、經歷過革命戰火的作家，她的理想、熱情和對行政工作的倦怠，使得她作為新中國第一所作家學校的創辦者的諸多優勢，在具體工作中又極可能轉為劣勢。僅舉一個徐剛回憶的細節來看：

我想到李又然老師在教學中的幾件事：李又然講語法修辭時，講李清照的詞“人比黃花瘦”，他說：“你們看，我的臉比黃花還瘦。延安整風時，他們用香頭插我的鼻子?！庇媚纤闻娙说脑~和他在延安搶救運動中的遭遇相連，風馬牛不相及聯系不起來嘛?！以诳偨Y經驗時用正面的語言寫道：本所教師授課最好有個經過集體討論的教學大綱，不要隨意性太強。這個總結激怒了兩三位教師。所部便召開會議討論二班總結的問題。三位教師厲聲批評我，馬烽、邢野保持沉默，田間攬過責任說：“這總結是我叫人印發的?！倍×嵩跁凶邅碜呷ズ笳f：“我們的水平都不高。”過后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設了一席便宴，李又然見我坐在席上扭頭就走。丁玲說：“他有病，我們吃我們的。”這時我才想到丁老師可能是想在席間淡化這一問題的矛盾。

據徐剛回憶推測，草創時期的文研所，知識分子們隨意性的言論和工作作風是發生過的。如果僅把這類情況視為教師們個人的意氣之爭，則無疑忽略了徐剛所說的“教學中的問題涉及到原則”的嚴重性。作為文講所時期教務處負責人的徐剛在與邢小群對話中提到的觀點，與筆者在院存檔案中看到的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教務處撰寫的《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二期教學工作初步總結》一致：

五年來，我所雖然取得了一些收獲，但存在的問題也很多，而且有些問題，是長時期以來一直存在著，由于所的領導干部沒有及時地采取有力的措施，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愈拖愈深，愈來愈嚴重。這種情況與我所的領導力量薄弱是有密切關系的。在中央文學研究所時期，本來人力較多，可是由于當時的主要領導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當作個人的事業，沒有把教學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對于教學工作中所發生的一些問題，沒有按照黨的原則加以解決。……

我所的某些領導干部不熱心，也不重視教學工作，沒有把主要力量集中地放到教學工作上，也沒有有計劃地去培養教學干部；而是更多地側重于自己的創作，使自身的工作與創作長期存在著矛盾；因此，至多只用半條心來考慮教學問題，缺乏長遠打算，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消極情緒；因此，許多工作沒有得到周密的考慮與計劃，有些問題甚至沒有很好過問；即使處理問題，也常是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怕矛盾尖銳化，不敢把重大問題經常擺到桌面上，用黨的方式來解決。教研室的干部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的矛盾，尤其嚴重。如何把教學工作做好，如何切實地幫助學員提高一步，原是教研室的主要任務，應當以全部力量與時間來做這工作，但是教研室大部分干部缺乏這種認識，只把教學崗位作為進行創作的立腳點，把教學工作放到次要的地位，反而把自己的寫作放到主要的地位上。本來進行業余創作是允許的，而且是應該的，但必須在不妨礙主要工作的情況下，在認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之后；可是在我們所里，有些人把這種位置顛倒過來，結果，這些同志不僅不能按照規定完成他所應完成的教學任務，有些人甚至竟連起碼的勞動紀律也不遵守。情況既然這樣，教學方針怎么能夠貫徹？教學質量怎么能得到保證？教學輔導工作那里還有人去做呢？

據文研所二期（二期入學時還沒有改名，結業時則改為文講所）結業的時間判斷，這次工作總結應該在1955年春。此時，作協黨組對丁玲的批判還沒有完全拿到桌面上展開，就這份文講所內部總結的內容與措辭來看，還是從工作實際出發的，還在就事論事地總結經驗教訓。“在工作與創作之間的矛盾”，被視為管理不善的原因之一。丁玲1953年給周恩來的信中也談到了“主要負責人又都是搞創作的，如我、張天翼（并且有?。?、田間、康濯，因此教務工作、行政工作都使我們很吃力”。主持文研所工作期間，丁玲的事務十分繁忙，還有數月在大連養病、外出考察，的確在所務上既“吃力”又有疏忽?！坝捎诋敃r的主要領導干部把研究所的工作當作個人的事業，沒有把教學工作看作中心工作；對于教學工作中所發生的一些問題，沒有按照黨的原則加以解決”，即使不必非要落實在丁玲的頭上，說的也是文研所時期所內滋生了矛盾，養成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風氣。

特殊的歷史情境及具體人的意愿、選擇、行動，共同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社會主義文學教育探索的結局。如今看來，彼時的情境中，文研所是一次社會主義文藝工作方向與實踐的試錯，而對于當代中國文學和今天的魯迅文學院而言，它無疑是一次充滿理想與奉獻精神的試驗。

注釋：

[1] [2] [11] 李向東、王增如：《丁玲傳》（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5年5月，第497、498、458頁。

[3] 筆者按：原文有誤，應為1950年。

[4] 徐光耀：《昨夜西風凋碧樹》，《長城》2000年第1期。

[5] 毛憲文、賀朗：《丁玲——偉大的文學教育家》，《武陵學刊》2010年1月。

[6] 馬烽：《京華七載》，《馬烽文集·散文雜感》第七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頁。

[7] 據邢小群的研究：1949年籌備“第一屆文代會”期間，《文藝報》主辦了幾次題為“新文協的任務、組織、綱領及其它”的座談會，都是由茅盾主持。在第一次座談會上，茅盾就談道：“蘇聯作家協會有文藝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較好成績，研究院如認為應該幫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請到研究院去學習，在理論和創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養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學生們經常提出問題來，有時個人解答覺得很難中肯，文協應該對青年盡量幫助和提高。”鄭振鐸也在這次會上說：“發現一個青年作家有寫作的天才，就介紹到文藝研究院去，訓練他怎樣寫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諾夫，就是那里畢業的?！币娦闲∪海骸抖×崤c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8] 蕭三：《略談蘇聯蘇維埃作家聯盟近況》，《文藝報》1949年第一卷第二期。

[9] 《文藝報》1950年12月出版的第三卷第四期，便登有一篇劉白羽訪問高爾基文研院的文章：“文學院是一九三三年，由高爾基倡議創辦，屬于作家協會所領導。創辦的動機，并不是由于單純培養作家的觀點，而是高爾基鑒于工人群眾當中有很多人歡喜文學，高爾基看到在勞動人民中含有豐富的創作天才與智慧，所以這個學校當時是一所工人文化夜校，是個補習性質的學校。但后來，由于蘇維埃社會的成長和成熟，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文學藝術的要求逐漸普遍……而逐漸變成為一所正規學校。……學院學習課程，除了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課程之外，學習中的重點最主要的部分是文學史、古代文學、民間文學、蘇聯文學、文學理論、詩、小說、兒童文學以及各民族文學史，各民主國家文學史?！?/p>

[10] 李向東、王增如：“黨中央委以重任，兩三年間，丁玲可謂‘官運亨通’，頭銜一增再增，而且全都分量十足：1949年9月，她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出任全國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1950年春，任全國文協常任副主席，主持文協日常工作；7月被中央任命為中國文協黨組組長，相當于后來的黨組書記。1951年1月任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春天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11月參加全國整風運動?！币姟抖￡惙锤锩瘓F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 胡風在1948年日記中記載了丁玲跟他提到的法捷耶夫談話，見《胡風全集·日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13] 李向東、王增如編：《丁玲年譜長編1904—1986》（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頁。

[14] [27] [29] 丁玲：《重大問題的辯正》，見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49頁。

[15] 這也佐證了時任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所說的：“在審查丁玲的歷史問題上，周恩來總理曾有過指示，他說：‘由于周揚和丁玲之間的成見很深，在審查時要避免周揚和丁玲的直接接觸，以免形成對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币姾樽诱\《材料與注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頁。

[16] 在魯迅文學院建院50、60周年慶祝活動上，這四份文件的掃描件已經展出，成為重要的引證材料。

[17] 引自院存檔案《我把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向你作一匯報》（題目為整理者添加）。

[18] 檔案原文在“文學”和“院”之間插入了手寫“研究？”的字樣，可以猜測，是否叫“研究院”，草擬者有一份猶豫和斟酌值得注意，特此標注。

[19] 引自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兩年來工作中的幾個問題》。

[20] 引自院存檔案《1952年教學工作匯報》。

[21] 院存檔案里兩份1950年的建院籌備文件，都提到了擬任命丁玲擔任文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主任一職。

[22]《文藝報》1949年第一卷第十期。

[23] [26] [37] 王景山：《我所知道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和所長丁玲》，《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

[24] 引自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工作總結》。

[25] [42] 徐剛、邢小群：《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山西文學》2000年第8期。

[28] 周良沛：《丁玲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30] [34] [40] 邢小群：《丁玲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興衰》，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8、30頁。

[31] 見院存檔案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回函。

[32] 丁玲：“直到1950年，文化部和文聯黨組才正式作出了創辦文學研究所的決定，并于五月間分配我主持籌備工作。由于黨與各方面的關心，籌備相當順利?？偫砼朔孔?，郭老給確定了機構的名稱，喬木同志、周揚同志幫助考慮了方針、做法及干部問題?！币娫捍鏅n案《我把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向你作一匯報》，題目為檔案整理者添加，原文沒有標題。

[33] 見院存檔案《中央文學研究所籌備以來的簡況》（原文沒有題目，為筆者所加）。

[35] [36] 見院存檔案《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工作情況匯報（一九五三年九月——一九五四年三月）》。

[38] 據畢業于北京大學俄語系的中國政法大學王噶副教授翻譯并告知我，這個俄語詞中文意為“教學計劃”，他為我翻譯了若干俄語詞匯，幫助我理解了這份材料中的一些問題。

[39] 檔案原件為表格形式，以上兩組分布在表格的左、右上角。

[41] 引號內均為魯迅文學院保留檔案中康濯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