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叨陪年逾九旬的家父聊天，常聞其娓娓漫憶所交故人，“好好先生”趙景深便是他提及最多、敬仰彌篤的一位恩師。

初遇趙景深系偶然，時在1952年春夏之交，嗜書成癖的父親去福州路上海舊書店，徑至二樓書架巡覓，欲補齊不同書局出版的趙景深著作。因先前已購得幾本，諸如《宋元戲文本事》《元人雜劇輯逸》《讀曲隨筆》，尚缺《小說戲曲新考》，面詢經理，告曰此書脫銷。可碰巧趙景深本人此刻就在店中，于是，熱心的店經理當即引見。景深先生平易近人，對不期邂逅的晚輩甚和藹，問何處人氏操何職業，父親回答在浙江嘉善縣文化館從事文化戲劇工作，對文學饒有興趣，并表示久仰先生大名，尤其對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研究方面的學識大為感佩。先生聽后言道，雖然市面上《小說戲曲新考》售罄，但自己家中尚存復本可資。遂告知家庭住址，即北新書局編輯部，淮海中路425弄四明里六號。

不幾天，父親按圖索驥登門拜訪，開門的是書店伙計，向內通報來者姓名，趙先生和顏相迎，領家父上樓入室。房間約20來平方米，一冊《小說戲曲新考》已準備好，先生將書遞與父親，父親接書喜之不勝，趕忙道謝付款，先生卻執意不肯收錢，說“既然你這樣喜歡這本書，那就贈送給你吧”。父親心里熱乎乎的，真是既感激又不安。贈書后，主人還帶來客看了用作藏書庫的亭子間，里面堆滿了書，其中尤以北新書局出版的書籍和魯迅著作居多（北新書局1953年與廣益、大中國、人世間合并組成四聯出版社，1956年再度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1953年，父親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親炙精英薈萃的中文系諸教授教誨，有幸聆聽趙景深在課堂上生動熟稔地講授元曲、明清小說，頗獲裨益，終成至交。先生秉性敦厚隨和，亦師亦友，謂我父親說：“在教室里是師生關系，出了教室就是朋友關系。”

趙景深博洽多聞，在編輯、翻譯、小說創作、戲曲研究、文學考據諸方面建樹豐碩，詩文、學理亦兼具成就，解惑授業更是深得復旦學子服膺，《中國小說叢考》是其學術代表作之一。

《中國小說叢考》由齊魯書社出版于1980年，但其中絕大多數篇章成文于上世紀30至40年代。那個時期，趙景深寫過四本有關中國小說史的考證書，即作于1935-1936年的《小說閑話》、作于1936-1938年的《小說戲曲新考》之上卷《小說編》、作于1938-1943年的《中國小說論集》（一名《銀字集》）及作于1944-1947年的《小說論叢》。1958年，趙景深在患病休養期間，將四冊舊著和其后所撰零散篇頁收集聚合，再添加1950年代發表的十余篇文章，如《關于〈水滸傳〉的作者問題》《關于〈英烈傳〉的插畫》《〈楊家將〉故事的演變》《〈楊家府〉與〈宋傳續集〉》《讀〈四游記〉》《談〈拍案驚奇〉第二十五卷》《關于石天基的話本小說》《關于濟公》以及《談〈水滸傳〉第七十六回》等，集結成一部較完整的文集，本想題書名為《中國小說論叢》或《中國小說論集》，思忖推敲后覺得這些文章主要立足考據辯誤，有別一般分析評論，故還是稱《中國小說叢考》為宜。然而，限于諸種原因，該書并未隨即付梓，直到廿余年后方面世。

自明清以降，國人對小說創作和小說評論的關注度始終熱情高漲，但小說考據方面則門庭冷落，僅有少數學者甘守寂寥而為之，兩廂落差懸殊。對于小說考據，趙景深有獨到的功力和見解，他在《中國小說叢考》一書的序言結尾闡述道：“我覺得，考據在今天仍是需要的，它是文藝研究的準備工作。不過，不能以考據作為終極的目的，考據只能是手段。我這本書就是在考據上也不能算是全面的，我只是更多地談到來源演變、作品真偽、作者生平、版本校勘、評論正誤……這一些，而時代背景、社會情況、歷史條件……這一些就很少談到。不過，象‘諸葛亮騎過幾次馬’之類的文章，也許我這本書里還沒有；也就是說，我希望我不會是‘為考據而考據’。”可見，趙景深對小說考據是作通盤考量的，將其視為文藝研究的起點而非終點，鋪墊好堅實的基礎是為了使研究時不至流于高談闊論每每空泛，也避免耽于瑣屑處處鉆牛角尖。

趙景深因曾將MilkyWay“銀河”誤譯作“牛奶路”，受到魯迅先生的批評，他非但從不耿耿于懷，反而時時感激在心，終身尊崇魯迅，在學問上謙遜地奉魯迅為師。趙景深初見魯迅是1927年春在廣州中山大學，半年后魯迅定居上海，他與魯迅的交往日漸頻繁，時常面晤或書信往復，商議出版、學術事宜，魯迅在民間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方面予以其悉心指導，趙景深在兼任北新書局總編輯期間，出版過許多魯迅著作。1930年4月19日趙景深與李小峰之妹李希同結婚設宴，魯迅親臨致賀。出于對魯迅的景仰，構架《中國小說叢考》時，趙景深改變原來次序，按照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次序重新排列，并著意將該書作為《中國小說史略》的補充資料。書的開首三篇皆與魯迅有關，依次為《中國小說史家的魯迅先生》（1936年）、《關于〈中國小說史略〉》（1945年）、《評介魯迅的〈古小說鉤沈〉》（1938年），在客觀考據的基礎上評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同類書中的最好的一部，可說是權威的著作”，歸納《古小說鉤沈》“有四個優點”：采集審慎、搜羅宏富、比類取斷、刪汰偽作。當然，發現魯迅著作中的些許失誤、漏輯及出版印刷過程中的錯排，趙景深也實事求是地依據古籍善本和新發現資料提出修正或補輯，以供讀者參考。

《中國小說叢考》全書共輯文章73篇，其中成文年份最早的是《〈四游記〉雜識》，作于1929年4月5日，也是唯一寫于1930年代之前的一篇，年份最遲的系《關于〈英烈傳〉的插畫》，作于1957年7月。文章一般用字數千，考據精煉簡明扼要，最短之《〈睡醒石〉與笑話》不足半千字。也有少量文章例證較詳篇幅略長，如《中國笑話提要》《〈英烈傳〉本事考證》《三寶太監西洋記》《八仙傳說》《〈水滸傳〉簡論》《包公傳說》等。《中國笑話提要》寫作跨度為1936-1938年，論及十六個話題，從中土最早的兩部笑話書后漢邯鄲淳的《笑林》和隋侯白的《啟顏錄》談起，一路梳理到周作人的《苦茶庵笑話選》，行文中插列圖表十一處，或統計、或類舉、或參照比較，用心費神之投入、文表相彰之明了他無二致，幾近一部完備、濃縮的中國笑話文學簡史，學術價值不言而喻。

雖然“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句，但今人通常以為，自唐代出現的有完整故事和人物的文體才稱得上現代意義上的小說，之前發端于先秦兩漢的神話、傳說、寓言和魏晉志怪、瑣語則被視作小說之萌芽。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章節明晰條分縷析，繼前述魯迅與中國小說史專論、中國笑話文學史后，對唐傳奇小說、宋平話、明清章回小說均予以考據，上自唐朝李復言《續幽怪錄》，下迄清末曾孟樸《孽海花》。涉及唐朝的篇章有《李復言的〈續幽怪錄〉》《劍俠傳》《〈雜纂〉摘抄》；涉及宋朝的篇章有《南宋說話人四家》、《重估話本的時代》《清平山堂話本》《雨窗欹枕集》《〈青瑣高議〉的重要》；涉及元朝的有篇章有《〈武王伐紂平話〉和〈封神演義〉》《〈七國春秋后集〉與〈前七國志〉》《〈前漢書平話續集〉與〈西漢演義〉》《柴堆三國》《殘唐五代史演傳》；涉及明清的篇章逾五十篇，據書目大半。

對于明清小說名著考據，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中關注較多的有：《水滸傳》《英烈傳》《四游記》《金瓶梅詞話》《三言》《二拍》《野叟曝言》等，其中涉及《水滸傳》文章五篇，涉及《英烈傳》三篇，可幫助讀者在閱讀這些作品時輔以相應認知，有利更深入地解讀作品本身。同時，趙景深也對一些不那么出挑的小說及作者有所涉獵，譬如《〈睡醒石〉與笑話》《關于小說家屠紳》《關于〈蟫史〉》。趙景深做學問的特點之一是敷涼避炎，凡別人已走熟的路徑概另辟蹊徑，恰如他在書的序言中坦言：“關于《三國演義》，我只寫過一篇民間傳說的《柴堆三國》，關于《聊齋志異》，我就不曾談到過。《紅樓夢》我也談得極少。并且，我力氣用得最大的是同一題材的小說、戲曲的演變。”故而，《中國小說叢考》一書特色異常鮮明，足令讀者從中領略到作者的聰慧睿智和治學旨趣。耐人尋味的是，他和摯友、同樣博學多才、著作等身的陸澹安先生（著有《說部卮言》），獨對躋身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的《西游記》未置一詞，究竟是所見略同還是純屬巧合，個中謎團費解。

在《中國小說叢考》中，有兩篇文章的研究視角很特殊，一篇是《所羅門與包拯》，另一篇是《馬來文的中國小說》，這兩篇文章皆跳出地域本身，從文化碰撞、融合的角度去審視考據。寫《所羅門與包拯》，起因是在《佝僂集》上見到鄭振鐸《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文中設謎，其中一個謎是所羅門和包拯，借機發問這兩個分別流傳于猶太、中土的民間故事是巧合還是轉變。于是，趙景深對此作了一番詳考，廣征博引，最后推斷“二母一子”故事起源于古代印度，然后分兩徑傳布，一路經中國漢人再傳至西藏，還有一路經希臘、羅馬傳至猶太，殊途同源當屬轉變。《馬來文的中國小說》作于1940年前后，專門介紹在印度尼西亞出版的馬來文中國古典小說譯著，列舉了各種書目版本乃至書價，并指出，這些用馬來文出版的中國小說是基于滿足有些在印尼的華人因“時日漸久”“不能讀中文，卻渴想知道一點本國的文學、藝術和歷史”之需求。著者把此篇放在全書末節，似有將其作附文之意。

趙景深一生治學勤奮、考據嚴謹、為人師表，對于《中國小說叢考》這樣一部澤惠學業的著作，他自己只是淡淡地謙稱：“決定把這本書送到社會上去。我覺得，把這書當作‘舊著的改版’,還是對于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者在資料上有一點用處。”洗盡鉛華實乃標高風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