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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之結集，應不晚于戰國末年。《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有“真人”一詞，其對于“昔者先圣王”的描寫，有類似《莊子·大宗師》篇對“古之真人”作描寫以表達理想人格的筆意。這有可能是受到《大宗師》篇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呂氏春秋》“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藉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雖仍有爭論，但包括《先己》篇的《十二紀》成于“維秦八年”（《呂氏春秋·序意》）亦即公元前239年秋之前，學界是沒有異議的。《淮南鴻烈》引《莊子》文更多。《淮南鴻烈》是漢武帝即位當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由劉安獻上的。劉安門人在利用已有成書之外，也還可能對《莊子》一書有所裒集。

其后，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附莊子傳》中明確說，莊子“著書十余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亢桑子”當為庚桑楚，“畏累虛”當為《庚桑楚》篇中所說“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一語中的畏壘山。

《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說，《漢志》所錄“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經典釋文·序錄》）。余嘉錫說：“今《胠篋》在外篇，《漁父》《盜跖》《庚桑楚》在雜篇，而太史公皆以為莊子所自作。然則史公所見之本，必無內外雜篇之別可知也。劉向定著之時，始分別編次。”（《古書通例》）“凡一書之內，自分內外者，多出于劉向，其外篇大抵較為膚淺，或并疑為依托者也。”（《古書通例》）

陸德明說：“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后人增足，漸失其真。”（《經典釋文·序錄》）對“后人增足”的情況，清人章學誠曾舉例闡述曰：“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后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文史通義·文集》）因此，章學誠認為：“《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文史通義·言公上》）蘇東坡在《莊子祠堂記》中立論曰：莊子對孔子是“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然而，《盜跖》《漁父》給他的感覺，“則若真詆孔子者”。此外，《讓王》《說劍》，又“皆淺陋不入于道”。由此，他要求去此四篇。蘇東坡是將《莊子》一書視為莊周所作，才會產生此種“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東坡文集》卷三十六）的言論。蘇東坡顯然不了解先秦學術的衍生狀態及其典籍的編集情況。

余嘉錫在《古書通例》中明確提出，“秦漢諸子即后世之文集”。他說：“周、秦、西漢之人，學問既由專門傳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張，其發于言而見于文者，皆其道術之所寄，……承其學者，聚而編之，又以其所見聞，及后師之所講習，相與發明其義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學。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周、秦人之書，若其中無書疏問答，自稱某某，則幾全書不見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門弟子相與編錄之，以授之后學，若今之用為講章；又各以所見，有所增益，而學案、語錄、筆記、傳狀、注釋，以漸附入。其中數傳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筆，則推本先師，轉相傳述曰：此某先生之書云耳。既欲明其學有師法，又因書每篇自為起訖，恐簡策散亂，不可無大題以為識別，則于篇目之下題曰某子：而后人以為皆撰人姓名矣。古書既多不出一手，又學有傳人，故無自序之例。”余嘉錫所云“又各以所見，有所增益”，正是上引陸德明所曰“后人增足”者。至于陸德明以“漸失其真”一語來論定此種情況，則過于簡單化了。在“后人增足”之中，正是有著一個學派的發展與變化。這是我們必須確立的一個基本觀點。

《莊子》的編集時間，由“門弟子相與編錄之，以授之后學”的情況來考慮，應在莊周之后，即已有初步的編錄。王充曾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論衡·書解》）趙岐亦曰：“孟子既沒之后，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孟子注疏·孟子題辭》）據此可知，漢代所存諸子之書是由秦代傳下來的，因此，如本文開頭所說，《莊子》一書在戰國晚期即已大體成型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漢初行黃老之治，道家學說昌盛，這一時期，《莊子》文篇仍可能有所“增足”。

崔譔曰：“《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據此，在班固之時，《莊子》一書不僅已分內外篇，而且每一篇已經分章了。

篇章的增足是一種附益，而傳、注、疏的產生則是另一種附益。《晉書·郭象傳》說，在向秀之前，“注《莊子》者數十家”。然而，《經典釋文·序錄》所列注釋本卻只有以下幾種：崔譔注10卷27篇，其中內篇7、外篇20；向秀注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亦無雜篇；司馬彪注21卷52篇，其中內篇7、外篇28、雜篇14、解說3；郭象注33卷33篇，其中內篇7、外篇15、雜篇11；李頤集解30卷30篇（一作35篇）；孟氏注18卷52篇；王叔之義疏3卷；李軌音1卷，徐邈音3卷。

要而言之，《莊子》的注本有兩個系列：一是只有內、外篇的，一是分為內、外、雜篇的。至于這兩個系列之間的關系，即前者是否為后者之節選，又或兩者都是司馬遷所見的“十余萬言”之節選，現在已經無從論定。此外，我們對李頤集解本有多少篇，其與司馬彪本、崔譔本、郭象本的異同，也毫無所知。我們所能推知的只有向秀本與崔譔本，郭象本與向、崔、司馬本的關系。

向秀的注本應該用的就是崔譔的注本。《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曰：“秀本傳或言秀……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這是說向秀在崔譔的注本上更益以闡釋。對于向秀本篇數有三種的問題，王叔岷的解釋是：“考釋文敘錄載崔譔《莊子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蓋兼其未竟之《秋水》《至樂》二篇而言。《世說·文學篇》，《晉書·郭象傳》，并言向注《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這一說法，雖只是一種推測，但可以參考。

《晉書·郭象傳》稱：“向秀于舊注外而為解義。”《晉書·向秀傳》亦曰：“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為之隱解者，即解其隱義也。劉孝標所引《秀別傳》曰，向秀“后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世說新語·文學》）。“隱《莊》”者，即《晉書·向秀傳》所謂“為之隱解”也。馮友蘭將此“隱”字解為“隱括”（《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3頁），并不恰當。向秀注本既然意在論其旨統，解其隱義，自然篇幅增大，這是他的注本比之崔譔注本，多出十卷的原因，因為每篇的解釋多了，分卷就要細一些。

郭象的《莊子》注釋是否竊自向秀，這在《莊》學史上，乃至中國學術史上是一件大公案。楊明照先生縷述曰：“郭象《莊子注》竊自向秀之說，始于《世說新語·文學篇》，《晉書》遂著之于傳，而高似孫《子略》，王應麟《困學紀聞》，焦竑《筆乘》，胡應麟《四部正訛》，謝肇淛《文海披沙》，陳繼儒《續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佔畢叢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簡明目錄》，陸以湉《冷廬雜識》，復相率承之無異議。疑之者則濫觴于錢曾《讀書敏求記》；王先謙《莊子集解》，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亦先后為之辨白。然皆鑄詞簡闊，弗之詳論也。近人劉盼遂乃作《申郭篇》，證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冤，可洗于千載之下焉者。”（《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楊先生自述，對茲案“久入胸次”，乃“弋釣子期解義之見存者，與郭注類聚并列”（《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加以比較，向秀解義存而郭象沒有相應注釋者凡三十七則不列入。比較的結果是：在總計八十九則中，“其與郭注同者四十有七，近者十有五，異者二十有七。辜榷較之，厥同踰半”。楊先生又說，劉孝標“善于攻繆，博而且精；于《世說》紕誤之處，多所糾彈，此獨存而不論”；“張湛訓解《列子》，向、郭并采，而所引向注，與今行郭本互校，十符其八。”楊先生的結論是：“《世說》所載，信而有徵。”“子玄少有才理……。蓋見子期所為解義，窮究旨要，妙析奇致，欲貪其功，以為己力。遂掠美因善，鳩居鵲巢，補闕拾遺，蔦施松上。縱曾自我作故，要亦因人成事，與何法盛之剽郄紹，宋齊邱之攘譚峭，不過薄乎云爾，存心固無以異。”（《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

《四庫全書總目》曾對比向、郭注，駁斥錢曾《讀書敏求記》之謂“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然”之說，并詰問道：“錢曾乃曲為之解，何哉？”王叔岷對此公案也很感興趣，亦著有專文，他右袒錢曾說“不得斥錢氏之說為曲解也”，其理由為：“今據《莊子釋文》《列子注》及他書所引，詳加纂輯，得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八條，向郭注全異者三十條，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條，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條，列此明證，然后知郭注之于向注，異者多而同者少，蓋郭雖有所采于向，實能推而廣之，以自成其說者也，……妄加剽竊之名，誠誣人也！”（《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王叔岷意在為郭象洗脫惡名。然而，王叔岷的計算方法是錯誤的，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八條，應該像楊先生那樣，不列入。下余六十條，全異者三十條，相近、相同者六十條，占三分之二。因此，郭象的竊名還難以洗脫。

馮友蘭所持的是另一種理由是：“若說抄的話，郭象不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還抄司馬彪。”“他的《莊子注》用后來的說法，應該稱為‘莊子集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3頁）“集注”的說法是欠妥的，因為集注是需要一一標明原注者姓名的，并且這一說法還模糊了郭象的《莊子注》基本上竊自于向秀的事實。

馮友蘭引《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一語中的“應”字，為“隱”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2頁），明顯不符合原文，馮友蘭未交待所據為何，亦不知是馮友蘭誤記，抑或是有意改動？事實是，馮友蘭恰恰由此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向秀的《莊子注》可能來源于崔譔的《莊子注》。‘隱’是隱括的意思”（《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2頁）。

這是為了替郭象竊取向秀注辯護，而誣向秀的注亦竊自崔譔。王叔岷就說得很明白了：“釋文音義中所引崔向本正文相同（與郭本異者）、注文相同之例亦甚多。蓋向秀亦本崔譔之義，述而廣之，與郭象本向注述而廣之者實同。”（《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看來馮友蘭、王叔岷對上引《晉書·郭象傳》“向秀于舊注外而為解義”一語的理解是相當不夠的。“舊注”與“解義”相對，顯然“舊注”指的便是訓釋音義、標出異文之類，如果崔譔的《莊子》“舊注”有大量的義理闡發，則向秀再作“隱解”，就只能說是于舊注外“別為解義”，不能說是“而為解義”了。王叔岷忽視了向秀的主要貢獻在于“于舊注外而為解義”。在字句訓釋上，向秀承襲崔譔注的情況是存在的，故劉孝標注稱向秀“聊應崔譔所注”也。“應”乃“因”之借字。“應崔譔所注”者，即謂因承、沿用、依托崔譔所注本是也。問題在于向秀為人所稱道的是“解義”。因為有這樣一種開辟性的工作，因此，他在訓釋上的承襲，便不為人所計較了。故王叔岷“獨加郭象以竊名，不亦冤乎”的話，是對向秀的貢獻不了解的類比之詞，也就是說，王叔岷未能明白“舊注”與“解義”之區別。

馮友蘭又說：“郭象注可以包括向秀注；向秀注不能包括郭象注。所以唐朝以后，向秀注和其他魏晉人的注都失傳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4頁）這話是對的，但需要補充的是，闡述的原創性是屬于向秀的，“解義”亦即理論闡述的方向是向秀開辟的。《晉書·向秀傳》稱向秀“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郭象傳》也說向秀“妙演奇致，大暢玄風”。上文已述，《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述了《秀別傳》稱向秀“隱《莊》絕倫”的話。此外，他還引《竹林七賢論》說：“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世說新語·文學》）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向秀注出現時，曾給讀者以強烈的新鮮感以及提升了精神境界的滿足感。

然而，《晉書》又是如何說明郭象注本成書情況的呢？《郭象傳》沿用了《世說新語·文學》關于郭象竊向秀注“以為己注”的意見，而《向秀傳》也只是說：“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所謂“述”，即是說他的注大多是對于向秀注的復述，或曰敘述，包括直用與化用。而所謂“廣”，則有三層含義：一是他的注中還包括了向秀以外的其他人的注釋，二是他自己也作了一些論述上的展開，三是篇目上增加了六篇。

馮友蘭雖確認郭象抄了向秀的注，但他還是很肯定郭象此種做法的，稱其“綜合各家，集其大成……成為玄學發展的頂峰”（《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4頁）。稱郭象的《莊子注》是玄學發展的頂峰的說法，忽視了玄學思想此后藉助于佛學資料的進一步發展；就《莊子注》本身而言，馮友蘭的這一說法，抹殺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論闡述上的原創與開辟之功。

中華書局版《晉書》在《向秀傳》中“述而廣之”后用了逗號，下連“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一語。不必細讀其上文即可知，那個逗號應改為句號。也就是說，儒墨之跡鄙，道家之言盛的情況，是由上文所述向秀“發明奇趣”與郭象“述而廣之”共同產生影響的結果。

馮友蘭為郭象辯護還舉了一項理由，他說向、郭“這兩個本子卷數和篇數都不相同”（《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0頁），這是意在劃開郭象注本與向秀注本的關系。其實，郭象的注本，恰是在崔譔、向秀的本子上，如上文所說，增加了六篇而成的。壽普暄對此曾作過探索：“《釋文》內、外、雜各篇，陸氏以司馬、崔、向、郭諸家音義雜然并列，但可異者，外篇《天道》《刻意》《田子方》，雜篇《讓王》《說劍》《漁父》六篇，于崔、向二氏音義一無所引。……且以此六篇與二十七篇相加，正為三十三篇，與現存之郭本洽合。若然，則此六篇者，即崔、向本所不著，而為郭象增添者乎？”（《由經典釋文試探莊子古本》，《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無論具體篇目是否確為這六篇，除了假設存在陸德明所見向秀注本已有散佚這種可能外，那么郭象注本必定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選取了六篇，才能有三十三篇之數。由于篇目的增多，郭象將司馬彪本分為內、外、雜篇的做法也一并引入，用以部劃區類了。

那么有沒有可能，郭象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刪減而成三十三篇呢？部分論者即持此見，以為他的三十三篇本就是對司馬彪五十二篇本進行以意去取的結果。

我以為，此種可能性很小，因為既然郭象注竊自向秀，他自然是以向秀的本子為底本的。如果他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刪減而成三十三篇的，那么，不僅其注本的篇目會和向秀注本形成較大的區別，壽普暄所發現的那種情況就不可能產生，而且他所需要補注的篇目也要多得多。如是，則關于他的注竊自向秀的議論就不會傳播得如此久遠，人們只能說他的注部分竊自向秀。

一方面因為在注釋上有所擇別與豐富，另一方面也因為增加了六篇文章，并且采用了內、外、雜的分類，且不論其注釋是否竊據了他人的成果，郭象的注本還是成為了一個超過向秀原注本的讀本。即就內、外、雜的分類來說，就比內、外的分類更為細致，因為《莊子》篇目的增多本是由“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的結果。對于附益篇目的時代早晚的認識，是劃分外篇與雜篇的依據。也就是說，內、外、雜的歸屬，總體上說是對于時代先后的判定；而所處時代的不同，正是后學思想變化的原因。

郭象的注本既然成為了一個超過向秀原注本的讀本，那么向秀及其他人的注本就只有遭遇被淘汰的命運了。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原創者失傳，而竊據者留名。文化傳播的歷史如我在《文學史新方法論》中所闡明的，乃是一種讀解史，因此，它是不認人的，它只認被讀解物亦即書的價值。而《世說新語·文學》的相關記載及其流傳，甚至被寫入正史，總算是給予了悲劇人物以補償，也將竊據者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在充斥著明搶暗奪、誣陷壓制的殘酷的歷史淘汰中，向秀其實還不算是過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