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科幻小說有什么用？”這個問題聽起來有點天馬行空，但其實有非常現實的語境。《三體》流行之后，非常多的互聯網從業者、投資人試圖從《三體》里面讀解出降維攻擊、黑暗森林法則、三體管理學等一些對企業管理有用的概念。而劉慈欣自己則非常實在地說：“我就是個寫科幻小說的，而科幻的目的就在于科幻本身。”

那么，科幻到底有沒有用？

科幻有什么樣的特質，可以處理人類文明的普遍焦慮？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作：無用之用，方為大用。這句話特別好地概括了科幻小說的作用——它是當今最重要的一個文類。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先生在接受《連線》雜志的一個采訪時說：“科幻小說幫助大眾形塑了對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理解。這些技術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徹底地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社會。”

回到科幻小說誕生之初的1818年。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工業革命、機器大生產讓許多產業工人下崗，同時生物學、電磁學也取得了突破進展。這時候的歐洲大陸，其實肆虐著黑死病。一群來自英國的文藝青年跑到了日內瓦去避難，無聊之余，他們提出大家每天來講一個鬼故事來做消遣。其中有一位叫瑪麗·雪萊的少女，當時年僅18歲，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一個科學家利用生物解剖學以及電力學的知識，制造出一個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生命，這個造物反過來又摧毀了它的創造者。

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弗蘭肯斯坦》，被稱為“現代科幻小說的一個緣起”。它的起點非常高，因為它所探討的議題一直延續到了今天：我們是否有權利用科技去創造一個新的生命？這個創造物跟我們人類之間的關系又是什么？

科幻小說面向的，就是人類作為一個文明整體，在隨著科技不斷發展之后，所產生的認知、情感、倫理上的焦慮。這種焦慮主要來源于信息的不對稱，以及我們對新事物的不理解、不接受。就像被稱為“20世紀三大科幻小說家”之一的阿瑟·克拉克所說的，人類總是在高估一項技術所帶來的短期沖擊，但是低估它所帶來的長期影響。

那么，科幻小說作為一種文類，它為什么跟言情、武俠或現實主義不一樣？它有什么樣的特質能夠來處理人類文明的這種焦慮？

科幻小說不是預測或者逃避，而是一種想象力的實驗

我從歷史上找到了三個理論家，他們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科幻小說到底是如何發揮功用的。

第一個叫達科·蘇文，是一個加拿大裔的猶太人。他從詩學和美學的觀念出發，第一次在歷史上建立了一套針對科幻小說的系統性的理論。在他之前的所有評論家其實都是用主流文學、傳統的純文學的視角來評判科幻小說，比如文學性的強與弱、人物塑造的成功與否，但達科·蘇文提出一個概念，叫做“認知陌生化”，從一個嶄新的坐標系去告訴我們，科幻小說究竟為何區別于其他的文學樣式。

在這個坐標系里，縱軸代表著認知性的高低，橫軸代表著審美以及詩學上的從自然主義到陌生化的不同的階段。認知性和陌生化其實不是一對撕裂的概念，它們其實是相輔相成，中間有著非常有機、辯證統一互動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使得我們閱讀科幻小說成為了一種不斷挑戰、打破、重塑我們認知與審美邊界的一種思想的實驗與冒險。

第二位理論家是畢業于哈佛大學的韓裔美籍學者朱瑞瑛。她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隱喻夢見了文字的睡眠嗎》里面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觀點——科幻是一種高密度、高能量的現實主義，而傳統所認為的“現實主義文學”，只是一種低密度、低能量的科幻文學。

她把我們的視線引向了古希臘。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所有的文學創作其實都是對現實的一種模仿和再現。但到工業化時代之后，尤其現在越來越多日新月異的高新科技，使得整個世界的現實圖景已經高度的復雜化、抽象化，它遠離了我們日常經驗的限度。傳統的文學話語已經無法再有效地幫我們去模仿、再現現實，這個時候，隱喻出現了。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這樣一些說法，比如說地球是一座村落，互聯網是一條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其實都運用了隱喻的手法來解釋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這樣的概念非常多，包括全球化、網絡空間等。

而科幻小說里最有趣的一點是，這些比喻的本體和喻體，其實就是一回事。比如在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頭號玩家》里，網絡空間被塑造成一個主角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去進行冒險的虛擬的世界，叫作綠洲。這個“綠洲”其實具備了現實的一個功能，就是它在敘事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它在文本上又是對網絡空間的一個比喻。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科學的真實性和現實的隱喻性兩個角度，去同時對綠洲進行理解和認知。

這就是朱瑞英所說的，在科技概念不斷沖刷我們的認知的當下，科幻小說是一種能從更大的密度、更強的能量、更全面全息的角度，去描摹、再現我們復雜的現實場景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最大的現實主義。

第三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未來考古學》，在這本書里他把科幻小說當成一種從未來看當下、從他者看自我的思想框架。通過這種思想框架，我們可以對現實進行批判性的認知測繪。

從這個角度出發，科幻小說不是預測或者逃避，而是一種想象力的實驗，是一種對完美的啟發機制。它是一個認識論而不是本體論上的存在，是人類理解自我、把握當下的一種間接的策略。科幻作家們通過塑造很多太空歌劇、賽博朋克、后人類時代等這樣一些他者世界來現實性地介入社會，推進人性，讓讀者在閱讀這樣一些故事的過程中，更加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局限，從而保留了“在真實社會里面的一塊文學想象性的飛地”。

可以看到，盡管三位大師各有側重，但都是對科幻與文學、科幻與科技、科幻與現實、科幻與未來這四組關系進行思考。當我們了解了這四組關系之后，再回過頭去看《弗蘭肯斯坦》《三體》《小靈通漫游未來》等作品，我們會有全新的感受。

通過閱讀科幻小說，個體的焦慮終將被更為宏大的時空尺度所中和

至于我自己，為什么要寫作科幻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回到我13歲時，讀完阿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后，仰望星空，覺得宇宙如此的浩瀚，而我自己特別渺小。

這種對未知的恐懼，對變化的焦慮，在每一個人的身上，也在作為整體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中。而科幻小說通過講故事的方式，讓我們去體驗這無數種可能性，去理解并感受超出日常經驗之外的人類境況，由此，我們得到了超越此身此世的生命，我們作為人類個體的焦慮，也被更為宏大的時空尺度、超越人類中心的多元視角所沖淡、攤薄、中和。

就是這種原初的感動和敬畏，讓我開始拿起筆來寫作，創作我自己的科幻世界。在最早我寫作科幻的時候，它無法給我任何經濟上的回報，但是寫作科幻，讓我穿越了無數個時空，經歷了難以言喻的精彩冒險，與諸多偉大的心靈產生共振，結交了遍布世界各地因為科幻而相識的好友。這些，都是無法用物質來進行刻度衡量的。

所以，盡管科幻不能解決個人的現實焦慮，但是能夠解決人類文明整體的結構性焦慮。近幾年有很多人問我：AI會不會讓人類失業下崗？機器會不會取代人類、甚至奴役人類？這就是人類文明的結構性焦慮。

對我來說，答案也非常簡單：與其焦慮未知，不如擁抱變化。

作為一個物種，人類跟其他的物種其實是一樣的，有生老病死的周期，它最終也會有迎接滅亡的一天。但倘若我們能把人類文明通過某種方式傳承到下一個文明、另一個物種中，那就是人類的榮耀。比如，我們在地球上留下多元性的建筑或藝術；我們向太空發射人類的信息，像旅行者二號，它已經飛離太陽風層，進入星際空間；我們教會機器以及其他物種理解人類、創造以及擁有情感。在這個喧囂與騷動的時代，我們面對焦慮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一種開放樂觀的心態，去擁抱未知、擁抱明天、擁抱現實。

這就是科幻能夠做到的事。

（作者為新生代科幻作家、全球華語科幻星云獎、中國科幻銀河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