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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動物：格林德沃之罪》公映之后，各色各樣有趣的神奇魔法生物又火了一把。上一部開始就大出風頭的愛錢小動物嗅嗅，這次在劇情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首次出現的中國魔法生物騶吾，像只被逗貓棒逗得團團轉的大貓一般，惹得觀眾紛紛拜倒在它色彩斑斕的貓毛之下。然而，作為一部J.K.羅琳拓展《哈利·波特》魔法世界歷史地理和生物背景的作品，這部電影的野心顯然遠不止引入幾只可愛的野獸。

作為系列電影的第二部，該片并沒有在兩小時內有始有終地講完一個故事，但依然有幾條明顯的情節線索：男主角紐特的家庭關系，他學生時代的好朋友莉塔極具戲劇性的家族史，以及正義方的偉大巫師鄧布利多和邪惡方的魔頭格林德沃之間復雜而隱秘的情感糾葛。與專注描繪霍格沃茨魔法學校師生生活的《哈利·波特》系列不同，《神奇動物在哪里》在家庭倫理劇的基礎上延展開來，讓觀眾得以一窺魔法世界的巫師們在20世紀初的整體風貌。

這個故事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都很耐人尋味。前兩部《神奇動物在哪里》都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世紀20年代，地點則是當時大西洋兩岸文化最為活躍、多樣化程度也最高的城市：紐約和巴黎。咆哮的二十年代，激蕩的二十年代，瘋狂的二十年代，多姿多彩的二十年代，也是社會矛盾激化、共產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的二十年代。這一時空中真實世界和魔法世界產生了奇妙耦合，成為了彼此的鏡像。值得思考的是，在奇幻電影、娛樂大片的濾鏡和當今世界的主導話語的支配下，真實世界中究竟是什么得到了彰顯，又是什么隱藏到了暗處。

《神奇動物》中的魔法世界和真實世界有一個極為明顯的區別：考慮到那是美國的種族隔離法案仍在實行的時代，美國魔法部中官員種族的多樣性令人吃驚；而大多數國家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才給了婦女選舉權（美國在1920年才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女性普選權，法國女性遲至1944年才獲得了選舉權），魔法官員中女性的數目也明顯大大超出了當時麻瓜社會中女性參政者的比例。試想一個麻瓜出身的巫師小孩進入魔法世界時發現魔法部部長竟然是一個女人，一定會感到驚訝；而魔法世界的政府恐怕也不得不特意按照“老年、白人、男性”的標準選派官員和麻瓜世界打交道。

在中文互聯網普遍的語境中，這種表現方式往往會被歸納為“好萊塢的政治正確” 。但羅琳也從情節內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魔法世界中的戰斗和日常勞動并不依賴肉體，而魔法主要來自天賦和練習，依靠強大的意志，因而不會體現男女的體力差異。種族問題也與之類似，既然魔法世界的勞動力可以靠魔法實現，多半沒有資本原始積累時壓榨人力的必要，魔法還可以替代工業革命后迅速進步的技術，麻瓜世界中靠軍事和市場造成的世界格局和強弱關系也許因此并沒有復制到魔法世界之中。

但與此同時，羅琳所設想的魔法世界中也不乏偏見、自我封閉、排斥異己，乃至于迫害麻瓜出身的巫師、巫師出身的無魔法人群（啞炮）以及其他缺陷者，這種對“非正常”群體的歧視和迫害，與現實社會歷史中的各種歧視和迫害都可以相提并論。也就是說，《神奇動物在哪里》可以看作一部披著奇幻魔法皮的政治寓言：這個除了魔法血統歧視之外近乎平權烏托邦的魔法世界，在與現實社會相接的縫隙中，依然顯現出根深蒂固的歧視與不平等。

《格林德沃之罪》以巴黎為舞臺，而一戰后的巴黎是一個國際化程度很高、文化和政治生活極為豐富多彩的大城市。在進入20世紀之前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里，法國都是歐洲的文化中心，法語也是歐洲最通行的語言，絢爛而充滿活力的文化生活和多次社會震蕩之后的種種思潮變遷，都讓巴黎成了世人仰慕的都會、名副其實的世界十字路口。由于低生育率，法國是第一個開始接受移民的西歐發達國家。一戰期間，各大殖民宗主國都大量征用來自殖民地的士兵和勞工，很多人在戰后便留在了歐洲。加上經濟和政治等原因驅動的人口流動，巴黎遠遠超過了歐洲其他的大都市，例如倫敦和柏林，成為了移民比例最高的歐洲大都市。

強烈的國際化移民城市背景，加上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自由平等博愛”信條，以及文化歸化的移民融合觀念，使得法國呈現出近乎“色盲”的種族觀念，和美國形成鮮明對比。邁克爾·戈貝爾在他的著作《反帝國主義的大都會》中引用了一個頗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一名非裔美國士兵在一戰期間來到法國，給母親寫了一封家信，說：“媽咪，這些法國人完全不管膚色界限這回事。他們對我們好得不行，我意識到自己是有色人種的時候只有我照鏡子的時候。”當然，這并不是歷史的全部真相。事實上，法國的種族歧視雖然沒有到美國種族隔離和私刑仇殺的程度，但并不罕見。而正如戈貝爾在書中指出的那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的歧視并不是膚色單向維度的，而是混雜了種族、國籍、公民權、階級等種種復雜的法律和文化范疇，因此僅以膚色一項來觀察容易失去事情的全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國，尤其是巴黎，以一種近乎悖論的方式，同時維持著殖民宗主國壓迫者和“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文化多元化的捍衛者的雙重形象。

雖然在羅琳的魔法世界中無法直接看到殖民帝國的龐大體系和相應的社會結構 ，但20世紀初世界殖民格局在也從影片的幾個細節中透露了出來。身處情節中心點的莉塔·萊斯特蘭奇和她的異父哥哥就恰巧卷進了和法國殖民史直接相關的移民潮和社會結構里。莉塔的異父哥哥尤素福，父母都是塞內加爾的望族，來自古老的魔法世家，他的母親卻被莉塔的父親施展了奪魂咒，來到萊斯特蘭奇家生下了混血的她。塞內加爾望族，這個身份本身包含著巨大的信息量，合理化了這個身份的選擇，也動搖了巫師社會種族平等的烏托邦。

尤素福是一個源自希伯來語的名字，在非洲意味著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傳統，但他們一家都穿著歐式的服裝，住著歐式的房子，一副殖民地望族的派頭。這個平行世界的魔法社會想來不可能是前殖民主義結構，單憑社會地位的描述推測，他們很可能來自塞內加爾所謂的“原始四鎮”，即塞內加爾西海岸最早的四個法國殖民地。從1916年開始，出生于原始四鎮的塞內加爾人被賦予了法國公民全部的權利，包括投票權。事實上，原始四鎮1848年就在法國的國民議會中擁有代表席，雖然幾經廢除和重新恢復，但一直到1940年第三共和國被納粹德國滅亡為止，塞內加爾的原始四鎮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中唯一在法國國民大會有代表席的地區。也就是說，尤素福一家在麻瓜法國社會也應當是社會上層，是法國的殖民地土著民中幸運的絕少數派，這個也許意在彰顯魔法世界“種族多樣性”的例子其實選得相當不典型。種族多樣性的直接原因及其背后的深層政治結構，消隱在了光鮮亮麗的服裝和魔法背后。

《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和電影中，在對鄧布利多的介紹里就提到了他在1945年打敗了黑巫師格林德沃，結束了戰爭。這個時間點毫無疑問影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納粹斗爭。而和納粹的興起一樣，巫師世界的格林德沃也在一戰后短暫的和平年代里就開始招攬親信，培植信徒。影片中格林德沃向他的信徒宣稱對麻瓜的迫害和打擊是合理的，舉出的一個原因是，根據他對未來的預言，麻瓜世界將在不遠的未來犯下彌天大罪，他以影像向信眾們展現了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和熱核武器這一全人類史上的污點事件。吊詭的是，這兩幅圖景并沒有以最為簡單直接的方式體現暴行。要知道，光法國本身，近有拉雪茲神父公墓里的巴黎公社墻，遠有加勒比海的黑奴種植園，前有圣巴托洛繆宗教大屠殺，后有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時的種種不堪手段，如果要直觀表現人類自相奴役和殘殺的罪行，根本沒必要動用二戰中的老生常談。片中出現的集中營、毒氣室、蘑菇云等意象，作為現代“人性之惡”的象征，是戰后幾十年來各種話語的交鋒妥協之后最常被提起也最沒有爭議的符號，而需要仔細解釋和渲染的第三世界血淚自然而然地就此隱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軸心國的主導意識形態本質上體現了啟蒙時代以來現代化進程的黑暗面和癥結。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追隨“進步”、“優勝劣汰”的觀念，對非西方種族的污名化和歧視構建起了至今仍有相當影響的森嚴種族等級，以文化定義的高貴與低賤合法化一切侵略、奴役和殺戮。優生學，另一個納粹以準確的高效運用到極致的理念，同樣自居進步和優越，將西方社會中的非“正常”、非“主流”、“低劣”、“殘缺”的成員排除出正常人類的行列，加以歧視和迫害。《格林德沃之罪》中也出現了一個巫師社會和麻瓜社會完全沒有區別的習俗——怪胎秀。

雖然怪胎秀如今仍在世界各地時有出現，但這種以人類自身（或者其他動物）中畸形作為噱頭的表演在20世紀后半頁已經在西方世界衰落了。曾經遍及街頭巷尾和各個游樂場的怪胎秀極富有時代特征，展出的是各種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見到的病態和殘疾。本質上，支撐著怪胎秀合法性的理念和種族歧視沒有分別。十九世紀確然有各種對病態人體的獵奇式的迷戀。例如著名的“象人”，英國人約翰·梅里克，因為疾病、容貌和外形畸形，成為當時馬戲團怪胎秀的展品，他的經歷曾多次成為文學藝術想象的對象，包括1980年大衛·林奇導演的奧斯卡獲獎片《象人》。十九世紀，在中國的傳教士和旅行者（其中自然有不少法國人）不僅會以玩物的心態將女人的小腳小鞋作為旅行見聞給家鄉人見識，也同樣會把各種腫瘤，尤其是明顯的面部腫瘤，包括曾經在內陸地區因為缺碘引起的司空見慣的甲狀腺腫大，拍成照片制成明信片寄到歐洲去。

怪胎秀中也混雜著“霍屯都維納斯”這樣的籠子里的展品（一個南非土著的黑人女子，身材矮小，被帶到歐洲，在馬戲團和怪胎秀中被四處展覽，美其名曰“霍屯都維納斯”），種族歧視和對畸形的好奇心是一體兩面。參觀者鑒賞的是“自然的造物”，或者說，他們以科學的好奇心排除了非我族類的人類身份，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的等級制度基礎上來觀察人間的苦難。《格林德沃之罪》中的一個人物，即《哈利·波特》里伏地魔的那條名為納吉尼的蛇，同時也是他的魂器之一，就是一個在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的叢林中發現的有著所謂“血咒”的女巫，在某種意義上，她就是魔法世界的“霍屯都維納斯”。她在怪胎秀中的表演方式，包括馬戲團老板對她身份的夸張渲染和非人化處理，和麻瓜社會中如出一轍。和“霍屯都維納斯”一樣，她有著外形的“不正常”、殖民地土著身份和女性的三重壓迫身份。

我們自然不會強求羅琳真實而全面地表現這段歷史，抵抗這種至今仍存在的意識形態并不是一部好萊塢大片的現實目標。但挖掘《神奇動物在哪里》中同時存在于魔法世界和麻瓜社會的殖民、壓迫和其他社會不公，能讓我們看見當今世界主流媒體中話語的界限。《格林德沃之罪》最高潮的大戰發生在拉雪茲神父公墓，《人間喜劇》的作者巴爾扎克安葬在這里，《自由領導人民》中的德拉克洛瓦長眠在這里，遠鄉的異客如肖邦和王爾德也葬于此處，這里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百多名社員就義的地點。這里有各種各樣被壓迫的受苦的人，也有壓迫者和壓迫制度的維護者。格林德沃的藍色邪火也許沒有波及這些人的墳塋，電影對現實歷史的指涉也許只能淺嘗輒止地停留對納粹的譴責上，但作為觀眾的我們需要知道：故事背后，有著遠為復雜沉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