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2年年初，《時間的形狀：相對論史話》（簡稱《時間的形狀》）橫空出世，一位名叫汪詰的科普作家走入公眾的視野。次年4月，《時間的形狀》獲得第八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直至今天，這本科普讀物仍然被各大圖書平臺列為中國科普類圖書的必讀精品。2016年4月，汪詰在喜馬拉雅FM開通電臺頻道，推出了原創科普類音頻節目《科學有故事》，截至2018年4月，這檔節目的播放量已達1070萬次，訂閱人數超過7萬人。

作為職業科普人中的領軍人物，汪詰一直堅持著自己在節目發刊詞中呼吁的——“比科學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學精神”，筆耕不輟、擲地有聲地奮斗在科普工作的前沿陣地。

還原科學精神本身的節目才是雋永的

記者：你在2012年出版了科普書籍《時間的形狀》，獲得第八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2016年你開始在喜馬拉雅電臺做音頻科普節目。科普的多媒體途徑很多，你當初為什么首選音頻？

汪詰：其實這完全是機緣巧合。首先，喜馬拉雅那段時間很火。第二，我周圍有兩個朋友,一個是吳京平，他已經在上面做了一年多的節目，有很多粉絲，另外還有卓老板。當時我就有點技癢難耐。就想，我自己也寫科普，他們能開我怎么不能開，所以我也就開了一個。

記者：一開始做音頻節目，你是怎么確定節目選題的？

汪詰：這個對我來說特別簡單，因為我本身就有已經出版的書《時間的形狀》，而且當時我有一篇書稿已經寫好了，就是我后來出的《星空的琴弦》，我剛好要做第二次修訂，于是就把這本書先講出來了。這樣我也能收集意見，音頻的好處就是實時反饋。所以我就一邊修訂我的稿子一邊播節目，我的兩本書《時間的形狀》和《星空的琴弦》是同時播的。

記者：你的音頻節目是由你一個人制作還是由一個團隊運作的？

汪詰：從頭到尾都是我一個人做，但是有很多人幫忙。因為有一些節目，比如說科幻廣播劇之類的，需要積累聽眾了以后再讓聽眾一起參與進來。我現在節目的片頭片尾，也是我的聽眾——一個音樂制作人免費幫我做的。

記者：你覺得哪些內容是目前公眾最感興趣、互動最多的，或者是他們最需要被科普的？

汪詰：中醫的這個話題互動就特別多，我算是做得少的了，不像卓老板經常談這個，我會偶爾蜻蜓點水提一下，但是每當蜻蜓點水一下的時候，互動量就會特別大，因為這個話題比較具有爭議性，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就是一些跟社會前沿有關的，比如說區塊鏈、AlphaGo的事情，這些跟熱點有關的節目的互動量、評論量就會比較高。

但說實話，我自己并不喜歡這些節目，因為我做科普的目的就像節目片頭說的——“比科學故事更重要的，是科學精神”，所以我自己喜歡的還是那些可以長久持續下去的，哪怕10年后來聽都不過時的節目。能夠還原科學精神本身的節目，才是雋永的，有生命力的。

像有些節目緊追熱點，比如人工智能AlphaGo那期節目，是沖得很高，我平時一個節目5萬~6萬的播放量，那個節目60萬的播放量。但是一年過去了你再去聽那個節目，還有價值嗎？沒有。

但是《時間的形狀》，這本書寫出來到現在快10年了，依然有這么高的價值，去年豆瓣科普圖書榜依然可以排到第四名，咪咕閱讀的2017年十大數字閱讀榜，《時間的形狀》入選了科普類，出版類作品的十部里只有兩部科普類作品，一部是《時間的形狀》，另一部是《未來簡史》。

記者：你的節目中常常會用到許多專業性的“硬知識”和數據，你如何確保這些內容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汪詰：分成兩個階段：我第一個階段是業余做科普，就是2017年1月之前，這個階段的嚴謹性不夠，基本上是講我以前的幾本書。《時間的形狀》第一版出來以后，又經過幾次升級修訂，錯誤是很多的，有的是聽眾指出的，有的是專家審稿指出的。那時候我帶有一種玩票的心態，比如說我查一個數據，百度百科一看，這個數據我就寫上去了。

自從2017年我成為一個職業科普人以后，我就給自己定下了一套職業操守，一共九條，我有一期節目也說了，叫《職業科普人為什么能生存》。其中講到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定，就是我所引用的所有的數據和知識點必須有可靠的來源和出處。

什么叫可靠的來源和出處呢？百度百科肯定不是可靠的來源出處。我從2017年1月以后再也沒有用過百度百科，因為那上面錯誤太多了，連維基百科在我眼里都不是可靠的出處。可靠的是維基百科引用的那些來源，比如說NASA的官網、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網等。如果是新聞報道，我只用最主流媒體的。

第二個是所有的數據來源盡可能有兩處印證我才信。我現在不能百分之百做到，因為有些數據它確實只有獨一份的來源，但是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大量的數據都是可以做到交叉印證了。

第三個是在碰到一些我沒有把握的知識時，我會請專家幫我把關。我的微信里，有一個科學聲音專家團，已經有50多個專家了，這些專家全都是各個領域的真正的專家，有中科院的研究員，有大學里的教授，全是博士以上學歷，都是我在節目中征集過來的。科普的聲音很弱，但門檻很高

記者：面對聽眾的質疑，或者是有爭議的事情，你是怎么看待和應對的？

汪詰：分成兩類，一類是指出我節目中的硬傷，就是知識點、數據的錯誤。這些是必須要認錯的，科學本身就是一個糾錯的過程，沒有什么科普人寫科普文章是不犯錯的。

還有一類就是屬于觀念上的不同、價值觀的碰撞，比如說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的碰撞，神秘主義者和理性主義者的碰撞。這種觀念上的碰撞，我必須旗幟鮮明地站出來，不含糊不打太極，因為我做這個節目的目的就是為了普及科學精神，說白了就是一種理性的精神，我當然要和那種偽科學、神秘主義、各種各樣的在我看來非科學的觀念去做斗爭了！

記者：你覺得目前音頻科普的影響力足夠大嗎？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汪詰：說實話，我們“科學聲音”那幾個人，已經能成為科普音頻領域的代表人物了。但是我們有多少聽眾？隨便找一個大V或者明星，連他們一個零頭都抵不上。我現在一期節目的全網播放量是10萬左右，平均按每人播放1.5次，也就意味著有超過66000個人聽過你的節目，66000個人放到咱們全中國來看算什么？

所以我覺得科普的聲音還是很弱，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而且我覺得這些東西會有更多的人喜歡，只是很多人沒有感受到科學的魅力。簡單說就是做科普的人還不夠多，所以我才要搞“科學聲音”這個組織，讓大家一起來做這個事。越來越多的人做這個事情，才能把全民熱愛科學的氛圍給調動起來。而且科學分成這么多門類和領域，天文、物理、數學、生命科學、健康，按年齡段也分為少兒和成人。這得需要有多少人一起從事？我個人只能做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記者：你覺得從事科普工作有什么門檻嗎？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汪詰：有門檻，我覺得做這個事不是隨便誰都能做的。

能夠具備科學精神的人本身就已經是科學素養高的人。即便你在其中，也只代表你有一些知識而已，真正的科學素養是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科學精神，而真正有科學思維、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的人，我覺得更少。

此外，他得是一個知識豐富的人，熱愛讀書的人。他還要會寫作，要耐得住寂寞，因為在2016年以前，像我這樣職業做科普沒辦法養活自己。養活不了自己，有幾個人會愿意從事這一工作呢？現在是因為碰到一個知識付費的風口，大家愿意花錢買這種節目了，但還是只能養活很少的幾個人。這就有一個悖論，如果你兼職做科普，做出來的節目質量肯定比不過全職做科普的。但是如果你全職做，馬上就面臨經濟收入的壓力問題，你怎么熬過第一年？

現在已經不像兩年以前了，兩年以前大家都是業余做科普，但現在已經有我們這樣的職業科普人，聽眾的口味已經被提上來了，他們的眼光已經高了。你業余再做的話，很難保證每周都有高質量的節目。

拋磚引玉的“幸存者們

記者：你過往的經歷對你的科普事業有怎樣的影響？

汪詰：我大學是學科技英語的，畢業以后，我從事了十多年的軟件開發工作。寫程序特別需要條理化，特別需要講究定量、定性。這十幾年的程序員工作，培養了我這種嚴謹、客觀、理性的行事風格和思維模式，所以這段工作經歷對我現在做科普肯定是有幫助的。

另外就是我喜歡看書！而且我看的書不僅限于自然科學類，我還是文學愛好者。我很喜歡《紅樓夢》，包括紅學研究的著作。莫言、余華的所有書基本上我都看。我還是一個很喜歡文學創作的人，我現在寫的科普作品，人家評論說不像一個科學家寫出來的東西，像是在寫小說。我覺得這種結合是我自己的一種風格，我會堅持下去。另外，我是一個美劇迷，我特別喜歡追美劇，這些美劇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在創作時會把我自己看過的一些美劇的元素融合進去。特別是《時間的形狀》，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就把它當成一部美劇來寫，每章結尾的時候我一定要埋個“坑”，吸引讀者繼續讀下一章。

記者：你的科普職業生涯中有哪些人對你有重要影響？

汪詰：我有一個精神導師，就是我在節目中經常提到的阿西莫夫。首先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阿西莫夫那本自傳《人生舞臺》。我看完《人生舞臺》以后就有一種想法，我覺得阿西莫夫那樣的人生就是我想要的人生。阿西莫夫平均每天寫5000字，他不喜歡出門，很怕坐飛機，每天就宅在家里看書寫作。他說希望自己死的那一天是倒在鍵盤上，鼻子夾在兩個鍵之間。我覺得這種精神狀態太偉大了。而且他是一個特別樂觀的人，從他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來他對生活充滿熱愛，特別理性，也特別能演講，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其實我最欣賞阿西莫夫的一點即他是一個極端理性主義者，他和卡爾·薩根是美國理性主義的兩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們的作品和我的三觀特別合。可以說，我走上這條路也是受到了阿西莫夫的精神感召。

記者：你對音頻科普的前景持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汪詰：從2016年9月開始，“知識付費”這個概念起來以后，出現了第一批能夠真正熱愛這個事情、又能夠養活自己的人。這些人出來以后，接下去就會發生很奇妙的良性循環。

因為我們收入有了保障，而且我們是真熱愛這件事情，所以我們的作品質量就會越來越好，會帶動更多的人加入進來。過去中國的科普人只有兩類，要么是業余做科普，要么就是體制內的。但是我覺得在體制內的職業科普人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內心原動力，而是各種機緣巧合被調到這個部門或者走上了這條職業道路。現在中國誕生了這么一個群體，雖然很小，但是它會越來越壯大，它會推動整個社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所以我對這個事是樂觀的，我覺得走在前面的這些人已經在為后面的人慢慢趟開了一條路。

記者：你的職業生涯中遇到過哪些大的挫折或困難？

汪詰：一方面是節目的價格賣不上去。科普類的受眾人群還是太少，比如卓老板的節目算是賣得最好的了，但是經濟類的、心理學類的動不動能賣到幾十萬份，而一個科普類的節目，賣得最好也就只有2.5萬份。另外，它有沒有一個瓶頸值呢？假設現在全中國大概有1%的人是聽科普的，那這個1%最終能上升到5%或10%嗎？它的天花板到底在哪里？這也是我正在糾結的事情。

另外，科普這個事情，它能否成為足以支撐商業公司做大做強的行業？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類似于得到或者喜馬拉雅FM這樣的平臺，只做科普，最后能夠像得到一樣估值10億美金，我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因為誰也不可能有這么大的數據，調查到整個社會的情況。我們看到的東西往往有一種效應叫幸存者偏差，我們感覺自己播的節目好像很受歡迎，知道的人很多，喜歡的人也很多，但它其實是已經被篩選出來的。你平時在飯桌上，周圍的朋友之中有幾個人喜歡？很少。但是他們沒有這個潛質嗎？我覺得只是沒有被開發出來而已。

記者：你從事科普事業的這些年里，收獲最大、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汪詰：我最大的收獲是我的讀者和聽眾經常讓我驚喜。舉個例子，上次我們在北京演講的時候，有一個白發蒼蒼的老者，別人攙扶著他過來，說他沒有買票，慕名而來，我們有人問他是誰，他的助手就說，這是中科院的老科學家。有時候我去做簽售，就有正在世界名校攻讀物理專業的研究生過來找我簽名，說是受了我的影響才報考了物理專業，這種時候，我就會感到特別幸福。這樣意外的驚喜多得數不過來。這些事情是讓我覺得收獲最大的。

采訪者簡介

張祎，北京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方向在讀碩士。

姚利芬，文學博士，中國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現研究領域為科普科幻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