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時代,文學如何想象生活”三人談
主持人李壯語:
近年來,“科幻”不知不覺成為文學界的關注熱點。這不僅是指文學門類劃分意義上的“科幻文學” 收獲了為數眾多的讀者、斬獲了國際頂級的獎項、得到了所謂“純文學”領域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關注(這種人為的領域劃分本身便頗具可疑之處),而更是在于,科幻元素正廣泛而深刻地滲入各類文學寫作之中,激活了當代文學寫作若干新的增長點——在此意義上,我們甚至不妨說,科幻元素的加入,為當下文學漸顯疲軟的內在動力提供了有效的續航。
科幻文學、或者說文學中科幻元素的崛起,根源在于,它正努力地回答一個急迫而必要的問題: 在當今這個科學技術不斷飛躍、世界圖景加速更迭的時代,文學應當如何想象生活、表現生活?這種想象和表現,一方面當然是技術主義的。《科幻的人》一文中,王威廉首先分析了“智能手機的出現” 這一“人類經驗史上的重要節點”,并將智能手機的屏幕視為步入“準未來時代”的一扇大門。然而在今日,一切技術的進步都不僅僅關乎技術本身,因此“科幻小說已經不再僅僅是關于某項科技發明的預測……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來的經驗敞開,包含的卻是歷史行進到此刻所無法化解的焦慮、痛苦與渴望”。這就涉及“科幻”之于“文學”的另一面(似乎也是更被看重的一面),即技術想象盡頭的人文性關懷。徐剛的《科幻即現實,或人文主義的俗套》一文,詳盡地梳理分析了這種“人文主義憂思”的歷史發展及內在動力,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質疑。關于本期話題,李宏偉具有極其雄辯的發言權, 因為他正是那部具有鮮明科幻色彩、在過去一年中備受好評的長篇小說《國王與抒情詩》的作者。文章中,李宏偉以近乎科幻小說背景提綱的方式,描繪了未來時代的“新人”生活圖景。“新人只是推測,新門卻已敞開,舊人已經進門,只等脫胎換骨。”新人與新門之中,蘊藏著小說寫作的無窮可能性。而我們近年來一再呼喚的、文學對時代生活及人類命運的總體性觀照視野,也恰在此中寄寓著實現的可能。
科幻的人
王威廉
在我個人看來,智能手機的出現,一定是人類經驗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在此之前,人與物的關系,基本上完全符合人類的日常經驗。人總是需要動用身體的力量去施加給具體的事物,即便面對龐大轟鳴的各類機器,渺小的人也掌握著一系列形態各異的開關:有按鍵式的、撥動式的、轉盤式的、旋鈕式的,等等,借助于這些具體可見的開關,人與機器之間保持著一種傳統的交互關系,那就是力的推動關系。手機剛剛出現的時候,雖然帶有一個小屏幕,但按鍵依然是機械的,我們按下數字鍵, 屏幕上便顯示出電話號碼,這和傳統的人機交互并無不同,依然是力的推動。但是,智能手機的全球應用,已經改變了這種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先不說面部識別、指紋識別、虹膜識別這些不用接觸的交互關系,只是回味一下指頭與屏幕之間的碰觸,就會產生一種濃烈的科幻色彩。那是與日常生活完全無關的一種奇妙體驗,一種將人代入虛擬時空的神秘聯系。
智能手機的觸摸屏與身體的關系變得越來越親密。早期的觸摸屏還十分僵硬,需要手指使勁按壓, 有時甚至要借助于指甲的堅硬力度,但如今恰恰相反,智能屏幕在指甲這類硬物的觸碰下顯得非常不合作,它需要的是你飽滿而溫潤的皮膚與之接觸, 就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般,必須要用撫摩的好感去贏得回應。在指尖的輕撫中,各種軟件打開了關閉了,圖片被拉伸了壓扁了,甚至用力畫一道線, 屏幕就被分成了兩個區域,可以同步從事不同的程序。這分明是20世紀某部科幻電影的場景。至于視頻電話、實時語音文字轉換,更是將我們原本無法把握的時空進行了切割和傳輸。時空感是人對于世界的最基本的感受,時空如此變幻,人的感受豈能不變?
實際上,面對今天的“科幻”現實,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中都安裝著一個科幻的烏托邦,我們說著不靠譜的科學知識,從納米到黑洞,從中微子到宇宙膨脹,從量子計算機到平行世界,我們越來越成為科幻的人,而且這種趨勢會越來越加劇。因為分工越來越細致,彼此行業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而在應用上又更加注重簡單原則,就像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智能手機的各項原理,但并不妨礙其使用。
因此,我將智能手機的屏幕視為步入“準未來時代”的一扇大門。正是從這里開始,未來不再是虛無縹緲的幻想,我們的現實必須要將未來納入在內。未來并非提前抵達,未來永遠只是未來,懸在那永不抵達的明天;但是,現實越來越快地被未來所塑造。關于未來的想象、概念、揣測影響著今天的認知與行動,今天的認知和行動愈加成功,未來也被證明為愈加正確。在這種復雜的纏繞中,我們看到的是“現在”與“未來”的距離在不斷縮短。
談論未來,不由讓我想到“未來主義”文學, 那是1909年,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在法國《費加羅報》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 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置身于這份宣言的未來之中,似乎對它并沒有太多的共鳴。機器、技術、速度,已經成為一種常態,今天哪個作家還瘋狂地贊美這些東西, 一定會被視為異類。今天的文學依然熱衷于談論“現實”,試圖找到那個生活中的堅實內核。甚至很多時候,我們越是感到無根漂泊,越是渴望擁有一個家園般的現實。
“現實主義”作為小說的鋼鐵律令,讓小說這個虛空之物,要附著在給定的現實中。即使這個現實沒有給出充分的定義,但依然是不言自明的,類似一個族群共同講述一種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作家的小說是否符合我們對于那種現實的“感覺”, 成為藝術的尺度。站在今天的立場回望過去,我們所感到的不僅是那種藝術尺度的不可置疑性,還有更加震撼的發現:在那種藝術尺度下的文學之藝術, 何嘗不是反過來建構了我們對于“現實”的感覺與理解?那樣的現實和那樣的文學,或是那樣的文學和那樣的現實,幾乎沒有絲毫縫隙,水乳交融。作家在其中所歷練的,正如一個四處漂泊的水手,將經驗加工成故事。隨著科技的發達,人人都能獲得(間接或直接)水手的經驗時,該如何講述故事? 講述網上最流行的笑話和段子,是為了讓聽者迅速記起并說出下半段?
在現實和文學之間出現了的罅隙,這不僅是作家的噩夢,也是現代人的精神噩夢。在卡夫卡那里, 我們感受到了那樣的噩夢。“現實”在各種學科視野的審視辨析下,成為各種各樣的存在物,是經濟理性人,還是弗洛伊德的性的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文學作為隱喻,卡夫卡的“城堡”要比艾略特的“荒原”更加貼合現代社會。如果說“荒原” 預示著戰爭與精神世界的雙重廢墟,那么“城堡” 則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常態,人無法再從國家、社會和集體中獲得真正的安放。也許,人類對現實的認識,自始至終都是一種虛構,但進入現代,現實的虛構性已經彌散開來,逐漸成為一種常識。從神學到形而上學的終結,人類越來越正視自身的有限性。科學技術推波助瀾,直至起到關鍵作用。量子力學的誕生,刷新了人類對于物質世界的理解:物質皆因能量的波動而生,微觀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讓正在努力建構“大統一場論”的愛因斯坦困惑不已,他不相信世界的根基會是這般虛妄,他發出了著名的感嘆:“上帝不是在擲骰子!”但似乎上帝真的是在擲骰子。或者不妨說,上帝是以這種方式, 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對于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在根源上是受制于我們自身的,因為世界的這一切都是我們觀測的結果。既然如此,結果怎么能與觀測者無關?
這究竟是再次鞏固了人的主體地位,還是讓人顯得更加渺小?
和文藝復興時代相比,我們可以發現,21世紀的科學成就再偉大,對于人之為人本身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喜悅。尤其是20世紀的戰爭與相互殘殺, 現代文明搖搖欲墜,人類差點終結了自己,信心從何而來?于是,人渴望找回更高的召喚。與神的玄虛賜予不同,科學技術越來越有求必應,因而逐漸具備了神的位格。人摧毀了精神的神,卻又建造了物質的神。可問題在于,科學技術究竟是什么?只是人類知識譜系上耀眼的部分嗎?還是人類創造力的附屬品?
當人類把極大的熱情投注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時候,其實已經在做著神的創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獲得跟人一樣的意識,會把人類當神那樣來崇拜嗎?根據美國導演斯科特的電影《普羅米修斯》給出的答案,似乎令人悲觀:人在外星球上找到了創造人的“神”,電影中稱之為“工程師”,這種身材高大的“工程師”看到自己的造物——人類,卻感到很生氣,要用異形毀滅掉人類;而人類創造出的生化人,對人這樣一種怯懦、脆弱、有限的生物感到的也并不是崇拜,而是鄙視和厭棄。這讓我不禁想起了米蘭? 昆德拉的小說《玩笑》:“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誘惑,他們拼命地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后砰然關上時,他們發現自己是在地獄里。”
是的,除了科幻小說,還有和烏托邦關系更加密切的文學形式嗎?德國哲學家恩斯特? 布洛赫說:“我們的時代可能已經創造出了一種烏托邦的‘升級版’,只是它不再被叫作烏托邦,而是被稱為‘科幻小說’。”科幻小說曾經表達了對人類未來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們》《美麗新世界》這樣的科幻小說中,卻表達了對那種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質疑與反思。因此,科幻小說已經不再僅僅是關于某項科技發明的預測了,它本身暗含著烏托邦的文化結構——無論正與反。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來的經驗敞開,包含的卻是歷史行進到此刻所無法化解的焦慮、痛苦與渴望。還無法肯定地說,科幻敘事作為烏托邦已經取代了形而上學的位置,但至少,這兩者的確有相似之處。那個秩序井然的科幻烏托邦難免不是形而上學的投影,而那個令人窒息的“美麗新世界”也來自當時的價值和省思。我們以這樣的眼光來看郝景芳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它所“折疊”的意蘊就要豐厚得多。
這個時代,過去、現在與未來是如此親密地折疊在一起,現實與虛擬也糾纏在一起,這與科幻小說的時空設置如出一轍。也正因為如此,科幻小說沖破“類型”的藩籬,成為當代文學照亮現實的新引擎,有著內在的必然性。總是有人用流行的“玄幻小說”來比附科幻小說,的確,科幻小說中究竟有多少屬于科學的成分,又有多少屬于幻想的成分, 這是說不清楚的,但我覺得這種比附依然不成立, 而且恰恰成為一種提醒:對于今天來說,科幻小說中最重要的已經不是外在的幻想外殼,而是借助科學知識,推演一種思想的實驗,探詢一種關于科學及其應用的倫理,創造一種出自科學精神又落腳在人文情懷上的世界觀。也就是說,在這個由科技主導的世界上,科幻敘事用理性拓展著虛構的可能性, 從而成為一種在浩瀚星空中發現、探測和認領我們自己的藝術。
科幻即現實,或人文主義的俗套
徐 剛
曾經一度,我們的科幻文學被歸入兒童文學之列,它承擔著科學普及的工作。這也難怪,那時候全國上下早已掀起“學科學、愛科學”,“向科學進軍”的熱潮,通過文學進行科普教育,也是為了滿足特定時代人們對于科學的渴望。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至今依然活躍著一個叫作“中國科普作家協會” 的組織,將多數科幻作家集結在此。
從鄭文光等新中國第一批科幻作家的作品中, 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這種科普的價值取向。現在看來,《征服月亮的人們》《從地球到火星》《飛向人馬座》等作品的未來想象,其實洋溢著兒童的天真、原始的激情與昂揚的樂觀主義。然而很快,科幻就不再僅僅滿足于少兒化的科普功能,而向更為寬廣的“現實感”與“文學性”靠攏。仍然以鄭文光的創作變化為例。他此后有關“剖析人生,反映社會” 以及“科幻現實主義”的理論主張,其實有效顛覆了中國科幻“科普論”創作的一統化局勢,某種程度上令其成功地從“少兒科普化”格局中突圍而出。此后,中國科幻小說創作順勢從“科普論”向“社會論”靠攏,科幻小說開始涉及更為廣泛的現實社會生活,思考更為深刻的人生問題和生存環境,表現更為復雜的“成人情緒”。這也標志著人們對科幻價值的認識,由“科學普及的中心視點轉移到人性和現實的中心視點”。
盡管在鄭文光那里,所謂“科幻現實主義”, 其實僅僅只是科學的奇思妙想與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的簡單融合,但在總體上,還是頑強顯示了科幻小說超越“科普”,切入現實生活的雄心。現在看來,《星星營》《蚩尤洞》《怪獸》《猴王烏呼魯》《地球的鏡像》和《命運夜總會》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剛剛過去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在此,“造反派”“勞改隊”“牛棚”等關鍵字眼不時出沒在科幻叢林里,表達著某種難能可貴的時代情緒。似乎也是自此以后,“科幻”加“文革”的方法成為頗為流行的小說套路,以至于當人們興致勃勃地翻開劉慈欣的《三體》第一部時,恍然發現葉文潔的故事如此似曾相識。
以“傷痕”敘事作為科幻文學的現實表征,在獲得短暫的輝煌之后便迅速衰落了。作為“科學和未來雙重入侵現實的敘事性文學作品”,此后的科幻文學亦在尋找新的切入現實的契機。劉慈欣、王晉康等人的作品,在天馬行空的奇崛想象之外,其實包含著極為嚴肅的現實思考。在此之中,華麗的想象與奇異的技術景觀都不再重要。《贍養人類》并不是劉慈欣最為精彩的作品,比起《流浪地球》《鄉村教師》《吞食者》等作品的宏闊氣魄和悲壯情懷來說,《贍養人類》的缺點還是極為明顯的,但后者卻是劉慈欣最具現實關懷的作品之一。在這篇小說中,劉慈欣設想了一個叫“第一地球”的外星世界,星球上的貧富分化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它變成了由一個富人——“終產者”和數十億窮人組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由于“終產者”的私人財產包括整個星球以及它的大氣層,于是他毫不客氣地將剩下的人攆出了星球。二十多億外星窮人來到地球,不得不成為殖民者,他們一夜之間清空了澳洲大陸的一切生靈,用作地球人的圈養場。在這個虛構的未來社會里,現實的關懷是其教育壟斷與貧富分化問題。
“科壇老將”王晉康的作品風格蒼涼沉郁,冷峻峭拔,富有濃厚的哲理意蘊。《替天行道》是一篇包含著現實關懷的科幻小說,也是少數可以與現實形成互文式閱讀的科幻小說之一。作者的憂慮在于,在這資本全球化時代,種子的過度商業化勢必帶來某種惡果。多年以后,當我們得知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已經壟斷了全球90% 的轉基因種子市場時, 我們不得不重新面對作為“警世小說”的《替天行道》所提出的問題。韓松地鐵系列小說的代表作品《地鐵驚變》,描寫了一輛奔馳而無法停下的地鐵中各節封閉車廂的迥異面貌,從而展開一場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會形態變異的描摹。小說在詭譎而華麗的想象力中,表達了個體在現代社會中對本體安全的終極恐懼。在地鐵這個有著末日啟示錄意義的虛幻時空里,無緣由的異象和偏執的奇觀,似乎契合著高速發展中走向快車道的當代中國的隱喻。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小說被稱為“技術時代的聊齋志異”,而韓松本人也被看作“電子囚籠中的卡夫卡”。
而在更年輕一些的作者這里,比如郝景芳的那部《北京折疊》中,故事背后整個社會嚴重不公的殘酷現實更是躍然紙上。然而,對于科幻文學來說, 現實性的強調固然可喜,但對現實的憂慮又似乎極易成為小說的俗套。全球冷戰與核威懾,對現代性的反思,對技術理性的懷疑,以及世界范圍內科幻小說向“純文學”的靠攏,這固然為我們今天如此嚴肅地談論科幻小說提供了可能,但也使得我們仿佛在一夜之間,便從樂觀的科學主義者蛻變為憂心忡忡的人文主義者。
今天的我們似乎陷落在對于人工智能的恐懼, 對于科技失控的憂慮,以及對于不確定的未來的擔心之中,并為此差不多都染上了科技主義的“抑郁癥”。因而今天的科幻文學,總體上的美學意味也是憂郁、焦慮,甚至是具有末日氣息的。我們更多在意的是科學帶來的警醒,而非理想主義的樂觀想象。科幻早已喪失它天真的孩提時代的科普功能, 我們的科幻文學作者與科學工作者也呈現出逐漸分離的趨勢。用劉慈欣的話說,就是天真的思維方式、大無畏的童心、開拓進取的精神、對科學的積極態度漸行漸遠,并且在向著把科學技術妖魔化、把未來黑暗化的方向發展。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一種文學性的人文主義成為科幻文學具有統治力的意識形態,甚至是一種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確”。在此之中, 對于科學的懷疑、質詢與反思成為流行。風靡全球的英國迷你劇《黑鏡》已經播到了第四季,它對于“黑科技”的夸張想象依然樂此不疲。這樣的時代, 從人文主義的角度反思現代性的后果,想象“黑科技”反噬人類,早已成為流行的主題。
我們似乎總是懷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假想,即認為科學發展所帶來的問題,運用人文主義的方法便可以妥善解決。這種人文主義的庸俗化,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一言不合”便叫囂著反現代、反科學,以求重返自然。在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里,我們會天然地站在“抒情詩”的一邊,“抒情詩” 所代表的人文主義具有一種天然的道義。而在臺灣作家伊格言的小說里,總是流露出對于人類文明的童年時期的懷念,這是文化的鄉愁,也是現代性的鄉愁。他的長篇小說《零地點》以臺灣核四電站泄漏為假想,以其可能的悲劇性后果編織故事,從而表達出核危機下對于科技與人類文明的一種反思。在他這里,文明的害處與殘忍在于,每個人都是“被文明豢養的怪物”,而以核電為標志的人類科技進步則被視為“文明的歧途”。《零地點》的最后,故事主人公執著地退回到了一種刀耕火種的原始自然狀態,認為這才是“正確的文明”。然而,這種“正確的文明”如何可能?破除一切進步的幻象,退守到純潔的原初,這又何嘗不是人文主義者的新的蠱惑?小說徒勞地去懷念一個美好的舊時代,這種人文主義的憂思與文明的批判固然振聾發聵,但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俗套,雖令人警醒卻終究虛妄?
新人與新門:或者現實,或者可能
李宏偉
以現有的科技為依據,或者稍稍往前推進,在那種環境/ 那個時代,一個新人會是什么樣,有著怎樣的吃穿住行?
吃的方面。也許味道與食材會分離,一種或屈指可數的幾種基本食材作為原料進行標準化供應, 味道是個性化調制,有不同菜品,有不同口味。調制后的配方加原料,即生成每個人、每餐飯、每道菜不同的口感與營養。配方數無窮,菜肴數也無窮, 但那位新人并沒有選擇困難癥,因為自有身體監測機制/ 機器,為他安排最符合所需的營養與口味。這可能仍舊多余,吃的過程也許會被省略,直接以片劑、液體的方式進入體內。至于吃的愉悅,絲毫不會減少,只要新人需要,他的相應器官、部位、神經都能得到層次豐富的刺激。
穿的方面。一種生成性的材料附著于人體,根據新人置身環境的氣候,調節溫度與保護范圍,根據新人的心情與選擇,調節呈現的款式、色彩、搭配,如果進一步設置,衣服將搜集一定范圍內的人數、性別、呈現方式,而迅速進行自我調整,以便能夠隨時應對外部世界,或者迅速融入所在環境, 或者與他人區分開來。有了這種可調節的材料,時尚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每個人精細化地追尋,每個人也以其隨時調整的呈現方式為時尚風向打上個人烙印。
住的方面。還需要固定住所嗎?新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得所到需要的空間;任何地方的空間, 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隨其心意呈現和布置。建筑不再是名詞,而是隨身攜帶、隨時取用的動詞,一旦新人決定在一個地方臨時安頓,這個動詞就作用于材料,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就地完成其需要的空間。一旦新人起身,離開這個地方,材料就縮回到建筑之前的狀態,等待下一次被啟用。
行的方面。速度進一步提升,固然到不了身隨意動的程度,但需要的時間極短,以至于過程完全不重要,基本不凸顯。但不必擔心新人會損失出行的細節,他更不會忽略不同目的地之間的差異,這些都會在第一時間整理出來,供其選擇性深入。當然,速度不是單向的提升,即使所有的細節都絲毫不差地備份、可供選擇,新人仍舊可以選擇慢下來, 進入他所需要的過程,畢竟可以選擇的速度才是速度。當然,絕大多數新人會遵從速度的安排,因為沒有任何損失。還有不少新人根本不需要行,因為沒有必要。
新人之所以新,絕不是因為在吃穿住行方面, 較之于當下,有了升級乃至于質的飛躍。新人之新在于,他完全更新了人的定義,是本質性的新。死亡不再是新人的限制,通過基因設定、器官培植、身體克隆、意識復制等,新人在肉體、意識等方面逐步免于消亡。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體驗死亡,但過了體驗期之后,新人會重新回到人世,就像被重啟開機一樣。這還是將新人限定在了現有的人的層面,他可能會更進一步,僅僅以人的大腦與意識, 而與機器完美地結合起來,達成鋼鐵之軀、不朽之軀。在此基礎上,新人還可以實現機器之間的互聯, 孤獨這一人類痼疾也就此被根治。新人之新還在于, 他屬于這個世界的極少數,享有隨心所欲的權利, 調動近乎無限的資源。與新人相對的,是龐大的純粹提供勞動的生產階層,無論是否完全由機器構成, 這個生產階層的組成部分都不可能被稱之為人。
如此一來,新人以什么方式與世界互動?某種可以被兌換成購買的行為,即使這種行為以單純消費的方式呈現,只要它帶來增長就行,而且這種增長反過來又增加了消費的能力。最極端情況下,這種互動對世界對群體已經不是必需,而僅僅對新人必須需,他需要以這種方式維持興趣與生命力。如此一來,新人仿佛已經被種種條件、設置完整地包裹起來,他是前所未有的自足的存在,因為自足而封閉,因為封閉而停止變化,而失去了生命的懸念。如此一來,新人完全原子化,不但失去了近在身邊的可以觸碰的鄰居,也失去了在遠方但是可以響應他的呼喚,給予實質性回答的同類。新人面對的, 只是提供形象反射、情感飼育的虛擬物。新人看似得到了一切,卻只握住了一面空空如也的鏡子。新人領受了科技新鮮的饋贈,但華麗的裝飾下面,卻是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陷坑,里面全是腐蝕性的液體。
這樣的推測是否過于不懷好意,這樣的結果是否過于悲觀?毋庸諱言。因為新人推開的是一扇新門,我們雙腳已經踏入,不可能轉身退出,但門后深處的景致,因為過于遙遠,現在還一片模糊,最明麗的、最糟糕的,皆可想象,何況還傳來了聲響, 深處有東西正迎面而來,已經快要分辨出來者何意。不懷好意,揣想每一處陷阱,落腳自然更加謹慎、小心,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刺激做準備的神經。悲觀前置,可以視作對人這一概念的固執,固執的背后也是對某種本質的保守。但新人之新,或者正在于去掉本質,至少讓本質流動起來。盡管,這已經逸出了目前的理解范圍。
新人只是推測,新門卻已敞開,舊人已經進門, 只等脫胎換骨。幸好門內景致尚且模糊,可堪想象, 幸好有東西迎面而來,照見它迫在眉睫。由是,所有藝術都有了著墨空間,而不需要先行證明存在的合法性。藝術甚或是唯一的光源,一切已有苗頭, 一切尚無定論,至少近身處,可以摸索、體貼,形容一二,讓人記錄在案,以備他日稽查,以備后行者參考。另一方面,目前照見的,可以決定將來看見的,腳下踩住的,常常通往將來指引的。藝術在門內,不必擔心行差踏錯,只怕裹足不前。作為藝術之一種,文學以致更具體的小說,自有其以故事為落腳的著力點,自有其以人的所指為指向的廓清目標,以此而在水落石出之前,有所作為。
小說作為之一,對準現實的蛛絲馬跡。加速度與即時性、更新與過期,不失為關鍵詞組,一應現實變化,大體都有它們的身影。或隱或顯,或強或弱,科技有科技的標準,小說有小說的敏感。電報出現,開始改變時間,蒸汽機出現,開始改變空間, 到了今日,網絡與手機將時間、空間擊碎——這是一份科技或生活簡史的內容,但早在寫信、電報、電話、微信這一加速路徑上的戀人相處模式的變化中,小說已經察覺情感保質期的縮短,即時性歡愉的容易獲取,一個人面對更多的人,同時又更經常地退回自身。更為敏銳的小說家,已經在基因工程、納米技術等的進展上,看到了人縮小至10微米級別的身高,開啟人類微紀元,以減少消耗,避開太空災難、星際戰爭的可能。
小說作為之二,推測將來的可能節點。蛛絲馬跡已有,往前再推進幾步,紛繁的未來中,推測一種可能的節點,如同必須升級的節點。節點的情景將是小說體現魅力的地方,節點中的選擇,是小說想象力的考驗,是小說家眼界、胸襟的呈現。節點與現在的聯通,其中的邏輯,相互對接的點,對普通讀者而言,必須是可以推導的。如此,一部小說才能獲得信任。
小說作為之三,始終追問什么是人。現在的人, 現在能夠理解的人,現在不能夠理解但尚且能夠接受的人。理解與接受,小說是鋪墊,至少是鋪墊之一種。此處提及的人,是一個人,一個新人,只有放置在科技發展的背景下,人才重新成為整體,所有人才可能作為一個人被談論,被設置情境,被附加故事,也只有把科技發展的蛛絲馬跡、未來節點納入一個試驗體系,人才會頻繁地受到各種煎熬, 被迫進行存亡絕續的選擇。但這并非簡單的游戲, 因為大門雖然自動敞開,進入卻是唯一的選擇。
上述種種,不過是猜測,不過是鎖定,或者是現實,或者是可能,都是靜態推演。宇宙社會學第一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到了抉擇時刻, 一切都需要為此讓路,更不必提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