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理論上，“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無疑是一個新的課題。在中國，文藝政策是文藝理論、文藝思想與文藝創作和文化治理之間相互聯系的主要方式，也是重要的中間環節。關于文藝政策的調整和變遷過程的歷史研究，有助于解釋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的創作和發展與社會生活的直接而復雜的聯系。按照英國學者雷蒙德·威廉斯的觀點，文學和藝術是人們生活方式的一種表達，不僅受到社會的各種條件和因素的制約，同時，因為情感和想象的緣故，文學藝術可以表征出一個時代，一個群體，具體個人對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和生活方式的感情和情緒，在一個時代，一個歷史時期，人們會有某種共同的“情感結構”，當然、在歷史的許多時期，以及在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不同文化語境中人們并不具有某種共同性的“情感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感覺結構”是理解和闡釋文學藝術的重要基礎。在現實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人們在經濟、種族、性別、年齡、信仰等方面的差異，同一時代人們之間的生活方式是有所區別的，因而，“情感結構”也有所區隔。然而，在社會發展的某些時刻，某個具體的歷史時段，社會的矛盾和社會性的情感得以聚焦，形成某種共識，這時的文學藝術創作常常具有相當大的普遍性和共鳴，表現出某種“情感結構”的共同性。偉大的文學藝術創作者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因為特別敏感，因此在社會發展的常規狀態下，通過他們的創作和作品，表達了某種人們心中共同性的“情感結構”。當然，要達到這一點是十分困難的，整個人類文學藝術發展的歷史證明，這種具有“永恒魅力”的藝術創作是可能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魅力正是它達到這種境界的證明。

因此。文學藝術創作既是藝術家個人的事業，也是全社會的“共同文化”，文學藝術始終在文化—社會這個理論視野中存在和發展。自從國家出現之后，特別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出現之后，藝術家、社會（國家/社會群體）、共同文化（感覺結構）之間就構成一種充滿張力的復雜關系，因此，藝術和藝術家在現代社會結構中一直處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在現代社會，文藝政策既是政府管理者對藝術家、藝術與社會關系的調節手段，使藝術創作和藝術家的情感和想象在這個場域中成為一種社會生活發展的積極力量；另一方面，文藝政策又是政府管理者宏觀調控大眾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導向關系的重要手段，以文化領導權為基礎，通過文藝政策，政府管理者可以有效地推動文化的發展進而影響社會的變遷。因此，對于現代社會的發展和治理而言，文學藝術是社會治理的一部分，而不是抵制和破壞性的力量。對于現代社會的治理而言，文藝政策的制訂和不斷調整是社會發展和變遷的重要閥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當代中國，隨著對文化治理合理性要求的提出，文藝政策的研究就理論地提出來了。以現代治理的視角回顧中國當代社會文藝政策的調整過程，研究和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對于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對于中國文藝的未來發展無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代中國文藝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后在文藝領域實施領導，進行引導的有關政策、方針和法規等，是社會主義文學理念通過現代社會政府管理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具體實施。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文化領域面臨一項新的巨大的工作，即系統和全面地實現在文學藝術領域上的文化領導權,有效地引導文學藝術創作的新的繁榮和發展，進而推動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人對文藝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作出的系統回答，為新的文藝發展和文藝政策的制定作出了較為系統并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規定和理論表述。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發展歷史經過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內容是和表現形式上有許多變化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從總體的理論問題和運作機制上看，我們認為整個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發展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美學原則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階段不斷變化和邏輯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的過程。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現象是，俄蘇和歐美左翼文論與當代中國文論和文藝政策之間始終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有著一種復雜的互動。不論是三四十年代喬治·盧卡奇的現實主義文論和關于“表現主義的論爭”，五六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還是六七十年代路易·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評”和審美意識形態理論，以及八九十年代至今英美兩國的“文化唯物主義”的理論和文學批評范式等等,都對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美學研究以及文藝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美學思想和理論原則在社會現實的發展過程中由于社會語境的變化而呈現不同的側重點，這種調整也是通過文藝政策的變化來實現的。因此，當代文藝政策史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背景就是，對中國社會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到進入全球化生產和消費格局這樣一個跨越很大的歷史變遷過程中，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和具體語境是文藝政策發展變化的基礎。一個基本的文藝觀念和文藝政策，在不同的社會基礎和文化語境中會產生出許多意義上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內涵上的，不是概念和文字上的，因此極易造成理論上的混亂。也許這是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它的基礎是中國語言文字在不同語境中的多義性，只有把這種歷史關系梳理清楚，我們關于文藝政策、文藝創作和文學理論的理解才是正確的。

一、何謂“當代”及當代中國文藝政策史的分期問題

關于“當代”的理解，一般學者采取編年史的方法，即以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起點，一直到當下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一些當代文學史也采用這種分期方法。

我們認為，“當代中國史”和“當代中國文藝政策史”是兩個不同的理論概念。前者描述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變遷的物理時間中當代中國文藝政策歷史過程，后者則是從理論的層面分析“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理論內涵，探討其具體語境與學理方面的依據。由于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也由于文學藝術的特殊性和前瞻性，文藝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往往與“先進文化”相聯系，在中國，具體地說，就是與社會主義目標相聯系，與烏托邦沖動相聯系。不容置疑的問題是，當代文藝政策的學理基礎和政治合理性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研究和美學理論研究中相對混亂和模糊不清的領域，也是許多文學論爭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作較為深入的學理分析。我們注意到對于當代中國文藝現象而言，一個重要的現象是：近代的、現代的、后現代的、當代的諸種文化語境在同一時空中以疊合的形式呈現，這種疊合性造成了文學藝術及批評理論“意義”的滑動，對于理論分析而言因而造成了相當大的困難。從文藝政策的角度講，政策的相對宏觀和抽象也為不同的文學藝術思潮和創作方法提供了足以發展的相對空間。應該看到，文藝政策既不同于文學創作中的經驗問題，也不同于文藝理論和美學中的理論問題，但與這兩者都直接相關。在藝術家，社會和政府這個現代美學的三角結構中，文藝政策處在政府這一端，但是，在現代社會的復雜治理機制中，文藝政策又偏向自由治理和個人情感這一端，這就是文藝政策復雜難解的原因。本文認為從“當代性”角度講，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第一個重要的文獻是毛澤東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基本原則始終是當代中國文藝發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制定文藝政策的理論依據。根據這一基本判斷，我們提出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歷史分期，分期的原則是“史論結“”的原則，即以重大的歷史事件為標志對文藝政策的發展過程作不同階段的劃分。這種劃分只能是從我們的理論視野對問題的理解，以及對復雜的歷史過程作相對清晰的概括和把握的必要性的角度作出的，因此，只能是相對的，隨著理論視域的轉換，這種劃分方法將作相應的調整。

從歷史角度看，有三種意義上的“當代性”作為目前我們研究當代文藝政策語境中的問題：（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對當代文藝的理解和理論的要求。在本文中，我們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理論原則看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在文藝問題上的基本要求和終極目標，在學理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關于社會主義文藝的理論的基本原則，它不應該直接成為文藝政策。因此，在當代中國文藝和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重要的現象是，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下，由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具體運用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因此，其事實上成為不同時期文藝政策的基礎，如果脫離具體語境簡單化的理解和運用自然會造成某種錯誤和理論上的混亂。

（2）一般當代中國史和當代文學史對“當代性”的理解。如果把從第一次全國文代會（1949.7）至今的文藝政策史作為“當代文藝政策史”來理解，把六十七年來不同的文藝政策和理論意義放在一個“當代性”的概念之下，那么理論上自相矛盾和混亂是明顯的，我們看到，在20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一次文藝理論和文藝政策的轉向性調整，以及十八大以來從法治和現代治理的角度重新討論文藝政策問題。如果說十八大以來文藝政策的調整也是一種理論轉向的話，它與八十年代發生的那一次轉向在理論內涵上是有很大區別的，不能簡單作統一的理解。在本文中，我們用“當代文藝政策史”這個概念來表述這個維度的歷史過程，以及重大“事件”所產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按照歷史發展的邏輯，從1949年到2015年，在66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不同形態的“當代文藝政策”，這種不同形態的“當代性”的發展變化的過程，是我們應該通過歷史研究加以呈現的。因此，在理論上有必要區分，當代史，當代性這兩個概念。

（3）在理論上，文藝政策“當代性”的基礎應該是當代的“感覺結構”。這是個既不等于社會經濟結構的概念，也不等同于情感自由和純粹形式的現實存在著并發展變化著的一種文化形態。對當代中國社會“感覺結構”的分析和把握，并與社會主義文學理念相聯系，應該是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基礎，在當代社會生活條件下，只有在對當代中國社會“感覺結構”理論把握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對文藝政策“當代性”的準確理解和理論闡釋。在本文中，將結合現代治理以及當代共同文化的建構，在當代文藝政策的學理基礎這個意義上使用“當代性”這個概念，并且將這個當代性限定在“當代中國”的理論意義上。

二、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及歷史語境

1.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及其在現代文化治理中的表達

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延安時期創立并奠定的。這一理論原則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經歷了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成為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核心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倡導文藝與社會主義目標的聯系，或者說文藝在價值取向、表達形式等核心問題上，要求文藝在內容與形式等一系列方面均實現一種審美范式的轉換,努力達到社會主義文藝的高度。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文化制度沒有完全形成的歷史條件下，這無疑是一個很高的理論要求，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中這個要求是以社會的充分現代化為基礎的。在社會現代化沒有充分發育和發展的條件下，人為地加速這個過程，在現實的發展中會出現某種偏差，在這里，文藝政策的調節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看到，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和發展，圍繞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美學原則的認識和評價一直是當代中國文藝政策和文藝思想爭論的焦點。爭論的關鍵始終圍繞著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這種爭論本身就是文藝政策調整的表現，也是文藝制度發揮調節機制的表現，另一方面，這一系列爭論也說明問題的復雜性以及文化語境的不斷變化。我們不同意對歷史問題的簡單化理解或貼標簽式的方法，因為這種方法只能使本來已經非常復雜的問題變得更為復雜，使本來應該是學術討論的問題充滿意識形態斗爭的色彩和意味。

我們應該看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理論原則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有一個具體化的過程。在具體現實語境中落實具體的文藝政策，就需要根據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情況，結合現代治理的系統發展而不斷的發展、豐富化和具體化，其中有較大的調整和側重點的變化，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需要。社會文化語境的多重疊合與文藝政策的關系問題是中國當代文藝政策的一個具有明顯特殊性的現象，在理論上這個問題不解決，或者說解決不好，就會遇到許多具體的理論上的難題，也難以制定切實可行的文藝政策以指導文藝的健康發展。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可比較的現象：歐美左翼文論在六十年代“五月風暴”之后走出了一條“政治上失敗,在學術上取得勝利”（伊格爾頓語）的道路。在路易·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歐美左翼文論在現代派文學理論、后現代理論、先鋒派研究、大眾文化研究、文化認同問題研究、烏托邦文學研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取得重大的理論進展，在西方學術界獲得了理論上的話語權。而且，十分重要的是,從路易·阿爾都塞、馬歇雷、弗·詹姆遜、到特里·伊格爾頓、阿蘭·巴迪歐、雅克·朗西埃等左翼理論家都不同程度受到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影響,受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某種影響，而且這一理論傳統直到目前都處在理論的不斷發展中。這一條理論發展線索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話語體系建設和發展的重要理論參照系，具有高度的可比較性，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此，在理論上，我認為關于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研究和解釋，應該從學理上作深入的展開和系統的研究，不應糾纏對具體歷史現象的解釋，更不能用某個歷史現象的不合理而否定整個理論的目標，或者說文化的目標。從歷史的角度看，刪除社會主義理念，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運動，整個中國的當代史是無法正確解釋的。

2.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的若干現象及經驗教訓

通過對當代中國文藝政策史的研究和回顧，我們可以作出以下幾點理論總結：

（1）在社會尚未充分現代化的條件下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文學藝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歷史悖論：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主義無疑是歷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大眾所熱望的，但是生產力水平和現代化程度的不高又使社會主義的要求要變成現實有一個巨大的歷史斷裂。由于文學藝術的想象性的特點，社會主義文學生產方式無疑就是這個歷史悖論的一個糾結點。事實證明，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文學藝術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功能，同時具有非常的復雜性，在這個歷史條件下，政治與文藝始終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文藝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或為政治上的風向標和晴雨表。事實證明，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階段，在文學藝術領域堅持與社會主義目標與文學之間的聯系是一件非常難的工作稍不小心就會出現偏差，在當代中國的現實語境下在文學藝術領域很容易出現左傾思潮。文藝政策是一個重要的調節閥，因此，在當代中國，在不同的語境下，恰當的文藝政策常常成為推動社會發展和文學藝術繁榮的關鍵。

（2）由于馬克思在美學范式上所提出的“美學的革命”的思想，是一個理想的遠大目標，但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作為一種系統的學科體系一直沒有完成其理論建構工作，同時由于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社會文化條件的復雜性，因此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人民性、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文藝的“百花齊放”、文學批評的標準、文藝在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過程中的作用等等問題上，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其理論內涵和理論重心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就造成許多政策在實行過程中存在著某種偏差和左右搖擺的現象，在一些特殊的歷史階段（例如“文革”），這種偏差會被推向某種極端，造成嚴重的社會惡果。因此，將文藝政策建立在嚴謹的學理基礎和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通過文化治理的系統發育和不斷調整，確立動態的，不斷調整的文藝政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過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只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具體的社會文化語境制定相應的文藝政策，文藝的繁榮和“文化共同體”的逐漸形成才會逐漸得以實現。

（3）當代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以對大眾文藝為研究和闡釋為對象，或者說是以文藝的大眾性為基礎的。這里有兩個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一個是對大眾文藝以及相應的“文藝共同體”的理論闡釋和論證；其次，在大眾文藝為主導的文化格局中，精英文學和先鋒藝術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它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精英文學和先鋒藝術在什么樣的條件和語境下可以大眾化？等等。這兩個理論問題不解決，當代文藝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不扎實的，許多政策在操作過程中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偏差，由此造成不良的影響，甚至巨大的災難。

三、文藝政策的兩次調整及其理論基礎

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從美學大討論和文藝政策的轉向性調整開始的。

1975年，鄧小平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祝詞”，明確提出了創作自由的概念，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性調整，因此引發了當代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派運動和美學的大討論，進而中國社會進入了市場經濟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時期”，從朦朧詩討論開始崛起的美學原則迅速在整個文化和社會生活層面傳播開來。這次美學大討論帶動了文藝觀念和文藝政策的重要調整。文藝的特殊性、個體精神世界的重要，以及審美情感和審美經驗在社會自由治理方面的作用得到了重視。與此相聯系，以表達當代中國社會審美經驗和情感經驗的實驗性小說試驗戲劇以及先鋒派美術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在這一個歷史時期，在國家和政府層面對文藝政策作了重大的調整，個體性，主觀性的審美經驗通過詩歌、小說、戲劇、電影、音樂、美術等不同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出現了文學藝術百花齊放的局面。中國藝術文學開始在國際上傳播，在各種最高層次的國際藝術評獎活動獲頻頻重要獎項。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的繁榮推動和促進了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這個時期文藝的政策對文藝的發展和社會的現代化轉型起了積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美學轉向和文藝政策的調整伴隨著許多理論的爭論：包括關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美學思想與審美人道主義思想的爭論，關于文學主體性的爭論，關于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爭論，關于實踐美學與后實踐美學的爭論等等。美學和文學理論的爭論較好的開拓了人們關于文學藝術的性質，特殊性、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大眾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等方面的認識，促進了文藝政策向文化治理方向轉化和發展，文學藝術的相對自主性，人們審美趣味的廣泛性和多樣性開始得到尊重；文學藝術的知識產權，文藝管理的規范和邊界逐漸得到了法律的保護；審美自由、情感平等，對個體情感的尊重等人民大眾的審美需要問題在具體藝術實踐中得到更為具體的落實。

我們認為，作為社會現代化過程的一種必然現象，文藝的自律性的理論有其學理上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唯一正確的理論。從更廣闊和更深刻的理論意義上，康德的美學和海德格爾的美學模式是有理論缺陷的，在美學學理上不具備中國當代性，不足以作為當代中國文藝的理論和政策的基礎。康德美學，形式美學和海德格爾的美學理論強調審美自由的價值絕對性，強調個人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世界的不相等同，重視內在體驗，是現代主體性覺醒的重要體現，但也存在著忽視現實世界，否認人是世界的一部分的理論缺陷。文藝與社會生活的豐富和多維度的聯系被人為地割裂之后，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責任就懸置起來。在社會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在消費文化和西方后現代文化的影響下，文學藝術的精神內核在市場沖擊下軟化和脆弱了，“文學藝術的危機”甚至“文學之死”之論在學術界逐漸響起，“反烏托邦”的文學藝術表現得到了廣泛的社會響應。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時期（西方學術界稱之為“后社會主義時期”）面對市場經濟和文化產業化帶來的整個社會的信仰危機和倫理危機，在宏觀和微觀層面面對文藝政策再調整，美學和文學批評的政治“回歸”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了。

康德的美學和海德格爾的美學都是關于審美現代性的理論一種表述，這種審美現代性本質上是反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目標的基因自然沒有包括在其中。隨著改革開放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入發展，在文化和經濟領域，美學重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視野，重新成為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對于社會進步和文化治理的發展而言，人的文化習性的進步和人性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才是正常的現象也是社會機體仍然生機勃勃的表現。當代美學問題的實質是情感公平以及與情感直接聯系的人性問題，這是社會現代化和進步的真正目的。在中國，由于中國深厚的詩教（審美教育）傳統，關于社會進步的新的觀念。新的感覺結構往往通過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在社會文化層面則往往通過美學的討論的形式表述出來。因此，美學的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的現象，這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文藝政策的再調整和美學復興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學與政治再次重新聯系起來。近年來甚至在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領域，都不約而同的出現了向美學的轉向，這是不同于“語言學轉向”的一次更深刻、更重要的轉向，在我們看來這個轉向具有人類學的意義，是一種元哲學或元美學意義上的轉向。需要指出的是，這次轉向不同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學和文藝政策的轉向，因為那是一次補課意義上的轉向，許多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都有國外成功經驗和成熟的理論可以借鑒。這一次轉向，它的社會背景和現實基礎是“文化經濟”或者說“審美資本主義”時代的來臨。這一次，當代中國的美學和文藝政策的“回歸”和調整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相關調整大體同步的。因此，沒有現成的成熟理論可以借鑒。我們必須走自己的路。

為什么說這次轉向是一種回歸呢？

首先，美學在它的早期階段就是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的。不管是英國哲學家伯克的美學理論還是德國古典美學家席勒關于“美學的革命”和審美教育的理論，都十分鮮明地把審美趣味的變化與社會的政治變革聯系在一起。在現代中國，社會的現代思想雖然在中西體用之辯方面陷入許多糾纏，但實質性的社會進步還是美學的政治功能所推動的，從“五·四”運動，到延安新文化運動，到八十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到當下中國社會的文藝復興和美學的復興都是如此。

其次，在中國古代的美學思想和美學傳統中，文學藝術也是與“載道”、“美刺”等重要的政治功能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霸娧灾尽本褪沁@種理論傳統的概括和表達。在現代中國，社會的現代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美學傳入中國之后，“文化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傳統得到了現代意義的重視和發展。

再次，當代美學重新轉向社會生活。當代美學和當代藝術重新回歸現實的復雜性和矛盾沖突之中，重新強調人民大眾審美經驗的重要性，突出和強調情感公平的社會意義，這既是對現實重大社會問題的文化回應，也是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提出的美學原則的某種回歸。當然這種回歸是在充分認識到自律性美學和形式論美學的理論合理性意義上的回歸，是美學理論的進步和當代發展。

文藝政策是文藝美學理論在具體文藝工作環節中的實現，在當代社會，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我們認為文學藝術所涉及和表達的人們的感覺結構和文化心理系統是比經濟現象和經濟系統更為復雜的系統。審美治理一方面與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復雜內容相聯系，另一方面與個體的審美自由和審美趣味相聯系。因此，當代社會的文藝政策應建立在對當代社會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和主體的感覺結構的深入闡釋和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文藝政策應該建立在文藝制度（審美制度）和文化習性、審美趣味，時尚等等研究基礎之上的。當代美學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為方法，為說明文學藝術的當代性，分析當代文學藝術的獨特魅力，說明當代文學藝術在社會發展和變遷中的作用等等，當代美學必須提供建立在現實經濟基礎和社會關系的美學維度的理論證論，從而為文藝政策的制訂提供扎實的基礎。

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實踐，包括它的創作方面和作為制度的政策方面都已經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取得了包括國際上一流學者的尊重和承認。問題是,我們似乎還沒有成熟的理論對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和文藝政策的實踐給予理論化。這是一個嚴酷的現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理論挑戰，每一個美學和文學批評學者都應該面對這個現實。事實上，當代中國美學和文學理論復興的希望也許正在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