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人民文藝觀念的形成與發展是在不斷歷史化的過程中熔鑄的，又是在不斷的當下性的反思中深化的。每一次熔鑄與反思都豐富著人民文藝的內涵，加大了人民文藝與現實生活的共振頻率。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人民文藝的發展形成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40年代的延安時期，解放區的文藝大眾化運動與抗戰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蓬勃展開，建構了人民文藝的現實視角與傳統情懷。第二次是50—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墊起了人民文藝的歷史厚度與美學高度，鍛造了人民文藝的史詩意識與現代品格。第三次是80年代中期，人文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鋪開了人民文藝的社會群像與時代幅面，形塑了人民文藝的底層尊嚴和道德溫情。三次創作高潮在不同的歷史節點為當代人民文藝的發展與創新提供了豐富的文學經驗，也從文學創作層面上決定了什么樣的文藝才是當下最需要的人民文藝。

投射最廣闊的社會生活

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是現實主義文藝，現實主義因其對現實社會生活的描述與追蹤，必然成為現代以來在波蕩與巨變中行進的中國社會最可倚重的創作原則和批評方法。20世紀現實主義文藝的主流是人民文藝，因為唯有展現整體社會生活，體現歷史轉型面前集體民眾的彷徨與疾行、苦澀與欣喜，濃縮一個民族的暗夜與新生，并讓每個個體都能從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印痕，這樣的文藝才是有著時代體溫的現實主義文藝，也才是真正書寫民眾生活的人民文藝。為此，人民文藝必然是寫實的，是投射最廣闊的社會生活的，絕不針對個別群體在特殊境遇與偶發事件中的特殊體驗。

在此必須明確指出的是，在藝術反映過程中，人民文藝的廣度并不單純以生活個體的多少來體現，相反是以生活個體身上所含納的社會歷史內容的薄厚來體現。也就是說，鴻篇巨制的現實主義史詩是人民文藝，表征著鮮活集體記憶的杯水風波與一己悲歡也是人民文藝。如20世紀50年代初期展開的農業合作化大潮，影響了全中國的農民，傳統的小生產經濟如何向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轉移，是當時橫亙在民眾面前最嚴峻的考驗。他們的守望與選擇、勇毅與動搖、迷戀與痛心、接受與放棄，是挽在時代敏感地帶的一個繩扣，也是測量最廣大人民精神心理的體溫表。這一題材的文學創作，在當時來說無疑是最具人民性的選擇。至于藝術表現的空間大小，則與人民性并無直接的關聯。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意旨宏遠，從新舊兩個時代的接縫處拉開了時代變革的大幕，通過農村中各個階層對這場運動的回應與選擇，描繪了農民身上的歷史負重與時代新變，完成了為時代留聲、為人民刻像的創作使命。

馬烽的短篇小說《一架彈花機》則切口很小，表面看起來似乎敘述農村彈花能人宋師傅一人的悲欣，其實展現的是如宋師傅一樣的農民手藝人在新時代面前的困惑與失落。這一人物同樣深刻體現了這一時期廣大民眾普遍存在且有切身體驗的精神征候，即面對新舊風俗、新舊時代、新舊出路的選擇時的復雜心理。因此，判別人民文藝的標準，不能單純考察文本中所容納的現實社會生活的體量，更重要的是考察文本是否留住了一個時代的回聲，是否讓最廣大的群體感受到了在不斷綻開的生活面前自我的投影。

彰顯中國最深層文化情懷

人民文藝的表現主體和接受主體是人民，人民文藝的評判主體也是人民。這里的人民是帶著鮮明精神印記和思想圖譜，在漫長的五千年文明史中一路浩歌的中國人民，也是在傳統與現代不斷裂變的劇烈陣痛中一路跋涉的中國人民。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現實境遇，鐫刻了中國人民特有的表情與靈魂，也不斷激蕩著中國人民最深層的文化心河。故而，人民文藝必然是彰顯中國最深層文化情懷的民族文藝。

這里所言的最深層的文化情懷，并不僅僅指中國風土與中國敘事前提下形式主義的文化自覺，更多是指一種無處不在的文化土壤，或以整體性的生活方式表達出來的、具有中國形貌和中國生氣的鮮活文化氣息。而且，這種最深層的文化情懷往往通過群體意義的文化秩序、個人意義的人格氣節，以及精神意義上的鄉愁意識反映出來。優秀的人民文藝莫不是對這種深層文化情懷的彰顯。

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以深邃的目光透視清末以來一個關中鄉村半個多世紀的時代風云，以滄桑的筆墨冷峻地撫摸了傳統文化的溫潤與寒冷，通過白嘉軒這一高度骨感的典型形象，圓融地再現了傳統文化與民眾的內在呼應及其歷史性的緊張關系，讓我們深度體味到文化塑形的巨大力量。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以向喜的坎坷一生為敘述線索，勾連起冀中地區這個自給自足的生活家園，恬靜的黃昏，嬉鬧的窩棚，繁盛的集市，處處流淌著文化的暖意。尤其是向喜面對亂世的內斂與隱忍，以及在道義受到挑戰時的舍生取義，讓我們近距離地觸摸到民族人格的邊界與底色。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秦腔》則從秦腔這一關中文化的精神標識入手，通過夏天義、夏天智兩個最富有鄉村文化秩序言說權的形象，精微地敘寫了在現代化浪潮的裹挾之下傳統鄉村文化日益敗落的慘淡一幕。特別是夏天智臨死前臉上扣放的秦腔臉譜，不但揭示了現代社會演進過程中的無端與無序，更以挽歌的形式凄愴地喚醒了整個民族集體的文化鄉愁。為此，甄別人民文藝的尺度，不能僅僅考量文本的民族形式和敘事技巧，更重要的是考量文本是否激活了民眾沉睡的文化身份與文化記憶，并有在此基礎上的省思與重鑄。

內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

人民文藝源自人民正在經歷與體驗的生活，其反映方式也自然應該是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所以，對民族敘事傳統的借鑒，對民族藝術樣態的沿用，對民族審美心理的契合，是人民文藝的題中之義。不容忽略的是，隨著現代歷史的演進，社會矛盾、社會景觀、社會心理時刻處于變化之中，人民的主觀意志、生活內容與審美追求的更新也在同步進行。這就要求人民文藝的內在質素不能凝滯不變，而要追隨著時代的節拍適時而動。尤其在20世紀這個千百年來社會轉型最為劇烈、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最為凸顯的時代，如何在葆有傳統藝術質素的同時，開放地含納其他現代性的藝術質素，始終保持與時代同行的現代品格，便成為人民文藝無法回避的命題。這勢必要求中國的人民文藝更為理性、更為辯證地看待傳統與現代、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文藝必然是內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的現代藝術。

延安時期的秧歌劇改造以及20世紀60年代的芭蕾舞劇創新便是實例。1943年，在陜北傳統秧歌劇藝術形式的基礎上，延安各個演職團體以變工、生產、婚姻自主、保衛邊區等新穎主題，展現了根據地人民嶄新的生活圖景與精神面貌，一改傳統秧歌劇男女調情打趣的陳舊內容與頹靡風格。這樣的秧歌劇既是傳統的、二人臺的，不偏離傳統唱腔與表演程式的，又是現代的，展現新的歷史內容與時代氣息的。20世紀60年代，文化部、中國音協、中國舞協舉行“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座談會，芭蕾舞劇的中國化改造提上議事日程。經過艱辛的探索，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將梁信的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搬上芭蕾舞臺，放飛了具有鮮明現代品格與豐厚民族韻味的中國的“紅天鵝”。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在題材內容上完成了由西方神話敘事向中國民族革命敘事的成功轉向，在藝術表現上糅進了傳統戲曲藝術的表現技巧，建設性地革新了芭蕾舞蹈的表現手段與表現風格。同時，在采用和聲、復調等現代音樂表現技法的同時，巧妙吸收了海南地域的民間音樂，擴展了芭蕾舞劇音樂的表現空間，呈現出濃郁的民族氣派。

由此可知，無論是延安時期直扣時代脈搏的秧歌劇，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現代芭蕾舞劇的中國化，人民文藝的生命力就在于對其他藝術形式的大膽融變。這里的融變，既不是不要傳統的生硬移植，更不是不顧內容與地域的率性嫁接，而是一種將地方藝術、異域藝術融化、吸收，直至產生藝術新變的文化創新之途。唯其如此，融變后的新的藝術質素，才能真正內化為傳統藝術形態的結構性環節。

關切人民心理 鼓呼人民精神

人民文藝是人民集體生活的展示櫥窗，也是人民感情世界與精神追求的藝術畫廊。社會生活的復雜與多樣，往往對集聚其中的多數生活個體產生深遠的影響，他們的苦樂與悲歡、訴求與渴望，包括社會行進時歷史性帶給他們的委屈與無奈，便成為見證時代公正與否、制度合理與否、社會保障健全與否的醒目標尺。從人民中來又要到人民中去的人民文藝，自然要把目光投射在這些作為社會最大公約數的人民身上，聚焦他們的所思所想，聆聽他們的所需所望，叩問他們的所苦所痛。同時，又不能僅僅固守在這些原因多重的現實傷痛中，而應以合歷史、合規律的方式讓人民既看到生活的希望，又能經受起生活的考驗，更能有反躬自省的姿態，從而自覺而豪邁地走向未來。

這里所言的“希望”，顯然不是粉飾現實的浪漫主義情懷，而是一種激發人民斗志、激揚人民精神的道德情懷，更是一種正確看待現實生活的光明與暗影、正確梳理群體與個體關系、正確辨析社會主流與支流、正確透視社會性苦難與偶然性苦難的歷史理性。故而，人民文藝絕不是一心尋找社會陰影的留聲機文藝，也不是單純品咂個人苦難的放大鏡文藝，必然是關切人民心理、鼓呼人民精神的星光文藝。

回望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當代文學史，路遙的創作在這一方面可謂深得人民文藝之味。其三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從最具社會區域性特征的城鄉交叉地帶入手，以孫少安、孫少平兄弟倆的個人奮斗史，宏闊地展現了20世紀中后期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從藝術含量而言，完全稱得上一部有思想力度、有道德溫度、有現實硬度、有生活厚度的人民文藝經典。其間，孫家兩兄弟在苦難面前所體現出的尊嚴與超越，在不對稱愛情到來時的起伏與平靜，在上下求索中所體現出的求知、求變的熱情，以及在生存邏輯的困擾中不斷閃爍的人性善意與道德溫情，深刻揭示出現實生活的真諦與平凡人生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平凡的世界》不惟是一部厚重的當代社會演進史，更是一部時品時思、常讀常新的人生教科書。難怪在讀者的心目中，這部看似描寫既往歷史生活，并沒有多少搖曳多姿的寫作技法的當代作品，卻與他們的心理距離如此迫近。

當前，新的偉大征程已經開啟，新的偉大事業正在拓展，人民是這一偉大征程與事業的直接見證者與踐行者。如何抒寫他們在偉大征程中的步履，如何塑造他們在偉大事業中的形色，便成為當代作家神圣的使命。從這個角度而言，重思人民文藝的論題，重釋人民文藝的內涵，無疑有著重大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延安大學文學院）